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ired historian Zhu Yongjia (朱永嘉) discussing the revolutionary view of histor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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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朱永嘉

发布时间:2011-08-31

作者:朱永嘉

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删节版本刊发于《探索》2011年第一期[1]

摘要:所谓孙中山的道德光辉,也就是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把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也就是把国家权力交给了袁世凯。今天刘再复说这个话,是要中共把权力交给谁呢?怎样才能发扬“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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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以暴力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为其宗旨,它的政治遗产便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起草的《临时约法》,它是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同盟会的宋教仁是道道地地的议会迷,他正是为了国会选举被袁世凯暗杀的,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百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日子,然后给它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当然,辛亥革命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许多问题我们得从清末的种种状况说起。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认识
前一个时期我读到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关于《孙中山评说》的对话,李泽厚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有二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暴力革命’之路,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刘再复跟着发表妙论说:“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所谓孙中山的道德光辉,也就是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把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也就是把国家权力交给了袁世凯。今天刘再复说这个话,是要中共把权力交给谁呢?怎样才能发扬“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呢?

我记得杜光先生也有过一段非经典的话,他说:

“袁伟时教授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九〇八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从这一大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杜光先生的意思是,整个一部中国现代史应该重新评价,应该遵循清末宪政运动的路走下去,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切都走错了道路。

这里应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背景是什么?是谁打断了立宪运动的进程?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给袁世凯仅仅是“道德光辉”吗?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究竟在那里?这一百年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有没有走错路?这一百年历史,中华民族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只要把历史事实客观地摆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自然也就清楚了。

袁伟时、杜光、李泽厚、刘再复等先生的二篇文章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涉及中国现代历史带有根本性质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依照杜光的说法,袁伟时教授报告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问题,连用三个非常作为叠词,那我们也应该非常非常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们所提供的结论,究竟是否正确。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该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所以我们应该先认真地讲一讲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状况,应该怎么来认识从清末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历史、现实、未来这三者的关系总是环环相扣的,正确地看待历史,是为了正确地评估今天并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历史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也无法篡改的,篡改历史,无非是为了依照他们的意图欺骗不明真相的青年,从而达到他们改变历史方向的目的。当然,这只能蒙骗一部分人,他们永远不可能改变历史继续前进的步伐和方向。

 

三、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的“最精之大义”究竟是什么?

 

