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ng Taiyuan (张太原) on how to research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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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路径———由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看人物研究的新视野

张太原

 

来源:清史所

作者:张太原

更新时间:2011-3-20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作者张太原,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北京,100091

内容提要: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从近年的傅斯年研究来看,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人物本身,而是转向与人物相连的历史:由人看事,以此观彼,知人论世。这样,人物不再是研究对象,而是变成了一种研究路径,由此可无限扩展人物研究的范围,并可重现立体动态的历史场景,从而使历史人物在一定的时空中得以“复活”。

关键词:学术史/傅斯年/人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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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会出现选题的困难。以傅斯年这样一个并非超重量级的人物为例,新世纪以前,海内外已有几百篇论文和十多部专书,似乎再难问津。但是如果改变研究取向,把研究视点从人物身上移开,转向与其相连的人物与社会存在及历史变革,即把研究对象变为研究路径,则可以无限扩大人物研究的范围。这正是近十年来傅斯年研究表现出来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研究动向①。

 

一 由人看事
无论多么伟大的历史人物,其独立的行为和活动往往是很少的,即使较多,历史意义也不大。历史人物的作用大多表现在历史活动或历史事件的参与之中,人亦可谓具体的历史创造的参与者。因此,研究历史人物,转向研究与其相连的历史事件,就会别开生面。
桑兵的论文即以傅斯年为切入点,考察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会②。傅斯年参与了中国史学会的筹组和成立,是会议主席团成员,被选举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和常务理事,并在为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举行的学术演讲周发表演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论述的主要不是傅斯年的活动,而是中国史学会的酝酿、筹备和成立的过程及其背后隐伏的玄机。从中可知,中国史学会的最初酝酿缘于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需要,但由于史学界的割据纷争一直未能自主成立,最终于1943年为国民政府所促成。“政府肯花费资金来推动学术团体的组织,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并非纯粹为了学术发展,而意在以此与中共方面重视史学相抗衡,致使学术团体无意中成了党派的政治工具。这表明,学术中人如果不保持高度的警觉,难免会被党派利用而不自知。但是也可将计就计,充分利用机遇和资源,图谋学术本身的发展。只是学术中人已鲜有圣贤,“一个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的组建”反而引起了新的纷争。中国史学会建立后无甚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与事者自身所致。学界派系之斗和名利之争或明或暗,结果多是自相消耗;既造成轻“学”重“术”之风气,也有负于社会脊梁之望。不难发现,在作者笔下,傅斯年不再是研究对象,而成了一种研究视角,通过傅斯年透视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史学会。其实,以人物为研究的切入点或视角,是作者一贯的学术取向,几近形成一种研究范式③。以下几篇论文或

