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u Weizheng (朱维铮) 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tradition of writi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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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中国史:文化认同与历史编纂传统

朱维铮

(图片说明:阎立本《职贡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来源:文汇报201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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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人

  三重认同尺度:国籍、种族、文化。

  现代世界,国籍以疆域为限,却已不以原住民为限。人口流动频率愈来愈高,迫使众多国家承认取得本国公民权,即为本国人,而公民权仅赋予连续在本国居住满若干年者,有的还与资产挂钩,所谓投资移民,还有承认双重国籍者。

  同样,现代世界已罕有单一种族或民族的国家。中国便居住着五十六个或以上的民族(尚有未经民族认同的族群,如苦聪人等)。种族已不限于同一基因群的族类,而民族的组成因素更复杂,很少有符合斯大林定义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否则,“中华民族”的界定将成问题。

  因而,谁是中国人,如同谁是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等一样,在现代世界上,主要表征是文化问题。文化认同涵泳着复杂的因素。

  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汉族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它已不是上古的华夏族。早在距今约三千年的春秋初,居住在江汉流域的楚人,已否认自己是当时“中国”的华夏族。但黄土高原的华夏族,早先也非同族。

  清末章太炎著《序种姓》,上篇主要考察古华夏族的形成史,下篇主要考察中世纪胡汉姓氏的同化史。他在上篇就提出了(1)华夏的族源,(2)华夏的族群结构,(3)华夏族早期的姓氏分化和重组等。他利用中外文献研究,认为华夏族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是经过几千乃至上万年形成的“历史民族”。论证未必正确,思路值得参照。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傅斯年著《夷夏东西说》,应用德国兰克史学的实证方法,从中国古文献的矛盾陈述中间,清理出一种说法,以为古华夏族实由东夷和西夏两大族类不断冲突、征服而同化的结果。黄土高原诸族依仗武力征服东方诸夷族,又不断吸收改造齐鲁等先进文化,形成在北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与孙吴以后成型的南方文化,形成南北二元对立。由此可知,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的由来和演化过程。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复合体。汉族也如此。古华夏族不断与“四裔”同化。统一六国的秦朝王室,原出西戎。楚汉统治者皆非周秦苗裔。汉魏间塞外诸族大量南迁,所谓五胡乱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历北朝隋唐,多无踪迹可寻。但知在一世纪被东汉窦宪等逐出北国的北匈奴,远遁西方,于五世纪突然现身于欧洲,由阿提拉王率领横扫西欧,后退入东欧。而南匈奴曾建立汉,后改前赵,旋即在大乱中式微,其中赫连勃勃一支在甘、青建过夏国,羯氐羌均强大又缩小。鲜卑全盛时称霸东北亚至中亚,它所建立的北朝,因分胡汉,促使汉族形成,至隋唐而定型。这时汉族实为北南诸族同化的产物。其后历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王朝,北方汉族不断与这些民族混血,而南国汉族也不断吸纳百越诸族,终成明清的汉族。如今中国各少数族,唯有西南中南的彝苗瑶等族,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前,其他大部分都是唐朝至元朝才区别为不同族类的。

  因而,民族区别,更多体现于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的一统民族

  辛亥革命宣称五族共和,建立中华民国,获得原清帝国疆域内各民族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为世所共认。

  民族既是历史形成的,近代世界各民族当然也是近代才有严格意义的界定。全球不少区域都拥有古老文明,也许除了中国,没有一种古老文明不曾中断,或者说不曾改易面目。有的现代文明,如美澳诸洲,完全是近代世界的产物。即如中华文明,也是连续中有间断,一统中有差异。