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原文还在,不是光绪皇帝,而是慈禧太后懿旨颁布的,这份《宪法大纲》“最精之大义”,“不外数端,一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曰:君主总揽统治权,按照宪法行之;三曰: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应尽之权利义务而已。其余节目皆以此为根本。”这就是清廷所颁布《钦定宪法》的宗旨,具体在宪法大纲一章,“首列大权事项,以明君为臣纲之义,次列臣民权利义务事项,以示民为邦本之义。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故“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关于君上大权,其云: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一,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一,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一,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一,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一,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一,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一,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一,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需交议院协议。一,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以上是关于君主权力的规定,总之决策、司法、行政、外交、军事、人事、财政、戒严几乎所有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上,这里哪有什么三权分立,什么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杜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呢?
关于臣民的权利义务,《宪法大纲》也有规定,其云:
“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逞诉之案件。一,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总之,关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都限定在君王钦定的法律范围之内,这哪里有什么天赋人权的概念?
关于议院组织的相关条文,其云:
“一,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一,议院提议事件,须关乎全国共同利害者,不得以一省寻常地方之事提议。一,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其细目另于会计法内定之。一,国家岁入岁出,每年之预算应由议长协赞。一,行政大臣如有违法情事,议院只可指实弹劾,其用舍之权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预朝廷黜陟之权。一,议院所议事件,必须上下议院彼此决议后,方可奏请钦定施行。一,议院有上奏事件,由议长出面具奏。一,议员言论,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语,及诬蔑毁辱他人情事,违者分别惩罚。一,议员开会之际,议长有指挥警察整饬议场之权,如有违议院之法律规则者,议长得禁止其发言,或令退出议场。一,议员如有不合选举资格者,由议长审查得实,随时立予除名。”
这些关于上下议院议事的种种规定,最根本的是议院没有决策权,只有建议权,决策权集中在君王手上。可以弹劾大臣,但没有罢免权,用人权仍操于君王之手。一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议院可以协赞,但没有否决权,最终由君王定夺。议员在议院发表言论,亦受限制,那就是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词,更不用说对君王的非议了。总之,上下议院的议员只有参议的权力,这个参议也是有限的。至于议员的选举,在选举法上,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亦有种种限制。
我们只要认真客观地分析一下,这样一篇《宪法大纲》,它追求的决不是公民之间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力和权利,它的宗旨是为了巩固君权需要服务的。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目标只能是,对外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阴谋,对内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怎么能以这样一篇《宪法大纲》作为它的出发点呢?认真读一下这份《宪法大纲》,其中的是非应该不言自明了。所以,那些朋友要纪念这份大纲发布的一百周年,究竟能纪念它什么呢?
四、清廷《宪法大纲》的历史背景、制订过程及其颁布后的影响
也许我们应该了解清廷出笼这份《宪法大纲》的背景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制订的,这份《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后,对国内的政局究竟产生过什么实际的影响。弄清这些基本情况,或许有利于我们能够对它比较客观和正确地作出适当的历史定位。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于一九〇八年八月,我们只要排一下一九〇〇年以后的国内重大事件,便可知道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的历史背景了。我们都知道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对日本的丧权辱国,促发了康梁戊戌变法的运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失败,于是一九〇〇年发生了来自民间对抗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一起逃难到陕西的西安,清政府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联军占据北京整整一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一九〇一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一年我们面临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如何救亡图存这一最为迫切的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紧接着一九〇四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目的是争夺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而清政府却无奈地表示中立,听任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屠戮中国人民。对于这场爆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日本无法抵御疆域辽阔的俄罗斯,结果是日本取得胜利,俄国成为战败国。这在中国士绅中就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日本之所以能以小克大战胜俄国,是因为它经历了明治维新,中国要自强也必须走变法的道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于政制的改革,这样立宪运动的起点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迫使清政府考虑政制改革的起因,还有国内的各种因素,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不断起义反抗的影响,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檀香山的华侨中成立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其宗旨。一九〇三年以后,在上海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建立革命组织,如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最终成立光复会,在湖南则有黄兴、陈天华等人组织的华兴会。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到日本,各个地区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治纲领。海内外青年知识分子中革命势力的兴起,对清政府而言也是一种威胁和压力,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内地发起的各次起义活动,对清廷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威胁。如一九〇六年湖南萍、浏、醴起义,一九〇七年广西的惠州起义,光复会徐锡麟在安庆组织的安庆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等,正是这些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促使清政府思考如何改革政制,避免被革命党推翻的命运。另一个变化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地方上的督抚大臣和上层知识分子在直接面对种种险象和危局时,也不得不考虑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一九〇六年上海成立了宪政研究会,以马相伯为总干事,其成员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以《宪政杂志》为其舆论阵地,梁启超在一九〇七年发起建立政闻社,杨度在日本办宪政讲习会。这是清代上层知识分子企图借宪政来达到自救的运动,这些人的活动也必然影响到那些地方上的督抚大臣,如当时的张之洞、袁世凯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一九〇五年张謇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对话,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回忆张謇对袁世凯“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当时袁世凯未为所动,次日,又召张謇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张謇这份说帖,就是后来北洋诸大臣奏请预备立宪的奏稿,实即张謇所拟,未易一字。在此之前,清政府高级官吏中已有驻法大使孙宝琦改革政体的奏文,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议请立宪之奏疏,两广总督岑春煊更是两次奏请立宪。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慈禧太后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决定派人出国考察何谓宪政。请注意这件事是慈禧太后决定的,那时光绪被软禁在赢台,故此事与光绪无关。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公元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六日)下诏派五大臣出洋,同时设立政治考察馆。一年之后,五大臣考察归来,连折敷陈各国宪法,认为必须立宪。这取得了慈禧的认可,她认为“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清末的宪政是从外面被动地移植过来的。那时光绪还处于软禁状态,清末的立宪新政与光绪皇帝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说继承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次年七月下达仿行宪政诏,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由其具体负责起草宪法大纲的工作。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一九〇八年的六月,由宪政编查馆及资政院会奏,确定各省咨议局的章程及咨议局选举的办法,根据慈禧的懿旨,在八月颁布《宪法大纲》,确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并颁布逐年具体筹备的事宜。这一年也就是九年计划第一年的事宜,包括各省督抚筹备咨议局,颁布城镇乡的地方自治章程,同时还颁布了调查户口的章程,清理财政的章程。从这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历史过程,可以知道它是清廷国势日蹙,在外患和内忧的逼迫下,为了自救而被动地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那么清廷是否真有诚意来实施这个《宪法大纲》呢?
