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Jiang Baolin (蒋宝麟) on the southern, conservative school of historical writing (Xueheng 学衡)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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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南派”——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认同与“学派”分际

蒋宝麟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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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其中,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多被视为南方“旧学”的重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该校史学系的师资结构大有调整,学术风格也有很大变化。但在这些变化的背后,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学南派”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间的“疑古/信古”或“科学/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实在“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上。“学派”的分际更多地表现本学科欲在学界独树一帜、与他人立异的层面上。同时,现实权力之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民国时期 中央大学 历史学科 学派 学术认同

1923年,尚为大学历史系学生的陈训慈提及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学者常不能共通声气”,这实乃“不幸之现象”。①以上所言,治学取向的“新旧”和地域上的“南北”成为判断是时学术派分的标尺,这不仅是各地学者“不通声气”的隔绝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彼此间的对立。

 

陈训慈或有亲身感受,他所在的东南大学向以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对峙而闻名,常被当时的舆论界和当下研究冠以“旧”或“南方”之名。②如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9月在南高师基础上成立东南大学,1923年秋两校合并)的《学衡》杂志以反对新文化派白话文运动为指归。《学衡》健将胡先骕在该杂志停刊后多年指出:“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今年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而《学衡》得以植根的背景正是东南大学的“朴学精神”:南雍师生反对“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不问华夷,不问今古”。③虽然南高、东大以融合古今中西为期许,但在北方学人看来,南高、东大的学术风气实为守旧。此种印象一直延续至今。如杜正胜提出:近代中国的学派有“趋新”的北大和“守旧”的南高之分,两相对立。④但是,不仅历史上北大和南高、东大为“变量”,学校、学术机构和学人轮替频繁,而且学术的“新”与“旧”也应限定在相对意义中进行考量。

 

1927年之后,因政局转变,东南大学被改组为中央大学。从东大到中大,不仅有学校政治氛围的转易,而且学术文化层面亦有“变”的一面。这种“变”既有学术理路的逻辑衍化,其中包括学人、学派的分合因素,而且还有政治社会方面的造因。

 

近年来学界渐多关注民国南方学术(主要包括南高师和东大的所谓“学衡派”、“南方国学”、“文化保守主义”、“章黄学派”、“史地学派”和“南高史学”等)⑤,但表现出较偏重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而相对忽略1927年后的中央大学的倾向。更应注意的是,大学及其下属院系为“现代性”的学术机构,本不同于学缘上的师承、地域上“学派”或同人刊物,⑥故而构建完整的“学术谱系”反而遮蔽那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响后学者在历史视阈中考察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文化流变。本文以中央大学历史学科(1927-1949)为个案,考察其治学取向、课程结构与学术认同以及所谓“学派”建构之间的关系,并涉及“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分际和权势争夺。

 

一、治学取向与学术认同

 

1931年12月,新的国立四川大学合并成立后,文学院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各学系课程标准问题。当时国内各大学文学院课程各异,川大文学院同仁认为,关于中国文学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则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脑,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则以研求纯文艺以期创造新时代之新文学为主脑”,文学院院长向楚表示,对于中国文学“自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关于各大学历史系,“一为偏重历史整理方面,北平各大学每系如此;一为注重历史智识之研究,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即如此”,何鲁之提议川大史学系应以“对史学上之智识之研究”为主。⑦显然,川大文学院与中央大学同调。他们看待中大文系以“中外新旧”为划分标准,而对中大史系的态度却并不以此为据。

 

1936年周予同发表《纬谶中的“皇”与“帝”》一文,开篇即提“年来国内治中国古代史”分四派:“泥古”、“疑古”、“考古”和“释古”。⑧五年之后,周予同再作宏文,系统阐述了五十年来中国新史学的流派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新史学应按“史观”和“史料”之侧重划作两大派别,其中“史观派”中又分为“儒教史观派”和“超儒教史观派”,前者再分“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和“受今文学派影响者”,后者再分为“疑古派”、“考古派”和“释古派”。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即受章学诚和章太炎的影响,如张尔田的《史微》、陈汉章的《史学通论》和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这一派史学并没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真正开启中国新史学的是受康有为和今文学派影响的史家。周氏对于中国史学流派的划分颇具影响力,在他看来,章太炎和柳诒徵等人的古史研究虽有影响力,但还够不上“新史学”,而先前提到的“泥古派”更被他剔出论列,连发声的资格都被剥夺,只是说他所指的“泥古派”就是冯友兰说的“信古派”,而接近钱穆说的“传统派”。⑨

 

中国史学本无“疑古”和“信古”的派分,随着近代以来新史料和出土文献的发现以及“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同史家对于新旧史料态度的差别导致看待古史体系的视差。特别是随着顾颉刚“古史辨”运动的开启,全面揭开了中国史学界关于古史体系的论争。

 