  综合既往学者研究,以下见解可供文化认同参照:(1)凡民国以来,中国版图内的一切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2)多民族的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3)一切文化,都涵泳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重结构,二者交叉映现的是心理结构。(4)因而文化既是精神的物化,也是物化的精神,例如宗教的庙宇是物,僧道等人也是有形的,但都属于特定信仰的精神物化的表征,艺术形式及其映现的精神也一样。二者都涵泳特定的民族心态,例如佛教的禅宗道场,可谓传统士大夫对佛学认同的物化形态,而喇嘛教寺院,则是藏蒙诸族改造过的佛教密宗的物化形态。(5)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文化特色,但都属于统一整体的分别反映(周谷城尤强调此点)。即如汉族,也同样有文化的多元色彩。集结的纽带唯有政体和文字,它如方言、民俗、信仰、以及衣食住行(行已例外,可说吃喝住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乃至不同职业,都有大小明晦的差异,难以强求一律。(6)因而,只能承认所有区域、族群的文化多样性,都是中华文化的异彩,所谓“摩尼(珠宝)见光,随见异色”,不可说文化认同只能认同于单一的、人为的观念形态。(7)文化差异体现文化的相对性。所有中国疆域内的文化形态,既然早已同法度、同文字,相对于其他国族,当然是自成系统的统一整体。以往所谓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比较,不仅否认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宣扬所谓汉族中心论(在内部是大汉族主义),而且否认汉文化也存在着东西南北中的时空差异,乃至将都城文化代替中国文化,殊不知多元性正是汉族和整个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特色。(8)中华文化从来不是封闭体系,内部求同存异,外部吐故纳新,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奥义。新儒学反其道而行之,“以我为中心”,并欲以朱熹式理学为中心,决非文化认同导向。

  历史的中国

  假如将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为准绳,那就只能同意谭其骧的界定,中国的版图当以康熙晚期为范畴。因为到清康熙中叶(一七○○年前后),帝国的有效统治,已经北至满蒙,西包准部西藏,南东有海南、台湾诸岛,且不说四境各旧国。那时帝国疆域,在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时至晚清,清朝还相继在新疆、台湾设行省。然而列强侵略引发的边疆危机同时加剧,日本强割台澎,沙俄蚕食蒙疆,英法德意等也竞相强占中国领土。于是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中国领土也似被蚕食后的秋海棠叶,仅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回眸历史的中国,可知(1)中国史的空间范围,不限于民国的疆域。(2)历史的中国,应该包括到清康熙为止的中国各族的共同历史,包括非华夏非汉族各族的国别史和王朝史。(3)即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中国史,大半时间也由非汉族的边疆民族主导,例如北京成为首都近千年,其中除明永乐后二百来年外,主人都属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被史家认作正统的两宋,除战俘、使臣和商人以外,没有人往返其地。中华文化不等于首都文化,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历史

  由前所述,可知中国史,就是历史的中国的全部历史。所谓全部,指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历届政府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以前,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一切历史,也包括中国历代与域外诸国诸族交往的过程。

  王朝史不能代替中国史。清以前,每个王朝都更改国号,例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但王朝各有版图,而且同一时代常有几个王朝并存。两宋同时并存的,就有辽、金、西夏、大理和蒙古诸王朝。它们的历史,当然也属于中国史。

  中国史也不能简称“国史”。中国境内,即使在“大一统”时代,也常有其他国家。何况分裂时代,列国并存,你说哪国表征“中国”?即如民国,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如今共和国建立五十六年了,非但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而且还被迫承认晚清边疆被分割的现状,那么辽金元清列朝都纳入版图的漠北疆土,能排除在历史的中国之外么?

  倒是十六、十七世纪相继入华的欧洲传教士,他们向西方世界介绍国号由明改清的东亚这个帝国的历史和现状,都采用了“中国”或“中华帝国”的概念,就是说更切合历史实相。所以,还是用“中国史”概括我们古往今来的历史为好。不消说,我赞同谭其骧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空间界定,应以十八世纪清朝版图为准。

  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

  谁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最重视历史。甲骨卜辞和钟鼎彝器铭文不断出土,表明殷周时代,记录和保存历史,已是国家大事。从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起,我们就有连续性的编年史记录。公元前二世纪末,司马迁写了《史记》,一部陈述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和已知世界的通史。

  那以后,中国的历史著作,便层出不穷。自公元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每个王朝,无论大小,都有专门史官撰写前代史和本朝史。到十八世纪,由清朝政府准行的“正史”,就有廿二部。民国又增至廿四史。都是以人物传记和制度记述为主的大历史。

  同时,相传由孔子晚年著成的编年史《春秋》,在中世纪也被许多公私史家仿效。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巨著,就是十一世纪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当然,中世纪还形成了其他的历史著作形式。被十八世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列举的,就有十七种。其实,中国传统的所谓经书,无不是叙史式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战国以来的学者文士,都好叙史、说史、论史,后来还发展到考史、证史。留下许多零散的笔记,或私著的“野史”,往往比官修正史等著作,更多保存历史真相。

