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ng Genghua (张耕华) on the historian’s status in society and role in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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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这样 “经世”

张耕华

 

来源:南方周末201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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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不等于为政治服务,真正的学者自行“大丈夫之道”

2012年10月9日,《南方周末》刊发了杨国强教授的《历史学何以经世》,很是喜欢。因喜欢而想接着讲,便学着命题作文,试着写了一些东西,算是为杨先生的文章做点注释或补充。

“经世”也就是“经国济世”、“经世致用”。今日讲治学的“经世”,自不能像传统时代那样狭隘;即使是历史学,也应该拓展到各个方面,诸如寻求历史规律、揭示史事真相、总结历史教训,乃至从事历史教育,都是史学经世的应有之义。传统时代的“经世致用”,多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重头戏,其登峰造极的史学作品,便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然而,史学的“经世”一旦变成了“为政治服务”,史家就沦为政治的婢女,尤其是“四人帮”时代,史学研究几乎陷入了“助纣为虐”的地步。此后,因痛恨史学的“助纣为虐”,说起要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学者都有点儿顾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的甚至提出还是“回到乾嘉去”。这实在有点矫枉过正。关于历史学家的经世致用,不妨说说史家陈寅恪、吕思勉的事例。

1951年,陈寅恪写了篇《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考证文章。据余英时教授推测,陈先生撰写此文的“命意”,是针对1950年代初政府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而发,他希望当政者能“效法唐太宗,在统一中国之后即改弦易辙”。唐高祖李渊向突厥称臣,原是迫于隋末边地形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夺得了政权,站稳了根基,便一改称臣时的被动局面。然而,即使是权宜之计,其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据史书记载,“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突厥首领)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赏赐不可胜纪,这还是唐朝破费一些钱财。最苦的还是老百姓,那一年(武德三年)突厥可汗帅兵攻入太原,掠虏三日,守将不敢阻止。之所以不敢阻止,那是因为有约在先:“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既痛心于历史的教训,又担心于史事的重演,陈寅恪特撰《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以“初虽效之,终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为也”来激励当政者(余英时语)。

吕思勉对唐高祖称臣突厥的史事也特别关注,1920年代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对此事做过这样的评述:北齐、北周和隋朝,都曾为借用突厥的助力而向其称臣,结果非但没有得到多少助力,反而弄得很被动。而唐初的统治者仍沿袭着这些行之无效的老办法。后来,唐朝击败了突厥,朝廷集议如何安置突厥降人,争论了一番,最后还是因袭历代对边地“放任主义”的老办法。近代以来,对外交涉的失败,边境疆域的损失,固然源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历代王朝奉行对边地的“放任主义”,实也难辞其咎。已经反复了多次的历史教训,统治者何以视而不见、照样搬用―这正是“极天下之奇观”而让后人感到不可思议了。所以,吕思勉在书中专列了一个思考题:“”放任政策”的弊病―唐朝驾驭突厥的政策和它的效果”,希望读者深切反思。

中国古代有所谓“史外无学”之说,像现代那样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当年都还没能发展起来,所以史学承担着太多的“经世致用”的职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近代以来,各种社会人文学科研究产生了,“经世”的事自可由各种学科的分工合作来进行,而史学在弱化了“经世”功能之后,可以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做它的考证研究。然而,就其起源和本质来说,史学原本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私人目的或利益取向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仍是它不可推卸的职责。

史家见识广,阅历深。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陈寅恪诗),这不是说他们能预测未来,而是说史家提炼出来的历史教训能为你我当下的行动提供参照,并成为理解未来的钥匙。至于把“经世致用”变成“为政治服务”,“习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那就是孟子告诫过的“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还说过“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可见,史家的“经世”也有“妾妇之道”与“大丈夫之道”的区别。我愿世上的历史学者都能行“大丈夫之道”。

(作者为华东师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