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ng Kaiyuan (章开沅) discussing the nature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with historians from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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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

章开沅

发布时间:2011-09-30

作者:章开沅

来源:中华文史网

摘要:我从来都认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幼弱,这个看法似乎与某些西方学者以及我国台北学者比较接近。但是,我一向又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尽管幼弱,它的发展程度却已经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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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北美亚洲学会的盛情邀请,2010年4月2日,在芝加哥举行的该会第34届年会“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七十年后的回顾”学术讨论会上,我国台湾海峡两岸历史学者得以共聚一堂,并且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首次直接交流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但由于到会人数众多,讨论发言时间限定每人不得超过2 ——5分钟,彼此都未能畅所欲言。因此,我想借《近代史研究》的篇幅,就这个问题再略抒己见,以期与台北同行作进一步的商讨。
台北一些学者,以张玉法先生为代表,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并且否认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会后,4月4日的台北《中国时报》刊登了一篇通讯—— 《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其第二部分“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对张玉法先生在会上的发言详细报导如下:
“一、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质究竟为何时,必须要对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究竟有多少比例?辛亥革命是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又有多少资产阶级参加了辛亥革命等问题,先要做正确的厘清。
二、法国社会学家贝吉瑞(Beregere,按:应是历史学家白吉尔夫人)曾经在他(按:原文如此)所写的《资产阶级的角色》一文中指出,所谓的资产阶级应该是由企业界的商人、金融家(按:张氏原文是:企业家、商人、金融家、工业家)等所形成的一个团体,而不是包括知识分子及地主等在内的所谓‘中等阶级’。以此观点,贝吉瑞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在基础上十分脆弱。他(按:原文如此)认为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当时,即使有资产阶级,但人数也很有限,而且不具有同质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
三、对贝吉瑞此种说法,一位女历史学家玛丽·赖特(Mary Wright,按:应为芮玛丽)也表示同意。她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的发展渐形重要,但并不能以此而论断辛亥革命就是资本主义革命。她并强调,辛亥革命中,即使有资产阶级的参加,也只是“辅助性”的角色。
四、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逐(按:应为除)鞑虏,恢复中华,建(按:应为创立)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其中没有一项是有利于资产阶级。
五、中共史学家经常强调孙中山先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如果此说确实被中共史学家承认的话,那么中山先生便是社会主义取(趋)向的一位革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取(趋)向的革命家,此为中共史学家自相矛盾之处。同时,中共史学家一方面表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者想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按:原文如此),另一方面又说,许多人参加辛亥革命是来自不同的阶级,其目的是为了反满,这又是相互矛盾之处。另外,章开沅教授曾在他自己所著(按:应为章与林增平教授主编)的《中国辛亥革命史》(按:应为《辛亥革命史》)一书中指出:‘虽然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有初期发展的形态,但质与量都很有限,’(按:原书是说:‘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发展的幅度有限,规模不大,水平很低,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还很小。’)既然如此,则足以显示,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当时的中国社会,或经济中,都不应具有重要的地位。
六、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可以说是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收(支)持,但这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我不知道这篇通讯稿是否经过张玉法先生过目,但对照张氏提交会议的论文英文稿,以及我对会议讨论情况的回忆,它大体上是符合张氏发言原意的。报导中也有若干小的差错,这或许是通讯作者不甚熟悉中外史学界情况,也可能是出于手民误植,与张氏的论文和发言无关。同时,与会后其他台北报刊相比较,《中国时报》这篇报导除了在大小标题上显示其倾向以外,对双方发言内容的介绍尚属持平,这也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在芝加哥会上,我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即肯定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并且指出:我们与台北学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是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有异。现在,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从这两方面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谈谈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问题。张玉法先生再三强调,你(指作者)自己也承认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幼弱,它怎么可能决定辛亥革命的性质呢?
(一)首先,谈谈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问题。

张玉法先生再三强调,你(指作者)自己也承认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幼弱,它怎么可能决定辛亥革命的性质呢?
