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Peng Minghui (彭明辉)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historiography after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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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方法论与历史解释

彭明辉

发布日期: 2014-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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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一、引论

 

1945-2000年台湾地区的历史学研究,主要内容为何,关注点为何,是许多历史学工作者关心的课题。有关台湾地区史学研究取向的讨论,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史学理论、方法与方法论的讨论兴趣较为浓厚[1];另一种是以较宏观角度对台湾史学进行整体性讨论[2]。

 

台湾史学主要受到四方面的影响:(一)日治时期台湾的历史研究,(二)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三)欧美/西方史学的输入,(四)台湾史学工作者的自觉。

 

李东华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指出,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渊源有二:(一)日治时期台湾的历史研究,(二)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3]。

 

杜正胜教授〈中国史在台湾研究的未来〉一文,将台湾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分为四代:一、第一代学者:1945年以后来台的史学工作者,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史料学派为基础;二、第二代学者:1960-1970年代的史学工作者自国外带回许多新的观念,最突出的是援引社会科学方法到历史学领域;三、第三代学者:1970年代以后到1980年代之间,在介绍外国理论时较不生吞活剥,显示台湾史学界对1960-1970年代迷信方法论的反省;四、第四代学者:1990年代,台湾历史界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台湾史研究蔚为风尚,本土意识确立,台湾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重新画分界线[4]。

 

杜正胜教授另一篇回顾台湾史学动向的论文〈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原系2002年5月在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系“川流讲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 的演讲[5],杜正胜教授将台湾史学分为5个截点加以分析:(一)台湾史学的起点──1950年;(二)史学以真为本务──傅斯年与史语所,(三)史学反映时代精神──沈刚伯,(四)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史学──许倬云和《食货》,(五)物质、社会与文化有机连系的「新史学」;杜正胜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台湾50年来的史学变革,有其内在理路亦与外缘的政治社会情势密切关连;台湾史学的第一代学者于第二次大战后来自中国,傅斯年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沈刚伯认为史学研究不应与社会脱节,1970-1980年代引进社会科学方法,昌盛社会经济史的研究;1980年代以后,台湾史学界出现新的趋势,形成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史;1990年青壮代史学工作者创办《新史学》,尝试推动新领域、新课题的史学研究,此为台湾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而1990年代台湾地区完成民主化,对史学发展造成的冲激远较过去任何史学思潮或方法更深刻,50年来台湾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史学教育与研究不得不重新检讨,而台湾史学何处去?台湾史家当如何安身立命?在历史学社群内部的意见变得相当分歧,甚至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处在转变的关键时刻,杜正胜教授认为下一波的新史学运动将不再是史家技艺的探索,而是史家心态的解放,如何突破长久以来以中国史为主体的习惯与束缚,重新建构世界性的历史视野,为长年永续的实证研究开辟一条新路[6]。

 

林满红教授〈当代台湾的史学与社会〉指出,当前台湾历史学界的几个现象:(一)以中国为思考范围,无法突破旧有的框架;(二)研究着重古史,近代史研究又不讲求历史解释;(三)忽略现在与过去对话及史学整体性的方法论问题;(四)史学研究与社会的脱节[7];林满红教授并提出四项建议:(一)促请立法院赶快通过档案法;(二)建立公报、报纸等数据光盘,鼓励全民写史;(三)调整与史学相关的奖评、升等、聘任办法;(四)加强当代台湾历史的研究实习。林满红教授的论文大体指出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一般现象,其中以中国史为思考范围,无法突破旧有的框架,尤指出问题关键所在;加强当代台湾历史的研究实习部分,在1990年代以后已有明显改善;其余所论大抵勾勒出台湾史学研究的一般现象及弊端所在。

 

宋晞教授论析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将台湾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放在同一范畴中讨论,,而以史料的发崛和各领域史学研究论著为论述主轴[8]。

 

