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iu Kaijun (刘开军) on the role of newspapers for historical criticism during the late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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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价值

刘开军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4年3期第157~165页,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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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晚清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商榷型专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它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引领了史学革命的风潮。史书广告在商业宣传之下仍透露出较强的史学批评信息,是史学常识与史学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更是一座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库。新书评介的第一属性是学术批判。晚清报刊设置这一栏目,使得新书评介跻身于和经济、学术、教育、军事诸栏目平等的序列,为史学批评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报刊凝聚了清末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史学争鸣的平台;还加快了史学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相互回应的周期,同时也为史学批评印上了清晰的时间印迹。
【关 键 词】晚清/近代报刊/史学批评

【作者简介】刘开军,1981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19世纪末,中国传统史学加快了向近代过渡的步伐。在史学转型的多种动力中,史学批评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这其中蕴含的学术逻辑是,传统史学难以应对世变,于是新派史家起而攻击之,但新派史家怎样攻击旧史学,传统派史家又如何回应各种非议,这一连串的学术反应都少不了史学批评的广泛参与。在清季的这次史学变革与史学批评的互动中,出现了一种传统史学批评史上未曾有过的新型载体,这就是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史学家开始了与报刊的首度联手,新派与旧派学者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考察它们与晚清史学批评的关系,对认知与书写晚清史学批评史不无裨益。
商榷型专文:学术论战的重要武器
近代报刊在晚清的最后三四十年间逐渐成为史学家表达意见、发表著述的重要载体。许多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力的文章都首次公开发表于报刊上,并经由报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广泛传播,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史学》(1902年),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创刊号上登载的《史学总论》(1902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史学通论》(1902年),曾鲲化在《政艺通报》上刊出的《中国历史出世辞》(1903年),佚名在《大陆报》上发表的《近世世界史之观念》(1903年),刘师培(署名“无畏”)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的《新史篇》(1904年),佚名在《东方杂志》上刊出的《论中国史乘之多诬》(1905年),陆绍明在《国粹学报》上登载的《论史学之变迁》(1905年)、《史学分文笔两学派论》(1906年),蛤笑在《东方杂志》上刊登的《史学刍论》(1908年)等。这类文章可以归属于商榷型史学批评论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也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引领了清末史学革命的风潮。
清季的“无史”“有史”辩就是由商榷型专文出演主角的一场精彩的学术论战。这次论战正是以报刊为主阵地、以互相商榷为重要形式开展的。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指出:“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①梁启超后来的“新史学”思想于此文中已初见端倪。1901年9月,梁启超署名“任公”在《清议报》第九十册和九十一册两期上连载《中国史叙论》,文章开门见山地批驳传统史学: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②
