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Qiu Luming (仇鹿鸣) on the gentry society in mediev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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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鸣谈中古士族社会

作者:彭珊珊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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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僚家族都不乏学者关注,但确实只有在中古时代,士族才被视为政治、社会结构的核心,以及理解这一时代本质的基本要素。

中国历史上不乏累世为官、具有社会威望的政治家族,为什么唯有中古的士族被视为政治、社会结构的核心?如何理解中古士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士族的社会地位来自官僚身份还是门第本身?唐代士族衰落了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汉唐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仇鹿鸣先生。

  一般人习惯将中古社会称为“士族社会”,为什么把士族作为中古社会的本质来把握?

仇鹿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僚家族都不乏学者关注,但确实只有在中古时代,士族才被视为政治、社会结构的核心,以及理解这一时代本质的基本要素。中国学者一般称“士族社会”,而日本学者则称“贵族制社会”,背后隐含的关怀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时代分期论的思考。无论是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还是建国后五种社会形态的论争,以及日本战后关于中国史时代分期的论战,或多或少都是比附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划分中国古代发展的几个阶段。其中日本学者习惯将中国古代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个阶段,中世的重要特征便是贵族制社会;而在大陆,尽管建国初期学术风向变化,关于士族等王朝统治阶层的研究因违碍时势而转入沉寂,但当时第一流的魏晋史学者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都是“魏晋封建论”者,他们的讨论大多是从经济及人身依附关系等角度入手。尽管中、日学者思考的路径不同,但本质上都认为魏晋以降的社会构造较之于前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士族研究才能成为中古史研究中的核心话题。

日本汉学界有两种主流看法:一种认为贵族可以自立于皇权之外;另一种认为,尽管当时贵族权势很大,但本质上还是“寄生官僚”,依附于皇权而存在。如果说现代社会的人可以凭借官员身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对中古的士族而言,他们的地位来源于官僚身份还是士族门第本身?

仇鹿鸣:中古士族与其他时代的官僚家族不同,多少有些能自立于皇权之外的资本。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又多是短命王朝,皇权衰落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东晋南朝社会尤为典型,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士族身份的获得,则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

另一个可以体现士族自立性的例子是魏晋以降官分清浊。官僚等级制度有效运作无疑是皇权成立的重要基础,就像俗话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但南北朝时代清官概念的出现与流行,对按照官品高低、次第升迁构造的政治秩序构成了挑战。有些官尽管官品较高,但因职任繁剧等原因,不为士族所喜,被视为浊官,宁可担任品级较低的清官。在某种意义上,士族依据自己的文化趣味(清浊之分)重构了官僚等级及其迁转次序,这不得不说有侵夺皇权的一面。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时的文化与知识主要依赖士族保存与传递。南北朝时期,因为政局的动荡,官学弛废、流民四散,当时的文化与知识,甚至一些专门技艺如书法、医学、礼仪、历法等,都是以家族为单位世代传习的,例如东海徐氏家族便是以医学见称,徐之才编纂有《药对》。因而士族多有家学,这也是士族门第为人所重的原因。

至于将中古士族视为一个自立于皇权之外的阶层还是寄生官僚,本质上还是涉及时代分期论的话题。如果中古士族仍不过是皇权的依附者,那么中世与上古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便不存在了。只有将士族视为自立性的阶层,才有中世社会的成立,这也是日本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论战的焦点之一。

从魏晋到隋唐,士族有哪些变化?学界对唐代士族的关注较少,是因为这时士族走向衰落了吗?

仇鹿鸣:尽管学界的主流看法仍认为唐代是一个贵族社会,但一般将唐代视为士族逐渐走向衰落的时代。或许学界对于衰朽的东西就意兴阑珊了,唐代士族的研究较之魏晋南北朝显得寥落很多。

从魏晋到隋唐,有两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改变了:一是魏晋时代皇权衰落、政局动荡的局面不复存在,士族面对着一个稳定而有力的国家;二是九品官人法的废除,尽管门荫在唐代特别是前期仍起很大作用,但也需仰赖祖上的官位,所以士族官僚性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士族不能完全脱离政治权力,一代两代不做官,或许还能维持门第,但如果长期不做官,也会慢慢衰落。比如南朝最显赫的士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唐朝就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几无所闻。刘禹锡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指此。

