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uan Jian (袁剑) on global history and local parti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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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中的全球史与地方性

袁剑

 

来源:《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共识网201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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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拉铁摩尔1929-1930年东北考察活动作是他在哈佛大学学习之后进行的第一次长时段田野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为拉铁摩尔整体性的中国边疆观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而且也使中国东北进入当时国际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关注视野。

——拉铁摩尔1929-1930年的中国东北之旅

  摘 要:中国东北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变迁中具有重要地位。拉铁摩尔1929-1930年东北考察活动作是他在哈佛大学学习之后进行的第一次长时段田野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为拉铁摩尔整体性的中国边疆观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而且也使中国东北进入当时国际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关注视野,本文从全球史与地方性互动的角度对拉铁摩尔这次田野之旅的相关意义作了分析与解读。

关键词:拉铁摩尔;中国东北;考察活动;地缘政治

作为一位杰出的边疆研究、蒙古研究和国际关系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在数十年的在华生活与研究生涯中,考察了中国各个边疆地区。从1929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十多部相关著作,如《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1929年)、《高地鞑靼》(High Tartary) (1930年)、《东北地区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1934年)、《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 (1940年)等等。[①]在这中间,《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无疑是其边疆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但是,对拉铁摩尔及其理论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着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展开,对于构筑其整体性“大边疆”观念的各块边疆区域的细部研究,除了关于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考察的研究文章之外,还较为欠缺。[②]此外,“在我国,尽管有一些拉氏论著的译本及书评和情况简介,但对有关其相关论著的使用却甚少”。[③]因此,对拉铁摩尔就中国某一特定边疆地区的考察、研究活动及其相应著述就非常值得进行细致挖掘。本文就力图通过对拉铁摩尔1929-1930年中国东北考察活动的回望,从一个侧面解读一个外国学者在地缘政治与学术追求之间的某种微妙立场与思考,并找寻他在田野工作中的全球史视角和地方性尝试。

如果我们回顾拉铁摩尔的人生经历,就可以发现,他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研究兴趣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对自身经历的不断反思中生发的。对边疆与地域的关怀构成了拉铁摩尔学术的中心。[④]他自己正是在对古代边疆贸易的最初关注中,逐渐意识到了边疆的当代意义,进而全力去关注贸易以及殖民行为对于这些地区民众所造成的影响。[⑤]在20年代后期完成对中国新疆的考察活动之后,拉铁摩尔转而开始对中国东北发生兴趣,并以此为契机提出和论证了他边疆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命题。

而在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也成为令当时一大批海外中国研究者深感迷茫,而在多年之后又深情回忆的一个整体性语境。正如美国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后来在自传当中所写的那样:“动荡不安的30年代是我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和教师的预备期。我正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我说不清楚,究竟是对什么大事件的预见才导致我去研究中国,把它当作某种革命变迁的主要焦点。像大多数学生那样,我也是努力争取优异成绩,更关切我自己的学业能力而不是什么世界现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需要创造力、想象力、探索和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开端。一旦开头,我便会着迷,至于它将最终把我引向何方,是知识界还是现实世界,我也茫然。但它无疑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而且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开创性事业”。[⑥]如果我们以时间轴作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在历史时机与地缘敏感度上,这两位中国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年轻的费正清正为学术的前途摇摆不定之时,拉铁摩尔已经从容踏上了他的中国东北田野之路。

 

