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u Yi (卢毅) on Zhang Taiyan (章太炎) and his dis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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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

卢毅

 

发布时间: 2011-6-29

来源:《近代中国与文物》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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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术大师,他曾经多次开堂讲学,门下弟子甚众,诸如黄侃、汪东、朱希祖、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承仕等,均是章氏早年所收弟子。这批章门弟子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甚至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以致被人们指为“某籍某系”。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将源自于师而又有所发展的治学理念付诸实践,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群体。年初,孙楷第在致陈垣函中,曾试为蠡测品类国内学界名流,其中一类乃“渊源有自”,显指章门弟子,正所谓“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这一方面点出章门弟子业有专攻、各有造诣,另一方面又阐明他们继承师说、学有本源。这当然是一种精辟的见解,但历史地看来,章太炎与其弟子之间的师生关系远较此论更为丰富,值得今人深刻总结。本文即拟就此做一番全面论述。

一、深厚情谊

通观中国近代学术史,尽管不乏颇具影响力的一代宗师及其弟子群,但大都难以企及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这可以从以下一些事例看出来。

章太炎一生撰写了不少书札,其中有许多便是致其弟子的信函。从新近整理出版的《章太炎书信集》来看,收录最多的是《与吴承仕书》,共计通;《与钱玄同书》居第三位,达通。章氏与弟子联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些书信中,章太炎还经常谈及其他弟子近况,如他在年月日致钱玄同信中就说:“季刚归蕲,足下与逖先辈,一时散尽,甚寂寂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弟子们的思念之情。

此外,章太炎与弟子们的关系也十分随和,从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鲁迅便形容:“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周作人也回顾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另据汪东回忆,章太炎还曾戏封其得意弟子为“四王”,“曰:季刚尝节《老子》语‘天大,地大,道亦大’,丐余作书,是其所自命也,宜为天王。汝为东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余问:钱何以独为翼王?先生笑曰:以其尝造反耳。越半载,先生忽言:以朱逖先为西王。……一时诙嘲,思之腹痛!”由此可见,章太炎与其弟子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故常有诙谐之雅谈。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章太炎还曾一再向学界推荐其弟子。年,他专门致函《国粹学报》说:“前此蕲州黄君名侃,曾以著撰亲致贵处。黄君学问精专,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餍心,故为之介绍。愿贵报馆加以甄采,必能钩深致远,宣扬国光。”年,他又在《题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中写道:“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善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若其精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固难得其比。”显然,章太炎出于对黄侃学识的特别欣赏,故屡屡为之热心推介。与此相似,章太炎对吴承仕也是夸奖有加:“及吾门得辨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并特意致函章士钊:“吴在司法部充佥事,学问精实,与季刚辈相埒,而中正稳练,则过于季刚,望善视之也。”年月日,他又为吴氏谋中央大学教职一事致信蒋维乔:“顷有吴君承仕,字絸斋,国文、小学、经训与季刚造诣伯仲,……足以补季刚之缺。”

当然,章太炎之所以屡屡思念早期弟子并为之推荐,主要是因为他对这批弟子寄予了学术传承的厚望。年,他就说:“季刚年方盛壮,学术能为愚心稠适,又寂泊愿握苦节,……断续之际,赖季刚亹亹而已。”同年,他在致龚未生信中又写道:“季子、逖先四生,亦未知可以光大吾学否耶?”言词中显然充满了殷切希望。而章门弟子也没有让他失望,章氏在《自定年谱》中即言:“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分别表彰了对弟子们的各自建树。对此,朱希祖曾表示:“余对先师,终有知己之感也。”黄侃也声明:“一知一识,尽承师赐,一饮一啄,莫非师恩”,“谨当寻绎宝训,勉之毕生,不堕师法,以酬恩造”。