2002年7月7日中国历史学会第38届年会举行“近年史学新趋势座谈会”,引言人分别是刘翠溶教授(台湾史)、李东华教授(中国史)、王琪教授(西洋史),对台湾地区1980年代以后的历史学研究做了综合性的讨论。刘翠溶教授将台湾地区历史研究所的台湾史博、硕士论文分为所别比较和专史比较,对了解台湾史研究的动向具有指标性的意义[9];李东华教授的引言延续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论点[10],并补强1980年代以后的相关发展,说明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对垒的最新趋势,以及后现代史学对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冲激[11]。

 

2002年王晴佳教授出版《台湾史学五十年》,从外部分析1945年以后台湾地区历史学的发展[12]。王晴佳教授将台湾史学分为三期讨论:(一)1950-1960年代中期:为台湾史学的初创时期,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1.史料学派;2.冷战的政治环境。(二)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主要受社会科学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三)1987以后:政治的禁令解除,加上史学研究禁区的开放,台湾史学进入蓬勃发展期[13]。

 

从李东华、杜正胜、宋晞、王琪、刘翠溶教授的论析,约略可以看出台湾史学的一般概况,影响台湾史学研究的四个面向:(一)日治时期台湾的历史研究,(二)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三)欧美/西方史学的输入,(四)台湾史学工作者的自觉,亦昭然若揭。在这些面向中,我们看到受外来影响的轨迹,亦有台湾史学工作者内省的自觉;外来的影响包括日本史学、现代中国史学与欧美史学;内省的自觉则包括对方法与方法论的反省(日本史学、现代中国史学与欧美史学的本土化),研究范畴的转变(如1990年代台湾史研究的兴起)。上述论著对台湾史学在史学理论、方法与方法论、历史解释的检讨上,勾勒出一幅鸟瞰式的图象,对了解台湾史学提供了基本的趋势导引。

 

此外,彭明辉教授的系列量化分析指出,台湾地区的史学研究,中国史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台湾地区历史学期刊论文与博、硕士论文的量化比较(1945-2000)〉,选取《大陆杂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史学集刊》、《史学评论》、《思与言》、《幼狮学志》、《食货月刊》、《新史学》等8种期刊为分析对象,并以1945-2000年间的历史研究所博、硕士论文为参照客体,分析两者的内容取向及关注课题。在搜集到的2,008篇博、硕士论文,中国史占73.0%,台湾史15.9%,世界史11.1%;8种期刊搜集到的论文计5,683篇,中国史占87.3%,台湾史4.9%,世界史7.9%,略可看出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重心之所在[14]。在另一篇分析历史学报的论文,搜集到的20种历史学报论文计2,378篇,中国史占80.6%,台湾史占7.9%,世界史占11.3%;亦可说明台湾史学的研究重心是中国史[15]。

 

整体而言,台湾史学在理论与方法论上,颇受外来学说之影响,惟在研究课题上,主要集中于中国史。台湾史研究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地区解除戒严,才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

 

二、反思与前瞻

 

搜录于本书第1卷“反思与前瞻”中的6篇论文,大体环绕近、现代中国史学与台湾史学立说,整体回顾与检讨了1945年以后台湾史学的诸种面貌。

 

余英时教授〈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首揭现代中国史料与史观学派分体抗礼之说,余英时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一是史料学派,系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观学派,乃以系统观点通识中国史全程为主要任务。余英时认为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发展,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因此他希望现阶段的史学工作者能够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方面用严格的实证方法建立史实,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现代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和时代的眼光,来疏通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关系,以解决“证而不疏”和“疏而不证”的问题[16]。此文原系《史学评论》的〈代发刊辞〉,刊出后引起甚多回响,两岸学者探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论赞成或反对,大抵均在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黄进兴教授〈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说明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来,垂一世纪间“新史学”的诸种面貌。黄进兴教授指出,梁启超一面将史学从经学的附庸独立出来,却又迎向社会科学的附庸,使得“新史学”扶得东来又西倒;而同时代的学者,胡适与傅斯年强调史料的重要性,终落得“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结论;何炳松在引介美国哥伦比亚新史学派鲁滨逊的《新史学》时,又不免以社会科学为史学开药方。黄进兴教授指出,中国第一代的新史家在引介其他学科进入史学的过程中,渐次暴露史学无法自主的弱点。自此中国史学始洞门大开,外敌(案指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得以长驱直入,扰攘永无宁日。而第一代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便如清兵入关,不可收拾。自此现代中国“新史学”便栖栖遑遑,无所安顿;从1920年代社会科学的引进,到历史唯物论(大陆)、行为科学(台湾)的盛行,居中除了夹杂美、苏文化霸权的驱策,都只能看作是时尚的差异。因此,黄进兴教授呼吁,今日的史学研究,必须重新省视中国历史素材,从中创发量材适身的研究途径,以求真正提升中国历史的理解,建立别具特色的史学。