“信古”是“疑古”的对称。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刘掞藜师徒曾对顾颉刚的疑古观表示强烈不满,因顾释禹为九鼎动物(虫)而引发了当时影响巨大的学术争论。用顾氏自己的话讲,他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顾颉刚“着了魔”,于是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反驳顾颉刚,来回打了半年的笔墨官司。⑩在双方交锋过程中,顾颉刚隐约揶揄对方守旧不化,但似乎并没有点明其“信古”。不过,支持顾颉刚和钱玄同疑古的魏建功将柳氏师徒归为承认任何史籍“古今共信”。(11)顾颉刚的老师胡适也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12)胡适之言意旨在于为今后中国新史学指出南北学术融合之路,但同时也将南方史学(尤其是东南大学)与“信古”间画上等号,凸显南北史学分际。

 

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史学系(抗战期间改名历史系)庶几面目全非。实际上,1925年柳诒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大任教。此外,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有几任系主任陈汉章、朱希祖和金毓黻还是北大旧人。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金毓黻为本系历史学会主编之刊物《史学述林》题词曰:

 

本校之历史学系,具有二十余年之历史。盖自南京高师之史地科、东南大学之史地系,逐渐衍变而成,且继长增高,以至于今日,甚矣其难也。尝谓吾国古今之学术,因长江大河之横贯,显然有南、北两派之差别。……史学亦然,廿载以往,北都学者主以俗语易雅言,且以为治学之邮,风靡云涌,全国景从。而南都群彦则主除摒俗语,不捐雅言,著论阐明,比于诤友,于是有《学衡》杂志之刊行。考是时与其役者多为本校史学科系之诸师,无以名之,谓为史学之南派,以与北派之史学桴鼓相闻,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今校长罗君治西史有声,曾为北派学者之健将,嗣则来长吾校,将满十年。向日以为分道扬镳不可合为一者,今则共聚一堂,以收风雨商量之雅。盖学术以互竞而孟晋,譬之江河分流,以俱注于海,其趋不同,而其归一也。……夫学问之道,以求是为归,何必尽同。本系诸君应勿忘往日史学南派之历史,以共树卓然自立确乎不拔之学风,因而相激相盪,与以有成。(13)

 

金毓黻,辽宁(奉天)辽阳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1936年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金氏以上述语,一方面强调中央大学历史系延续南高东大时代的“史学南派”的学统和南北学风的差异;另一方面,又表明此时的中大史学已是南北“共聚一堂”,而且他本人与校长罗家伦类似,为北学南进的代表。话虽如此,但中央大学的史学形象在同行们的眼中恐怕还是更近第一层意思。

 

1952年4月2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厚宣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做自我检查,称自己以前“受北大、史语所胡适、傅斯年的影响”,讲究史料分工,“精专而狭”,看不起南京的中央大学历史系。(14)按胡厚宣1934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即由傅斯年招致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长期从事甲骨文和先秦史的研究。“自我交代”内容虽囿于特定的政治语境,不过出身北大—史语所正统的胡厚宣,其口吻与20年前胡适批评柳诒徵“不曾受过近代史学训练”,所以对史料的估计和材料的整理“都不很严谨”却如出一辙。(15)两位胡先生对中央大学史学的印象其实并非全无来由。

 

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建校之初,以“打倒东南学阀”为立校宗旨,积极贯彻“党化教育”,给世人以一种政治激进的形象。(16)1927年夏秋之交,赋闲在家的北京大学老教授陈汉章先后接到第四中山大学和尚在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北大的邀请电函,两校都邀他重执教鞭,但均被其婉拒。其中,四中大方面由柳诒徵致函相邀。陈汉章在复信的初稿中称:“若马首北向,或有反革命之嫌;若燕处南羁,不无入民党之诮。”(17)不过,陈汉章最后还是应邀于1927底赴南京,任教于第四中山大学史地系(后史地分系,单设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直到1931年初。(18)

 

陈汉章在清季即以经史之学名世,民元起在北京大学授课,属学界耆宿。新文化运动期间,陈汉章的学问在北大已属边缘,于1926年夏离京返里。顾颉刚入读北大哲学系时,陈汉章曾教“中国哲学史”一课。当时顾颉刚发现陈先生在课上提供了无数材料,开拓了学生的眼界,但顾当时已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都是“靠不住的”。(19)

 

在顾颉刚的眼中,陈汉章虽博学,但过于信古,或与柳诒徵治学有相近之处。顾氏的疑古受今文经学影响极大,所以曾经被他视为学术偶像的章太炎由于是个“纯粹的古文家”,固守汉代古文经学本位,故“对于章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20)

 

宽泛而言,陈汉章南来颇具象征意义,表明在东南大学改组后,学校政治氛围虽新,但学术取向却并未完全转向。这一点与同时期黄侃等人南下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术影响很相似。而中文系黄侃、吴梅、胡小石和汪辟疆等人也与陈氏颇多往返,在南京时常组织诗社,共聚雅集,酬唱应和,颇有传统文人交谊之风。(21)

 

陈汉章加盟中央大学使得以往南北史学的新旧对峙得以延续。正如顾颉刚对陈汉章的观感,新派学者大抵批评旧学者不承认或不运用新史料。陈汉章则争锋相对,对史料的新旧有另一番理解。他在中央大学开设“史学通论”课,其中讲到史料之取资问题,认为:“世之矜言改造新史者,必先蒐集史料,抑知新史必从旧史,蜕化而出。……以徵实方法治史,史料何所为新旧耶?”(22)

 

