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Guan Zhiguo (关志国) on ancient historical books and their depiction of “barb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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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

关志国
来源:《史学集刊》2014年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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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商代文献中开始把周边族群与四方联系起来,以突出商的中心位置。西周时期,中原诸侯形成了诸夏意识,至春秋时期,华夏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同时,在以华夏为主体的历史记述中开始以夷、蛮、戎、狄泛称周边民族。战国时期,在“中国”“四夷”及“五方之民”等观念的基础上,夷、蛮、戎、狄开始与四方相配,并形成了对四夷的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模式,这为历代修史者所传承,指导了历代正史以及其他体例史籍对民族历史的记述。中原地区的各民族政权都认可了这一记述模式,并重视通过这一模式记述各民族历史,以此来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

【关 键 词】华夏/中国/四夷/体系化/历史记述

【作者简介】关志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学史。

 

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撰述传统,古人留下了数量浩瀚、形式多样的民族史著作。虽然有些民族也以汉字或本民族文字记述本民族的历史,但这些著作出现的时段较晚,数量也相对有限,从整体上看,现存的民族史文献的撰述主体是中原地区的官员或学者,他们主要是从华夏、中国或中央王朝的视角来进行历史撰述的。经过漫长的发展,民族史撰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记述模式,其中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最具有代表性,它主导了历代民族历史的记述方式,并对古代政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解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商至春秋时期的华夷分际

  从传世及出土的文献来看,商人关于周边各族群的记述就已经与地理方位联系起来。商人称周边民族政权为“方”,商人的记述中有“多方”,包括土方、羌方、鬼方、人方、井方等,①这些“方”是相对于“中商”“中土”而言的。在商甲骨卜辞中还出现了“四方”“四土”“四单”等词汇,与中央的大邑商相对应,这大致构成了五方的轮廓,成为商人观念中的政治空间结构。商的政治中心地位通过“方”或“多方”来突出、体现,商“祭祀、宇宙中心‘王族祖先’通过异族世系来进行对比、衬托。方与四方明确了商之政治、宗教中心性,把‘中心’和‘异类’‘外部’‘边缘’区分开”。②周人继承了商的宇宙观,强化了中心对四方政治统御的观念。在先秦典籍所记载的以周王室为中心的五服制、九服制③中,蛮夷、戎狄也被安置在边缘的位置,对五服制较典型的记述如《国语·周语》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诸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虽然周时现实的政治空间未必如此整齐,但可以确定的是,周人以周王室中心建构了一个以礼制为表现形式的等级化政治体系,而蛮夷、戎狄等异族则被置于这个体系的边缘。④

周人的祖先后稷原为夏部落联盟的一员,商灭夏后,周人窜入戎狄之间,但周人以夏自称,克商后,封建武王兄弟之国及姬姓之国有数十个,这些封国遍及中央平原地区,它们有共同意识,自称“有夏”“区夏”,如《尚书·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尚书·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云:“……帝钦罚之,乃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西周国家是一个由不同成分构成的综合体,它不仅仅包含了周,同时还接纳了有着不同种族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人群。在周人看来,未纳入分封体系不尊周人礼仪的人群都可能是异类,相对周边族群,诸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

春秋时,在与周边族群的资源竞争过程中,诸夏的认同感逐渐增强,华夷分际日益明确,诸夏开始讲究华夷之别,认为华夷有其天然界限,不能混淆,这是各诸侯皆认可的基本政治原则。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蛮夷猾夏,周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定公十年》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与各民族都通过对方来认识自身,主要以礼仪、语言、饮食、衣服等方面的差异为标准。华夏以自身的礼制为标准对周边民族进行描述,实际上,夷有自己的礼,只不过不为华夏所认同。如周夷王之时,楚君熊渠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⑤《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了晋国范宣子与戎子驹支的一段对话,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论语·宪问》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这种相互认识不是对等的,华夏占据了主导方面,华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⑥文献中对戎狄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如“戎狄豺狼,不可厌也”⑦“狄无耻”⑧“戎狄无亲而贪”⑨等。周人基于华夏意识蔑视蛮夷戎狄之人,周的太史史伯就明确表示:“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⑩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一度是华夷杂居的状态,随着周王室控制力的衰弱,一些诸侯国开始通过战争扩展自己的疆域,并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华夏的集体认同意识不断强化,华夏与周边族群的战争不断,这些少数族群或被同化,或被驱逐到边远之地,同时,华夏的认同需要一些“敌对的他者”来强化其边缘。(11)华夷的地域之分也逐渐清晰起来,华夏势力也逐渐向周围延伸,四夷在空间上逐渐被边缘化,在此基础上,当时的华夏诸侯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记述民族问题的理论体系。

