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from the South Reviews on the recent publication of historian Ge Zhaoguang’s study 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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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思想草稿” – 南风窗

 

《且借纸遁》

葛兆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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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教授选编近30年的读书日记集为《且借纸遁》近日问世,让人大吃一惊。按照从前的规矩,札记、日记、书信之类的东西,似乎都在作者故世后才有机会读到。但也没有一定而不易。葛教授此举,除了挑战我们的成见,还不避贤者之讥,不惧露出破绽,将读书日记、札记作为西人所谓“思想的草稿”予以公布,实有意以金针度人。譬如内中对思想史与精神史、观念史不同研究取向的关注,对日本东洋史学的熟稔,对欧美汉学的如数家珍,对当代中国社会诸问题的念兹在兹,无论专业读者,还是一般关心人文学术进展、好读书的普通读者,自当受益匪浅。

进入作者的阅读世界,大量的中外文专业著作使读者如行山阴之中,应接不暇,不少如陈子善所谓“非专业阅读”(如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亦可导夫先路。但以文学而言,仅只三种。一是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除了收录当年为《剑桥中华民国史》所撰写的文学史长论,还有诸多精深专文;其余两种一为近人诗集,一为今人小说,皆系可圈可点之作,因此能进入作者的阅读视野,不足为奇。其读《沈曾植诗集》而提问沈缘何在近代学术史、文学史中湮没无闻,然沈并非籍籍无名之辈,岂能湮没无闻?早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本(1936)中,已为沈留下位置,此后任访秋、严家炎等主纂文学史著,评价越变越高;再读陈冠中《盛世》此一“逆写”当代中国“盛世主义”的政治小说而遥想8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亦可谓“盛世的平庸”),忧心忡忡地提出:今人是否更善于遗忘历史、削减记忆?何时才能实现真的民主、自由?至于读《现代性的追求》而摘录西人关于“中心与边缘”的理论思考,进而别具只眼,认为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划分远不如族群、知识、哲学、宗教之划分重要,也是一得之见。

不过,细味作者的阅读观感,难免心生疑窦:作者一向游走于文史之间,未曾囿于门户之见,何以对文学阅读之兴趣缺缺,不仅只有3种书,而且没有一种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说作者近30年中,一部古典文学作品未曾寓目,既无可能,且本书也只是自作者数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中选录而来,但最终一篇也不收,何以故呢?大概在历史学者的潜意识中,文学只有史料的价值,古典文学更是如此。我无意为文学抱屈,只是眼看着许多本色当行的文学中人亦在重弹“文史互证”的老调,泰半以文学为档案、史料,未免觉得遗憾。而作者笔下波澜,绝非就事论事,也与文学阅读无关,看得出来,倒是一定的史学修养、问题意识刺激出的结果。或不妨大而言之,任一学者的专业修养、问题意识等“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自家的审美趣味与阅读经验,也规定了自己的“非专业阅读”的对象、范围和理解层次。作者坦陈“自己也曾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风气下做所谓学术,读书时也不免实用和粗率的毛病”,于是作为“纸遁”的“非专业阅读”便尤为必要,然而,到专业之外透一口气何其之难!

日记选中,作者曾涉猎的书籍、阅读的心得、积累的知识和未竟的思路自可一一窥见,若以此为个案,犹能见出近30年内地文史研究所受欧美、日本及港台学者的影响之大,简直无尽无休。但难能可贵者,乃是作者虽浸淫其中,却不乏清醒的反思与认知。2006年3月4日,读毕日本学者子安宣邦的《东亚论》,检讨其主要论点之余,作者又生一感慨:“现在我最担心的:一是中国学者因为追逐潮流哗众取宠而乱跟时尚,完全不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二是在对话中失去立场,而被对手同质化,从而成为应声虫甚至是跟屁虫;三是因为‘影响的焦虑’和‘权力的声音’而结成朋党,更党同伐异、互相乱捧,变成小圈子主义。”这真是语重心长之论,值得今人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