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eng Shiqu (郑师渠) on the last ten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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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最后十年

郑师渠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9月27日第11版,共识网2014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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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重视清王朝的最后 10 年

从 1901 年到 1911 年,是历时 268 年的清王朝崩溃前的最后 10 年。它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肇端,又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告终。为什么要重视清王朝的最后 10 年呢?

第一,可以从“社会转型”的概念说起。当下我们常说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如果我们注意到早在 19 世纪中叶,李鸿章等人即已提出了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见,那么,便不难理解,若从长时段看问题,1840 年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都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即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曲折而漫长过程。19 世纪中叶揭开了它的序幕,最近 30 年的巨变,则是登堂入室,正展现其核心的历史华章,或者说中国社会历史变革正迎来百年的高潮。依此,也可以说,170 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显然又内含着几个关键性的转型期,其中,20 世纪的最初 20 年,从 1901 年到 1919 年,这个转型期影响至为深远,它包括了 1911 年清朝崩溃、民国建立和五四运动。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结束,开启了共和的新时代。这是真正的历史巨变。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估价不足。明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清王朝的最后 10 年正属于此期。

第二,清王朝的最后 10 年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不能仅仅强调其必然灭亡的命运,而忽略其存在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这会导致问题的简单化。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清政府虽命悬一线,但它最终不仅仍延续了 10 年之久,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辛亥革命的历史是包括清王朝与革命派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不研究前者,后者也不易说得清楚。

总之,强调清王朝的最后 10 年,就是要重视它如何应对身在其中的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局面及其得失。“化腐朽为神奇,心知其意,存乎其人”。这也有助于以史为鉴。这是个大题目,所以我加上一个副标题:“以清政府的‘新政’为中心的考察”。这里所谓“新政”,是清政府最后 10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总称。

 怎样看待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

要理解这一点,需首先了解清王朝最后 10 年中国政治的大格局。1901 年《辛丑条约》订立后,清政府虽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其所面临的时局,愈加复杂,风雨飘摇。从总体上看,其时中国政治的大格局,可以作这样表述:双重语境下,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搏击与较量。

所谓双重语境,一是指《辛丑条约》订立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脉,中国完全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指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集中的表现有三:1.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2.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3.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空前传播。三种政治力量:一是清政府,尽管其统治根基受到动摇,但仍执掌政权;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后称立宪派。康、梁虽在海外,但与国内联系广泛,尤其是清政府推行“新政”后,国内主张立宪派势力十分活跃,海外的梁启超实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以各种形式指导前者,影响甚大;三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孙中山 1894 年成立兴中会,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 年他在日本建立同盟会,革命派的力量实现大联合,其影响更进一步迅速扩大。

三者的关系:清政府虽被削弱,但作为统治者掌握政权,仍处主动地位。其他两派虽同为资产阶级中的不同派别,因主张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宗旨不同,却成水火,两派间曾为革命还是改良展开激烈论战。清政府与革命党势不两立,它不容海外的康、梁,但与以后者为领袖的改良(立宪)派,却不无妥协的空间。正是这三派政治势力者间的相互博弈,展现了晚清最后 10 年复杂而生动的历史画卷,令历史学家至今众说纷纭。

理解了这个大格局,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该怎么应对呢?清政府打出的就是“新政”牌。1901 年 1 月 29 日,庚子事变中逃到西安的清政府发表“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宣布“新政”。4 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等总其成。清朝内部的臣工反应也很快,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了三道奏折,是为轰动一时的《江楚会奏》。它规划了新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成为早期新政大纲。

 清政府何以实行“新政”?怎样看其初衷?任何政权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都不会坐以待毙,而亟谋应对,这是政治的本能,无需厚非。关键在于是顽固不化的负隅顽抗,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正是在这个意义,我们强调,也必须实事求是地肯定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初衷,即主观上有积极的一面:痛定思痛,力图跟上时代,变法图存。这也是清廷唯一可能的出路。

