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u Weizheng (朱维铮) on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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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朱维铮

发布时间:2012-08-24

作者:朱维铮

来源:思與文

摘要:满清文化政策被迫调整,不能遏止学术转型的态势。传统史学,正如传统经学一样,早在乾隆晚期便已走上告别过去的不归路。

(《新华文摘》2007年第6期,原载《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原文约2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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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从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史;二、中国的历史观念史;三、中外史学交往史。然而,首先需要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进行再研究。

 

第一,中世纪中国的历史编纂学.起点可以追述到孔子据鲁史改编的《春秋》。我不怀疑刘歆《七略》关于“《春秋》古经”在公元前一世纪末的西汉晚期尚存的记录。但传世的这部早期编年史,还在东汉初,便依附于《春秋》三传。由于迄今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古发现,没有《论语》、《春秋》等早期简牍的出土记录,而郭店楚墓出土的简牍,虽有后来见于《礼记》的若干残片,被学者断为孔孟之间百年的儒家著作遗存.却缺乏年代学的本证。因而孔子晚年返鲁笔削鲁史为《春秋》,至今仍限于孔子卒后三百年才相继出现的文献陈述,如《春秋》公毂二传、《春秋繁露》及《史记》等。两汉之际经古文学家笃信的《春秋左氏传》,虽被上世纪的疑古学派攻击是刘歆伪作,但屡经史家辩白,已可证明大概似为完成于战国初期的编年史著作,却因经传内容不相配合,记载下限也较《春秋》晚二十七年,致使经史学者愈来愈倾向于否定二者的亲子关系。同样,《诗》、《书》的若干篇章,早被中夏诸侯权贵当作神道设教或权力游戏的启示录,相传曾由孔子删节而成为古典文明的教科书。所以,“六经皆史料”,是合乎逻辑的判断。单看史料编纂形式,《左传》与《春秋》有同一性,而更凸显时间贯串各类记录的特色,可说是中国编年史的原型。
第二,战国二百五十年,因应诸侯竞雄而活跃起来的诸子争鸣,映现于历史编纂形式,便是不同形态纷然杂陈。除了《左传》,还有多种仿《春秋》的作品。那时代的书面资讯仍不发达,人们交换关于宗教、政治和历史的见解,还是靠口头对话。东周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越发扩大,于是回顾历史的空间差异,也成为各国宫廷的重要议题。这类记录的结集,今存的还有《国语》。由于游说诸侯而博取富贵已成时尚,那班仅靠口舌而致身通显的纵横说士尤其令人称羡,因而正如清末章太炎《论诸子学》所说,热中“致用”的儒法墨各家,无不兼习纵横术。西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内有策士虚拟的说辞,已由徐仲舒等揭示,并得马王堆汉墓简策佐证。但它作为史料不可尽信,在编法上却与《国语》相合,即以“国”分类,以“语”为主,可知表现同时性的相对性,而着重“记言”,正是诸子竞相奔走游说时代的历史记录的一个特色。
第三,于是涉及古代史官问题。上世纪初叶,先是章太炎的《尊史》、《春秋故言》,继则王国维的《释史》,都考证古典常见的“史”,就是史官,职责是记事,并有分工。王国维更从字源学角度论证,“史”自古为要职,“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尽管他也承认,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不可知。他们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相?姑置不论。但梁启超晚年显然据此说,设计中国史学史的作法四部曲。第一步就要研究史官。以后陆续出现的几种中国史学史著作,开篇必述古代史官,所谓萧规曹随,本无可非。但时至上世纪末叶,有的新著仍未超出梁启超设计的窠臼,甚至将传说当信史,断言夏代已设史官,“破世界纪录”云云,那就未免令人起疑了。
史官制度当然值得研究,问题是从王国维起,为了证明“史之位尊地要”,而忽视关于“史”的起源的其他材料。如《国语》等所说上古有过“家为巫史”的时代,以后出现巫觋专职,“巫主降神,史序神位”:恰因专司记神事,“史”成了辨识图腾和掌握文字的专门家,由巫的助手变为掌书之官,由位卑地微变为君主贵族的辅佐。这后一种看法,不是早由文化人类学、原始社会史的调查研究获得佐证么?倒是章太炎继龚自珍之后鼓吹“尊史”,却从貌似荒诞的《山海经》群巫职能说起,而后考察《世本》,并强调说“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这样研究“史”的起源,较诸晚出的王国维、梁启超等的说法,岂非更值得参照?