独特的地理条件对中国早期的人群分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原地区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适于农耕,而周边的山地、草原的环境不如中原地区优越。(12)夏、商都占据了中央平原地区,就西周而言,其政治中心是渭河谷地,后来又在东部营建了行政与军事中心洛邑,其在东部平原上的封国是基于地缘政治上系统规划的结果,在渭河谷地至洛邑的权力中轴线上,众多的诸侯封国呈放射状向外分布。(13)中原地区农业发达,在此基础上形成较大的民族共同体,而周边的少数族群由于地理因素,居住相对分散,社会形态、经济生活都落后于中央地区。

中原地区的华夏诸国以汉字记载历史,在涉及周边族群时表现了浓厚的华夏主体意识,以华夏的视角记述其他民族的情况。从现存文献看当时民族种类繁多,如夷、蛮、戎、狄、苗、貊、荆、氐、羌、猃狁、荤粥等。具体某一民族也种类复杂,如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等,同时,夷有淮夷、东夷、莱夷等,戎有昆戎、山戎、犬戎等,狄有赤狄、长狄、白狄等,文献记述中这些民族称谓的变化逐渐具有了一定的规律性,夷、蛮、戎、狄频繁出现,泛指某一部分的少数族群,同时也出现了蛮夷、戎狄等名词,甚至以“四夷”一词作为华夏以外民族的代称。春秋晚期夷、蛮、戎、狄逐渐脱离具体的民族称谓,成为泛指某一区域民族的名词,并逐渐与东、南、西、北方位联系起来。(14)

 

 二、四夷体系化的理论建构

  从战国至西汉,在商周宇宙观的基础上,关于中央与四方的政治观念进一步完善。占据中央位置是正统地位的象征,如《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相对于中央的是四方、四极、四荒、四海等,而这些边缘地带都是与民族相联系的,如《尔雅·释地》云:“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鈆,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春秋时,“中国”观念开始出现,“中国”是相对“四方”“四夷”而言的。《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战国时期,中国观念进一步发展,居于中原的人群有较强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先进的,蛮夷应向中国学习诗书、礼乐、技艺等,如《战国策·赵策》云:“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时期的诸侯兼并愈演愈烈,中原地区有政治抱负的诸侯皆“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15)能对四夷进行有效的统治,使四夷宾服,是当时各诸侯政治功业的象征。

“中国”与“四夷”被相提并论,逐渐成为华夏进行民族历史叙述的观念基础。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不存在蛮、夷、戎、狄等族群,它们或被同化,或被驱逐,“四夷”与“四方”相配的观念日趋固定化、体系化。所以关于周边民族的记述中,夷、蛮、戎、狄的称谓逐渐固定,并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搭配起来,并成为华夏认识、记述周边族群的基本框架,如《墨子·节葬下》云:“昔者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管子·小匡》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16)《礼记·王制》对民族分布进行了具有典型性的论述,中国与四夷并称为“五方之民”,五大地理区域的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这从语言、习俗、饮食、居处等方面概述了不同地理区域的民族特征,形成了记述民族的基本框架,对后世民族历史撰述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7)

先秦经典着力探讨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那就是以礼的原则按一定阶序安排各种政治群体,《礼记》记述了一个围绕明堂而举行的政治仪式,在天子、三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后,是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九采,即“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18)在这个秩序中,蛮、夷、戎、狄与东、南、西、北相配,可见,华夏基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意识,通过对礼仪的描述表达了一个理想的、严密的政治等级体系,也更加明确了“四夷”在这一政治秩序中的边缘位置。(19)

