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 Tushou (陳徒手) on Tang Yongtong during the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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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來源:《讀書》2012年第五期

作者:陳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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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风云变幻之际,擅长研究魏晋宗教哲学的知名学者汤用彤在胡适力荐下,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留守校长”一职。一九五一年转任副校长,职权有限,并没有分管学校教学工作,多少管一些他陌生的基建等边缘事务,但总体境遇似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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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风云变幻之际,擅长研究魏晋宗教哲学的知名学者汤用彤在胡适力荐下,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留守校长”一职。1951年转任副校长,职权有限,并没有分管学校教学工作,多少管一些他陌生的基建等边缘事务,但总体境遇似乎比马寅初校长还要好些。北大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文重1953年初春告诉来访的上级统战部门人士:“相对来说,汤副校长在职权问题上还是解决得比较好的。”

在校长马寅初不被党委书记江隆基等党内负责人看重、马有意规避的情况下,汤用彤时常会以校方行政代表人物的身份出场,说一些规定情境的政治用语,但大多不具备发号施令的行政事务能力。

1953年10月由于当年面粉生产紧张,北京市不得不对面粉供应有了新的限制。在新规定中,出于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别,对工人每月供应面粉18斤,对教授只给12斤。党内高层担心教授们不易接受,会有许多牢骚话。 10月30日上午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希望做通与会的系主任、教授们的思想工作,也期望不要听到太多的怪话。没想到,主任、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上持拥护、理解的态度,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流露,让原本紧张的北大党委诸位负责干部长舒一口气。

学者向达在会上说:“我们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保证大家都有饭吃。过去粮食分配不合理,穷人没饭吃。关于面粉问题,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今天政府关于面粉的决定很正确,可以刺激农民生产量的提高。向苏联领要面粉不行,咱们要机器,向澳洲买也不行。昨天小组会上讨论时大家谈到过去在国民党时吃美国面都感到难过,因为我们是以农立国,我们应该自己想办法。”汤用彤紧接着说道:“目前关于面粉问题决定不是说我们粮食有什么问题,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是往年产量的最高峰,今年至少不比去年少,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有剩余去换战略物资。面粉产量比以前增加,是因为过去大家的习惯看法认为吃细粮生活水平高,所以细粮不够多,这不是说粮食有什么问题,而应从积极方面看,它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是最好的事情,是国家往前进的问题。昨天1700多人一致拥护,而且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看到人民觉悟的提高。”(见1953年10月30日北大党委会《北大教授情况反映》)

原本面粉短缺所造成的市场困顿,被思想进步的教授们一说开,往往被披上迷惑、闪烁的光环,无视了面粉供应困难的实情。汤用彤说到粮食生产无问题、细粮增减的原由,竟归之于国家向前进、社会主义改造、人民觉悟的提高,人为地拔高到概念性的思想高度,不知是上级的授意或是自己的念头?

汤用彤回到家里后,就决定每天早晨要吃一顿粗粮,并且向爱人讲增产节约的道理。1953年11月6日,市高校党委会出了名为《各校教授对面粉计划供应的反映》的一期简报,汤的这一细节被记录到简报中,当做“积极宣传执行”的先进典型言行登在该期首页。

检索那几年学者们对政治问题的表态,可以发现汤用彤一向说得较为诚恳、谨慎,基本表达了一种昂扬向上、乐观其成的倾向。譬如1954年6月报刊公布宪法草案,其中不少立意和框架还是颇让汤用彤等学人们感到欣慰。

北大汤用彤副校长说:“宪法草案的公布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值得高兴的。有了自己的政权,才有这样的宪法,我们的宪法是革命的结果,是不折不扣的人民的宪法,超过了过去人们的梦想,对流血牺牲的先烈们也是很大的安慰。”(见1954年6月16日高校党委《宪法草案公布后高等学校师生的反映》)

汤用彤称赞草案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好”,整段发言虽为人们熟悉的套话模式,革命性强,但带有自然而然的喜悦之情,反映了相当多知识分子认同和迎合的心声。

 