一、东北的召唤

历史的既有叙述总会使我们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一些东西。李济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史学家总是把他们的国家看成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但他们也意识到了周边其他人类的存在。从中国历史的开端时起,他们的头脑中就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志概念。一个,在这里借用萨姆纳先生的贴切措词,可以称为‘我族’,即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而他们所谓的野蛮人,在我们看来便可以称作‘你群’。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分野并非总是政治的分界。毫无疑问,在很多情况下政治疆界有助于廓清我群的边界,但因所处的场所不同,它也并不总是如此强大的同化力量。几个特点鲜明的族群共处于持续变化着的中国版图之上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研读中国历史的人所熟知的”,[⑦]这段论述无疑是在提示我们,要反思关于“我族”和“你群”的相互关系问题,以一种更具包容的视野去检视中国历史的相关问题,尤其是中国内部各地区的特性与历史问题。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内部跨省的统一体,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经济与文化形态,在行政格局上,也彼此紧密相联。[⑧]跟那些所谓的未开发土地不同,东北是一块有其自身重要地区、族群和文化历史的巨大区域,根据东北地区历史地理特征的差异,可以将东北分为三块不同类型的区域,即南部辽河下游的耕地、西部的草原以及东部和北部的森林,三者之间有大致的界线,但这种界线却并不十分明显,具有某种过渡特征。不管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还是从民族分布位置方面来看,东北地区实际上可以看成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微缩区域。这一地区在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东亚史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如戴逸先生所言:“它所处地理位置独特,与中原相距最近;地域辽阔,南北贯通,无门庭之限;生态资源丰富,可耕可牧可渔可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渔猎及农耕诸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园,相互角逐的舞台。东北地区的肥土沃野,培育出一代代强族,不断崛起,雄飞中原,如鲜卑,如契丹,如女真,如蒙古,如满洲等,先后占有北方半壁,或一统天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北长久地处于战略地位,不断给中原王朝注入强大影响,甚至决定其盛衰或兴亡”。[⑨]近代以来中国国运起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东北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息息相关。清末鼎革之际,东北地区的行政化逐步推进,1907年,清廷宣布将东北改建为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行省。民国肇建,1916年,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日本开始对其全力支持。时任日本内相后藤新平曾言:“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唯一势力范围也。……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⑩]靠着日本的支持以及之后十多年的经营,张作霖在东北稳固了势力。但随后数十年的政治巨变,也在这一时期逐渐积累与萌发。

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清末对东北的弛禁以及民国肇建后相关措施的实施,大批垦户涌入东北,尤其是在1923至1929年间,每年留在东北的人口都有几十万,特别是1927、1928和1929三年,均在五十万上下。[11]到1930年,东北地区的总人口已经从1918年的2100余万增加到2800余万。拉铁摩尔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其所言,人们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地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量汉人的惊人迁居,就其速度和数量而言,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和平迁居行为,同时也展现出在一块没有落后工业阻碍的土地上进行商业开发的巨大前景;而在另一方面,当时东北的政治紧张态势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威胁。[12]但是,东北并不是一块空白之地,更不是一块西方列强可以肆意侵染的无主之地。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清廷对东北地区所长期实行的封禁政策,知识界对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认识不足,对于当地少数族群的认知也非常欠缺,可以说,数百年来对东北地区的“知识空缺”状态才是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此外,拉铁摩尔凭借着他对时局和地缘政治的敏锐判断力,不无远见地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与苏联之间将会出现冲突,随着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进而在边疆地区跟北方的苏联形成对峙局面,在这过程中,“边疆将会成为一种主要因素,其重要性要比对政治的肤浅考虑要大得多”。[13]正因如此,他对东北的考察之旅比起之前一些学者走马观花式的论述,在视野和深度上都胜过一筹。

总的来看,东北自清末以来就受俄、日等外力侵扰,失地尤多,民国肇建,这一地区又为奉系所控制,地方性色彩浓厚,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成为日本殖民势力的天下。可以说,东北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没能有足够的时间加以积淀,使得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被人忽视。关于这一点,在1932年傅斯年先生所撰的《东北史纲》一书引语中即明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至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14]所反映的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东北边疆问题上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贯穿了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叙述当中。。

而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拉铁摩尔没有这样的切肤之痛,但中国作为其第二故乡的个人情感使他对于东北有着一种近乎天然的亲近,引导着他去对这片少为人所知的地区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族群结构等进行探究,从而以更为平和、宏大的视野去思考中国东北的历史与现状,为此,“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从东北经过内蒙古到新疆,在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游和学习”。[15]“他在中国的居住、调查和短期旅行,使他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和人情风貌,产生了朴素的感情,同时由于他亲身接触现实,使他能通过某些群体的日常活动去理解历史”,[16]在他从经济营生向学术工作转变的过程中,每次“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不是作为老板,而是作为必须了解中国雇员的想法和反应的人与他们共事,我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他们来考虑”。[17]这种将“他者”放到与自己平等地位加以对待的理念,成为他后来边疆考察活动中所贯彻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哈佛岁月