是的,我从来都认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幼弱,这个看法似乎与某些西方学者以及我国台北学者比较接近。但是,我一向又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尽管幼弱,它的发展程度却已经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这个看法则又与张玉法诸先生相去甚远。
是我的学术观点自相矛盾或逻辑混乱吗?不是。道理很简单,即使是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在其从事早期革命运动的时候,也不免具有幼弱的特征。难道历史上任何一个先进阶级,不是从幼弱状态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吗?因此,不能简单地借“幼弱”二字来贬低或否定当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需要根据具体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去年我在《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一文中,曾对尼德兰、英、法、美德诸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与辛亥革命作经济背景方面的比较。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西方国家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其所厕身的社会经济环境,基本上是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我在这篇论文中列举的有关国内经济统计数字主要限于江浙地区,现在我想借重经济史专家张国辉先生的大作《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所引用的一些全国性统计数字,对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再作一番考察:
1.“在‘拒外债,保路权’舆论的推动下,从1903年以后的4年内,保路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商办铁路公司先后在全国15个省份出现。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给商办铁路公司招集资本的活动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按:据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149页所载“各省铁路公司集股情况表”,可以计算出:到1911年为止,铁路民间集资已达5,977万元。)
2.“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南至香港,北至黑龙江,资本在五万元以上的商办轮船公司先后设立了17家之多。它们之中有行走于内河的,也有航行于外海的;有专为便利工业企业输出产品运进原料而设的,也有为反对外国航业的欺凌而从事于航运活动的。”(按:资本在五万元以下者为数更多,详见上述拙文。)
3.近代厂矿企业,“从1872年至1894年,22年中设立了72个单位,资本总额2,910万元,平均每年3个单位,资本90万元;1895年至1911年,16年中设立了490个单位,资本额11,131万元,平均每年30个单位,资本695万元。比较这两个时期建立工矿企业的进度,那么 1895年以后的发展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在二十世纪初年新建厂矿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如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山西保晋公司、天津丹华火柴厂等投资在百万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出现了包括二十多个企业单位资本额共达三千万元以上的大生集团。(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069页,“张謇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及资本统计”(1899-1911)。)棉纺织、缫丝、面粉、肥皂、水泥、水电及机器工业等部门已成为民族资本热烈追逐对象,还有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的工矿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公司的出现,也反映出民族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势头。
4.“从1902年开始,在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奉天、黑龙江等省先后出现了集股经营的农牧垦殖公司,而1912年的统计称共有171 处;其中从事于垦牧种植的为104处,专事桑茶园艺的有44处。”“它们都采取集股商办方式,资本额不等,一般在10万元以上,最高的有达100万元。” (按: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7页“各省垦殖公司资金统计”,到1912年为止各公司已缴资本总额达6,351,672元。)作者认为:“它们的到来意味着农业中运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生产活动的势力,终于突破了二十余年的沉默而成为现实。”
这篇论文还通过山东一些农村集镇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说明近代工矿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迅速促进了商业——国内市场的发展,而作为近代金融枢纽的银行也应运而生。但此文只举中国通商银行一例,则为其美中不足之处。实际上,当时除大清、交通两个国家银行以外,商办或官商合办的银行还有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明、信成等行。据1973年中国银行所编《全国银行年鉴》统计,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宣统三年(1911),先后共设立银行17家。此外,还有为数多、遍布于通都大邑以至中小县城的钱庄,也越来越卷入近代金融业务,与国内外贸易及工矿交通运输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关于银行、银号、钱庄的情况,可以参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1947年银行学会编印)第1-52页。《民国上海县志》卷六商务下,金融机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编《浙江财阀》(1929年版)第35-47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版)第593-595、730-757页。)