在繁杂、高压的政治运动之下,汤用彤50年代前期的人生轨迹还是不断呈现萎缩的特点,说话变得愈来愈小心。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他深感关联就愈加万分谨慎。研究古典的一些学者对考证问题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应对。旧日学生、北大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悄悄地跑来问:“对考证怎么看?”汤用彤听后未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反问一句:“苏联对考证怎样看?”答案还是无处可求。(见1954年1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

在涉及具体政治问题讨论时,汤用彤在公开场合一般附和较多,不爱挑头引话题,不好把握时就说一些模糊性的言语。1953年10月4日晚上,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在临湖轩召开系主任座谈会,讨论如何贯彻教育部综合大会精神。谈及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问题、宣传分寸,说深说浅,主持人江隆基颇感为难,几番向到会者询问。到会的主任们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压迫感,生怕又站到资产阶级文化的老路上去,怕给人“改造不好”的印象,发言时就竭力往教育部的文件精神上靠拢,有时还特别说一些有意味的“反话”。譬如,季羡林说:“可能有人弹冠相庆,好了,有出头日子了。”金岳霖也说:“若搞成‘又可以研究资产阶级文化了’,是不行的。”汤用彤此刻接了一句:“一提取精华去糟粕,可能都变成精华了。”(见1953年10月《北大系主任座谈如何贯彻综合大会会议的情况整理》)北大党委编写简报者认为发言者均有“怕惹麻烦、怕困难”的思想,畏缩不前,担心言语不慎招来烦恼。

在适宜的场合,汤用彤也有说真心话、敢于担当的时候。1952年院系调整时,教育部撤并国内高校几个哲学系,把重要的师资力量硬性集中调到北大等校,不料矛盾滋生,人际关系、教学冲突日显,有全国影响力的哲学教授被强迫拢络在一个单位,反而宛若一盘无法收拾的散沙。作为北大哲学系资深老人,汤用彤对其中的不良效果是有所体会的。1953年11月教育部综合大学会议上,他大胆提到师资调整存在的弊端:“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国六个系的教师,但并没有考虑如何发挥那些人的作用,只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算了。”严仁庚副教务长补充说:“有些教师感到冷落,情绪波动,我们甚至怀疑到政府对他们的政策,如有人说,‘是不是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怎么没有人理我们呢?’”涉及新政权的教育制度层面,直接面对院系调整活动的众多主事者,这种批评是尖锐的,多少透着一种不满和无奈。

教育部一黄姓副部长在报告中正面说到接受遗产的问题,张景铖教授在小组会讨论中高调表示,对于旧教师说来,还是应将资产阶级思想打碎了再建新的好。而在同一场合,汤用彤回应说:“文件中提资产阶级陈腐的一面,现在看来是否不恰当。”(见1953年11月高校党委《综合大学会议简报中有关北大情况摘录》)他表达清晰,反问也有力度。市高校党委会工作人员在编写简报中,在记录原稿中敏锐地发现汤用彤此次发言的异样点,一一摘录在简报之中,相反汤所说的不少套话、官话则不被采纳到简报中。

在严酷的运动环境中,身居学校高位的汤用彤还是惜墨如金,张口三思。波及自身学术研究,一谈到政治性话题依然低调回避。他曾经认为空宗与有宗是有不同之处,甚至从材料中发现有宗里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始终不敢贸然提出这个说法,直到有一次苏联专家提到有宗的积极政治意义,他听后如释重负,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观点。1957年4月北大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病后的汤用彤发言时说着说着就讲述了自己的这一心曲,颇得与会者的理解和共鸣。他的表述是极为简洁的:“有宗里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想到它是宗教,就不敢提出来。现在苏联提出了,我才敢说。”(见1957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这是在反右之前鸣放时期难得的一次吐露,寥寥数语却道尽学术的探索之难。两个月后开始反右,病中老人惊愕之中已无力应付外界的风雨侵扰,只能顺势封闭自己的心扉,保持一种静穆的休养状态。

 

1954年初冬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全面铺开,斗争意味方浓,汤用彤却于11月13日晚突然中风患病。这构成当年教育界一件影响颇大、议论较多的焦点事件,稍稍搅乱政治运动行进的走向和速度。