1928年,拉铁摩尔得到了一个契机,从此正式进入学术界。在他自1901年来华之后首次返回美国故土的时候,刚刚新婚不久,新工作也还没有着落,一时前途迷惘。经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顾问鲍曼(Isaiah Bowman)力荐,他在学历等条件不够格的条件下,破例申请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一份研究经费,计划在中国东北进行游历与研究。[18]作为前期准备,拉铁摩尔在1928-1929学年以研究生身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地理学“预备训练班”[19]进修了八个月的时间,以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方法问题,如民族志田野方法,以及如何对异文化加以描述等等。[20]在这段时间里,他接受了艾尔弗雷德·托泽(Alfred M. Tozzer)和罗兰·狄克逊(Roland B. Dixon)的相关指导,获益良多。[21]作为专业人类学家,狄克逊曾在中亚地区广泛游历,他给了拉铁摩尔很多好的建议。[22]当然,正如后来的一些评论所指出的,他的这段进修时光以及既有的语言基础,为他后来的考察及其著述增添了学术的色彩。[23]

在拉铁摩尔就学哈佛的这一年时间里,大洋彼岸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孙中山所倡导的北伐革命在蒋介石等的领导之下继续进行,最终于1928年占领北京,北洋政府倒台。拉铁摩尔则在这一时期结识了罗伯特·巴雷特(Robert Barrett)以及哈佛教授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的遗孀,在跟他们的接触中,拉铁摩尔了解到了学术研究规范的必要性,但同时又对当时游记作品的浮躁、潦草深有感触,“在20年代后期,当时形形色色的美国青年正周游世界。他们撰写赶时髦的书,谈论艰辛、跳蚤、糟糕的食物,由于不懂当地的语言而无法与人们交谈;胡乱地应付一切,诸如此类。我和埃莉诺未曾那样旅行过。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喜欢当地的人民,与他们相处甚好”。[24]可以说,拉铁摩尔在对学术与非学术生活的反复比较过程中形成了他坚守一生的介入当地社会的原则:深爱当地的民众,与他们友好相处。

拜这次哈佛进修机会所赐,拉铁摩尔在得到研究机构资助之外,还额外收到了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使拉铁摩尔得以从容地进行他们的东北之旅,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当中。

 

 三、考察与思考

有了他之前在内外蒙古、新疆等地的游历,这次9个月时间的东北之旅使拉铁摩尔确信,通过对东北的研究,可以对这块广阔地区有更深刻的认识。[25]

值得注意的是,拉铁摩尔在从美国哈佛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曾顺道经过日本,并与日本学者及媒体人士松方三郎、浦松佐美太郎、松本重治等作过相关交流,并向他们征询为调查研究需要,究竟是学习日语还是俄语的问题,最后听从了浦松佐美太郎的意见,选择学习俄语。[26]这一选择,使他的视角更多地注目于亚洲的大陆而非海洋一侧,后来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拉铁摩尔对于苏联和日本的内在观感。

通过这次东北之旅,拉铁摩尔进一步明确地将东北与蒙古、新疆地区作为中国北部边疆加以通盘考虑,进而形成他关于中国“大边疆观”的总体看法。[27]基于对族群与文化问题的重视,拉铁摩尔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地缘环境已经跟古代史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古代,由上述地区所构成的中国北部边疆曾经是“北方夷狄”频繁进出的重要地带,而到了近代,随着俄国-苏联、日本和其他西方力量的介入,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三种文明(中华文明、俄罗斯文明以及西方文明)彼此竞逐的舞台。[28]在这段时间里,拉铁摩尔和他的妻子尽量去经历与体验更多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有在各个地区待上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以确保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不是浮光掠影。他所要做的,不是20年代美国年轻人那种时髦的游记式书写,而是综合了游历体验与前期阅读之后的自我总结。[29]