秦汉时期,随着华夏的进一步凝聚,中原王朝国力的增强,郡县制逐渐向周边地区推行,中原地区建立了同质化的社会,汉人主体意识开始出现,汉代四夷体系的理论建构逐渐完备。(20)同时,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群的交流逐渐增加,中原人收集到了更丰富的各民族信息,对各地区民族的认识更为深入,并有意识地对各民族进行了分类,开始明确地按蛮、夷、戎、狄来记述各民族的情况。如东汉应劭按地理方位划分了各民族,记述了各区域民族种类及文化特征,《风俗通义》记载:

东方曰夷者,东方仁,好生,万物抵触地而出。夷者,抵也,其类有九: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一作蒲饰),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南方曰蛮者,君臣同川而浴,极为简慢。蛮者,慢也,其类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垓首,三曰僬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轵,八曰旁脊。

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其类有六:一曰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刚。

北方曰狄者,父子叔嫂,同穴无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类有五:一曰月支,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21)

这无疑是对四夷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正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四夷分类体系,这种体系化的记述方式为后世传承并不断强化,主导了历代民族记述的基本框架,也是古代认识民族问题的基本标准之一。对四夷记述逐渐体系化、模式化的过程也是华夏族逐渐壮大的过程,这在历代史籍中民族历史记述的发展上有直接的体现。

 

三、历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

  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方式在战国至秦汉建构完成后,成为中原王朝记述周边民族历史的基本理论框架,为历代修史者所传承,指导了正史以及其他体例史籍中关于民族的记述,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基本认识方式。

 

 1.正史中的四夷体系化记述

秦汉以后,周边族群在中原王朝的政治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北方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肘腋之患,民族历史是历代正史不得不专门记载的内容。《史记》《汉书》中还没有形成整齐的“四夷传”,《史记》的六部少数民族列传依次为《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朝鲜传》《大宛列传》,《汉书》的民族列传为《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两书对民族的记载大致按围绕中原的地理方位顺序而展开,虽然未完全采用四夷的模式,但开创了以后正史四夷列传的基础。

从魏晋到隋唐,正史中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逐渐形成。南宋范晔撰《后汉书》,开始突出了各民族的方位次序,以此为标准对民族进行了分类,《后汉书》卷八五至卷九〇记述的民族依次为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梁书》卷五四为“诸夷”,分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三部分来记述。在唐代的正史修纂中,完整的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正式确立了。《晋书》卷九七为民族列传,修史者正式把这一记述民族历史的部分称为“四夷”,其中东夷包括夫余国、马韩、辰韩、肃慎氏、倭人、裨离等十国;西戎包括吐谷浑、焉耆国、龟兹国、大宛国、康居国、大秦国;南蛮包括林邑、扶南;北狄即匈奴。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才开始接触的西域各城邦国家,已逐渐纳入既有的四夷框架之中。《隋书》卷八一至卷八四分别为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南史》卷七八“夷貊”上记述了海南诸国、西南夷,卷七九“夷貊”下记述了东夷、西戎、蛮、西域诸国、北狄。《北史》卷九四至卷九九为民族列传,其按语称:“自魏至隋,市朝屡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时。今各编次,备《四夷传》云。”其卷九四为高丽、百济、新罗、勿吉、奚、契丹、室韦、豆莫娄、地豆干、乌洛侯、流求、倭;卷九五为蛮、獠、林邑、赤土、真腊、婆利;卷九六为氐、吐谷浑、宕昌、邓至、白兰、党项、附国、稽胡;卷九七为西域;卷九八为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卷九九为突厥、铁勒。正史对西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的确立,说明在汉末以后300余年的分裂后,重新统一,隋唐是一元化天下秩序的再建与定型时期,(22)为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一元化天下秩序,正史修纂者也有意识地在观念上建构了一个四夷体系。

唐以后,四夷记述的体系化在正史中得以延续并不断完善,《旧唐书》卷一九四至卷一九九,先是单卷记述了对唐朝构成重要威胁的突厥、回纥、吐蕃,然后是分南蛮西南蛮、西戎、东夷、北狄四部分介绍其他民族的历史。《新唐书》卷二一五至卷二二二,也先是重点介绍突厥、回鹘、吐蕃、沙陀的历史,然后分北狄、东夷、西域、南蛮四部分记述其他各族的历史。欧阳修《新五代史》更是以《四夷附录》把这一体例推向极端,为突出宋朝的正统地位,把四夷置于全书的附录位置。