唐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南北朝士族有很强的甄别士流的意愿,通过谱牒的编纂来辨别哪些房支是攀附、伪冒的,但这种行为到唐代就消失了。因而唐代伪冒或滥用郡望的现象很普遍。目前出土的唐代墓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使用郡望,自称士族,其中大多数世系不可靠。这一现象唐初刘知几观察到了:“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

但另一方面,尽管甄别士流的事情不再发生,在相对世系可靠的士族群体中却依然保持着一个稳定的世代通婚的网络,甚至维持到晚唐。虽然唐代姓王的都自称是太原王、琅琊王,但真正的士族仍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自己的身份与家族网络。在我看来,伪冒是对士族门第价值最好的肯定,我在研究中曾将冒姓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士族郡望形成的标志之一。打个比方,现在的地铁里充满提着或真或假的LV的人,这就是品牌价值最好的体现,一个所谓的名牌如果在义乌都没有仿冒的话,那么恐怕离破产亦不太远,对士族而言也是如此。

另外对于科举在促进唐代社会流动、士族门第瓦解方面的作用,似乎亦不能评价太高。首先唐代科举取士数量很有限,大量官员仍是通过门荫入仕;其次士族能在科举考试中占优势,某种程度上还是圈内的竞争。一个原因是唐代科举重视诗赋,诗赋是贵族化的学问;后世诟病良多的八股文,则因其出题及形式固定,易于揣摩,反倒有利于贫寒之士出头。好比现在名校所推行的自主招生,当然有利于出身较好、见闻丰富的城市学生,而高考制度尽管有诸多弊端,但依据统一教材出题的标准化考试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另外,唐代科举由于没有严格的糊名、誊卷等防止作弊的措施,颇有功夫在场外的味道;因而考前“行卷”是唐人流行的风气,有时候名次在考前便已确定,这个当然也是有利于士族阶层的。

总体而言,说唐代士族是一个逐步走向衰朽的线性下落过程恐怕有些失之简单,很多细节还期待细致的研究来揭示。

就某一个家族而言,门第上升下降的因素是什么?

仇鹿鸣:门第上升有很多因素,和皇权的关系当然是其中之一,比如陈郡谢氏,在西晋不算高门,东晋之后就慢慢发展起来,这与皇权的扶持有关。另一个因素是适应时代文化趣味的变迁,如两晋的“由儒入玄”,擅长清谈,才能够进入那个圈子,为时人所重视。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进士科极受重视,那么进士及第也成了维持士族门第的手段。士族尽管某种程度上是世袭的,但又不是完全封闭的,至少士族内部的竞争及升降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称中古大族用“郡望+族姓”,如琅琊王氏、河内司马氏,那士族与地方社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士族如何协助政权统治地方?

仇鹿鸣:胡宝国先生曾指出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不同:《史记》记载人物籍贯多用县名,保留战国时代的习惯,而《汉书》则多书郡。由于郡级政区在两汉人生活中非常重要,也影响到人们的家乡观念,所以要讲郡望的起源,还是要和稳定的郡级政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及观念的渗透联系起来考虑,而中古时代郡望所标举的郡名多数也选取汉代的郡名。

对于地方大族而言,郡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场域,如果不进入中央做官的话,主要的人际关系,婚姻、交往圈一般集中在郡内。一般郡内有三五个大家族,当时称为郡姓,所以会出现“郡望+族姓”的标识。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只有离开郡这样一个地域,你从哪里来才会变得重要,在战乱和离散的过程中,地域认同反而会被强化。我倾向于推测在永嘉之后大规模的移动迁徙浪潮中,以郡中大族为中心的流民组织的形成及迁徙,促进了郡望的普及。

学界倾向于认为士族早期与乡里社会有较密切的联系,有一个从地方大族到天下名族的成长过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地方大族崛起的个案,但我认为大族在长时段中都是区域社会中的结构性存在,只不过若无特别的机缘,在史书中被湮没了而已。而一旦有大的动乱发生便会借机浮出水面,如北魏末年的战乱,便有“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记载。