第四,大约在秦汉间完成结集的《世本》,因为司马迁著《史记》,从取材到体例,都显然受其影响,所以早有学者称它是中世纪纪传体正史的雏形。如前所述,在近代中国,章太炎首先认定它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意义。然而从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的发育过程来看,它的性质可能是春秋前周王室史官分门别类保管的历史档案的汇集,似乎躲过了秦始皇焚书的劫难,在西汉前期的宫廷藏书中,受到司马迁的格外注目。可惜我们仅能通过清代学者辑佚的《世本》八种,略窥其概貌。不过,假如对清人所辑八种,去伪存真.那就可说它是历史编纂学由古典形态向中世纪形态转折的一部关键性作品。它本身是史料,但它的客观价值,却意味着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新旧形态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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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终结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僻处西戎的秦国,在周灭殷八百年之后,再创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记录。一名血统可疑的青年国王,居然自称德过三皇、功盖五帝的始皇帝。此人颠倒方士邹衍的“五德之传”,推定帝国必将如水灭火,万世不绝。于是他要把古代文明传统一扫光,以便在废墟中重构“法令由一统”的专制秩序。他相信暴力万能,依赖刑杀树立唯我独尊的权威,连民间信仰的湘水女神也不放过。所以,有个欺师尊、灭同门的阴谋家李斯,便深受皇帝信用。后来官拜丞相的李斯,教了始皇帝两个绝招,一曰“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二曰严禁“私学”,首先明令搜缴焚毁一切违碍“法教”的图书,其次恢复“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用消灭历史记忆的政策,强制实现舆论一律。这两招给自汉至清的专制君主或僭主的“右文”提供了策略基础,却没有给秦帝国带来安定。始皇帝不信任一切忠言,却耗国帑买欺谩,待发现替他求长生药的方士伙同“诵法孔子”的诸生,也在背后讥笑他“贪于权势”,一怒“坑儒”,已无法躲过死神追踪。他只得意十年.帝国便如民间预言:“始皇帝死而地分。”
以上故事,是司马迁传下的。汉武帝的这位御前天文学家,并非史官,却继承父志,发愿写成一部史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因说真话得罪皇帝,坐牢受刑以至充当阉宦,备受凌辱,仍然矢志不渝,终于留下一部人文历史巨著《史记》,那过程已尽人皆知。虽然他身后人们对其人其书的价值判断绝然相反,但谁也无法否认《史记》是中世纪中国史学第一个里程碑。也许由于他受过王莽表彰,公元一世纪的《汉书》作者班彪、班固父子,便一面攻击他的叛逆精神,一面从著作形式到陈述内容,都亦步亦趋地蹈袭他的遗稿。
然而,《汉书》成为中世纪王朝史的编纂楷模,终究遮掩不住司马迁作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光芒。迄今中外学者关于《史记》及其作者,发表了多少专著宏论,可谓更仆难数。这里不拟回顾研究史。单看司马迁赋予著史的三重使命,由此建构的《史记》编纂的五类陈述方式,至今仍令欧美史家不解,也令我们的论者每生异说。
人们最感困惑的一点,无疑是“究天人之际”的神秘涵义。其实只要注意司马迁的写作环境和个人职守,便可了然。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正值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帝国的远征军和使节团,都使域外未知世界在空间上似乎没有边际,从而历史视野空前拓广。作为朝廷的“天官”,司马迁担负整合天文、占星与数学最新成果以制定新历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以致身兼元首和教主的汉武帝,要改元太初,宣称历史由他复始,以昭示他的“天子”权威已得表达天意的新历法证实。