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Xiao Gongqin (萧功秦) about the natur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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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不是光荣榜

 

作者: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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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抗美援朝,从“文革”到改革,学者萧功秦在新著《家书中的百年史》中披露了他的家族隐秘多年、不为人知的故事,并写下了部分亲友的人生际遇。它们共同构成一段普通家族的百年沧桑,从中也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大历史的缩影。日前,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萧功秦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专访。

“情感自觉”与“历史自觉”相互依存

《文化广场》:“家书”的含义往往是指家人来往的书信,或指家中所保存的书籍。但本书中的“家书”所指和意义似乎超越了以上两个解释。在您看来,“家书”有着怎样特别的内涵?

萧功秦:家书本身可以通过家庭这些微观的信息,来反映大时代,这个反映是不自觉的,每一个写信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想要反映大时代,但是只要他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的思想、感受,对社会信息的判断,由此产生的态度等,实际上都表现出时代的矛盾、困境,以及这种矛盾、困境在他们身上的一种反映,由此产生的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是想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心去把自己家里保留的家书翻一翻,就可以解读出很多过去被忽略的信息。过去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看书,现在就会觉得从一粒沙里看到宇宙,一颗水珠里看到太阳。

《文化广场》:萧氏家族与近现代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您自己便是从事近现代史研究。那么在您看来,“情感自觉”,即由于家庭情感而培养出来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自觉”,即是从历史当中获得的启示,哪种给您更大的写作推动力?

萧功秦:这两者实际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一个人的小时候,他不可能有历史自觉,更多是靠家庭情感的自觉,情感的启示要他追求真善美,要他热爱知识,承担社会责任感,要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样是一些情感自觉的结果,是爱的教育。到了青年,尤其到了中年以后,历史自觉的因素将越来越强,尤其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来说,看了那么多书,感觉到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他有必要把这些苦难的经验记录下来,并且从这些经验当中提升为一种感悟,一种启示,这些其实要用一些方法来表达。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们这个民族付的学费太高了。从鸦片战争至今已经170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的国家是多灾多难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学费总结出来,那么我们的学费就是白交了。我们学习的成本就太高了。这也算一种历史自觉吧。反过来,这种历史自觉也会加强对家庭的认识,并且把这种对家庭的认识再提升出来,传递给下一代,我想这就是“历史自觉”来启示“情感自觉”,“情感自觉”也会帮助我们丰富“历史自觉”。

回忆录中的“无影灯效应”

《文化广场》:最近美国汉学家周锡瑞以女婿身份写妻子家族故事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我记得他谈到“一个人的观点、立场、利害、地位都会影响他怎么去写回忆录……还没等他的回忆录发表,家人就要求这样、那样的删改要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自己的写作碰到类似问题吗?

萧功秦:中国人写自己家族的历史,都有一种长期形成的文化态度,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儒家还有一种观念“亲亲相隐”,我觉得这种文化习惯应该得到尊重。但其实并没有影响我们对客观事实的了解,因为把无数本的回忆录合起来为形成一种真实性,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无影灯效应”,例如,手术室上的灯,如果上面只有一道光束的话,手术台上肯定有阴暗面,如果上面是有很多的灯,很多道的光束的话,那么手术台上的任何阴影就自然消失了。每一种回忆录如同一道光束,肯定有它的偏向,由于“亲亲相隐”,或“为尊者讳”,但是无数的回忆录合起来,真理就显现出来。这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往往会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他在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对某个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和考证,然后叙述时,他们的家属就会站出来,要求不能这么写等等。这种现象就会造成历史学者一个很大的困惑。对此,我认为首先应该给历史学者更广阔的视野和空间,如果只是要为死者说好话,那只能把历史学当成一个光荣榜。历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记录真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后人真实的教训。故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来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学者的独立研究。

《文化广场》:通过了解萧氏子弟的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作为,如果说有几个关键词可以概括萧氏家族的历史精神与根本思想,您会选择用什么词?原因何在?

萧功秦:我的伯伯常说的一个词是“达观”,这个词越想越有味道,达观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乐观,也不是悲观,而是一种对生活通达的态度,在艰难时代把苦难看得很淡,同时没有丧失自己生存的意识和信心。它对苦难的容忍度、承受力是大大增加了,故我所理解的“达观”就是把生活中的矛盾,个人遭遇,人生苦难看透看淡,从而使得生活有一种韧劲,并不是简单的随遇而安。我觉得“达观”是儒家一种很重要的观念,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境界与生活态度,这也是我从家庭汲取的资源,我们家的人是那种不怨天,不尤人,做好一切思想准备,迎接生活的挑战。我们在命运当中,接受这种命运,同时不向命运低头,继续做自己的努力。

第二就是就是安贫乐道。第三,儒家还有一个想法,也很符合我们家的一个特点,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虽然我们家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但是充满了精神生活。我们经常在过年时,大家一起对诗。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体现在文学、艺术、哲学追求上,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实现安贫乐道,真正做到达观。我想这三点,就是我对我们家庭人生哲学的概括,同时这实际上来源于儒家哲学。其实,儒家思想与人生哲学并不神秘。这种儒家哲学长期以来就在我们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表现出来,有些已经不自觉地深入骨髓,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资源,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对任何事物应有“同情的理解”

《文化广场》:您称自己是“一个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或者说,一个中道理性主义者”。当初在学术上从一个激烈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者,转变为一个务实的、以批判左与右的浪漫主义为己任的新权威主义者,是出于怎样的机缘?

萧功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是受西学的影响,西学作为一种参照点,我们会看到传统当中一种消极面,予以观照,这种观照过程并不错,是我们成长当中必需的,否则我们就和晚清时候的保守士大夫没什么区别。这种批判是一种正常的理性的视角,有一种普世价值。当我们中国人开始吸收西方文化的第一阶段,一定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什么才是最适合我们民族的?什么能使我们民族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些一定是从经验当中摸索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部移植过来的,简单的移植就像章太炎所说“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选择,但是章太炎批判的后面实际上隐含着更深刻的东西,就是我们必须要从自己民族的根本和经验当中,找出一个相对而言能够适合我们的好东西来,这就是经验主义。如果说受影响的话,我想我是受了英国思想家伯克的影响,因为他对激进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批判是讲得最深刻的,我觉得经验主义是越来越有道理的。

但经验主义有一个缺陷,即经验主义在伯克那里本身就有自由主义传统,而我们中国完全要强调经验的话,还需要一种方向感,这种方向感就是追求更美好的价值。价值的方向感,加上我们对经验的重视,我想这才是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真正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简单把西方那套理性东西搬过来作为我们的标尺。

《文化广场》:当下知识分子的品质似乎越来越受到争议。像中国古代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又像萨义德认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请您谈谈对当下知识分子的态度?

萧功秦: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性,甚至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具有“游离性”的,那就是不依附于某个阶层,不依附权贵,不依附于利益集团,就是凭着良心说话。用良心和社会责任做标准,进行评述和议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对任何事物应该有“同情的理解”,所谓“同情的理解”,就是不随便贴用一个标签,用好坏判断,更重要的是同情地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义性,力求同情地理解社会的矛盾,找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知识分子不但要有批判精神,做一个批判者并不难,难的是,还要有同情地理解事物复杂性的态度,只有有了这种态度,才能更符合实际,才能更客观地,更有效地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议与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