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Gao Yi (高毅) on whether there is a crisis of history

Posted on

哪里有什么“史学危机”?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高毅

来源 : 2014年10月2日南方周末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学历史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前些年经常要讲,尤其需要在历史系新生开学典礼上讲,但如今好像不怎么需要了。为什么?因为前些年大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方面,要抓住机遇尽快脱贫,结果历史学这种来不了钱的学问就被冷落了,学生不愿来学,不少历史学者和教师转岗的转岗、下海的下海,人们惊呼“史学危机”,弄得大家很紧张。幸好这状况也就持续了那么十来年,尔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腾飞,历史学在中国又悄悄热了起来,主动要求学历史专业的青年才俊越来越多,人文历史知识培训的社会需求也在迅速高涨。

其实,当年那种“史学危机”的说法,在我看来根本就是胡诌,哪里会有这样的事。须知这是在中国。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上下五千年一直没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为什么没断过?原因很多,最关键的,是中国人多而且文化强,或者说中国的文明很强势。中国人可以被外族打败,实际上也屡次被打败过,但无论什么外族,一旦入主中原,就注定要被中国人同化,就注定要变成中国人。

何以中国文明如此强势?根本的原因,窃以为就在于中国人特别重史。侵入中土的游牧民族面对中国史籍的浩繁与精深,一定是忐忑和敬畏的,有点像侵入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突然撞见庄严巍峨的天主教堂。历史在中国,就是一座神圣的殿堂。历史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就如同天国之于上帝的信徒。何以如此?想来可能是这么个道理:人生苦短,人类有意无意都渴望得到某种“永生”,犹太人、基督徒或穆斯林等一神教教众虔信上帝,就是希望肉身死后,灵魂能进入上帝的天国,在那里它就可以安享永生了;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很向往永生——我们的通常说法是“永垂不朽”,但由于我们“敬鬼神而远之”,也不笃信灵魂不死,所以我们所向往的永垂不朽最终只能落实到另一个物事上,那就是“名”,“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名”。而“名”又如何才能永垂不朽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入史”,唯有青史才能留名。所以,历史成了中国人的天国,是中国人的万神殿,是中国人的永生之梦之所系。无怪乎中华文明能历尽磨难而延绵不绝,原来是因为历史在中国万万断不得,中国人会发自本能地去呵护她。既然如此,中国又何来“史学危机”?

中国不会有真正的“史学危机”,还因为中国人不仅“敬史”,而且还打心眼里喜爱它,甚至痴迷于它。说实在的,中国历史这东西你没法不爱:由于它特别悠久,还由于它涉及的族群特别众多,它实在太厚重、太丰富了,里面有无数有趣的故事,而且处处闪烁着智慧,令人愉悦,引人入胜,又启人心智。所以我们有理由乐观:在这片广袤而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上,史趣片刻都不会泯灭,有志于学历史的人会生生不息,史学也将永远生机勃勃。

能把历史看得这么重,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独特的优点。而中华文明能够长期走在古代世界的前列,并能够只在近代落后了一个多世纪就又迎头赶上来,也是和中国人的重史文化分不开的。当然,中华文明的成功,是以无数个体中国人的成功为基础的,而所有个体中国人的成功,也都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熏陶浸染的结果,而且人们成功的大小,也一定是和他们掌握的历史知识的多少成正比的。

但如果就这么一说,一个问题马上就来了:不会吧,满世界只有中国人把历史当天国,难道就只有中国人能成功?

话当然不能这么说。说中国人把历史当天国,只是说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要性感悟得比较深一些而已。其实无论哪个民族都知道历史的重要,要不然它根本无从存在。就像某位西方哲人说的,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因为它有历史。而作为人类群体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自然也是须臾离不开历史的,而且各民族都有自己敬畏、膜拜历史的方式。看起来,世俗精神比较强的民族,如中国和古希腊,对历史的重视似乎更直接一些(希腊神话里的九位缪斯女神,为首的两位——司英雄史诗的卡利俄佩和司史学的克里奥——都关涉历史;古希腊还出了一位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而宗教精神比较强的民族对历史的关注,则往往披着一层神学的外衣(比如12世纪德意志神学家艾克哈德的《世界编年史》,就把世界历史看作人类走向天国的历程)。

但比较起来,终究还是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略高一筹。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最初写《风俗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一开篇就连写了两章来讨论它(现在列在卷首的“导论”是后来加上去的),到第三章才谈诞生在中华文明之前的印度文明。为什么特重中国历史?伏尔泰的理由是:“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因为“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食月食、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商务印书馆,1995,页74)伏尔泰的《风俗论》是第一部人类文化史杰作,那是在比较了当时西方人所收集到的全球各民族的基本情况之后写出的,所以他的证言是可信的。伟大的伏尔泰当然也特别“重史”,他的《风俗论》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文明世俗主义重史文化的开端,西方文明很快也会由此获得某种堪称辉煌的成功,只是这种“觉醒”实在比中华文明晚了很多,而且可能还是受了中华文明启迪的结果。

法国能产生伏尔泰,似乎也不是偶然的:人们都说在西方人当中,从民族心态上看,法国人最像中国人。因此法国人对历史重要性的感悟可能也跟中国人最接近。所以法国不仅产生了伏尔泰,而且还产生了布罗代尔。布罗代尔是20世纪中叶以来最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继承和发展的年鉴派史学几乎征服了全世界。这位大师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关注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尤其是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而且乐此不疲,终生不渝。他常说,年轻人在18岁以前接受良好的历史教育,对未来发展至为重要;他还说,没有历史学,就没有民族意识,也没有真正的文明(参见布罗代尔《文明史·自序》,中信出版社,201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布罗代尔的深谋远虑:他无非是看到了中小学生是一个比大学历史系学生大得多的受众群体,他们实际上就是未来的整个社会,所以一定得把他们的历史课上好,这样既能为所有社会成员拓展成功的机会,还能有助于整个民族和文明的成功。

不过,说到学历史有助于成功,我们还千万不能把这个“成功”理解得太窄了。事业的发达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成功,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有痛切感受。“青史留名”也一样,那可以是流芳百世,也可以是遗臭万年。而且茫茫众生中,真能“青史留名”者,最终又能有几人?看来,这个所谓的“成功”,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一个共识还是存在的,那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悟出人生的真谛,能够充分认识“自我”,从而超凡脱俗得大自在,获得精神上的“完满”。这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无论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境界,而达致它的途径,无论如何也少不了人文知识的研习,而且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到史海里去遨游——只有在那里,我们才会邂逅到许多这样的“成功人士”,而他们也一定会教我们怎样去做的。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史系2014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