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Chen Qitai (陈其泰) on how to promot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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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陈其泰

来源:《河北学刊》2010年5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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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关键词】编纂思想/《尚书》的创始意义/《史记》的楷模作用

【作者简介】陈其泰(1939—),男,广东省丰顺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一、从编纂思想层面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

  历史编纂的成就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极其多姿多彩的部分,历代优秀史家所创造的不同体裁和形式的著述,代表了他们考察历史和社会的不同视角,并各具其时代的特点。从《尚书》、《史记》开始,各个时代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即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不可分,以往对此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两种偏颇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传统史学只留给我们一堆史料,认为古代史书编纂形式都是“封建性”的东西。这显然是抹杀中国古代史学遗产宝贵思想价值的错误态度,脱离历史发展条件及环境而苛求于古人,是一种完全抛弃了辩证分析的观点。生活于古代社会的史学家,其思想观点自然要烙上时代的印记,既含有精华,又存有糟粕。今天的新文化是历代学人不断继承前人的思想精华而逐步创造出来的,今天的新史学也是历代史家不断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而逐步创造、演变而来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唯一正确的态度。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更加需要我们自觉地贯彻辩证分析的原则,细心地做区分和剥离的工作,继承和吸收对今天有用的东西,让古人的智慧在当代发扬光大。

第二种偏颇看法是轻视史学史学科的思想价值,认为历史编纂只限于讲体裁、体例,只属于技术层面问题,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创立,历史编纂的每一项改进,都是由历史思想取得新创获而实现的。在史学名著中,史家的每一项成功的处理,都是因他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新发现,而后才在史书结构或叙述范式上采取了新的表述方法,这是编纂思想更加进步、合理严密而带来的成果,是历史学家在哲理上获得新灵感的体现。在历史编纂领域内,探讨历史学家编纂思想的成就是关键的环节,研究其在体裁运用、体例处理上的具体做法,也必须结合其思想上和观点上的创获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及合理的解释。

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从编纂思想这一视角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作为推进历史编纂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编纂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涵:一是史家著史的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马迁之“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司马光之“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二是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并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显的,如司马迁理解中国历史是不断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融合一体,撰写历史应当勇于对当代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见解。三是史家为了达到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精心地、创造性地运用体裁和形式进行体例上的处理。四是史家的编纂主旨与社会环境、时代条件息息相关。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曾言,历史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均须通过史家编纂思想的确定和运用而得以实现。为此,本文尝试围绕“从历史编纂思想层面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这一论题略申己说,期望引起同行的注意并展开讨论。

 

 二、《尚书》的创始意义

  《尚书》一向被称为上古政治文献的汇集,而从编纂思想考察,在这部古代史学源头之作中,实际上已经蕴涵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诸多特质,并预示着未来的演进方向。

《尚书》、《春秋》是儒家“六艺”中的两部,自实行独尊儒术以后,一直被奉为儒家经典,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源头。《史通》卷首《六家》篇,将“《尚书》家”和“《春秋》家”列为六种类型史书之首,讲出了中国古代史学之源,这正是刘知幾的卓识。相传《尚书》系经过孔子的删定,司马迁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1](卷47,《孔子世家》)刘知幾则云:“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2](《六家》)所谓“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是说《尚书》的各篇来源于史官所记或者追记。这些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其文字虽然古朴质简,有许多甚至佶屈聱牙,但从其记载的规模、历史意识以至记述方法各方面所反映的则是古代史官的历史编纂思想,而且恰恰因为是以“原典”的形式体现出中国史学的若干根本性特质,因而影响极为深远。概括而言,约有数端。

 

