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Yang Tianshi (杨天石) about his research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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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这些年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来源:澎湃新闻网201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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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今年78岁,每天的工作仍排得满满当当。谈起计划,他已经把未来两年排满:《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第4本要写完,再出个修订合编本;主编一套东方出版社的小品文丛书;再改一本《大思想家朱熹》出版——既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又是完成过去研究思想史的“未竟事业”。

 

今天的杨天石是中国社科院最高学术称号的获得者,谈起民国史研究、蒋介石研究,无人不知“杨公”。可1960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去培训拖拉机手时,险些与学术此生无缘。后来的坎坷周折,令他对这段往事耿耿于怀。

 

“我这一辈子,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在挨批,说我‘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白专道路的典型’,直到改革开放后调入近代史所才消停。最近又有个别人批我了,说我是‘历史虚无主义’。当年在北大全校范围内批评我,我并不紧张,直到毕业鉴定中跟我算总账,将我分配去培训拖拉机手,我才知道自己太天真。”

 

杨天石年轻时吃了不少耿直和倔强的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这个人的特点,一个是傻,一个是迂。”在采访的过程中,有年轻晚辈一时兴起,与他争论一个问题,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宁可停下手上工作,也要摊开史料与对方讨论。“如果不服,就拿出证据来。”——较真的劲头,似乎一点也没有少。

 

杨天石当年曾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想像苏联的西蒙诺夫等人一样,从记者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来他改读文学,又曾以十年左右的时间研究中国哲学史。最终,跨进近代史研究的大门,在阴错阳差中研究起历史。他觉得这命运像树枝横着生、斜着长,便给自己的一本小品文集命名为《横生斜长集》。最近,在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的办公室中,杨天石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讲述了他“横生斜长”的这些年。

 

“北大理应反思”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杨天石是功课几乎全优的学生,可是因为几次不依不饶的辩论被在全校批判。他最初只当是追求真理的讨论,没想到毕业时算总账,分配他去一个拖拉机手培训班。从此人生轨迹改变,“劣迹”如影随形,工作调动也吃尽苦头。

 

他认为北大理应反思:“这些年来北大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不要忘了它也有过摧残人才的时期。”他所在的北大中文系1955级,是第一批全国按高考成绩录取的优秀学生,共青团中央树立的全国先进集体,可最后一百多个人中有许多人头上有帽子,“反党”、“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被开除团籍,留团查看、警告、严重警告,应有尽有。

 

1957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号召鸣放整风,我们党支书动员我,问我为什么不讲话。我说:我对党没有意见。我并非已经预见到了“引蛇出洞”一类的“阴谋”或“阳谋”,而是我确实没有意见。我那时19岁,真心诚意地觉得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我上大学,享受的是一等助学金,每个月除了够吃饭,还可以省下钱来买些旧书,我确实觉得党对我不错。

 

可是后来我被认为在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什么原因呢?

 

我的一位室友突然被划成右派,我心里想不通,去找团支部替他讲话。他原是福建地下党,后来参加解放军,复员后考进北大。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分析:1949年在福建做地下党,那是把脑袋栓在腰带上干革命的!他怎么可能反党呢?而且,有天早晨,新闻节目广播了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当天中午,我亲眼看见他将这句话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在一张黄色有光纸上,贴在床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怎么回事呢?他因为是地下党,知道当年内部肃反时的个别惨酷事实。班上开鸣放会,他便提出问题: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中国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后来划右派的标准有一条:攻击历次政治运动的。这就给他上了纲,叫“攻击肃反运动”,就变成右派,分配到黑龙江去了。

 

我找团支部书记提意见,团支部书记回复我说,你不能看表象,要看本质。为了这件事,我被认为是“丧失立场”。我那时涉世未深,性格直爽,是从中学直接升的大学。我的有些同学是在社会上待过的,叫“调干”,原来是机关干部。他们有经验,懂得怎么紧跟,我不懂,也不知道后果。

 

当然,后来他的帽子摘掉了,在一个党校当校长。前些年这位同学出了本书,要我写序言,我说如果要写,就把当年你错划右派的事情写出来。

 

还有一次,毛主席提出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大家都表示拥护,我在讨论时说,对于北大这样的学校,这一方针不太合适。从社会地位上看,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没有错,但从专业上看,北大应以培养高级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教学人才为主。我没有想到,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异议是件严重的事情。事后也就淡忘了,没有当回事。