这番话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即“中国前者未尝有史”,其依据是中国传统史学只是记述朝代兴亡之事,类似于家谱,而不探求人类全体运动及其因果关系。翌年,梁启超又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新民丛报》创刊号“史传”栏目刊出他的名作《新史学》的第一章《中国之旧史学》。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主干——历代正史的评价更是语出惊人,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③从《变法通议》到《中国史叙论》再到《新史学》,五年之间,梁启超以大无畏的批判勇气对传统史学大加挞伐。在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他的批评包含着一定的学术合理性,加上梁启超在政界和学界的大名,再凭借报刊的媒体优势,这些论点不胫而走,迅速在史学界传播,给中国传统史学沉重一击。
在当时的史学界,赞同梁启超“无史”论的学者不在少数。如谓“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谭有中国历史乎?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④。这里所说的“世袭谱”、“相斫书”都是梁启超《新史学》中的标志性符号。无独有偶,在比较了“旧史氏”和“新史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后,晚清史学批评家邓实的思想天平也倾向了“新史氏”,他在《政艺通报》上撰文称:
又闻之新史氏矣,史者,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非为陈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史岂若是邪?中国果有史邪?中国无史矣。⑤
这里所说的“新史氏”是指梁启超。邓实从新史学的理论基点出发,发现在汗牛充栋的传统史书中找不到种族史、技艺史、外交史等新史学的特质,于是得出了“无史”的结论。
在学术史上,当一种新的理论蓬勃而出之时,往往会有另一种相反的力量与之颉颃。反对“无史”论的史家,如陈黻宸等人也选择了以报刊为堡垒,与“无史”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鸣,至此,晚清史学批评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能否将陈黻宸作为当时倡言“有史”论的重要代表,史学界还存在明显的分歧⑥。陈黻宸在《独史》中屡次言及中国“无史”,如“中国之无史亦宜哉”,“吾观于南北朝之史,而益不能叹息痛恨于中国之无史也”。若从字面上看,陈黻宸似应属于“无史”派的一员,实则不然。陈黻宸虽说过上面的话,但他又说:“无天地则已,有天地即有史。天地者无一物则已,有物即有史。我亦史界中之一物也。”“二千五百年之前有《春秋》,二千年之前有《史记》,一千年之前有《通志》。感不绝于予心,抚遗文而涕陨。”⑦这些话显然与梁启超等人的大批判口吻不同,且对古代史学家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从陈黻宸所列出的“八表”、“十录”和“十二列传”的撰史计划来看,陈黻宸的“新史学”明显带有司马迁、陈寿、郑樵、顾炎武等人作史、论史的特点。摆脱一字一句的理解,从《独史》全文主旨与陈氏的史学主张和实践来看,与其将陈黻宸在《独史》中所说的“无史”理解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学,似不如解读为中国传统史学日渐衰落更妥当,即陈黻宸所谓“无史”之“无”的真正内涵乃是“衰落”,而不是“没有”。
如果说陈黻宸的《独史》只是在事实上肯定古代史学,还没有明确提到中国有史的话,那么,陈黻宸在《广益丛报》上的一篇文章则鲜明地表示了中国“有史”论:“余每读《史记•八书》与《通志•二十略》,反复沉思,得其概略,未尝不叹今之谈史学者辄谓中国无史之言之过当也。”⑧陈黻宸的这句话可以为今人理解上的歧异画上一个句号了。继《独史》之后,《新世界学报》上又接连发表了多篇批驳“无史”论的文章。陈黻宸的学生杜士珍在《班史正谬》一文中慷慨陈词:
中国历史之学,自昔大盛。三代以上无征已。孔子《春秋》旨存三世,极东西大哲学家、大政治家不能望其肩背。即降而至汉,中遭秦祸,学术可谓大哀矣。然太史公《史记》罗列数千年之掌故,贯注以一家之精神,挺然为千古不朽之宏著。中国何尝无史?⑨
杜士珍虽未在文中点名,但“中国何尝无史”的反问明显是针对“中国前者未尝有史”而发的。