我们知道《宪法大纲》颁布后一个多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而且光绪皇帝早于慈禧一天去世,现在通过检验证明光绪是被砒霜毒死的。为什么慈禧要在她去世前一天把光绪毒死呢?因为这份《宪法大纲》是把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上,慈禧及后党们怎么能让光绪在她死后为戊戌变法翻案呢?怎么能让流亡海外的康、梁这些帝党重返朝堂呢?从这一点上也足见慈禧及其党羽没有真正实施宪政的决心和愿望。九年筹备事宜的规划,实际上是清廷拖延立宪时间的一种手段。慈禧与光绪帝去世以后,清廷立溥仪为帝,由其父即光绪之弟载沣为摄政王。那时的宣统皇帝还是未成年的幼童,是隆裕太后抱在手上即位的,他对宪政又能知道什么呢?要后人来继承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不觉得可笑吗?那时清廷实际执掌国家权力的是摄政王载沣。
宣统元年二月,清廷宣示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强之宗旨。这一年各省的咨议局陆续成立,按照《宪法大纲》的规划,要九年后才能召开国会。从宣统二年起各省咨议局以请迅速召开国会为中心开展了请愿运动。一九〇九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以张謇为首,十六省的五十一位代表在上海召集会议,通过了请愿书的文本,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六日赴京,向都察院呈请愿书。从速召开国会的理由,是有了国会,“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在财政上,有了国会,人民能与闻政治,外交得以公开,人民能在财政上增加支持,以纾国难。这次立宪派的请愿活动还是得到部分地方督抚和驻外使节的支持,第一次请愿,摄政王载沣表面上肯定代表们爱国热情,但仍认为民智程度不一,担心速开国会,反致纠扰不安,故加以拒绝。同年六月,立宪派又发动了第二次请愿,请愿书的言词更加激烈,表示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清廷仍然拒绝请愿者的要求,坚持“九年预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于是请愿代表团预定在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二月,进行第三次请愿,张謇建议在宣统二年宣政院开会时陈情。这次请愿团电告各省,“谓抵死请愿,无论如何危险,皆所不计。”清廷在各方面迫促之下,缩减预备立宪年限为六年,预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同时下令解散请愿团体,不许续请。大家还是不满意这个结果,是否能即时召开国会成为请愿团与清廷之间的矛盾焦点,而由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请愿团背后有各省督抚的支持,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请愿团代表的是各地在咨议局成立过程中兴起的士绅及官僚资产阶级,是他们对争取自身权利的觉醒。张謇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他既是一个实业家,又是一个官僚政客。清廷则是代表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力。三次请愿说明清廷对立宪运动召集国会议事基本是抱一个拖延的态度,皇室并不甘心让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所以从三次宪政请愿运动失败,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了。清末新政的宪政运动的失败,难道真是被辛亥革命所打破的吗?显然不是,它的失败,有其内在无法克服的原因。
那么,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辛亥革命与清末的立宪运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客观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明确地回答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在《孙中山评说》中所提出的问题。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势
李泽厚先生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那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必要吗?只要想一想,一九〇八年清廷的《宪法大纲》并没有挽救清廷的灭亡,但辛亥革命则开拓了共和国的新纪元。我们该纪念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辛亥革命也不是哪一位思想大师选择在哪一天举行的,是那时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所以分析一下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看一下各个势力集团如何推动这一事变的发生,及事后又如何推动它哪个方向发展。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结束了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谁要公开复辟帝制,谁就一定失败。新的历史道路不是康梁开辟的,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那样的革命派开辟的,所以我们两岸的同胞都不会忘怀辛亥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为了弄清辛亥革命的本相,我们还是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说起,看看李泽厚先生究竟说得对不对?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去世以后,从形式上讲还有一个宣统皇帝,那是一个幼童,清廷再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掌控国家权力的全局,再也没有凝聚力了,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不可能持久,权力再分配必然会通过各种事变演绎开来。从当时的形势看,无非是这么几股力量,一个是一部分地方督抚有武装力量在背后支撑着他们,在北方也就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南方则是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另一部分是宪政运动中崛起的各地立宪派,各地的咨议局是他们活动的基本地盘。这二股力量之间既有矛盾,也有互相依靠的因素。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有同盟会,在内地则有华兴会、光复会这些革命组织,他们有的与各地的会党结合,有的则渗透在新军中。清廷权力结构的存在,离不开武装力量的支持,清代建国时靠八旗这支军队,以后靠绿营,再以后是靠湘军和淮军,以及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武装力量都已没落,不足支撑大清王朝的危局,于是模仿西法,训练新军。这支新军武器的配置和训练方法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这支军队的管理还是传统的,士兵、军官与将领之间存在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及保定军官学校扶植和培养起来的北洋六镇,本质上没有改变“兵为将有”的基本格局。摄政王载沣感觉到袁世凯的存在,北洋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对清廷皇室的权力是一个威胁。慈禧与光绪皇帝去世以后,清王室实际上再没有人能够制衡袁世凯了,载沣想杀掉袁世凯,得不到奕劻和张之洞的支持,只能在一九〇九年一月发下上谕勒令其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虽然下台,北洋将领却仍然听命于他,载沣实际上仍然没有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来支撑清廷,这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廷迅速垮塌的一个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应该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孙中山曾经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要推迟一年半载。”一九〇九年咨议局在各地陆续成立以后,四川咨议局议长是蒲殿俊,副议长是罗伦、萧湘,他们成了四川地区立宪派的领袖。蒲殿俊是进士出身,与汤化龙、谭延闿等两湖地区立宪派的领袖同年,私交甚笃。蒲留日归国以后,曾在邮传部供职,短期参加北京宪政编查馆工作,回四川以后,在成立咨议局的过程中,自然成为当地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当时邮传部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中央准备借款修路。清政府由于财政状况紧绌,向外借款成为筹款的一个重要办法,以路权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成为通行的办法。蒲、罗等咨议局的成员反对铁路国有化,自行组织川路公司,咨议局五人当选川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争路权一是争咨议局的政治权力,二是争筑路的经济利益,这样与四川当地的地方利益也结合起来,故护路运动迅速成为四川的群众运动。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在成都发起罢课罢市抗议路权国有。九月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设法诱捕蒲、罗等人,群众齐集督署请愿,要求释放所捕人员,赵下令开枪镇压,三十二人死亡,结果全川大乱,四川的护路运动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四川局势失控。
武汉地区的新军,由于革命力量和思想的渗透,新军中先后出现了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这些革命团体,参加这些社团活动的多达三千人。对新军的失控是清政府的致命伤,四川因护路运动而局势不稳时,准备从湖北调军队进川镇压,为武昌新军起事准备了客观条件。湖北新军中,有组织的革命党达二千余人,同情者达四千余人。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密谋起义的机关及其领导人孙武,因制造炸弹意外爆炸被捕,起义计划暴露,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多人,革命党人被迫在十月十日提前起义,新军工程八营攻下楚望台军械库,迅即占领武昌,次日汉口、汉阳亦相继光复。湖北武汉三镇的起义,撕开了清廷统治的缺口,到十一月下旬,清廷所辖的二十四个省区,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脱离了满情政府的统治。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各省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共同行动的结果,如武昌起义以后,是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支持促使局势迅速稳定,是他促使黎元洪接受都督的职位。湖南的独立,最早是革命党人焦达峰任总督,他被杀以后,是咨议局局长谭延闿任总督,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联合,稳定了湖南的局势。广西的独立是革命党人与咨议局议长德藩等说服巡抚沈秉坤、巡防营统带王芝祥一起同意宣布独立,这是两派联合与当地执政者协商解决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情况基本相似。江苏的情况有些特殊,江苏咨议局的议长是张謇,武昌起义当天,他在汉口料理大维纱厂的事务,他离开武昌到安庆去时,正是武昌起义的时候,他立即直奔江宁,要求铁良出兵镇压武昌起义,铁良没有同意。他于是到苏州找巡抚程德全商议,去电北京,要求速开国会,改组皇族内阁。武昌起义后十多天内,他还想着挽救清政府的崩溃,到了十一月中旬,眼看大势已去,他又转向革命派,赞成共和了。在一个月之内,张謇的政治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方面出于立宪运动三次请愿对清政府的失望,而与革命派联合,又寄希望掌握兵权的各地实力派能一起维护时局的稳定。故立宪派成为摇摆在南方实力派及北洋军阀与革命派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们幻想依靠实力派的武装力量,真能与革命派一起在中国走议会政治的道路。而南方实力派与革命派走得比较近,北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则以清廷作为筹码,与革命派讨价还价,谋取自己在全国权力的支配地位。他们追逐的是如何“合理合法”地攫取国家权力、地方权力,至于政治主张那都是他们用来忽悠百姓的一种手段,他们与立宪派、革命派之间的周旋,实际上是玩弄权术,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
