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Niu Runzhen (牛润珍) on the development from new historiography to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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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牛润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来源:《史学史研究》(京) 2013年2期第40~47,63页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网页201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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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关 键 词】新史学/新民族主义史学/宋学/浙东史学

 


引言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宋学特别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下完成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新史学家群体竭尽心智,继承、发扬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救亡之路,解决、回答、解释或论证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所遇到的问题,凝聚人心,激发民族精神,为抗战救国、建国构建思想理论,提供智力与精神支撑,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史学。这一新型史学或又被称为“抗战史学”、“爱国主义史学”,然观察这一史学的渊源与前后演变的关系,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较为确切。新民族主义史学由清末民初新史学演变而来,形成并发展于抗战时期,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家极度忧患、悲愤、困苦、耻辱,于是纷纷投身学术抗战,从全民抗战的实际出发,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构筑民族精神长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鲜明的、突出的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史学。由于其思想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华夷之辨”、“华夷之防”之民族意识,又不同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不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求真求实”的理念,而是面对外敌入侵,求中华民族之“共是”,求民族不屈、不倒与自强、自立的精神,故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其代表人物有何炳松、蒙文通、陈寅恪、陈垣、钱穆、傅斯年、余嘉锡、姚名达等,他们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重新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思想价值,借宋学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

 
一、民初新史家重新发现浙东史学与宋学
清末,社会危机四伏,学人受新学尤其是进化论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借史学救世济民。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旧史学,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以史学叙述人类群体进化,求其公理公例,视史学为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称其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用新史学激发国民的爱国心,树立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精神。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都是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为基础的,即回顾、总结中国史学二千多年的发展,从而提出自己的“新史学”构想。1926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学史”的作法。清末民初新史学的建设是从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开始的,而且又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史学在近代史上的又一次觉醒。受梁启超的影响,姚名达于1927年就曾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1928年何炳松也“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①。梁启超由史学史研究,重新发现了章学诚的学术价值;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史学的代表,何炳松又由章学诚重新发现了南宋浙东史学的精神,并由浙东史学追溯北宋“宋学”。他说:“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发现“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于是他得出看法:“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因此,何炳松于1932年9月著成《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指出:“著者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现了一件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又因为要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不能不旁究同时的朱氏,因此又发现了一件朱氏学说和浙东水火的史实,更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程朱学说根本不同的史实。从此再追溯上去,发现了一件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实在是程朱陆三分鼎足的史实。于是再根据西洋史家所谓‘历史继续性’的原则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儒释道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个我国自古以来各派学术思想流派的大概。”②浙东学派由经入史,何炳松由学术史而史学史,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自孔子作《春秋》至荀悦《汉纪》,是为第一期,编年与纪传由创造而达于成熟;荀悦至北宋末,为第二期,旧式通史之发挥时代;南宋为第三期,“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又是“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史学“独树一帜”。“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③以浙东史学为儒学正宗,借浙东史学研究构建民国新史学,此诚为何炳松治史根本。
