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er Zhang Yunfei (张云飞) in 2008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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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

张云飞

原载《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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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古老的哲学门类相比,历史哲学的出现及其发展的时间并不长,18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第一次把历史学和哲学这两个过去截然分开的领域融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建构“新科学”的尝试。而明确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的人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自从历史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出现以来,它就和许多伟大思想家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包括康德、赫德尔、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的研究视角发生了三重转换,它们分别是由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由实证主义历史哲学转向德国西南学派的理路、由批判客观主义史学发生的历史哲学的隐喻学转向。

一、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式微,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

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始于维柯或者更远地追溯到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后来经过康德和赫尔德,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完成状态,这种传统的继承者包括马克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思辨的历史哲学“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它的目的是要达到把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是要表明,尽管历史呈现出许多明显的不规则和不连贯,它却可以被看做是形成为体现出一种全面计划的整体;而这种计划,如果我们一旦掌握了它,就既会阐明各种事件的详细过程,又会使我们把历史进程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看做是能满足理性的。’,[l]

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把历史发展的过程理解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化过程,认为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过三个阶段,即宗教的时期、拘泥细节的时期和文明的时期,在这三个时期奉行三种权威,“第一种权威是神的,神的安排是不要辩护理由的。第二种权威是英雄的,完全要依据法律的正式条文。第三种权威是人的,依据对在实践事务方面所信任的人,须在实践方面有经验而且特别审慎,而在理智事务方面又有崇高的智慧。”[2]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经过一次循环就终止了,而是一个不断复归和复演的过程。

康德认为人类历史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历史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同时,它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他认为:“人类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秉赋的唯一状态。”[3]这种唯一状态就是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将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包括三项正式条款,即“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4]赫尔德是康德的学生,他系统地探讨过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坚信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他曾把人类社会分成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最初是诗歌时代,这是人类的童年时期;接着是散文时代,这是人类的壮年时期;最后是哲学时代,这是人类最成熟的时期。[5]阎赫尔德对历史进行分期的思想明显受到了维柯的影响,只是维柯以人类制度的发展水平为标准进行分期,而赫尔德则以人类知识和文学的发展历程为依据进行分期。

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有很密切的理论渊源,黑格尔以政治为主线,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一个人的自由、一部分人的自由以及一切人的绝对自由三个阶段;马克思则以经济为主线,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五形态”或者“三形态”。[6]斯宾格勒是文化形态学的创立者,他把文化(或文明)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7]汤因比可以称为新斯宾格勒派,他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进行了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他把人类文明分为二十六种,把各种文明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力图说明文明生长的尺度、文明衰落的原因、文明的解体过程以及西方文明的前景等问题。[8]

思辨的历史哲学具有很大的理论优势,那就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角度出发,对人类的整体历史进程进行描述,这有助于人们形成整体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人类寻求终极价值的兴趣。但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往往给人一种印象,即“大胆的想像、丰富的假设、一种追求统一性的热J清,但那又不外是在蹂蹄被归之为‘单纯’经验的各种事实而已”。[9]由此,对历史进行分期研究以及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理论趋势受到理论界的广泛的批判,在这种批评中蕴藏着历史哲学转向的能量,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开始崭露头角。

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是在批判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研究重点是解释历史的性质,思考世界历史的行程与命运等形而上的问题;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把研究重点转向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探究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基础等问题。二者的区分是由沃尔什在1951年提出的,但是属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学者却可以向前追溯,狄尔泰、克罗齐、柯林武德、雷蒙·阿隆、曼德尔鲍姆、波普儿、亨佩尔等人都可以列入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一派。关于这一派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比较系统的总结出现在沃尔什的著作中,[10]这主要包含着四组问题:

第一,历史学和其他知识形式的关系。这一组问题是由有关历史思维的本性问题所构成的。历史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知识以及它与其他的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里问题的要点是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即历史知识究竟是否自成一类,抑或它能被证明与某种其他知识的形式是同样的。有的学者,例如实证主义,认为历史知识与自然科学所追求的知识是同质的,有的学者则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不应该把二者等同起来,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将在讨论德国西南学派的主要观点时展开。

第二,在何种程度上人们能期待历史学家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提供客观的说明。每一个可尊敬的历史学家都希望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偏见和具有某种客观性,但是事实却是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差异,对同样的事实完全可以发展出完全不同的阅读法,且坚持着自己的见解。由此就发展出了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的疑问和不同的解决方案,有的持怀疑主义,有的是客观主义,有的则是相对客观主义。

第三,如何看待历史学中的解释。这一组的中心问题是历史解释的性质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关于历史学家解释他所研究的各种事件的方式是否有任何特殊性?这一点显然是和自然科学的解释是不同的,自然科学的解释是通过观察个别事物从而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并不以揭示自然界背后的目的为目标,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历史学除了揭示各种行为的联系之外,还要揭示这种行为之后的目的。

