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Xushu (张旭曙)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and social history

Posted on

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沟通与整合——略谈艾尔曼 “新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张旭曙

 

来源:清史所

作者:张旭曙

更新时间:2006-1-23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两本清学史论著《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1〕(以下简称《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2〕(以下简称《研究》)相继翻译出版,给研究方法比较单一、陈旧的国内思想史学界吹来—股清新之风,引起国内学者的浓厚兴趣。有盛赞者,也有置疑者。但无论如何,艾氏采用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对思想史、哲学史界长期盛行的观念史研究理路形成了难以回避的冲击。笔者认为,“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要比艾氏对学术史具体问题的辨析、洞见更有价值。当然方法不是一切 ,方法也是多元的、开放的,但艾氏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面透镜,一个重新审视思想史的视角,这对时下学界热衷讨论的“重写”文学史、思想史、美学史等等在思路上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新文化史”研究一方面针对费正清学派用社会经济史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过度地把思想史“化约”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简单反映的倾向;另一方面尤其针对近年来中国思想研究中流行的内在论、观念论取向,如余英时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里主张的“内在理路”说,尽管余氏并不全盘否定“外缘论”,即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动对学术思想造成影响的研究的合理性。观念论取向使得思想史成了浅显的哲学史,对此,不久前出版的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也深有同感。艾尔曼主张,应该使思想史的研究成为文化史的研究,用“新文化史”方法重构中国思想的历史图像。在—篇学术对话《谁的思想史》里,他又称之为“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3〕,也就是摈弃思想史和社会史割裂的传统做法,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他在《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里引用日本学者关于戴震研究的观点指出,“以理杀人”著名论断的提出与戴震家乡徽州商人的妻子所面对的复杂道德困境有关联。这个例子有力地表明,“思想史家若忽略了所处理的哲学问题的社会与政治脉络,会掌握不到他们所欲描述的事件、人物和观念的重要面向”〔4〕。因此,必须离开观念的自主性和内在完整性,深入考察观念在特殊历史脉络里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运作的整体复杂性。艾尔曼相信,“思想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旦结合起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将会是何等的丰满”〔5〕。他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的“重叠”称为“文化史”,上述两书就是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和诠释。

艾尔曼研究清代思想史的视点集中在长期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就《从理学到朴学》言,是延续17世纪的政治、学术变革,发展到登峰造极并对19乃至20世纪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乾嘉学派”(他称之为“江南学术共同体”);就《经学、政治和宗族》言,是中华帝国向新的政治话语过渡的关键性阶段儒家经典话语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联系,他要考察汉学与今文经学在以新的政治话语形式取代理学价值转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过,艾氏的慧识独具也非空无依傍,至少孔飞力(Philip Kuhn)认定的“早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力机构、儒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已开始崩溃瓦解”〔6〕是他认可的研究预设和前提。他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也就是说,要为还没有受到西方势力强烈冲击的l8世纪的学术思想寻找自身的内在逻辑。角度的更换使得许多已成定说的传统偏见顿时显得疑窦丛生,迫使思想史家重新深入思考。单靠思想史内在环节的演绎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考虑外在因素才能将历史链条重新连接起来,使对象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凸显出来。而文献学经验材料似乎也真的为艾氏的预设提供有力的佐证。于是,他选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考据学派和常州今文经学作为考察焦点。

艾尔曼论述了考据学派如何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出来。在《从理学到朴学》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3、4、5章里,艾尔曼用社会学方法探讨了考据学派变成主导学术话语的外在的社会经济因素:从对《皇清经解》作者的地理分布、出生年代、家庭背景、科举功名状况的统计,我们看到一个由商人后代和文人组成的新的社会群体;徐乾学、朱筠、毕沅、阮元的官方或半官方学术赞助对于学术职业化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从江南学术界和书院的描述可以看到师承讲授的方式对于学术走向学院化的影响;乾嘉时代江南出版业、藏书楼组成的发达的交流网络对重建学术传统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讨论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时,艾氏又谈到强化考证话语自我认同的札记体,有助于累积成果的“补证”、“辩证”形式的著作以及书札往来、学术发明权之争对考据学发展的推动。这样我们看到,理学道德话语经过明代心学向清代朴学实证性话语的转变(变革)是官方政策、民间社会、学术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而不仅仅是学术话语内部发生的思想突破或者清朝文化专制政策的直接后果。特定思想史现象的原生状态得以恢复,原先隐而不彰的历史脉络得到了连贯的显示。

