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 Zhao (方曌) on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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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述的道德责任

方曌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2014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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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在“求真”、“求实”的旗帜下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但因为历史原因,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自由很快受到限制,未能打破近代中国是“受害者”这一情感牢笼,也未能完全揭开蒙在传统中国身上的重重迷障。

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堂历史课。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坐在涂着绿色墙裙,天花板高的吓人的教室里,走进来的是一位我们都不认识的“黄老师”。他拍打着大开本的历史课本,点名要班里最聪明的孩子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同学们都叫我的名字,我有些怕生,但也带着责任感和骄傲站起来,听他提问。他看着我,一板一眼的说:“你们整天坐在课堂里学习,最终是要学会什么呢?”

对一个十岁的孩子而言,甚至,对于任何年龄的学生,这样的问题都足以让人阵脚大乱。我一时间只想到语文课本上刚刚教过的周恩来“为中国崛起而读书”的故事,嘟囔着,说着要学会一些本领,好让祖国强大,这样一类的话。他笑笑,让我坐下,用清朗的声音说:“我觉得读书,是要学会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好人。”

不知为何,我虽不常想起当日的情景,但却从未忘记它。有句话说:你记住了什么,你就是什么(You are what you remember.)。不过,像这样的经不起推敲的“智慧废话”实在太多——你读了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吃了什么你就是什么,你爱什么你就是什么,最诡异的说法是,你是什么就是什么(You are what you is)。我们今天,一方面无比关心自我感受,似乎自己的内心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的用最世俗的标准衡量自身和他人。“一个好人”这样的说法已成为被忽略、轻视、嘲讽的陈词滥调,只有在否定别人的时候才被偶尔提起,“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在一个现代的消费社会里,道德模糊、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成功故事,往往比平凡生活中的道德闪光点受到多得多的关注。旧社会里对于道理和德行的重视,让位于新社会里对出身和得失的计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不独为现代中国所有。对此悲观的人,惊呼社会多么多么道德沦丧;而对此乐观的人,则表示这真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标志,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无论对今天的道德状况作何判断,没有什么严肃的思考者会否认,在任何时代,道德问题都是人类思想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记录历史这个行当里,过去发生事情的道德意义是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在两汉到晚清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正统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把史作为经的旁证和补充,历史是道德的婢女,虽然也间或以“求真”、“致用”的名义登堂入室,但是在对于过去的记录和阐释中,道德关怀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维度。从民间来看,在那些我们耳熟能详,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里,对于历史人物,更受关注的往往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面对重大抉择时刻,他展现出来的道德勇气——项羽、刘备、岳飞、孙文作为失败的英雄,比刘邦、曹操、袁世凯这些“马上的天下”者,或是“乱世枭雄”,赢得了更多的承认。这并不是否认在传统中国思想中,“成王败寇”思想的存在和影响力;但是这种对于历史的功利主义的看法,始终只是一种反叛的诱惑。儒家的道德观念,其起点是“己”,而其终点是“人”;而各式各样的功利看法无非是起源于“己”而终于“己”的,他们只能停留在思想光谱中最隐蔽和最冲动这两段,占据不了中心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要在现代中国重提“历史叙述的道德责任”这一有些拗口的说法呢?传统中国业已泯灭,那些放置在博物馆的橱窗里被观看、被口沫横飞的评论、然后过眼即逝的所谓“传统”,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我们每日的生活,又能有多大的关系呢?如果现代社会是不道德的,那再有道德担当的历史叙述也无法拯救它;在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看来,道德和一个小闹钟差不多,是可以随意解构、重构的,因此无论历史怎么被叙述,它总能和道德伦理发生关系。最后,一种特别有诱惑力的说法是,在现代社会里,道德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了,当前唯一的问题是“治理”,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有技术的,而不是思想的,或是道德的解决方案。

如果说尼采在他的时代需要追寻道德的起源的话,那我们则需要追寻这些“非道德”和“反道德”力量的起源。我们今天的道德,已经退化为一种善良、淳朴、本分的零零碎碎的农业感情,我们不愿对超越普通生活场景的善恶表态,动辄嘲讽那些宣扬大是大非的人们;我们对于生活中的恶行感到如此平常,通常的反应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从不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我们自身,从小范围的草根维权行动到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抗争皆是如此;我们对于收买、威胁、分化的手段是如此缺少抵抗能力,让迫害者们洋洋得意的认为,我们的道德贞操和他们一样廉价。这些现象的起因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高度相关,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些历史的看法。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叙述,到底是加强了我们内心的坚强力量,还是剥夺了我们的道德情怀,这是在今天无比紧迫的问题。

今天在课堂上被教授,在坊间被谈论,在媒体上所呈现的中国历史大多是缺少道德责任的,尤其是近现代史。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一系列思想和政治的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所有的现代史都是一场关于进步、发展、变化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不是例外。可是与西方的近现代史不同,在课堂上被广泛讲述的中国近现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没有欢笑、没有幸福的进步史——失败、屈辱、沉沦是描述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常用词汇,也构成了后来新中国进步的依据。这和僵硬冷酷的唯物主义史观有关——黑格尔有言,“世界历史不是快乐生长的土壤,那些短暂的快乐时期是历史这本书里的空白页面。”这也和实际的政治需要有关:同仇敌忾的感情相比温暖的乐观,有着更好的团结、动员的力量。这种历史叙述,往往给人许多无法消解的负面情感,而且迅速指出迫害者和凶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因而拒绝更加深刻的、关于自身行为的道德追问;文革结束以后,随着“革命”、“人民”丧失了其历史合法性,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在“求真”、“求实”的旗帜下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但因为历史原因,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自由很快受到限制,未能打破近代中国是“受害者”这一情感牢笼,也未能完全揭开蒙在传统中国身上的重重迷障;古代中国的辉煌,近代中国的屈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复兴,虽然遭受过多少不痛不痒的指摘,但依然成为了一种强势甚至是霸权的历史叙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就是这种霸权历史叙述的小小注脚。

这种非道德的历史叙述中并不是没有好坏忠奸,并不是不分善恶,而是并不采用道德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有时他采用一种经过伪装的,或是强词夺理的理性来为自己辩护——阶级、历史的动力、进步、稳定等等;有时他宣称新的时代有新的道德观——“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那种具有道德责任的历史叙述,则无需凭借理性、新道德这些借口来为自己正名:在阅读爱德华·吉本、钱穆、奥威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看待和自身或近或远的过去时有一种简单的、直接的感召力,那种关于历史的道德责任感是一种低调的,但却是异常丰富的感情。套用华兹华斯描述美好的诗歌所用的短语,那是一种静谧之中沉思时心底涌动的力量。

在最近的一些日子里,有一些在历史叙述中和现实生活中肩负道德责任的人消失了,还有一些无法出版他们的作品。与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苦难,与那些屠杀、囚禁、流放相比,这些事情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无法选择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即使我们的选择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们需要忍受自身的软弱,而不是放纵它;我们需要克服一些惰性和恐慌,而不是任由他们控制我们。道德从来也无法提供任何力量,唯一能够察觉到道德力量的时刻,是道德消失的时候。这也许就是我为什么无法忘却那第一堂历史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