第四,历史中的真实性和事实。沃尔什在1977年的文章中指出,以上三个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理论界广泛的关注,只有这第四组问题“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受到重视”。这一问题涉及到什么是历史事实,或者凭借什么才能宣称历史学家们的陈述是真是假等方面。在知识的检验方面,传统的途径是一种符合论,也就是通过对于对象的直接检验来确定人们的认识是真是假,但是这一点在历史领域则是不可取的。历史学认识的对象是过去,而过去已经消失,留给现在的只是一些过去的痕迹,这些痕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人们理解和解释的产物,所以与对象相符合的途径不适合历史领域,由此产生了历史中关于历史认识的真实性的思考。

二、德国西南学派对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

实证主义思想是在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在哲学方面的主要代表是孔德、约翰·穆勒和斯宾塞等人,在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古朗治等人。孔德毕生的理想就是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设哲学和社会科学。他认为,科学的唯一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或存在于事实中间的恒常的关系,这只有靠观察和经验才能做到。这样取得的知识是实证的知识,只有为实证科学所证实的知识才能成功地运用到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于是,在这个范围内理解的历史学就应该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历史学的任务是探寻历史规律;二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的方法。所谓实证指的是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肯定”、“相对”等意义的东西,具体到历史学的知识主要是指靠观察和经验获得的具有以上特征的知识。

巴克尔把实证主义思想应用于史学研究中,他坚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他认为,与其他的自然科学学科一样,历史学的观察应当在发现之前,收集了事实才能发现规律,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在于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他的著作《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苏格兰文明史》开卷的标题便是:“叙述历史研究的方法和人类活动之规律性的证明。这些活动受精神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必须对此两组规律进行研究,而且不借助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巴克尔认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一是自然规律,主要是指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二是道德规律,事实上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规律,其标准类似于孔德倡导的那种“普遍的爱”;三是知识规律,他认为人类不断的实践与认识构成了知识的增长,并由此实现了社会的进步。[ll]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家试图把历史学建立在实证的坚实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自然科学和历史的人文科学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把二者等同起来,必然导致对历史现象认识的简单化、模式化、公式化的趋向。为走出这个困境,历史的人文科学开始寻找适合于自身的、与自然科学严格区分开来的独特的建设模式。在对人文科学的独特的研究模式的探索中,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德国的西南学派则致力于把二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文德尔班认为,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事实世界,一个是价值世界。事实世界是表象(现象)世界、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是本体(自在之物)世界、实践世界。这两个世界都不是实在的客观的世界,事实世界只是主体的表象,价值世界作为本体也不过是主体的一种公设。有两种不同的知识与这两个世界相适应,即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或者说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这两类知识有着重要的区别,一切关于事实知识的命题都是表示两种表现的内容的相互归属关系,而一切关于价值知识的命题则表示估价意识(主体)和被估价的对象的关系。事实命题都是普通的逻辑判断,它们决定着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价值命题则不表示事实之间的关系,而表示主体对于对象的估价和态度。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关于事实世界的事实知识,它是以研究普遍规律为目的的,它所寻求的是常久不变的和永远如此的东西;社会历史科学的知识是关于价值世界的价值知识,它是以描述特征为目的,它所追求的是把一次性事件描述下来。[12]

李凯尔特围绕科学的分类问题提出了他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认为科学的分类有两条基本原则:性是质料分类原则;二是形式的分类原则。他依据质料分类原则,即根据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否包含价值来进行分类,发展出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它不具有价值,不能看作是财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虽然早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保护着的。他依据形式的分类原则,即根据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来对科学进行分类,又可以发展出自然和历史的对立,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从各种不同的对象之中总结出同质的连续性,即发展的规律性;研究历史的历史学的方法是从看似相同的对象之中总结出异质的间断性,即“个别记述的方法”。把质料和形式二者结合起来,于是就产生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的对立。一方面,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自己的对象,它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于这些事物和现象都有效的普遍联系和规律,因此必须采用“普遍化的方法”。另一方面,历史的文化科学作为文化的科学来说,要研究与普遍的文化价值相关的对象;而作为历史的科学来说,则必须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方面叙述对象的一次性发展,因此,对历史的文化科学来说,只有那些在其个别性方面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文化价值具有意义的事物,才是本质的。[l3]