 

陈弱水教授〈传统中国史研究与台湾史的未来〉一文,讨论台湾史学的四个问题:(一)传统中国史研究在台湾的人文学术中应有怎样的地位;(二)台湾的中国史研究可以实行何种战略?(三)台湾的中国史研究应如何扬长避短;(四)如何运用相关的研究资源?陈弱水教授指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史研究,台湾的中国史研究乃属边缘地区,故应有良好的研究策略;虽然今日之台湾应努力建构台湾史的研究,开拓世界史的研究,但中国史仍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台湾研究中国史,最有潜力的方向是“现象解释”。陈弱水教授认为,“现象解释”以实证的研究为基础,抉发出有助于了解重大历史问题的现象,进而描述此现象,说明其与重大历史问题的关,亦即一种涵盖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研究。

 

林正珍教授〈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一文,全面回顾和检讨了1950-2000年间台湾史学有关史学理论的引介,并对台湾史学过度向现代化、科学化倾斜的现象有所评骘,认为在科学化风潮之下,使得文学或艺术想象与史学产生距离。

 

王泛森教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从新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冲激,讨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一)对私密性史料的重视与利用,强调地方性思文化材料的重要性;(二)探讨方法论的问题,厘清“事件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对希洛克(Marc Bloch)研究古代历史要像“倒着放电影”的论述提出修订,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在方法论上应该是“顺着放电影”;(三)提出中国近代传播网络的形成与思想文化的关系,如保守派人物研究、地方上小读书人的角色与功能的研究。但王泛森教授最后仍强调,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对重要文献缜密而深刻的阅读。

 

王明珂教授〈民族史的边缘研究:一个史学与人类学的中介点〉,提出有异于溯源研究的边缘研究。民族史的溯源研究,系指着重于构成一个社会体系的“内涵”,溯源方法主要以寻找“内涵”的“相似性”为主的模拟法。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则是边缘的、不规则的、变化的族群现象。王明珂教授指出,人群定义“同我”是以将“非我”排除在人群边缘外来达成,并以共同的称号与共同的起源来设定族群边界,而族群认同的改变,也是以族群边界的变迁来完成。因此,民族的溯源研究,必须先假设民族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血统、语言、文化的人群,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或曾经存在的“民族”。而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则认为脱离主观认同,没有所谓客观存在的民族。这种边缘研究的思维架构,在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之外,另辟蹊径,开拓出民族史研究的新天地。

 

搜录于本书第1卷“反思与前瞻”中的6篇论文,大体勾勒出1945年以后台湾史学的诸种样貌,显示外来冲激与内省自觉对台湾史学所造成的影响,殊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亦由此呈显台湾史学多样化的现象。

 

三、方法与方法论

 

学者们反思台湾史学的形成,大抵同意战后初期的第一代史学工作者,受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极为深远。故自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以来,方法与方法论就成为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念兹在兹的事;而以傅斯年1928年创办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基地的史料学派,1960年代与1970年代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联姻,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后台湾史研究的兴起,1990年代以后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出现,是台湾史学方法与方法论意识高张的关键年代。

 

黄进兴教授〈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对近、现代中国史学强调“方法”与“方法论”,有鞭辟入里的论析;黄进兴教授指出,近代中国史学对“方法”的提倡,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为荜路蓝缕之作[17]。稍后的胡适,更是提倡“科学方法”的燃灯人,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但他的整理国故和科学方法其实很有科学主义的意味[18]。在科学主义的涵盖之下,“科学方法”几近无所不能;历史研究显然属于“国故”的一部分,同样应该讲求“方法”,尤其是“科学的方法”。