近代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趋向是经学走向边缘而史学走向中心。(23)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许多老辈史家的学术取向尚在经史之间。陈汉章在中央大学时曾著《史通补释》一文,由柳诒徵作序。柳氏认为:“伯弢先生治经,兼用今古文二家家法,以之治史,亦洪谶举毕”,陈氏《史通补释》用的是“古文家治经之法”。经史不分,是新派史家批评旧派学者学蔽的主要根据。但在柳诒徵看来,陈汉章此法颇善,并暗中批评新派学者,“读其书者,不能论其世,徒泥文句之迹,高谈疑古,是锲舟求剑也”。(24)或许,此种研究史学的路向予四川大学同行视中大史学系的特点为“史学智识之研究”的印象。

 

二、课程标准与新旧转化

 

在时人眼中,南北两大史学系有“智识”和“整理”之分。而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标准的确有独到之处。1928年春,缪凤林在中大任教时,制定《中央大学历史课程规例》,阐明中大史系之旨乃“注重实用”,缘于“史为经世之学”,这“较之时人以考据空想为史学,或称为史而学史者,颇有不同”。(25)缪以史学为经世之学和反对考据空想的说法,实针对当时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而发。(26)又1930年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之旨为:“在研究历史之重要智识,期以阐明历史对于人类社会之关系,并策专精研究之效,盖稽古所以知今,故讲明历史最有助于事理之观察与推断,分析言之与本国史则注重政治文化脱变之因果,庶可明其利弊,知所兴革。……”(27)可见,中大史系的学术风气的确偏于“智识”一线,“明利弊”和“知兴替”也体现了不同于纯考据的“经世致用”倾向。

 

但还应注意到,以上倾向也存在一定的变数。据1933学年上学期中大史学系选课指导书显示,史学系设置方针有四:一、养成治史之专门人才;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三、研究外国历史并探讨其治史之方法;四、培养中学历史学科之师资人才。(28)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一点,似乎与十年前北平史学界的风气十分相近。

 

大体而言,除去南北学人均有的个体差别因素,从学系方针与课程标准的大框架来看,到中央大学初期,“南派史学”在治史取向上仍与北方有重大差异,但也不能忽视其趋同的一些方面。相近趋同一方面体现在交涉方面,另一方面也与“边缘—中心”的转移有关。

 

朱希祖从1919年底至1931年初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对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基本社会科学作为“史学应有之常识”,纳入史学系本科课程体系当中,力图“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29)从学派渊源上看,朱希祖属太炎门人中之正统,但治史理念与方法却深受欧美史学的影响,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30)他在北大史学系推行的课程改革正是其史学观念的体现。在中山大学短暂任教后,1934年春朱希祖赴南京中央大学。

 

当朱希祖到新学校时,发现史学系学生“多受缪凤林等教育”,所编讲义“以详赡为主,且用文言”。可能是朱希祖初到中大史系,看到与北平各校历史系迥异的风气,他告诉欲来中大任教的罗香林(清华大学毕业)“练习文言,淘汰冗长文句及新滥名词”以做准备。(31)朱氏在中央大学时,虽看到不同于北方史学的一面,并未全然以旧换新,但也不同于出自同一师门的黄侃南下任教的意义。(32)

 

关于抗战初期的部定各院系课程标准,时任中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曾专门拟就《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一文,陈述对统一课程标准的见解。首先,朱希祖认为:“大学与中学异,中学课程表,必须整齐划一,不可参差,大学则延请人材,不能一致,设备方面,亦不能一律”,所以教育部“不能制定一表整齐划一之”,而“只宜规定原则”。其次,他指出,“以历史学系而言,因造就史学人材目的不同,故各大学所设课程亦异,有注重应用者,有注重学理者”;“然就注重学理而言,其目的亦有不同者,例如以发明历史真相为主者,则除普遍史(包括文化史)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为必修科目外,尚须以考古学、地史学、人类学、人种学、言语学(包括吾国之文字学)、人文地理学等为必修科目,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史为选修科目,或选修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以辅之。以发明历史真理为主者,则除普遍史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为必修科目外,尚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哲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目,而以各种专门史如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等为选修科目,或选修人文地理,人类学以辅之。若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其内部多有相通者;史学史及史籍举要,其内容亦有相通者,各用其一种,不必重设。”最后,他建议历史学系的课程原则为:“第一,造就史学人材之目的,宜确定标明,然后分别拟定课程。第二,中外历史,不宜偏重,普遍史必须完备。第三,须以社会科学之若干门为史学基础。第四,基本历史辅助科学必须完备,如上列考古学等六种,或以心理学等四种。第五,不得因人而设范围狭小不甚重要或重复类似之科目。第六,学分及钟点,不得太少或太多,须照规定标准办理。至于科目分配之多少,分代史划分之长短,半学年一学年之伸缩等,皆由各大学斟酌实情,自由排列,以不违原则为限。”(33)从《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中提到的“须以社会科学之若干门为史学基础”一语来看,朱希祖对中大史学课程的设计延续了其一贯思路。

 

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学系必修科目有: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中国断代史、西洋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中国地理、西洋史学史或史学方法、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34)选修科目有中国史部目录学、传记学、史籍名著、史前史、考古学、世界地理、制图学、人类学、文字学概论、社会心理学。(35)与此相比,中央大学史学系课程中则增加了社会科学类的必修科目: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也被列为选修科目。(36)

