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Chen Xin (陈新) on public history (J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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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探讨:公众史学的中国式境遇

 

2014年01月17日

来源:《社会科学报》 (第1393期第5版)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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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公众史学的中国式境遇)

  阅读提示:公众历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不同于学院历史学,它强调史学的实用性,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今天的中国,公众历史的概念还未获得广泛传播,甚至在史学界还未对这门学科的概念、名称达成统一认识,但与之相关的实践已甚嚣尘上,一场“走出高校,走向社会”的史学领域大突破已经拉开了序幕。前不久,“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在苏州召开。本报就公众历史学科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采访了在中国公众史学领域做了很多积极探索的浙江大学历史系陈新教授。

  公众史学的规范化道路

  《社会科学报》:公众历史学作为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公众史学在国外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现状?

  陈新: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高校历史学获得发展和扩张之后,产生了史学硕士、博士就业的压力,这促成了公众史学的诞生。从1970年代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开展公众史学硕士项目到之后的《公众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杂志发行,随后有美国国家公众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建立,自此公众史学逐渐走上了规范化道路。据美国国家公众史学委员会统计,目前全美超过100所大学设立公众史学课程,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课程体系。从专业历史学博士就业之难到公众史学急剧发展,恰恰证明了社会公众对于历史知识的需求有着广阔的空间,而原有的专业历史学教育体系不足以满足来自社会公众的要求。如今,公众史学的主要领域包括历史类影视纪录、企业史、传记与个人史、社区史、城市与文化遗产保护、档案管理、博物馆等各个方面,涉及面广,实践性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高校中都有了健全的公众史学教育体系,其特点是能够与实践领域进行很好的结合,共同开展实践项目。公众史家或亲身参与项目之中,或者为其充当顾问,并且从实践中寻找问题,建立案例库,将之带回高校教育中,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社会科学报》:公众史学在国内外有不同的叫法,如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应用历史学等。能否请您对公众历史学这门学科的概念进行厘清界定,以统一认识?

  陈新:在国内,我们在翻译public history时,有公众史学、公共史学、公共历史、大众历史等译法,这在学科发展之初,大家理解不同是正常的。其关键在于这两个词译成中文并不只有唯一性的对应概念。Public有公众、公共之意,history也有历史和史学之意。经过这几年国内一些主要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沟通,我们逐渐开始倾向于使用两种译法,希望能够统一概念,便于传播,即,在实践领域称“公共历史”,在学术领域称“公众史学”。

  我们的理由在于,“公共”一词在公众日常生活中使用较多,易于传播;同时,历史知识所要传播到的公共领域,其内容是服务于公众,但它体现的空间是具有一致性特征的公共空间,它们未必是由公众直接主导的,如政府、机构组织实施的博物馆、档案馆、城市规划领域。当在学术领域中使用“公众史学”的概念时,主要是指这个史学研究和表现领域的公众参与。公众史学的核心在于人人都可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都有叙述历史的权利。例如公众个人写史,不管他/她写的是自传、他传,还是写作地方史、国家史、世界史、社会史、城市史等,公众史学在学理上都给予支持,而这些个体化的历史写作,在写作之时可能具有私人化的特征。然而,一旦它们中的一些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有可能成为更多公众接受的读物,甚至帮助我们重新塑造集体文化意识。当然,公众史学也需要考虑参与政府、机构面向公众的历史知识组织、生产和表现,如社区历史、行业历史、城市规划中的文化保护等。

  公共历史的产业需求

  《社会科学报》:历史学是门古老的学科,素有“帝王师”的崇高地位,往往被归为“学术”一类,实用性并不强。您认为,公众史学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与特点?它对史学的发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陈新:历史学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发展是有差异的。在中国,历史学往往和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它的写作总是围绕着帝王与王朝的行政体系,谓之正史;当然,野史及士人的私人著述在古代中国也不少,但这些主要还是聚集在精英知识阶层。当代中国伴随着史学的发展,其学科服务的目标群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介入历史学科的群体也在发生变化。综合而言,这些变化有:一、普遍具有的识字能力,使得社会公众只要愿意,就能够获得阅读历史的能力;二、书面文字之外,以音频、视频为基础的历史内容,也使得历史内容的受众群可以获得更大程度的拓展;三、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涌现,尤其自媒体的出现,导致公众除了接受历史内容之外,还具有了写作历史和传播历史的更廉价、更便捷的方式;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逐渐富足,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公众的反思能力提高,对文化与精神方面的需求精细化,不少公众对历史曾有的强烈兴趣开始有意识、有组织地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了公共历史领域的产业需求,引导了社会资本的介入,开拓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从而使得过去史学界主导的历史产品的生产、传播发生了改变。

