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ist Zou Sicong (邹思聪) on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and big data

Posted on

大数据和观念史

邹思聪

 

发布时间: 2014-08-07
作者: 邹思聪
For the website see here ff.
Originally from the author’s blog, see here.

 

今年初的时候读完了一本书,是金观涛与刘青峰合著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直想写一篇介绍,但拖到现在。

  我在大学时读过金观涛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后来又陆续认真读了金观涛与刘青峰夫妇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态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态结构》以及《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态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三部曲,受益良多。
  这三部曲写作的时间跨度应该长达20年以上,比如在第一部《兴盛与危机》中,金观涛对中国传统社会还称为“封建主义”,而在再版的时候,他在前言中也对此做出了解释,指出“封建主义”形容中国传统社会的错误。他们所独创的“超稳态结构”在具备强大的解释力的同时,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
  比如我查阅资料时,看到居然在台湾有这么一场批判会——那还是在1988年1月时,台北就举办过一场“导读并批判大陆思想家金观涛”所著《兴盛与危机》一书的研讨会,认为用“超稳态结构”来解释中国历史是“套框框”,当年8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儒家发展的问题及前景”研讨会上,金刘二人的“超稳态结构”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我以为读完这四本书,大概已经是金刘的全部著作了,直到在港大遇见了钱钢老师。钱钢老师运用香港慧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数据库的语象分析法令我记忆犹新,他当时对18大的判断令人印象深刻——筛选党话语体系的关键词,分别代表“深蓝、浅蓝、浅红、深红”的各类词语,来分析18大报告的底色,是真改革,还是假把式,甚至是否可能意味着倒退?
  而事实证明,钱老师对于18大的分析,事后看来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准确的。有幸进入港大读研以后,钱老师对我说,其实他的研究方法受金观涛夫妇影响很大。
  我当时自忖读过金氏的著作,却羞愧还不知道金刘二师又在用全新的方法研究观念史,且这一研究竟然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令人叹为观止。于是为了补课,我买来《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术语的形成》详细修读。
  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这项研究计划从1997年即已开始,他们在学术基金会的支持下,最开始建立了中国从1830年到1930年间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整个数据库约4000万字。之后,他们把整个数据库的内容继续扩大,这本书运用的数据库达到1亿2000万字。
  从金观涛一直以来的著作来看,他从来研究的都是整个体系,擅长的是宏大叙事,解释的是整体的历史——这更像是古典式的学术研究,当然更是危险的,正因如此,他遭到过许多批评。
  或许金氏伉俪也意识到这些批评的价值,在写完《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之后的十余年,第二卷都迟迟不能出来,我猜测原因就在于,如何对于“观念”、“思想”、“文化”这一类看不见摸不着的宏大叙事用有效的证据进行实证。其实,这本书里的许多关键性创见都仍然拥有极强的解释力,比如“常识理性”,“价值逆反”等等,但其中的解释确实可以看见一些学者所批评的“套框框”。
  金观涛和刘青峰转而跳入漫无边际的电脑数据库,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去完成一项古典式的学者使命。可以说,他们是非常艰辛地去搜集那些语言和词汇的蛛丝马迹。这里也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语言”和“词汇”的研究可以看出观念的变迁,进而观测历史的进程?
  这或许是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或者力量,语言和词汇参与了社会的建构,指涉不同的符号与形象。而在政治话语和行动中,语言则更凸显身后的观念和思想。
  金观涛的灵感来源于西方对概念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他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1958年,Raymond Williams通过对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等关键词在1780到1950年这170年间含义的变化,来分析英国现代文化的变迁。而1973年,Steven Lukes则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专题,讨论这个词为何在19世纪出现,在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的不同含义,由此来解释现代性的核心概念——个人和个人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他的另一学术灵感则来自于计量史学的兴起,通过核心关键词在历史文献中的统计数据,从而跳出传统史学研究被诟病的框架——研究观念起源往往囿于思辨而无法实证。而计量史学遭遇的是方法论难题,选取哪些文献才算准确?多少总量才足够大?
  这也是钱钢老师曾教授的————
  “有关大数据的基本观点,第一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第二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第三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人脑没办法解决这样的“大数据”,能够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电脑。于是,金氏伉俪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作,建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期刊数据库。最初他们选取了《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每周评论》、《建设》、《努力周报》、《向导》、《解放与改造》、《醒狮周报》、《甲寅》、《现代评论》、《星期评论》等12各最重要的期刊作为研究对象,金观涛认为,这些不同类别的刊物,“基本可以涵盖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同思想流派和各种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见”,之后他们的团队还经历过由于数据库过大,原有的软件框架无法支持流畅运行,以至于重新编写整个系统。最后终于建立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数据库(1830-1911)》和《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数据库(1914-1930)》,到本书出版时,整个数据库从几千万字扩大到1亿2000万字。
  整部书的大致结论是———
  从1840年至1900年,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西方现代思想选择性吸收时期;
 
  从1901年到1915年,是儒家思想退到家族私领域,而在公共领域全面学习西方的极端;
 