而从弟子的角度来看,章门弟子也十分关心其师的处境。年,章太炎因迟未交纳《民报》案罚金,被判处拘于劳役相抵。宣判当天,鲁迅、许寿裳等人便立即挪借译书的部分稿费,代缴罚金以营救其师。此后,当章太炎因痛骂袁世凯被幽禁钱粮胡同时,章门弟子也经常前往问候,章氏后来在《自定年谱》中就回顾:“时弟子多为大学教员,数来讨论”。具体说来,朱希祖一周探望即多达数次,有时甚至一天上午、下午均来探视。黄侃更索性搬到章氏寓所与其同住,直至被强行逐出。另据《鲁迅日记》记载,他也曾多次前往探望,其中月日记载:“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回。”月日又记载:“午前往章师寓,君默、季中、逷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这说明他们当时常常不避危难,互相约定或不约而同前去问候其师。在此期间,章门弟子还联名上书教育总长汤化龙以谋救其师,其中说:“若太炎先生者,才学宏博,求之古人,未知何如,今日实罕其匹。……文献之存,国有赖焉。”他们还提出《申理章太炎建议案》,其中也写道:“章氏一代英才,而听其摧折,亦非计矣!”。今天看来,这些言行无疑体现了他们对其师情意深挚的敬仰和关切。

 

二、教学相长

章太炎一生虽曾多次设堂讲学,但始终念念不忘其早期东京弟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在东京讲学时,“从游者皆素心人” ,且素有根柢,易形成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从章太炎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来看,即大多与其讲学的内容有关。如《庄子解诂》一书便是因“余念《庄子》疑义甚众,会与诸生讲习旧文,即以己意发正百数十事”而成,又如“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二书,皆于此时著成,即其体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权舆于此”。其中《小学答问》一书据章氏自述,缘起于“余以鞅掌之隙,息肩小学,诸生往往相从问字”,“适钱夏、黄侃、汪东辈相聚问学,遂成《小学答问》一卷”,并由钱玄同写就付印,众弟子集资刊刻。显而易见,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极大地促进了他对原有学术观点的总结。

更为重要的是,在东京讲学时期,章太炎还通过与弟子们的交流,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如在撰写《新方言》一书过程中,黄侃就提出不少补充意见,“因持其说,以问太炎,师弟之间,往复辩诘,几达旬日,章先生卒是其说”。章氏也说:“蕲黄间有君子告余曰:……于是知余所集者,犹未周备”,并在《题所撰初本新方言予黄侃》中写道:“季刚昔为我次蕲州语,及诸词气,复以新所诊发者,第为十篇,都八百二十余事”。另外,《小学答问》中有数条解答之辞,他也署明“黄侃答曰”。

由上可知,章太炎与其弟子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了双向的交流与互动,从而达到了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对此,任鸿隽曾经评价说:“这样讲学,于先生本人的成就也有好处。据我所知,先生的著作,如《文始》、《新方言》、《岭外方音集》、《庄子解故》、《国故论衡》,都是在此时成书的。”

 

三、传承与创新

除上述令人感怀不已的师生情谊和取得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之外,章门弟子还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发扬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敢于突破樊篱,从而形成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师生关系。

例如,在文学研究上,黄侃、鲁迅等人对章太炎关于阮元“文笔说”的批评便持不同的意见,相反地更倾向于阮元、刘师培的看法。阮、刘二氏均属扬州学派,提倡骈文,反对古文,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并指斥鼓吹古文的桐城派是“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为了从学理上贬低古文,他们还提出“文笔之辨”说,主张“文必有韵”,所谓“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并且引《易经》之《文言篇》以张大其说。对此,鲁迅曾经表彰说:“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清阮元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

