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u Weizheng (朱维铮) on Confucianism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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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初期的儒术(二)

朱维铮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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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世纪中国的儒家史,特色是“学随术变”,而以术导学,也就是标榜承袭师说,但在现实生活中与时俱变,为个人和宗派谋取名誉、权力和财富,那先驱应称子贡。

汉武帝和公孙弘

自秦汉到明清的帝制中国,皇帝身兼君主和教主,权力可能被僭夺,却缺乏有效的制衡,因而总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所谓人治。

汉武帝就是显例。他在位五十四年(141B.C.-87 B.C.),专权四十八年,这两项纪录,过了一千七百三十五年,才被满清的康熙皇帝打破。他由亲政到去世,专制权威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他本人嗜欲多变的品格。有人说他爱好儒学,那是混淆“学”与“术”的概念。他同意博士官变成五经家的专利,儒学也改称经学。可是在以后四十多年里,表明他对经学有兴趣的事件,只有两则,一是向“以古法义决疑狱”知名的经学家兒宽,“问《尚书》一篇”。一是他主持了一场辩论,《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两家,谁对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更有精义。他真感兴趣的,是儒术即经术。这由他对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区别对待,可见一斑。

由《史记》的太史公自序,详述上大夫壶遂的对话,可知《公羊春秋》已成汉武帝推尊“儒术”的首要经典,有“宪法”效力。依靠它致位公侯的一个名人,就是公孙弘。

这个甾川国(今山东昌乐东)的牧猪贫民,四十多岁才学了点“《春秋》杂说”,却获得“曲学阿世”的名声。汉武帝元光五年(130 B.C.)年过七十再次“举贤良文学”,对策吁请皇帝重“术”,被武帝从最末名拔置第一名,拜为博士。他更表示生活节俭,事母尽孝,却宣扬“人主病不广大”,穷奢极欲才算君主,而且每逢朝廷会议,只提不同的可行性意见供皇帝选择。“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这越来越讨皇帝欢心,不顾大臣说他“多诈”,将他由御史大夫(副丞相)提升丞相,封平津侯。

除了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公孙弘又很会利用皇帝信用来给依附他的儒者谋取权力。他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并设计一套选拔、受教、考试和按成绩授予官职的方案,得武帝认可,“著为功令”。那时五经博士已成儒家禁脔,但职能仍为待诏金马门以备咨询的文化顾问。自从公孙弘新定法令,增设博士弟子员,作为候补文官,从授业、考试、分等乃至罢黜的权力都由五经博士控制,这就意味着博士的职能扩展到文官教育。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121 B.C.),那以后至汉武帝末,不过三十年,司马迁就记载:“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公孙弘是著名的伪君子,媚主固宠,不学有术,搞阴谋诡计陷害学问才干都胜过他的董仲舒、主父偃、汲黯等大臣,因而生前死后都很少有人说他好话。他迎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态,设计用“禄利之路”招诱全国优秀青年趋向“儒术”,乘机将五经博士由顾问官变成教育官,导致“儒术独尊”体制化,出现所谓明经术便“取青紫如俯拾芥耳”的悠远效应,或许是他没有料到的。但汉武帝一时冲动,宣布自己也不真信的由六经体现的孔子儒术,应该作为衡量意识形态是非的准绳,随即又不断以尚武、封禅和重用方士求长生等行为,自我否定。因而他是否如秦始皇独尊法术,汉文景二帝标榜黄老术一样,使所谓独尊儒术也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便很难说。他批准公孙弘的建议,把候补文官的教育权和选拔权交给五经博士,可能也没有预想到它对文官体制带来怎样的“更化”效应。但历史表明,这效应不限于两汉,一直到清末才被迫废止的科举取士体制,都以它为滥觞。

恰在废科举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因拥护戊戌维新而被清廷交地方官管制的经学史家皮锡瑞,却为公孙弘辩护,说是在汉武帝时代,既不尊师,也不重儒家之道,“欲兴经学,非导以利禄不可”。这无疑认定欲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百年来此说犹如幽灵,时时闪现,岂不值得反思?