对清廷最致命的一击是上海和苏州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相继宣布独立,与湖北的革命运动相呼应,十二月二日,革命军光复江宁,这样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清廷能依靠与南方对峙的力量就只有掌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了,而袁世凯又是骑墙的态度,把清廷作为与南方讨价还价的筹码。革命派在这次武昌起义以后,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宋教仁很快抵达武汉,十一月九日,他在武汉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在这部约法中规定了由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机关,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私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百姓有选举与被选举、纳税、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法律由议会制定,议会的议员由民选议员组成。《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多地反映所谓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带有普适性的价值取向,那是清廷《宪法大纲》所无法比拟的。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十一个省的二十三位代表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十二月三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规定共和国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都督府代表选举,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参议员组成,参议员的职权包括立法、表决每年财政上的预决算、议决税法、币制、公债等事项。大总统负责对外宣战、媾和、缔约,任用各部长、外交专使。中央分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等部。国民大会由大总统负责。汉阳失 守以后,各省留沪代表决定以江宁作为临时中央的所在地,江宁改称南京。十二月中旬,十五个省的代表抵达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二十九日来自十七省的四十五位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联合代表会,在讨论政府制度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大家倾向于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是国家的象征,在非常时期应由总统独揽全局。十二月二十九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一省一票,孙中山得了十六票,当选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职时,提出了五个统一,即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之统一,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一月三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一月二十八日,由各省代表成立临时参议员,成员包括来自十七个省的三十八位代表,会上决定起草《临时约法》,三月八日由临时参议员一致通过。三月十一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正式对外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它宣布“主权在民”,即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的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人民享有七项自由权,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住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享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及其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迁徙之自由。这次《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大总统虽有总揽全国政务的权力,但必须受制于内阁。大总统颁布的法令,必须得到内阁总理和相关国务委员的副署。《临时约法》所以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如果南北和议,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以便借助于内阁制限制袁世凯专权。如果把《临时约法》与清末的《宪法大纲》作一比较,究竟哪一部宪法,在人民民主、平等、自由这些价值取向上更向前迈进一步,已经不言而喻了。我们怎能把辛亥革命后产生的《临时约法》置于一边,而去继承一九〇八年的《宪法大纲》呢?在这件事上的是非难道还不清楚吗?杜光在文章中所说的要我们现在还要去继承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不显得荒谬和滑稽了吗?问题是这些人民民主的权利,不是有了法制规定,就能完全付诸实施的。
六、孙中山的让位于袁世凯是出于“道德光辉”吗?
李泽厚与刘再复把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说成是“道德光辉”,那仅仅真的只是道德的“光辉”吗?是不是不主动交出权力的人,“道德”就不“光辉”了吗?这些事还得放在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孙中山回国以后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同盟会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立宪派在革命阵营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清廷为什么会逊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理解孙中山为什么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让给袁世凯以后结果究竟如何?那又是一回事。从历史发展看,这样的“道德光辉”究竟要得还是要不得呢?这在我脑海里都是一连串疑问,不回答这些疑问,我怎敢对李泽厚和刘再复所赞赏的“道德光辉”表示苟同呢?
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袁世凯这个人当时的地位和状况。我们知道袁世凯是一九〇九年一月被载沣下令“回籍养疴”的,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要他下台是剥夺他的权力,让他在家闲住,然后把他在朝廷的亲信逐个除去,如赵秉钧休致,唐绍仪被迫乞休,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问题是袁世凯在清廷的人脉关系太深太广了,地方督抚和带兵的将军很多皆为其私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的。至于北洋各镇管带也不是清廷满洲亲贵所能随便插足的,他们又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一旦有事,这些亲贵们便惊慌失措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清廷便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端方便奏请启用袁世凯代替四川的赵尔丰。清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武昌起义使清廷更加震惊,朝廷内外都认为非袁世凯不能收拾残局。而袁世凯则把时局动荡看作自己东山再起千载难逢的机会。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十一日是他五十二岁生日寿辰,正是双喜临门,他在那里大摆寿宴,亲信聚集,冷眼相看清廷危机四起。他装模作样地停办寿宴,表示“此乱非洪杨可比”,“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现在是如何向清政府要价的问题。清廷要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直接镇压武昌起义。然而清廷给他的这点权力,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勃勃野心,拿武昌起义来要挟清廷给他更多权力,启用那些被开缺的旧属,为此他把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以及仍在位的旧部冯国璋等都找到彰德来商量对策。于是袁世凯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以拉拢立宪党人,组织责任内阁,以便自己独揽大权,并保证足够的军费。故武昌起义本身给袁世凯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逼迫清政府把全部军政权力交给袁世凯以平定南方的革命运动。到了十月三十日,他方才决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十一月一日攻占汉口,既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同时又迫使清廷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他回到北京,重新组阁,阁员皆是他的党羽和旧属,又请在南方的张謇做工商大臣,以分化南方革命阵营,谋求立宪派对他的支持。以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表示愿与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合作,从而分化南方的革命力量,以便在南北和议中,进而分化瓦解南京临时政府。由此可见,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袁世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以北洋六镇的实力作后盾,要挟南北双方,谋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故陈伯达讲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此话并不为过。
讲了袁世凯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再观察一下革命阵营内部立宪派的态度。那个时期立宪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张謇了,张謇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在江苏他是工商界新兴的实力派人物。,他在清末政界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他与袁世凯早有交往,二人私交颇深,他又与赞助立宪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知己好友。所以他自然成为江浙一带立宪派的中心人物,武昌起义以后,他从反对转为参预,那是由于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他希望通过南北和议牺牲清廷来帮助袁世凯收拾残局,从而在全国避免兵乱,尽早出现一个安定的局面。十月十五日,张謇曾在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与袁世凯亲信赵凤昌、沈思孚等商定从拥袁开始,先促成袁为内阁总理,然后再在南北和议中,拥戴袁世凯为共和国的总统。为此张謇既可以通过赵凤昌与袁世凯联系,也可以与袁世凯密电往来。而江浙的立宪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张謇的密电明确告诉袁世凯,“甲日倘退,乙日拥公”换一句话说只要清政府逊位,南方的临时政府立即推选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张謇的这个态度,几乎是革命阵营中所有立宪派成员最基本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立宪派的态度既然如此,那么革命派内部的状况又如何呢?
