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Wang Jiafan (王家范) on how to read Gu Yanwu (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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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懂顾炎武?

作者:王家范

来源:201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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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之学以儒学经典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为本,检讨历代种种制度、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开出救世济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药方。

三百多年过去了,到现在,后生小子检读顾炎武的书已经不难,但欲深窥先生文字寓意,读懂先生的心思,窃仍以为非属易事。返观历来前贤对亭林先生的理解与认识,约略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记得昆山开纪念会,有领导谨慎地询问与会学者:称顾炎武为“清学第一人”,根据充足否?其时我叨陪末座,自知于经学史未曾入门,不敢吱声。印象之中,梁启超似乎说过顾氏为“清学开山祖师”,近年则有“清代经学第一人”、“清代朴学第一人”等种种提法。
我想,亭林先生自己是决不会在乎别人如何排座次的。凡是亲见过亭林先生的,都说他“耿介绝俗,不与人苟同”。全祖望在《神道表》里更是率言“先生虽世籍江南,顾其姿禀,颇不类吴会人,以是不为乡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厌群屐浮华之习,尝言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脃,了不足恃”。如是观之,先生既看不起当时“行伪而脃”的这类江浙文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怎么看待自己。但若以此而推论先生狂傲得莫名所以,自负天下无敌手,则又大谬不然。试读先生《广师》一文,自言“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接着一口气历数相识的十位学者,云“吾不如”其如何如何,对自己的不足与别人的长处了然于胸,丝毫不走眼神。但对自己平生著述,自信有传世待后的价值,“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初刻日知录自序》)有种种根据可以推定先生颇怀疑世俗能否真正理解自己的著述,除了前“序”结尾有含蓄的流露外,也曾与友人信中写道:“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媿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与人书》十二)
天不假年,亭林欲将《日知录》续写杀青(“绝笔”)之志未能遂其愿。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先生上马失足坠地,迅即撒手而去,实足年龄不及七十。挚友王弘撰在江东惊闻先生之歾,十分意外,深以不获抚棺一哭为憾。兹后两度赴千墩镇,拜谒顾亭林之墓,泣云“独拜荒丘淒宿草,更挥老泪问遗书”(详参王山史《山志》),为先生殁后的孤寂伤感。生前,至友、信从者固不少,亭林名声亦卓然在外,但死后,清廷对顾氏的肯定只集中于经学考据,而对其经世致用则有严厉的批评:“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有专文考证,认为在清初不管是三大儒还是四大儒的名号,都不包括顾炎武。先生世俗地位的“时来运转”,则是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京师何绍基等建祠、公祭揭开绪端,离先生逝世已161年矣。故乡昆山县级的建祠、公祭则还要晚一些。
找到台北王汎森先生的大文(《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史语所集刊第79本,2008),读后大有收益。经王氏缜密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清学第一”之类的影子,最早或可追溯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也只是在经学考据工夫上做文章,谓先生“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底者,以炎武为最”(《左传杜解补正》,请注意,只是指“国初”!)。而后,阮元在嘉庆中期抓住了这个官方性的话头,将“国初”改成“国朝”,靠一字之易,转动大门把手,“一大群人便冲开大门蜂涌而入”,打开新局面。汎森先生认为从这个公案中,可以看出道光中期两种顾炎武形象之间的推移,一种是纯粹的经史考证,一种是结合经济以明道救世,后一派逐渐胜过了前一派,恰恰反映了“道咸年间时代思潮的变化”。