 (一)具有极强烈的历史意识,重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几千年相承的发展。

《尚书》是以汇集古代政治文献形式出现的中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其内容和编排方法已经突出体现了尽可能地保存自上古以来华夏历史发展的强烈意识,因而成为无比宝贵的中华民族历史的源头。《礼记·经解》言:“疏通知远,《书》教也。”极其准确地道出《尚书》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记载长期连续性的传统这一重要的历史编纂思想,“疏通”言认识历史的发展变迁,“知远”言追溯远古,记载文明的承续。《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所记载的历史绵远漫长。“虞书”两篇反映了传说时代尧舜时期的事迹,表明尧、舜活动的中心地相当于今山西西南地区。其成书时代,经学者研究,可能在战国时期,或者是在西周至秦汉间漫长时期逐步成书的,但也是后人根据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素材追记的,因而保留着古代的“史影”,仍然具有可与考古发现相互参证的史料价值。《尧典》开头言“曰若稽古”,即表明是后人追记之作。这一篇记载尧的品德、政绩以及当时的一些制度和社会状况。《皋陶谟》记载舜与大臣禹、伯夷、皋陶商讨部落联盟大事,当是后世史官追述当时谋划和讨论的对话写成的。“夏书”两篇,其中《禹贡》记载大禹治理九州的功绩,它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详细记载了山川的名称、方位,物产分布、土壤性质等。《禹贡》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首列夏文化中心区,而东至大海,西至今甘、陕,南至湘、鄂,北至辽东半岛,包括了当时人们所知晓的全中国范围。《禹贡》最晚应成书于战国晚期,因而保留了夏代的宝贵史料。“商书”五篇中,《汤誓》记载了商朝的建立;《盘庚》、《高宗肜日》两篇记载商朝中兴,《西伯戡黎》、《微子》记载商朝衰亡。《盘庚》篇最受史学界重视,记载商王盘庚在迁殷时三次谈话,完整记叙事情的过程,反映出迁都过程中的矛盾,是研究殷商史的宝贵史料。“周书”十九篇,在《尚书》中所占篇幅最多,所记载的时代上自西周初年,下至秦穆公,反映了许多重大事件。《牧誓》,载周武王伐纣。《大诰》,记平定武庚及三监(管叔、蔡叔、霍叔)之乱。《君奭》、《康诰》,记周公执政。《金縢》、《洛诰》,记周公还政于周成王。《顾命》,记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受命。

因此,《尚书》如著名古史专家金景芳所言,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尚书》各篇根据古代史官所掌握的史料,记载了自尧、舜至秦穆公历朝历代的漫长历史,这在历史编纂上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史学保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反映了民族文化认同不断发展,华夏民族统一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一优良传统是由《尚书》创始的。从记载内容之广阔和丰富而言,《尚书》“涉及政治、宗教、哲学、思想、历法、典章、法律、语言文字、文学、地理、军事学等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珍贵文献资料,历来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首选典籍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考古学的发展,甲骨文、青铜铭文、帛文、书简及其他考古材料的问世,从多方面印证了《今文尚书》的价值”,因而堪称“我国古代国家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3](P29)。

 

(二)《尚书》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以生动的史实反映了自殷商至西周初年,由“迷信天命”到“以史为鉴”、以民心为鉴、得民心才能“得天命”的巨大认识变化,因而成为中华文化和史学“忧患意识”、“敬命保民”、谴责暴政、诛伐独夫民贼、重视民心向背等重要思想观念的根源。

《尚书》不仅记载了上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且通过一些重要篇章,反映了周初在历史意识上的重大进展,即在“天命观念”这一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重大改变。在殷代,统治者极端迷信上帝、天命,还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一次次的占卜解释为上帝的意志,殷纣王实行暴政,酗酒淫乱,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还迷信“我生不有命在天”?殷朝的灭亡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证明“天命”不可依靠,要靠政治措施得当,人心才能归附,“小邦周”才能打败“大邑商”。因此,以周公为代表,极其重视殷商由强盛到灭亡的教训,总结出“敬天保民”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和政治观的重大进步。《周书》各篇中一再讲以殷朝灭亡为鉴戒,反映出周朝建立政权后,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人物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殷、周的力量对比本来是悬殊的,直至殷亡以后,在西周早期,周仍称殷为“大国殷”、“天邑商”、“大邦殷”,而自称“小国”、“小邦国”。但结果却是殷的灭亡崩溃,周的代之兴起。“这种巨大而鲜明的变化甚至使作为胜利者的周人也感到震惊,因而激发了他们对历史进行反省的自觉。殷曾经强大过,可是现在崩溃了。在此之前,夏曾有过类似的过程。这时周又走到夏和殷早期的位置上,周人对此怎能无所反省呢?他们越是感到夏、殷两代历史变化的无情,也就越想用以史为鉴,以便认识自己所处的境地。”[4](P257)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思考夏、商由盛而衰,直至灭亡的深刻教训,警惕周朝重蹈覆辙,明确总结出“殷鉴”思想。这对中国史学几千年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酒诰》曰:“王(按:指当时摄居王位的周公旦)曰:‘封(即卫侯康叔),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当于水监,当于民监。”今准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此篇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词。《史记·卫康叔世家》曰:“周公旦惧康叔齿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故谓之《酒诰》以命之。”诰词中,强调要总结由商初兴盛到商末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颁布严厉的禁酒令的依据。其中最关键的观点是周公阐释古训,人不仅要以水作镜子,更应当以民众的处境和情绪作为镜子来对照自己的政策和作为,看其正确与否,也即国家的治理要重视民心的向背。在《召诰》篇中,同样有极精辟的概括。此篇作于周公摄政七年还政周成王之后,营建洛邑之时。史官记录了当时营建洛邑的情况和召公的诰词。其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郑重地告诫应当以夏代和殷代的兴亡为鉴戒,深刻地思考这两国为什么会丧失“天命”,总结它们的教训。此篇的总结,说明不仅周公,还有召公这样的周初政治家,都共同从殷商灭亡、周朝兴起的历史大变局中,实现了历史观念、天命观念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原先夏、商迷信“天命”的观念,现已被“敬德保民”思想所取代,面对朝代的兴亡、鼎革,总结出“只有实行德政才能巩固周朝统治”这一深刻的教训。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十分强调这一变化,他指出:“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5](P476—477)《康诰》篇同样总结出一条重要的历史法则:“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按:棐,非。忱,诚。)言上天降罚不是固定不变的,民众的情绪就是重要的反映。《大诰》篇又言:“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此乃强调周初有一批贤臣引导周王懂得上帝降赐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道理。

