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Huang Kewu (黄克武) on Kang Yuwei and a historical horizon beyond the revolutionary paradigm

Posted on

革命之外的历史光景

黄克武

2014-11-11

来源:《二十一世纪》2013年4月号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这些以“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目的在以单一之视野来合法化各自服务的现实政权,并污名化其反对者。这样的政治化史观使我们较难确实了解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革派以及其事迹。

——谈陈耀成的纪录剧《大同:康有为在瑞典》

长久以来,海峡两岸的人们在反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时,主流的历史论述均对“革命”抱持高度评价,而贬低晚清以降改革派(或改良派)的贡献。在革命史观之下,“辛亥革命”以及日后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乃至近代以来的各式“革命”,均在现代中国的形塑中被赋予历史正当性与崇高感。因此,晚清以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其获得的关注和历史评价,始终高过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派人士。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两位知名学者的对谈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引发学界重新评估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此后,反省革命的声音逐渐出现。2011年,适逢辛亥百年,华人世界举凡政治圈、学术界,甚或是艺文界,均透过文字、影像、展览等“仪式”,对这场革命及其缔造的民国,进行各式纪念。然而“仪式”的中心,仍是环绕着“孙中山”、“革命”、“建国”等几项传统议题。

就在人们多采革命视角庆贺辛亥革命和民国百年的同时,影坛出现了一部以康有为作为主角的影片:《大同:康有为在瑞典》(2011)。祖籍广东南海的导演陈耀成出身香港、移居美国。他从海外华人的视野,透过康有为在清末民初的言行,构筑一个观察中国近代史,或者所谓“一百年中国人苦难历程”的特殊框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革命史观”的视角。观影者得以藉由康有为、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与梁启超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们的思想遗产,看见“革命”以外的历史光景。

以历史剧而言,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挑战,而现今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部叙述生动、剖析敏锐,且寓意十分深刻的作品。诚如监制人焦雄屏对影片的定位──“纪录剧”(docu-drama),是结合了纪录片与戏剧形式等要素而抟成的历史论述。亦即,观众能看到纪录片应有的素材:丰富的珍贵照片和历史材料以及几位专研中国近代史的知名汉学家,如德里克(Arif Dirlik)、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等人的论述;同时该剧起用三位演员分饰康有为、康同璧和梁启超,以第一人称发声,取代一般纪录片的第三人称旁白。这种形式上的交织穿插,加之导演对于历史细节与精确度的讲究,以及历史叙述之观点的拿捏,造就了这部内涵丰富的历史纪录剧。质言之,《大同:康有为在瑞典》不单是一件艺术作品,它还展现了层次丰富的历史议题,因而成功地结合了“历史的真”与“艺术的美”。

本片触及的历史课题约可分为三个面向,而这三个议题,却又不约而同地与陈导演对现在的反思及未来的关怀交织在一起,并聚焦于“革命史观”的颠覆与翻转。

  从第一层次上说,首先,陈导演以康有为作中心的历史叙述与两岸的主流论述皆不相同。在台湾,国民党史观的历史书写,环绕着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与国民党的革命事业,如何在历经挫败之后得到成功。这种论述忽略了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尤其是湖南与江浙革命志士之角色,以及改革派(立宪派)等人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

中国大陆方面,革命也是共产党史观的核心。只是,辛亥革命之于共产党人乃一阶段性的任务,他们将之视为“资产阶级革命”。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按照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描述,是为了迎接一场更加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到来。

质言之,这些以“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目的在以单一之视野来合法化各自服务的现实政权,并污名化其反对者。这样的政治化史观使我们较难确实了解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革派以及其事迹。

相较于革命视野之偏狭,这部影片谈到康有为、梁启超与深受海外华人支持的保皇会的历史,并介绍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理想与背后的理路。例如关于保皇会的历史,一直是历史教科书中被负面批判的对象。在陈导演掌镜下,观众遂得以知晓,保皇会曾经在世界各地成立为数甚多的分会,几乎获得全世界海外华人的热烈支持。康有为与梁启超到世界各地演讲时,几乎都是万人轰动、慷慨捐助的场景。这在以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下,鲜能见之。

简言之,这部影片打破了一元化的革命史观框架,从更多元的角度来讨论中国近代史的进程,由此可以重新反省吾人对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与革命、保守与激进的历史评价。

其次,在转换视角后,陈导演更进一步剖析了清王朝的性质,以及帝国末年所面临的族群统合问题。这部分主要环绕着清朝建立以来中华帝国的民族问题而展开。影片中反复地释放此一信息:中国当时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由汉满蒙回藏等民族混杂共组而成。就此而论,辛亥革命期间带有民族仇恨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便显得太过单一化清帝国秩序和重建的课题。