在各部正史中,四夷附于全书之末,在整个史书结构中也处于边缘地位,而史学的体例正是现实民族观念与分布格局的反映。

 

 2.杂史、政书、方志中的四夷体系化记述

历代正史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影响了其他体例史书的编纂,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代杜佑所撰典制体史书《通典》中的《边防典》。杜佑在安史之乱后,出于总结历代边防策略的撰述宗旨,在《边防典》中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叙述各民族历史,《边防典》序中也引用《礼记·王制》等经典来论证划分四夷体系的必要性,在这一体系下,杜佑对前代正史及当时所能收集的民族资料进行统一的编纂。《边防典》凡16卷,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分叙述各族历史,从边防策略的角度总结各地区民族的特征。每一部分开始都有“序略”,对四个区域的民族特征进行了宏观的概述,共收入民族百余种,确定了典制体史书中民族史编纂的模式,以后的典制体史书基本延续了这一撰述体系。《边防典》是较为完善的四夷体系的表述,所记载的民族如下:

东夷 朝鲜、濊、马韩、辰韩、弁辰、百济、新罗、倭、夫余、虾夷、高句丽、东沃沮、挹娄、勿吉又曰靺鞨、扶桑、女国、文身、大汉、流求、闽越。

南蛮 盘瓠种、廪君种、板楯蛮、南平蛮、东谢、西赵、牂牁、充州、獠、夜郎国、滇、邛都、筰都、冉駹、附国、哀牢、焦侥国、樿国、西爨、昆弥国、尾濮、木绵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焚濮、松外诸蛮。(岭南蛮獠)黄支、哥罗、林邑、扶南、顿逊、毗骞、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盘盘、赤土、真腊、罗刹、投和、丹丹、边斗、杜薄、薄剌、焚、火山、无论、婆登、乌笃、陀洹、诃陵、多蔑、多摩长、哥罗舍分。

西戎 羌无弋、湟中月氏胡、氐、葱茈羌、吐谷浑、乙弗敌、宕昌、邓至、党项、白兰、吐蕃、大羊同、悉立、章求拔、泥婆罗、楼兰、且末、杅弥、车师高昌附、龟兹、焉耆、于阗、疏勒、乌孙、姑墨、温宿、乌秅、难兜、大宛、莎车、罽宾、乌弋山离、条支、安息、大夏、大月氏、小月氏、康居、曹国、何国、史国、奄蔡、滑国、嚈哒(挹怛同)、天竺、车离、师子国、高附、大秦、小人、轩渠、三童、泽散、驴分、坚昆、呼得、丁令、短人、波斯、悦般、伏卢尼、朱俱波、渴盘陀、粟弋、阿钩羌、副货、叠伏罗、赊弥、石国、女国、吐火罗、劫国、陀罗伊罗、越底延、大食。

北狄 匈奴、南匈奴、乌桓、鲜卑、轲比能、宇文莫槐、徒河段、慕容氏、拓跋氏、蠕蠕、高车、稽胡、突厥、铁勒、薛延陀、仆骨、同罗、都波、拔野古、多滥葛、斛薛、阿跌、契苾羽、鞠国、俞介、大漠、白霫、库莫奚、契丹、室韦、地豆于、乌洛侯、驱度寐、霫、拔悉弥、流鬼、回纥、骨利干、结骨、驳马、鬼国、盐漠念。

“十通”的其他各书基本上沿袭《通典》这一体例,只是在民族史资料上根据时代发展而有所补充,尤其以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最具代表性。在这些史籍中,对民族历史的记述部分无论是名为“边防”“四裔”还是“四夷”,其对周边各民族的体系化、类型化的叙述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纂了一部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全书共200卷,其中卷一七二至卷二〇〇为“四夷”,其体例基本沿袭了杜佑的《通典·边防》。与此同时,李昉等纂《太平御览》全书1000卷,以天、地、人、事、物等分为55部,其中卷七八〇到卷八〇一为《四夷部》,共22卷,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分来叙述各民族历史。在每部分之前都有“叙”,引经据典对各部民族历史的源流进行概述。