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观试图从社会生活样式的现场重构描写历史演进轨迹肯定给了艾尔曼有益的启发,要“放宽历史的视界”,考虑到对象的整体复杂性和深度。他在考察清代今文经学兴起时一再强调,要以长时段政治斗争背景、要在长时段历史发展中重新考虑今文经学的再度崛起。通常认为,清代今文经学以晚清改革家康梁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为中心,早期的今文经学者魏源和龚自珍则是他们的先驱。通过研究艾尔曼发现,早在乾隆年代,大学士庄存与和乾隆的宠臣和王申之间的对立竟然是今文经学再度复兴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主张从“清代今文经学的线性历史叙事的固有偏见”中解放出来,以“开端代替终结”,即从“康梁”转向“庄刘”〔7〕;充分估量庄存与 、刘逢禄在18世纪今文经学勃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这还是反映出艾氏为19世纪西方的革命性冲击前的儒家政治文化寻找本土性与内在连续性因素的企图。从艾尔曼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庄存与转向非正统的春秋公羊学研究是想借助阐述经典的掩饰,间接表达对当时政治腐败与和王申专权的不满;庄氏和刘氏两家利用宗族结构和姻亲关系掌握着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成为常州今文经学兴起的社会基础;今文经学家阐述的社会、政治学说的基础则是考据学派掀起的对正统学术的批判运动,是汉学内部今古文之争的产物,今文经学家在对经典的阐发中隐含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常州庄存与恢复今文经学的缘由不只是学术或社会环境,它从一开始就隐含着政治寓意”〔8〕。这样,常州今文经学的兴起成了“经学、宗族与政治三向互动”产物,它兴起的独特的社会背景、思想的内在理路、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也得到清晰而令人信服的论述。

当然,后现代主义者根本否认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将史学化解为文学,艾尔曼并不赞成。同时他也反对“现代化叙事”(modernization narrative)“以今度古”的目的论特征和反历史偏见,即用适合于解释1860年以后中国历史现象的理论框架来套用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在他看来,展示历史图像是一种重新叙述史实的过程,既要顾及历史的真实性,也要确定以史实为基础的重新理解的框架,应该分别考察“动机”和“后果”,处理好事实叙述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像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模型解释1900年前中国宗族的发展,把庄子当成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者,把魏源描绘成辉格党式的自由主义者,等等,就是犯了过度阐释的错误。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艾氏小心翼翼地避免历史研究的主观性,他还是不得不运用一些精心选择的“模式”,如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和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话语理论研究清代学术共同体。因此艾氏毕竟是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异域文化特定历史阶段的转型过程。《从理学到朴学》一再把17世纪中国的实证学风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上述两本书对于考据学从明代的“业余”到清代的“专业”,由本来只是潜在性因素突显为现实性因素的过程,对于今文经学在中国思想近代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在社会机制,而对思想观念、命题本身的发生、演变过程的剖析显然不够,一些历史的细节、空白有待填补。难怪有的论者略带讥讽地认为,艾氏建构的只是“没有思想的思想史”。说到底,艾尔曼的探索也是思想史的“重构”(reforming),一种有效而非唯一的解释。在我看来,他希望从中国思想史的内在发展逻辑中寻找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原动力的企图是否真正达到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发现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刚刚出版的包弼德(Peter K.Bol)的《斯文:唐宋思想转型》融汇社会政治史和思想史文学史材料,独特地勾画出唐宋士人的价值观由文化向伦理转型的轨迹,以及艾尔曼对清代经学史和明清科举文化史的研究都表明,新的思想史建构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思想史的史学整合”任务艰巨,道路漫长。也许统一静止的思想史压根就不存在,思想史建构注定是一出永远没有谢幕的戏,因为思想史家、历史学家既作为观众又作为演员参与“戏”中。借用解释学术语,思想史建构是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他者、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相互运动的“视界融合”过程。

〔1〕赵刚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2〕赵刚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3〕《读书》〔J〕1994,(2).
〔4〕艾尔曼.代《研究》中文版序〔Z〕.16.《今文学派研究》〔M〕.7.
〔5〕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M〕.68.
〔6〕艾尔曼.《面面观》初版序〔I〕.1.
〔7〕艾尔曼.代《研究》中文版序〔Z〕.12.
〔8〕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

作者:张旭曙,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