 

另外一次讨论美的观念有没有全人类性。大家都说美的观念是有阶级性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鲁迅的话,说贾府上的焦大绝对不会爱林妹妹。我也承认,但是在阶级性之外有没有全人类性呢?我认为有。杭州西湖,不是只有无产阶级才欣赏,资产阶级也欣赏,中国人外国人都欣赏。山东泰山雄伟,也不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肯定泰山,地主也好,劳动者也好,都认可泰山的美。再说古代的美人、西施、杨贵妃,大家都认为是美人。所以我说美学理想有全人类性。

 

还有一件事。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时,大家都说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丑恶的。我也懂这个道理,但是我说,资本主义民主比起封建专制来说还是一个进步,资本主义民主比起封建专制来说是一个进步。我创造一个词,说资本主义社会有“相对民主”。为什么呢?工人可以罢工啊,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啊。大家就跟我辩论,一定要我承认是资本主义民主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我想强调的不过是事物的复杂性,反对简单化的分析。我一方面功课不错,一方面在这些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就认为我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尽管挨着批判,我却并不慌张,还觉得是问题讨论,真是“少不更事”。

 

1960年我毕业,做毕业鉴定的时候就给我算总账了。对我的鉴定也就是对我的一次极为严厉的批判会。不仅上列各项一一写入,还给我作了一个总结: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最后,我等来的分配是去农业机械学校当教师,那实际是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

 

这份毕业鉴定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档案里。前些年我跟近代史所领导提出,要求把这份档案销毁。找了半天没找到,人事干部说,杨老师,没有你的鉴定啊。我说不可能啊,我背给你听。我就背给他听。他再找,找到了,说没办法销毁。为什么呢,我的自我鉴定和组织鉴定写在同一张纸的两面,而自我鉴定按照规定不能销毁。人事干部就跟我讲,说杨先生啊,没关系嘛,不影响你入党,不影响你出国,也不影响你提干,你怕什么。另外有这个鉴定,说明当年你正确啊。说你反右丧失立场,说明你当年没有跟着运动跑啊。

 

我想,也可以吧,算了。在那个年代里,错的不是我。

 

“这个人口才不好!”

 

杨天石学的是文学,常有人问他为何会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回答通常是两句,一句“一言难尽”,一句“命运安排”。

 

1960年杨天石被分配去农业机械学校,可他不甘心,仍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离开大学后他写了第一本书《南社》,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书稿在1964年就已排出清样,但上面要求“加强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杨天石觉得原稿已有批判,不肯“加强”,最后书稿被拆版,直至16年后才得以重新出版。不过,南社研究成了他后来调入社科院近史所的契机,只是过程一波三折,他说这段经历可以编一部电影。

 

有若干年我研究中国哲学史,在《新建设》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明代的一个思想流派的评价问题。当时的历史所的侯外庐副所长等好几位大学问家都认为是唯物主义,我认为是唯心主义,正好针锋相对。编辑部请侯外庐审查我的文章,侯不仅同意发表,还提出要调我到历史研究所,也就是到他的手下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其实他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多年以后,他要修改自己的书,助手问他怎么改,他说“照旧”,就是要坚持他原来的看法。过了若干年,哲学史界办一个刊物叫《中国哲学》,增加两个编委,一个是我,一个是李泽厚,李泽厚当时已经是大家、名人了。他们向侯外庐汇报,侯说,很好,欢迎他们啊。我反对侯外庐的观点,他也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仍然看重我,这实在很难得。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没有调成。

 

后来就是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事了。

 

1974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教语文,突然收到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组的来信,内附王晶垚和王学庄两位编辑的《南社资料》目录打印件。那时社科院其他所都还在河南劳动,近代史所因为周恩来总理提议编写《中华民国史》而恢复了工作。他们要编一套南社资料,发现我在“文革”前写过的相关文章,就让我提意见。我一板一眼地提了意见,他们觉得有道理,就找我谈,表示让我协作编写。

 

所谓协作,就是不转关系,没有工资报酬,一块儿工作。文革期间废除了稿费,写文章也都署集体的名字。我还是高兴,近代史所资料多啊,虽然是义务劳动,但换来了借书看书的条件。师大附中在琉璃厂,我平时上完两节课,骑车半小时,就到近史所看书。这三年义工当得很有意义,所里上上下下都认识我,知道我热衷研究,一不为名,二不为利。