与何炳松相比较,蒙文通对南宋史学的认识稍晚些。他早年治经史,自1933年之后,“始一一发南渡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④,大有收获。他说:“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之言者于此未尽同也。近三百年来,宗汉学为多,虽专主西京其事稍晚,然榛途既启,义亦渐明。惟三百年间治史者鲜,今兹言史者虽稍众,然能恪宗两宋以为轨范者,殆不可数数观,而况于南宋之统绪哉!”又说:“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讨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史学二者诚不可混于一途也。”⑤蒙文通在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始于1935年秋季,此时也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学术救国,借史学激扬民族精神,在此背景下,蒙文通对南宋史学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他从会通的角度认识到南宋史学的“卓绝”。说:“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哲学衰而史学亦衰……六代精于史体,勤于作史;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六朝人往往不能作志,为之者亦勤于缀拾而短于推论。宋人则长于观变而求其升降隆污之幾。”又说:“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于一炉者也。”⑥“北宋之学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则制度几为学术之中心。”⑦蒙文通溯浙东史学渊源为洛、蜀、新三派融贯为一,此与何炳松以浙东学术为儒学正宗的看法颇有不同,然其推重学术史与何氏别无二致。他指出浙东史学以制度史研究为中心,则较何氏“由经入史”的说法更为具体、明确。
何炳松以南宋为“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蒙文通认为“史学莫精于宋”,“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同样,陈寅恪亦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⑧,民国史学家对宋学、浙东史学的价值与学术地位的重新认识与发现,为抗战时期宋学复兴,新民族主义史学构建提供了前提。

 
二、宋学、浙东史学之嬗变与复兴
宋学,又称义理之学,通经明大义,由经义、义理以通社会实践,经世致用,明体用之学。漆侠曾总结其学术特点: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⑨宋学缘生于唐宋鼎革。是时学风文风大变,欧阳修、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疑经辨伪,摒弃汉唐章句之学,为学通经知古明道,践行义理,修身施政作文,由此形成宋学。宋初学人重视经义、治事,较为典型者是胡瑗。他“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⑩宋神宗曾问胡瑗高弟刘彝,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11)此后,宋学虽经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二程、张载等推演、发挥,形成不同学派,然湖学始终受到重视。南宋初,程学一度兴盛,浙东学人秉承程颐学说,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程颐曾师承胡瑗,由胡瑗经世致用之学发展为性理之学,为学在于求道,求道在于正心、养性、蓄德,中正而诚,成为圣人。欲达于此,不仅要通经,还要读史,读史观成败。《河南程氏遗书》卷24《伊川先生语十》曰:“先生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读史能体验历史,领悟成败之理,深深影响了浙东学人,迭经发挥,独成一派,即浙东学派,又称浙东学术,因重史学,也谓浙东史学。
浙东史学“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已、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实创浙东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即朱熹所目为‘功利之学’者也。金华一派又由吕祖俭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胡三省等史家之辈出……至明初宋濂、王祎、方孝孺诸人出,一时乃为之复振……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迨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远绍程氏之无妄,遂开浙东史学中兴之新局……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竟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12)
至于浙东史学兴衰的原因,何炳松说:“唯浙东史学第一期之初盛也,其途径乃由经而史,及其衰也乃由史而文。第二期演化之经过亦复如是。”(13)这仅是就现象而论,现象背后还有学术与社会的作用。明清鼎革之际,学人厌恶空疏学风,借宋学反对王学,宋学倡。乾嘉时期,汉学行,清儒用汉学矫朱子之偏。道咸以后,汉宋兼采,补救汉学之弊。清末民初,经学衰,史学受西学(又称新学)的影响而复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重实证与科学,乾嘉诸老的考据方法受到重视,从学术渊源上讲,此期史学所受影响是以汉学为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史学家发挥宋学“经世致用”思想,浙东史学的“事功”精神,结合抗敌现实,研究学术,反对投降,借学术正人心,端士习,弘扬民族正气。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纷纷扭转学术方向,注重现实,讲究实用,读书保国保种,宋学、浙东史学一时复振。