但正是通过改历,司马迁以为发现了孔子晚年笔削鲁史为《春秋》的不传之秘,即由“天数”体现的天道支配人间社会运转的法则。他的《天官书》,强调“为国者必贵三五”,“为天数者必通三五”,已有上世纪天文史家破解,所据正是他主持制定的《太初历》的阴阳合历的复杂计算周期。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司马迁依据木火土三个地外行星会合周期的实测记录,肯定天运“五百载大变”,却没有堕入孟轲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的窠臼,相反声明“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这使他关于“天人之际”相关律的陈述,显得自相抵牾。但通观公元前二世纪东西文明世界的历史论著,有哪一种敢于如此坦陈信仰与历史存在差异呢?似乎只有《史记》。
再看“通古今之变”。这是上世纪海内外《史记》研究的重点。论题集中于“通”和“变”。由于司马迁曾说,“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于是学者以其矛攻其盾,否定《史记》作为通史的可信度。极端的疑古论者,将清末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臆断,用貌似实证的默证法予以包装,宣称司马迁说上古史,都将神话传说当作实有其事。哪知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证明司马迁的《殷本纪》所载殷商先公先王的谱系,决非杜撰。接着考古学家发现殷都废墟。提倡论史讲证据的胡适,首先撤销对其门徒顾颉刚“疑古”的支持,又重拾章太炎在清末批判康有为所用的文献考证方法,论说司马迁以及他引据的古典文献。关于殷周之际宗教变动的矛盾陈述,都涵泳着可信的古史。
这里不能讨论西方学者对《史记》的批评,台湾杜维运早有专著予以回应。这里只拟指出,即使《史》《汉》烂熟于胸的中国学者,往往也不明司马迁追求的“通”与“变”,既指时间的历史,也指空间的历史。他再三强调的“时变”,必与所谓天下一统的成败相联系。他不像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体现“天不变”的法则。相反认为天变才表征“天统”,因而实现一统的王政必然具有时代特色,并必然走向反面,救治方法就是“承弊通变,使民不倦”。这就表明他将历史看作时空连续体,不以王朝兴亡设时限曰“通”,但看政事是否符合“天统”曰“变”。我们可以批评他仍信占星术,说近循环论,却不能否认他依照这样的“通古今之变”的认知,编纂而成的《史记》,非但突破了古典编年史的框架,而且在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编纂史上也是创举。
至于《史记》的结构,已有众多论著分析。需要一提的,是《史记》的历史陈述,每受中外论著非议。来自欧美史家的常见批评,拿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史著当作楷模,指责司马迁不注史料出处。不对史实真伪作区别,缺乏编纂史书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控制力等等。如此比较,算不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另当别论。古怪的是来自海内学者的一种批评.不是用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进行比较,例如司马迁记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话,与其他记载的同说或异说对勘,从中寻找历史实相,而是在文字修辞上吹毛求疵,声称司马迁的文本越有声有色,越属作者增饰渲染,乃至“语有来历而事无根据”,“想当然耳”。可惜这类批评.虽与西来的克罗齐或后现代史学相通,但逻辑的推论到底不能代替历史的事实。司马迁忠于历史,不仅表现于竭力搜求有案可稽的“天下放失旧闻”,包括行万里路的目睹耳闻,而且力求信以传信,疑以疑疑,一个显例就是他对老子的姓名年寿都并存异说.尽管他和父亲都推崇道家学说。司马迁还将叙史与论史明白区分。