 

朱希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他在离开北京大学后,北京大学史系原先“社会科学史学”的课程标准调整为以史料辨析整理为主。(37)在教学上,北大史系的考据风气重返中心,而朱希祖却将昔日北大史学风气南移到中央大学。北平学界的“科学方法”考据自期以非经学化的路向整理史料,较之南方“传统”史学,自我定位为“新”。但与更西化的“社会科学化史学”相比,反而不够新。中央大学史学系体现出南北新旧的转化,颇具吊诡意味。

 

当然,朱希祖在中央大学史学系(1940年后改称历史系)的课程安排或许仅能代表他自己。而且就他个人的治学方法而言,社会科学化的史学似乎只是“取法乎上”,实际研究基本还是落实在具体问题的层面,以考据为主。

 

朱希祖的继任者是金毓黻。金毓黻在北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朱希祖,对他一直执弟子礼。不过,金毓黻对历史系的整体规划似与乃师不完全相同。1941年6月30日,金毓黻为诸生讲《治史纲要》,涉及本系治史的三大纲领:第一、以研究制度文物为中心;第二、以求通重于求专;第三、以养成学问欲为系风。附各条缕析说明,其中研究“制度文物”之原因为中大历史系侧重研究中国史,以正史志书等为研究对象;而“求通”主要体现在注重通史,避免支离破碎的治史方法。(38)桑兵教授已注意到此点,金氏所指以研究文物制度为中心,其实就是关注正史即政治史,与清季至抗战前所有新史学的主张颇异其趣,而是回归中国传统史学的正轨。(39)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金毓黻在中央大学侧重制度文物(正史)和通史,恐怕与“南高史学”的传统更为相近,与史语所那种“窄而深”的专题式研究区别较大。由此来看,前引《史学述林》题词,金毓黻告诫诸生勿忘“史学南派之历史”,颇可玩味。

 

金毓黻在1949年前主要的研究范围大致为东北史、辽宋史和中国史学史,研究题目一般比较具体,但他一直向往通识之学。虽然他和柳诒徵没有丝毫学术渊源,但对柳氏之学很是青睐。当年顾颉刚与柳诒徵围绕《说文》与古史真伪问题展开论争时,金毓黻并不同意这位北大学弟的观点,觉得“柳氏之论,不愧通人”。(40)其后又认为“柳诒徵之学识固有可议,而其博闻多识亦自有不可及者”。(41)直至1960年,他仍将柳诒徵列为“平生所敬事之人”。(42)

 

金毓黻在北大时曾上过陈汉章的“中国通史”课,他和顾颉刚一样,觉得陈的课“繁称博引。累数百翻而不能终其物”,讲述上古史喜欢用一些“荒诞无稽”的古书而不加裁减,所以引发学生的不满。但若干年后,当自己渐入老境时,翻读陈汉章的《辽史索隐》,出于自身研究的经验,遂生敬佩之情,对于陈氏“博综取约,允为传作”的读书方法十分认同。(43)换言之,金毓黻认为治史不能拘囿于片段的史料文字,而更在于知人论世,由博返专。但有意思的是,朱希祖却认为这个北大时期的老学生治学虽“忠实”,但“仅能搜罗历史材料而不明历史之为何物”。(44)

 

从1942年起,贺昌群长期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46年起担任系主任。贺氏治史学属“自学成才”,既未受过大学专业教育,又无明确的师承,也很少看到当下的史学史研究将他归入哪一派哪一系。1947年,他曾与当时服务于中研院史语所夏鼐谈及中央大学的“东南派”教授,表示颇多不满:“文史方面,柳诒徵门下三杰,龙(张其昀)、虎(胡焕庸)、狗(缪凤林),皆气派不大,根柢不深”,而且他们主持的《学原》杂志在缺少新人文主义者主持的情况下,比《学衡》更差。然而,恪守考据的“京派”学者,“更觉其支离破碎”,考据不可能再成为思想界的主流。(45)贺昌群自非“东南史学”门中之人,但亦非北平“考据史学”的同调。

 

所论或许挂一漏万,陈汉章、朱希祖、金毓黻和贺昌群的治学取向和期待并不能涵盖中央大学史系之整体,系内师生研习古今中外历史各有由致。总之,“史学南派”的“学术传统”虽为变量,但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南北学术的对流与差异。

 

三、理念、权势与“学派”分际

 

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后,文史两系出现的最大变化即北方学人南下。南北交汇赋予学术以新的蕴涵,又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东南大学的“学术传统”。但是,在相容的同时,由于理念和权势上的差别,南北新旧间又往往存生几许隔阂。

 

1930年,清华学校毕业的留美博士雷海宗出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他曾委托胡适和梅贻宝代邀此时在史学界正如日中天的顾颉刚南下任教,但被顾拒绝。(46)另据陶希圣回忆,1931年他在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时,校长朱家骅曾对他说:“一个大学的学风,以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为枢纽”,朱计划一步步对中大文史两系进行充实,据说已经约顾颉刚前来任教。(47)

 

