Historian Chen Bisheng (陈壁生)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Text scholarship and its impact on the “Doubters of Anti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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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的变异与“古史辨”的兴起

陈壁生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3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10月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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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现代学术转型中,今文经学变异为“古史辨”是经学瓦解的一个重要环节。该环节的代表人物是钱玄同,其继承了今文经学的辨伪方法,将《论语》视为考察孔子的唯一真实史料,并以之为标准辨析“六经”,从而将“六经”与孔子分离开来,最终促使顾颉刚等学者得以将“六经”视为史料,考辨每一经、每一篇的时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新的古史系统。

【关 键 词】今文经学/钱玄同/古史辨

 【作者简介】陈壁生,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

民国时期今文经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廖平、康有为延续晚清的学术思路,继续以今文经学的立场,回应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另一方面是为了论证今文学说而推翻古文经典,廖平与康有为辨伪书的方法被民国新派学人所继承,从而发展出疑古史、辨伪书的“古史辨”派。且“古史辨”的最大影响,即在于以历史的眼光推翻了整个经学体系。“古史辨”的焦点人物是顾颉刚,但在今文经学转化到“古史辨”过程当中,其关键人物则是上承康有为、崔适经学,下启顾颉刚思想的钱玄同。钱玄同通过分离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使完整的六经系统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而这正是后来的古史辨派建立新的古史系统的基础。

 

  一、晚清今文经学辨伪方法

  “古史辨”表面上是一场史学运动,但因当时流行“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所以这场史学运动,也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的改革。它的论证基础,是胡适所提出的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整个中国文化,四部之书皆成“史料”。它的历史依据,是宋代以来王柏、崔述、姚际恒等志在传统学术中疑古的学者。它的理论方法,部分借鉴晚清今文经学如康有为、崔适辨析古文伪经的考证方法。这三方面资源的奇诡结合,成为古史辨派辨识古史、摧毁经学的理论基础。

在古史辨兴起之初,无论钱玄同、胡适还是顾颉刚,都认为应该“辨伪经”,这与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有方法上的联系。可以说,古史辨派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方法”史学变异的结果。钱玄同自陈所受康有为、崔适的影响道:

我对于“经”,从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才看到的。一九〇九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章太炎师专宗古文,痛诋今文)而宗今文家言……自一九一一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1]225

而顾颉刚同样也受过康有为的影响,他自述道:

《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它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餍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2]卷一23

但是康有为辨伪经的目的在于识真经,正因为今文经与古文经不能两立,要彰扬今文经之一王大法,就不得不辨析古文经之非。而钱、胡、顾之辈继承今文经学,事实上是专取其方法而舍其目的,其“辨伪经”的工作,是将经学视为史料,从而构建起“科学”的中国史。因此,他们在采用康有为、崔适二君辨伪经、伪史的方法的同时,又宣称“超越”了今文经学。钱玄同在1921年3月23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道:

我前几年对于今文家言是笃信的;自从一九一七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我现在以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说流行,失其真相的,两者都难凭信。[1]225

而到了作《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的时候,钱氏又谈道:“至于把古文经打倒以后,再来审查今文经,则其篇章来源殊甚复杂,它的真伪又是极应考辨的。但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历史家’的立场上才配说。”[1]140他认为,必须对今文经典一一分析、疏证明白,“方能作古代种种史料之用”,而且“这类工作是‘超今文’的”[1]210。所谓“超今文”,其实就是采用历史学的眼光。

顾颉刚同样极力撇清和今文经学的关系,在《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说:

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我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自己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3]

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中他又说:

我们要推倒古文家,并不是要帮今文家占上风,我们一样要用这种方法来收拾今文家。[2]卷一129

简言之,清代辨伪古文经典的今文经学,经过现代启蒙思想的转化,马上变成回首弑父的古史辨派。古史辨“超今文”的立场,就是将一切经典视为史料进行辨伪。而要打倒经学,将经学视为“史料”进行辨伪,就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即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因为如果按照晚清今文经学的看法,“六经”是孔子所作,那么判断“六经”的写作时间,只能断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晚期。只有将孔子与“六经”分离,才能够把“六经”看成是不同时代的“史料”,而该项工作正是由钱玄同完成的。

 