真正把“无史”、“有史”的论战推向高潮的,是陈黻宸的得意弟子马叙伦。在杜士珍的文章刊出仅半个月后,当时年仅17岁的马叙伦作《中国无史辨》,开篇便点明题旨,“人之言曰:‘中国无史,中国无史。’夫有世界斯有国,有国斯有事,有事斯有史。中国非国乎?何无史也?”文章一开始,马叙伦还显得有些拘谨,但年轻人身上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很快显现出来,他大声疾呼道:“人之言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呜呼,吾将信其言之无诬而不疑乎?吾将集二十行省四百万万同胞而痛苦之,泪干而血继之。吾中国非国乎?何无史也?虽然,吾有疑乎其言。吾于是正告我同胞曰:中国固有史。”⑩马叙伦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梁启超,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那份强烈的情感蓬勃而出,所谓“泪干而血继之”,发自一位热血青年之口,给人以震撼之感。马叙伦大声向同胞们宣告“中国固有史”,也道出了他对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看法。
国粹派干将黄节又把马叙伦未说充分的话题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黄节撰《黄史》,谈到了他关于中国史学的总体意见,说:
大哉,史乎!吾观夫六经诸子,则吾群治之进退有可以称述者矣。不宁惟是,史迁所创若《河渠》、《平准》与夫《刺客》、《游侠》、《货殖》诸篇,其于民物之盛衰,风俗、道艺之升降,靡不悉书。至如范晔之传党锢,谢承之传风教,王隐之传寒俊,欧阳修之传义儿,是皆有见夫社会得失之故,言之成理,为群史独创例。概以谓吾国四千年旧史皆一家一姓之谱牒,斯言也,毋亦过当与!(11)
马叙伦主要依据司马迁和郑樵两位大史学家来反驳“无史”说,黄节则补充了范晔、谢承、王隐、欧阳修等史学家。黄节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还是记叙了社会得失变迁的,旧史书中除了帝王将相,还有刺客、游侠、党锢、寒俊、义儿等,可以窥见社会风俗、经济状况,传统史家也在不断创新,所谓“无史”之说太过分了。饶有兴味的是,黄节、邓实和马叙伦同为晚清国粹派的重要代表,但是,黄节、马叙伦和邓实却在“有史”、“无史”上各执一词。这也提醒我们,晚清学术流派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宜以贴标签的方法简单视之。
晚清报刊在“有史”与“无史”的大论战中大致有所分属。比如,陈黻宸、杜士珍、马叙伦的文章比较集中地发表在《新世界学报》上。尽管《新世界学报》仅持续了半年多,发行了15期,但却成为晚清“有史”论的重要舆论阵地。但两派学者有时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迥异的观点。如邓实主张“无史”论的重要文章发表在《政艺通报》这份报纸上。有意思的是,1903年,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的姊妹篇《史界大同说》也刊于《政艺通报》。
参与这场“无史”“有史”论战的史家大多具有报人身份,或与报刊具有密切关系。梁启超是《新民丛报》的主编,《时务报》的主笔,《知新报》的撰述,《清议报》的实际主持者;陈黻宸主持《新世界学报》的工作;马叙伦是《新世界学报》《东方杂志》的编辑;邓实和马叙伦先后担任过《政艺通报》的主编。黄节和邓实又共同创办了《国粹学报》。这些人深谙报刊的撰稿、编辑与发行,善于发挥报刊的媒体优势。如果没有报刊的介入,这些商榷型专文是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快捷且公开地呈现于史学界的。在这场争论中,双方你来我往,批评之后紧跟着的是反批评,将问题的讨论不断引向深入。这是晚清以前的史学批评史上难以见到的景象。
史书广告:被忽略的史学批评资料库
清季民初,现代意义上的广告尚处于滥觞,内容却已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举凡医药、乐器、食品、服装、日用百货、交通工具等均在广告之列,而书籍则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一些出版社通过广告来宣传图书的优点,以刺激读书人的购买欲。广告的直接目的虽是为了营销,但既然要广而告之,就不能不围绕对象的内容、价值作一番评论,故而史书广告在商业包装之下仍透露出了较强的史学批评信息。广告词注重通俗易懂和短小精炼,受众面也更广泛,是史学常识与史学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从笔者目前所翻阅的报刊来看,史书广告的数量比较可观,可视为一座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库。以往史学界对于广告词的史学批评价值关注得还不够充分(12),故这里有专门论述的必要。
不同类型的报刊上登载的史书广告表现出多样的倾向。综合类刊物上的史书广告内容一般比较庞杂,但较重视学术性。如《东方杂志》第1期上刊登的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广告,其中“历史类”有《世界近世史》、《欧洲最近政治史》、《泰西民族文明史》、《罗马史》等十四种。这些广告评骘的对象有中国历史,也包括世界历史;有政治史,也涵盖经济史、历史哲学;既有外国学人的撰述,也不乏中国史家的著作。《泰西民族文明史》一书的广告词为:“是书用普通历史体例,而特详于政治体制、宗教风俗、实业文艺诸端。盖惟此可以觇文明之真相也。全书译笔精审,词意明晰,毫无东文艰涩之习。”(13)这几句话对《泰西民族文明史》的体例、内容、文明史特质和文风都作了评价。这则广告到底出自何人之手,现在恐难以查考了,但从广告内容来看,决非史学门外汉可以捉刀。《东方杂志》较长时期内保持了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作广告宣传的特色,并且历史类书籍一直是比较重要的对象。