关于中央大学两次邀请顾颉刚南下任教,尚无翔实资料辅证。不过以常理推断,雷海宗主治西洋史又非本校出身,不同于东南大学旧人以及陈汉章,故能力邀顾颉刚加盟。而朱家骅与顾颉刚交厚,前者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曾延揽后者,出长中央大学后邀顾,至少在姿态上是很有可能的。顾颉刚之所以没有南下,一方面是由于顾喜欢燕京大学平静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顾颉刚的疑古观念与南方史学存在根本分歧也是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学者颠沛,许多人为研究工作和生活计,往往辗转多处单位。当时顾颉刚在重庆中央大学就有一番短暂的执教经历。1941年10月,顾颉刚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之邀赴重庆主办《文史杂志》,11月又应中央大学新任校长顾孟余之邀在中大兼课,1942年3月任中央大学专任教授。(48)顾孟余是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时的旧识。原先,顾孟余欲顾颉刚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但顾颉刚“以系中问题甚多,而予初至不易处理”为由,只同意担任出版部主任。(49)若干年后,顾颉刚忆及此事,说因自己出身北大,“中大和北大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50)

 

顾颉刚的回忆或存后见之明,但他到中大后与旧人相处得的确不融洽。顾颉刚在中大时,曾介绍丁山来历史系任教。丁山出身北大国学门,专门研究甲骨文和商周史。据顾颉刚言,为介绍丁山事,“中大中没出息的同事又为我造谣言,或谓我将作文学院长,或谓将任史系主任”。(51)不过,丁山还是顺利到中大服务。刘起釪于时为中大历史系学生,他认为系主任金毓黻对历史学功力深厚,使他掌握了“旧史的系统知识”,而顾颉刚“授我以科学的文籍考辨之学,强调从传统的学术观点中解放出来,并带同我研究《尚书》”。(52)刘起釪在中大接受顾颉刚的指导,成为顾晚年最重要的学术助手之一,颇能传承乃师学问真谛。1945年刘起釪大学毕业后,继续在本校攻读研究生,此时顾颉刚早已离校,但仍担任刘的导师,丁山为副导师。有“旧”有“新”,有“传统”有“现代”,虽共聚一堂,但在学生眼中却是差别立判。

 

顾颉刚在中央大学过得并不如意。1943年初顾孟余辞职后,顾颉刚也随之萌生退意,于2月辞去中大专职。同时,蒋介石继任校长,由朱经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校内实权被本校(南高师)出身的教务长胡焕庸掌握。胡焕庸在校内的权势地位受到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而朱家骅与陈立夫长期争斗,为扩充势力而延揽学人,双方对立严重。顾颉刚虽然不再担任中大专任教授,但一段时间内仍在校内兼课。朱家骅曾两次嘱咐顾颉刚不要脱离中大,并请他拜访历史系教授沈刚伯和丁山等人,请他们也勿提出辞职,“否则胡焕庸方面更得势,学校将更糟”。(53)

 

从历史渊源上论,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当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前身之一,曾在中大历史系兼课的顾颉刚及其“疑古精神”有时也被当作南大历史系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54)一般而言,目前中国有历史传统的大学院系均会考镜学系和学科的源流,书写自己的学术史。此类“学科发展史”,不同于传统学案体必强调的“汉宋古今”学派之分。但是,若仔细思考,究竟何为源,何为流,历史上任何学术机构是否都存在“兼容并包”,某些学人或学派的自我认同和对不同大学如何认同,恐怕还需审慎思考。

 

顾颉刚与中央大学历史系擦肩而过,一方面源于当时的校政变局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而另一方面与顾颉刚的学术芥蒂有关。在当年,经历古史论争后,顾颉刚似乎对东南大学诸公的印象不佳。1924年12月,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翼谋)、国文系陈去病(佩忍)和顾实(惕生)来北京调查清宫档案,并到北大参观研究所,顾与之交往后,认为“东大三先生,柳多闻而狡狯,顾颟顸,陈则狂生也。柳可与把臂,陈、顾则气味终不投”。(55)对缪凤林,顾颉刚也无好感。在中央大学时,顾颉刚听闻缪欲兼任历史系主任,拉拢学生,对其颇不齿,“此等人心中无是非,无善恶,可叹!”(56)

 

缪凤林是顾颉刚疑古派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和柳诒徵一样,常被同业冠以“信古”(或“是古”)之名。缪凤林曾编著《中国通史纲要》一书。(57)1937年3月12日,天津《大公报》的“史地”副刊发表顾颉刚重要助手童书业对缪著作第一册(秦灭六国之前)的长篇书评。首先,童书业赞赏缪凤林书写中国通史的勇气,并称赞“这部《中国通史纲要》,很足以解除我们目前的学问饥渴”。缪著虽然只是大学课本,但在史料上极为严谨,“稍有疑问的新说法与荒诞无稽的旧史料,本书概不收录”。最重要的是,作为后期疑古派的中坚人物,童书业发现一般人印象中缪凤林是“信古”和“是古”的,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缪氏受崔述的影响颇深,并曾说:“其世愈后,传说愈繁,古史之内容亦愈丰富”。(58)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述中国上古史,开篇为“传疑时代(唐虞以前)”,将唐(尧)虞(舜)之前的历史归为“传疑时代”,其历年无法确证。在此篇中,缪凤林又详细梳理“三皇五帝”传说之由来,认为从《尚书》之义,尧舜之后才为信史。(59)童书业发现在继顾颉刚后,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弟子蒙文通和“右翼骁将”缪凤林也开始怀疑起“三皇五帝”。特别是后者,他“素来是以‘信古’著称的古史学者”,也开始有些“疑古”的精神了。(60)