  近十年来,相对于社会公众对高质量历史内容的渴望,历史学界的努力是有限的。这至少表现为:一方面,史学界作为整体,对于公众的历史需求是相对冷淡的;另一方面,史学界在从事艰深的学术研究之时,对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变迁如此迅速不具备适应能力,长此以往,会加剧史学界与公众之间的鸿沟。为此,公众史学的发展,其理想目标在于弥补这一缺陷,希望在历史学学科领域里出现一支力量,他们在经过历史学专业训练之外,也有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成为未来面向公众的历史内容策划者、组织者、提供者。希望公众史学家能够既熟悉专业史学的规范,坚持历史学对于真实性的诉求,又了解社会公众对历史的爱好,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历史研究、写作,起到沟通专业史家与社会公众的桥梁的作用。

  体制内外历史教育的接驳

  《社会科学报》:公众史学倡导史学在公共社会的建构中体现自身的价值,突出人人都是史学家的观念,从而模糊了职业史学家与非职业史学家、公众的界限。这就带来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民间的、个人的史学研究如何介入职业化研究?二是职业历史学家如何介入公众史学?对于这两个问题您是如何看的?

  陈新:民间的历史研究,或者说社会公众的历史研究,首先来自于个体的兴趣。这种兴趣不论指向个人的历史意识构成,还是指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建议和评论,都是一种好的现象。但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长期以来,对于证据搜集与甄别、编排与辑录、编纂与叙事等方面,都形成了系统的学问,它们建立在求真的底线之上,是一门技艺。历史学家就自己的研究主题往往要进行大量的资料阅读,在分析了前人历史研究中或显性或隐性的大量历史评价之后,努力追求执中的立场,表现更为宽容的理解力。这种情形并不是业余历史爱好者可以一蹴而就的,也需要锤炼。若有可能,可以进行系统的史学训练,以便在更高层次上满足自己的兴趣,体悟历史学的魅力,而非满足于一时的性情去恣意阐释历史。正因为如此,公众史学家需要介入其中。只不过,公众史学家在与公众的交流中不能只是自称为指导者,而是要构建一个公平的交流平台,他们应该在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中,既带给公众专业化的历史技艺,也从公众那里发现社会问题,并反馈给专业史家,这其中也有一个向公众学习的维度。公众史学家应该更具备一种禀赋,即充分地尊重社会公众个体对于历史阐释权利的追求,不因自己优先掌握了专业技艺,而在历史知识生产的环节中表现出优越感。

  《社会科学报》:一直有学者认为,历史教育游离于史学之外,公众从学校历史教育接触到的史学,仅是教条化的历史知识,史学即便通过自身发散的社会功能影响了公众,也是微不足道的。同时,社会上的“历史热”再火爆,也起不到正规的学校历史教育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对此观点,您是如何看的?您认为,成熟的学校历史教育能否有赖于公众史学的健全展开?

  陈新:学校系统内的历史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国家为中学生的历史教育制定了国家课标。我认为,相对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历史学研究和教学,中小学的历史教育也属于公共历史教育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中小学的历史教育、高校非历史专业的历史教育称之为体制内的公共历史教育;除此之外,社会公众从历史杂志、书籍、电台、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介中获得的历史教育,可称为体制外的历史教育。我们都知道,体制内的教育有系统化的特征,而且往往覆盖了个人成长的早期教育阶段。如果我们认识到历史教育旨在形成个人的历史意识,构成个体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以及促成个体的历史反思能力的话,那么,学校历史教育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它构成了我们塑造历史意识的基础。之后体制外的历史教育会构成对于个人在学生时期形成的历史意识的补充或修正。换句话说,学校历史教育的理性发展,会减少学生离校后面对体制外历史教育产生的张力。我们希望体制内与体制外历史教育的接驳是在一条理性路线上的不断深化,而不愿看到体制外教育对体制内教育的逆转,因为这其中必有一种是非正常状态;更不愿看到体制内外的历史教育均处于非正常状态,若如此,公众史学的压力就更大了。有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未来在理论与实践领域做进一步探讨,研究学校历史教育与社会公众历史教育的构成关系,以及彼此最佳的适用关系。