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政论类报刊上的史书广告。政论刊物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严肃的,事实上,这类报刊上也不乏书籍广告。不过,它们毕竟属于政治类报刊,故其中的史书广告多与政治、民族、进化、国民精神等当时的敏感问题或热门话题相关联,简言之,具有史学批评与政治宣传相结合的特征。以维新改良为政治导向的《清议报》大约从第十册起开始刊登书籍出售广告。该报在第十一册中就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加以评论,说:“戊戌八月之变为中国存亡之绝大关系。惟其事之本末层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人某君将事之源委编辑成书,托本馆代印代售。……记载详尽,议论精明,将中国将来之局言之瞭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读之书也。”(14)此外,第三十七册卷末《新书发售告白》评论了《新编东亚三国地志》,第一百册书首的广告对《埃及近世史》、《东邦近世史》、《欧洲财政史》等书进行宣传和评论,如谓读《东邦近世史》“可以见东方进步迟滞之由及欧势东渐之次第”(15)。上述广告多是从政治隆替、国家兴衰切入评论的,洵非虚语。晚清改良派的另一重要阵地《新民丛报》上也刊登了大量的史书广告,而且篇幅较之一般刊物上的广告略长。如《欧洲十九世纪史》(美国札逊原著,麦仲华重译)的广告词是:
十九世纪者,历史上空前之名誉时代也……欲养国家之思想不可不读十九世纪史。虽然,著十九世纪史者不多,而善本尤少。今所最著名者则菲佛氏、苗拉氏、马恳西氏之三家。马氏之书坊间有译本,题为《泰西新史揽要》者,译笔太劣,读者不慊焉。札逊博士之书最晚出,兼诸家所长而有之。故一杀青后重版十数,各国翻译之者亦踵相接。其书叙事简而不漏,论断卓尔不偏,趣味浓深如读说部,无怪为学界所大欢迎也。(16)
这则广告词前半段强调“欲养国家之思想不可不读十九世纪史”,耸动声势,后半段评议该书的学术价值,“叙事简而不漏,论断卓尔不偏”。尽管广告词中提到的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并非一流作品,但它经由晚清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在当时的史学界影响较大。这条广告有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弊病,但如果研究者剔除广告中的商业宣传和过分包装,则不失为研究晚清史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
不惟改良派的刊物如此,作为革命派喉舌的《民报》在第4号卷末刊登了《日俄战役外交史》的广告,以“亡国人”自警。在第5号的广告中,又介绍了《亡国惨记》,“是书写满清入关以来虐待我祖我宗之惨状,字字悲哀,字字泪血,皆系当日之真像。……诚具有良心与有民族观念者不可不读之金丹品也”(17)。所言虽不免偏激,但仍可作为有意义的史料看待。《民报》第12号上的《南疆逸史》的广告中,史学批评的色彩更加浓烈。该广告云:“晚近以来,史益芜秽,甚者颠倒黑白,昧《春秋》之大义,是亦学者之所哀。顾欲求直笔于天壤,则野史尚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则广告还特意刊登了章太炎和刘师培关于《南疆逸史》的两条学术性很强的“批评”,即批评一:“章炳麟氏曰足以比肩陈承祚之《三国志》,视《南唐书》、《魏书》过之远矣”;批评二:“刘光汉氏曰昔李瑶据温氏《南疆逸史》而作《南疆绎史》,时温民(当做‘氏’——引者)书已佚其半,复多所点窜,颇乖原书之意。温氏列明四王为本纪,其旨与王螺山相符,是野史中之完善者也”。(18)这则史书广告词中正式出现了“批评”二字,更明确地透露出史书广告词的史学批评意味。
以批判现实、警醒国民为宗旨的《警钟日报》上也常见史学著作的广告,如由日本学者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的《万国史纲》出版后,颇受欢迎,销量不俗。此书再版时,就刊登了如下的广告:“是书本年五月间初印二千部,大受一般学者之欢迎。谓原书体制完备,译笔亦复明锐雅洁,于新史界放无量数异彩。今复补印二千部,披沙炼金,益求美备,骎骎乎欲与祖国班、马骖靳。世之究心史学者,当有同好焉。定价一元,上海各大书坊均可购取。”(19)这里讲到了《万国史纲》在新史学界的地位与影响,也论及该书的体例和译笔,均属史学批评的内容。诚然,这一评价太高了,甚至将之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实在不妥,但当时文明史的译介颇为盛行,商家为谋利润,故有此虚夸之词。