  这样的传统,必定引起权力者的警觉。秦始皇焚书,重点摧毁的就是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历史记载。汉武帝迫害司马迁,起因便是他竟敢如实记载皇帝父子的阴谋和迷信。东汉皇帝改变策略,命令史官到宫廷中著史,从此成为传统。当然更不放松对史官的迫害。东汉末一个宰相,坚持要杀愿像司马迁受刑著汉史的蔡邕,理由就是汉武帝没杀司马迁,让他留下“谤书”。

  三国到南北朝,中国大乱了四百年。那时有兵就有权,但不论何族当权,只要稍微稳定,就控制修史,并严防史官出格。北齐高欢父子就是显例。也就在这期间,南北朝都形成了史馆制度,把编撰现代史变成由君主监视的政府行为。虽然纸的普及,使书写历史更容易,而权力争斗造成的言论空间,也使控制私人著史更困难。

  不过隋唐统一,官方控制历史编撰更有力了。唐太宗极重视按照他的意向重新解释历史,亲自主编《晋书》,替他夺去帝位的政变辩护。同时通过大规模编写《五代史》,完善了史馆制度,使民间史家想撰写现代史,尤其是当朝史,变得几乎不可能。

  关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它的多彩形式和矛盾过程,可参看周予同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那中间的书目解题和作者小传,当初我的写作意向,就是串起来看,便是普及性的中国史学小史。

中国人要知中国史

  历史属于人文学科。一切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学科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一切涉及人类过去的学科的共同基础,范围远较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或工艺的各类学科为广。因此,如今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工,虽然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但任何史家都同意,通是专的前提,见树先见林,博大和精深应该相辅相成。

  有段时间,历史的范围,受权力干预,变得越来越窄。全部人类史,特别是中国历史,被化约成若干干巴巴的教条,成为贯串历史教科书的“红线”,谁有兴趣学它?有很长时间,中国史不受中学生欢迎。大学里连文学、哲学、新闻、艺术等人文学科各系,也都不愿专设中外通史课程,也许由于重复那些教条没有意思。

  效应呢?休说别人,就是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也大多不知中国的过去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清末民初”并非“明末清初”。我们的媒体涉及中外历史事件和人物,频频出错,已属司空见惯浑闲事。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往古来今的历史不感兴趣,以所谓历史题材胡编乱造的影视作品,常放不衰,就是反证。然而,历史论著虽多,却极少吸引人阅读,于是以假乱真的“戏说”式的所谓讲古作品大行其道。以前官民常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真史。如今人们则信甚么皇帝太后之类的伪史是事实。秦始皇成为爱惜刺客人材的“英雄”,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后继续长胡子,康熙祖母没死便自称“我孝庄”,残忍的独夫暴君雍正成了英明的君主,吃喝玩乐又导致举国腐化的乾隆则成为深入民间微服私访的楷模,有的高官甚至对和珅敬佩得五体投地。类似例证,不胜枚举。中国历史被糟蹋到这种程度,“以史为鉴”从何说起。

  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不以为历史有那么大的作用。但历史不能变成哈哈镜,不可藉助现代科技手段恣意扭曲,拿来辩护现状,或者当作骗钱的伪劣商品。日本右派“颇知历史”,首相议员不顾谴责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致当今日本青年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父祖对亚洲各国人民,制造了那么可怕的灾难。美国所有大学生都必修美国史,人人都知道五月花号装载几百清教徒到达美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造成了今日美国的富有、强大。我们有些人羡慕美国人爱国至诚,却不知那是片面强调美国精神的历史教育积累的效应。

  我常说学历史没甚么用,因为这不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我也不赞同笛卡尔式的观念,将现代和传统断作两撅(参看史华慈)。现代新儒家幻想用孔孟之道拯救世界的道德沦丧,是反历史的。而“河殇”一派断言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宣扬彻底反传统,同样是反历史的。

  中国历史表明,中国所以拥有全球传承最悠久的古老文明,中国所以在中世纪一直居于世界文明前列,中国所以在近代世界成为域外列强争欲吞噬的“肥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从未丧失过历史活力。古典的百家争鸣,儒家早已分崩离析,但它终于熬过秦汉“安宁术”的打击,因为它自居弱势,既迎合权力取向,又吸取道法墨诸派学术补充自身。结果汉代经学虽已脱胎换骨,但外表还奉荀况改造的孔子形象作为偶像,正如圣保罗新创的上帝教义还要用耶稣基督命名一样。以后中世纪经学不断迎合改变了的权力取向,毫不在乎地将佛道等教新说,纳入自身的经史表述,以致代代宗师都是假孔子。