假如不能确证他的叙史悖离史实,那末仅凭逻辑演绎便断定《史记》文本多为“小说家言”,到底谁在“想当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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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初,司马迁从历史上失踪了。以后百余年,《史记》有人补写,有人续写,但西汉晚期的军政首领,一直严防它向朝野扩散.理由是它暴露本朝叛秦灭楚的历史机密。直到新朝崩溃,一个西汉外戚家族的支子班彪,才靠家藏宫廷图书副本,草成续《史记》的《后传》。遗稿经他的长子班固、幼女班昭.相继改写补写,于是有了中世纪第一部王朝专史《汉书》。
《汉书》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意义,一是调整《史记》结构,使纪传史用纪、传、表、志四种写法综合编纂的模式定型;二是班固、班昭兄妹编写《汉书》,都由当朝皇帝授命,从此替前朝编纂兴亡史,便成惯例:三是班氏兄妹受命成为皇帝聘任的修史人员,从此王朝史必由史官编纂,并置于皇帝及其任命的大臣监督之下,也渐成体制。
这样的史官写官史的体制,本质是嗜血的。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权相王允发现汉史名家蔡邕同情被他谋杀的军阀董卓,坚持将其处死,理由竟是三百年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时过四十多年,曹魏二世皇帝敲击司马懿的姻亲王肃,又拿司马迁做例,说他因受刑而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后来王肃的外孙司马炎篡魏立晋,尽管沉湎声色,对历史的干预却不放松。由蜀入晋的著作郎陈寿,著《三国志》,帝魏而贬蜀、吴,特别抹煞史实以彰显“书法”,生前仍不敢献书稿于晋廷。不久,西晋贵族内讧,引狼入室,导致“五胡乱华”,民族大迁徙,长达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
但很奇怪,正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中间,史部独立了,不再是经学的附庸:史官普及了,胡汉大小王朝无不设官修史:史著增多了,尤其是获得权贵军阀资助的私史层出不穷;史学多采了,既出现编年史的复兴,又出现非传统的名士或僧侣的史传。相对于东晋南朝的史官成为贵胄竞逐的清职,北国的征服民族统治者,更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北魏的崔浩因直书拓跋魏的先祖史。而被灭族;北齐的鲜卑化汉人僭主高欢,当众警告史官魏收:“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于是,真史毁灭,秽史流传,怎不成例?隋唐再现一统,都靠阴谋加武力,却都急于藉修史证明权力的合法性。通过杀兄逼父夺取帝位的唐太宗,尤其热心改写近代史。他重视“以古为鉴”,尤其防范将铸造这面镜子的责任交给个别史官,于是组建史馆.将“五代史”的编纂,置于宰相控制之下。从此列朝“正史”,领衔署名的第一作者,都是不了或不知历史为何物的达官贵人。
“五代史”成书,仍令唐太宗不满,因为从中没有提供他发动玄武门政变的历史合理性的依据。他索性赤膊上阵,命令史馆重修《晋书》,亲撰司马懿(宣帝)、司马炎(武帝)两篇史论。于是全书号称御撰。倘说唐太宗的“制曰”,对司马懿父子世袭僭主的批评还像解析历史的话,那末他写西晋短命归咎于晋武帝不忍废除弱智的储君,就是露骨地借历史为自己的夺嫡行为辩护了。他还坚持要审查史官对自己言行的记录.又开了权力干预当代史的恶例。
从王朝史的编纂来看,传统廿四史有八部成书于初唐。尤其是魏征主编的《五代史志》,清理南北分裂结束时期制度与文化的史料,价值胜过《宋书》、《魏书》和《晋书》诸志,开启了中唐“政书”体的历史编纂新门类。这当然表征设馆修史的成就。
然而由唐太宗定型的史馆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唐太宗钦定的古为今用导向和权力干预机制。自始便决定了史馆必成统治意识形态的应声虫和传声筒,必随权力的腐败而腐败。这个机构设置不过半个多世纪,便已丧失生气,一瞥曾经三入史馆的刘知幾,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私撰的《史通》和《上宰相书》,揭露的史馆黑幕,已够令人吃惊了。再看九世纪初,曾与柳宗元相约修史的韩愈,真被朝廷任命为史馆领班,却大感恐慌,说是“为史者,不有人祸,便有天刑”,他最害怕的正是监修贵臣的政治干预。