由上述《尚书》中精警的语言可知,周初政治家认识到殷商自成汤至帝乙是兴盛时期,由帝乙开始走向衰落。衰亡的深刻教训是不敬天命、不勤政事、不任用贤人、耽于逸乐,使民众陷于困苦境地。这样,上天就不再保佑商,天命转向了实行德政的周文王、周武王。并提出殷代夏命顺应了天意和民心,民众生活是否困苦,民心是反对还是拥护,就是天命的反映,肯定了取代暴虐的统治者是合理的。这些都成为中国传统史学许多进步观点的源头,说明中国从《尚书》这部最早的史书起,便能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深刻的智慧和思想。

 

(三)在编纂方法上,《尚书》创立了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形式,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尚书》的一些篇章中已有了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它意味着历史编纂方法还有“以事件为主要视角”的巨大发展空间,到了传统史学发展的后期,遂发展成为历史编纂学第三种主要体裁,并且极受重视,在近代显示出活跃的生命力。

《尚书》主要记载商、周时期君王对臣下或民众的号令、训诫,或统治阶层人物的谈话。刘知幾对其编纂体例特点作出了很恰当的概括:“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2](《六家》)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之《尧典》篇中,曾依据《尚书》篇目,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种文体,面面俱到,而未能显示出特点。相比之下,还是刘知幾归纳的六种,较有概括性。典,记载被后世所尊奉为君王的言论和事迹,如《尧典》、《舜典》之类,主要记载尧、舜言论及治水、禅让等大事。谟,记载君臣之间的谈话,以策划、谋议大事为主要内容。如《皋陶谟》,记载大臣皋陶和夏禹在虞舜前对答,皋陶陈述施政计谋之书。训,臣下对君王的劝教之词,总结历史教训,劝导当今君王以史为鉴,改善统治。如《伊训》、《高宗肜日》。诰,君王对臣下的诰谕,如商书的《盘庚》,周书的《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等。这些商、周最高统治者对臣民训告之词,为《尚书》的主要内容,当时的史官记载下来并作为历史档案郑重保留,史料价值很高。誓,君王诸侯在征战、交战前夕率队誓师之词,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等。命,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的册命之词,如《毕命》、《冏命》、《文侯之命》、《君陈》、《君牙》等。

由此证明,《尚书》虽是文献汇集,但具有一定的体例。虽未达到严密程度,但重视编纂体例却由《尚书》发端。其重视记言的特点在后代重要史著中明显地得到继承。如《左传》、《国语》均多载贤士大夫的谠言高论,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国语》尤为着重记载言论之作。以后的《史记》、《汉书》等史著,都极重视采录贾谊、晁错、董仲舒、徐乐、赵充国、谷永等人物论述历史、指陈利弊得失的言论,成为《史记》、《汉书》历史编纂学的一大特色。鲁迅即称赞其中所采录贾、晁之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6](P404)这些都反映了《尚书》创立“记言”的编纂方法对后代的影响。时至今日,编纂历史著作如何恰当地记载一代之大议论,以深刻地反映客观历史进程、时代特点,彰显前人的智慧,仍然是—个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尚书》主要是记言,但也有记事的成分。在编纂方法上,它具有纪事本末的创意,其“因事命篇”的特点,对后代历史编纂学有深远的影响。《尚书》中,《牧誓》、《金縢》、《洛诰》、《顾命》等,都以一事各自独立为篇。《金縢》、《顾命》更为典型,两篇均以记事为主,叙述完整,已具有记载历史事件的技巧。金縢即金匮,用金属制成的藏书匮。《金縢》篇中记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三王(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史官将记载周公祝词的策书藏在金匮中;其后,管叔、蔡叔制造流言,说周公要自行称王,周公避居东都洛阳,二年中平定管、蔡之乱,周成王开匮得其祝文,乃知周公的忠诚,感动而泣,遂迎周公归成周。这一篇完整地记载了事件的全过程。《顾命》篇从周成王病重写起,接着是周成王临终遗命,命召公等大臣辅佐年幼的周康王。以后是周成王卒,大臣举行奉周康王登位的隆重肃穆仪式。《顾命》篇善于利用事件顺序和空间的方位,把经过和重要的细节写得很有条理。事件是记载历史的要素之一,《尚书》的这些篇已显示出记事的方法。