 

童书业看到缪凤林“疑古”的一面,但后者与昔日学术对手却无思想共通的感觉。缪氏在《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中认定尧舜以后时代为信史,即承认夏的存在,这与疑古派有本质性区别,并与当时以甲骨卜辞证殷商为信史而殷之前为神话传疑的通行古史观也不同。缪凤林明确表示:“三古史实,自汉以前,不特非层累造成,而实系层累亡失。”缪之“层累亡失”说绝不等同于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后者视整个传统上古史系统均为神话传说构建,乃“伪史”;而前者认为先秦典籍所载古史传说,“苟非汉后伪托,疑皆有所本,且皆经层累亡失之故而仅存者”,是信史不全。(61)质言之,现存的上古史传说(如三皇五帝)经历年传衍和史籍亡佚,已人言言殊,但皆有所本。这种治学取向上的区分,往往造成学人间的隔阂。刘起釪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曾同时受教于缪凤林和丁山两位老师,缪“强调我一循原所承之学,不骛新奇之说”,丁则“授我以甲骨文金文知识,希望我同他走王国维先生的治学道路”,而且二人“彼此相轻,每至诋斥对方为不学无术,往往言语激越,使我感到适从为难”。(62)

 

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傅斯年在北平出版《东北史纲》第一册。(63)该书甫出版,柳诒徵的两位学生郑鹤声和缪凤林即发表书评,对傅著均持批评态度,且言语比较激烈。关于这一点,王汎森先生已注意到,二人对傅斯年的批评与“南高系统”对北大和新文化运动抱有敌意,对傅的治史方法极其反感有关。(64)此言大致不差,但尚须看到缪凤林的批评集中在《东北史纲》的史料选取问题,傅斯年“不仅不知《两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也”。(65)缪凤林不仅指责傅斯年没有认真读书,而且入室操戈,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昔日批评旧派史家只固守正史而不知“上穷碧落下黄泉”扩充史料的傅斯年,如今他自己不仅无视正史之外的金石材料,而且连正史都未能读透。

 

缪文一出,学界哗然。傅斯年原拟作回应,但终未成文。(66)缪凤林的学生回忆此事说,当时有一种传闻,傅斯年看到缪的书评后感到不安,托任中大校长的老同学罗家伦帮忙转告缪凤林,请他不要再继续写东北史的书评,缪凤林就没有继续写书评,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也没再往下写。(67)不过,事情可能没有像传闻的那样简单。当时缪凤林曾致函陈垣,说傅斯年“因恼羞成怒,至谓誓必排林去中大而后已”,例如介绍方壮猷(欣安)和谢国桢(刚主)等人进中大史学系以取代缪的地位,但他决定新学年仍应中大之聘。此函最后有“私意拟在此间多住数年,期于国史略植根柢,再行来平,以广见闻。异时学业稍进,倘长者以为可教而儒教之,则幸矣”的字句,推测可能是陈垣曾邀请缪凤林赴北平任教。(68)按方壮猷和谢国桢的确来中大史学系任教,方教中国通史课。1934年3月,方和谢二人辞职,中国通史课改由缪凤林教授。(69)

 

傅斯年因学术批评而插手中央大学史学系事务以排挤缪凤林,仅为后者一面之词,尚无其他资料确证。不过,傅斯年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权势的确不容低估。1936年下半年,金毓黻从东北转道日本至上海、南京,由傅斯年介绍他到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70)为此,金毓黻十分感激。而两年前朱希祖入中央大学,同样与傅斯年有一定的关联。

 

朱希祖长期在北大执教,为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一度为专任研究员。1932年10月朱希祖被迫离开北平,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后又至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朱希祖认为他离开北平是傅斯年造成的,曾在日记中写道:“自民国十九、二十两年遘傅斯年逢蒙之祸,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两被夺位,二十一年夏不得已出居广州,播迁失所”。(71)此后,朱希祖和中研院史语所系统出现隔阂。(72)1940年2月,中研院在重庆准备召开会议选举第二届评议员,历史学科有朱希祖、张尔田、汤用彤、顾颉刚、金毓黻和蒋廷黻六名候选人,前一届评议员胡适、陈垣和陈寅恪仍具候选人资格。2月26日,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骢致函朱希祖和金毓黻,转达西南联大姚从吾之意,希望中大史学系能投票推举胡适、陈垣、傅斯年和陈寅恪为评议员。接函后,朱希祖对此十分恼怒,“堂堂中央研究院学术机关之评议员乃出乎运动情面之选举,其污辱学者可谓甚矣。上届评议员已尟史学专家充为评议员,此次又谋连任大肆运动”,最后中央大学史学系无一人投票。(73)

 

