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 Jing (吴晶) and Zhang Zhaojun (张昭军) on Hu Shi’s (胡适) concept of Nation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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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只是国故学

吴晶、张昭军

 

来源:《团结报》2014年11月27日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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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揭开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大幕。由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被奉为这场运动兴起的标志。这篇宣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时下,重温《〈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能否从中有所镜鉴、得到些许启示呢?

1、《宣言》重要的地位

1923年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揭开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大幕。由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被奉为这场运动兴起的标志。胡适在1922年11月9—15日的日记中合写道:“这一星期之中……作《〈国学季刊〉序言》,约一万多字,颇费周折;这是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我做的文章之中,要算这篇最慢了。”18日的日记,又有:“晚上修改《〈季刊〉序》。此序给玄同看过,他有信来,指出几点,故引起我的更动。”胡适颇费心思撰写的这篇序言即《〈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由蔡元培题字,鲁迅设计封面,主办者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辑委员会由胡适、沈兼士、周作人、顾孟余、单不庵、马裕藻、刘文典、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郑奠等组成。1923年1月,由胡适执笔的《发刊宣言》先是以不具名的方式刊发于《国学季刊》创刊号,后在《北大日刊》连载三天,翌年全文收入《胡适文存》出版。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国学季刊》隶属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下最早成立的专门性国学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国学门,《宣言》代表的不是胡适个人而是国学门全体同人的意见;而且在于,《宣言》作为“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唐德刚整理:《胡适口述自传》),阐述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开辟了新的方向,引领了学术潮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著名学者余英时称之为建立“新典范”的宣言书。十年后,北大依然自豪地声称:“国中研究国学之风大盛,实我校有以导其端。”(《国立北京大学志》,11页,编纂处1933年)实际上,它的影响不限于当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而及于整个20世纪,甚至今日。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下,对其予以回顾、反思和辩证分析,十分必要。

《宣言》紧紧围绕三句话展开。“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和解释。”这三句话内涵丰富,这里仅揭示它们与中国学术转型的关系问题。

2、《宣言》把中国学术历史化、对象化

《宣言》认为,包括清代以来的中国传统学术,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经书身上,研究的范围太狭隘了,因此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把国学研究的对象扩大到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一切历史文化。《宣言》提出:“‘国学’在我们的心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

《宣言》把民国以前的中国学术和文化称作“国故”,言下之意,“国故”与“国故学”时代不同、性质不同。中国学术和文化(“国故”)即便不是故去(死去)的东西,也是过去的东西,已失去活力;而“国故学”,以“国故”为研究对象,则是新生的现代学术,代表了前进方向。这就从时间和性质上把二者区分了开来。

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宣言》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把歌谣、小说、俚语等放在和经书同等重要的位置予以研究。这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改变了中国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主的局面;另一方面严重削弱了经学的地位,不仅摧毁了中国学术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而且,主张以治史的方法治经,祛除了经学的神魅,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同时要看到,《宣言》主张把一切“国故”作为有待考证的史料,客观上否定了中国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合法性,轻视了乃至无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就此而言,国学研究无异于釜底抽薪,实际上是对中国学术体系的一种解构。

3、《宣言》指示了中国学术转型的方向和方法

鉴于国故的材料太纷繁了,初学者无从入门,无从下手,《宣言》主张先做一番整理工作,“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宣言》提出,系统的整理可分三步:(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结账式的整理,(丙)专史式的整理。通过这三步,重新建构国学的系统。“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统整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宣言》主张,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一个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在内的中国文化史总系统。换言之,建构至少有十种文化专史组成的中国文化史总系统是国学研究的目标。

为实现这样一个总目标,《宣言》指出了具体的步骤和方法。“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文化史分为各种文化专史,各种文化专史再细分为各种子目。

倡言以中国文化史为国学之系统,实际上是以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的“文化史”来演绎国学。通过学术分科,中国文化历史材料与现代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语言文字学、文艺学等学科建立起一种合作与联盟关系。在分科观念的作用下,用科学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便变成了切实可做的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等文化专史。专史子目的进一步细分,意味着各式旧史撰写体例的终结,预示着专题研究和论文时代的到来。由此,笼统的无从下手的“国故”资料变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的“文化专史”。

如此一来,“整理国故”转换成了“研究历史”。国学研究担当了新旧转换的变压器,输入的是旧学“材料”,输出的是新式“专史”。经此“整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被分解,然后被归入现代西式学术系统。中国学术脱胎换骨,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从而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的接轨。

与此伴生的另一结果是,中国固有知识系统被割裂,经学等学问不再成为“学”,失去了独立地位,《诗经》被划入文学系统,《尚书》被划入史学系统,《周易》被划入哲学系统……存在见木不见林的可能性。胡适在《宣言》中所提出的研治国学的态度和方法,当时即遭到了章太炎、梁启超、张尔田、孙德谦、柳诒徵等人的批评。有人说:“名为研究国学,实则促国学于沦亡。名为考订经传,实则沦经传于散佚。”(朱宗熹致邵力子的信,见曹聚仁:《审订国学之反响》,《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5月29日)现代学科的专门化和科学化,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人文性、整体性和贯通精神之间,含有内在冲突。专题和专史研究,最终能否结出通史硕果,而不是陷入碎片化的境地?答案似乎并不那么干脆和肯定。

4、《宣言》学术理念的西方化

《宣言》指出:要做好前两条,还必须注意博采参考的资料,进行中外比较。因为,第一,学问的进步不仅要靠精勤的功力,还需有综合的理解。“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二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要形成文化史系统,离不开对史料的组织、贯通和解释。包括胡适在内,新派学人较普遍地认为,中国学术欠缺解释史料的理论和能力。蔡元培曾为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作序时指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第二,国学研究不仅要求得历史真相,形成系统,而且要评判是非,重估价值,以便古为今用。《宣言》强调指出:整理国故,“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也就是说,国学研究还涉及到价值评判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不仅关乎形式,而且关乎精神,要求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念,重建中国文化历史的评价体系。如果把国学研究分作材料、形式(知识)、价值(精神)三层面,那么,重新型塑后的中国文化史,从形式到精神已焕然一新,已是中国文化的新命。

梁启超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宣言》主张“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和解释”,对于打破中国学者的闭守孤立,开阔中国学者的视野,实现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无疑是宝贵的良方。历史也表明,凡在国学研究方面建树较高的学者,多具有较好的西学修养。

问题在于利弊相生,比较方法拿捏不好便有附会之嫌。胡适在《宣言》中举例说:“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宣言》发表不久,这一说法就受到了质疑。有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王莽政策,何尝有社会主义,试再取食货、刑法志细看。”(问琴(宋育仁)评点《〈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四川《国学月刊》1923年16、17期)更引人深思的是,借用西洋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虽实现了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现代化,但却有导致自身文化传统断裂的危险。例如,金岳霖在看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如何做到既脱了古人“儒书一尊”的偏见,又不带上西洋人的成见?直至今天,这一问题仍有很大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