在逃往西安的路上,西太后虽将“误国”的责任推给别人,但也坦承了自己的责任:“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多次下“罪己诏”,并要求臣工就国事如何改革大胆进言。当时在她身边的岑春煊——后来是军机大臣,就曾回忆说,在路上,有一天西太后召对臣工,她突然提一个问题:国家蒙受了这么大耻辱如何昭雪?当时很多人一下子回答不了,他回答说:雪国耻,要在自强。岑春煊还说,太后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朝廷经过了庚子事变以后,知道内忧外患太严重了,再做表面文章没有意义了,所以回到北京以后,开始陆续推动各项“新政”。人穷则返本。事变创伤多少触动了西太后内心的世界,从而萌发了改弦更张,变法求存的念头。这是关乎存亡的理性的选择,简单斥之为欺骗或假维新,并不妥当。当然,这又非一人之想,时清廷内部及民间也多有进言求变者。是主客观多种因素的组合,终使清廷将“新政”提上议事日程。

清政府打出“新政”的旗号,效果如何?应当说,这个旗号果然牵一发动全身,立即触动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神经,迅速形成了社会热点,很快产生了有利于清政府的社会效果,使之摆脱了庚子事变后全然遭唾骂的被动境地,得以重新控制了局面。1901 年底,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维新图说》,他说几个月来“维新”成了社会上时髦的流行语,风行一时。无论是皇上、太后,还是官吏、士人、绅商,只要脑筋正常的人都不能接受守旧派、“守旧鬼”的称号。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几点信息:一、“新政”上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故“维新”成了时髦语;二、把维新说成社会共识,也包含了皇上和西太后,等于为西太后摘去了“守旧鬼”的帽子;三、透露了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困局开始出现改观。

当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新政”上谕还专门谈到了“新政”和前面戊戌维新的完全不同。它说,康有为所搞的戊戌维新“妄分新旧”,是乱法非变法。而此次“新政”,“严去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才是真正变法。这不是无意中的节外生枝,西太后的政治用意很明显:这样一来,不仅突出了新政的合法性,而且是把改革的旗帜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可以名正言顺主导“新潮流”,从而变被动为主动,极大提升自己执政的道德高地。

清政府最后 10 年的所谓“新政”,可以分两期:从 1901 年启动到 1905 年是第一期,1905 年到 1911 年是第二期。在第一期连续下了数十道法令,其改革虽存在种种弊端,但也仍然当肯定它是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涉及行政机构改革、奖励工商业、军队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例如教育改革,1903 年清政府统一了全国学制,就是很有名的“癸卯学制”,建立了以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为中心,再辅以实业教育和师范学堂这样一个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影响至今。从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看问题,“新政”的实践本身也说明了其初衷所包含的合理性。

但是,“新政”毕竟没有挽救清王朝最终崩溃的命运,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清王朝的崩溃:成也新政,败也新政

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改革从来都是有风险的。法国近代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足见社会改革的心理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惰性,另外一方面,改革一旦启动,诉求一旦付诸实行,欲望就会加速强化,即失去耐心,急于求成。这是值得注意的社会历史现象。

现在我们反过来思考晚清的改革。清政府也可以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新政”既经发动,就不可能中止,关键就在于看你能否有效地控制因之新兴的各种社会力量,始终把掌改革的主动权。这一点将决定其存亡。1905 年以后进入的第二阶段,“新政”的风险增加了,人们直接要求实行立宪,清政府显然在开始阶段没有料到这个必然的趋势。