然而,章太炎出于其激烈的“排满”立场,极端排斥清廷重臣阮元。他在《文学总略》中一再批驳阮氏《文言说》、《文韵说》“持论偏颇”,“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并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由是言之,文辞之分,反覆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章氏还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界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由此出发,他对黄侃与桐城派的“骈散之争”也不表赞同,认为“骈散之争,实属无谓”,“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但在此问题上,黄侃与鲁迅则明显受到刘师培的更多影响。朱希祖当时即曾在日记中概括:“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由此可见,被章太炎视为“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的黄侃,实际上并未完全拘囿于师说的樊篱。而鲁迅也一再向人推荐刘师培所著《中古文学史》一书,称赞该书“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并说:“我看到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他甚至还早在《民报》社听讲时,便对章太炎关于文学的界定提出过异议,他认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和文学固当有分别的”。为此,章太炎曾在《文学总略》中特别提到:“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其中“或言”指的应就是鲁迅。对此,许寿裳曾评价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而其他章门弟子后来也逐渐地认识到章太炎关于文学界说的偏颇,如曾自谓与“章先生议论相同”的朱希祖年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作为北大国文系“中国文学史”讲义,当时持的是章氏所谓“泛文学观”;但时至年,他则在《文学论》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反思:“吾国学术,则浑而未析者。故论文学者,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吾师余杭章先生著文学论,即主此说,分文学为十六科。希祖曾据此论编中国文学史,凡著之竹帛者,皆为文学。二年以来,颇觉此说之不安。)”

又如,在小学研究上,黄侃向来主张“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综广揽”,由是对其师章太炎之说也不乏批评。他在《声韵略说》中就说:“即本师《成均图》,亦尚有待参者。”另外如前所述,章氏《文始》一书采纳了黄侃的不少意见,他对此书也是基本肯定的,但对其中一些具体的观点则时有驳难,并对学生表示:“虽师说,亦妄说也”。而鲁迅尽管不专治小学,却也曾撰文质疑章太炎对“州”的释义,“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并针对章氏晚年所提出“白话必须从小学中寻出本字”的论断批评说:这“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

此外众所周知,章太炎向来对甲骨与金文是持一种强烈怀疑态度的。早在《国故论衡》中他便说:“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薶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直至晚年,他仍批评:“穿凿之徒,皮傅彝器,随情定字。……重以龟书刻骨,真伪难知,而妄者乃欲以倾夺籀斯,彼其灭裂故书”。

而在这一问题上,章门弟子则大大突破了师说的樊篱,坚信甲骨与金文的价值。沈兼士即曾主张:“余窃以为今日之研究小学,应以说文始,以金文卜辞终”,并说:“甲骨卜辞之为殷代遗物,已为学者之所公认”。朱希祖也在日记中将“殷墟甲骨刻辞”列为“吾国三大发见”之一,认为“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鲁迅同样也对殷墟甲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先后购得《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殷墟书契待问编》、《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类编》、《卜辞通纂》等书,拟对此加以研究。

与此同时,钱玄同对甲骨金文的价值也予以了充分肯定。年,他在致鲁迅信中便说,“你那天同我谈的乌龟身上的字,有许多的新发明……祈将已经见到的,随便写出一点,给我看看。……因为我近来要编辑讲义,关于字形一部分,颇要换点新法儿也。兼士处,亦当函询。”年,他又致信鲁迅表示:“我近来‘国故’得厉害,颇有罗遗老王遗少之风,对于龟文,颇想研究。不知待斋兄近来又有新义发明否?”在此期间,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应用甲、金二文推求真古字、真古史、真古制,以推倒汉人之伪古字、古史、古制,不应用汉儒之伪文、史、制来淆乱甲金之真史制也”,“现在,我们应该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历史,在金文中求周代历史,以匡正汉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说”。此后,他更是公开呼吁:“我们若专门研究文字学,自然应该从钟鼎甲骨讲起”,“甲骨跟钟鼎上面的文字,现在还未经整理,但据王筠、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容庚诸人所释,足以订正许书之违失的已经不少”,“现在要知道古代的真历史,真典礼,真制度,最可信据者惟有甲骨刻辞及钟鼎款识等等实物耳。今文经中,孰为史料,孰非史料,惟有以甲骨刻辞及钟鼎款识校之,方能断定其真伪与正误”。为此,他还计划对历代钟鼎彝器铭文的研究作一次“索引式的整理”,成一《金文汇编》,并拟具了《编纂金文汇编计划书》。