中国史学演变到南宋,官修的纪传体史书陷于过分拘守成例的境地,缺乏创造活力,这时出现了新的纪事本末体裁。章学诚极为重视这一新体裁,经他总结,认为纪事本末体的创造力和真精神,在《尚书》中已具备了,故给《尚书》的创意以很高的评价。《文史通义·书教下》精辟指出:“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又言:“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章氏针对纪传体陈陈相因、体例刻板停滞的弊病,主张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改革,这是他立论的主要依据。其主张直接为梁启超、章炳麟所继承,并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发展的趋向。而究其源头,则应追溯到《尚书》中纪事本末之创意对他的启发。

 

三、《史记》楷模作用一:构建宏伟的著史体系

  与先秦时期仍处于比较朴略、粗糙阶段的史著相比较,西汉司马迁撰成的《史记》所达到的完美、成熟程度,简直是史学史上的奇迹。然而,奇迹的出现却有极其现实而深刻的内在条件,即在汉武帝时代,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民族间的融合加速进行,国家的经济文化显著发展,这样的时代特点赋予了司马迁伟大的创造力和出色的历史编纂思想。司马迁讲的三句话:“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7](卷62,《司马迁传》),是这位伟大史学家所预定的著史目标,也是他所确定的编纂思想。“通古今之变”,是要以贯通的眼光探究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发展,阐述“古”与“今”的关系。“究天人之际”,是对当时人们极其关切的“天意”与“人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进行认真的考察。“成一家之言”,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他要撰写出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历史著作;二是要对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勇于讲出自己的见解,提出独立的思想体系。本文仅就“成一家之言”作具体的阐释,因为此项最为突出地表达出司马迁著史的宏大气魄及其构建体系的成功。

司马迁是否自觉地要把《史记》构建成为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著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集中的论述: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卷130,《太史公自序》)。

撰成一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的鸿篇巨制,这一心愿发自司马谈。而继任史官之职的司马迁,将其先父的宏大志向付诸实现并且大大发展了。显示司马迁雄伟创造力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它们在记载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担负何种任务,司马迁给予了明确的定位。“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是明显交代“本纪”在全书中起到主干的作用,以年代为序,记述起自华夏文明始祖黄帝、下至当世的历史演进,探究其兴亡之由、盛衰变化;“既科条之矣”,即明言作为全书之大纲领,它兼有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十篇“年表”,则是将错综复杂的史事,以简明的表谱形式加以整理记载,既有助于从纵向显示历史进程的时间关系,又有利于从横向显示同一时间不同史事之关联;将“十表”紧置于“十二本纪”之后,则寄托了以“表”作为辅助,显示历史演进主线的深刻用意,我们阅读了司马迁精心地为各篇表所写的序,对此便能体会出来。“八书”的创立,是要记载礼、乐、律、历、天文、封禅、河渠、平准各项重要制度和社会情状。“世家”是记载公侯、辅佐帝王的股肱大臣和其他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他们的活动和功业,对于国家状况和社会进程自然关系甚大;同时,又通过在史书结构上公侯勋贵如“二十八宿拱北辰”般环绕天子,惟妙惟肖地显示出封建政治等级关系的特征。“列传”则记载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他们或有高尚的气节,或有卓越的才能,或在性格上、技能上有特异之处,“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历史上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叱咤风云的场面,就是由帝王、大臣和这些特殊人物共同创造出来的。

《史记》的构史体系,既是对先秦史书形式的吸收、继承,又是在卓越的历史编纂思想指导下实现的伟大创造。先秦史书中,如《尚书》的《金縢》、《顾命》已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诗经》的《生民》、《公刘》是歌颂英雄传说的史诗,有传记体的意味;《左传》以编年形式记载历史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世本》则记载王、侯、卿大夫的世系;战国时期的谱牒,成为“表”的来源;《尚书》的《禹贡》、《洪范》及其他有关礼制的记载,又是创设书志体的依据。以往体裁形式的成果都是半成品和原材料,经过司马迁卓越的编纂思想为指导,将之熔于一炉和创造性提高,成为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相互配合、规模宏伟的崭新体裁,取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司马迁运用其精心的设计,在再现客观历史进程上获得极大的成功。《史记》中,既有清晰的历史演进脉络,又有复杂丰富的内容;既有各种典章制度、社会情状的记述,又有栩栩如生、首尾完整的人物活动;五种体裁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完善的结构,让读者对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的历史了然于胸,又能体味无穷。

