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ang Kuisong (杨奎松) on the beginning and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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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与意义

杨奎松
发布时间:2012-06-21
作者:杨奎松
来源:《社会科学》2011.5

 

摘要:和许多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在中国大陆研究当代史的难度确实要大许多。尤其是试图从政治史、外交史或总体史的角度来记述、研究当代史,在中国大陆今天还会存在各种政治方面的禁忌或史料方面的欠缺。但是,今日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政治史或总体史的研究独霸江山或独占鳌头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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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无论中西,史家的职责都是记录发生过的,包括刚刚发生过的史实。从司马迁的 《史记》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从修昔底德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十八世纪欧洲史学,都不排斥对现当代史实的记述。直至十九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高等院校还专门开设有当代历史的讲座课程。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历史学界才开始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发生了争论。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是史上最早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可行性提出怀疑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解释说: 对于史料零碎、真假难辨的古代史来说,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越是靠近现代就越是重要,因为这样的研究是最值得今人了解,也是最容易为今人所了解的; 它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它关系我们自身命运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通过它找出我们前行的道路。而它同那些可能永远都只能处在云雾之中的古代史研究不同,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近现代史的研究资料是无穷无尽的,每个国家都保留有大量的档案文件,成千上万的现代人都保存有包括私人通信在内的各种文字记录,因此它又是迄今为止史学家们最能够切近史实的一种研究对象。但是,阿克顿同时则告诫说,距离太近的历史并不是最容易研究的历史。他相信,基于学术角度,客观研究当代历史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许多档案文件还没有公开,政治动荡与认识分歧影响着每一个人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同时,活着的人总不像死去的人那样坦白,许多重要的历史见证者还没有曝光他们所了解的秘密,要证实许多史实,特别是事件发生的原因,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因此,他的观点是: “一个时代成为过去,我们才能确切地了解它”。

一方面高度肯定现代史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怀疑当代史研究的可行性与准确性,这就给后来的史学家出了一道难题: 如何恰当地区分 “时代”? 可以肯定,这种区分其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会有很不同的标准或尺度。比如,阿克顿就没有给出具体的划分标准,他所说的 “近代”或 “现代”,就跨过了三四个世纪,讲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初期历史。而进入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各主要欧美国家规定的政府档案解密的时间只有 30 年,也就是说,涉及政府行为的许多史实材料,用不着等几个世纪,事情发生 30 年之后就有曝光和研究的可能了。同样的情况,对于一个相对封闭和专制,但政权更迭频繁的国家来说,这个所谓的 “时代”,往往也只是指一个朝代而已。它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但也可能只在很短的时间就被推翻了。因为后来的当政者无意保守前面当政者的秘密,往往导致大批档案文件或相关史料很快即被公之于众,从而也就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契机。然而,仅仅因为西方历史学科近百年来自设藩篱,大量新开放档案的曝光和解读,多半只是成了政治学家、报刊记者,甚或文学家们重视的工作了。

现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时间上严格区分哪些时段可以研究,哪些时段不可以研究,显然并不适当。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鲁滨孙说得好: 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应用他研究过去人类事件的技巧,把过去的事实记载下来,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过去,特别是要使读者了解,是哪些情况导致了过去事件的发生。换言之,只要历史学家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那么,不论任何时段,只要有机会接触到足够的文献和史料,能够把某一历史事实在可能的条件下记述下来,把其背后的原因,哪怕只是部分的原因披露出来,都是值得去做的。正如阿克顿所言,近现代史之所以对今天更重要,根本上是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最近,因此最容易为有过相近经历的今人所了解。在当今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证明,不要说相隔几个世纪,哪怕只是隔上一代半代人,只要生活及知识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要想准确地了解,特别是理解刚刚过去的人、事、情感与思想,都可能会变得极端困难。不要说半个多世纪前蒋介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哪怕就是从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来看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种种思想行为,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何尝不是 “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故今日研究当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简单是着眼于记述历史事实,而是具有抢救的性质了。此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简单地重建史实并不难,难的是对史实形成的种种深层原因能否 “真了解”。要 “真了解”,就必须要能 “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如果我们今天能利用与当代史中人物有过居同一境界、容易同情理解之便,又能依据新时代之价值判断做客观之批评,我们为何非要等上几百年,让那些已不易回到过去境界的后人再来做历史还原的工作呢?

当然,和许多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在中国大陆研究当代史的难度确实要大许多。尤其是试图从政治史、外交史或总体史的角度来记述、研究当代史,在中国大陆今天还会存在各种政治方面的禁忌或史料方面的欠缺。但是,今日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政治史或总体史的研究独霸江山或独占鳌头的局面了。

当今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门以考察研究过去人的生存状态为目的的总体人学,历史研究的对象和类别早已多元化,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更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研究重心转向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鲁滨孙所说: “近世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布罗代尔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 相对于那些一次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具有规律性或普遍性的各种事情,或许会更有研究的价值。相对于可能因政治敏感而无法真实再现史实的当代史研究来说,生育、婚姻、性爱、家庭、信仰、丧葬、习俗、医疗、饮食、烹饪、消费、建筑、交通、移民、人口、工人、农民、城市、乡村、街道、生态、灾害等等,不仅没有多少敏感问题,而且无不可入史,也无不应该加以考察和研究。十几年来,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方向也正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显然也适合于大陆当今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开展。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了。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史就已经被纳入到高校历史教学的内容之中来了。第二,1987 年人大通过的 《档案法》按照国际惯例规定了政府档案 30 年解密的条文,各地档案馆虽然开放程度不同,但大都执行了这一法律,逐年进行解密工作。第三,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单位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开放后大量基层单位不复存在,无数个人的、单位的和其他民间史料流散出来,为微观史、个人史和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充裕的研究条件。第四,最近十年来,原本排斥当代史研究的历史学界的教师,特别是同学们,如今越来越多地开始涉足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了。尤其是在微观史和社会史方面,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队伍在形成中,并且已日渐积累起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一切都还只称得上是中国大陆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但这样起步的基础却是扎实的和充满了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