1905 年以后出现立宪运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04-1905 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发生战争,结果是日本打败了俄国。这场战争对中国人影响甚深,国人从日胜俄败中得出两点结论:一、日本人是黄种人,俄国人是白种人,亚洲的日本能打败欧洲的俄国,这证明西方长期以来所谓黄种人是劣等民族,并没有根据,因之增强了自信心;二、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是专制国家,日本打败俄国,再次证明了只有走君主立宪道路,中国才有希望。在此背景下,立宪的呼吁不断高涨,清政府被迫派五大臣到国外考察东西方宪政,并在 1905 年 9 月初发布上谕决定要“仿行宪政”。预备立宪一实行,各种新旧矛盾进一步凸显,局面更加复杂。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清政府内部权力之争加剧了。在清廷内部,预备立宪成了权力再分配的盛宴,明争暗斗激烈。这种权力之争,前期集中表现为袁世凯、奕劻与瞿鸿禨、岑春煊两派间的博弈;后期则表现为以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满族新贵与袁、奕两派间的博弈。1906 年 9 月新官编制馆成立,由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三军机为总其成,载泽、袁世凯等 14 名满汉大臣会同编纂。袁先于其中安插亲信,接着便运作使自己提出的方案获会上通过:合并内阁和军机处为责任内阁,设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总理大臣总揽行政大权,下设 11 个部。方案的核心在责任内阁。袁想当总理大臣,为避嫌,授意他人提名奕劻充任,自为副大臣。袁想独揽大权的用心太露骨了,方案遭许多人反对。瞿鸿禨利用单独召见的机会,向太后说明责任内阁对她不利,将导致大权旁落。结果太后否决了袁的方案,而采用了瞿等人的方案。11 月初颁布新官制,保留军机处和内阁,不设责任内阁,设 11 部,但各部大臣中满人占多数。不仅如此,陆军部成立,统一全国兵权,袁只好自动将除直隶总督以外的八项其他兼差一并辞去,所掌北洋六镇归陆军部,只留第二、四两镇获准继续归其统辖督练。袁世凯不甘失败,他在接着开始的东三省地方官制改革中谋求安排亲信,结果又告失败。袁世凯、奕劻两次联手都没有成功,他们开始反击。首先,奕劻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恨意,进谄言说瞿鸿禨、岑春煊曾多次举保过康梁,有结党图谋不轨之嫌。太后疑,依劻言,将岑春煊调出军机处,派到两广当总督,不久又将之罢免。接着瞿鸿禨也落入袁的陷阱,被开缺回籍。岑、瞿和袁、奕间的争夺,以前者彻底失败告终。

袁世凯、奕劻战胜了瞿鸿禨、岑春煊,刚稳住阵脚,次年底光绪、西太后便先后去世,局势大变。3 岁的溥仪继位,年号宣统,他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想除去袁世凯,他以袁脚不好为由,将其逐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病。载沣为首的一批满洲少年亲贵,便借官制改革,鼓吹中央集权,实则是满人专制。故他们不仅打击袁,而且竭力将汉人排除出中央权力。满汉争权,亲贵内部同样矛盾重重。奕劻虽保中枢地位,但已成虚名。载沣三兄弟独揽军权,载沣还要收地方兵权,督抚权力进一步削弱,中央与地方矛盾加剧。

由上可知,本来富有意义的“新政”,已逐渐演化成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权力之争。其二,清政府和立宪派间的关系迅速恶化。“新政”的重要战略目的,就是要安抚立宪派,以共同对抗革命党。但是,随着预备立宪后,立宪派进一步提出参政要求,而清廷的政策僵硬,应对失当,彼此矛盾日趋尖锐,关系迅速恶化。

“新政”上谕公布后,立宪派开始还是满意的,他们纷纷成立各种团体,准备推行预备立宪。但随后很快意识到,预备立宪缺乏时限,遥遥无期。所以他们要求明确立宪的日期。清政府受到压力,1908 年 8 月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答应以 9 年为期实行预备立宪。但是立宪派不满意,认为 9 年太长,要求尽快召开国会,并于 1909 至 1910 年间,先后举行了三次全国规模的请愿运动,令清廷陷入了困境。先是强硬抵拒,无效,请愿的声势愈大。1910 年 11 月,第三次请愿活动终于迫使清政府做出让步,宣布要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并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即 1913 年,较9 年提前 4 年,但比立宪派要求 1911 年召开国会,晚了两年。)同时申明“万不能再议更张”,有违者即以扰乱治安论处。奉天代表团十余人于 12 月中赴京,果然被军警押解回籍。请愿运动失败。1911 年 5 月建立责任内阁,奕劻为总理大臣,17 个内阁成员中,满族 9 人,其中皇族 7 人,故被称为皇族内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令立宪派彻底心寒。这时黄花岗起义刚刚发生,离武昌起义也只有五个月时间。立宪派开始分化,纷纷弃清廷而去,另谋取出路。