二、孔子与“六经”的分离

  新文化运动为了打倒传统文化,必须将孔子与经学分开。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观的兴起,即将所有典籍视为史料,用现代的、科学的、客观的眼光进行整理。而整理的第一步,就是“辨伪”。在这种特殊的学风中,催生出了顾颉刚及“古史辨”。

孔子删削制作“六经”,在过去两千多年里未曾成为问题。孔子作《春秋》,屡见诸《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离娄下》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都为孔子作《春秋》之明证。又见《庄子·天运》载“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至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论孔子删削“六经”,皆言之凿凿。古代学者也有疑古辨伪者,但都没有怀疑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而新文化运动将孔子与“六经”分离,事实上是出于批判传统思想的需要。

1921年,钱玄同在写给时年29岁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顾颉刚的信中,询问其筹备编纂的《伪书辨证集说》之“诸子”部分是否完成,并说:“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故‘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1]228至此,最多可以认为钱玄同受了康有为、崔适辩驳古文经学态度的影响。而顾颉刚在同日的回信既表示“先生所说集录经部辨伪之文的意思,读之甚佩”,又继续申发他的意见:

我想此书集成后,便可进一步去推翻“孔子删述六经”这句话了。六经自是周代同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了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到了《史记》,才说他赞《易》,序《书》,删《诗》;到《尚书纬》才说他删《书》,到清代的今文家,才说他作《易经》,作《仪礼》……“六经皆周公之旧典”一句话,已经给“今文家”推翻;“六经皆孔子之作品”一个概念,现在也可驳倒了。[2]卷七259

此为典型的顾氏辨析法,材料在哪个时代出现,事情就在哪个时代发生,仿佛孟子是无凭无据便说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也是不加考证就认为孔子“赞《易》,序《书》,删《诗》”。但须知孟子、司马迁也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学者,所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在任何一个理性、科学的时代,只要问一句“认为《论语》没有记载的事情就都不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何以用《论语》之无载,怀疑《孟子》《史记》之真实性”,就可以让人们对顾氏的立论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但在一个新学将打倒古学视为“文艺复兴”的时代,对经学和孔子感情上的厌恶代替了理性的思考,而中国典籍的史料化,又为这种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学术渠道。为顾颉刚之说作论证的,是他的老师钱玄同,钱氏亦未曾掩盖他的学术目的:

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1]233-234

钱氏长于古学,而“六经”为孔子删述或制作是经学的基本预设。在今文经学中,孔子作《春秋》,删《诗》《书》,订《礼》《乐》,以成孔子一王大法。至康有为,则认为春秋战国诸子皆改制、创教,孔子也改制而制作“六经”。而在古文经学中,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古圣王政教经典,因孔子整理而得以保存。发展至晚清,章太炎也认为孔子是“古之良史”,删述“六经”,保存了古圣王的文献。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正因为其作者是上古历代圣王与被称为圣人的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也正因为他在时代变局中,通过“六经”的删削制作,向上总结、继承尧舜以来的政教文明,往下预示、开拓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文明格局。因此,“六经”与“孔子”的关联,是经学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也是后来的“孔教”之所以成立的基石。

孔子与“六经”的分离,最早是在“史料”说与对史料的“辨伪”中发展出来的。钱氏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说:

“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1]138

既然把经学全部视为史料,那么整个中国文化所讲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当作学术研究的史料,而今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理性”地重新审查这些史料。如前文所述,《孟子》《庄子·天运》《史记·孔子世家》皆言孔子删削“六经”。但是,如果将这一切都当作史料,则其都有被重新审视的必要。而在反传统的感情超过科学理性地看待传统的时候,《孟子》所言,只是其个人的意见;《庄子》所说,只是战国后期形成的看法;司马迁之说,只是汉初人的观点。这些意见、看法、观点,即便并不矛盾,也无一可以天然成立,无一不用质疑。钱氏1921年写给顾氏的信中说:“咱们欲知孔学之真相,仅可于《论语》《孟子》《荀子》《史记》诸书求之而已。”等到1925年发表此信,他加了一个附注道:“这是四年前的见解,现在我觉得求孔学只可专据《论语》。至于《孟子》《荀子》《史记》中所述的孔学,乃是孟轲、荀况、司马迁之学而已,不得遽目为孔学。至于解‘经’,则古文与今文皆无是处。”[1]225-226