司马迁在构史体系上的集大成的贡献,被历代“正史”编纂视为著史的“极则”。且看诸多名家的精彩评论。刘知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2](卷1,《二体》)“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2](卷3,《书志》)郑樵言:“百代以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8](《总序》)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9](卷1,“各史例目异同”条)章学诚称,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又称其所创体例“体圆而用神”[10](卷1,《书教下》)。梁启超更以近代眼光,高度评价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之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11](P16)“纪传体的体裁,集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12](P157)司马迁在编纂思想上的高明立意和非凡智慧,确是他在此后二千多年传统中国史学发展中被视为著史楷模的奥秘所在。

 

四、《史记》楷模作用二:突出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

  高度重视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史记》在构史体系上“成一家之言”的又一突出表现。司马迁创立的体裁通常被称作“纪传体”,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史记》尤重历史人物活动的记载这一本质特征的概括。白寿彝对此评论说:“这虽不够全面,但《史记》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占最大的比重,而纪和传这两种形式的并用也是对后来史书的编写最有影响的体裁。”[13](P874)以往,刘知幾所言“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是说按传统学者的认识,纪与传的关系有如经学上经与传的关系。而我们今天则可以有新的理解:“纪”写出历史进程的大纲,好比史书的骨架;“传”则表现复杂、细致的人物活动,构成史书饱满的血肉。两者结合,可以充分显示客观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这应是纪传体在历史编纂上真价值之所在。

先秦史书的主要形式是编年体,代表作为《春秋》、《左传》,以时间为线索记载史事发生的先后。至司马迁则焕发出新的智慧,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从原先以时间先后为主要视角,到以人物的活动为主要视角,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是战国、秦汉时期人的作用在历史变局中骤然凸显这一深刻变化在历史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换言之,司马迁的智慧是在时代推动下形成的。赵翼对于战国、秦汉时期人的活动的展现有过精致的论述,他指出,汉初诸臣出身高门者只有张良(韩相之子),而像萧何、曹参、周苛等则仅为吏掾、卒史之类下级官吏。“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此前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种由古代世侯世卿到布衣而登将相局面的巨大变化乃始于战国。其时,“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自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至秦末天下大乱,“于是高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自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9](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出身下层的贤能卓异之士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迥异于前代的历史新局面,必然要反映到史学家的头脑之中,为了再现这种历史的新特点,要求历史编纂思想的提升和编纂方法的创新。以往的编年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能够清楚地叙述史事发生的先后。但它有两大缺陷无法解决:一是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前后的活动往往历经多年,势必造成一事隔越数卷,前后难稽,而致前因后果不明,历史演进的主线模糊;二是无法将同类事件或人物活动恰当组织,使之在史书中有次序地展开。如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秦的崛起、秦末的群雄角逐、楚汉战争、汉初治国政策的施行、汉武帝时的推进国家统一、开拓疆土等,难以在史书中作恰当的安排。在司马迁之前,其父司马谈已经特别关注到史书要将记载明主忠臣的活动作为重要撰述任务,《太史公自序》中郑重地记载了父亲临终的遗教:“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正是对其先父遗愿的圆满实现,也是对历史编纂的重大推进。司马迁记载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杰出人物活动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本纪”、“世家”、“列传”中所占分量之重即可见其大端。《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孝文本纪》等篇,都兼具史事纲领和人物传记二者相结合的特点。《孔子世家》、《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曹丞相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世家》等,均属运用典型的记载人物的手法。而七十列传更是在史学史上开创了专记人物活动的巨幅历史画卷,意义更为深远。仅司马迁为各篇“列传”精心撰写的“撰述义旨”,汇集在《太史公自序》中,起自“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迄于“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七十》”,即俨然为我们提供了先秦以来各方面历史人物卓越建树和性格特征的全体造型图。

司马迁描写历史人物有很高明的手法,刻画生动逼真。《史记》笔下的信陵君、侯嬴、廉颇、蔺相如、荆轲、项羽、刘邦、韩信、樊哙、周亚夫、汲黯、李广等的形象,使人感到栩栩如生,难以忘怀,不仅为传记文学开辟了天地,还使大量的戏剧、电影、电视剧作品以之取材。而从史学的角度看,《史记》更善于透过人物的言语、活动和遭遇,去表现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特点,去说明、判断历史问题,揭示历史事件成败和盛衰变化的深层原因[13](P874—875)。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不同类型的人物略作评价。