上述两方面矛盾的加剧,都是致命的。清廷内部绵绵不绝的争权夺利,集中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风雨飘摇,都不能做到同舟共济,“新政”本是清王朝续命汤,他们却将之变成了利益再分配的角斗场。统治的力量因内耗大大削弱了。“新政”的本意是要顺从民意,尤其首先安抚好立宪派,但现在对后者的要求简单打压,却变成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对方推入敌对者的行列,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同时,二者互为因果,催生了另外一个更糟糕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以载沣为首的一群满族少年亲贵执政,最终将“新政”的“续命汤”进一步异化成了清政府的“催命汤”。载沣等人既是利令智昏,又缺乏执行力、应变力,等到武昌的枪声响起,以载沣为首的这些满族亲贵手足无措,只好回过头,请自己的仇敌袁世凯出山,最终让人家算计,将政权拿了去,268 年的清王朝也随之崩溃。

 清王朝的最后 10 年,成也新政,败也新政。当它举起“新政”旗帜,决计与时俱进,改革图存时,它为自己争得了延续政权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但是,它既无法制止内部争权夺利的腐败和不能有效掌控“新政”的发展,使变法的初衷难乎为继,它便失去了自身继续存在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清王朝虽延继了 10 年,其最后的崩溃,仍成了无可避免。

结束语

清政府的“新政”失败了,原因在哪里?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可以提到的:

       其一,缺乏深思熟虑和周延的改革方案,“新政”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晚清推行“新政”,究其实质是承诺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尤其是要根本改革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但此事体大,清朝君臣,无论是太后还是张之洞诸人,显然都缺乏足够的现代知识。也没有如同日本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样的富有现代性的能臣相佐。同时,尽管也有要求督抚议奏、举行御前会议讨论,甚至派员出洋考察,但各个关键点上推出的方案,都无非急就章,具有很大盲目性与随意性。前期改革内容多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延伸与扩充,变动不是太大,故较平稳;后期预备立宪,涉及政治制度根本变革,深层矛盾突显,应对显然少章法。所谓“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似乎很经典,究竟如何解读施行,不清楚;制度设计新旧间如何衔接,无人知晓。结果无法预测风险,尤其是后期,越来越陷于被动,终至于失控。

 其二,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新政”缺乏执行力。

在当时中国讲改革,难度极大,尤其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力量来推行。此时清廷已成强弩之末,西太后个人强势,并不能代表中央强势,何况风烛残年,很快去世。中央最高层分裂,涣散无力。最终成孤儿寡母、懦弱无能之载沣诸人秉政,更形成了严重的内轻外重与大权旁落的危局。“新政”之最高领导层,软弱无能,一盘散沙,其难以持续,是不可避免的。

 其三,阶级局限无法超越,“新政”难乎为继。

“新政”虽是清廷的变法求存,但它的近代化属性,要求统治者必须尊重民意,逐渐放弃阶级特权。清廷君臣恰恰无法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将“新政”变成了争权夺利的盛宴;结果不仅葬送了“新政”,同时也使自己与清王朝同归于尽。

清王朝最后 10 年,成也新政,败也新政,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启示:转型期的历史改革往往具有风险。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出两点教训:

一、转型期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人心思变,孕育大希望,同时新旧矛盾交错,也潜伏大风险。它要求主持者必须有大魄力、大智慧,始终把握改革进程的主动权。“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的话只具部分真理性。强调周密稳妥是必要的,但强调高瞻远瞩,洞察先机,把握主动权的雄才大略,同样是必要的。

二、转型期的大变革涉及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乃是应有之义。重要在于,主持者必须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超越小己私利,维护大局与公益,从而占据道德高地,以人格魅力,彰显改革的公信力。熊十力先生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民众”,这与毛主席的名言“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异曲同工。足见:吏治腐败绝对是改革之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