汤用彤平日血压较高,但几年间无大妨碍。自从《人民日报》刊登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汤用彤看后比较紧张,因为在过去“三反”运动时曾有人指责他与胡适关系密切,“两人引为知己”,治学一直沿用胡适考据那一套。他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层忧虑和戒备,不知道运动未来的底线在哪里。人们注意到,表情不安的汤老曾接连几天到哲学系资料室看旧日藏书《胡适文存》,翻阅时一言不发;参加中文系讨论《红楼梦》的座谈会,自始至终仔细地记下别人的发言。同时还很坚持地催促哲学系召开座谈会。

汤用彤曾找自己的学生、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提议一起合作写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因为任继愈被校党委视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员,其上进的思想状态屡次被表扬,汤用彤感到与他合写文章比较放心。但仅过了几天,汤用彤思虑再三,又改变了主意,他对任说:“看来这是一次比‘三反’思想改造更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各人搞各人的。”北大党委来人了解情况,任继愈谈到汤老的这一变化,并担心地表示:“批判政治问题对这些老教授还没什么,但一搞学术问题,这是旧知识分子的本钱,就紧张了,这当中思想情绪的变化也会比较大的,希望领导派人下来,就像搞总路线时派干部到农村一样。”(见1954年11月18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20期《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患病情况》)

11月13日出事的那天下午,原本有两个会议可供汤用彤选择其一:一是《人民日报》社召开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二是北大举行苏联文化部赠送洛蒙诺索夫大理石像授礼大会。哲学系主任郑昕预感到批判会的火药味,好意地劝他不要去参加《人民日报》的座谈会,但他执意要去报社,生硬地说出一句:“不去要受批评的。”去了后他抢先第一个发言,而且是激烈地批判考据的方法,认为是“毫无用处”。知情者颇觉诧异,因为这一反他平日的看法和学术作风。他发言时有较大的火气,激动难抑,以致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做小结时委婉地说明“考据还是有作用的”,希望平复汤的情绪。

在这次会上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北师大教授马特借机批评了《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版面,该版主要编者均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们实际参与了审稿工作。马特的斗争语气让在场的北大的汤用彤、金岳霖、任继愈等人感到有些慌乱,不知如何应对。当然马特也说你们与胡适思想有所不同,但突然间的发难加重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金岳霖事后说:“马特发言时我的心直跳。”一向沉稳的金岳霖尚且坐立不安,心事颇重的汤用彤当时心里的不快和不安也是可以想象的。任继愈后来告诉北大党委人士,他在会场上还自我安慰:“我与胡适的思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也没什么的。”但实际上还是被压抑气氛所传染,发言已词不达意。

会上会下汤有彤似乎都难以静下心来,纠结一团。回家后意犹未尽,对家人说:“你们都有胡适的思想,都应该拿出来批判,你们都是大胆地假设我有高血压症,就小心地求证我有高血压。”他用胡适的句式反复提及高血压,没想到他躺下后不久家人就发现他口歪、昏睡等早期中风症状。14日一早送协和医院检查,大夫判断血管阻塞,15日进一步做脊椎穿刺发现脑溢血。在北京医院工作的苏联专家赶来会诊后表示病况危险,不容乐观。只有京城名中医施今墨摸脉后认为尚可挽救。北大校、系党政负责人江隆基、史梦兰、程贤策及马寅初校长赶来探视,汤用彤已是昏迷不醒。校方派校长办公室秘书高望之及护士一人专门看护。市委统战部特别关照协和医院党委多加照顾。(见1954年11月16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19期《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患病情况》)

事发后,哲学系主任郑昕颇为自责,他曾鼓励汤老在运动初期起一个带头的作用。他后悔不迭地说:“搞学术问题从‘三反’时就紧张,对汤老照顾不够。”他叮嘱系里年轻党员负责人汪子嵩:“对外不要说汤是因思想生病。”汪子嵩也内疚地表示:“前几天汤用彤就比较紧张,是我们没照顾到。”