在此还尤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人们常常误解黄侃对甲骨金文的态度,其实他晚年对此是十分重视的。他在年致亲家徐行可的信中便说:“近日闲居,深念平生虽好许书,而于数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见未宏。夫山川鼎彝,汶长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抑何隘耶?”并表示:“夫汶长之书,岂非要籍?枣木传刻,盖已失真。是用勤探金石之书,冀获壤流之助。近世洹上发得古龟,断缺之余,亦有瑰宝。……倘于此追索变易之情,以正谬悠之说,实所愿也。”为此,他屡次嘱咐子女及弟子为其购金文甲骨书,“务望致之,虽价昂亦不惜”,“要紧要紧”。另外,他手批《说文》也几乎每页都有引金文、甲骨加以对照之处。由此可见,黄侃等早期章门弟子在甲骨与金文问题上并非对章太炎亦步亦趋,而是跳出了师说的窠臼。

再如,在经学史研究上,钱玄同更是与章太炎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早年“颇宗今文家言”,在年月日的日记中即曾明确写道:“余虽受业章先生,然观以辟今文说,亦颇不为然。”这一时期,他还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对章太炎着力阐发的“六经皆史”说提出质疑,认为“此说实未可从”,并指出:“世尤有牵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六经皆史说其他姑弗论,即如《诗》、《易》二经如何能说是史?……后世乃认《诗经》为史,岂非谬误”。与此同时,他对章氏批判刘逢禄也“心窃怀疑,再取刘书细读,终不敢苟同太炎师之说”,并肯定皮锡瑞“《春秋》是经,左氏是史,……体例判然不合”的论断“其说最确”。

年月,钱玄同谒今文家崔适请业,“时向崔君质疑请益”,“始借读《新学伪经考》,……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从此更“专宗今文”,以至被同门视为“背师”。而当他在年“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之后,更是突破了今古文之争的壁垒,对章太炎古文经学和崔适今文经学都加以深刻反思:“他们俩都是经师,崔师是纯粹的今文家,不信一切古文经说而绝对的相信《春秋公羊传》;章师是纯粹的古文家,不信一切今文经说而绝对的相信《周礼》。我对于两师那种‘不信’的态度,认为大体是不错的,而对于他们那种‘相信’的态度,实在不敢赞同”。钱玄同还曾表示:“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对于先师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显而易见,他在经学研究上已大大突破了其师章太炎拘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诚可谓“学出余杭,不囿樊篱”。

除学术研究之外,在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上,章门弟子也对章太炎多持异议。尤其是当章氏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又参与复古投壶的闹剧,由是引起了章门弟子的普遍不满。钱玄同即曾致信胡适指出:“‘敝老师’底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鲁迅也批评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周作人的态度更是激烈,他先是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针对章氏上海讲学表示:“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此后,他更仿效当年章太炎对俞樾所为,发表《谢本师》一文宣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

总之,无论是从文学、小学、经学等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还是从政治与文化思想来看,章门弟子都没有完全墨守成规,而是独立思考,敢于突破师说的樊篱,从而形成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师生关系。

 

四、相互宽容

在章太炎及其弟子的师生关系中,最值得今人深思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一方面,如果没有章太炎的鼓励,章门弟子或许难以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关于这一点,章氏晚年曾引戴震语提出,“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并阐明:“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有鉴于此,他对弟子的创新总是持一种积极鼓励态度,朱希祖即曾说:“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具体说来,章氏曾褒奖黄侃“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发明者多矣”,言词中显然不无欣慰。而即使是弟子“背师”,章氏也十分宽容,如钱玄同虽“谈经多主今文,颇与先师相违,而先师不以为牾也”。甚至连曾经“谢本师”的周作人,他也既往不咎,不仅在年北游时一共赴宴照相,并为其手书条幅,而且还在年修订《弟子录》时将其补入,充分反映了他宽容大度的胸襟。另外,章太炎对多持异议的鲁迅也并未淡忘,他在北游时的一次聚会上就问起:“豫才现在如何?”明显流露出一种关切之情。

而另一方面,章门弟子同样也对章太炎抱有着一贯的尊敬和理解。如黄侃“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必盛气争之,犹古道也”,大有以师门护法自居的气魄。而吴承仕晚年虽“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却也公开撰文为章太炎辩护,强调其与一般复古论者不同,认为章太炎“从表面看来,似乎与现时的规复祀孔、整理祭田、提倡四维八德等是互相唱和着的,更使前进的青年们,对他发生了不快之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经过坐牢三年、软禁一年、绝食七日种种艰苦,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他还表示:“太炎先生对他的老师表示决裂,写过‘谢本师’。我的老师不同意我现在走的路,我不会做出他那样的表示。”