① 此外,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还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之上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另一方面,从作伪的史料也可发现真实的历史。参见张太原:《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② 桑兵:《傅斯年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会》,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9页。
③ 参见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0年第62辑;《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受此影响,或不谋而合,都颇能体现这一研究取向。
刘媛媛的论文从傅斯年入手,剖析了1917~1919年北京大学“兼收并蓄”下的“新旧之争”①。傅斯年主办《新潮》杂志,附和或倡导新文化运动,与旧派形成对峙。不过,傅斯年的主张与活动并不是作者考察的主要对象,而是意在把新潮派与国故派之争放回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检视。由是发现,北大校内新旧两派的形成,牵涉到主校者对内部权力制衡的考虑、旧派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外部压力对学校体制的限制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合力作用于北大这一特定空间,形成了新旧两派在“兼收并蓄”学风下的对峙局面。这种对峙巩固了北大内部的权势结构:既将国故派纳入北大体制内,使其保有在学校内部的学术发言舞台,又在实际上形成了对新派的保护,使其具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而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二者反而会产生相对统一的认知。在当时北大内部各派看来,外界和北大校内的新旧之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新潮派和国故派不但共存于“兼收并蓄”下的北大这一空间,而且有许多相似的思想资源,比如在“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问题上,尽管双方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却有着共同的关怀:面向未来,为“国”争一个地位;面对世界,为北大乃至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领域争一席之地。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二者在相互争论中还激荡出新的学术研究路向,即“疑古”和“整理国故”。
张太原的论文通过傅斯年关涉教育的言行,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②。傅斯年从呼吁挽救教育崩溃,到指出高等教育的问题,再到参与北京大学的“中兴”,与20世纪30年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息息相关。然而,作者探讨的主要不是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及其活动,而是30年代的教育问题及其整治。教育崩溃或失败是当时社会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认知,其所含的意指却大相径庭。自由教育者希望自己来充当改革教育的主角,国民政府则欲借此大行“党化教育”。但是,二者也有明显的互动,并有一定的共识,比如,都认为应该改变大学的布局、裁并大学、取缔不良学校、规范大学教授资格和任职、整理院系等。而当实际的改革真正推行时,却困难重重,成效不大。这固然是由于国民党的政出多门和相关各方的理念歧异、利益冲突和个人恩怨,同时也是因为呼吁改革的教育者,在涉及到切身利益时,“公心”同样压不过“私心”。由此可知,社会上一些“公道”的舆论往往是论者对别人说的;希望别人为公,而自己为私,并不只是当权者的独有心态。不过,面对教育界的各种风潮和混乱不堪,国民党在一些地区逐渐把直接整治教育的大权放手给了自由教育者,缘于此种变化,傅斯年与蒋梦麟、胡适一起促使北京大学走向“中兴”,高等教育界也日趋稳定和进展。细察全文,可以发现作者以傅斯年为线索,追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领域的矛盾、纷争和进展,反映的是当时的政治冲突、社会问题和新旧之争,只是傅斯年这条线索有时被淹没而不显。
李泉的论文通过分析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贡献,考察了近代实证史学的产生、发展和特征问题。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随着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西方学术理论的传入,中国史学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传统史学走入末路,一种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和解释历史的新史学成长起来。新史学的主流,是由王国维开创,胡适之推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发扬光大的近代实证史学。让实证史学取代传统史学,而成为现代史学发展的主流,这是傅斯年终生追求的大目标。傅斯年认为,历史学的学科目标是再现历史的真相,要实现这个目标,唯一的方法是全面搜求并客观地处置史料。因此,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历史学的范围是史料学或者说是“史料处置学”。傅斯年提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主要有两种:1.史料比较方法;2.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走过了草创的阶段,进入到成熟的时期。傅斯年对实证史学的贡献,主要有:1.建设学术机构。2.指示学术方向。3.造就学术风格。4.培养学术人才。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不是拾兰克学派的牙慧,他所领导的研究工作也不是乾嘉史学的余绪,他所贡献给时代的是一种以实证为特色的崭新史学③。

①刘媛媛:《“兼收并蓄”下的“新旧之争”———1917~1919年北大内部国故派与新文化派的对峙》,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272~290页。
②张太原:《傅斯年与20世纪3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聊城市政协、聊城大学2004年编印。
③李泉:《傅斯年与中国近代实证史学》,《台大历史学报》1996第20期。