但拉铁摩尔也意识到,中国东北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语境使他的研究无法完全脱离开对历史的重述与分析,因此,他的东北考察活动不仅仅是确立起一种对近代东北地区社会结构与族群结构的全新叙述,而是在对中原形成周期性压力的古老蛮夷部落行动的类型和体系,以及中原(尤其是中原文化对于夷狄)的相关反应的研究基础之上,来构建起自己对于族群与文化相互迁移的研究。[30]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的这种族群与文化互动又是发生在草原与中原两者结构性纠结的大背景之中的,而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扭转了草原-中原两大结构间的力量对比。他进而指出,在东北,本地区自身的影响力往往会支配当地的族群与文化,并引领着这一地区的权力走向,而直到拉铁摩尔进行考察活动为止,由机器文明的迅猛冲击而导致的东北生活样态的深刻转变以及古老东北传统的迅速瓦解,这可以追溯到跟中原、蒙古、苏联以及朝鲜和日本具有千丝万缕联系地域性关联的潮汐效应(tidal influence)。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旧的力量继续留存,但却通过其他的行动加以展现。[31]之后的历史发展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这种推断,在1930年之后中国东北所出现的外来强权入侵正是传统的草原-中原二元格局向因工业文明介入而导致的各力量间冲撞与重组转变的序曲。

跟他前几次的蒙古或新疆之行不同,拉铁摩尔的这次东北考察活动是带着明确的田野目标和学术关怀进行的。因此,拉铁摩尔这次东北之行的学理目标更为明确,并力图用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和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阅读所获取的新知,从而“不仅知道我们想要到那里去,更要弄清楚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32]而涉及到具体操作层面,拉铁摩尔准备从既有的经验中找到从事这次田野活动的方法与路径,并时刻关注到当时特殊的军事与政治局势,比如说当地兵匪成灾的问题,中苏之间就中东铁路发生冲突所造成的不安后果,以及在像东北这样一大块区域当中可能会突发的地方性问题等等。[33]

拉铁摩尔此次东北之行的详细路线,并没有像他之前的新疆之行那样被详细记载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从他后来出版的相关作品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相关的蛛丝马迹。例如,他们在寒冬的一段时间里,蜗居在在东北西部边界一座泥墙垒砌的小镇旅店房间里,在这个地方,汉人移民多年前就移居过来,并开垦了很多土地。而在他们到达吉林省某座小镇中一座破旧茅草校舍的某间屋子投宿时,这里的居民主要还是满人。在春天,拉铁摩尔再次回到东北的这块西部边界地区,先是乘坐军用摩托车,之后又搭乘边境骑兵的马匹,深入蒙古人生活的地区考察。当松花江上的冰面消融之际,拉铁摩尔搭乘第一批轮船抵达四百英里之外的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这些船只不敢冒险驶入黑龙江,因为中国和苏联之间当时存在争端,所以这里还没有移民敢过来,拉铁摩尔只好乘马车前行,费尽心思,才到达黑龙江涨水河岸不远处的“鱼皮达达”(赫哲族)生活地。[34]在不久之后的夏天,他又探访了海拉尔。[35]

此外,拉铁摩尔还访问了奉天(今沈阳)、大连、哈尔滨和吉林市等东北大城市,同时,也探访了东北地区山岭之间的小城镇和寺庙。在那些较大的城镇,拉铁摩尔尽力跟当地所有民族的那些博学者会面,但他也发现,在乡下,他们很难看到一个外国人,因此除了他们之间交流之外,经常几个星期说不上几句英语。拜拉铁摩尔之前的游历经验所赐,他这次东北之旅并没有兴师动众,因此不需要专门的翻译人员,这次旅行的方式跟当地人的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吃住都和当地人一样,以便尽可能跟当地人进行密切的交流。当然,这样做的回报也是巨大的,拉铁摩尔一路上收集到关于当地传统的大量资料,其中不仅包括神话和民间传说,而且还有一些当地老人的回忆录。[36]而所有这些资料,对于今天我们的研究来说,都弥足珍贵。

在这九个月的时间里,拉铁摩尔跟当时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过接触,如张学良、当时的吉林省长张作相、兴安屯垦区督办邹作华等人为他这次东北考察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而当地的一些爱尔兰、苏格兰和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也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东北那些莫不相识的中国人,也每每在拉铁摩尔一行遇到困难之际雪中送炭,令他们尤为感激。[37]