钱穆于1937年初著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自序》说:“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司马氏表六国事,曰:‘近己则俗变相类’。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是书第一章“引论”,开首即论近代学术导源于宋,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别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14)民族危机,国难当头,是投降还是抗战,牵系人心世变与学术思想,钱穆回顾三百年学术变迁,其意在用宋学精神铸造民族精神,并说明宋学复振乃历史必然。
陈寅恪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于1942年1月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5)宋学复兴为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

 
三、宋学与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
抗战时期,史学家借宋学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蒙文通由宋学研究,探讨学术、人心与社会变动的关系,为抗战提供借鉴。他认为:人心趋静,则向心力强,社会安定;人心趋动,则离心力强,社会混乱。治乱在人心,人心动静受学术影响至深。“宋之时,亦举世而趋动,承五季之余风,邢、孙之流,袭唐人之疏,则裁其滥而约之以义理;庆历而后,更摧落汉唐之议,以极于横删六籍,怀疑摧陷之勇,迈于贲育,视魏晋有过之。故曰宋亦群众心理趋于动之时也。然宋人不苟安于怀疑之域,进而有必于求是之心,于愚夫愚妇,不学不虑,启示人心固有之知能,以之扫抄摹昔贤语格套俗伪之论,于是至理明而天下是非有准,迷曲之论不得公行,黑白不相淆,俗正而政肃。”(16)学术兴,事理明,是非有准,黑白曲直不相混淆,荣辱廉耻分明,人心才能正;人心正,才能有良好的社会风习与清明政治。学术的基础是哲学,目的是正人心,定是非。蒙文通说:“宋人之学,其始也为哲学,人人反求诸己,期于自证自得;其终也,抉人心同然之安,而天下归于一是之定……此宋之所以能有统一之治,外之足以御北狄,而僭乱不作。”(17)学术盛衰关系社会治乱,“五季之乱,烈于三国,廉耻扫地,奚止清谈,契丹之迫,过于刘、石,患迫则虑远而忧深,此宋之所以能挽一世于即倒者也。正其学术明而风教肃有以致之。及其覆亡,忠义相属,如火如荼,虽曰宋明以灭于异族之故,而仗节死义者独多,然永嘉之败,其为灭于异族则一,而节慨不稍见,岂非是非之久淆而学术太荒之故哉?宋之风以严肃,而六代习于怠荒,其盛其衰,此祸福之无不自己求之者。”蒙文通借古讽今,曰:“今之世,言议淆而政俗污,何其似魏晋、五季之甚,吾人亦希能比踪于两宋,而无为六代之续而幸也。宋之为宋,学术文章,正足见其立国精神之所在,故于宋史首应研学术,则知宋之所以存,次制度,则知宋之所以败,而事变云为纷纷者,皆其现象之粗迹,而别有为此现象策动之因存,亦正今日所当深思而引为明鉴者也。”(18)从抗战现实出发,总结宋学精神,用学术正人心,明是非,共同抗敌,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使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研究宋学,从学术史的角度探索人心世变与社会治乱,致用现实。同时,又以宋人著述为标准评判民国史家的学术成果,这也是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方面。1935年2月陈寅恪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重刻本作《序》,说:“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19)《元西域人华化考》成书于1923年10月,“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20),陈垣因撰此书,富有中华民族精神,故陈寅恪曰之“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21)1940年7月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寅恪读是书竟,别有感焉。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22)以宋人著述作参照,《明季滇黔佛教考》不仅超出了元明清,也超出了宋人。陈垣借明末西南地区佛教考证,将历史与现实打通,论证抗战时期政治与学术文化形势,其思想境界高出宋学,故陈寅恪曰“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同样,陈寅恪在1942年1月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也是从宋学的角度,揭示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正》之精神,说:“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噫!先生与稼轩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阳烟柳之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乡土踪迹,虽不异前贤,独佣书养亲,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历目睹,有所不乐者,辄以达观遣之。然则今日即有稼轩所感之事,岂必遽兴稼轩当日之叹哉?寅恪承先生之命,为是篇弁言,惧其羁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轩之郁郁,因并论古今世变及功名学术之同异,以慰释之。”(23)遭际离乱,国难当头,寅恪与邓广铭身同感受,故能体会其著述苦衷,才能撰出如此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序言。
抗战期间,陈寅恪撰著并出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此后又撰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由制度史、政治史而及社会史研究,颇具宋学特别是南宋史学的精神与风格,都是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成果。此外,还有钱穆撰著的《国史大纲》,亦受宋学之影响,焕发出新民族主义史学之精神。
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陈垣的贡献突出且有特点。他由清学转向宋学,然他本人并未提及“宋学”,而是讲“有意义的史学”。抗战爆发,他撰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表彰明末遗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又撰《清初僧诤记》,借佛门派系之争,责骂汉奸变节投降。1941年,抗战处在艰苦阶段,撰《南宋河北新道教考》,论证“夷狄无百年之运”,只要民族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著书教书,保留读书种子,等待民族复兴时机。1944年抗战后期,日寇行将败亡,他又撰《通鉴胡注表微》,结合自己一生治学心得体会,总结升华其“有意义的史学”,通过表发胡三省《通鉴注》微言大义,予以系统的理论概括,造就了民国时期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部代表作。

 