武昌起义以后,是黄兴担任湘鄂联军的总指挥,汉阳一战,南方的革命军被北洋军打败,汉阳失守,黄兴迫于汉阳龟山上北洋军的炮火,主张放弃武昌,而且武昌都督府也因中炮起火,武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袁世凯并不下令渡江,提出南北和议。各省代表到达南京以后,准备组织临时政府,这时代表们认为大总统的位置应该留给袁世凯,选举大元帅代行总统的职务,先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议被黄兴拒绝。十二月十八日,唐绍仪作为北洋军的代表,伍廷芳作为民军的代表,在南京签订停战协议。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同时暗中告诉唐绍仪,只要袁世凯逼迫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南方一定将大总统的位置留给袁世凯。在这个背景下,孙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国,二十九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一政治姿态实际上是用来向袁世凯施加压力的手段,所以孙中山宣誓就职以后,立即电告袁世凯,只要他赞成共和,便立即让位于他,请他来南京当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那么软弱,一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在军队的战斗力上不如袁世凯的北洋军。二是革命阵营内部阵线复杂,既有立宪派在内部与袁世凯遥相呼应,革命派内部在组织上亦无法统一。如在江浙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复会成员,与同盟会合作得很好,而同盟会内部却无法做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没有强大军事实力支持的背景下,孙中山能做的只是希望临时约法能牵制和制衡一下袁世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南京各种力量共同确定的方针。孙中山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是参议院选举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孙中山与国会才正式辞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约法,临时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法令袁世凯必须遵守。孙中山想用这三条来约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时,不至于过于出格。这样一纸文书,能约束得了以北洋军作为后盾的袁世凯吗?显然不可能。袁世凯只要稍微玩弄一下手腕,这些约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下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搞了一次兵变的游戏,就迫使蔡元培等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了。故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并不是什么“道德光辉”的高尚行为,而是袁世凯阴谋的步步得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他。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什么“临时约法”,内阁负责制,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说到底都是一句空话,都无法改变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的既定方针,人民在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从来不是个人有没有什么谦逊的道德光辉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如何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历来都是由阶级和阶层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今天来宣讲孙中山的“道德光辉”究竟要谁来谦逊地让出国家权力呢?这个问题李泽厚和刘再复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意会得了。行文至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职之后,中国的政局究竟一步一步走向何方呢?
七、民国初年的多党制试验
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袁世凯在北京致电参议院,表示愿遵照参议院所定的办法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由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誓。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由袁世凯提名总理人选,然后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孙中山代表同盟会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那时同盟会是参议院中第一大党,经立宪派代表赵凤昌协调,采取折衷的办法,由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解决这个矛盾。表面上是同盟会这个多数党组阁,实际上是北洋实力派在组阁。于是唐在二十五日到南京组阁,三十日发表内阁人选,外长是陆征祥,内务部长赵秉钧,陆军部长段祺瑞,海军部长刘冠雄,财政部长熊希龄,司法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蔡元培,农林部长宋教仁,工商部长陈其美,交通部长由唐绍仪兼任。在组阁过程中,革命党人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怎肯放弃兵权,改为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这样一个内阁,袁世凯把持了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部门,财政亦在立宪派手中。这样一个内阁是混合内阁,袁世凯北洋军系及立宪派在内阁中占了优势,天然注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内阁。三月间解决了内阁成立的问题,四月上旬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依照《临时约法》议员由民选,每省五人,议员总额为一百二十六人,实际只选出一百十八人。二十九日举行开院典礼,到会的仅七十一人,五月一日完成了新旧议会的交替。这样一套参议院的班子,这样一个内阁组织,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手下能不能走上正规的民主议会政治道路呢?答案显然不是依靠理论上逻辑推理所能成立的,因为这一套从法国移植过来的议会和责任内阁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在是水土不服。不妨去看一下民国初年政党的情况,看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是如何控制内阁和操纵各个党派在参议院活动的情况。
民国初年的政党组成状况,在参议院无非是两大派,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原立宪派为代表所组成的各党为保守派,但两派之间的阵线并不清晰,当时由于各派势力不断反复重组,所以那些头面人物跨党的很多,有的出于本人的意愿,有的不过是被一些政党派别拉去装点门面而已。如伍廷芳、黄兴有十一党籍,黎元洪、陈建章有九党籍,熊希龄、赵秉钧有八党籍。后来那个曾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说过:“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的,不过有许多人来劝我进党,统一党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可见那时政党活动混乱的状况。赵秉钧原来就是袁世凯的心腹,其实赵秉钧心里只认一个主子,那就是袁世凯,什么党不党的问题,在他心目中,只不过是参议院里玩的政治游戏而已。
临时参议院到了北京以后,在参议院的党派组成上,激进派的同盟会自然成了第一大党,由唐绍仪组阁,他参加同盟会,形式上也就成了政党内阁。同盟会本来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以后,其本部由东京迁至上海,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任临时大总统时,由汪精卫担任总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仍由孙中山为总理,由黄兴和黎元洪担任协理,由汪精卫任主任干事,理财部是居正当主任干事,政事部是宋教仁当主任干事。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以后,热衷于国家的铁路建设,撰写《建国大纲》,那时表示自己“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并且说:“孙中山十年之内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地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于是袁世凯委孙中山全权筹划全国铁路,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给孙中山三万高薪,而且孙中山与黄兴都主动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被袁世凯所婉拒。从孙袁之间的交往,可以知道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缺乏认识,对即将面临的政治危机毫无思想准备。那时汪精卫出国考察,同盟会的政事都由宋教仁操办。宋教仁清末流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醉心于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只要把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搬到中国来,中国的政治就会走向正轨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最理想的设计,所以他努力要把同盟会、后来重组的国民党发展成为第一大党,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然后真正实现责任内阁。要实现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作为后盾,所以民国初期激进派中最活跃的政治家,反而不是孙中山和黄兴,而是从事党务活动的宋教仁。他接替汪精卫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与那些小的党团,若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组织合并成立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到处拉人入党。孙中山与黄兴想拉袁世凯参加国民党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怪现象,他们一点也认识不到决定这些政治游戏命运的是袁世凯直接掌握的军警实力。选举和松散的党派组织不可能形成政党活动强大的实力后盾,民众参预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了中国议会道路极端虚弱的本质属性。
在国民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的过程中,原来保守的立宪派也在努力合并小党,以便在参议院形成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江浙地区原来光复会的章太炎和立宪派张謇在民国初年发起成立统一党,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为理事,以黎元洪为中心的民社。国民协近会、国民公会合并改组为共和党,这二个党派一度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和影响几乎与同盟会并驾齐驱。此外还有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联合在南京成立统一共和党,以蔡锷、王芝祥、孙毓筠为总务干事在参议院成为第三大党,占有二十议席。梁启超也在幕后设法操纵把小党合并成大党,经过一阵凑合,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新政社这些小党合并为民主党,以第三党自居。民国初年那么多林林总总的党团,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这样在参议院便形成国民、共和、民主三大党鼎立的局面。这样组成的政党,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跨党的人很多,这样组合起来的政党,由于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很难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一旦遇到重大的斗争,在军警的压力和冲击下,便会顷刻瓦解。袁世凯让他们充分表演以后,当群众厌倦了议会政党中的政治游戏时,也就是他从根本上收拾政党政治,恢复帝制的时刻。
八、走马灯似的三次内阁改组