除了上述综合性和政治性的刊物外,专业性和地域性很强的报刊上刊登的史书广告也值得关注。如我国早期的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上就登出了关于《中国灭亡小史》的广告,说:“此书为中国少年之所著,以生龙活虎之笔抒刿心惕目之词,自宏光来二百余年种种之惨剧、悲剧、壮剧无不一一备载,朗若列眉,读之不独使拔剑斫地,目眦尽裂,且于明季稗史及近来诸秘史俱已包括靡遗,洵不可不读之奇书也。”(20)这则广告以强烈的革命意识和排满情绪评论了《中国灭亡小史》,自然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由湖北留日学生创办的《湖北学生界》第一期也刊出了后来在中国史学界影响深远的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的广告。这则广告词说《史学原论》“荟萃泰西名家学说,而括之于区区小册中,其义蕴之宏富,理论之精深,东邦久有定评,无烦赘述。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21)。这则广告勾勒出了20世纪初年新派史学家眼中《史学原论》的总体印象,也道出了新派史家群体对于旧派历史学者的不满。至于所说的“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虽不免夸大,但并非空穴来风,这一点只要我们联想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之间的关联就不难理解了。另外,由吴玉章等川籍同盟会员创办的《四川》创刊号上刊登了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和神藤才一的《欧洲列强近世外交秘史》的广告。其中谓《欧洲列强近世外交秘史》“叙述外交之纵衡巧妙,壇玷之权术机密,迥非坊间通行本所能道其万一”(22),从外交史的视角来进行评骘,也有参考价值。其他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上也常见史书广告,如《国风报》(第二年第三号,《国史读本》广告)、《游学译编》(第二期,《累卵东洋》广告;第八期,《波兰衰亡战史》广告)等,从中可窥见晚清报刊史书广告的大体面貌及其价值。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微现象,即史书广告并非一成不变。如《民报》第9号中《太平天国战史》的广告只谓“是书可作汉族近世独立史读;是书可作太平朝政治史、外交史及人物志读;是书体裁完美,义例森严,可称绝作;是书文章宏丽骏快,与时下出版物异趣”(23),内容比较简略。但到了《民报》的第10号上,同样还是这部《太平天国战史》,广告词却变得更加有分量了:
本书参考中外东西书籍数十百种,以东西史家炯眼纪述当日太平朝与满清战役,旁及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以太史公夹论叙爽(疑为“夹论夹叙”之误——引者)之法施之。行文不独史界杰作,抑亦文界巨制。……本书曾经《民报》、《复报》、《中西日报》、《大同日报》各大杂志新闻或著论介绍,或题诗表扬,又得我国近代民族主义伟人余杭章太炎先生署眉,日本侠士《革命评论杂志》编辑人白浪滔天宫崎先生、留学美国哈弗尔大学学生汉南君题词,岂惟本书之光荣,亦史界之佳话也。(24)
较之前一条广告,增加了史料来源、笔法、学界反响等内容。同一著作广告词的变迁,一方面是出于商业营销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史学批评已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
总的来看,广告中的史学批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商业性。毋庸讳言,有的广告出于商业目的,对史书的评价过分拔高,如“第一”、“最宜”、“不可不读”之语。这需要研究者有所分辨,自觉地删削这类浮夸之词,才能提炼其史学批评价值。二是精炼性。广告篇幅一般较小,但基本能够对史书内容、历史论断和文字表述功夫作简要点评。三是分散性。史书广告依附于各种报刊而存在,比较零散,需要在搜集与汇聚之后估量其总体价值。四是时代性。广告词中常流露出以他国兴衰为中国之鉴戒的思想认识,尤其是关于锻造爱国精神、民族主义,捕捉世界大势的迫切心理等,富有现实意义。书刊广告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豆腐块”,凭借其个性化的语言、不失精到的评价和庞大的数量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新书评介:史学批评的专栏化
报刊上的新书评介栏目在清末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一则新书评介兼有导读和评论两种功能。二则新书介绍的第一属性是学术批判。三则晚清报刊设置新书评介栏目,使得新书介绍已跻身于和论说、经济、学术、教育、军事、文苑诸重要栏目平等的序列。史学批评的专栏化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是晚清史学批评演进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晚清报人已将新书评介视为报刊的重要使命,“别其精粗,妄为评论。择其善者为海内读者之介绍,择其否者为海内译者之箴规”(25)。新书评介是了解学界动态的重要渠道,更是学术批评的重要模式。因为选择哪些新书来介绍,意味着对于学术的认知与鉴赏,这里说的“择”实际上已经是一种隐性的批评,而新书评介中的显性评价则是人们书写晚清史学批评史的重要依据。
晚清报刊上的新书评介栏目有的名为“绍介”、“绍介批评”,有的叫作“介绍新书”,其实质是一样的,即通过评论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来向人们介绍学术动态,而评判优劣高下自是其题中之义。《新民丛报》上的“绍介新著”栏目是晚清报刊中较有特色的一种。《新民丛报》的创刊号就明确说明:“凡各处新出之书,无论为著为编为译,皆列其目,时加评骘。”(26)这里的“评骘”二字凸显了这个栏目的评论色彩。该期介绍了亚当•斯密的《原富》(严复译)、谭嗣同的《仁学》和梁启超的历史人物传记《李鸿章》。其中,对《李鸿章》的评论堪称精彩的史学批评个案:
此书以泰西传记新体,叙述李鸿章一生经历而论断之。其体例实创中国前此所未有。著者之文章,常见于《清议报》中,世间早有定评。此编非徒为李鸿章作行状,盖以李鸿章时代之历史,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一国之事,几无不与李有关系,故此书又名《四十年来大事记》云。……于数千年来群治之积习,及数十年来朝政之失宜,所以造成今日之结果者,尤三致意焉。思想伟大,而笔力足以达之,诚近今之鸿著也。惜著者与李鸿章相交不深,不能多识其性行事实,又越在海外,所据之书籍不多,或不免有遗漏舛误之处。然此书既非为李鸿章一人而作,则读者但求其精神可耳。九方皋之相马不必惟牝牡骊黄之是问也。(27)
在不到三百字的篇幅里,对《李鸿章》的体例、梁启超的文笔、本书的特色、读史目的等都作了评价。尤其难得的是,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在当时响当当的史学家的著作,介绍者并不是一味赞美,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李鸿章》的两点不足——材料上的遗漏和知人论世上的偏颇。清季报刊新书介绍中的史学批评水准于此也可见一斑。《新民丛报》还比较注意评介外国史学家的史著,如对由日本学者柴四郎所著、麦鼎华翻译,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埃及近世史》的评论:
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史也者,诚养国民精神之要务哉。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埃及与中国最相类者也,其古代之文明相类,其近世之积弱而中兴,中兴而复积弱相类。故欲鉴中国之前途,不可不读埃及史。柴氏以晁、贾之才,班、马之笔,亲游彼都,归著是书。麦氏以其可以药我也,故从而译之。(28)
作者提出的“史也者,诚养国民精神之要务”,颇得新史学之要领。一般说来,从国民精神的培育来看,阅读建国史能催人奋进,胜于亡国史的哀婉悲戚,但对于晚清中国人来说,却恰恰相反。这里强调国人要读亡国史,目的显然是要让国人知耻而后勇,不做亡国奴。上述文字对柴四郎的史才著述的情况和麦鼎华译书的初衷作了点评,不愧是一则篇幅短小但内涵丰富的史学评论。《新民丛报》上还评介了《十九世纪外交史》(第十八号)、《世界近世史》(第三十号)、《支那四千年进化史》(第三十二号)、《世界通史上卷》(第三十六号)等。
从清季报刊栏目的设置情况来分析,注重“新书评介”者并非只有《新民丛报》。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也十分重视对新出历史书籍的评介。该刊第一期上专门设立的“新书介绍”栏目评价了四部学术著作,其中之一便是姚祖义编纂的《最新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评论者认为清季的历史课本多是“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颇有伤于国民之感情”,而姚氏的这本书“出自吾国人手,一切弃取,无所偏蔽。全书二百四十课,上起太古,下迄现今。其于历朝盛衰之故,因革之端,固能举其大纲”,又“无时下嚣张之习”。(29)这番话的重点不在于平铺直叙地介绍该书的内容,而在于批评晚清历史教科书编纂中过度承袭日人的弊病,赞扬姚书的创造性。1903年,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创办的《浙江潮》在第七号的“绍介新著”栏目中,评介了《中国历史》上卷(横阳翼天氏编译)、《中国文明发达史》(黑风氏译补)、《法兰西革命史》(青年会编译)、《社会进化论》(萨端译)、《西伯利亚大地志》等五种历史著作,其中对《中国历史》(上卷)的评论切中肯綮,反映出报刊新书评介的史学价值:
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然我国之史非余一人之家谱,即强有力者同族相残之战斗记。以故人人不知国家,而为异族之奴。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30)
所谓“国魂之聚心点”、“爱国心之源泉”、“一人之家谱”、“不知国家”诸语,构成了这条批评的核心术语,这已是晚清新派史学批评家共同的史学理念。广告作者秉承新史学的精神以观《中国历史》上卷,指出该书的宗旨为“民族主义”,可谓执简驭繁,其落脚点则在鼓动国民阅读此书。但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已然超越了商业宣传的范畴,而反映出新书评介专栏在沟通史学与社会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在教育类杂志中,也有新书评介专栏。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自创刊号始便设“绍介批评”栏目,仅1909年就论及多部在晚清民初有影响力的历史教科书。

 

这里不妨讨论一下新书评介栏目与广告中的史学批评之间的异同。相同之处是二者都围绕史书内容和价值进行评介。但广告中的评论一般就事论事,少有发挥,而且极少批判之语,商业色彩明显。新书评介栏目除对书籍的具体点评之外,还常对史学本体或某一史学现象进行评论,触及史学思想,因而理论性较强。这些新书评介因绍介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等差异,对史书的评论也未必尽为允当,但从中仍可观察到晚清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史学形象。