 

而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流传入大陆,一些左派史家开始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以唯物辨证法处理历史问题,从不同的方向助长此一“强调方法优先性”的史学意识。就台湾史学而言,1960年代末期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的介绍及输入,不仅加强此一意识,而且添入新血。196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的“分析历史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被引入台湾,杜维运教授的《史学方法论》就采纳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许冠三教授的《史学与史学方法》(1963)也把这些影响表现得十分明显[19]。李东华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指出,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学,约略可以1960年代画分为两个时期,1960年代以前为大陆史料学派延续时期,1960年代以后,史料学派的地位开始动摇,进入解释史学时代[20]。黄俊杰教授在〈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中,曾就刊载有关史学方法论最多的两分杂志──《食货》月刊和《思与言》杂志,做了统计与分析[21]。黄俊杰教授认为1970-1980年代是台湾地区注重史学方法论的年代,其中量化史学、心理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结合[22],对史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从学者们的论述,略可了解1960-1970年代,是台湾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年代。

 

搜录于本书第2卷“方法与方法论”的10篇论文,各自代表了台湾史学界在不同时期对各种方法与方法论的提倡,可谓各出机杼。

 

1979年杜维运教授的《史学方法论》初版问世后,台湾地区的大学历史系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历久不衰,可以说是台湾地区有关史学方法与方法论的长青树。搜录于本书的《史学方法论.第一章绪论》,杜维运教授提出冶中西史学于一炉的呼吁,认为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两千余年,其史学方法有绝相殊异者,有遥相吻合者。其相吻合者适足互相发明,其相殊异者则能彼此切磋。杜维运教授认为,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兼容并蓄的胸襟,综合两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史学的中心工作。杜维运教授亦提出科学与艺术方法的相辅相成,个人集体的交互为用,以写出真善美的人类历史。

 

刘子健教授〈史学的方法、技术和危机〉一文,对1980年代以来风行于史学界的年鉴学派、量化史学和心理史学有所批评;对于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刘子健教授认为方法在先、问题在后的研究方式并非正道,应该是问题先于方法。在此文中,刘子健教授提出中层题目的观点,认为小题大作或大题小作均有其盲点,而做中层题目时,容易有小题目的副产品,累积起来亦可看出大方向。刘子健教授在文中仿照三字经的方式,拟订8种史学技术,分别是:(一)设分类;(二)钻小缝;(三)顾大势;(四)抓要点;(五)抢一角;(六)找边傍;(七)出冷门;(八)碰运气;(九)求概念。此外,刘子健教授在文中提出几项呼吁:(一)不要祇做窄题目,亦可以做宽的题目;(二)鼓励合作研究,加强同行切磋;(三)提高学术论著的质量,采取现代式的写法,面向大众,走向社会。

 

蔡彦仁教授〈中国宗教研究──定义、范畴与方法学刍议〉,借用外国学者研究宗教的传统,用以检验中国宗教研究未受重视的诸种原因,提议今日应重新审视宗教研究,以建立一独立的宗教学科。文中对于普遍宗教性的确认、取材对象与研究方法,亦多所著墨。蔡彦仁教授建议以“主题类型”为运作假设,以掌握与厘清中国宗教现象;同时亦反省这些得自中国以外的宗教传统,是否适用于中国宗教研究尚待验证;但这类理论与方法学的提出,当有助于吾人重新检视传统学者对宗教研究的看法;并且认为中国历史蕴含丰富的宗教素材,亟待吾人的整理、爬梳与解释。

 

杜正胜教授〈历史研究的课题与方法——特就宗教史的研究论〉,探讨宗教史研究的三种模式:(一)教派史的研究,只以教派中的人为对象,由人与人的连系组成渊源流长的教派史,以教派的发展演变为课题;(二)政治与文化意义的宗教史研究,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讨政治、文化与宗教的关连性;(三)功能的宗教史,不涉及宗教行为起源论,不措意于宗教及其思想之影响变迁,也不追求宗教仪式的象征意义,只着重研究宗教对社会发生的功能,及宗教行为在人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杜正胜教授认为三种研究方式均各有所偏,而反思宗教史研究的诸种面向,在文中提出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历史研究,以及如何应用的问题;杜正胜教授指出,历史研究的对象、课题和方法是互为变量的,史家尽可吸收新兴社会科学的概念,但历史研究自有其特殊意义的课题,也有其独特的方法,非其他社会科学所得取代。