三、由批判客观主义史学而发生的历史哲学的隐喻学转向

兰克的名字经常被当今各种流派的历史哲学家所提及,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来自《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而已。’,[l4]e.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被后人称之为“如实直书”,具体地讲也就是说,史实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以一种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冷静态度去看待过去,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弄清楚,如实地记载下来。兰克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是区分原始材料和间接材料,认为事件当事人的记录比历史学家的记载更有价值。二是结合“外证”和“内证”对史料的真伪进行鉴别,所谓“外证”法即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以及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互相校勘来确定史料的真伪。所谓“内证”法是通过对那些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各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三是重视对档案资料的分析和整理。档案是历史的记忆,是历史事件当事人遗存的第一手资料,就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兰克“如实直书”的有效途径就是利用历史档案,还原历史真相。

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的优势在于以事实为依据来撰写历史,但是当人们在当代学术背景下对他的这种客观主义精神进行哲学反思时,他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任何记载或著述都是在人的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给历史抹上了浓重的主观色彩,剔除主观因素的“如实直书”是不可能办到的。对于兰克所绝对信任的档案,E.H.卡尔就曾认为那些档案只是档案作者想象的结果,“没有什么档案告诉我们的东西能超出这些档案作者所想的—他想象中的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他想象中应该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想让别人知道他想象中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己认为他想了的事情。’[15]习对于兰克自我标榜为客观的叙述,许多学者(包括克罗齐、海登·怀特、伊格尔斯等人)都提出了批评。第二,“如实直书”的结果可能是材料的堆积,从而损害了历史著作的修辞和结构编排,使其不具有可读性。

在客观主义史学弊端显现之后,在历史哲学的研究中出现了隐喻学转向。历史哲学的隐喻学转向通常也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它主要是对以客观主义史学为代表的若干传统历史哲学观点的一种反叛,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和安克施密特。

怀特认为历史哲学“要对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比方说,历史写作与小说—文学写作—之间是什么关系,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些哲学问题”[16]。他把历史写作等同于小说创作,比喻为讲故事,从而对历史文本开展形式主义的研究。讲故事是不需要逻辑蕴涵在其中的,没有任何叙事是要体现出某种逻辑推演的融贯性的,如果有人写了一个故事,提供了可以从故事的一个片断推演出另外一个片断的规则的话,他不会是一个成功的讲故事的人。历史学有两张面孔,一张是科学的,一张是艺术的。历史写作在第一个层次上是各种事实的构成物,也就是编年;而后在下一个层次上,是情节,要将这些事实编排成为情节。情节化的叙事编排使历史写作类似于文学创作或者讲故事。他在影响历史写作的各种因素中突出了修辞和情节化的重要性。他在其代表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中按照隐喻的类型对不同时期的历史哲学家进行了分类描述,他认为19世纪历史写作中有四种“实在论”,即米什莱的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兰克的作为喜剧的历史实在论、托克维尔的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和布克哈特的作为讽刺剧的历史实在论。19世纪晚期,历史哲学对“实在论”的摈弃又以三种方式来展开,即马克思以转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尼采以隐喻模式为史学作诗学辩护以及克罗齐以反讽模式为史学作哲学辩护。他在另一部代表作《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则力图要说明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的关系问题,他主张表现形式乃是内容本身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与事物的形式相关联,正如它与特定表现的内容相关联,选择形式就已经是在选择某个语义领域了,他赋予形式以某种实在的内涵。

安克施密特明确提出“为历史主观性而辩’,[17],《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是他的现唯一有中译本的代表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安克施密特论述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对笔者有借鉴意义,第一,他认为如果对历史写作的内容和风格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认定风格优先于内容’,[18],在一定层次上来说,内容是风格的派生物,而风格是带有很大主观色彩的东西。第二,当学术界遇到分歧的时候,人们往往求助于文本来解决这些分歧,但是安克施密特则认为“我们不再有任何文本、任何过去,而只有关于它们的解释。”[19]因为文本在各种各样的解释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人们只有穿过解释的丛林才能开辟出一条路来,对文本进行有意义的解读。第三,安克施密特引证尼采的观点对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解构,根据因果关系的术语,通常认为,原因是根源,而结果则是次级假设;而尼采则指出,只有在对结果的观察的基础上,才被引导着去寻找原因,因此结果实际上是原初假设,而原因则是次级假设,历史研究踏上了一条与历史事件实际发生过程完全相反的道路,因此在由结果出发对原因进行重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很难在研究过程中达到客观性的目标。

历史哲学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累积了大量优秀的思想资源,除了本文论述的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例如,狄尔泰、波普儿、利科、普特南、罗蒂、哈贝马斯等人在相关领域中都有一些精辟的论述。

 

【参考文献】

[l][9]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8、4页

[2]维柯:《新科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03、571页

[3][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105一118页

[5][7][8][11][14]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311、302、244、232页

[6]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4一185页

[10][17]陈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一87页

[13]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i一111页

[15〕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8一99页

[16]多曼斯卡:《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海登·怀特访谈录》,《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第80页

[18][19]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214、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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