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demic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how modern China was kidnapped by the “future”

Posted on

近代被“未来”挟持

王汎森

 

来源:《社会科学报》1434期第6版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导读:为了达到这个美好的“未来”,人们要用许多政治力去强力落实它。而且,这个“未来”的实现已经是不用再论证的、没有问题的了,所以所有的人们应该要做的只是“跟上来”,最后整个国家形同被“未来”挟持了。

引发我觉得要好好思考“未来”这个问题的缘由,是因为发现晚清、民国以来,好像伟大的人物都在“推销”或“买卖”未来,都在推销或买卖这么一个想象。随便翻翻古往今来的史书,都绝对不会像现代人那样处理“未来”,即便谈到未来,也是比较想回到“黄金古代”。但晚清以来的“未来”很不一样,而且愈不一样越好,愈不一样愈吸引人。这使得人们对过去的历史教训不再那么敏感,历史上发生的案例也不再靠着它与今日的相似性而有教训的价值。过去是通过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现在往往让位于通过未来获得合法性。近代许许多多东西的概念和想象都带有沉厚的“未来”性,在现实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令人不禁要问,在过去百年,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新的“未来”观如此畅行?

 

造成新未来观的五大因素

简单地回顾一下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新未来观。一是西方知识的大量引入。近代,西方重未来的思想文化大幅移植到中国。二是进化论思想引导人们想象美好的时代是“未来”,而不是“黄金古代”。三是以”未来”为尊的新型乌托邦思想的引入。传统的乌托邦理想往往以上古三代为依托,而新型的乌托邦则大抵是依托于未来。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如《万国公报》自1891年起刊载的《百年一觉》,这篇乌托邦小说就产生了不小影响,那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给中国人展开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未来”。四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使历史与现在、未来有了完全不同的关系。顾颉刚(1893-1980)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涨,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即是一证。“未来”变成是一蹴可几的,而且在现世就可以达到。由于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大幅度地引进全新的事物,并且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从而使现在与未来变得和过去完全不再相似,并以新的、不相似的为正面价值。所以它们不但带来一个新的“未来”,而且也因为人们对过去想象的丕变,从而带来一个新的过去。五是在近代中国,“未来”代表极度乐观、有光、有热的,有主观能动性的,甚至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未来”往往与变革或革命连在一起,成为现实变革中一支有力的武器。任何人只要掌握“未来”,就可以有极大的力量。

 

新“历史哲学”与“未来”

在新未来观的影响之下,历史的角色产生了巨变,由研究“过去”变成照应“未来”。Koselleck说革命解放了一个文化,同时带动一个“新的过去”(new past)。但此处所说的主要是对历史写作的影响。在这里让我们回味一下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思想。海德格尔提到,“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时时刻刻都在互为影响、互相建构,人们总是依照想象的(或甚至认为已印证的)“未来”来规划“现在”并研究“过去”。海德格尔又说:对于作品的预期性反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哪些内容非被涵盖,哪些非被排除。或者我们可以认为这与佛经“三世一时”的观念相近,而在这一时的三世却以“未来”这一世占了过于突出的地位。在此前提之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意义也与以前不同了。

我观察到近代有几种史学影响到这种可知或已知的未来观的形成,即使有程度轻重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有不少历史著作似乎有过于明显的“未来”是已知的色彩。在1930年代,中国史学有两股重要的新潮流,一支是“历史主义化”,一支是“历史哲学化”。前者是尽可能地重建古代历史真象,并在那个历史重建的过程中,为新文化的建立找到一些基础;“历史哲学化”主要是为了建构未来,要在“未来”中寻找解释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基础,它是历史的,但也可能是反历史的,是隐隐然以“未来”为已知,进而形塑对过去历史的解释,或者用一个时髦的词汇说,就是“回忆未来”。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时代心态在支撑“历史哲学”派的生存,这种特殊的时代心态从晚清以来已经逐渐出现:既要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应该吸收、模仿西方,但同时又终要能超越西方的一种复合性的心态。而“历史哲学”借着历史发展的规律,使这三种看来互相矛盾的思维形成一个有机体,它“把构造者及其个人的异化状态,解释成所有先前历史的顶峰”。

未来代表一种对理性力量无限乐观(unbounded rationality)的情绪,想象力有多高,未来就可能有多高,一切由“有限”变“无限”,包括对物质的想象。“未来”是希望的,甚至是判断是否合乎道德的准则,违反它似乎带有伦理上的负罪感。人们不应有太多迟疑,应该毫不迟疑地顺着这条路往“未来”走,所以这个已知的未来带有巨大的行为驱动力,其中,政治行动的性质和决策者的思考角度都发生了改变,史家与政治家或所有人的任务都变得非常清楚。“未来”是已知的,史家或政治家的角色成了“推动者”或“加速者”(Accelerator)。

 

“未来”与日常生活行动

新的未来观也成为近代人人生行为的指标,这里以共产党人冯亦代(1913-2005)为例。冯亦代是章伯钧(1895-1969)后期最信任的后辈,常常在章家走动,可是后来人们从冯的日记中发现,向中共党中央报告举发章伯钧的人便是他。冯的日记我从未读过,但从章诒和的征引,我们可以看到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信仰,从“未来”完成式出发来作日常生活的抉择实况。

如果冯亦代的日记可信,那么,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未来”社会革命一定会成功,所以反推回来,此时应当举发章伯钧方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在冯本人看来这与他和章伯钧的私人情谊并不矛盾,这是一种两条路却又是一条路式的逻辑。

在这里,社会发展史是一列火车,开向美好的“未来”,作为个人,安心地坐上车跟着往美好的“未来”前进,生命的行为与抉择,应该心安地被“未来”所决定。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乘坐火车往“未来”行驶的态度便已非常清楚。在一种新的时间感与未来观之下,人们思维世界的凭借变了,人们闭眼所想已与前人不同,新“未来”观广泛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至少,认为最好情况是在“未来”,而不只是在“黄金古代”这一点,就足以产生重大的影响了。

不过,我们现在对“未来”似乎又由“已知”变成“未知”了。在现代史学中,“未来”几乎没有什么角色,而且也不再是“可知”或“已知”的了。同时,“未来”还有几个面相值得一提。第一,“未来”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在“公理”、“公例”的时代,未来给人的感觉是比较一元的。但后来,尤其是在主义时代,每一个政党都宣称它有一个应该具有寡占地位的“未来”,而且“未来”也由学理的探讨变为政治指定,由谁来规划或规定什么样的”未来”,等于是由谁来规定新的政治图景,于是指定者或规划者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道德、秩序的权威。第二,由对理想的未来的想象,或学理的探讨,改变成人们被“未来”挟持。为了达到这个美好的“未来”,人们要用许多政治力去强力落实它。而且,这个“未来”的实现已经是不用再论证的、没有问题的了,所以所有的人们应该要做的只是“跟上来”,最后整个国家形同被“未来”挟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