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参加历史学科投票的有西南联大、西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九校,有效票28票,中央大学未投票。3月14日,中研院在重庆牛角沱汇集各地寄来的选票后开箱统计,历史学科有陈寅恪、胡适、陈垣、顾颉刚、汤用彤、朱希祖、蒋廷黻和金毓黻八人当选为候选人;3月22日,举行决选,由27名第一届评议员选举新评议员,历史学科八人中有胡适、陈寅恪和陈垣当选。(74)

 

中研院历史学科评议员人选虽不能完全说明当时中国史学界的格局,但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读出一些讯息。虽然中央大学史学诸教授杯葛此次选举,且朱希祖和金毓黻也没能最后当选,但二人仍进入“八人大名单”之中,也体现出“史学南派”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从这次评议员初选的候选人、当选者和中央大学史学系的举动来看,除去学术成就因素外,北方学界(主要是北大和史语所系统)与中大史学系在权势上的区隔十分明显。

 

结语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不管是时人的认知,还是当下的研判,学术取向与学派之别中的“南/北”与“旧/新”对应关系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本文关于1927年后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个案研究从整体上亦支持此论。不过,这种学术差别,从“实”的方面来说,各“派”确有明显差异;而从“虚”来看,自我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他者目光”,也需特别注意。如刘节毕业于清华国学院,受业于王国维和陈寅恪,他曾在1939年受中英庚款资助到重庆中央大学做短期研究。他人中大后有如下观感:“该校办事甚有秩序,而学生少研究精神。一般教授之风气虽不可知,关于人文科学方面,实无多大表现。此风气大约自东南大学以来即已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75)似乎中大烙下了前代“旧学”或“保守”的印记,实少“进步”之处。甚至在一些北方学人看来,中央大学及其学人始终是学术上的异数。抗战胜利后,罗常培(莘田)还跟胡适说起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是“国学”的“反动大本营”。(76)

 

但在“旧”的一方,的确也有主动立异的用意。如黄侃对自己被称为(甚至是“讥为”)“旧学”并不回避,并能深刻体察到新旧之别。他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会刊物《金声》撰文云:“近顷从事于国学者亦多途矣,总之不离舍旧谋新者近是”,言小学,金石、甲骨已替代六书、三百韵;言经史,《山海经》、《穆传》替代《易》、《书》和《春秋》;言文辞,则野语、童谣反倒成为主宰。但是,“新之一果愈于旧之一乎?是未可知也”。(77)学术“新旧”的资格至今难下定论,不过船大难掉头,由旧变新实属不易。黄侃生前曾大批购买甲骨文书,但初衷不改,他曾对林景伊说:“汝等少年尽可研究甲骨,惟我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78)

 

抗战初期,金毓黻完成《中国史学史》,第十章述“最近史学之趋势”,文曰:“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然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此奇异之现象,殆遍于世界,不独中国为然。此其所论,或不免失之过当,然吾谓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开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考证本为旧时研治经史的方法,于今则变为专门学科,所谓新旧,全在方法是否“应日求其进步”。而近年来研治“国学”更是“蒙受西方之影响而然”。(79)金毓黻后期治学以史为本,兼及经学,求学问学又在南北之间。以上所论姑且不论是否确切,但可表明在某些学人的视阈中,“新旧”不仅相对而言,且时常转化,这对本文所论有启示意义。

 

相较于东大时期,中大史学风气变化尤多。但在变化的背后,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学南派”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间的“疑古/信古”或“科学/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实在“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上。不仅南与北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而且新与旧更不能强加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比科学考据更加趋新,古史“层累亡失”说相对“层累造成”说更似同一问题的正反两面,学术视差固然存在,但学界的话语权和实际权势地位有时更具影响力。

 

【作者简介】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学术史。

 

注释:

 

①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第13-14页。

 

②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南北差别,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5页。

 

③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第15页。

 

④杜正胜:《史学的两个观点》,《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59页。

 

⑤详细学术史回顾可参见彭明辉:《现代中国南方学术网络的初始(1911—1945)》,《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9期,2008年5月,第51—84页。余文不再一一赘述。较新的研究有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吴忠良:《传统与现代之间: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龄出版社2006版;赵雨乐:《中国文化史的构建——从〈学衡〉形成的派别说起》,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46页。近期,笔者对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格和“学派”建构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详见《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⑥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史中的学派问题,受桑兵教授启发。详见其《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102页。

 

⑦《文学院二十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录》,1931年12月23日,四川大学档案,转引自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2—133页。

 

⑧周予同:《纬谶中的“皇”与“帝”》,原载《暨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1期,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页。

 

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原载1941年2月《学林》第4期,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3—523页。

 

⑩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第17—18页,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关于顾颉刚与柳诒徵、刘掞藜的论争文章收入该书。

 

(11)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50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1922年8月26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31页。

 

(13)金毓黻:《史学述林题辞》,见《静晤室日记》第6册,1940年12月30日,《金毓黻文编》编辑整理组校点,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629—4630页。

 

(14)谭其骧:《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6页。

 

(15)胡适:《评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1933年6月),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6)详见蒋宝麟《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7)陈汉章覆柳诒徵函初稿(约1927年9月),原件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转引自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290页,钱著句读有误,已更正。

 

(18)具体时间考证参见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第292—312页。

 

(1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36页。

 

(2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26页。

 

(21)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黄侃和吴梅日记的相关内容,不再赘述。

 