我们反思晚清时期,清帝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实为如何重新安排大中华帝国秩序,并展开现代的政经转型,对此,康、梁两人有过深刻反省。1904至1907年间,他们与革命党人在其各自创办的《新民丛报》与《民报》上,展开过一场大辩论,其内容就显露出双方对满汉种族冲突问题、经济发展、社会正义等议题的歧见。其中,最尖锐的歧见在于是否要排满,并重建汉族全面主导的霸权统治。诚如片中巴斯蒂教授所言,孙中山和康、梁二人不同,孙对于失去东北、西藏与新疆等疆域,均不甚重视。至今,中国边疆在领土主权、族群冲突、宗教信仰等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一直都是政府的困扰。此亦反映出,一百年前康、梁与革命党人之间,对于多元种族如何在中国境内安排的论辩,到今天都还有省思的价值。

 

  本片触及的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则是关于“漂泊与流亡”。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离开故土,1904年辗转与女儿康同璧到北欧的瑞典旅居长达四年之久。在他所居住的小岛上,康氏仍持续在思索中国的未来。康有为于晚清之际的漂泊、流亡之体验与心情,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仍笼罩着中国知识份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次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大量流亡海外,他们也同康有为一样,在思考现代中国面临的诸般课题,并提出批判与建言。当然,陈导演在美国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与此也可说是若合符节。对他们来说,中国不但是居于神州大陆人们的国度,也是许多海外华人(包括港澳与台湾人士)神牵梦系的家园。以上几代中国人,所处的时空环境虽大有不同,但他们对故土的怀念和关切,却十分一致。这也牵涉到,现今这些自愿或非自愿流亡海外的华人,他们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国,以及中国对海外的不同意见又该采取何种态度。康有为之不容于清末民初之革命党,也恰如海外异议人士之不容于中共当局。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深沉的一个议题是这部纪录剧的主标题:“大同”。此一概念出自《礼运·大同篇》,代表着两千多年以来许多中国士子所追求的理想。近代以降,如太平天国对土地制度、女性地位的想象,以及康有为寄托在《大同书》中的理想政治社会之蓝图,无一不投射了“大同”概念于其中。质言之,他们都是站在中国传统思想基底上,祈求一个平等、共有、共享的世界。在此理想中,既有经济上的富裕,又带有人道理想的追求,是一个“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境界。这个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梦想,在康有为的时代甚至是民国肇建之后,都无法实践。

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导演将近代中国追寻大同世界的线索,从康有为拉至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上。这一点可谓十分关键。过去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多半仅注意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之关联,鲜少注意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对这个西方思潮中国化所产生的影响。此即意味着,传统中国人对大同世界的想象,对于晚清乃至1949年以来乌托邦思想之形成,仍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回顾二十世纪,在追求现代形式之“大同”时,我们可以说,整代中国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如今大同安在?

相较于在《大同:康有为在瑞典》尝试追索现代中国乌托邦思想的源流,陈耀成的另一部片《康有为二三事》(2012),则试着反省:当代中国该如何重新思索“大同”应有的意义。影片里有一段话:“中国的社会主义被全球的资本主义吸收。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场,最重要的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的供应商。”换言之,现今中国大陆所关心的,似乎仍仅是国家经济力量乃至军事力量无限扩张的现实课题。的确,“寻求富强”一直是现代中国的核心课题。无论是革命党人,抑或是康、梁等改革派人士,他们的主要关怀均源此而生(康有为曾提出“物质救国论”)。然而,如何在“衣食足”之后能“知荣辱”,在富强之后,追求终极关怀?

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是以“大同”为立足点统合物质、精神、艺术与人道;当代中国则异化为一个将“大同”所包含的平等、互助、友爱等价值逐渐扬弃的国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曾坚持的理想究竟还值不值得追求?我们又应如何在富国、富民之时抗拒资本主义的逻辑?《大同:康有为在瑞典》中对“大同”理想的反思让我们去思索:“大同”作为一个理想,它还有怎样的义涵,尤其在经历整个二十世纪乌托邦实验的挫败及灾难之后,我们该如何再去追求“大同”?

许多人都告诉我,他们在看这一部影片时感动得落泪。这种历史的感动源自于康有为一生所经历的苦难与所编织的梦想。诚然,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康有为的追求,抑或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关怀,都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其中充满了理想的诱惑性与危险性。该片之中另一人物梁启超,以及片中没有触及的一位改良派知识份子严复,则出于“幽暗意识”与人文主义的价值,对乌托邦思想有较深的警惕。这样一来,中国的未来不在于追求一个没有特权腐败、没有政客与小人、没有人际冲突的理想社会,而是像其他现代社会一样,一方面追求物质进步与精神提升,另一方面则在处理生活幽暗面所引发的问题中,期盼着具有可行性的点滴改革。这是梁启超在三十岁之后不谈康有为的“伪经”、“改制”,其后“康梁学派遂分”,梁启超揭橥“调适”的智慧。这一反乌托邦思路是近代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值得再做省思。

总之,陈耀成导演的《大同:康有为在瑞典》,让我们得以见到革命之限制与革命之外的历史光景,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康有为的顿挫,以及百年来中国人所历经的理想与幻灭。

黄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二十一世纪》正在对外征集优秀稿件,详情请关注微博: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经作者授权共识网发布,更多文章请参见共识网>“二十一世纪专栏”或“二十一世纪文章列表”。

责任编辑:孟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