四、《通鉴胡注表微》所反映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与方法
陈垣一生熟读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抗战时期,平津沦陷,民族屈辱的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胡三省的“亡国之痛”。故“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程颐)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胡三省字身之)与文(天祥)、谢(叠山)、陆(秀夫)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见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辨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言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于是撰著《通鉴胡注表微》,“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24)
胡三省与文天祥、陆秀夫为同年进士,遭遇南宋亡国,同年好友赴义,为他内心留下深深巨痛重创。其注《通鉴》,每见亡国耻辱,隐伤发背,“呜呼痛哉!”“七七”事变,外族入侵,也深深刺痛了陈垣,共同的遭遇使他真正明白了《通鉴》胡注的学术精神。胡三省借注《通鉴》,抒发其对大宋忠爱之赤诚;陈垣借表发胡注微言大义,论证爱国主义道理,尤其是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能否坚守民族大义,是每一位史学家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学风、方法的根本考验。并说明胡三省不仅是位音训学家、地理考据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刻爱国思想的历史学家,亦是南宋渐东学术的殿军。
陈垣也是一位以考据为擅长的著名史学家,早年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思理缜密。抗战爆发,其学术讲究经世致用,陈古证今,全面阐述其爱国主义思想、民族大义和史学主张,用历史研究为抗战提供理论与精神支撑,探索学术救国救亡的道路。《通鉴胡注表微》首列“本朝篇”为第一。曰:“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胡身之今本《通鉴注》,撰于宋亡之后……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其“恒称‘我朝’或‘我宋’……身之原文也。”“父母国”即“祖国”,史家著史当对自己的祖国忠贞不二,爱国是史家最大的政治和必须恪守的第一道德。有国有家时,人们对此似乎不措意,山河破碎,国家败亡时,祖国显得尤为重要。胡三省注《通鉴》于宋亡之后,犹称宋为“我朝”,国虽亡而国之精神不亡,由此昭见其注《通鉴》的政治立场与爱国精神。
《通鉴》胡注,又涉及书法、校勘、解释、避讳、考证、辨误、评论、感慨、劝戒,虽言史法,亦具精神。“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固与《通鉴纲目》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朱熹《通鉴纲目》之书法,借褒贬以维护封建正统,已非《通鉴》之书法。胡注论《通鉴》书法,多就原书而言之。《通鉴》不记王莽改正朔,删削桓玄年号,书东晋帝逝世为“崩”,自有义例规范,即借笔削不予记载,表示莽之正朔、桓玄年号不合法而不予承认;书东晋帝“崩”是因为东晋承西晋,西晋原为一统王朝。胡注对此一一揭明。陈垣表胡注之微,曰:“然则读《通鉴》者,于南宋诸帝,亦可以先尝混一书‘崩’。身之盖思及本朝,而心痛国力之不振也。”至于《通鉴》不书桓玄年号,陈垣说:“然乱臣贼子可以笔削;敌国外患不可以议论弭,两宋之所以不亡于臣子,而皆亡于敌国也!悲夫!”(25)国力不振,面对强敌入侵,高谈阔论只能误国,可悲可哀!与其说陈垣表胡注之微,倒不如说是其对抗战的看法。
《通鉴》记事,有些事叙述清楚,不必出注,然胡三省特别加注。如周赧王四十九年,应侯使须贾归告魏王曰:“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胡注曰:“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池而尽杀城中人为屠,亦曰洗城。”陈垣曰:“屠城之义甚浅,而重言以释之者,有痛于宋末常州之屠也。德佑元年十一月,元兵围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力战固守,皆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明丘濬《世史纪纲》亦论之曰:‘作《元史》者谓伯颜下江南,不杀一人。呜呼!常州非江南之地邪?伯颜前此潜兵渡汉,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下,城陷之日,尽屠戮之,止有七人伏桥坎获免。残忍至此,而中国之秉史笔者,乃亦曲为之讳,至比之曹彬,岂其伦哉!’丘濬生异代,犹为此论,文山、身之,接于耳目,其感怆为何如耶?”(26)战争残酷,人命如蚁,援庵特表此节,也有感于日寇入侵,在中国制造了一桩桩灭绝人寰的惨案。
胡三省亲历宋元易代,家破国亡的切身感受使他对于家与国共兴亡的认识尤为深刻。《通鉴》晋永和二年,会稽王昱与殷浩书曰:“即时之兴废,则家国不异。”胡注曰:“言国兴则家与之俱兴,国废则家与之俱废也。”陈垣说:“《公羊》僖公二十一年传:‘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公子目夷复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仲尼弟子列传》载:‘夫子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人与国同休戚,夫子之训也。”孔子如是说,顾炎武亦如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个人、家、国共兴亡、同休戚的道理,被孔子、胡三省、顾炎武、援庵阐释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通鉴胡注表微》后10篇言史事,其目次为治术、臣节、伦纪、出处、边事、夷夏、民心、释老、生死、货利,所讨论的史事涉及政治、军事、民族、民心、宗教、人生、经济等。其核心仍然是爱国与民族大义。《治术篇》说:“治术者,致治之本。”又借史事论政治,说:“专制之极,使人不敢称其恶;今乃不许称人善,亦岂是非之公耶!”“人非好为盗,亦不乐为盗,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民有离心,虽用重典,无济于事。故重典非万不得已不可用,即用亦必以哀矜之道出之,可一不可再,安有屡用之而能止乱者乎!”此对蒋介石专制政治而言。《民心篇》说:“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其故可深长思也!”“得其地而不得其心,未为真得也;反之,失其地而未失其心,亦未为真失也。故得失在心不在地。”“民主政治未建立之时,以天下为私物,忌疆吏之得众,然则疆吏之虐用其民,乃君主所深喜……靖康元年,李邦彦等谮罢李纲也……谓纲为民心所归,帝亦疑纲而不可解,宋遂不得不南渡矣。”失去民心,又忌忠臣得民心,宋南渡,继又亡于元,历史教训惨痛!