  高校公众史学师资培训迫在眉睫

  《社会科学报》:到目前为止,国内各高校的历史学系还没有开设专门的公众史学专业。您认为,高校公众史学的学科发展面临着哪些困难?对于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您有何想法和建议?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陈新:国内目前还没有哪所学校稳定地招收公众史学专业学生。当前高校学科设置需要服从于制度上的安排,除非学校教学各方能够理解这个专业,否则要开出类似课程,或者类似专业不容易,并且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到位。未来,如果能够在高校历史系中设置公众史学专业硕士学位,这对公众史学的学科发展便是非常有利的。但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系、更多的历史系教师认识到开拓这个领域事实上是当前情境下历史学界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之一。只有当若干高校都开始在现有历史学硕士专业的学位中先期开设公众史学方向(这往往会放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个二级学科中),才有可能未来向教育部联合申请设置公众史学专业硕士学位。而要达到这种状态,又需要先有更多的历史系本科生了解公众史学,并有初步的实践,这样他们才有信心进入公众史学专业;为此,又需要有更多师资能够介入这个领域。由此逆向推导,我们认为,针对高校历史系的公众史学师资培训就迫在眉睫了。

  去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与社会力量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在会议中,来自不同高校历史系的人士就此达成共识,将陆续成立与公众史学相关的研究中心,以此作为平台,启动公众史学研究。我们初步拟定2014年暑期在上海师范大学开展高校公众史学师资培训,邀请海内外公众史学教授开设课程,并选定一些实践领域进行讲解;同时我们也正在筹划出版一系列读本、译丛及公众史学和公共历史的年度发展报告;我们也希望和正在进行公共历史实践的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合作,建立公共历史实践的案例库,如此,为这个学科做更多的人才和文献准备。

  ■声音

  首都师范大学赵亚夫:

  史学即便通过自身发散的社会功能影响了公众,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未自觉地借教育的力量广而告之。短期内看,公共史学的健全发展,亦能挽救历史教育的颓废态势,对拓宽历史教育视野,特别是在深化历史教育价值、建构历史教育研究体系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南京大学陈仲丹:

  公共历史学的特点是强调历史专业知识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目前,公共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主要有档案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管理、历史遗产保护、口述历史、影像历史等方面。在中国,公共历史学的应用更为广阔,如启智、明智,普及讲座等的知识传授,影视产品、旅游规划等方面的咨询,等等。

  宁波大学钱茂伟:

  历史学如何走进公众,是未来新史学要不断努力的。建立一种可以涵盖通俗史学、应用史学、小历史书写、公民写史、口述史学于一体的完整的“公众史学”体系,是一种适应未来公民社会形态的新史学。今日的民史建设,也当从公众历史记录积累开始。人人参与,民史资源自然丰富。未来的史家才可以建构出新的民史来。

  中国人民大学陈旭楠:

  近二十年来,我国高校史学教育面临危机与困境。在实用主义的热潮下,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潮席卷了高校历史学教育,一度为“显学”的历史学让位于回报高、见效快的新兴学科诸如金融、会计、计算机等。寻求发展的学者们纷纷将目光转向曾具有类似经历的美国史学界,希冀以“公共史学”改良我国史学危机现状,以增加学科综合能力素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文涛:

  讨论中国的公共史学,与讨论美国的公共史学一样,所要共同面对的是历史学本身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政治化与学术化已经使历史学变得不那么可爱,与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强烈反差。公共史学的身份作为一种“在场的历史学”,摆脱认知与认同的崇高性追求,转而强调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遗产等的在场性,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使公众获得直截了当的在场感。公共史学希望复活历史,缩短历史与大众的距离。

  辽宁大学焦润明:

  现在网上所拥有的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等基础性的历史知识内容已相当丰富,并成为人们网上阅读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在客观上强化了历史学的公共性。因此,如何借助于网络传播,使历史知识得到空前的普及,加速历史学的大众化进程,使历史学知识越来越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联,已成为网络史学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

  公众史学争议既非一种简单的学术辩论,也不是一次单向度的文化传递活动。它反映了一系列冲突的集合,是拥有着复杂特性的社会文化多棱镜。它往往牵涉到重大的历史认知问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反映了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性及其彼此之间的张力。认识与分析公众史学争议的起因、进程和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发展趋向。

  厦门大学赖国栋:

  公众史学的兴起提醒学院史家,要在从事研究时平衡公众的易变性,兼顾他们的政治趣味、审美取向。同时,历史学家负有政治和伦理责任,不应把“现时”领域托付给记者、博友,但又不要陷入精英主义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