去年,曾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除张国辉先生这篇论文外,还有经济史知名学者汪敬虞先生的《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邱捷《广东商人与辛亥革命》、黄逸平《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等文。会议前后,陆续在各报刊上发表的,还有段云章《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阶级基础的几点探讨》、鲜于浩《试论川路租股》、邱捷《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等颇有新意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以大量原始文献和社会调查资料为依据,从不同地区、不同侧面深入剖析探讨,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幼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年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并且确曾在辛亥革命运动中间起过明显作用。应该指出,张玉法先生所用以否定或贬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主要论据,大多引自某些西方学者在七十年代初甚至六十年代发表的论著,但却对近年来国内学者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我赞赏美国高慕轲教授(Michcel Gasster)最近的说法:中国学者应该进一步了解西方学者观点,西方学者也应该注意中国学者新的进展,并且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问题重新加以探讨。我认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一些学术见解和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学者是有启发的,应该认真加以考察和借鉴。但是,我也不能不坦率地说,作为外国人,有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国情多少有些隔膜,因而有些结论难免流于武断和粗疏;需要商榷之处颇多。
曾经听到一种说法,中西学者之所以对当时资产阶级有不同的估量,似乎仅仅由于西方学者用的是“资产阶级”的小概念或狭义概念,而我们用的是“资产阶级”的大概念或广义概念。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有的西方学者不仅使用概念过窄,而且对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状况缺乏真切的了解。譬如有的西方经济史学者认为,当时上海资产阶级的经济影响不能超过长沙以远。正是这个结论,曾使白吉尔夫人怀疑,“实力雄厚、阶级意识强烈”的江浙资产阶级,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其实,历史本身已经作出回答:长沙决不是江浙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及其影响的边缘。以先后创办过通久源纱厂、天一垦务公司、龙章造纸厂、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四明银行等企业的上海大资本家严信厚、严子均父子为例,他们“在上海、北京、天津、河南、汉口、广州、福州、香港、汕头、厦门、杭州、宁波等地都办有很大的商务事业。”再如李厚□、朱志尧、许鼎霖等著名资本家,他们的企业活动也扩展到华北和东北。又如1910年上海发生金融恐慌,竟使川路公司损失股款银140万两以上,加速了保路风潮的突飞猛进。及至1911年夏秋之间,张謇以沪、津、粤、汉四地商会公推代表名义,赴京与美国“东方商团”谈判,积极筹划合办中美银行(资本一千五百万两,中美各半)、太平洋轮船公司(华资过半)以及开发东三省等重大项目,更说明江浙资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资产阶级队伍中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因此,如果把上海资产阶级完全当成“舶来品”,并且与内地资产阶级割裂开来,那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状况。
以上情况说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个作为新兴社会集团的民族资产阶级。但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因为张玉法先生还以某些西方学者的结论为依据,认为当时资产阶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到底“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没有?这也需要用历史事实来回答。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前后连续的群众运动,其中规模较大和影响较大的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矿权运动、国会请愿运动,以及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保路风潮等等。这些运动是在古老中国逐步迈入近代的前进步伐,同时,它们也记录了资产阶级成长觉醒的轨迹。
讲到资产阶级的觉醒,人们便不免想起上海的张园。我曾说过:“上海张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的晴雨表,也是江浙资产阶级初期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会场。”自从1900年自立会在这里举行“国会”以来,爱国人士在张园的集议几乎是连绵不绝。但资产阶级的大批到会,则应以1903年春的拒法、拒俄运动为发端。
