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 Dachuan (周大川) on why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fail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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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君主立宪制为何没有成功

周大川

来源:共识网 201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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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将世界上的的政治体制划分为三种形式,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并对这三种政体的特征进行的归纳与分析。今天,我们再拿起他的著作,依然对其所表现的政治洞察力,逻辑分析能力及历史学知识钦佩不已。遗憾的是,作者在书中虽然有两页提到了中华帝国。但是从书中内容可以看出,孟氏对诸如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印度除外)的关注度和了解程度都极为有限。作为思想启蒙时期最为睿智的大脑,却没有对中国这一极为独特的封建帝国进行研究与剖析,无论是对作者的学术成就还是这本书对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都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孟德斯鸠对政体的描述,直到今天依然很有现实意义,中国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大部分特征与根源都符合书中的描述。今天,我们利用书中描述的政治学原理结合中国的近代史来研究中国的君主立宪,依然可以得出很多有意思的启示。按照孟德斯鸠的理论,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法律、道德、信仰都有其历史传承,除非被外族所灭,不应该遽然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君主专制的国家,而且国家辽阔,民族众多,无论从哪个条件看,进行现代化改革之初,选择君主立宪制应该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弃之如敝履。反观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展现代化改革运动的日本,民族单一,领土狭小,明治维新之前长期统治国家的是幕府将军,君主似乎对这个国家影响很小。但是为什么日本坚定地实行君主立宪,从而获得了极大成功?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自秦实现大一统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从此处于君主专制之下,但我们如果根据孟氏对专制与君主这两种政体的理论对中国的体制进行分析,则感觉这一论断不仅笼统,而且似是而非。事实上,秦汉时代,中国的国家体制依然有明显的贵族政治的痕迹(这一点钱穆先生有专著论断)。当时,皇帝是国家最高领袖,而实际政权则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一切事权,也在相府。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统一;当然,皇帝拥有帝国重大事项的最后决定权。然而,即便如此,宰相依然可以对君主实行相当程度的制约。即使到唐代,皇帝诏书不经宰相副署是不能生效的。这种情况在权力运作上和孟德斯鸠所论述的君主制已经有相当的类似。譬如,国家政策出现失误,君主可以不负责任,因为君主作为国家的元首是国家稳定的象征,如果更换,代价极高。但是由于宰相掌握行政权,宰相可以下台以示负责。中国的问题在于,在理念上,从来没有形成用基本法将君权和相权的边界划分开来的观念。而这恰恰是孟氏所强调的形成稳定君主制的核心。唐代以后,相权逐渐旁落,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君权的不断提升。到明清时,皇权为了彻底消除相权的威胁,干脆废除了宰相制度,中国的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因此到清末真正考虑君主立宪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行政权力从皇帝那里分离出来。平心而论,虽然皇帝专制制度已经运行了近600年之久,但对中国来说,并非完全缺乏具体的操作经验。毕竟,当时中国的政治家都熟读经史,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主要的困难是,对于数百年来一直习惯于“大权归于朝廷”的君主来说,放权几乎如剜疮割肉一般痛苦。明清的帝王,拥有世界上最高程度的专制集权却几乎没有权利与责任的概念,对当时的帝王来说,两千年的政治运作,始终反复提醒他们的经验是,放弃一丝权力,就意味着失去一分控制,失去一分控制,就意味着增加一分危险。他们不明白,基于专制体系下权利控制,在世界政治体制的变革中已经不适用了,在新的时代,能够保护他们且造福国家的恰恰是放弃部分权力。君主必须尽量超然于各派政治力量之上,才能发挥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否则陷入具体行政决策纠纷中的君主如何获得各方的一致拥护?或许是因为中国的专制持续时间太长,影响时间太深。帝王很难迅速适应这一变化。这一点,日本则幸运的多。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维持了将近二百六十年的幕府专制统治,天皇没有任何实际权利,而且几乎默默无闻。然而,幕府的专制与保守是不可能主导日本走上现代化的。于是,维新派选择天皇作为重新集结力量、进行国家变革的中心。虽然从表面上看,日本为推行维新,不得不先进行残酷的内战,似乎付出的代价比中国大。然而,天皇制一旦被确立起来,接下来的改革就比中国顺利的多。天皇巨大的号召力,使日本这样保守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第二点,君主作为君主立宪制的核心,是否能获得国内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至为关键。日本天皇在这方面有巨大的优势。天皇作为举国拥戴的国家元首,影响力巨大却全无历史包袱。而中国式的封建专制却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皇帝的权威在不断的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已经大打折扣。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之大,自明亡以来,无出其右。而作为甲午战争中的最高决策者,光绪皇帝的威望无疑大受打击(彼时慈禧已经结束垂帘听政,光绪已经正式主政)。甲午战争后,虽然在巨大的刺激下,皇帝一度下决心推行新政。新政甫一开始,立刻陷入了帝党与后党的权力纠纷之中。仔细分析一下那个时代,与后党相比,维新新党的成员都是既无经验亦无权力的书生。而当时政坛颇具分量的人物,如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都属后党阵营。其实,晚清时代,封闭的国门已经被打开,以上诸君不仅久居高位,而且皆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严复翻译的本书“论法的精神”也早已出版,他们不可能不意识到君主专制是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桎梏。而做为精英的李鸿章一族,他们在权力斗争中依然选择了慈禧阵营恐怕绝非是见识问题,而是千百年封建专制的逆向淘汰,使中国的精英几乎都变成了政治上的势利眼和墙头草。即使是位居如此高位的精英,他们也非有尊严的国民而是皇家的高级奴才。是权力斗争的巨大现实利益的考量,让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有人或许会说,依附后党,因为要利用后党手中的实际权力推行现代化。此言并非毫无道理,问题是,当事关国本之争时,他们是否表现出起码的政治良心和远见呢?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出现一位女皇的,这几乎是7岁小囡都能明白的道理。说到这,我们还不得不提一下那拉氏对君主立宪制的致命一击,作为亲手扼杀了维新变法的清廷最高统治者,虽然在庚子国变后,似有所清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君主立宪的步伐。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刻,即1908年其去世之前的几日,她毒死了光绪皇帝,改立当时只有三岁的宣统。可以说,她的这一行为,彻底埋葬了晚清立宪成功的最后希望。光绪死后,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难道能让全国人民拥护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担任须有崇高威望而且对政治纷争拥有最后裁决权的君主?反观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精英们,对维护天皇制达成了高度一致。无论是伊藤博文、西乡隆盛乃至普通武士和民众对此政治底线高度捍卫。