从踏上东北土地的一开始,拉铁摩尔就以比较性的视野,指明了东北地区的独特之处,认为东北(以及邻近的蒙古地域)和其他定居地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不仅能够将其跟澳大利亚、阿根廷或者加拿大西北部区分开来,而且还跟非洲的欧洲人定居地区区别开来,这些地区的国际与族群因素与亚洲东北部的情况在类型上都是不同的。[38]而从历史上看,东北又是东亚和中亚民众的重要迁移地之一。[39]拉铁摩尔强调指出,在东北地区,近代殖民化问题不能仅仅以每年移居的殖民者的数量来衡量,也无法用所创造的新商机来衡量,在这过程中,历史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当地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历史力量,必须加以考虑。可以说,东北是世界的一大风暴中心(storm-center)。[40]这种风暴,不仅足以引起整个亚太的动荡,而且会带来全球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在这次田野当中实际上发现的是一个具有全球史特征的地域与空间,而这种地域与空间又恰恰处于当时的几大强权力量之间,成为我们观察与分析当时国际地缘政治演变与发展的适当地点所在。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比较研究视角在拉铁摩尔这次东北之旅中鲜明地展现出来。这种比较不仅展现在作为他后来相关论著的标题当中,比如“汉化”与“西化”、“汉人”与“蒙古人”、“汉人”与“满人”、“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日本”、“公共地区”与“部落地带”等等,[41]而且还在整体上对文明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反思。拉铁摩尔发现,在他所属的文明和中原文明观念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每种过程模式中的主体性差异,而且也是对其目的而导致的各个结果的客体性差异。[42]这就是说,他必须以更为客观化的视角,站在非西方文明的角度来观察东北的历史与政治变迁,并进而探究中、日、俄(苏)诸方在东北地区的博弈态势。

而在另一方面,拉铁摩尔又就东北的某些特殊现象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概念与假设。由于他在东北蒙古人聚居区逗留过一段时间,因此对于蒙古人的少数民族政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3]他在分析蒙古类型的边疆部落,并以此说明地理位置的历史作用的时候,结合东北地区独特的草原、森林、农耕地区三元结构,提出了部落南侵“贮存地”(“Reservoir” of tribal invasions)的概念,[44]并在他后来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加以进一步阐发。[45]拉铁摩尔首先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构成状况从总体上进行了梳理,进而指出,由于东北地区自身的独特性,这一地区往往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影响整个中原政局的事件。在整个历史时期,来自北方的蛮族对中原进行周期性的袭击,而交替进行的则是中原力量发动反击,击退入侵者并将中原的统治与影响渗入蛮族的领土之上。东北,有时候作为蒙古的附属,偶尔也会通过东北部落的独立行动,被纳入到这种周期性过程中已达数百年之久。[46]这一地区实际上就成为东北亚历史上各方势力发展的“贮存地”与“缓冲区”,在当时也成为周边大国实力角逐的中心地带。中国历史上的游牧、半游牧力量就是从这一地区周期性地进入中原地区,进而确立起对于中原的部分或全部统治。这种周期性特征在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如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并不明显,而成为东北地区的特殊现象。在当时微妙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这一“贮存地”概念的提出与阐发使人们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当时日本在东北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1930年5月起,拉铁摩尔对富锦及同江等地的赫哲族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在富锦还遇见了正在此地进行研究工作的中国民族学家凌纯声一行。[47]凌纯声先生在其所著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曾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著者在富克锦调查时,适有美人Owen Lattimore旅行至其地,征得著者的同意,摄取此片(指赫哲族的萨满持刀图)”。[48]尽管两人具体会面的细节没有留下来,但这一会面本身无疑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在西方学者对东北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科学意义上的考察与研究活动,双方之间开始在科学的层面上进行对话。如果说拉铁摩尔是一种他者视角所进行的民族学人类学分析的话,那么中国学者的活动则是以本位视角所描绘的民族志文本。[49]中西方学者在对东北同一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交织,并一起被纳入到当时和之后的全球知识学术之旅当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拉铁摩尔这次东北考察之旅成果丰硕。1932年,作为东北考察活动的总结,他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一书,成为他整体性边疆理论的雏形;他于1932年又发表《中国东北的偏远之地》(Byroads and Backwoods of Manchuria)一文,[50]1933年发表了关于黑龙江赫哲族的作品《赫哲族:松花江下游的“鱼皮达达”》(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51]在1934年又出版了《满洲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一书。[52]