  从1915年到1924年,则是在学习西方现代观念的重大障碍和失败,造成了对民主、权利、社会等观念的全面重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构),由此形成了中国当代思想。
  这个三段论论述颠覆了传统史学的三段论观点——传统史学所认为的,是中国从器物学习(洋务运动),到制度学习(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再到文化学习(新文化运动)。
  事实上,早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里,金观涛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但直到《观念史研究》,他才用数据证实了这个结论。
  由于观念的变化,同样的词汇背后所代表的意思也是完全不同的。光是“民主”一词,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意思,最传统的意思竟然和现代意义的民主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意为“民之主”,即皇帝的意思。这种用法在1864到1911年间,还常有出现。其次才是与君主制对立的“民做主”,第三种则是前两种意义的混合,“民主”仍然是“人民的君主”之意,但仅用来指代西方国家的最高元首,因为它们是由选举产生的。
  从统计来看,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民主的意思才完全转化为“民主制度”的含义。为什么“民主”一词在19世纪末期很难完全转化为“民做主”的代称,金观涛给予分析——
  因为包含大众参与意义的民主,在19世纪末期很难与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相契合,《时务报》的汪康年在1890年主张建立“君民共主之国”,大讲兴民权,其中的“民”,也是指代地方绅士。因此,金观涛把这概括为“儒学式公共空间”。而当时包含有“民主制度”含义的词汇,金观涛和刘青峰在梳理之后,发现是“共和”一词。而即便是“民主”一词,也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才开始普遍使用,而民主的含义则不再是代议制民主,而是法俄式平民民主。
  共和与民主的整体使用频率
  同样,表达同样的意思,很可能用不同的词汇。同时表达民主概念的,最早是“共和”,后来则有“民主”,“民治”,“德谟克拉西”,“共和”一词,最早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出于对清末“君主立宪”的不满而表达的政治主张,数据库显示,从1915到1919年,“共和”一词的使用比“民主”、“民治”和“德谟克拉西”三词加起来使用的次数都高——共和反对君主独裁和皇帝世袭,但同时反对大众民主,它代表的是西方代议制。
  而民主的频繁使用开始时,则恰恰意味着中国共和道路的失败,亦即代议制民主之路的失败,1919年以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共和与民主的使用频率发生了逆转。一方面,中国走欧美代议制之路失败,另一方面,巴黎和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公待遇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强大的心灵冲击。至此以后,《新青年》杂志就开始全面布尔什维克化,民主一词也不再指代西方式的民主,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
 《新青年》中共和民主的使用频率
  而表达“权利”概念的,同样有多种说法。吴思先生就一直质疑,“权利”一词并不能很好的表达“rights”的概念,因为rights里,始终有一层“正确”的意思,而“权利”二字,古作权衡利害的含义,无论如何都无法包含“正确”的意思,因此他主张用“权分”一词来概括,“分内之事”则有理所应当之意。而金观涛则发现,在同一时期,表达rights的,有“权利”,也有“利权”,而严复则主张用“民直”来指代rights。
  金观涛发现,最早使用“权利”来翻译rights的是《万国公法》,该书1836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公认的国际法专著。该书中文版由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翻译,清政府总理衙门派人润色,而清政府依据该译本的国际法条例,有效的处理了发生在中国领海上普鲁士与丹麦商船的纠纷,被证明十分有用。这本书后来传入日本,日本也采用了“权”和“权利”来翻译rights的用法,金观涛判定不同于其他诸多词汇,最早使用“权利”来指代rights的应该是中国,而非日本。他还通过词汇的来源和用法看到,由于“权利”一词,在中国最早就用于国家层面,而基本没有“个人权利”的含义,“中国政府士大夫是出于对国际法的需要而引进西方rights观念,故一开始权利的意义并没有与个人主体性相关联,是对西方观念的选择性吸收。”
  金观涛的书中还研究了“社会”一词是如何取代“群”一词的。众所周知,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群即为他人与社会的代指。“群”一词,从1830到1902年,一直被广泛使用,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社会”一词才开始兴起。
  金观涛发现,社会一词出现频率的第一次高峰,恰恰也是“个人”一词出现的高峰,这是1903年,正是这一年,society一词不再被翻译为“群”,而是“社会”。金观涛指出,这和西方观念史发生了契合,因为现代政治观念中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是同步形成的。
社会和群的使用频率
  individual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最初被作为“原子”使用,是指不可以从观念上进一步分割的意思。society则指代那些独立个人自愿或为达到某一目的自行组织起来的共同体,16世纪以后才被广泛使用。金观涛同样注意到,“社会”一词也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不再具备个人自愿形成公共空间的含义,也就是说在1920年代以后,“社会”一词失去了“个人自愿形成的组织或者系会”的含义。这和民主含义的转变在同一时间段发生。
  这也恰恰应证了金观涛“三段论”的第三个时间段——对西方观念的全盘重构。金观涛一针见血的指出传统史学观所谓“一器物——再制度——三文化”的学习过程,因为这种解释,是对历史的选择性忽略,它无法解释第二阶段为何中国会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且接受诸多西方价值,并不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也同样不能解释,在第三阶段,中国主流思想为什么会全盘拒绝西方自由主义,何来从文化上学习西方?
  这本书视野开阔,史料非常丰富,只能简单推介到此。这本书似乎不仅仅是历史的,而且非常的具有现实意义,其研究方法对中国研究的开创性,似乎再怎么估计都不算过分。最重要的,金氏用毕生艰难的梳爬,似乎逐渐厘清了困扰中国人百年的现代性噩梦,这是几代人的问题意识,但愿意用一生去寻找答案的有识之士,这泱泱大国似乎也没有几个。
  (本文图表均来源于金氏著作)
来源: 邹思聪的新闻笔记 | 来源日期:2014-08-07 | 责任编辑:张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