 

张玉法教授在〈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上的应用〉一文,介绍自18世纪以来心理史学的发展,从维可(Viambattista Vico, 1668-1774)、赫德(J. G. Von Herder, 1744-1803)、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Anna Freud, Erik H. Erikson, Heinz Hartmann, Harold D. Lasswell 到Hean-Paul Sartre等人的心理史学方法与著作。对心理史学的成果,包括个人心理分析的传记研究和集体心理史学的研究著作,均加以爬梳,对心理史学的发展与著作成果做了整体鸟瞰式的整理。张玉法教授认为,就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来看,心理史学已确然可以成立,史学工作者宜多留心相关研究的发展,以开拓史学研究的更多面向。

 

古伟瀛教授〈历史量化的反思〉,说明在台湾从事史学量化研究的困难与限制有二:(一)史学工作者的量化训练不足,量化统计技术全靠自行摸索;(二)史料搜求耗去史学工作者的主要时间,不可能有余力对量化技术做持续性的深入探讨。但随着个人计算机的进步与普及,历史量化的未来展望可朝下列三个方向努力:(一)史料搜集;(二)史料批判;(三)分析史料。古伟瀛教授认为历史量化至少给史学工作者一种新的向度(dimension)及可能的选择(alternative),让史学工作者在从事研究时,随时都思考有无可以量化的地方,将可使史料搜集更为敏锐,在分析上更为细密,论证更为扎实。而未来的史学著作应质(qualitative)量(quantitative)兼备,既有个案分析,亦有量化统计结果,叙述(narrative)与分析(analysis)并重,因此,叙述史学和量化历史应是互相补充,合则双美的共生状态。

 

刘翠溶教授〈近二十几年来欧美历史人口学之发展──兼论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学〉,对历史人口学(Historical demography)和人口史(Demographic History)的分野有所说明:人口史系指以过去人口之消长为指标来解释相关的历史现象,历史人口学则是运用现代人口学方法来研究历史人口。刘翠溶教授在文中介绍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人口学发展,并揭示可运用其方法于中国历史人口学的研究。而家谱、族谱、正史与地方志,包括传记与碑铭文字,均为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可用材料。刘翠溶教授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学有待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并需要计算机专家的协助。

 

彭明辉教授的〈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藉用复音音乐与文学的众声喧哗理论,分析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说明五四时期所引介的各种西方思想、主义、方法与方法论,并非有系统、有组织、有秩序的状态,甚至有点随机取样的意味,局部的、零散的各类学说同时出现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学术界。这是为何五四时期出现的各种论题,在后五四时代继续燃烧的重要因素。台湾历史学界强调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可说是由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一路发展下来的。类似的情形亦出现在大陆史学界,1949年以后大陆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进行的各种运动,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以论代史”,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声,史学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可谓历久不衰,甚至每当面临新思潮或新运动出现时,方法与方法论就重新下锅,再度炒热。而史学方法与方法论意识的幽灵,80年来不断地在台湾与大陆史学界重现,乃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影响最深远者。

 

李东华教授在〈中华民国历史学博士论文内容及方法之评析〉中,分析1971-1983年间39篇历史学博士论文的师承、断代分布、专史领域与方法,说明39篇历史学博士论文除1篇为韩国史外,其余38篇均为中国史;其中以宋史为题的最多,占10篇;其次为近现代史,占9篇;在专史分布上,政治军事史占12篇,比例最高;其次为经济史6篇,社会史4篇,说明社会经济史有逐渐风行之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台大历史研究所早年的博士论文相约研究史学史,分别为:阮芝生研究司马迁、逯耀东研究魏晋史学、张元研究宋代史学,加上后期陈锦忠研究先秦史学,这项对中国史学史的集体研究,是台大博士论文的最大特色。李东华教授指出,从历史学博士论文的内容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解释史学取代了史料学派;(二)论文取材的史料范围明显扩大。在研究方法上,虽然未见大量使社会科学方法,但因解释史学观念的确立,历史学博士论文采择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是必然的趋势。