  五四后周予同先生曾综合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的见解,指出中国经学史就是假孔子的发育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重考“圣名史”,指出没有一以贯之的孔孟之道,由西汉的孔子之术,到汉晋的周孔之道,再到唐宋的孔颜之道,直到朱熹死后百年才由科举制度肯定的孔孟之道,是个观念形态接连畸变的长过程,况且从明初二祖到清雍乾二世,连朱熹也非复生前原貌,更不消说孔孟都早成仅为帝王术掩饰的文化符号。

  符号史不等于真历史。我们自幼至壮,乃至老年,非但面貌大变,行为、思维和心态也无不更改。老照片常引起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不论回忆是否五味俱全,却谁都知道不可能回到那些消失了的岁月。但通过回忆,深思人生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怎样从幼稚变得成熟,或由天真变成世故,甚至依然愚蠢,屡屡在类似的坑洼处跌倒。因此,历史不会重演,但回顾历史,却可能使我们变得聪明。假定有一门学问,可使个人、民族、和世人,都变得比较聪明,那就是历史。

 向大学生建议习史

  中国还没有普及高等教育。十三亿人口中得入大学的,不过千分之一。因而中国大学生既属罕有,往往自视甚高,乃知自视天之骄子,不知天高地厚。

  其实学术分工愈来愈细,学历愈高,识见愈窄。上海市民谚谓,“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但不可不承认这是对学界分工专化窄化之现状的一种讽刺。陈景润便是显例。

  比较地说,人文学者的眼界较开阔,而历史学家特别是“通人”的眼界更开阔。中国史学史表明,从秦皇汉武以来,历史学家就经常被历代统治者憎恶,尤其当他们重历史胜过重政术的时候。韩愈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受天刑”,尽管遭到柳宗元批判,但那以后千年了,到“文革”还是将“资产阶级”史学当作由头,可知历史学家的命运,总在负面。

  我曾怀疑“八亿人都是政治家”的判断,当然也认定历史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我以为,中国人特别是大学学历以上的精英阶层,非学点历史不可,那第一步便是学点中国史。

  理由很简单:你是人,当然应知人兽乃至动植物区别的由来;你是现代人,当然应知地球村史,所谓全球化的来龙去脉;你是现代中国人,当然应知道今日中国的先民,怎样历尽艰辛,给今日中国各族居民,开创改变了当前生存环境和社会体制。

  从民国以来,数典忘祖和认贼作父两种相反文化取向,已成常态。然而十五年来,所谓民族主义,受到权力鼓励,藉助舆论一律,似成历史传统的聚焦点。

  难道清末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蠢举,可称民族主义吗?从满洲入关,以文化落后的征服者,统治文化先进的汉族等被征服民族,的确曾以辽金元的失败史,当作历史的镜子。以满驭汉,禁止满汉通婚,宣称满文为国语,中央政权实行满汉双轨制,不容非八旗汉人染指兵权,乃至重新审定全部传统经史典籍,用权力强迫删改统治者发迹乃至其先民的历史,这都似在民国官修清史中再现。

  满清属于历史已九十四年,民国在大陆成为过去也已五十六年。按照《汉书》以来两千年的“隔代修史”传统,蒋介石退出大陆前,没有完成《清史稿》的改定,已证明这个政权非继清的“正统”。倘若驱蒋立国,时逾半个世纪,胜朝史止于残篇,居然由权力干预,耗用亿万民脂民膏,集合万千专家浅人,不顾《清史列传》《清史稿》和众多实录野史,早将满清近三百年基本史实厘清,用所谓新编清史,冲击民国史乃至国共斗争史的研究,乃至转移人们对于共和国史的视线。这现象岂非值得深思。

  介绍几本书

  历史教人聪明,读史却很辛苦。况且比较翔实、简明、可读又给人启迪的入门史著,实在少见。

  除了多半乏味的教科书,有志于了解一般中国史的同学,不妨选读这样几本书:

  (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是费正清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去世前完成的《中国新史》之前的一部中国通史。宋以前诸章由赖世和执笔。由蒙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章是费正清写的。他设定的读者对象为西方知识分子,却很适合我们的初学者,尤其我们至今没有像样的民国史和共和国史。有二○○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中译本。另外,他的经典性名著《美国与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等,也都有中译本。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前三卷。

  (3)钱穆《国史大纲》。

  (4)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

  (本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朱维铮先生未刊遗稿,发表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