侯杰的论文通过傅斯年的为文论政,分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大公报》的风格与宗旨①。傅斯年少年时代就受过《大公报》创办人“直言论政”的影响,到三四十年代,他应邀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的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以文章报国的志向和信念,并进而论述了《大公报》的“文人论政”风格和“忘我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宗旨。在作者看来,近代中国报纸已成为“第四种权力”,起着“监督政府、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其实,这也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以报刊为媒介从边缘向中心的努力②,只是这种努力和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政治架构中才能显现。
二 以此观彼
以傅斯年来观照其他学人,或以其他学人的评论和态度,来检视傅斯年的思想与作为,并揭示民国时期的史学流派及其关系,同样体现了历史人物研究视点的变化。
潘光哲的论文(以下简称潘文),通过大量引用“傅斯年档案”中的书信材料,揭示了傅斯年和吴晗鲜为人知的交往历程③,指出二者在学术兴趣、研究取向和治史风格上都颇有“同调之处”,由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却体现在学术之外。这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傅、吴的交往并不处在对等的地位,一个已是学界巨子,一个不过史坛新秀;一个是重要学术资源的掌握者,一个是常常在学术、工作乃至生活方面需要帮助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就傅斯年来说,其对吴晗的照拂与提携,自然与其身份和品格有关:爱惜人才,并“总是对处于急难之境的学者伸出援手”。值得追问的是,如果吴晗不是以“战友”或“追随者”的态度,而是以论战或质疑其研究的方式与之联络,他是否还能走进傅斯年的“学术人际网络里”去呢?潘文开篇提到,1942年傅斯年在审查中基会补助金的申请时,对“完全不符提出申请案基本要求的”吴晗,给了个“甲等”,而对于另一位申请者陈啸江的评价却是“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如此情绪性的评价实有细故,主要原因应该是陈氏曾在傅斯年起家的地方主编与史料学派相左的《现代史学》④。这里貌似特殊的两个反例,实际上反映了中国20世纪学术史上后学者的两种较普遍的命运:善于为名家捧场并附和者,往往能够迅速地探骊得珠;而与学术权威的主张相悖并质疑其研究者,却常常被暗堵学术进路。就吴晗与傅斯年交往中的表现来看,再次印证了他奋力以进之外善于求助学术大家的成功秘诀⑤。
王世民的论文大量使用了未公开出版的《夏鼐日记》。夏鼐与傅斯年的关系密切,曾受命代理所务,因此,通过夏鼐的记述可以反观傅斯年的留学思想、考古学思想、学术行政作风以及重要学术活动⑥。区志坚的论文以傅斯年的科学史学观照了柳诒征的道德史学,集中论述了柳诒征批评傅斯年的言论及其背后的理据。作者指出,与傅斯年为学问而学问的观点不同,柳诒征通过探究史官的源流、史家运用的褒贬笔法、史籍内涵的礼及民间风俗,提出了“以礼为核心”的史观,强调史学具有“持身应世”、“立德教化”、“诏示来滋”(即指导未来人生)的作用。作者对柳诒征治史特色的论述,意在重新检视“主流”以外的历史研究,从而得见近代史学发展历程的整体面貌⑦。王戎笙的论文则以傅斯年作比较,探讨了郭沫若的学术思想和活动。作者认为,郭沫若的史学思想一方面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他同样重视史料,与傅斯年几乎同时想到了对小屯殷墟进行科学发掘,因此尊重傅斯年及其学派的学术成就⑧。周文玖的论文也以傅斯年相参照,论

①侯杰:《傅斯年与〈大公报〉》,《“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聊城市政协、聊城大学2004年编印。
②参见张太原:《从边缘到中心:〈独立评论〉的创办宗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③潘光哲:《傅斯年与吴晗》,《文史哲》2005年第3期。
④《现代史学》1933年1月在中山大学创刊,其灵魂人物是朱谦之,提倡融入“现代精神”的“现代史学运动”,并声称要“努力摆脱过去史学的束缚”,而“其所谓过去的史学,主要不是传统史学,而是指由中山大学发端,已经跃居中国学术主流地位的傅斯年一派的主张”。参见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⑤在吴晗与胡适的关系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参见张太原:《〈独立评论〉经理其人其事》,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⑥参见王世民:《傅斯年与夏鼐》,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377~382页。
⑦区志坚:《科学史学与道德史学的论争:以傅斯年与南高学者柳诒征的讨论为例》,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423~445页。
⑧王戎笙:《傅斯年与郭沫若》,《文史哲》2005年第3期。