 

黄俊杰教授在〈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950-1980)〉一文,将台湾历史学界对史学方法论的观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70,第二阶段为1970-1980;黄俊杰教授认为第一阶段主要是继承近代中国的史料学派,第二阶段则是社会科学(特别是欧美以实证主义为中心的行为科学)对台湾史学的影响;黄俊杰教授在文中亦提及部分学者(如钱穆、杜维运、余英时、汪荣祖、王尔敏教授等)对传统史学思想中有关“史识”的强调,说明历史学工作者无法避免“意义”的问题及其先导性。

 

搜录于本书第2卷“方法与方法论”的10篇论文,略可说明台湾史学强调方法的优先性,不论1960-1970年代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尝试,1990年代以后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出现,均代表台湾史学强调方法与方法论的方兴未艾,亦显现出台湾史学强调“方法优先性”的史学意识。

 

四、历史解释

 

相较于对方法与方法论的热中,台湾史学的历史解释似乎较为沈寂,这一方面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亦为现代学术强调窄而深的研究取向所致;搜录于本书第3篇〈历史解释〉的7篇论文,其中有4篇系由演讲稿改写而成[23],略可说明对历史提出整体解释,并非台湾史学的一般研究模式。

 

沈刚伯教授〈史学与世变〉原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演讲,其后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分[24],沈刚伯教授于文中指出,史学与时代有密切关连,史学产生后,物质环境仍是日新月异,史学也就跟着不断地变。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时代安定不太变动,史学反而比较沈寂。主要是因为人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每一个时代必然出现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书。而变动时代的种种观念就形成了新史书的重点;沈刚伯教授认为,用新的材料,配合新的重心和观念,用新的方法编成的史书,一定有新的体裁,而用这些新材料、新观念、新方法、新体例所构成的新史学,往往因时代的进步而又成为不合时宜的旧史学,须得再变。沈刚伯教授在〈史学与世变〉中认为,史学工作者宜对时代、社会有所关怀,因而呼吁世变与史学的关连性。

 

许倬云教授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中认为,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历史,因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其中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脉络,交织成一个复杂的文化体系。因此处理中国的历史,应该与处理整个西欧史或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属于同一层次,而不同于某一个国家的国别史。许倬云教授用时空坐标的概念,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种种面向,而以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四个面向为讨论对象,揭示中国历史在空间转移与时间序列的进程上,经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诸种风貌。

 

姚从吾教授在〈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指陈中华文化的两大兴盛时期:秦汉为汉族儒教大同文化第一次兴盛时期,隋唐为儒教大同文化第二次兴盛时期。而国史悠久绵延的原因,乃归功于儒教大同文化的维繋。姚从吾教授在文中提出中华民族发展的五大酝酿与四大混合:(一)有先秦的长期酝酿,而后有秦汉时代第一次的大混合;(二)有魏晋五胡十六国的酝酿同化,与南北朝的分途发展,而后有隋唐的第二次大混合;(三)有五代的酝酿与两宋辽金的分途发展,而后有大元帝国的第三次大混合;(四)有明朝与蒙古的对峙与休息,而后有大清帝国的第四次大混合;(五)1842年以降的长期苦难,是另一个新的酝酿期,酝酿着另一个伟大时代的出现。而维系中原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保障则是长城、黄河与长江。

 

李济教授〈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说明重建中国上古史必须将考古数据与文献合而观之,缺一而不可;李济教授指出,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材料包括:(一)与人类原始相关的资料;(二)与研究东亚地形相关的科学资料;(三)人类的文化遗迹;(四)体质人类学;(五)狭义的考古数据,即过去古器物学家一般所承认的考古数据;(六)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七)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录。而研究中国上古史首先要问的两个问题是:(一)构成中国民族的人种问题;(二)中国文化的开始。李济教授呼吁研究中国上古史应充分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但亦须注意科学研究的成果并非相等。而在写作上古史时必须一面运用科学考古的成果,另一面仍须运用丰富的文学想象,来填补科学研究成果之外的空白部分。