至于当年曾公开“谢本师”的周作人,后来也不无歉意地承认此举“不免有点大不敬了。……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而钱玄同尽管亦曾“背师”,却自始自终地都在日记中尊称章太炎为“章师”,体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敬仰。当章氏年北游时,他更是几乎全程陪同,担任讲演口译。对此,钱穆曾感叹说:“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而当得知章氏病逝消息时,钱玄同又多次致信友人说:“噩耗传来,中心震悼,莫可言喻”,“噩耗传来,悲痛万分”,哀痛之情溢于言表。关于钱玄同对章太炎的感情,周作人曾经评价说:“虽然太炎曾经戏称封他为翼王,因为他‘造过反’,即是反对古文与汉字。……可是他对于先生的尊敬三十年如一日,……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的爱吾师,这不是讲学问的人最好的态度么。”今天看来,这番分析无疑是中肯的。

此外,鲁迅对章太炎的尊重和理解更是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年,他在致曹聚仁信中就表示:“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年月,他又在《名人与名言》一文中诚恳申明:“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干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年月临终前,他还抱病坚持写下了生前的最后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指出章氏晚年“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对章太炎一生的革命事迹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不仅在学术上教学相长,形成了薪火相传的传承关系,而且在心灵上也达成了相互的理解和沟通,从而共同构筑起了近代中国学术界最具魅力的师生关系。其中所蕴含的诸多意味,迄今仍让人回味无穷。

 

注释:

[1]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410页。

[2][6][10][12][20][33]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236、959、587、250、309页。

[3][90]《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185页。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5]汪东:《寄庵谈荟》,庄华峰编纂《吴承仕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94页。

[7][11][13][17][23][2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473、473、317、466、315、472页。

[8]鲍弘道:《经学大师、革命战士吴承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集萃》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

[9]王森然:《吴承仕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1-312页。

[14]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东方杂志》第40卷第16期,1944年8月30日。

[15][81]湖北省文史馆编《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95页。

[16][56]湖北省文史馆校订《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

[18]《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4页。

[19]黄侃:《致教育总长汤济武论救太炎师书》、《申理章太炎建议案》,引自汤志钧:《读<量守遗文合钞>——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1]章太炎:《<庄子解故>前记》,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22][24][28][77]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83、268、459页。

[25]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

[26]《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0页。

[29]《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6 –1648页。

[30]《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页。

[31][40][46]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3、52、43页。

[32][34]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3页。

[35]《朱希祖日记》,1917年11月5日条,引自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化史料》第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36][47]《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136页。

[37]《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4页。

[38]《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9-610页。

[39][41]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版,第24、24页。

[42][78]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

[43]黄焯、王庆元:《黄侃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9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360页。

[44]《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45][71][91][92]《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545-546、364、547页。

[48]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2、71页。

[49]《朱希祖日记》,1939年4月24日条,引自傅振伦:《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张国华编《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50][69][73][87][88]《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299、114、271、303页。

[51]《钱玄同日记》第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3页。

[52]《钱玄同日记》第5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7页。

[53]《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54][55][58][62][64][65][67][68]《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315、225、298、134、225、225、266页。

[57]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6-67页。

[59][60][63]《钱玄同日记》第2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58-959、966、964页。

[61][66]《钱玄同日记》第3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6、1390页。

[70]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编《钱玄同先生纪念集》,转引自吴锐:《钱玄同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72][76]周作人:《谢本师》,《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28日。

[74]《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

[75]周作人:《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9页。

[79]《朱希祖日记》,1938年7月28日条,手稿本,承朱元春女士惠允使用,在此谨致谢忱!

[80]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82][84]《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81页。

[83]吴承仕:《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亡路线》,《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8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9页。

[8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2页。

[89]周作人:《章太炎的弟子》,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