在这年4月27日的《苏报》上,曾刊登过一篇题为《记两粤绅商在广肇公所会议广西事》的“时事要闻”。记者报导说:4月26日,旅居上海的两粤绅商到广肇公所讨论有关拒法事宜,“约期一点钟聚议,贴长红在公所门首,标明其事,于是粤东商家,源源而来,座为之满。……演说未半,惟时来者益多,亦有不甚详其所以然者,但知同(用)心听讲耳。忽公所首事某等,特出告白一纸,大意谓公所乃为广肇两府商务而设,国家大事不得干预云云。阅者益知所讲演系国家大事,无不乐于襄助,来者愈多,庭户几不能容。就中激烈之士,闻演说已义形于色,忽闻首事有不得干预国事之说,遂群起大哗,痛诋董事无爱国心,不顾大局,压制国民,妄施手段,无不欲赠以老拳。幸得和平诸公曲为排解,首事自如失言,遂避去。演说既竟,人皆知广西事即广东之事,救广西即救两粤,救两粤即救全局。又知凡广东人皆可问公所之事,又可问国家大事,喜不自胜,于是自愿索纸笔捐助用资。顷刻间捐款得一千数百元,立时标姓名贴于公所左壁,钟鸣五点始各散。” 这条新闻说明,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迅速增强了国家民族观念,其政治上的日趋积极可谓已跃然于纸上。
三天以后,《苏报》又刊登一则《中国四民总会知启》其附言特别强调:“本会既为地方议事所之先声,上海一埠为通商最盛之地,商家居位最繁。以各国由多数举代表人之例言之,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诚,本爱国之天良,届期多来,聚议办法,勿失体面为要。”这个通知虽然简短,却颇为形象地说明资产阶级人们思想意识的潜在变化。第一,他们已经感到自己力量的增强,因此提高了向社会说话的声调。仅据1908年《上海华商行名簿》记载,包括银行、钱庄、商店、工厂、交通等各类企业、店铺在内,总数已达10,534户,可见“商家居住最繁”一语并非凭空杜撰。第二,在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中,职业次第历来都是“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可是在发起组织“四民总会”的活动中,资产阶级人们却以“多数”和“代表人”的姿态率先登上舞台。这虽然未必就意味着他们要立刻抢居四民之首,但至少是已经不甘于忝居末座。第三,他们把“爱国热诚”、“爱国天良”作为商人“体面”维系的前提,这更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本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凡此种种,都使人感到,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迅速萌发。
如果说,在拒法、拒俄运动中,踊跃参加的主要还限于上海地区的工商业者,那么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以后,则资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范围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并且以抵制外货的斗争手段体现了极力维护国内市场的阶级特点。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么样,这场爱国运动最初是由上海商务总会发起的,在“以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宣传鼓动下,21个通商口岸的商会立时响应,随即迅速扩展到全国许多中小城市以至某些商业发达的集镇(如盛泽、震泽等),资产阶级举起自己的旗帜,喊着自己的口号,通过自己的组织,掀起这场兼具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斗争。难道这样千真万确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新兴资产者已经成为一股引人瞩目的阶级力量吗?
至于各地收回矿权运动和保路风潮,由于直接和工矿交通运输业资本家利害息息相关,他们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更是非常明显。譬如保晋矿务公司、中兴煤矿公司、滦州煤矿公司、铜官山铜矿有限公司等规模较大的近代采矿企业以及江苏、浙江、四川等15个省份的商办铁路公司的纷纷成立,就是为了对抗外国垄断资本侵夺我国矿路权利。正如一个日本人在1909年所描述的那样:一方面是清朝政府“迎合中国人(按:指投资者)的虚荣心,积极鼓励经营企业。一方面民间有志之士也认为: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运的兴衰。因此大声疾呼:苟有爱国之心,应起而响应股分之招募。……于是争相认购股分,引起了全国到处创办起股分、合伙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自明治36年(1903)到41年(1908)5年之间,根据商部章程,纯以中国人自己的资本所创办之股分有限公司,计有154家,合资有限公司52家,合资无限公司20家,独资经营者39家。资本总额达138,337,660元。” (根岸佶:《收回利权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支那经济报告书》第32号,1909年8月。转引自汪编《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第二辑下编第737-738 页。按:根岸佶统计的企业单位数和资本总额都多于本文前引张国辉氏列举的数字,这是因为根岸佶把农业、商业、交通业、金融业等都包括在内。)在这个维护主权、兴办路矿的热潮中,资产阶级和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绅士显然是运动的骨干。即以过去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铜官山煤矿抵制会为例,在发起成立之际即有“商界四百余人”。在县学明伦堂举行“抵制正式大会”时,“绅、商、学界齐集者五千余人,途为之塞。”其中绅士自然属于少数,而且并非人人都有投资兴趣,所以会后认股事宜系由“商、学界分途担任。” (《铜官山矿抵制会成立纪事》,《申报》1909年6月3日。)其招股章程明确规定:“本公司但收华股,非华股者查出作废”;“本公司遵照公司律办理,一切事宜悉俟优先股招齐开股东会议决。”(《铜官山铜矿有限公司招股章程》,《时报》1910年5月1日。)这些条款的文字,显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