围绕汤老的突然患病及长达一个月的昏睡,议论声四起,多有埋怨、不解之意,这恰是高校主政者所担心的。从11月16日到12月中旬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编写组持续选登部分教授的意见,一些教授谈别的事情顺便也表达了对汤老生病的关注。其中有:北大邵循正教授对王宪钧教授说:“汤老的病大概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川岛)认为:“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这个(指批胡适)搞的。”他还说俞伯平挨批是“要糟糕”,同汤老生病之事一并而论,简报中称之是“言下有无限同情之意”。哲学系教授贺麟说:“汤老血压高已很久了,开人代会时受了累,回来还听专家的课,这一周就在闹头疼。他这次犯病不是什么偶然的事。”金岳霖教授对汤的重病表示惊奇,只是说了一句感伤的话:“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

了解内情的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党员尹企卓向校党委反映说:“汤老生病固然与开人民代表大会受了累有关系,但主要是因为开展学术批判,所以个别交代政策很必要。”汤的重病导致北大党内对思想运动的开展一时有了畏缩的举动,不知如何组织下一步的斗争步骤?譬如哲学系教师支部提出,党内感觉在学术斗争中没有力量,开展起来问题复杂,目前如何搞法还不明确。除批判胡适思想外,冯友兰也有许多问题,搞不搞?教授一般不大会联系自己,我们是不是要揭发一些东西?

看到汤老身陷的境遇,北大中文系助教、汤用彤大儿媳乐黛云百感交集,诚恳地对组织表示:“思想斗争对这些老头如何掌握是个问题。”(见1955年11月18日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第18期)乐黛云是一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思想上进,对政治运动的激烈和曲折体会得并不深入,经历此番折腾之后她的表态应是家属一种真切的实感,一种期待。

 

1955年、1956年汤用彤在病床上慢慢地与病魔抗争,身体有所见好。大病一场后,他逐渐与行政、教学工作脱身,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也因此有幸躲开反右、“双反”运动的侵袭。在那之后的高校官方文件中鲜有他的名字出现,因思想重负而致重病的风波渐渐也被人淡化。

有关汤老的几件事情却还是在文件中闪现,夹杂着一丝丝不愉快和无法排遣的郁闷。这表明他哪怕处于边缘化,其心境还是难免为外界所困扰。

1958年北大在“双反”运动之后,全校陷于教育革命的狂热之中,一切事务工作都以革命化为首要标准。出于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平均主义的追求,校方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就对所谓的教授不公待遇问题施以重拳,其一就是扣除部分病假教授的薪金。汤用彤首当其冲,从1958年9月起薪金被扣30%,原薪为395元,扣103.5元和其他费用,只发214.5元。汤用彤正处于休养之中,需要营养补贴、护工帮助,家中人口较多、开销较大,减除三分之一的工资,无疑造成大家庭日常生活一定的被动。汤颇感不满,说了一句“没想到”,别的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1959年5月后,市委大学部、统战部相互间不断探讨,深感扣减病假教授的工资不妥,6月中旬两部门商议后拟出《关于高等学校教授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请示报告》,上报市委请求批准,内中提到:“党对他们的政策是高薪赎买,扣减一部分教授的薪金,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一般不扣,对于已扣的薪金也应如数退还。”报告中还特别提到,汤用彤1954年患脑充血,不能到校上课,此次被扣工资他深感不满。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对此批示:“对于教授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一般不应采取扣减工资的办法,务请迅速妥善处理。”

没想到的是,此事遭到北大党委的强硬抵制。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特意把市委大学部干部朱传朴找去,详细了解北大扣薪教授的情况,明确指出北大党委是在“顶牛”,提出要研究出几条道理逐条驳倒北大的意见,向北大干部做些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思想搞通,不要简单生硬地贯彻市委书记的精神。(见1959年6月15日《市委大学部朱传朴致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信函》)

在扣减病假教授工资一事上,康生、中央高教部、市高校党委、统战部都在不断催促北大处理,领导部门一次又一次地查问,并且下来调查,给校方压力很大。但北大方面固执地坚持己见,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说:“这些教授一点工作不做,就一般不扣,说不过去。邓拓同志这个意见和国务院的规定有抵触。”中国医学科学院干部处长李震附和说,下边群众反映教授不要再搞特殊了,大家都扣他们却不扣,又要翘尾巴。他们原来就思想不纯,一批判就去修养了,对他们过分照顾不好。