述了朱希祖、朱谦之的史学评论所隐含的史学观念。作者认为,朱谦之从事的现代史学运动,介于史料派和史观派之间,把历史科学看做文化科学之一,研究方法讲究“小大兼容”,着重研究“历史之生命性”;而朱希祖则是太炎门生,基本未出太炎学派的范围①。
翁有为的论文比照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梳理了钱穆的学术思想。作者认为,与傅斯年的求真重史料不同,钱穆主张,研治中国历史,须先抱一种“温情与敬意”,反对取纯客观的态度,意在养成爱国家爱民族之感情;他把研究历史之学当做研究自己民族生命之学,试图通过明义理、辨是非、鉴古知今,以补救时弊、复兴国家和引导未来。对于钱穆史学思想的来源,在作者看来,固然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但是,其“历史生命说”显然来自欧洲的生命哲学。作者还指出,傅斯年身居学术要津有对钱穆排斥的一面②。
这涉及到傅斯年的待人处世风格及对其他学派的态度,不少学者都认为傅斯年具有“学霸气”。王晴佳以“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了陈寅恪和傅斯年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两人已经不再那么融洽了。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1942年直至1949年史语所撤至台北的这段时间内,陈寅恪没有到史语所工作过,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在史语所工作,不再能享受他所崇尚的“学术独立”了。陈寅恪以学术自由为至高无上,既超越了政治的疆野,也不为友情所累,这还成为他最后没有去台湾的一个因素③。但是,作者显然有过度诠释之处。1949年之前陈寅恪与傅斯年之间的一些不愉快,引申出来的应该是“人格独立”问题,似乎与学术独立关系不大,因为傅斯年并没有干涉陈寅恪的任何研究。两人关系的关节点在于陈寅恪受史语所资助从香港回内地后,并未到史语所工作,而是径自应聘他处。傅斯年坚持“原则”,令其退回中央研究院的专职聘书改发兼职聘书,并表示了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论者都同情陈而诟病傅,难道学术成就之大就可以例外于常情常理吗?
李恩涵的论文通过考察1949年后傅斯年与其史料学派对台湾史学教研的影响指出,傅斯年迁台后,很快使其史料学派在台湾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上,形成了“独霸一言堂”的局面。即使傅斯年去世后,史料学派也长期统御台湾史学界。“历以50多年的历史易量与修正扩大及损益,该学派所提倡的一些处理史料的基本方法与原则,在不趋向极端的重新解释下,实际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④。
对于傅斯年的处世作风,还有人更明确地说,“傅斯年的无私只止于他依附的圈子。说白了,傅斯年是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学霸。”“他自身始终无容人雅量”,“他对别人并无同情的理解,对圈子外的人最多有一种旁观者的理性”⑤。而他对一些认同的人则常常“感情带于事实之外”⑥。但是,对傅斯年赞赏者也大有人在,“他对待学术问题,不受学术外因素的干扰,好的就扶持,就推崇”⑦。“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⑧。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傅斯年?从一个方面看都是,从另一方面看又都不是。傅斯年自己说过:“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

① 周文玖:《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翁有为:《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文史哲》2005年第3期。
③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④李恩涵:《1949年后傅斯年与其史料学派对台湾史学教研的影响》,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100~123页。
⑤余世存:《傅斯年的圈子》,《新世纪周刊》2007年第18期。该文作者还举例,王世襄在1941年由梁思成引荐到史语所求职,傅斯年了解情况后当面就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尽管王世襄后来成为文物专家,成就斐然,但是以此苛责傅斯年似乎并不妥。史语所显然不是收留所,世上那么多有才的人,不可能都被收纳。傅斯年向来心直口快,“原则性”极强。其实,即使对于“圈子内”的人,他也不一定就讲情面。1944年,他的学生杨向奎想进史语所,同样被拒之于门外,傅斯年在回信中说:“入所一事,一时恐无办法……近十年中,未曾增治古史者一人。一机关应有其学风,此即本所之学风也。”(1944年8月15日傅斯年致杨向奎,转引自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最后一句可以破解傅斯年的许多人事纠葛。
⑥刘进宝:《傅斯年为伯希和的辩解》,《博览群书》2001年第1期。
⑦王戎笙:《傅斯年与郭沫若》,《文史哲》2005年第3期。
⑧孙士东:《毁誉参半傅斯年》,《国学》2007年第4期。