 

我先是找师大附中的革委会主任,他说,要近代史所来人交换,而且开出各种条件:必须是中共党员,水平不能低于我,能当语文教研组组长,等等。我再找近史所的人事处长刘明远。他一听就笑了,说没问题,我们派人换。因为那时所里正在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有许多研究人员的家属进京,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中学教员,正要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可是近代史所先后送了二十余份档案,附中挑了半天,说是一个也不要!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从邻居处得知,北京舞蹈学校有一位教师的家属,原是安徽师大附中语文教研组长,因照顾两地分居进京,关系在北京人事局,尚未分配工作。我一听,当天晚上就赶到他们家,请她到师大一附中来,以便我能调离。对方欣然同意,我立即向学校汇报。没想到,过几天领导告诉我,此人是专科学校毕业,说还是不行。我急了!我就说求求你。还好,这个人动了恻隐之心,终于点头。

 

还有最后一关。师大一附中属于双重领导学校,既归北京师范大学管,也归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局管。人事干部估计,我调离教育口,宣武区不会卡,但师范大学会卡,决定让我从宣武区出口,而向师范大学报备。果然,在向师范大学报备时,大学的人事干部听说我是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立即询问原因,并说,这个人我们自己留下不好吗?人事干部同情我,就说了句谎话:这个人口才不好,教学效果不好!师大这才放了我。

 

“我并不喜欢蒋介石”

 

杨天石是大陆学者中第一个看到蒋介石日记的人,所著相关研究在学界和社会上反响都很大。可他研究蒋介石竟是出于偶然,还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

 

十年前就有指责杨天石为蒋介石“翻案”的匿名举报信,今年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笔战又把他推到舆论的中心。杨天石依旧是那个不依不饶、一板一眼的作风,列出材料,一一反驳。他说:“我不是‘左’,也不是右,我认为我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研究的。当然这要留待后人评判,最公正的评判员是历史和群众。”

 

杨天石说,他并不喜欢蒋介石,更时刻警惕因个人爱憎而影响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年来,圈内圈外都知道他是蒋介石研究专家,可他坚持不肯为蒋立传,他说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要深入研究。

 

我为什么研究蒋介石呢?这是组织给我的任务,写民国史啊。第一卷写创建,我被分配写孙中山,后来写到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我就必须写蒋介石,因为他是北伐军总司令。从研究孙中山,到研究蒋介石,这是任务的需要,并不是由于对蒋介石有感情,要为他翻案。

 

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中华民国史》时,我得知蒋介石在谈到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时曾说,在他死后看他的日记,中山舰事件的真相才会大白,自此引起我对蒋介石日记的关注。

 

80年代,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馆无意间读到了毛思诚(蒋介石的老师和秘书)所编的蒋介石《日记类钞》和其他大量档案。2002年,我将研究这些档案写成的文章26篇编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这本书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查批准,华夏英才基金会还提供了 35000元出版。

 

有人道听途说,说我的书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可我的书里根本没有这四个字。这些人在2003年“网上批斗”了我三个月,还要求开除我的党籍。我说本人不是中共党员。他们还给胡锦涛同志写信,胡锦涛同志批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阅研”,陈奎元得出结论说,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向李长春同志汇报,长春同志表示同意,决定派院秘书长跟我谈话,传达他们的共同意见,让我不要紧张,继续研究。最后锦涛同志还有个批示,前面有几句:此事到此为止。不要炒作,对网站要加强管理。这件事就了结了。

 

后来我又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文物中发现《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等未刊著作,均摘自蒋介石日记,内容较《日记类钞》延伸、扩展很多。我除了自抄外,又花6万台币请台湾学生将其余部分抄完。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开放,我受邀前往阅读、研究。该日记逐年分批开放,我于2007、2008、2010年继续前往阅览,终于用十个多月时间读完了现存蒋介石日记全部,共约53年,做了比较详细的摘录。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蒋介石。但写历史要摆脱个人感情,“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敬之不增其功,厌之不增其恶。”这是我研究历史人物的原则,至少我是经常提醒自己,要防止被个人感情左右。

 

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人?我说过,他在近代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复杂、有功有过的人,是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人。但我一直不愿意回答: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觉得,分清功过、是非,这是最重要的,就可以了,谁大谁小一类问题既复杂,又麻烦,难以用数学比例准确表达,讨论起来分歧会很大,没有必要在这些方面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