生逢乱世,性命无保障,生死存亡考验着每个人,如何对待生与死?陈垣在《生死篇》中说:“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胡身之生乱世,颇措意于生死之际,故注中恒惜人不早死,以其生无意义也;又恒讥人不得其死,以其死无价值也。”“张溥谓‘假令(秦)桧死于靖康,忠直著声,岂不与王莽之死于建平,谦恭流誉,同为贤士大夫乎!’亦惜其不早死,而有期颐之寿也。”夏贵年八十,投降元朝,仕中书左丞。有人赠诗说“自古谁无死?惜公迟四年。闻公今死日,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说:“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陈垣说:“古人以不得早死为憾者多矣。”“可以死而不死,可以不死而死,生死都无是处也。”
面对外敌入侵,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陈垣答曰“爱国”,国重于亲和友。他在《伦纪篇》中说:“君臣、父子、朋友,均为伦纪之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为国,则不能顾及亲与友矣。伪齐之立,有背祖国而从刘豫者,自诿牵于私谊也,亦终与刘豫偕亡矣。”人不能以私情害公谊。“父母不欲其子就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挠之。”(27)
陈垣在民族危亡之际,借胡注阐述国家与民族至上的道理,语重心长,即使铁杆汉奸阅读其书也会动摇其心。宋学,尤其是南宋渐东史学,重义理、气节、事功、实用,重视文献掌故与考证,所有这些,都经《通鉴胡注表微》得到完美演绎。浙东学术以制度为中心,援庵发挥《春秋》大义,辨是非,褒贬劝诫,用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道理阐释历史,传统与近代融贯,精心构建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和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与方法体系。其阐述个人、家、国同休戚的道理,仍具现代价值。

 
结语
梁启超等倡导新史学。新史学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以史学史研究为基础,建设新史学,由史学史研究发现了章学诚,由章学诚发现了浙东史学,又由浙东史学发现了宋学;另一条线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建设新史学,借考据通义理,特别是“史学二陈”,在民族危亡时刻,转向宋学,总结、践行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与方法。这样,新史学两大主流派别于抗战时期在学术方向上趋于同一,在宋学、浙东史学的影响下,以“经世致用”和“事功”精神相号召,共同构建了新民族主义史学。到了抗战后期,胜利曙光初现,抗战建国又成为史学家思考与探讨的问题,新民族主义史学家由于对光明、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自然而然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融合。抗战胜利之后,新民族主义史学家在新的历史使命感召之下,逐渐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变化的路径。
(附记:本文撰写,承蒙向燕南、汪高鑫、周文玖三教授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特致感谢!)

 
注释:
①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4—6页。
③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1、3页。
④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⑤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第161页。
⑥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致柳翼谋(诒徵)先生书》,第126、128页。
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评〈学史散篇〉》,第123页。
⑧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⑨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总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⑩《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2,引《吕氏家塾记》,四部丛刊本。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章《引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页。
(12)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3、4页。
(13)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3、4页。
(1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
(15)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载《邓广铭治史丛稿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16)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宋史〉叙言》,第131页。
(17)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宋史〉叙言》,第131页。
(18)蒙文通:《中国史学史》附录《〈宋史〉叙言》,第132页。
(19)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20)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18页。
(21)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附录,第158页。
(22)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上,第235-236页。
(23)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载《邓广铭治史丛稿附录》,第49—50页。
(24)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小引》,《陈垣全集》第21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前十篇《书法篇第二》。
(2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前十篇《解释篇第四》。
(27)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后十篇《生死篇第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