他们向上表态说:不赞成把已扣的薪金退还,也不赞成道歉。我们执行国务院规定并没有错,要认错高教部去认去。参加市里座谈会的五家高校领导干部中,只有北医张思齐一人表示完全同意一般不扣的原则。市里感觉高校领导干部在此问题上“思想上的抵触还很大”,难以做通说服工作。

市委方面再次施压,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迫使北大有所让步。代表北大出席会议的赵国栋只好委婉地表示,对病休教授中有些专长的,只要多少能做一点工作的,就不算他病假发全薪,如汤用彤、张颐。但赵最后坚持住一点:至于完全不能工作的教授,就按办法扣,扣多少,可以酌情研究。赵表态说,这样对群众说得过去,执行了国务院的规定,对调动积极因素也有利。(见1959年6月23日市委大学部《人大、北大、农大、北医、医学研究院座谈病休教授扣减薪金问题的情况》)

6月25日北大党委正式向市委报告:“初步考虑,汤用彤可以在家中指导他的儿子、哲学系教员汤一介学习中国佛学史、印度哲学和魏晋玄学,其原工资可以照发。”实际上汤一介1956年从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回北大哲学系,就是作为父亲的助手,准备让他学习和继承父亲的专长。北大校方只不过由此为自己找到一个下台阶的借口。

扣减工资风波刚平息,到了年底正逢反右倾运动高潮之际,汤一介又因父亲之故作为运动重点遭到整肃。哲学系反右倾批判小组认为汤一介对父亲汤用彤的进步做了过高估计,竟认为父亲已经合乎党员条件,可以吸收入党,对父亲的资产阶级虚伪的“清高”“正直”的作风认识不清。最让批判者不能忍受的是,汤一介居然主张以汤用彤所专长的“魏晋时期哲学”作为北大哲学系的研究方向,甚至认为北大的历史、文学研究都应以这个时期为重点。

批判者还强调,汤一介作为哲学系秘书,对待资产阶级教授有着严重的错误估计,称赞他们搞的哲学史既有材料又有观点,甚至让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贺麟在党的生日作《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报告会,实际是忽视资产阶级教授的阶级本质和崇拜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倾思想。在深入批判的过程中,有人还揭出汤一介有许多修正主义理论,如认为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将逐渐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为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矛盾则不太重要了。

这种批判是蕴藏着杀机的。看上去是对着汤一介,实质上也像是对病中的汤用彤“隔空”批判,会议中不时有人提及未到会的汤用彤的学术问题,寥寥数语,说得刺耳。简报中是用这样言语来表述的:“会上列举事实具体分析汤用彤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本质。”汤一介实际上是代父受过,承揽病中父亲的重负。有人在会上甚至说了这样很重的话:“汤一介同志不是党在汤用彤家里的代表,而是汤用彤在党内的代言人。”(见市委大学部1959年12月1日《北大反右倾斗争思想工作细致深入,效果很好》)看到这样的批判阵势,三十岁出头、思想单纯的汤一介不知回家该如何面对卧病在床的老父亲。

时光在缓慢地流逝,所有的斗争伤痛总是揭了又褪,褪了又揭,再留个时间慢性缓冲。1962年8月困难时期,官方强力动员非城市人口返乡,教授家的保姆成为动员对象之一。北大燕南园、燕东园两处教授58户中,就有37名保姆登记在案,其中来自农村的22名按市里规定要离开城市返回原籍。北大校方汇报说,老教授对保姆还乡多半未表示态度,少数人同意让走,但也有些人不同意他们走,汤用彤就是明显一例。汤的家中有两个保姆,其中一个保姆在汤家九年多,除了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还需照看幼小的孙子。还挂着副校长一职的汤用彤向北大恳切地提出,考虑到家中的需用,希望北大能破例为他家留下一个保姆(见1962年8月1日大学部《情况简报》第76期《清华、北大老教师对保姆还乡的反映》)。

1964年5月1日汤用彤去世,这个企求是他晚年能提出的不多的意见之一,或许也是官方文件中留存他个人事务的最后一丝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