上述“顾学”的变迁,说明作为历史人物,顾炎武的形象,不只是由自身炼铸成的,而且还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时代和被他人所塑造。在我当助教的年代,陈守实先生在史学会作过有关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的学术报告。听后,先生有个巧妙的比喻存留于我脑海里,一直未被时间消磨掉。犹记得大意是:历史人物评价的高低变化,有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格始终有变动,或涨或跌,但它永远只是在价值中轴线的上下波动而已。我当时的意会,这“价格波动”是因为供求规律,由学者、包含时代的“需求”在其中起作用。
由此可知,像顾炎武这样一类的著名历史人物,自身的“价值”是既定的,是一条稳定的中轴线,本于其整体的人格表现与终生志业的成败得失,所以对他们的评价,终究要以还原价值“本真”为准绳。与此同时,也必须随时关注那些上下错落的“价格”浮动,探究背后的供求关系,弄清其所以然。且不说抹黑或妖魔化之类负面性的评价,即就推崇宣扬而言,对被推崇者的思想与人格,读懂读不懂,解说正与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严重偏离其价值本身胡言乱语者亦有之,不能不加以辨识。须记住,越是拉高调门,气势汹汹,越是需要提高警觉,冷静处之。
我以为,思想家的历史命运,思想、学说的传播流行,似有一种娇嫩的体格,过冷也不是,过热也不是,极难伺候。过热,则全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明中叶李卓吾就提出过抗议,非自“五四”始有反省。过冷,竟至“打倒孔老二”,连带传统的纲常伦理尽数踩踏,是时有识者预感社会将可能失序,至今体味也确非杞人忧天。暂按下这种当下颇讨人嫌的大话,只说他们都有一种通病,就是对主人公不是真正的恭敬,放着原著不屑遍读,不求甚解,更不愿意遵循知人论世的起码规则,深刻认识主人公的角色命运,认真对话覆勘。他们往往无限放大自我,以一己之臆断排挤学术诠释的应然。行为不端者,甚且挟古人以自重,兜售自己的私货;或将古人当其敌对者的替身,大战风车,指鹿为马。如此崇贤或诛贤,均不免以闹剧作结。
对亭林的学以致用,《四库总目提要》作者当年的判语是“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这班人,实与亭林近乎同一时代,清楚亭林所受的“时事刺激”是什么,却忽而说他的主张迂腐,忽而又说过于激进。他们太明白朝廷的立场了,深知人臣横议时政兴革,有似“轿子里打拳”,必不受待见。于是对亭林所说的“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不敢正面直视,装作看不懂,学得皇帝御批样,居然以“不合用”三字压服天下,御用得实在猥琐可怜。
有惩于明末士风的浇漓,亭林毕生坚持不讲学,不设书院,不收门生(潘次耕属晚年特例,对先生遗著有搜藏编次之功);晚则侨卜华山,喜与一二好学之士,“白石青泉,共谈中愫”。先生平素最看不惯江南士子“游走权要之门”,稍具声势开口闭口便称“门生遍天下”,斥之为“世风日下,人心是谄”(《与潘次耕札》)。诚如先生所笃信者,学术的继承发扬,不纯靠家学师授,全有赖于后人心心相印,灵犀相通,秉其本志,衷心膺服,真诚推而广之。焚香跪拜,三呼恩主,乃至群相攀援,党同伐异,此类江湖习气,有道如亭林者向所不齿。
平直地说,先生死后,并没有如王山史所忧虑的那样,完全落入冷寂境地。四库馆诸臣对亭林的学问(所谓“博极群书,精于考证”)还是十分钦佩的。大略地说,亭林之学包含经义(含小学)、史地(博闻)与治道三大类(相互有交叉重叠)。四库馆的处置策略,对前二类仍酌情收入,但对太多涉及治道的书则讳莫如深,如《日知录》存而不收,将潘次耕整理的《亭林遗书》(诗文合集)归于“时事违碍”,列入禁毁(有“应行销毁”之令),恐其有传布误国之害。先生在泉下必备感阴冷,郁闷惨痛无以言语。
亭林之学在康乾“盛世”年代难于大红。随着王朝逐渐由盛转衰,慢慢加热之势则显然有迹可寻。据道光十四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所写的叙言,从亭林手订初刻本(八卷)到潘次耕新刻重刊本(三十二卷)问世之后,历五朝160年间,至少有90余位学者(间有名公巨卿)做过版本互校、文字订讹、考据注释的工作,影响深远波及五六代人。由人物名单分析,前有乾嘉考据学派重要人物,后渐参入经世学派早期人士,见证了“顾学”从一头单热(经学考据)到两头并热(经世致用),正好同清学由第二波演进到第三波的学派变革同步相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术史案情,再次说明中国文化的近世变迁(至1840年前后),向是“有渐无顿”,并无大动作,姗姗而前行,有变有不变,总以不大伤精气神根本为戒。