孔子门徒和汉代皇商

西汉帝国延续了二百十四年。它在汉武帝时代臻于极盛,也如登山,到达顶峰便是下坡的开端。

作为帝国的第六个君主,汉武帝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丰厚的,国库里堆满了粮食和钱币,郡县和诸侯国大致平静,首都长安已成当时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假如这位皇帝,像他的祖父文帝和景帝一样,除非迫不得已,便维持现状,那他更有可能成为“太平天子”。

真所谓形势比人强吧?内有天灾,外有“四夷”,黄河泛滥总使中原农业地区闹饥荒,北边的匈奴和南方的百越,总在牵动长安的神经。登极六年才摆脱祖母控制的汉武帝,年轻气盛,决定北征匈奴,南讨闽越,同时收拾西南夷。他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将帝国疆界扩展到秦帝国的一倍以上,代价也是沉重的。非但耗尽国库资源,还激怒了底层民众,迫使他在临终前两年下诏承认穷兵黩武错了,“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从秦始皇以后,到这时已历两朝八君一百三十二年,而作为皇帝下诏罪己,公开承认自己推行数十年的一项基本政策,效应是祸国殃民,这要算破题第一遭。

其实,汉武帝不断为开疆拓土而发动战争,也如同时代而稍后的恺撒及其继承者以军事征服建立起巨大的罗马帝国一样,把中国相互隔绝并总在争斗的不同族群,统一到文明先进的中央政权的管理体系之中,历史作用并非只是负面的。这也正像汉武帝根据公孙弘的建议,作出由五经博士实施候补文官教育的决策,在将官僚制度变作意识形态控制工具的同时,对于帝国文官整体的道德文化素质的提升也有促进作用,至少那以后的郡县官员不再出现文盲,颇有自己守法又通过办学以教育促安宁的能吏。

倒是汉武帝晚年的“罪己”诏所回避的三点,也就是导致帝国走下坡路的主要罪过,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起着恶劣影响,即皇帝率先聚敛财富、破坏法制和任人唯亲。

除了连年征伐“四夷”、安置流民等所需的庞大经费,汉武帝个人建筑宫室、外出巡游和封禅求仙,奢华程度都胜过秦始皇。因而他亲政不过十多年,便将父祖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元狩四年(119 B.C.),天灾人祸造成关东流民多达七十余万,乃至人吃人,各地不断出现暴动,严重威胁帝国稳定,政府却因国库空虚,无法赈济。这时汉武帝及其政府,急中生智,采取的对策,一是造皮币,二是造假钱,三是搞专卖。

“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禁苑即上林苑,是汉武帝圈占首都长安附近土地设置的私人猎场。少府即管理皇帝私有财产的机构,控制全国森林矿藏荒地和湖海水产资源提供的税收。汉武帝命其管家,将上林苑内的白鹿剥皮分割,强迫诸侯出资购买小块鹿皮,抵充他们按等级向皇帝贡献的年金,等于谚所谓“空手套白狼”。据汉史,一块长宽各一尺的白鹿皮币,价值制钱三十万。同样,汉初行铜钱。大致以铜七锡三比例合成的青铜合金,以每斤十六两计,可铸一枚当百的制钱六千文。而汉武帝的少府,在锡中掺入微量白金及纯银,铸半两钱,就当原行铜钱三千文,而重仅其十分之一的龟钱,也当铜钱三百文。如此通货膨胀,所赢实利,更多于皮币,却都归于皇帝的私人财库。少府吐出多少赈济灾民?史无记载。有一点无可置疑,即由皮币和劣币这两项榨出的民脂民膏,绝大部分化作皇帝及其后妃子女外戚的奢侈淫乱的生活资源。汉武帝还是储君的候选人,就敢许诺其姑母,若娶表妹,“当以金屋贮之”。出自《汉武故事》的这则传说,或非史实,却映现汉武帝肆无忌惮地榨取人民血汗以供皇家骄奢淫逸生活的财富由来。

因而,汉武帝面临国库空虚,很快打商人的主意,也不奇怪。汉高祖和他的布衣将相,大都出身农村和小城底层的流氓,对似乎以投机取巧取富的商人,因妒致恨。这由汉高祖将商人列为四民之末,“重租税以困辱之”,可见一斑。但随着帝国一统,不同地区的物资交流不可遏制,而首都长安更是如向达《唐代长安和西域文化》描述的,那海内外万商云集,可追溯到汉代。迄今学界对于汉代重农抑商的国策,津津乐道,却罕有学者注意司马迁早对同时代的汉武帝这项政策的儒表法里的悖论,做过深刻揭露,明论见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我寡闻所及,在公元前一世纪世界史学名著中,没有一种可与《史记》争胜。尤其是《货殖列传》,对于中世纪世界商人在沟通中国与内外世界交往中的作用,所作历史描述和价值判断,其确切与超前的程度,迄今仍为中国的经济文化论者望尘莫及。