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①傅斯年以“开风气”为志,“大力”之下,必然不顾“误谬”,后人择其片断评之,其在九泉之下一定不免暗笑。古往今来,不做事者往往无懈可击,而只要做事,即使再一心为公者,也常常遭受非议,特别是利害相关者更是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再者,傅斯年具有山东人的率直,讲话不留余地,好恶溢于言表;做事风风火火,执意快行。这一点也是他常为人所诟病的原因。
不过,傅斯年在立言和行事上也确有矛盾之处:其学派观念及在学界的“专制”倾向与其政治上崇尚的“自由”(李恩涵视傅氏为“自由主义者的巨头之一”)似不相符。对此,马亮宽的论文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傅斯年一生的思想行为具有多重矛盾的属性,渊博的学识诱导他从事学术研究,而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激发他参与政治、行使社会批判的权利,这多重矛盾的心理意识使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出也出不远,入也住不久”;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他向往学术研究,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和归宿,同时又积极参与政治,但又始终不愿跻身于政治漩涡之中成为政客,从而成为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风格和人格的知识分子②。傅斯年不愿从政的原因或许是担心自己从政后会同样走向“专制”,检视中国近代历史,学人“在山”倡“自由”,而“出山”则行“专制”,并不乏例。
三 知人论世
傅斯年那一代的现代知识人往往有一种共同的人生轨迹,自幼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青少年或成年以后则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这种经历也往往使他们的内心、言行充满矛盾。傅斯年曾坦言,“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又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③。所谓新思想,显然是来自于西方的思维意向,这往往使现代知识人产生一种截然于传统的理想和生活方式。就傅斯年来说,专意于学术,并进而形成一种“无中生有”的志业———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这显然是新思想使然。但是,近代社会的变化,改变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却并没有改变其治世或经世之心,传统读书人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仍然潜存于胸。
马亮宽的新著,进一步揭示了作为知识人的傅斯年的治世之心④。作者指出,傅斯年的一生,“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时间远远多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就其著述来看,约55%的属于政治时事类的;就其书信来看,70%以上的属于社会政治类的。傅斯年的社会政治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为抵抗暴敌侵略而不遗余力。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加剧的日本侵略,傅斯年难以再安于书斋,乃奔走呼号,力图促使全国各界共救危亡。特别是他积极活动各方,竭力对宋哲元和蒋介石施加影响,参与制止了日本期盼的“华北自治”阴谋。其二,为改造国民党政府而出入政治漩涡。傅斯年踏入社会之初,就受朱家骅的影响而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这种抉择使他渐居于学术要津。尽管傅斯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但是他一生的荣耀与国民党的器重和任用不无关系。这也正是他在关键的时候总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深层次原因。比如,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的时候,傅斯年大声疾呼:有政府比无政府要好,坚决维护国民政府的权威,谴责任何“分裂”势力。再如,在40年代后期国共激烈交锋的时刻,傅斯年明确地表示“我们与中共势不两立”,公开声明其自由主义者的选择。到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又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力挽大厦于将倾,最后还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但是,他对国民党的维护,不是无原则的,而是站在改造的立场上,比如他一方面献计献策,甚至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从正面来努力于建设良好的政治;另一方面他又从理想的政治出发,对现实政治不时抨击,讨伐孔祥熙,炮轰宋子文,从体制外的立场上鞭挞国民党政府的弊病而求政治之改进。
须要指出的是,傅斯年不同于传统读书人的地方也是很明显的。传统读书人是直接到现实政治里去做官,其实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情