我在想,直到道光初叶,经学考据的皇皇业绩,不会令亭林感到兴奋异常。从纯学术成果的累积来说,“砖头”叠压,硬梆梆,乓乓响,确实已经远远超过前代,但毕竟不是亭林他毕生志业追求和期待的目标。在文集、特别是诸多书信和自序里,亭林一再申明他治学的根本动力乃是以拨乱反正为主旨,欲探求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耕札》)。他心中有个梦,念兹在兹,是希望他的著述,特别是集萃平生志业所思的《日知录》和“七论”,身后能为“后王”或“抚世宰物者”所用,以期复治古之隆(有“复兴中华”之意)。依稀觉得在这一个半世纪里,除《日知录》外,认真对待《亭林遗书》(诗文集)的人不多,欣赏《郡县论》等“七论”的更未曾有见。后一断不敢完全自信,尚盼多识者有以教之。
亭林经世之学未能幸遇纳用其说的“后王”,但确有一些“抚世宰物者”逐渐为之心动。令先生稍感慰藉的,假如说嘉定黄汝成是雅善知音,那么泾县包世臣则可谓体贴的知己。包氏自十八岁于南京初见书贾新雕的《日知录》(八卷本),始知先生大名,便“爱其书”,惜力不能购。随后用三十余年的时间,历乾、嘉、道三朝,四处寻觅借阅,终于遍读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亭林遗书(除《肇域志》外),反复玩味,钦服之心跃然纸上,入知天命之年,由衷叹曰:“窃以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详参氏著《艺舟双楫·读亭林遗书》,成书于道光九年)包氏《读亭林遗书》近1500言,诵读再三,愈益觉得可作为如何读懂顾炎武,扩而充之,如何宣传弘扬传统文化者作为楷范。古人有云:问道有正,有不正。何谓有正?出于真心诚服。包氏在书店初读亭林书,翻阅首页,即起爱慕之意,神似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是因随众而影从,“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也没有因一见钟情,便“情人眼里出西施”,滥秀恩爱,放弃独立思考,而是经历长期搜寻,遍读全书,反复咀嚼,体味其长,亦不讳其短,坦言:“尽读《日知录》三十卷,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唯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欲删移其半,别为外篇,以重其书而未果。”最后又把自己放进去,与亭林的家世、经历、学问进路乃至诗文特点一一“对话”,确认互为知己,遂严肃而郑重地推出他独特的“顾学认知”:“要之,亭林之学成于责实,予之学出于导虚,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论议,则予可免凭臆之讥,而亭林亦少术疏之诮矣。”
包氏“顾学认知”之中,“凭臆之讥”、“术疏之诮”八个字,机巧含蓄,形似说顾包两人事,实有所指,随感而发,只是不明揭人事而已。我们如若把它置于“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乃至儒学近世传播的长过程里,就能发现此语非常吃紧,关系到如何准确认知和正确应用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些基本规则,“非属细故”!
仍不离本题扯远。如前所述,亭林之学乃由经义、史地(博闻)与治道三大类组成,糅合为整体,形散而神不散。全部讨论均以治道为中心,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进路,以儒学经典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为本,检讨历代种种制度、人事方面的利弊得失,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开出救世济民、正心淳俗、除害祛邪的药方。先生确有许多对策性的建议,但不同于朝廷“策士”。他立足于“天下”(社会),以苍生百姓为念,注重考察民间经济与士民生计,痛恨苛政暴敛,力主改善吏治,与民休息。所以,包世臣认为,崇尚亭林之学者,务必遵守责实导虚、虚实相符的通则。首先必须自身心正,立其大格局,以民生为本,考经证史意在守圣贤之教,通古今之变;同时,必须走到民间去,重视社会实地调查,详究生民之利病,寻觅济救疏通、移风易俗的方略(可详参氏著《齐民四术》)。如此,方能做到身心沟通,获得亭林所信亦即自己所信的契合体验,然后敢引亭林为知己,以传承发扬亭林之学为旨归,问心而无愧。反之,凡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屑体会亭林之学从何而来、因何而发,借名妄发己论,必不免沦入“臆断”。若以“术疏”为由,轻嫚“经世之务”,拒斥其济时拯世的精神,则知与亭林心境有隔,读书无有真收获不足为怪。呜呼,别说宣传承继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这样宏大的课题,仅读懂亭林,亦岂可视之为易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