此间,钱氏在1923年5月25日写给顾氏的信中,谈及他的心路历程,讲明了他从今文经学转向古史辨的过程,他说:

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为的《伪经考》和崔觯甫师的《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的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近来看叶适的《习学记言》……和其他书籍中关于“惑经”的种种议论,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后来的儒者“托古”的部分;《论语》中道及尧、舜、文王、周公,这才是孔丘的“托古”),“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我现在以为——(1)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2)《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1]237-238

钱氏之说,因直接挑战了整个中国文明的中心问题,所以放在古代思想中可谓石破天惊之论。但钱氏之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争论,反而引起许多共鸣。他的立论基础是《论语》,他认为:“我们要考孔丘的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239五四时期疑古的人们一般都相信《论语》大体是可靠的,因为假使连《论语》也怀疑,那就可以直接怀疑孔子是否真实存在了。钱玄同认为孔子和“六经”没有关系,最直接的依据就是《论语》。他把《论语》中关于《诗》《书》《礼》《乐》《易》的内容都抄出来,以此来证明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当时不止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周予同等学者皆是此种思路。

例如《春秋》,钱玄同发现《论语》中没有一句涉及《春秋》,因此他说:

关于《春秋》的话,简直一句也没有。“答子张问十世”和“答颜渊问为邦”两节,今文家最喜征引,说这是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我们仔细读这两节话,觉得真是平淡无奇,一点也看不出是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且《春秋经》《公羊传》《春秋繁露》中也并没有和这两节相同或相近的话。这样一件大事业,《论语》中找不出一点材料来,不是极可疑的吗![1]242

此后的1925年、1930年,钱氏又分别致书顾颉刚、胡适征求意见,顾氏之意与钱氏同,胡氏答书大意为“我们在今日无法可以证实或否证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但“所谓‘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过是说,孔子始开私家学者作历史的风气。创业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是不全是今所传本)也不见得比‘断烂朝报’高明多少”[4]。对于孔子是否作《春秋》,怎样作《春秋》,在经学内部是关系重大的问题,在胡适这里却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到了1931年,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写了一个题为《重论经今古文问题》的序言,其中说道:“其实《五经》中,惟《春秋》为孔子所作;其他四经,有成于孔子之前,有成于孔子以后的。”[1]167大概是他得到的支持太少,不好意思坚持原来的见解。这种以《论语》中找不出关于《春秋》的材料来证明《春秋》非孔子所作,彻底罔顾《孟子》《庄子》《史记》之说,完全是古史辨理性主义的傲慢极端化的表现。《论语》本为孔门后学编辑孔子言论之书,《春秋》获麟绝笔,次年孔子即逝世。《论语》中孔子语录,最早者或为《颜渊》,最晚者或为《泰伯》。其时间可考者,多在孔子作《春秋》之前,且《孟子》《庄子》《史记》皆明言孔子作《春秋》,治《春秋》。如果不是极力要诋毁孔子,破坏传统文化,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对于《诗》《书》,钱氏列《论语》中关于《诗》十六则,关于《书》四则,以为:“这十六则中,找不出一点删《诗》的材料来。”其又言:“关于《书》的四则,也找不出一点删《书》的材料来。”[1]242-243钱氏之说,以《论语》言《诗》《书》而不涉及删《诗》《书》之事,便断言孔子不删《诗》《书》,仍然不免疑古过勇。关于孔子删《诗》之说,最明确的记载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5]钱氏之后,对《诗》的研究,著作迭出,而怀疑之风,肆若狂澜。如傅斯年讲《诗经》便云:“‘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6]孔子教学,早在其中年时期,所用教材,即有《诗经》。那么《论语》言“诗三百”,正是孔子所删之后的诗三百,孔子屡言,理无足怪。而后世引《诗》,多出孔门定本,故多与今所见三百篇同,理无不可。至于孔子删诗,保留郑风之类,前人已辨之极详。

对于《礼》《乐》,钱氏认为“乐无经”,但从《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推断出“倒是这个没有经的乐是经过孔子整理的”[1]243。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钱氏说:“我以为孔子制礼之说虽未尽当,然亦非无征之谈,比周公制礼之说高明多矣。”[1]155钱氏认为孔子制了《仪礼》的一部分,如“三年之丧”,而《周礼》则为刘歆所伪造,《二戴记》都是东汉时期所编。

