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book on the “Methods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Buddhis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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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

 

 

 

作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3-5-22
页数: 297
丛书:  复旦文史专刊

来源: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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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大陆佛教史的研究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1920、1930年代。如果回到那个时代来看,中国佛教史研究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老的传统。在我看来,有三个方面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一些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历史学和文献考证的研究进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我一直在琢磨陈垣和胡适关于四十二章经、理惑论和“浮屠”与“佛”的一个争论。这个争论一直到最后由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采取了一些妥协的、圆滑的说法,其实已经提出了很多关于佛教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时陈垣和胡适讨论的“信供”还是“信证”,以及胡适与其他人提出的所谓教内史料、教外史料的问题,还有我们逐渐形成的用文集、史传、碑志来辅佐佛教内部材料的问题,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的进路。

第二个特点,在二十世纪20到30年代其实已经出现一批具有很好的语言学能力的人,包括汤用彤、陈寅恪、周一良、季羡林,其实都已经在当时历史、佛典翻译的一些领域里做的很好。第三个方面,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注意所谓“佛教史的语境”,就是佛教史的背景尤其是政治史背景。在这点上,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界绝不比国外的学者差,甚至在我看来要比国外的一些学者要好。

但是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好像这个传统消失了,又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新传统,不去说意识形态的问题,在学科制度上,佛教研究被归入哲学系,这本身是有一点问题的。在研究方法上,过度借助于哲学分析和经济分析;在资料方面,主要集中在汉文佛教文献,也是有一点问题的。这些问题确实造成我们的方法越来越简单、路径越来越狭窄、资料越来越单一。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佛教史研究界是不是也需要去重新讨论我们的理论、方法和框架,然后把佛教的政治、社会风俗串联起来。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希望大家讨论的问题:第一是对中国佛教史研究传统的反思。我们要问的是,中国佛教史研究者为何这些年来忽略与印度、中亚、日本的关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佛教研究里语言知识的训练为什么越来越缺乏?第二个问题,我们希望来自日本、美国的各方面的学者告诉我们,欧美、日本和中国佛教史研究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新趋向和新领域。第三,我们希望重新检讨,佛教史和政治史、艺术史、社会史这些领域里的综合研究方法应该是怎样的?总的来说,我们是带着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界现状的焦虑来召开这次研讨会。(摘自葛兆光教授的会议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