 

逯耀东教授〈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指出,两汉时代史学翼附于经学之下,不是独立的科目。因此刘歆《七略》没有史部这个门类,班固以《七略》为蓝图编撰《汉书.艺文志》,将史部的书籍骥附于〈六艺略〉的春秋家,有些则杂入子部诸家之中。逯耀东教授认为,《汉书.艺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学著作篇帙的多寡无关,而是因为当时史的独立概念还没有形成,经史没有分立,史学祇是依附于经学下的一个旁枝而己。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将史部标出,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科目。而《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形成,完全建筑在魏晋史学发展的基础上。

 

傅乐成教授〈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讨论的非止于唐代和宋代,并往上追溯到魏晋南北朝,说明魏晋南北朝在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三方面,对唐代文化造成直接的影响。傅乐成教授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只是始开风气,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北宋时各派思想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形成民族文化的理学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陶晋生教授〈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一篇以巨视眼光探讨边疆民族与中国历史关系的论文,包括边疆民族入主中国的频繁及其原因、边疆民族和汉民族相处的三种模式、边疆民族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对于西欧和中国不同的影响等。陶晋生教授归纳边疆民族和汉民族相处三种模式:(一)维持和平关系,以南方边疆民族为代表;(二)渗透王朝,以五胡乱华时期的华北野蛮王朝代表;(三)征服王朝,以辽金元清为代表。而边疆民族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物产、文学、艺术、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陶晋生教授的论述主要是整理中外学者的研究,具有整体性和通论性的意义。

 

汪荣祖教授〈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是其专书《史学九章》中的一篇[25];将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理解与误解做了贴切中肯的论述,此文环绕于三个主题进行论辨:(一)对褒贬史学的认识与误解;(二)对史官制度的认识与误解;(三)对中国传统史书的认识与误解。汪荣祖教授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以现代眼光观之固有不少缺点,西方史家正是以现代西方史学的标准来批判中国的旧史学,加上对中国传统史学认识的浅显,很容易做出未经细究的综述和结论。西方史家认为中国史学受到儒教的深切影响,将重点放到褒贬上,沦为道德工具,而历代中央政权雇用史官,为政治目的服务,又沦为政治工具,以致于没有独立的史学意识,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滞在编排与剪贴的层次。汪荣祖教授此文即针对西方史家的片面认知有所商榷,同时亦指陈现代中国史家似未称职,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够深入与全面,此为现代中国史家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搜录于本书第3卷〈历史解释〉的7篇论文,大抵呈现台湾史学对历史解释的关注。这方面的论文以较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史进行解释,但除少数篇章属窄而深的研究,大部分均为综合整理式的论文,相较而言,并非台湾史学研究的重心。

 

五、小结

 

搜录于本书的23篇论文,略可呈现台湾史学界对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的关注;第1卷“反思与前瞻”中的6篇论文,回顾与检讨了1945年以后台湾史学的诸种面貌。第2卷“方法与方法论”的10篇论文,略可说明台湾史学强调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第3卷〈历史解释〉的7篇论文,大抵呈现台湾史学对历史解释的关注。当我们省视1945年以后台湾史学有关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的相关论著,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显然高于历史解释,显现出台湾史学向窄而深的现代学术研究靠拢之取向,因而有愈来愈多的史学著作以深入专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加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使台湾史学有愈来愈专业化的趋势,这种研究取向一直到1990年代方始改变,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开始提倡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研究,试图在窄而深的专题研究之外,走出一条新的史学之路。

 

回顾、反思与前瞻,台湾史学在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的范域,呈现出倚轻倚重的面貌,未来的发展犹自在时间之流里继续前行。

 

附记:

 

本文是为:邢义田、黄宽重、邓小楠总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分册所写的〈导论〉。

 