就说孔子怎么生前到处碰壁,死后却声价暴涨,据司马迁说,那秘密就在孔子七十七名高足之中,出了大名端木赐而以字著称的卫国商人子贡。此人似乎早知孔子可以奇货可居,在孔子生前便吹捧他好比无法攀登的太阳、月亮。在孔子死后,又在老师墓前搭草房居留六年,超过孔子倡导的为君主生父服丧三年之倍。在韩非描述的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的历史陈述中,找不出子贡学派的踪迹。但由司马迁的《仲尼弟子列传》《货殖列传》和战国间有关传记的描述,可知子贡不仅认可孔子的“学”,更认可孔子的“术”。我曾指出中世纪中国的儒家史,特色是“学随术变”,而以术导学,也就是标榜承袭师说,但在现实生活中与时俱变,为个人和宗派谋取名誉、权力和财富,那先驱应称子贡。

据《论语》《史记》,子贡入孔门,位列言语科即外交学科的次席学长,排名宰予之后。但在孔子晚年,他的学问才具,越来越受孔子赏识,而且不仅供养老师,还给老师送终。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都不忘描述子贡是孔子生前的高足。而在《货殖列传》中,称道曾助越王勾践复仇的谋士范蠡,功成身退,隐名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这位陶朱公,便是子贡的前辈。区别是范蠡先从政后经商,子贡则先是商学两栖,继而通过抬高孔子以抬高自己,因而在孔子死后,游说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但他无论从政经商乃至治国,都归功于孔子教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这是历史事实,没有子贡在孔子生前死后,坚持宣传乃师为“天纵之圣”,那么孔子有没有可能如其师老子,其先辈左丘明一样,成为“五四”时代钱玄同、顾颉刚者流“疑古”的否定对象,便很难说。但历史表明,终究由于子贡因财得势,顽强地宣传孔子继周公而优入圣域,孔子也因而“得势而益彰”,终于成为效法子贡游说诸侯而暴得大名的孟轲,所颂扬的“圣之时者”。由子贡到孟轲,百余年间孔子由无名到有名,由“将圣”到成“圣”,即与伯夷、柳下惠并称古圣,然后到汉武帝“罢黜百家”,在文教领域内成为“独圣”。那奥秘直到清末,无论鼓吹孔子“改制”的康有为,还是宣称孔子作为史学家堪与西汉末刘歆比肩的章炳麟,仍属未发之覆,迄今还是没有论定的问题。

六经效应的正负面

想方设法促使“天下无异意”,可说是中世纪列朝的君主或僭主的共同追求。据说,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他选择了定儒学为国教,用利禄引诱人民只读孔子儒家的经书,于是实现了思想统一。

这说法不合历史实相。“儒学”早在孔子死后便出现分裂,战国的孟轲、荀况,谁是孔门正宗?叔孙通、董仲舒在汉代都称“儒宗”,都自命“知当世要务”,谁的一套可称“国教”?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古往今来有争论,但他感兴趣的是儒术或称经术,而非儒学或称经学,他更把儒术或经术当作文饰自己措施的手段,好比给衣襟缝上花边,这岂非汉代学者已揭露的史实?

不宁唯是。说到汉代经学,上世纪初叶的皮锡瑞、周予同,早由经典传授和诠释的角度,系统揭示它内部有今文学和古文学两大派,即使同一种经典,在同一学派内部的文本依据和意义理解也很不相同,并且争立博士。那当然意味着经学家的利益纷争,竞相挤占“禄利之路”的优先权。利益纷争也有调适。五经博士大多只守住一种经典及其师传的解说,在与时俱变的政治要求某个侧面表现“致用”的专长,形成经术实践的分工,如皮锡瑞描述的:“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

不过“通经致用”,前提是经书的文本确定,而秦始皇制定的“挟书律”,到汉惠帝初才明令废除,三十年里图书受到巨大损失。号称孔子晚年编定的五经,除了《周易》,无不仅存断简残篇,在解禁后流传的文本,主要是用秦朝统一文字后的“今文”抄本。这些抄本由不同地区的经师传授,文字和解读有差异是不奇怪的,况且民间还不断发现周秦以前不同古文书写的篇章。汉武帝政府的策略,是今文经传内容大同小异的都立博士,如《诗》博士就并立三家,同一经典而“传”大异的,如《春秋》的今文传有公羊、谷梁二家,便由皇帝裁决《公羊春秋》更合“儒术”。因而汉武帝时代的官方经学,已形成“学随术变”的传统。再历二帝,到汉宣帝时代,一种经由不同的博士官解说,成为常态。当时五经博士有十二家,连同未立博士,而成皇家和权贵子弟必修的《论语》《孝经》,情形更混杂。这时结集的《礼记》,内有《经解》篇,也不得不在讴歌“六经”精华的同时,承认过度诠释,都有必至之弊:“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