总之,晚清报刊在推动史学批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新兴媒介,报刊起到了凝聚重大理论问题,提供学术争鸣平台的作用。报刊的阅读面广泛,影响力较大,这使得公开的、大规模的商榷成为可能。在某一时段内,形成了史学界普遍关注、众多学者参与争辩的史学话题。日报、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等报刊的时效性很强,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将最新的史学批评动向传递给史学界。批评者的挑战与被批评者的回应,几乎可以在报刊上展开共时性的交锋,加快了史学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相互回应的周期。这种情况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是很难想象的。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主要见诸专书(如《史通》、《文史通义》)和序跋、书札、读书笔记之中。这些批评往往要在沉寂较长的时间后才为史家所周知。报刊的介入恰恰弥补了传统史学批评载体的这一缺憾,是晚清史学批评对于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突破。此外,报刊的时间印迹清晰。以往我们在判断古代史学批评家写作某些篇章的时间上存在很大困难,甚至出现无从查考的情况。通过报刊的出版时间,我们可以判定晚清批评家们撰述的大致日期。这也为晚清史学批评史的纵向书写提供了时间符号。
注释:
①梁启超:《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时务报》第27册,1897年5月2日。
②任公:《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3日。
③中国之新民:《新史学》,《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④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出世辞》,《政艺通报》第2年第9号,1903年6月10日。
⑤邓实:《史学通论一》,《政艺通报》第1年第12号,1902年8月18日。
⑥王汎森认为陈黻宸是主张“无史”的,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林辉锋则认为陈黻宸是“有史”论者,并说:“在主张‘有史’这一点上,陈黻宸和马叙伦基本上是一致的。”见氏著《从史学到文字学:马叙伦早年学术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⑦以上皆见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第2期,1902年9月16日。
⑧陈黻宸:《论史学与政治社会之关系》,《广益丛报》第84期,1905年9月28日。
⑨杜士珍:《班史正谬》,《新世界学报》第4期,1902年10月16日。
⑩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新世界学报》第5期,1902年10月31日。
(11)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23日。
(12)刘兰肖在《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四章第二节《历史教科书出版广告及新史学宗旨之阐扬》中有所探讨,颇有参考价值,然作者只是关注了史书广告中的一种——历史教科书的广告,对其他类型的历史著作广告中的史学价值的阐述则付之阙如。
(13)《东方杂志》第1期卷首《泰西民族文明史》广告,1904年3月11日。
(14)《清议报》第11册卷末《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1899年4月10日。
(15)《清议报》第100册书首《东邦近世史》广告,1901年12月21日。
(16)《新民丛报》第8号卷首《欧洲十九世纪史》广告,1902年5月22日。
(17)《民报》第5号卷末《亡国惨记》广告,1906年6月26日。
(18)《民报》第12号卷末《南疆逸史》广告,1907年3月6日。
(19)《警钟日报》第1号刊首《再版万国史纲》广告,1904年2月26日。
(20)《二十世纪大舞台》第2期卷末《中国灭亡小史》广告,1904年10月。
(21)《湖北学生界》第1期卷首《史学原论》广告,1903年1月29日。
(22)《四川》第1号卷首《欧洲列强近世外交秘史》广告,1908年1月5日。
(23)《民报》第9号卷末《太平天国战史》广告,1906年11月15日。
(24)《民报》第10号卷末《太平天国战史》广告,1906年12月20日。
(25)《大陆报》第1号《新著批评并叙》,1902年12月9日。
(26)《新民丛报》第1号《本馆告白》,1902年2月8日。
(27)《新民丛报》第1号《绍介新著》,1902年2月8日。
(28)《新民丛报》第6号《绍介新著》,1902年4月22日。
(29)《东方杂志》第1期《新书介绍》,1904年3月11日。
(30)《浙江潮》第7期《绍介新著》,1903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