民国初年除了在参议院有热闹的政党游戏之外,还有一个走马灯似的政党内阁的问题。《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职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同意。”那就是内阁的任命必须是总统与参议院双方协调的结果,而总统重大人事任命又需内阁附署,才能生效。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先后有唐绍仪内阁、陆徵祥内阁、赵秉钧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组阁。唐绍仪是袁世凯北洋系的心腹,是袁世凯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所以袁派他作为代表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谈判南北和议的问题。他组成的内阁是混合内阁,参加同盟会,使其内阁多少具有政党内阁的色彩,尽管兵权、财权、外交权都在北洋系手中,而在唐绍仪内阁中还有四名同盟会的代表。迫使唐绍仪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二条,一条是财政预算上的问题得不到参议院的支持,另一条是原来的直隶总督王芝祥,虽然不是同盟会的成员,是统一共和党的人,但与同盟会在思想观念上比较接近。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袁世凯反对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未经唐绍仪附署便发出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的委任状,把王芝祥调往南方。这当然侵犯了唐绍仪的行政权力,为此唐绍仪出走天津,唐内阁倒台。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袁世凯任命前外交总长陆徵祥为总理,当时共和党表示支持,同盟会也不反对,故陆徵祥总理的职务,在参议院表决时,有七十四票同意其出任总理,并着手组织内阁。但是陆徵祥在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一口吴语,讲得猥琐支离,引起议员们的广泛不满,他提出六个内阁成员,周自齐、章宗祥、孙毓筠、王人文、胡惟德、沈秉堃,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时,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半数四十九票,结果内阁被参议院推翻了。议员倒阁是成功了,但六总长被否决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参议院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参议院反而成为被民众责问的对象。舆论认为议员受委托而不尽职,不能听任议员专制之恶习,甚至如同盟会的《民立报》也对此次倒阁抱批评的态度,袁世凯也通过这次倒阁事件取得了舆论优势,各地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支持袁世凯设法压服参议院。袁世凯表示此次提出阁员,能胜任阁员的人还有很多,参议院再不通过,政府可以再提。同时袁世凯还约见参议员进行疏通,软硬兼施。没有院外群众和社会舆论支持的参议院只能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之下,七月二十六日参议院再次投票时,换了一些人,陆徵祥内阁总算顺利通过。这件事说明纸面上法律条文,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作后盾的话,它不可能给参议院带来任何力量,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来自地方实力派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加上袁世凯以北洋陆军作为后盾,他们对袁世凯无可奈何,这就是这个时期议会道路最为悲哀的地方。西方的那套议会政治,到了中国只能中看不中用。陆徵祥内阁就职时,发生了张振武案。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元勋,与黎元洪之间存在矛盾。张振武到达北京时,黎元洪致电袁世凯请求逮捕张振武和方维,张、方二人遭逮捕后被秘密杀害。此事本与陆徵祥无关,但在连带责任声中,陆徵祥宣布辞职,八月二十日,由赵秉钧代理总理。参议院责问袁世凯,而孙中山主张以大局为重,应该继续信任袁世凯,履约与袁世凯面谈,帮助袁世凯度过了这次信任危机。黄兴劝赵秉钧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支持赵秉钧组阁。九月二十五日,赵秉钧出任总理,名义上出现了所谓国民党内阁。同时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所以也能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参议院与内阁之间暂时出现了比较融洽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内阁改组名义上是同盟会或者国民党的内阁,实际上内阁总理都是袁世凯的人,内阁大臣掌握军政实权的也都是袁的人,这是袁世凯能够容忍在参议院玩组阁游戏的根本原因。到了一九一三年,面临着国会大选,接下来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都是围绕国会的选举展开的。为什么会有更尖锐的矛盾爆发呢?因为国会选举结果,如果一党独大,势必出现以执政党为主的责任内阁,那袁世凯大总统的权力势必被架空,这是袁世凯无法容忍的。另一方面当时参议院是根据《临时约法》由各省推选产生的临时机构,所以他这个大总统的位置也是临时的,大总统要由临时转为正式,必须经过国会选举产生。所以袁世凯要巩固自己总统的地位,离不开国会的大选。
九、国会的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本约法实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因此根据这项规定,应该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召集国会。要召集国会,必须要有《国会组织法》,国会包括众参二院,众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选出,这样需要有《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因而要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区的划定,二院之间权限的划定。一九一二年八月四日,参议院才完成这三部法律的制订,八月十四日,袁世凯公布了这三部法律。这是中国直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选举制度,选民的资格虽有种种限制,直接选民也有四千万之多。这样一个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之一的选举,连必须具备的人口普查也没有,故实际选举的过程便很难规范了。这次选举是在一九一二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初进行的,每个选区包括若干个县,而具体的投票站设在乡村的集市。选举分初选与复选二次,初选当选的候选人集中到区内中心县市参加复选,选出众议员和省议员,各省的省议员大体上有一百余人,众议员全国共五百六十九人,而参议员则由每省选出十名参议员为全国的参议员,加上蒙古、西藏、青海及华侨所选参议员,法定的人数为二百七十四人。从选举的过程看,各地具体选举的过程当然会出现各种舞弊的现象,在竞选中也会出现肢体接触和碰撞动作。四千万选民的选举从当时讲毕竟是一件盛事,各政党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孙黄与袁世凯有过十三次谈话,给民众产生了良好印象。对国会选举最为重视的还是国民党,宋教仁全力以赴地去各地投入竞选演说,希望通过这次国会选举取得多数席位,利用政党内阁真正掌握国家政权。他竭力使国民党保持温和的形象,消除过去那种反对现政府的激进的反对派色彩,适应了多数选民的要求。一九一三年的这次选举,选出的国会议员,只有国民党和立宪派的进步党,但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没有积极参预这次选举,所以在国会里他们没有相应比例的代表,因而选举结果产生的政治格局与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实际状况并不一致。袁世凯在选举结束后发现国民党拥有国会大多数席位,完全可以凭借多数议席组织政党内阁,合法地从自己手中夺取政府权力。北洋军人集团是一个家长制的军政集团,一切唯袁世凯马首是瞻,在袁世凯心目中,怎么能容忍宋教仁来组织国民党单一的政党内阁?怎么肯把军政大权拱手让出呢?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势必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肉中刺,非除之不可。暗杀宋教仁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组织暗杀的是应桂馨,实际在背后指使的是洪述祖,洪是内务部的秘书。这样往深处追究的话,总理赵秉钧也脱不了干系。策划暗杀是在上海进行的,宋教仁遇刺时间是在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地点是在上海火车站,黄兴与其同行,宋教仁身中三枪,被刺身亡。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获悉宋遇刺身亡时,大惊失色,当即离座,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可见那时赵秉钧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对这件事难以摆脱干系。洪述祖是内务部秘书,过去是赵的下属,国民党直觉反应这是袁世凯下令干的。这样大局急转直下,国民党与袁世凯走向决裂,国会形势也开始发生急剧变化,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幻想破灭了。
宋案发生后,各方呼吁调查事实真相,应桂馨、洪述祖先后被捕,赵秉钧无法摆脱干系,他背后的主使者当然是袁世凯。黄兴追悼宋教仁的挽联写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在那样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孙、黄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于是发动挽救共和的“二次革命”。尽管如此,宋教仁案的真相还等待调查,国会还得照开,国民党还不能与袁世凯公开决裂,还得在国会中争取多数。宋教仁被刺以后,国民党在国会中失去了有力的领袖,国会议员中的国民党员,脱党退党的很多,一方面害怕袁世凯的进一步迫害,另一方面害怕孙中山、黄兴的过激反应,使孙、袁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国会选举结束前,从袁世凯讲,他这个大总统还是临时的,要转正需要通过国会的选举,同时国会还要制订正式的宪法,所以还得尽量维持国会运行。袁世凯开始分化瓦解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扶植立宪派三党合并,使他们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在袁世凯心目中,这一切都是形式,只是政治游戏而已,他依靠的始终是北洋系的军事实力,如果国会走过场的活动一切依照他的意图完成,他就会撕破脸面一脚踢开国会,开始上演恢复帝制的闹剧了。袁世凯一味依靠手中的军事实力,不把民心民意放在心上,这也是他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在两院选举中占据优势的形势明朗之后,国会中立宪派又是如何思考和应对这个局面的呢?他们如何挽回自己败局的呢?他们从哪儿去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呢?那时立宪派在国会中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便在酝酿合并以便将来在国会中与国民党抗衡,因为议员五百九十人中,国民党有二百六十余人,共和党有二百四十余人,民主党有三十余人,统一党有六十余人,三党合并为进步党,那么在国会中还可能与国民党抗衡,他们希望袁世凯也加入进步党,梁启超在三月十五日的信中,便曾讲到“党事大有进步,项城入党已决”。这说明立宪派需要袁世凯的支持,才能在国会党派斗争中有所作为,而袁世凯也需要立宪派在国会中制衡国民党的优势。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国民党,参加立宪派共和党的打算只能暂时搁浅。国会开幕以后,立宪派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四月八日国会开幕,在两院的预备会上,国民党与其他三党围绕如何选举议长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舆论焦点在议长选举究竟记名还是不记名上,国民党主张记名投票,可以监督本党的议员,而三党主张不记名投票,可以分化国民党的议员。四月下旬的十天中,由于部分国民党议员的叛离,国民党在众议院失去了多数的优势地位。四月二十五日参议员进行议长选举时,国民党的张继得到一百二十九票,王正廷得到一百二十七票,二人顺利当选参议院的议长和副议长,而众议院投票的方法通过三党的无记名投票,经过二轮的对决,至四月三十日,三党的代表汤化龙当选为议长,国民党的代表吴景濂少了数票而未能当选,说明这个时期十多名国民党的众议员被袁世凯收买而倒戈。
四月二十六日,众议员选举议长,国民党公布了宋教仁被刺案的相关证据,把矛头直指袁世凯,南方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已经公开号召推翻袁世凯,并且派人到各地动员军队,为起兵作准备。各地支持袁世凯的军官也早已把这方面的信息传递给袁世凯,告诉他国民党准备起兵的图谋。因为南方实力派中,有一部分还不是袁世凯所能完全控制的,袁世凯为了应对南方军事力量的威胁,抛开国会,以盐税为担保,直接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立宪派三党夹在中间,形势促使他们加快了三党合并的步伐。五月二日,进步党在《亚细亚日报》上公开指出“国民党确有谋叛民国之阴谋”,在舆论上给予袁世凯公开支持。五月三日三党发表了合并宣言,十三日发表进步党的党章,二十九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蒲殿俊等为理事,立宪派著名人物皆名列其中,实际上主持党务的是梁启超和林长民。袁世凯面对这样的形势,也一度企图建党,从而在国会中拥有北洋系实力派的代表。刺杀宋教仁案的问题还停留在司法层面,国民党二次革命还处于酝酿阶段,国会议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在《善后借款合同》上。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否认大借款合法性的提案,五月五日众议院也决议退还政府关于大借款的《中国善后借款合同查照备案》,这等于否认了大借款的合法性。立宪派三党虽然在议长选举中获胜,取得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但在大借款的问题上仍然无法给袁世凯政府帮忙,因为进步党议员对袁世凯无视国会权威擅自签约也深表不满。尽管袁世凯的北洋系实力派对国会已完全失望,但袁大总统的选举,宪法的制定还离不开国会,所以还只能隐忍与国会周旋。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在中国不存在它生长的土壤,它的枯萎消亡只是时间问题了,宋教仁的被刺实际上已宣告了在中国实施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死刑。