在元末战争中,为了加强反元的号召力,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明朝建立,恢复了“中华”的正统地位。在明代的民族历史撰述中,为突出“中华”的地位,以“四夷”为名的著作较多,如叶向高《四夷考》、郑晓《皇明四夷考》、慎懋赏《四夷广记》、郑大郁《四夷考》等。这些著作基本上沿袭了历代正史所确立的四夷体系,如叶向高撰《四夷考》按地理方位顺序叙述明代各民族的历史,该书卷一为朝鲜考、日本考、安南考;卷二为女真考、朵颜三卫考;卷三为哈密考、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卷四为西番考、吐鲁番考;卷五为北虏考。

明万历年间,罗曰褧撰《咸宾录》,此书共分八卷,按地理方位划分为《北虏志》一卷、《东夷志》一卷、《西夷志》三卷、《南夷志》三卷,所记民族的分布地域超越了前代,开始向外延伸。严从简于万历二年(1574)撰成《殊域周咨录》,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分来叙述各民族情况。东夷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南蛮包括安南、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爪哇、三佛齐、浡泥、琐里、古里、苏门答剌、锡兰、苏禄、麻剌、忽鲁谟斯、佛郎机、云南百夷;西戎包括吐蕃、拂菻、榜葛剌、默德那、天方、哈密、吐鲁番、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火州、撒马儿罕、亦力把力、于阗、哈烈;北狄包括鞑靼、兀良哈。《殊域周咨录》专列“东北夷”记述女真历史,这表明了明中期以后女真对明朝东北边防的压力不断增强,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不得不予以特别记述。

清康熙年间陈梦雷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分为6编32典,其中《方舆汇编》包括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边裔典共140卷,按四夷分类体系把历代民族分为542部,每部分为总论、汇考等,把历代有关民族的记述编纂到一起,在一定意义上边裔典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备的民族通史。

在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撰述中,虽然一些少数民族也形成了本民族历史的撰述传统,但从整体来看,华夏、中国或中原王朝一直是记述主体,为了强化华夏、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地位,民族历史的撰述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记述历史模式塑造了一个环绕华夏或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一历史叙述体例在正史、典制体史书、方志、专著之间文本与文本的模仿与复制,表明了民族历史记述之间的具有一种同构的叙述模式。(23)

 

 四、各民族政权对四夷体系化记述模式的认识

  中国古代关于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是以华夏或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但建立中原王朝的民族并不必然是华夏或汉族,在历史上,各民族政权或交替,或并立,有的占据中原,有的立于中原之外,偏安一隅,但也以中国自称,在历史编纂上也复制了这一民族历史记述模式,以此来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

中原汉族王朝理所当然认可这一民族历史撰述模式,在历史记述中抬高华夏的地位,同时强化四夷的边缘地位。《通典·边防典》以华夏为核心,分四夷叙述各民族历史,但重在宣扬华夏的正统地位,《通典》总序云:“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北宋《太平寰宇记》把“西夷”列于全书之末,其《四夷总序》云:“自是以降,唐史所书,推其土域所存,记其名号之变,载于国史之末,以备华夏之文。……凡今地理之说,盖定其方域,表其山川,而四夷之居,本在四表,虽猃狁之整居焦获,陆浑之处于伊川,其人则夷,其地则夏,岂可以周原、洛邑谓之夷裔乎!”(24)历代修史者所构建的四夷体系的作用就是突出华夏或中原王朝的地位,如明代万历年间何乔远撰《名山藏》,为一部明朝史,全书分37记,书末的卷一〇五至卷一〇九为《王享记》,分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四部分来记述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少数民族,借此来宣扬明朝的上国地位,《王享记》序高度赞颂了永乐年间四夷来宾的盛况,其云:“四夷君长,执赆献琛,顶踵相望。赐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阙庭,叹未尝有。”(25)