商鞅和李斯是在秦国崛起及后来统一中国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司马迁对商鞅评价很高,称“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1](卷130,《太史公自序》)。《商君列传》详细记述提出变法的原委,商鞅先后两次变法所实行的奖励耕战、废除贵族特权、移风易俗等内容,写商鞅在关键时刻以历史经验作有力论据,驳倒保守派人物甘龙、杜挚的阻挠,特别是写出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显著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一举而使秦成为西方强国,称雄于诸侯,逐步蚕食六国,走向兼并天下的道路。李斯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总参谋长,如《太史公自序》所言:“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前后三十年,从秦实现统一到诸侯反秦前后两大变局,他都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司马迁以鲜明的倾向性和生动的史实,分别写出李斯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功与过,实则借此以显示秦政权前后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李斯列传》实应与《秦始皇本纪》并读,以收相互发明之效。司马迁鄙视李斯利欲熏心的性格,且道出这是他最后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而贯穿全篇传的中心,则是李斯的政治活动,以此反映他的时代。开始写李斯之所以告别其师荀卿、决计入秦,即因为看清“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而秦“欲吞天下,称帝而治”之势已成,故决计入秦,欲佐秦以统一天下,交代这一背景为全篇奠定了基调。司马迁从大处落笔,肯定李斯的三项功绩:一是劝说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时机,下定兼并六国的决心,并献离间六国君臣、分别击溃之策。于是大得秦王信任,拜为客卿。二是谏阻逐客。警告如果实行不问曲直、为客皆逐的法令,后果必是断送统一事业。此后二十年,秦始皇用李斯计谋,完成统一大业。三是秦皇朝建立后,李斯任丞相,反对实行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制度,统一文字,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并六国后,时势已发生绝大变化,李斯却不以安民抚民为务,反而继续其暴力统治政策:“禁《诗》、《书》、百家之语以愚黔首”;“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身为丞相竟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太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暴虐无道,李斯因贪恋权势,处处阿意求荣,上书引申、韩之说,主张对臣下督责重罚,排斥仁义之人,谏说之法,死节之行。遂使秦国“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李斯助纣为虐的结果,终遭赵高构害,具五刑,腰斩咸阳市。司马迁对《李斯列传》的结尾也作了精心安排,并不止于李斯受刑被斩,而一直写到李斯死后,赵高令秦二世自杀,孺子婴用计杀死赵高,沛公入关,孺子婴自系其颈迎降。何以在李斯传中要完整地写出秦由成功到败亡的结局呢?恰恰在这里反映了司马迁编纂思想的卓越之处,他为此独运匠心,是要深刻地总结秦朝成败的教训,明确揭示秦统一后治国政策应废除苛政,转向安民、抚民这一关键问题。

在秦汉之际历史变局中,首先点燃起反秦烈火的,是慵耕出身的英雄人物陈胜,他在大泽乡带领九百名被秦朝暴政逼得无有活路的戍卒,揭竿而起,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反秦浪潮,终于推翻了貌似不可一世的强秦的统治。对于这场历史上空前的人民起义的壮举和陈胜首先发难的大无畏精神,司马迁满腔热忱地歌颂,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其编纂思想达到的非凡高度保证了这篇传记的成功。《太史公自序》将陈涉揭起反秦起义大旗与历史上备受颂扬的“汤、武革命”相比拟: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史家,却持有这种热情歌颂人民起义的进步立场和编纂上的特识,实在难能可贵。而后代有的评论者,却拘守“世家”应专记诸侯和勋贵的事迹,批评司马迁破例立《陈涉世家》为不当,则恰恰反衬出批评者见识的浅陋。司马迁以他确定的编纂思想为指导,详细叙写了首倡起义的周密组织、发动群众充满戏剧性的场面和曲折过程,又生动地刻画了陈胜富有反抗精神的鲜明个性,对其因犯下过失、误杀昔日傭耕伙伴,致使“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也如实直书。轰轰烈烈的历史功绩与生动真实的人物性格相交织和映衬,诚为《史记》全书增色不少。司马迁在篇末概括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诸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对这位反秦先驱者和农民起义英雄的历史功绩准确定位,也与《太史公自序》中称颂其与汤、武革命相比拟的撰述义旨作了有力的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的历史地位实际上被班固所继承,《汉书》因反映新的时代特点而取消“世家”的体例,但设置《陈胜项籍传》,作为全部汉代人物传记的首篇,这种安排正表明将陈胜视为开创秦汉之际历史变局的第一人。