[1] 如黄俊杰、李东华、林正珍教授等人的研究,相关著作如: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上,《汉学研究通讯》,2.2(台北,1983.04): 69-76;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下,《汉学研究通讯》,2.3(台北,1983.07): 135- 145;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950-1980)〉,收入:黄俊杰,《战后台湾的教育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29-99;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1(台北,1984.10): 36-43;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汉学研究通讯》,20.4(台北,2001.11): 6-17。

 

[2] 如杜正胜、林满红、宋晞、王晴佳教授等人的研究,相关著作如:杜正胜,〈中国史在台湾研究的未来〉,《历史月刊》,92(台北,1995. 09): 79- 85;林满红,〈当代台湾的史学与社会〉,《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台北:麦田出版,2002),169-176;宋晞,〈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民国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国历史学会年会上讲〉,《国史馆馆刊》,复刊21(台北,1996:12): 1-26;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1949-1999年〉,《台湾大学历史学报》,24(台北,1999): 329-374。

 

[3] 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1: 37- 38。

 

[4] 杜正胜,〈中国史在台湾研究的未来〉,《历史月刊》,92: 80;李东华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认为「台湾史的研究始终有良好的发展」,与杜正胜教授的说法略异;参见: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1: 40。

 

[5]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11.3(台北,2002.09): 21-42。

 

[6]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11.3: 21;有关打破长久以来以中国史为主体的习惯与束缚,建构世界性的历史视野,林满红教授亦有深刻的观察,参阅:林满红,〈以世界框架写中国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177-202。

 

[7] 林满红,〈当代台湾的史学与社会〉,《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144-168。

 

[8] 宋晞,〈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民国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国历史学会年会上讲〉,《国史馆馆刊》,复刊21: 1-26。

 

[9] 刘翠溶,〈台湾史部分引言〉,《中国历史学会会讯》,70&71(台北,2002.11.30): 20-22。

 

[10] 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1: 36-43。

 

[11] 李东华,〈二十年来台湾中国史研究趋势之我见〉,《中国历史学会会讯》,70&71(台北,2002.11.30): 22-24。

 

[12] 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台北:麦田出版,2002)。

 

[13] 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xiv-xvii。

 

[14] 彭明辉,〈台湾地区历史研究所博硕士论文取向:一个计量史学的分析(1945-2000)〉,《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台北:麦田出版,2002),151-206;彭明辉,〈从历史学期刊论文分析台湾史学研究动向(1945-2000)〉,《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台北,2001.05): 335-364; 彭明辉,〈台湾地区历史学期刊论文与博硕士论文的量化比较(1945-2000)〉,《汉学研究通讯》,21.2=82(台北,2002.05): 1-16。

 

[15] 彭明辉,〈台湾地区历史学报的量化分析(1945-2000)〉,上,《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1(台北,2004.05): 193-234。

 

[16]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此文原系《史学评论》的代发刊辞〉,收入: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1-29;此处所引在2, 4, 27。

 

[17] 黄进兴,〈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收入:康乐,黄进兴(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21- 42;所引在25。

 

[18] 郭颖颐(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91-92.

 

[19] 黄进兴,〈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收入:康乐,黄进兴(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25。

 

[20] 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国论坛》,21. 11: 36- 42;李东华教授进一步说明以1960年代为分期的原因有三:(1)从史学理论及方法论而言,1963年2月15日创刊的《思与言》是对史料学派最早提出批评的刊物;(2)就史学研究工作者而言,1960年代是内地来台老一辈教授逐渐退隐、凋谢的时代,也是第二代学者大量崛起的时代;(3)就历史研究与教学而言,1960年代是历史研究、教学单位数量上大量增加的时代。(页40)

 

[21] 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上,《汉学研究通讯》,2.2: 69-76;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下,2.3: 135- 145。

 

[22] 黄俊杰,〈近十年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及其新动向(民国六十年至民国七十年)〉,上,《汉学研究通讯》,2.2: 70-73。

 

[23] 包括:沈刚伯,〈史学与世变〉;姚从吾,〈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陶晋生,〈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均系由演讲稿改写而成。

 

[24] 沈刚伯,〈史学与世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1 (台北,1967. 10): 509-517。

 

[25] 汪荣祖,〈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史学九章》(台北:麦田出版,2002),135-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