 

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与国会的无疾而终

 

 

孙中山为了发动二次革命,在南方联络各地督军,结果并不成功,实际上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并不支持孙黄反袁的计划,反而把相关情况报告给袁世凯,这迫使革命党人提前起事。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十五日黄兴入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司令,接着安徽、广东、上海、福建、重庆等地相继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但这次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前后不到两个月,袁世凯一方面发动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对南方军人进行收买,各省的抵抗很快烟消云散。实际上只有江西、南京进行了抵抗,其他地方都是国民党自行瓦解崩溃的,如福建、广东就是自行取消独立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黄等革命党人再次逃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来代替国民党。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成功,借战争胜利之机,更换了一批南方不听话的都督,国内政局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袁世凯认为自己“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他还需要国会来选举他作正式的大总统,所以他还没有到需要立即解散国会的时刻,当时身处北京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则处于进退两难的窘迫状态。七月十八日众议院开会,国民党议员采取拒不出席的办法表示抗议,结果众议院由于出席者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议事。进步党在这种状况下,一面通电反对二次革命,谴责南方的国民党,一面还表示现政府若有失职或违法者,不使贻误国家,以示与袁世凯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是在反对二次革命的问题上一致,但并不是袁世凯的仆从。七月二十二日,参议院的议长张继呼吁议员离开北京择地开会,声讨刺宋元凶。七月二十五日国民党议员蒋举清提出八月八日以后制订宪法,宪法起草委员会未将宪法草案提交大会之前,不妨休会以待,这样可以使国民党留在北京的众议员回避来自袁世凯所派军警的骚扰。休会以后,进步党的活动也受到限制,进步党的策略是尽量设法使留京议员保持三分之二以上,并瓦解国民党的议员,以便乘机扩大进步党的势力,达到国会第一大党的目的。国会是进步党理想之本,所以众议院议长汤化龙、陈国祥谒见袁世凯,要求保证议员的安全,梁启超亦致信袁世凯,要求维持国会的正常运行,他表示:“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国民党的议员则进一步提出《请袁大总统辞职以平大乱建议案》,而且在七月三十日,由副议长王正廷列入议事日程,整个众参二院处于乱纷纷的状态。从南方实力派的情况看,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只是江西、广东、湖南、安徽四督,然而南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没有响应二次革命,反而支持袁世凯,他公开通电为袁世凯政府辩解,成为南方抵抗二次革命的中坚力量。袁世凯在湖口事件以后,派段芝贵率领北军进攻江西时,由黎元洪节制,并由黎兼江西都督。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联合滇、黔、川、贵西南四督通电反对二次革命,支持袁世凯政府,与湖北黎元洪遥相呼应。
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北洋系进行决斗时,由立宪派转化而来的进步党处于左右逢源的中间地位,立宪派在南方实力派中仍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袁世凯对进步党在国会中的活动,不得不表示支持,还得让进步党有上台组织内阁的机会,于是有意让熊希龄出来与进步党一起组织内阁,暂时维持国会。七月十七日,袁世凯与议院商议组阁人选时提出了熊希龄和徐世昌二人,议员多数赞成熊希龄为国务院总理,进步党则以总部名义致电熊希龄,促其启程进京。那时国民党在两院中的地位,由于南方二次革命而受到攻击,在国会中亦难以有所作为,所以《拟任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咨请同志案》得以在两院顺利通过。熊在梁启超的催促下,八月九日致电吴鼎昌表示接受总理的任命,即日自热河赴京履任。熊希龄亦有非常明确的责任内阁观念,他希望成立一个志同道合的内阁。内阁成员经过众、参两院通过后,袁世凯正式以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任命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由熊希龄兼,前内阁留任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梁启超是这一届内阁在思想上的领袖,协助总理统筹全局,司法部的事务几乎全部交托给次长江庸处理。这一届内阁可以说是立宪派与北洋派合作的产物,袁世凯仍然把持着军事、外交、内务的大权,除了梁启超以外,如张謇、汪大燮都是当年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清末以来,这次似乎是立宪派真正掌握了部分中央国家权力,其实这一切在袁世凯心目中都是暂时的过渡而已,北洋派的权力怎能容许他人分享呢?袁世凯的图谋是稳住参、众二院,组织内阁为他转为正式大总统服务,这个使命完成以后,什么议会道路、政党内阁,这些东西都应该丢到垃圾桶里去了。这一点也正是立宪派最大的悲哀,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道路、政党内阁制度无法在中国推行,因为中国的传统权力结构建立在兵权的基础之上,他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形式上是文官政治,实质上始终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最基本也最简单的道理,而熊、梁的这次组阁,实际上是为国会无疾而终准备了条件。熊梁内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国会组成以后,既有国会的支持,又有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任,一致获得舆论界的好评,那时候的梁启超好一个春风得意啊!但袁世凯心中的图谋,最终使熊、梁内阁只能以悲剧结束。历史证明他们的移植说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完全行不通。
国会在完成组阁以后,继续面临的二大任务,便是选举大总统和制订宪法。按理应该先制订宪法,有了宪法作为依据才能选举大总统,国会将来会制订怎样一部宪法,袁世凯是否愿意接受宪法的约束,这些问题都实际存在。按照临时约法,总统是虚位的,在议会政党政治基础上建立责任内阁。袁世凯显然不愿放下依靠北洋军阀支持所掌握的实际权力,进步党为了讨好袁世凯,建议先选举总统,然后制订宪法,这个方案受到国民党议员的断然抵制。于是黎元洪致电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要求先选举总统,再讨论宪法的问题。当时大家都知道无论先选还是后选,总统都会是袁世凯,这是既定的格局,所以先选还是后选并没有多少区别。九月五日,众议院通过先选总统的方案,九月八日参议院也以高票通过先选总统的方案。但是如何先选总统也需要法律上的依据,于是先把宪法中有关选举总统的部分提前议决,然后依此具体进行总统的选举。九月十六日,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草案,接着在九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两院合会逐条议决了宪法会议规则,以便正式讨论宪法的一部分,即大总统选举法,十月一日和四日,两院合会正式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进步党在五日召开党内的议员会议,建议以袁世凯为总统候选人,黎元洪为副总统候选人。十月六日两院合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从法定程序讲,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到这时才转为正式大总统。十月十日是国庆日,正式举行袁世凯就职典礼。
接下来众、参两院的议题,就是如何完成宪法起草的任务了。《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所以政府无权参预宪法的制订。六月三十日,众参两院选出六十名起草委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起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议会和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一方,包括北洋系和地方实力派,他们考虑的是由国会单方面制定宪法,难保不偏重政党议政决策这一方面,从而束缚行政首长的权力,致使国家统治力量的削弱,所以他们都主张应有行政权力方面的代表参加宪法制订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黎元洪、蔡锷等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强调要有统一、集权、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伸张国力,所以袁世凯提出建立宪法研究会,作为起草宪法的预备,同时还聘请了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有贺长雄为政治顾问。这样袁世凯提前将他们起草的宪法大纲及各处关于宪法的意见书八十余件交给参议院,作为宪法起草的参照。然而两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抵制了袁世凯对制订宪法活动的干涉,拒绝依照袁世凯送来的宪法大纲作为讨论的基础,而是自行起草,并且拒绝袁世凯派员参加讨论。宪法起草委员会确定了议事章程,以过半数通过为原则,选举了委员长和理事,分十二项,逐章讨论宪法的相关内容。袁世凯与宪法起草委员会争执的焦点是国务院总理的任命必须经众议院同意通过,这就限制了袁世凯掌握内阁的权力,为政党内阁开辟了道路。其次双方争论的问题是总统有没有权力解散众议院,争论的结果是总统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才能解散国会。接下来争论的是总统的任期和能不能连任,讨论的结果是任期六年,不得连任,但可以再任,最后在袁世凯施加的压力下作出让步,改成五年一期,可以连任一次。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当选大总统以后,国会内的政治气氛发生变化,两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内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分歧开始缩小,而是一致对抗袁世凯干扰宪法起草的工作。袁世凯如愿当选大总统,开始不把国会两院当回事了,他既不到国会就职,也不到国会发表政见。他在保和殿就任大总统时,把两院的议员安排在朝房内,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他宣读誓词的内容和过程,国会两院的议员感受到被藐视,明白袁世凯不可信任。十月,在天坛起草的宪法接近完成,袁世凯与国会在宪法制订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制宪权在国会,袁世凯不便直接干预,转而采取批评《临时约法》的办法来供给宪法草案,袁世凯派了八名代表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陈述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认为《临时约法》规定制宪权在国会,总统并无提案之权,故拒绝八位代表参加会议。这样国会两院与袁世凯在宪法起草问题上的矛盾尖锐起来,两者之间处于公开决裂的状态。于是袁世凯决心推翻国会,他借着攻击国民党二次革命,攻击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员,称:“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他在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各省都督,攻击“国会专制”,“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同时攻击各省之议会“依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求得各省总督的支持。没有相应的实力或者群众基础,议院要限制行政权力的专断,实际上是一句空话。通电次日,袁世凯通过机要秘书密电各省军政长官,要他们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各省军政长官果然迅即复电响应,一致攻击《天坛宪法》。袁世凯于是经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这样国会两院议员只剩三百多人,不可能达到召开国会之法定议员人数,国会无形中瘫痪了,也就等于解散了国会。袁世凯还下令三日之内将国民党本部及各支部一律解散,在这样的背景下,进步党议员单独召集会议,商讨如何维持国会,两院议长与政府进行交涉,熊希龄提出实行五年军政的问题,要议会对总长负责。这样国会与袁世凯的矛盾,逐渐转移到熊、梁内阁身上。因为是熊副署以后才造成国会解体的状态,袁世凯借此把解散议会的责任推在熊希龄身上,进步党由此分裂为内阁派和国会派,那时剩余的国会派进步党议员大都属于议会民主派。二派争论的焦点,国会派主张取消解散国民党的命令,内阁派主张补选议员以维持国会。由于国会派不肯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于是熊内阁设法召集行政会议,各省派二名代表,中央各部门派一部分代表,共八十人,商讨迫切的行政事务。会议开幕时,全国二十二个省的都督、民政长、护军使共三十九人联名通电表示拥护袁世凯,电文宣称民元以来的议会政治完全失败,在立法方面一事无成。实际上政治会议取代了国会,解散了众议院。政治会议的议题,一是解散国会,二是修改宪法。次年一月十日,袁世凯根据政治会议的呈复,发布命令,宣布停止两院的各项职责,另行组织约法会议,增修约法,实际上否定了临时约法和宪法草案。国会两院正式解散,进步党陷于解体。接下来袁世凯迫使熊希龄主动请辞,进步党解体,熊梁内阁跟着解体。从清末到民国四年初,中国立宪派在全国推行立宪运动,经过四年实践,议会道路走不下去了,它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没有它顺利成长的土壤。国会的解散,进步党的瓦解,共和国的政体也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袁世凯走向复辟帝制的道路,从而引发军阀内战,共和国重新陷入长期混乱的状态。
十一、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袁世凯所以能在清廷与革命派之间纵横捭阖,靠的是手中拥有这支自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新军,这支军队在形式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军官经过武备学堂训练,有近代化的军事装备,但在思想观念上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长制仍没有变化,军官之间的袍泽关系依然存在,大家生死相依,对袁世凯惟命是从。袁世凯正是依靠自己在北洋军中这一层封建关系,通过军人干政,迫使清帝逊位,迫使革命党人交出自己的权力,迫使孙中山让位于他,采用软硬两手,以欺骗和不断兵变的方式窃取国家政权,最终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直到恢复帝制,最终还是自己手下实际掌握兵权的段祺瑞、冯国璋反戈一击,使袁世凯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记得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点回头路,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辛亥革命以后走回头路,固然有革命派自身的不足,亦还有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民初那几年的政治斗争,尽管让人眼花缭乱,最终还是让人们懂得军事实力决定胜负,不能处理好军队干政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让政治走上稳定的轨道。