《史记》七十列传中有大量篇章记述汉代人物,这里仅简要论及晁错。晁错活动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汉文帝时,官太子家令,号曰“智囊”。他极具政治远见,深刻地认识到汉初诸侯王势力膨胀,尾大不掉,将酿成分裂割据的祸害,构成对中央朝廷的威胁,“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但因汉文帝下不了打击诸侯王势力的决心,故未从其议,但奇其材,迁为中大夫。至汉景帝时,晁错升任御史大夫要职,此时吴王濞及其他诸侯王更为跋扈,晁错乃上《削藩策》,明确主张“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反迟,祸大”[1](卷106,《吴王刘濞列传》)。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用晁错计策,削减楚王等所属郡县。于是,吴、楚七国联合举兵反叛,并以“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此时,晁错正置身于汉朝廷与藩国尖锐斗争政治漩涡的中心。其父从颍川(治今河南禹州)赶来,对他严责:“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冀望晁错在危急关头立即改变态度。晁错却毫不退缩,回答说:“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坚定不移地申明建议削藩正是为国家谋求根本的利益。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他不忍见大祸及身,仰药自杀。司马迁刻画晁错面临杀身之祸也不肯后退,生动地表现出汉初进步思想家为推进国家统一而尽忠竭力的坚定意志。其时,吴、楚发兵情势危急,汉景帝因袁盎进计,误杀了晁错。司马迁最后叙述,当汉军与吴、楚作战过程中,校尉邓公(谒者仆射)从军中来,汉景帝对他询问,晁错已死,吴、楚军是否罢兵?邓公回答说:“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汉景帝问其故,邓公恳切陈明晁错为国家寻求长治久安的一片忠心和蒙受的极大冤枉,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1](卷101,《袁盎晁错列传》)汉景帝至此也追悔莫及。《太史公自序》中论本篇的撰述义旨为:“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朝错列传》。”点明撰写本篇的指导思想,乃是表彰晁错为捍卫国家根本利益而不避杀身之祸的崇高精神。

 

五、《史记》楷模作用三: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

  《史记》“成一家之言”编纂思想的第三项突出表现是不停留于单纯的记述史实,而是要写出史家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通过史著来表达独立的思想体系。司马迁要实现其“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目标,要探究不同历史时期变化发展的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必然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对事件或人物进行分析,作出褒贬和评价,以揭示出历史进程中本质性的问题。如《六国年表》对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史事作了梳理,以秦的崛起和强盛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为了帮助读者把握这一要领,司马迁精心撰写了《六国年表》序,其中心是驳斥西汉时期流行的庸俗见解,高度评价秦在结束战国分立到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开头即言,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国势始强,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至战国时期,各国武力攻伐,“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迄而兼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又总结自夏禹、商汤、周文王,至秦、汉兴起,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获得成功的规律,寓意深刻地将秦与夏、商、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相并提。进而,司马迁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的偏颇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既谴责秦在这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此外,在《魏世家》赞语中亦称“天方令秦平海内”。司马迁的论断充分体现出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力,给后代研究者以宝贵的启迪,堪称千古巨眼。