在《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出版的时候,曾大力资助拉铁摩尔考察活动的巴雷特夫妇在信中对他的写作有所微词,认为他成了学术体系的奴隶。但拉铁摩尔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自己这本书中的脚注实际上要比最早的《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道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1928)更少,并声明:“研究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旅行是为了替研究搜集材料,我必须继续我正从事的工作”。[53]这部作品从体例上看,较之拉铁摩尔本人之前的作品,更为严谨完整。该书除序言与索引部分之外,共分为十二部分,分别为1.“种族与文化的战场”(The battleground of race and culture);2.“部族入侵的‘贮存地’”(The “Reservoir” of tribal invasions);3.汉人的早期扩展:征服与妥协(Early Chinese expansion: conquest and compromise);4.中华文化的生命力(The living force of Chinese culture);5.东来的俄国人(The Russians turn to the east);6.中国东北的土地与力量(Land and power in Chinese Manchuria);7.开发与西化(Exploitation and Westernization);8.军队、鸦片与殖民化(Soldiers, opium and colonization);9.难民、拓荒者与匪徒(Refugees, frontiersmen and bandits);10.外国人与土地(Aliens and land);11.城乡对立(The cities against the country);12.东北在世界中的地位(Manchuria’s place in the world)等,既梳理了东北地区的历史,也关注到当时东北的现实问题。在这本书中,拉铁摩尔将东北看成是中国、苏联、西欧三大文明彼此竞争的舞台,“把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归结为西欧文明的扩张。他从一开始就对少数民族的满族和蒙古族表示了极大的政治关心”。[54]

对于这部深有启发的作品,费正清曾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本书把该地区现代国际史和中国早期的历史紧扣在一起,明确地预示了一种理论,他认为,中国北部和东北部边疆是非汉部族政权盛衰兴亡的贮存地。这使得作者有资格获得在地缘政治学方面具有创新的思想家的殊荣”。[55]也有评论认为他的这部作品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过于频繁使用一些诸如“历史性”(historicity)、“退化的”(prejorative)、“特大城市”(megalopolitan)等奇怪、生僻的词汇,而这些本可以用一些更易于理解的词汇来代替。而在地图和文本中,有些地名不统一(如Khingan Mountains(兴安岭),Hsingan(兴安)等),此外,四幅地图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幅等。[56]但总的来说,这些评论有点过于吹毛求疵了。作为一个具有宏观视野的学者,拉铁摩尔会更倾向于用一些更宏观的词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否则会难以对东北地区的历史与当时的地缘政治展开论述。当然,拉铁摩尔后来也承认,他的这部作品还是存在两个大的问题,首先是有夸大中国历史上边疆因素的倾向,过多地论述入侵和征服,而对于中国内部的发展过程关注不够,其次就是深受当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关于文明青年期-成熟期-衰老期这种文化“形态性”的影响,对于历史文化阶段的解读与划分过于生搬硬套。[57]

 

四、全球史与地方性:新的意义

如今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田野之旅,那么其意义可能不会跃出学术领域太多,而如果这次田野之旅直接接续着某个巨大的历史事件,那么这一田野本身就会具有跨领域的影响。