(22)陈汉章:《史学通论》,国立中央大学版,时间不详,第125页。据《民国丛书》第2编,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

 

(23)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和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页。

 

(24)柳诒徵:《史通补释序》,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11页。

 

(25)缪凤林:《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史学杂志》(南京)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第1—2页(文页)。

 

(26)与南方相比,北平史学界较为注重考据,但其内部亦有差异。193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的何炳棣指出,当时北京大学重中国史,燕京大学注重详征而倾向烦琐考据,只有清华大学并重考据与综合,这与系主任蒋廷黻的治史主张有关。参见忻平《治史须重考据,科学与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第101页。

 

(27)秘书处编纂组编:《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1930年,“课程及课程说明”第45页。

 

(28)《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选课指导书(二十二年度上学期)》,“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组印,第1页,铅印本,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

 

(29)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1页。

 

(30)章太炎曾评论诸弟子曰:“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章太炎:《自定年谱》,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17页)朱希祖认为自己“独治史学,非传自师”,而且治文字学和经学用史学方法,“与师法皆异”。(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1939年12月7日,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26页)

 

(31)1934年3月2日朱希祖致罗香林函,原件,收入罗香林资料《乙堂函牍》第81册,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

 

(32)关于黄侃,详见蒋宝麟《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33)朱希祖:《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表审查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648—2278,日期不详。(以下引用简称“中大档”)1939年1月27日《朱希祖日记》载:“十时至二时撰《〈教育部新定史学系课程表〉审查意见》,余主张教育部只宜定课程原则,不宜定划一课程表,使各大学无伸缩余地。”(《朱希祖日记》下册,第980页)由此可判定该文件时间为1939年1月27日,或另有修改。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该文手稿,文字与南京二档馆藏文件基本相同,亦未署日期,收入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337页。

 

(34)《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中大档648—2278。

 

(35)《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选修科目表》,中大档648—2278。

 

(36)《文学院史学系设置方针及课目》,中大档648—2283,从同一卷宗中收入的相关文件判断,时间应在1939年。

 

(37)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7—130页。

 

(38)《静晤室日记》第6册,1941年6月30日,第4738—4739页。

 

(39)桑兵:《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40)《静晤室日记》第2册,1924年9月30日,第1201—1202页。

 

(41)《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8月8日,第2480页。柳诒徵的弟子缪风林也以博闻强记闻名,据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王觉非回忆,缪凤林曾在课堂上亲口说他已通读二十四史两遍,时间大概在1945年。王觉非:《逝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42)《静晤室日记》第10册,1960年2月6日,第1583页。

 

(43)《静晤室日记》第6册,1940年12月4日,第4046页。

 

(44)1939年8月5日朱希祖致罗香林函,原件,收入罗香林资料《乙堂函牍》第82册。

 

(45)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7年9月28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

 

(4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1930年6月17日,第411页。

 

(47)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24页。

 

(48)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9页。

 

(4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1942年3月18日,第654页。

 

(50)刘俐娜编:《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51)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1942年7月10日,第707页。

 

(52)刘起釪:《永不能忘的春风化雨》,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1页;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08页。

 

(5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8月13日,第130页。

 

(54)茅家琦:《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历史卷》前言,朱庆葆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1924年12月10日,第559—560页。

 

(5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8月14日,第130—131页。

 

(57)缪凤林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第1一3册,钟山书局1935年版,据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民国籍粹》影印本。

 

(58)童书业:《读缪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83—688页。

 

(59)详见缪凤林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第1册,第59—198页。

 

(60)童书业:《三皇考序》,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第716—718页。

 

(61)缪凤林:《与某君论古史书》,《学原》第1卷第2期,1947年6月,第42—47页。

 

(62)刘起釪:《永不能忘的春风化雨》,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281页。

 

(63)关于《东北史纲》第一册作者问题的讨论,参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329页;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9-52.

 

(64)参见王汎森上揭文。

 

(65)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第146页。该文原在1933年6月至9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连载。

 

(6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中有傅准备回应缪凤林的计划,但文章未作成,而且也没有见到任何残稿。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325页。

 

(67)王宏志:《中大四年缪门琐忆》,《中外杂志》(台北)第9卷第2期,1971年2月,第35页。

 

(68)《缪凤林来函(1933年6月30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原函年份不详,从内容中“两月以来……”判断,应该就在1933年当年。

 

(69)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34年3月2日,第314页。

 

(70)金毓黻在日记中写道:“余之来中央大学,系由傅君介绍,厚意可感,不敢忘也。”见《静晤室日记》第6册,1938年1月1日,第4144页。

 

(71)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中册,1938年8月7日,第911页。

 

(72)参见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73)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下册,1940年2月29日,第1157—1158页。

 

(74)根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相关卷宗,转引自郭金海:《1940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405—412页。

 

(75)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上册,1939年2月6日,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顾颉刚的感受可能与刘节不同,他在中央大学授课,发现“学生程度之高远在成都诸校之上”。见《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1月31日,第19页。

 

(76)《罗常培致胡适函》,1946年5月1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285—286页。

 

(77)转引自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版2005年版,第339页。

 

(7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所引杨树达1936年12月27日日记。

 

(79)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90—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