再如,《项羽本纪》实为楚汉之际复杂历史事件的纲领,同时完整地记载了项羽的活动,突出地刻画其性格特征。篇末赞语,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对项羽在反秦起义中的功绩及其号令诸侯、叱咤风云的气概作了高度的概括:“(项羽)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并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继而笔锋一转,指出项羽最终失败的原因,专恃暴力,不施仁义,不恤百姓,肆行杀戮,并批评其临死前将败亡归结于“天意”的荒谬:“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篇中,记载了项羽种种暴虐行为:“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篇末的议论,即是对篇中所载大量史实作了提升和概括,深刻揭示出倒行逆施、丧失民心才是项羽败亡的真正原因,绝不应归于“天意”,而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在《高祖本纪》中,则具体记载刘邦在关中及各地,尽力招抚百姓,因此深得民心: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他“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民众更喜欢了,唯恐刘邦不为王。此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要到南郑时,“楚与诸侯慕从者数万人”。《高祖本纪》赞语中,指出经过秦的苛政和秦末战乱之后,社会要求抚恤百姓、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汉高祖刘邦实行的政策恰恰符合这种客观需要,“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以上论述,都是从民心向背和历史前进的必然性的高度对秦汉之际纷纭复杂的史事加以总结,因而大大提高了《史记》相关篇章的思想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本人定名其书为《太史公书》,而非后人所称之《史记》。章学诚已经敏锐地道及这一点,指出:“《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自名一子。(原注: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10](卷4,《释通》)他又说:“司马迁著百三十篇,自谓绍名(按:当作‘明’)世而继《春秋》,信哉,三代之后绝作矣!”[10](卷3,《匡谬》)章氏称赞司马迁勇于提出自己的学说,故能写出整个中古时代独一无二的杰作,此项对于理解《史记》全书至关重要。司马迁著史之时,在思想领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的主张,以“独尊儒术”为国策,实行文化专制。司马迁“自名一子”,说明他的旨趣是继承先秦诸子的遗风,要结合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拿出自己的一套独立见解。司马迁学术见解的基本倾向是“尊儒”,但他不把尊崇儒学与其他学说相对立,而是吸取各家之长,明确肯定百家学说的价值。譬如,在《伍子胥列传》中,他赞誉伍子胥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隐忍而成功名”,显然是吸收了道家“以柔克刚”、“以屈求伸”的观点。《叔孙通列传》称:“(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1](卷99,《叔孙通列传》)这是以道家观点为依据肯定叔孙通适时应变的行事特点。黄老“无为”学说对汉初政治发挥了指导作用,《吕太后本纪》、《孝文帝本纪》、《萧丞相世家》等篇均有明显的体现。对于儒家学说,司马迁真诚地尊尚,而同时他又能超越儒家的局限性。儒家不大重视生产经济活动。例如,孔子“罕言利”[14](《子罕》),曾斥责愿意学稼的学生樊迟。孟子说:“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5](《梁惠王上》)董仲舒将“利”与“仁义”相对立,称“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7](卷56,《董仲舒传》)。司马迁的态度显然不同。《史记》创立了专记经济生活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为古代史家开创了范例。司马迁肯定社会经济必有自己的规律,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得其所欲”,“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他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1](卷129,《货殖列传》)主张让工商业者自由发展,《太史公自序》论述《货殖列传》撰述义旨,明确指出为著名的大工商业者立传:“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司马迁确实见识过人,从社会运动和经济生活发展中概括其本质与法则性,摆脱了儒家思想的局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其卓越的经济思想不仅在中古时代光彩夺目,甚至到了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也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根据上述,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撰成不朽的巨著《史记》,国家处于强盛的时代形成的统一的局面、物质文化资源和提供的开阔视野,是其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司马迁具有的非凡创造力,尤其是为了再现中华民族绚丽多姿的历史而形成的编纂思想,则是其成功的主观条件。“成一家之言”,即为他的一项重要的编纂思想,这在《史记》全书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实施。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继承了先秦历史编纂的成果并将之发展,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宏伟著史体系,包容广阔,有骨架有血肉,伸缩自如,类例分明,达到了立体式地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被誉为“全史”。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从中国秦汉之际人的活动推进历史进程的突出作用获得了深刻感悟,故而采取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写出了众多贤君能臣、豪杰之士以及各阶层代表人物艰苦卓绝的奋斗、可歌可泣的事迹,借此以窥见人类历史如何向前运动,国家盛衰变化、成败强弱之由何在,记载了民族的智慧,并且让世代读者反复体味那些栩栩如生的场面。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兼采各家之所长,而构建了独立的思想体系,他尊尚儒学,而又勇于超越;在诸多篇章中紧紧结合史实,灵活地发表充满睿智的评论,不满足于单纯的记述,创造了恰当的论史形式,大大提高了历史著作的思想价值。总之,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及其对如何实现的深入探讨,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史记》何以达到如此丰富性、生动性、哲理性和著史体裁之完美性的统一,明白《史记》何以成为历代史家楷模之奥秘。惟其如此,《史记》的著史手法和体裁形式,历经两千多年仍然有活跃的生命力。从清乾嘉时代的章学诚,到20世纪的几代史学家,都提出或实践了学习《史记》构史体系的精髓,探求历史编纂的新途径。著名文学家茅盾也设想学习《史记》体裁来编纂新的文学史,他写《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16]甚至美国的史学家也提出要仿照《史记》的体裁撰写一部美国史。《史记》体裁上的出色成就更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所有这些,无疑都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编纂思想取得的成功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提供了确证。

《史记》以下,中国历代也产生了众多史学名著,其中较为重要者有《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志》、《通鉴纪事本末》、《文献通考》、《明儒学案》等,它们的成功都与史家高明的编纂思想密不可分。至晚清,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动,历史编纂学也由传统向近代嬗变。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创始于《史记》的典志体受到关注并得到改造,作为撰著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史学著作的新形式,先后出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日本国志》等名著,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因篇幅所限,对此留待另文论述。

从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至晚清《日本国志》诸作,我们可清楚看到,史学名著无一不是史学家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纂修而成的。它们绝不是作简单的资料的汇辑或史实的连缀,而是要写出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对治乱盛衰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的分析、评价,写出史学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意义的东西何在,写出史学家对历史演进趋势的预见,写出史学家对壮美的场景或沉重的代价所唤起的感情与思考。凡此种种,都是历史学家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的。其中,有些史家已经明白地作出了概括和提炼,有些则蕴涵于史书中而需要我们加以绎阐释,抓住历史编纂思想作为切入点进行剖析,就能有助于由表层的认识达到实质性的认识。我们坚持这样做,就有可能进一步读出史书中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哲理,读出史家的精心运思和周密组织,读出史家深沉寄托之处及其与时代脉搏的息息相关。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深入探讨,就能大大深化我们对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演进的认识,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并不断增强、发展、深化其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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