第三,根据孟氏理论,君主制能运行良好并广受国民拥戴,其是否有广泛的代表性非常重要。日本历史上,天皇作为名义的国家元首达七百多年。作为单一民族的大和民族,其对天皇的认可程度超乎寻常。明治之前,虽然幕府掌握着实际的控制权,但正因为此时天皇已然是虚君,幕府的种种倒行逆施也与天皇无关,“尊王复古”反成了倒幕的旗帜。而中国呢?满族皇帝作为外族统治中国也达270余年,在这期间除了为维护其统治对汉族知识阶层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拉拢之外,满汉之防其实仍是不可逾越的限制。事实上,满族统治者的异族心态从未消除。如对其龙兴之地的东三省,则制定了严禁汉族移民的政策,以为自己留有后路。而有清一代,从来没有考虑选择汉族女子为王后或皇妃也暴露了满族统治者这种狭隘的血统观念。凡此种种,极大地限制了其作为全民共主的代表性。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狡猾地利用了这一点,打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希望能攻击满清在民族代表性方面的软肋,促使中国的汉族民众放弃对满族皇帝的效忠,甚至响应侵略者。

总之,经历过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这样的奇耻大辱,中国终于在内外压力的逼迫下艰难的开始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然而由于专制传统的影响之深,统治者的愚蠢与自私,以及全国绝大多数的国民的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导致了由专制向君主立宪的失败。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千年帝制宣告完结,却又闹出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或许当年袁世凯也觉得共和制实在是闹得不像话,于是利令智昏地又打出了君主制的旗号。他也不想想,君主制不仅需要历史的传承,也需要的民众的拥戴和各方政治势力的认可。他在戊戌变法中背叛了光绪皇帝;在辛亥革命中逼退了宣统皇帝,当了大总统后又撕毁了临时约法。如此操行,连自己的嫡系爱将都表示失望,拥立其为君主岂不成了笑话?有手腕,无道德;懂谋略,无远见;会笼络人却不能取信于人。这固然是袁氏的可悲之处,更大的悲剧在于,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这样的人太多了。

今天,重读启蒙先哲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睿智著述,回顾中国这一段的历史,不禁为中国当时的选择深深遗憾,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离不开一个国家的传统与文化。君主立宪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平稳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机会。中国于是开始尝试对中国更为遥远、更为陌生而且全无历史传统的共和制。当革命党扯出“中华民国”大旗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中国的国家体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穿上共和制的马甲时,即使连这个国家的精英都没有真正搞明白独立、自由、民主究竟为何物,中国共和制的命运可想而知。

今天,当我们仍然在探索建立有限政府和契约社会时,重读孟德斯鸠的代表名著“论法德精神”,依然可以得到很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