① 傅斯年:《致王献唐》,1931年4月20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②马亮宽:《略论傅斯年的社会意识》,《“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聊城市政协、聊城大学2004年编印。
③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1929年4月2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④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况也很普遍。有人曾指出:“现实之所谓学者,殆皆有一种共同之通病,即学者之研求学术,大改恒在未成名以前,既成名后,则书卷固完全抛开,即其精神与思想,亦全流入其他之途径,而好官之念尤占十之八九。”①好官从正面看正是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不过,傅斯年是与之不同的,尽管他有过许多次直接从政做大官的机会,但是他都统统辞掉,始终保持清流地位,并且这决不是矫情,而是真心实际所持,比如他为了不应所请,甚至曾不惜准备与当政者“决裂”。可以说,傅斯年用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一种现代知识人安身立命的范式。但是,傅斯年坚持不做官,并不是不想,而是因为“做官不能办事”、不能“行其道”。这表明现代之世的一个变化是读书人与当政者的“道”产生了二分或多元,由此使一些读书人又有了做圣的冲动和意向。
从马亮宽的新著还可发现,傅斯年时代的知识人,无论是议政、参政和从政,还是专意于学问,他们有着较为广阔的社会舞台和较大的用武之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处于社会中心的地位,站在时代的前沿,可入世有为,可超世独立,或者说可显可隐。此外,作者通过人物的政治活动来探析其思想,提示了一种还原思想为历史的研究路径。
罗志田的一篇文章也比较典型地展现了人物研究的新视角②。作者写的虽然是一篇书评③,但也加入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并表现了通过“知人”来“论世”的研究取向。作者指出,为超越自身与其研究对象的先天共性,傅斯年采取了一种现代式的“述而不作”取向,即把史学建设成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而史家对史料也仅整理而不疏通,似可最大限度地体现研究者的中立。但不论史家用怎样“客观”的态度来规范其研究,近代中国“学术”不仅不是一个可以和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这一“现实”区分开来的独立领域,它本身就是那“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执笔报国”的形式可以林林总总,但所有新颖的“现代表述”之下仍潜伏着士人那不可推卸的传统责任。陈寅恪和傅斯年身上,虽然都以不同方式甚至自卑或自我批判的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积淀的自负,但是又都承担着“为中国寻找现代认同”的重负,他们的史学研究与确立中国及其文化在世界上占什么地位这一整体努力密切关联。
四 结语
不难发现,前述的一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把傅斯年当做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路径,而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关注点从傅斯年身上移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在这种研究取向之下,傅斯年的言说或活动成了一种线索、道具、媒介、切入口或参照物,以此可以追溯学术传统和表达现实关怀,可以显示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可以通晓一地区史学之发展与演变,可以了解一时期之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及隐情,可以发现一时代教育问题与改革,可以揭示一报纸之风格与宗旨,可以展现特定环境下的新旧之争,可以比照非“主流”的学派或学说,甚至可以重新认识重大社会运动乃至整个历史的发展,是可谓由“知人”而“论世”。这样,就极大地扩展了傅斯年研究的范围。
可见,把人物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路径,就可以由微观通向宏观,使人物与时代相连,与社会相依,不但可以呈现时间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现空间之构成,并可使历史的静态与动态融为一体。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只多彩笔,用它可以绘制立体的动态图景;又好比一扇窗,凭借它可以开启风光无限的新视野。这样以人物为路径重建的历史,也会更直观,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可为越来越专业的史学作品平添几分魅力。

① 诚夫:《学者破产》,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页。
②罗志田:《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读书》2008年第6期。
③评的是《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德]施耐德著,关山、李貌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从“新史学”的语境中观照了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和“研究实践”,并进而通过二者透视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承担。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虽然最初出版于1995年,但却与近年来中国的傅斯年研究取向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