至于《易》,钱氏仍据《论语》言《易》三则,说:“这三则不特不足以证明孔丘曾经赞《易》,而且反足以证明孔丘与《易》无关。”[1]243

钱氏等人之论,主要问题在于只以《论语》为标准,并且认定只有《论语》记载的是真孔子,其余诸书都是后儒的虚构。这种极端的眼光,使钱氏等人只从《论语》中寻找关于孔子的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答案不存在,则任何问题都是伪命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论语》的性质——它只是孔门后学所编的记录孔子一小部分言行的书。孔子一生的言论行事,何其丰富,而《论语》一万一千余字之实录,何其简略!要是它书与《论语》所载矛盾而怀疑之,尚可理解。而《庄子》《孟子》《史记》与《论语》全无半点抵牾,却根据《论语》判断它们所说皆非,这完全是滥用理性的表现。

孔子与“六经”的分离,是“古史辨”的基础。只有将“六经”从孔子所在的时期分离出来,现代学者才能将“六经”安排到不同的时代之中,进行“辨伪”和“考古”。钱氏在论述“六经”与孔子无关之后,即言:《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书》,“似乎是‘三代’时候的‘文件汇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礼》,“《仪礼》是战国时期胡乱抄成的伪书”,“《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两戴记》中,十分之九都是汉儒所作的”;《易》,“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崇拜的东西”,“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春秋》,是“断烂朝报”和“流水账簿”[1]245-247。钱氏的这一思路,即为“古史辨”的正统路数。一旦将“六经”从孔子手中分离出来,“六经”便可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而研究者也得以重新排列这些史料,并进行历史研究。

在现代学术转型中,钱玄同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过渡人物。盖钱氏学出章太炎,又中途改辙,被康有为、崔适所影响,他是从经学内部出发来打倒经学,与胡适、顾颉刚们从经学外部否定经学不同。钱氏否定经学之激烈,又有过于胡适者。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皆变故说,创为新论。今文学尊孔,至康有为、崔适而无不用其极,以推翻一切古文经书;至钱氏,用其无所不用其极,以废其尊孔。古文学尊史,至章太炎而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化经为史;而钱氏复用其无所不用其极,而废其尊史,变为史料。钱氏两用,遂开“古史辨”之先河。

 

三、孔、经分离下的古史辨

  “六经”与孔子脱离关系,成为不同时期的史料,是古史辨的立论基础,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论皆然。古史辨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2]卷一181其论孔子则言:“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2]卷四12古书本来就不多,流传至今的更少,《论语》中说舜是圣君,其难道就不能再是《尧典》中“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孟子》中的孝子模范了吗?《论语》中称孔子是君子,其难道就不能再被称为圣人了吗?顾氏将孔子与“六经”分离,经说分属于不同时代,其真实意图在于瓦解经学。在1935年写的《崔东壁遗书序一》中,他论证辨伪古书最终将“六经”分属于不同时代,并总结道:

经了这一分,而后经学解体,孔子不再可能成为教主。可见辨伪的工作,在我国旧有学术里比较富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秀遗产。我们应当吸收其精华而淘汰其糟粕,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与迷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史料学来。[2]卷七166

顾氏在1979年3月至1980年9月之间所书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更明确道:

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2]卷一173

上引二说,前者迎合民国时代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学风,后者借用马克思主义将孔子视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埋葬经学。

经过钱玄同、顾颉刚的努力,经学在学科上彻底被纳入史学,在价值上彻底被瓦解。且钱、顾二人处理经学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现代学术转型之后的“历史”学科建设,其特征就是将经学视为史料,并用各种历史理论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在这种研究中,经籍之所以为经的意义,已经丧失殆尽。构建中国古代历史,经书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不能将作为古史材料的经,与经学本身混为一谈。

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明确地宣布了中国一切典籍的史料化,并对其进行科学整理的方法。这种态度不仅全面颠覆了经学的价值,而且颠覆了经学的研究。经学史料化之后,经书中的记载被当成是最古老的历史——并且是“伪史”来重新审视,从而形成了“古史辨”运动。而整理国故与随之而来的现代学术分科的全面建立,则把经书分散到几个学科之中,经学也随之完全消失。

 

 【参考文献】

[1]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顾颉刚.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31.

[4]胡适.胡适全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90.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36.

[6]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