 

民初这几年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议会政治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从而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准备了条件,在头破血流的绝望过程中,孙中山慢慢懂得在中国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巩固革命的军队,必须对军队进行坚强的政治领导。这才孕育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才建立起黄埔军校,确立党军制度,才懂得要用三民主义来统率军队,要在军队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军队内设立政治委员和建立政治部,才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运动,才有北伐战争,才有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有党指挥枪。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在武装斗争中打败新旧军阀的统治,才能建立人民政权。经过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打击和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如果回顾一下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之中走出,军阀统治下的国家分裂,帝国主义侵略下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人民慢慢觉醒,拿起武器捍卫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五十年与各种灾难作斗争中逐渐站起来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族走上了复兴道路,面对朝鲜战争那样大的军事压力,我们没有屈服,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们也没有屈服,政治上孤立我们的图谋也没有得逞,中华民族从此走向独立自主、国家富强的道路。现在怎么能重新拾起一九〇八年《宪法大纲》这个破烂,作为我们新的起点呢?时代的背景大不相同了,难道我们还要重新走民国元年梁启超、宋教仁所坚持的那条议会政党政治的那条道路吗?什么军队国家化,那时可是袁世凯最早提出的口号,他是为了吞并南方实力派提出的借口。什么联邦制,那是民初地方实力派为了地方割据提出的口号。这些早已被历史否定的东西,难道我们还要重新在中国大地上试验一次吗?什么议会道路,什么多党制的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我们都尝试过,那些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主、平等、自由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问题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们在这些口号的背后究竟要求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楚,现在我们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扬人民民主制度,在哪些方面给予工农大众更多的平等权利,应该怎样地更多地开放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如何加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总之内容要说具体,目的要说清楚,否则只是空喊口号,却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它只能忽悠人们于一时。如果高喊西方式政治口号,真是要我们如清末新政那样接受直接移植西方议会制度到中国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记得,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周要集合学生举行纪念周活动,学生都集合在礼堂内,礼堂上挂着孙中山的总理遗像,旁边更有他的两句遗言,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老师的训词反反复复讲的也是这两句话,孙中山讲的也就是期望后人继续革命。从做小学生起,我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49年取得胜利,有了政权,不等于革命成功,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他从西柏坡到北京只是进京赶考,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民族的振兴,为工农大众谋福利,为国家的富强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那不成了改朝换代,把自己蜕化为新的贵族官僚资产阶级了嘛,为此毛泽东讲要继续革命也就是这个道理,不能拿了政权,丢了革命,满脑子我就是执政党,就应该当官做老爷,个人发财致富了,那样的结果必然是再让工农大众受苦受难啊!辛亥革命以来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革命史嘛,怎么能告别革命呢?那当初参加革命又为了什么呢?为了国家的富强,那么国家的富强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人民大众不是抽象的,是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所以形势好了革命的精神和传统不能变,现在有一股思潮就是把革命妖魔化,把共产党九十年的存在丑化、妖魔化,他们只准压迫,不准反抗,不准革命,如赵老爷不准阿Q革命那样。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话的主题就是《告别革命》嘛!这怎么行呢?他们究竟要我们走向哪里啊!没有辛亥革命、没有49年的胜利,那有今天,保持革命的传统和精神仍然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它会为中华民族开辟出全新的天地,路还长着哪。
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文章中,说过那么一段话,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值得我们警省,近年来认真研究我们自己近百年历史的氛围、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氛围确实是不浓厚的,那时言必称希腊的是指王明这些教条主义者,今天许多学者则是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西方的经典,什么都拿西方的尺子来衡量,好似我们革命胜利以后这几十年完全错误了,这不荒唐吗?所以类似杜光那样鼓吹清末钦定的《宪法大纲》的荒唐事会登堂入室,会迷惑我们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懂一点中国近代史,他们怎么能到处行骗呢?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毛泽东还告诫我们:“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过去搞革命应该这样,现在搞现代化的建设也是这样,我们当然要了解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还有他们的教训,但这毕竟是外国的东西,中国怎么办应该根据中国的状况,那就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些年来我们关注自己历史的氛围不浓,所以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找工作最困难,为什么我们那么漠视自己的过去呢?甚至把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故意歪曲地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论奉为至宝,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糟糕和令人痛心的现象。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外国的东西,但上百年来我们学习外国的历史教训,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他们总是要求我们依照他们指挥棒所指的方向转变,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只能摸索着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决不能自卑自贱,并非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们不是不要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即便是先进的好的东西,那也总得经过自己的选择、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自己的血肉;更不能忘记那儿有不少消极的东西,苍蝇蚊子不少,甚至血淋淋坑人的东西也不少,可得防范一些。
历史证明无论你完全照抄照搬哪个国家的东西,总是行不通的。过去照搬西方的议会道路,民初的历史证明了此路不通,后来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几十年的实践同样证明此路不通。只有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长期历史形成的特色和风格,扬长补短,才能走上光明大道。只有懂得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状,才能为未来指明前进的方向。根据这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状态,那么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军队的党建工作,坚持支部建在连队,坚持党指挥枪,军队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常备不懈的战斗精神,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有了它才有国家的稳定,才有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没有这一条,什么也谈不上。要动摇中国稳定的大局,第一条是动摇军心,如果军队思想建设削弱了,军事院校的教官们信邪了,如国防大学那个辛子陵那样的人物,到处胡说八道,如果真让他如此放肆,把我们军官们的思想都搞混乱了,对共和国而言,那才是最大的威胁。必须牢牢地掌握军队的政治大方向,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是近百年来我们必须牢记的最大历史经验和教训。我想杜光所讲的那些胡言乱语的是非,到此也应该很清楚了。向大家介绍一下钦定《宪法大纲》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也许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那些朋友再来鼓吹《宪法大纲》的事,在它的背后究竟包含有什么内容了。
有的朋友最近在《文汇报》上讲把握历史主义,必须把握好当代意识,才能把握历史。我们有些同志喜欢玩一些新名词,什么“把握当代意识”,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了,还不就是博古通今,毛泽东说过的古为今用而已,这个今,只能落实于中国的现实,可不能把西方那些时髦的词儿来偷换成什么“当代意识”啊!其实这些概念也不新了,也是一些陈旧的老套了。所谓历史主义,也就是从发展的眼光,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指出它的真实相,揭示它的来龙去脉,说明其何以会有如此的发展趋势,讲清楚它的所以然,从现实需要出发,领会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得到有益于今天人们的认识和社会实践。而不是依照自己个人的需要来胡编历史,如袁伟时、杜光之流,明明是慈禧太后懿旨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偏要说成这是光绪皇帝与宣统皇帝的东西,那不成了骗人的东西了嘛,明明是皇权至高无上,偏要说成是民主制度的开创,这样用当代西方意识来阐释中国的历史,岂不荒唐嘛!当然从文艺作品讲,又有所区别。一部《三国演义》与三国的历史是两回事,它是故事新编,一个时代有它崇尚的观念,依照它的需要借历史事件来编故事,从而达到它所想往的目的,这毕竟是娱乐性的东西,是从话本演化而来,如果研究三国的历史,没有史学家会引用《三国演义》来讲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那么我们要观察的是那个故事大体应有一点根据,它究竟想给人什么,对社会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
总之,历史与现实是紧密相连的,现实生活始终留有历史的痕迹,因为我们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反之,我们读历史时,往往会感觉到现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印记,加深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如何处理现实生活的矛盾也是有益的,问题是要我们把握当代生活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我们该拿什么去反思当代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有许多朋友喜欢抽象地谈论民主、平等、自由、公正和正义,以及人性或者全人类,其实这种概念都是很抽象的,在不同时空,它们实际的含义是不同的,还是应该具体地讲,对大多数人民,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不仅是绝对数字的提高,而且还要包括相对的地位,诸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相对关系、官与民之间的关系、老板与工人之间、商人与农民之间、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与直接生产者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应的地位和关系,在与过去比较上,究竟是提高还是下降了。说到底还是要不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谁养活谁的视角想一下,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贵族老爷们服务的专制政治还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人民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这个问题上,要讲具体的实质,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问题的实质是工农大众能否在各个方面实实在在的当家作主,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对上面领导,还是对下面群众负责,官员们能否真正俯首甘为孺子牛。既要整治官风,也要改善民风,提高民众主人翁意识。所以把握当代意识,可不能赶时髦,如果要讲价值取向,那就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保护绝大多数人,那也不是抽象的,也就是具体地讲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利益,把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去看待历史和现实,那我们只会重犯辛亥革命前后犯的错误,说不定跟着别人屁股后面为全球化唱了赞歌,最终带来的还是殖民地化呢?哪儿会有你立足的一席之地啊?现在美国的议会给我们搞汇率战,美国海军远渡太平洋在我们领海身边的军事演习;东亚与东南亚的事,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干吗由你远渡重洋来插上一手呢?将心比心,如果中国的海军到你美国太平洋岸边搞军事演习,你会做何感想呢?而且他们还不断地在给中国上“人权”课,他们那么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指手划脚究竟为了什么呢!这可是美国佬送给我们的一帖很好的清醒剂。我们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但这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还得希望美国尊重一点中国的民族感情,正由于美国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还得强化一点维护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的情怀。千万不要把爱国主义说成是民粹主义。这里既有感情的问题,更有民族立场和国家的利害关系问题。
最近我与不少朋友就中国的现状和前途交换意见时,许多朋友对目前思想混乱的状况,都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感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时兴了。”现在的状况,比五七年那时严重多了,不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也混乱得很啊!至于所以会出现这些思想混乱的现象,那是由于一些刊物报纸和出版物,专门夸大阴暗面,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地惑乱群众,同时这也是由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只看问题,只看消极面,不看基本面,看不到成就的结果。我则不然,我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中国这条大船,经历几千年的考验,什么风浪都经历过,沉不了。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条大船,也有快九十年了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过六十年,他们都还年轻力壮着呢!苏联和东欧垮了,我们还坚挺地举着社会主义大旗,作为一条在大洋上航行的大船,当然还会遇到风浪和险滩,我们是一条大船,它自稳的性能特好,什么艰难险阻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奋勇地破浪前进。随着洋流的变化,时而打左舵,时而打右舵,那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时而速度快一点,时而放慢一点,这也是正常和必要的,船的航行总有需要它随机应变的情况,而这个变化,亦还是为了使我们这条大船能继续乘长风破万里浪,勇往直前。虽然自己在三十多年前,连党籍也被“开除”了,而且还被关押了十多年,当我想起介绍我入党的陈仲信,在胜利解放时就牺牲在敌人的子弹下,我无怨无悔,关就关吧,反正我的信仰没变吧,蹲监狱反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好好静下心来读书了。一以贯之,表里如一,这是我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与人为善则是我待人的基本态度。这一点我与那些自称所谓“老共产党员”的那几个诸如辛子陵、杜光、胡绩伟之类民主革命派不同,过去他们本来就是党的同路人,现在认为机会来了,跳出来表演自己本来的面目了,什么“两头真”,恐怕不对,前面一头是假的,压根儿你们从未真心为党的事业奋斗过,现在的言行,才是你们真实的本来面目,你们也是一以贯之,不过你们宣读入党誓言时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吧了,这样做也太缺德了吧!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对于你们那样以“老共产党员”自称的人实在耻以为伍,历史会给你们立传的,放在那一栏,那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吧!不用我言了。现在我人也老了,去日苦多,来日苦短,能做的事不多了,尽管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始终既忠心耿耿,又充满信心;中华民族前途无量,故仍然是“慨当以慷”。当然,看到这些所谓的“老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那就仍要“忧思难忘”,但这既不能是杞人忧天倾,更不能自己吓自己啊!他们就那么几个人,能量有限,所以千万不能丢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否则的话反而不仅害苦了你自己的心情,还伤了神。当然,对于现在流行的种种错误思潮,要敢于大喝一声,并直言相告,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最基本的出发点。
本文删节版本刊发于《探索》2011年第一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