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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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政治议题要有思想

王汎森

 

来源:澎湃新闻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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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6月21-2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举办。来自海内外二十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青年老师和博士生参加了为期四天的研修活动。以下为台湾“中研院”王汎森教授在研修班上的主题讲座,收录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的《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一书,原题为《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刊发该讲稿。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报告。在座有很多位学术界的先进和朋友,谢谢你们前来。我不常出门参加学术研讨会,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因为我对旅行总是不大适应。我想象的听众是学生,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个人经验,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不一定完全能做到。我有个习惯,就是随手写,然后把纸张放到卷宗里,所以今天讲之前整理一下,发现我这些废纸也有这么厚厚一叠,但里面有些只写一行字,有的写两行字。我并没有专门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我讲的是比较宽松意义上的方法,基本上是我的一些实践心得。

精读文献

第一件要讲的就是精读文献,这是老生常谈。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上课时,要学生每一件档案读两个礼拜。汤用彤先生在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时候,有过一个说法:每一个字,都不能放弃。这当然有它先天的原因,因为早期佛教史文献不多,所以每一个都不能放弃。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讲过这个意思:在一个思想文献里,凡一个词出现两次,就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因为古人文书较简,能写万言书就不得了,不像今天论文动辄就要三五万字。所以很多思想史的文献都不长,因此某一词汇出现两次,便应特别注意。

在阅读思想文本时,我认为应该非常注意议论跟现实之间有没有相应的关系。有时候有,有时候不一定有。

时潮的波动有紧缓之别。有时候,在一百年里,很少有文章跟现实有关。有时候时局异常敏感,一封信就可以起很大作用。譬如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疑虑曾通过刊在报上的书信表现出来,这么一封信也马上引起知识界的注意。有时候正经八百写了几百篇文章,却都不产生作用。譬如我个人觉得有时候唐朝的思想文本很难跟那个时代联系起来,如元结的《浪翁观化》,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认为它跟唐代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非常深入把握它们与时代的连结。可是在历史上有时候一两个月、一两年、三五年,思想就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像“五四”的时期,三四个月或一两个月思想的气氛就变掉了。原来不是主旋律的思想,很快就变主旋律了。这些也是我个人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

此外,一份思想文献中的时间层次及思想层次也应注意。2011 年,我帮新版《仁学》做了导论。为此我又很仔细地把《仁学》读了一回,发现里面有好多层次,以前都没有好好注意到。这里面有时间的层次,也有意义的层次。康有为的《大同书》,亦复如是,前后成书那么长,里面叠压的时间、意义的层次是很多的。

 语汇与语境

这是老生常谈,就是一定要把文章放在整个时代的脉络来看,要能深入了解其时代词汇、语言、思想的复杂状态。譬如黄宗羲说“工商皆本也”,很多人把它说成是黄宗羲特别重视工商的思想,但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叶世昌在“关于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中即已表示,这句话放在黄宗羲的著作脉络中看就不是那一回事。在《明夷待访录》里面,黄宗羲说工商和农都是本,是都“不能轻视”的意思,并没有特别突出重视的意思。只是指它跟种田一样,是百业中的一种。事实上,黄氏的意思是工商和农一样虽然都是“本”,但实际上还是不如农。

我在看我学生论文的时候,常常发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一些思想语汇在那个时代的全幅环境中的位置与意义不清楚,只就该文本看那位思想家的思想。比如,清代后期阳湖古文的代表恽敬,很多人夸奖他的《三代因革论》,不过《三代因革论》就有好几个层次,它有受理学影响的部分,也有部分是在回应当时考证学对三代的研究的成果。但更多的是,他在跟时代的困境作很密切的对话与回应。这要求熟悉整个时代,才能了解他对话、沟通和反驳的对象。

我个人写过一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里面提到很多人强调“欲当即理也”是在鼓舞物质欲望,但是放回原文脉络,大部分都不是这个意思。像颜元,很多地方强调“欲当即理也”,但他实际上是个非常严格的禁欲主义者。所以如果只突出一两句话,而忽略了它们在全文或全部著作中的脉络,就会出现前述的问题。我们往往太熟悉现在的想法,常把古人打扮得太像现代人,而忽略它们在那个时代中的意义。

回到熊十力先生讲的,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欲当即理也”出现超过

两次,就表明作者一定是很想仔细地谈这个问题,不然不会如此处理。即使到今天,这个解读法对我们仍然有意义。

另外,我们在读一篇思想文献的时候,要重视它那个时代的人或离它不久的人对它的评估,这里常常有超出我们想法的看法。譬如我读《孟子》或其他先秦古籍时,有时会觉得里面有一些推理方式和现代不太一样。但我们会慢慢发现,这些不可解之处常常隐藏了重要的信息。现代人太习惯于自己的推理方式,而忽视古代思想文献内部会有一些对我们而言不尽合理的东西,而这些地方恰恰反映那个时代潜在的、广大的思想习惯,里面往往也隐藏很大的意义。

这里还要举一个例子。陈寅恪曾讨论说,为什么范仲淹跟欧阳修对宋代的“濮议”持论非常激烈,一定坚持要皇帝尊自己本生父母,陈寅恪认为这跟五代以来的“养子”传统有关。五代很多藩镇靠养“义子” 来继承藩镇地位,造成很多祸患。义者“外”也,不从己身所出者也。所以“义”有“假”的意思,义子就是假子。陈寅恪认为范仲淹、欧阳修在“濮议”中的言论有一层意思,是对五代以来不好风气的回应。也就是说不仅就“濮议”这件史事来看,也不仅针对宋代的情况,它同时也是就几百年的风气来看。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整个时代思想与现实像是一盘围棋,每一颗棋子都在对应、牵动着其他部分的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