在西晋末期,北方各民族政权蜂起,经过激烈的角逐,拓跋鲜卑最后占领中原地区,建立了北魏,北魏统治集团十分重视通过修史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魏书》称北魏是“中国”“皇魏”“大魏”,并宣称魏乃“神州之上国”,而称东晋为“僭晋”,称南朝宋、齐、梁为“岛夷”,称十六国诸政权为“私署”“自署”等。(26)在此观念的指导下,《魏书》卷九五至卷九九为西晋末至北魏各族政权创建者的传记,卷一〇〇至卷一〇三按东、南、西、北的方位顺序记述了北魏周边各族历史。《魏书》基本上认同了汉晋以来民族历史的撰述模式。

宋、辽、金、西夏并立时期,各族政权也通过对四夷历史的记述来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宋朝面对异族政权的压力,统治上层在观念上严夷夏之别,在民族历史记述中强化四夷体系。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民族历史部分附于全书之末,称为《四夷附录》,其按语称:“呜呼,四夷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四夷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但辽朝统治者对《新五代史》列契丹于《四夷附录》的反应比较强烈,辽寿隆二年(1096年),史臣刘辉向辽道宗建议:“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道宗嘉其言,迁其为礼部郎中,任史馆修撰。(27)因为辽朝统治集团也自认为是中国,与宋是兄弟之国,也是正统的中国王朝。(28)

元、清两朝为蒙古、满洲所建立,两朝所修正史中没有按照四夷体系来撰述民族历史,把以前的四夷的一部分民族名为“外国”,可能出于避讳本民族出自前代中原王朝所称的东夷、北狄的考虑,但仍称南方民族为“蛮夷”。但在两朝修纂的其他体例的史书中仍沿袭了这个四夷体系。

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把更多的民族纳入其统治之下。《元史·地理志》云:“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所以《元史》虽立有《外夷传》,但所记不是境内的民族,而为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爪哇、瑠求等与元朝有贡属关系的诸国,对境内东北、西南等地区诸民族,主要在《元史·地理志》中有所记述。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记述民族历史的部分为《四裔考》,实质上是以中国的角度记述四夷历史,如记载女真历史至南宋绍兴九年,这是因为女真所建金朝“自晟至守绪凡八世而亡,其事迹具见国史,以其既窃有中原,故事迹不入四裔之录云”,(29)可见是否占据中原成为判定华夷的标准。

作为清朝统治上层的满洲人,本为明代史书所称的“东北夷”,但统治上层在占领中原之后便以中国之主自居。乾隆中期以后,在清朝皇帝看来,中国已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的“中国”,在清朝明确的疆界内,既有汉族所居的中原内地各行省,更包括广阔无垠的边远地区。(30)但清朝统治集团也认同了历史编纂中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清朝的官修史书甚至将四夷范围延伸得更远。清朝鼎盛的乾隆时期编纂了《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其总案语云:“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三代以降,中原幅员,视主德为广狭,四裔远近亦随时转移。懿惟我国家统一函夏,四裔宾服,列圣经营,宅中驭外,百余年来,声教覃敷,梯航洊至。皇上继承鸿烈,平定准夷、回部,开疆二万余里。前代号为寇敌者,皆隶版籍,重译贡市,规模益远。”(31)这表明了清朝统治集团“宅中驭外”以求“四夷宾服”的政治构想,关于“四裔”的记述也是这一观念在史学上的系统表述。

在此基础上,清代“四裔”的内涵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对内属的蒙古、西藏、回部等不再称之为夷,四夷的范围在地理位置上继续向外扩展,《清朝文献通考》记述的四夷,东为朝鲜、日本、琉球;南为安南、南掌、广南、缅甸、葫芦、暹罗、港口、柬埔寨、宋腒朥、柔佛、亚齐、吕宋、莽均达老、苏禄、文莱、马辰、旧港、曼加萨、噶喇巴、意达里亚、博尔都噶尔、英吉利、干丝腊、荷兰、佛郎机、瑞国、嗹国;西为东西布噜特、安集延、霍罕、纳木干、玛尔噶朗、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北为俄罗斯、左右哈萨克、齐齐玉斯、谔尔根齐。(32)清朝统治集团认为已将历代四夷地区纳入了版图,其疆域超出历代上百倍,相应地,四夷所处的位置就应该向更遥远的地方延伸,所以在历史记述中对四夷进行了新的建构,这也是四夷体系自然发展的过程。正如许倬云所说,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自商周以来,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富资源的“中原”自以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边陲”,不断地通过“他者”界定其自身,这一“自—他”的相对地位,又具有“中心—边陲”的互动。“中心”不断因为扩张而改变其范围,“边陲”也相应地变化。原来的“边陲”可能融入“中心”,而在周边又有更遥远的地区成为新的“边陲”。(33)