拉铁摩尔的这次东北之旅结束不久,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日本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亚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这种巨变,从政治方面来看,使日本的影响力在东北亚进一步强化,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自身对东北的学术调查活动也由于日本的入侵而戛然而止,令人扼腕,尤其是当时正蓬勃开展的民族田野调查被迫中止,尽管凌纯声等中国学者在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调查成果编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最终在1934年出版,成为“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 [58]、“中国民族史上破天荒之著作”[59],但是对这一地区的田野调查却再难深入,知识梳理、国族建构与国家认同过程在这段时间里无以展开,只得转向西南等同样亟待调查的未沦陷区。随着日本的军事占领,东北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文化认同建设从此中断,不能不让人扼腕。而恰恰是当时所作的这些研究,使得国际学界开始关注中国东北的文化、族群与社会,并进而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这一地区更早的历史进行研究。“赫哲”研究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标志,成功地使中国东北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重点之一。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是通过这一时期的研究,拉铁摩尔独特的边疆经历与媒介影响力使他对中国东北的调查活动被更多的国外民众所知晓,从而以更为超脱的视野对中国东北加以新的定位: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边疆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已经超过了中国对这些边疆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威胁”[60]。在拉铁摩尔的眼中,中国东北的未来不是日本的军事侵占所能决定的,它并不仅仅在于汉人移民比俄国、日本或者朝鲜移民更适应当地生活,而在于,在汉人生活方式、俄国生活方式和日本-西欧生活方式的相互竞争当中,究竟哪种生活方式能更胜一筹。“这种可能会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东北内部的底层争斗是由那些不同文化和民族移民以及文化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而在这种争斗当中,那些将帅和政治家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传统、生活方式、种族和各地域在面对各种文化与民族时维护自身的努力、以及民族和文化将它们自身强加到各个种族和地域之上的努力,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本身”。[61]他的这种判断也就意味着,单靠所谓的军事强权是无法真正夺取中国东北的。在日本武力侵占东北前后普遍悲观的舆论氛围当中,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在地缘与学术之间,拉铁摩尔为我们勾勒出了东北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世界中的新定位。“他努力从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角度研究历史,这种精神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学的综合性”。[62]从这个意义上上讲,探究拉铁摩尔1929-1930年中国东北之旅,就成为一个既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又重新认识东北地区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国家知识型构中重要性的极佳切入点。拉铁摩尔对东北的考察与认识活动是一次田野中的全球史与地方性碰撞,他经由考察所获取的知识与经验,不仅使他认识到理解历史时期和当时中国东北问题所必需的国际视野,同时也为他之后对中国东北在中国内陆亚洲边疆中特殊地位的新认识提供了经验与文本。而对于中国东北本身而言,拉铁摩尔的这次考察与相关论述,不仅有助于外界对于中国东北社会与文化的了解,而且有力地提供了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知识增量,并促进了中国学者在生产关于东北地区原创知识方面的动力与信心,进而为中国近现代的国家知识型构与国家认同建设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与文本。

 

注释:

[①] 除此之外,拉氏其他主要著作还包括《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1932年)、《蒙古之旅》(Mongol Journeys)(1941年)、《美国与亚洲》(American and Asia)(1943年)、《亚洲的决策》(Solution in Asia)(1945年初版,1975年再版)、《亚洲的局势》(Situation in Asia)(1949年初版,1969年再版)、《亚洲的枢纽》(Pivot of Asia)(1950年)、《经得起诽谤》(Ordeal by Slander)(1950年初版,1971年再版)、《蒙古的民族主义与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1955年)、《游牧民与政委》(Nomads and Commissars)(1962年)、《边疆史研究》(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1962年),此外还有跟他妻子埃莉诺(Eleanor Lattimore)合著的《中国简明史》(China: A Short History)(1944年)、《丝绸、香料与帝国》(Silks, Spices, and Empire)(1968年),以及跟他女弟子矶野富士子(Fujiko Isono)合作的《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China Memoirs)(1990年)、《迪鲁瓦呼图克图,宗教和革命中一位蒙古活佛的回忆与自传》(The Diluv Khutagt, Memoirs and Autobiography of a Mongol Buddhist Reincarnation i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1982年)等。关于拉铁摩尔边疆理论的总体性论述,可参见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张世明《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史林》2011年第6期)、许建英《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张友庭《民族与历史——读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以及拙文《边缘社会的外国眼:拉铁摩尔及其中国边疆民族理论》(《中国民族报》2010年5月21日)、《“内陆亚洲”视野下的大边疆:拉铁摩尔的实践路径——基于一些作品的阅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

[②] 目前研究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进行考察活动的相关论文有许建英《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和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黄达远《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③] 高士俊:《拉铁摩尔小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④] 袁剑:《“内陆亚洲”视野下的大边疆:拉铁摩尔的实践路径——基于一些相关作品的阅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⑤] James Cotton, Asian Frontier Nationalism: Owen Lattimore and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eb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

[⑥] [美]费正清著,黎鸣、贾玉文等译,黎鸣校:《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⑦] 李济著,李光谟、胡鸿保、张海洋译:《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4页。

[⑧] 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⑨] 戴逸:《清代黑龙江将军与东北边疆治理》,《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

[⑩]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5页。

[11]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12]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3.