地方大族是地方社会的主导者,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曾提出过“豪族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六朝时代贵族主导下的乡里社会,贵族与民众之间是一种基于“义”的结合,而不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说是压迫或依附关系。张学锋先生曾告诉我一段轶闻,谷川先生自己就是豪族出身,他家是熊本县的豪族,幼年时亲眼看过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赈济乡里、焚烧债券,他对六朝贵族自律性的理解或许和他的出身有很大关系。谷川举出很多史料,证明在南北朝动乱迁徙的过程中,很多贵族领袖团聚乡里,赈济灾民,通过平均的分配在乱世中维持秩序,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但我个人觉得无论“豪族共同体”论还是传统阶级分析方法视角下的地主-农民二元对立假设,本质都是对社会关系理想化的模型。我们也能举出很多豪强横暴、鱼肉乡里的记载,甚至可以说地主与农民对立的关系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往往会被一种更温情的形式掩盖。但无论如何,大族通过各种手段主导了乡里社会,这构成中古社会的重要底色。

自北魏以来少数民族逐渐汉化,那么中古时代是否存在着超越民族界限的、对士族身份的认同?

仇鹿鸣: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的,当然在孝文帝汉化之初到隋唐初年这一时期,鲜卑贵族的认同如何,恐怕很复杂。但中唐以后,以五胡为代表的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与华夏之间的界限确实是消弭了。有些很有力的证据,比如大家熟知的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独孤及等著名文人,其实先世都是胡族,有大量文字流传下来,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基本上读不到任何种族身份的色彩。另外最近读到的《董嘉猷妻郭氏墓志》也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案例,墓志一方面直率地记载董氏之先是西南蛮之胤,开元中方以质子的身份留居长安,另一方面又特别记载“自服冠冕,代受恩锡,荣宠湛渥,郁为豪家。每求外姻,必采名族”,还强调其所娶的郭氏的母亲出自河东薛氏,是薛道衡之后,“合两姓之华胄,为一时之茂族”,是真士族,不是假冒牌,体现出对士族身份强烈的向往与认同,这种认同的存在才是士族社会得以维系的根本所在吧。

刚才您说对唐代士族衰落持保留意见,那中古士族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没落的?

仇鹿鸣:我觉得要分开来看,南方的侨姓、吴姓士族,唐初便已经衰弱;关陇贵族则在唐初兴盛一时,但中唐之后也日趋没落;而山东的旧族,特别是他们间的政治与婚姻网络,从墓志来看维持的时间似乎比想象的更长,我们不能低估士族在面对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适应能力。唐代士族当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否能用“没落”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汇来描述,我觉得还需斟酌。

我们研究历史,往往不自觉地以“后见之明”看历史,因为宋代人不讲究郡望与门第,而唐末五代士族消亡,那么在消亡之前必然有一个走向衰落的过程。但从中晚唐人的观感而言,似乎没有这种感觉。唐末李振曾将裴枢等三十余位出身士族的大臣诛杀于白马驿,并将尸体投入黄河,云“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李振是科举竞争中的失败者,对士族极为仇视。另一个参与其事的柳璨,虽然出身河东柳氏,但因为“朴钝”,不以诸宗齿之。这两位士族体制下失意者的极端之举,反倒折射出士族在唐末政治中仍具相当的影响。

就我个人观察,士族是在五代特别是后唐之后快速衰败的,但这是一个比较突然的变化。后唐仍重视士族,因为它是以兴复唐室自居的,所以唐庄宗灭梁之后专门找了一批唐代士族子弟来做宰相。但是庄宗没能维持很长时间。假设它没有那么短命的话,局面可能又不一样。另一方面,乱世更需要处置复杂政务的吏干,当时称为“刀笔之才”,这在唐代有贬义,在五代则成了能干的称誉,而士族原有的文化特质,并不能适应动荡时代的需要。

持续战乱的冲击,使得士族很难维持下去。我曾讨论过五代崔协夫妇的墓志,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清河小房崔氏一直有与范阳卢氏联姻的传统,尽管崔协与卢程两人在梁、晋对抗中分属两方,打了二十多年仗,但一旦后唐重归统一,两家又迅速恢复了联姻关系。所以士族的网络有一定的自我修复机能。但如果冲击是持续性的,它也难免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