 

 结 语

  中国古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是在独特的地理生态与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商周时期,中原的农耕人群创造了发达的文明,形成了相对于四方族群的优越意识,春秋时期诸夏更强调华夷之别,为了加强华夏的凝聚力,华夏或中原王朝通过对各区域民族进行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塑造了一个环绕华夏的边缘,以此来加强华夏的凝聚力,从而确立了民族历史记述的基本模式,并主导了中国古代认识民族问题的思维方式。历代各民族建立的王朝也认同这一记述方式,不断传承、复制这一民族历史记述模式,通过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以强调各自的正统地位,并按地域总结各地理区域民族的特征,探讨制四夷之道。

晚清,较早具备世界眼光的官员、学者在介绍世界各国历史的著作中依然保留着“四夷”这一记述方式,把西方国家放在既有的四夷体系中来认识。但在现实政治中,列强逐渐向清朝边疆民族地区渗透,在日、俄、法、英等的挑唆下,周边民族有脱离清朝管辖之势,甚至,作为四夷体系中“东夷”之一的日本,积极宣扬“脱亚入欧”,要在观念上摆脱这一体系的影响。甲午战争中清朝被“东夷”日本击败,持续两千年的四夷体系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同时,随着西方地理学、民族学等著作的传入,也动摇了既有的关于民族历史的知识体系,在学术观念上,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方式逐渐发生转化。人们开始审视自己的传统,新的国家观、民族观逐步确立。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迅速发展,这需要重新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新的民族史观及撰述模式开始形成。

 

 注释:

①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17页。

②参见王爱和著,金蕾、徐峰译:《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第二章“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另见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6-94页。

③参见蔡沈:《书经集解》卷二《禹贡》,《四书五经》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7-38页;(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三九《职方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9页。

④参见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⑤《史记》卷一四《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92页。

⑥(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成公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2页。

⑦(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闵公元年,第214页。

⑧(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僖公八年,第266页。

⑨(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襄公四年,第817页。

⑩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一六《郑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1-462页。

(11)王明珂:《华夏边缘》(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12)后世也强调民族分布的地理意义,《周书·异域》:“是知雁海龙堆,天所以绝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内外也。”《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了狄仁杰也曾上表论说了这种关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新唐书·天文志》提出了“两戎”的概念,“北戎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戎自岷山、蟠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传》谓北戎为‘胡门’,南戒为‘越门”’。

(13)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4)参见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童书业著作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19页。

(15)朱熹:《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上》,《四书五经》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7页。

(16)《管子》为战国中期成书,参见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7)《淮南子·坠形训》把五方之人的形象、性格与五官、五色、五脏及五方相配,形成了一个整齐的观念体系,也表明了西汉时期对各区域人群的抽象认识。

(18)(唐)孔颖达,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明堂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8-1259页。

(19)另见《逸周书·王会解》中的《四夷献令》,按地理方位划分四夷,根据地理方位记述了每一地区的民族及所贡方物:“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文身,请令以鱼支之鞞,□鰂之酱,鲛鼥、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己、闟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氐、韯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駼騠、良弓为献。”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70-983页。

(20)参见[日]渡辺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二章“天下的领域结构——以战国秦汉时期为中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0-65页。

(21)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7-488页。

(22)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讨——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2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7页。

(24)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二《四夷·四夷总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96页。

(25)(明)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3页。

(26)参见张莉:《〈魏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成就》,《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7)《辽史》卷一〇四《刘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55-1456页

(28)参见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

(29)(元)马端临编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010页。

(30)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1)《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第638册,2005年版,第579页。

(32)《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第579-580页。

(33)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