[13] Owen Lattimore, High Tarat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30. P. 227.

[14] 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5]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6] [日]毛里和子著,张静译,樊守志校:《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引文见第48页。

[17] [美]拉铁摩尔著,[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18]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6.

[19] [日]毛里和子著,张静译,樊守志校:《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引文见第43页。

[20]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6。

[21] 参见[美]拉铁摩尔著,[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22]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6.

[23]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by Owen Lattimore, review by M. E. W,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80, No. 2 (Aug., 1932), p. 158。这段进修时光给了拉铁摩尔某些学术历练,使他所擅长的田野游历活动更具有前瞻性与概括力。如梁元生先生所言:“有人把拉铁摩尔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同列,以为都是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这是不对的,拉氏只在哈佛一年,连大学学位都没有,后来竟当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和中国史的权威,这完全是游历(或用现代术语来说,是‘田野研究’field work)之功”。参见梁元生《学者、政客与“间谍”:拉铁摩尔(1900-1989)》,《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24] [美]拉铁摩尔著,[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25]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vii。拉铁摩尔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曾说:“由于我和妻子1929-1930年间在中国的东北呆了九个月,我成为唯一一位曾在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地区广泛游历的美国人,我常常操着汉语只身旅行”。([美]拉铁摩尔著,[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26] 参见[日]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27] 关于拉铁摩尔的“大边疆观”,可参见拙文《“内陆亚洲”视野下的大边疆:拉铁摩尔的实践路径——兼读拉铁摩尔的一些作品》,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8]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vii.

[29]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xi。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拉铁摩尔到东北考察的过程中,他也非常强调对既有历史资料的解读与利用,这在他的《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的序言中有明确的说明。他在这次考察活动中利用了很多的汉文史料,比如说《钦定大清会典》、《皇清开国方略》、《满洲实录》、《东华录》、《东北年鉴》以及当地通志等。

[30]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xi.

[31]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xi-xii.

[32]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ix.

[33]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ix.

[34] 他对这一地区赫哲族的研究后来结集为《赫哲族:松花江下游的“鱼皮达达”》(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出版。

[35] 具体可参见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 P. vii-viii.

[36]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viii.

[37]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xii.

[38]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3.

[39]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3.

[40]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4.

[41] 参见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一书的相关目录。

[42]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9.

[43] [美]拉铁摩尔著,[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44]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36-42.

[45] 详细可参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9-172页。

[46]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36-37.

[47] 高士俊:《拉铁摩尔小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1929年4月-6月由凌纯声组织的这次东北赫哲族(以及其他满-通古斯语族)调查被李亦园先生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并开创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其成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The Goldi Tribe in the Lower Sungari River, 1934)则被誉为“中国民族学研究上的第一本科学民族志”。

[48]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第105页,注释2。

[49] 关于这一点,正如凌纯声先生在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序言中所指出的:“民族学可分记录的和比较的两种研究:偏于记录的我们称之为民族志(Ethnography);偏于比较的为民族学(Ethnology)。本报告是属于民族志的研究”。参见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序言。

[50] 载于The National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LXI, No. 1, pp. 101-130. Washington, D. C. 1932。该文成为凌纯声撰写《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的西文参考书目之一,由此可见初受哈佛短期学术训练的拉铁摩尔在学术上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51] Owen Lattimore, 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No. 40, 1933.

[52] 高士俊:《拉铁摩尔小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该书全名为《满洲的蒙古人:其部落分化、地理分布,与满人和汉人在历史上的关系以及当时的政治问题》(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53] [美]拉铁摩尔著,[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

[54] [日]毛里和子著,张静译,樊守志校:《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引文见第43页。

[55] [美]费正清著,黎鸣、贾玉文等译,黎鸣校:《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56]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by Owen Lattimore, review by M. E. W, 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80, No. 2 (Aug., 1932), p. 159.

[57] 参见[日]毛里和子著,张静译,樊守志校《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页。

[58]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社会研究》1935年第101期。

[59]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2年第5、6合期。

[60]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276-277.

[61]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P. 301.

[62] [日]毛里和子著,张静译,樊守志校:《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引文见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