因而,自唐至清的所谓纪传体“正史”,代有续修。特别是辽金两宋的朝野舆论,似已克服夷夏偏见,形成“国亡史存”的共识,都很重视编纂胜朝史,以致感化了自命草原狼种的蒙元权贵,终于在造反声浪中编成了辽宋金三胜朝史。
所谓廿四史,成书最速的当属明修《元史》,二度开馆,不到两年,就完成了;但编纂时间最长的,却是清修《明史》,凡历顺康雍乾四朝,累计九十多年,才告竣工。讽刺的是这两部“正史”,编纂速度恰好相反。特色却都堪称“神奇复化为臭腐”。《元史》的编纂官员,无人识蒙文,更不会利用域外异语记述的材料,但欺明祖是半文盲又好大喜功,以速成为尚。可是满洲君主权贵,在关外便仰慕汉族文明,乃至将小说《三国演义》当作历史经典。他们入关后备受故明臣民抵抗。而对胜朝文明,了解越深,疑忌越深。顺康间“史狱”成为征服者文化打击的重点,而康熙开“博学鸿儒”科,网罗遗民修《明史》,便是刚柔兼济的两手。《明史稿》其实早由万斯同草成,但明史馆没有一任总纂大臣。敢向皇帝报告史稿已成。直到以告密博得康熙帝赏识的王鸿绪,将万斯同遗稿篡改为己作,乘君主易代之际,献给朝廷。又被新即位的乾隆帝利用,命张廷玉稍加修改,便成了钦定《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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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汉唐至明清的英主或暴君,总称自己是历史特别是“国史”该怎么写的绝对权威,却遏制不了“正统”史学的腐化态势,更遏制不了在野的和民间的史学走自己的路。
就看初唐史馆体制定型以后,突破王朝史传统框架的编纂形态反而越来越多。依据十八世纪末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分类,便有十五种形态,而“正史”仅居其一。
回头再说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由《四库总目》列举的史部分类,异彩纷呈.也许只能证明唐宋至明清的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掩盖了内容的单调。
的确,较诸《史记》挣脱《公羊春秋》以论代史范式的羁勒,较诸《汉书》改通史为断代史而为描述中世纪王朝更迭运动提供了先例,较诸《三国志》映现同时代历史的空间差异的建构,乃至较诸八家后汉史,十八家晋史的作者们陈述历史力避雷同,初唐八史以后.特别是北宋以后,历史的编纂注重形式的创新和史料的别择,但叙史日趋偏重权力消长,论史越发注目政治实用,因而内容平庸,见解陈腐,议论浅薄,也成为那千年间各体的史著的共同表征。
不过多元的编纂形态,规定了历史陈述各有重心,也必因注目焦点各异,治史方法不同。导致论著反射的历史光谱的位移,并因位移彰显论著价值的反差。
不妨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它的三种续作为例。
《资治通鉴》也可看作设馆修史的产物。但不同于在先共同主编《新唐书》的欧阳修、宋祁,司马光得到皇帝设馆修史的授权,却因政敌王安石等将他投闲置散,反而赢得了用官方资源编纂一家之史的特权。他历时十九年编成的《资治通鉴》,自称模拟东汉末荀悦的《汉纪》,理由固然在于苟悦由《汉书》改编的西汉王朝的编年简史,形式不像它的原型《左传》,是“史”,而非《春秋经》的一种“传”:但司马光更看重的,是《汉纪》乃得到皇帝授权而编纂的第一部帝王历史教科书,尽管汉献帝不过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有名无实的所谓一统至尊。
司马光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将全书呈献给朝廷,并由皇帝赐名作序颁行,却没有符合他的预期,起到照亮治道的镜子的效应。原因呢?
首先无疑在于篇幅浩繁。《资治通鉴》叙史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完帙多达二百九十四卷。虽然由刘敛、刘恕、范祖禹三位能干助手分任的“长编”即初稿,取材更详尽。可是由司马光认真改定的全书,还是太庞大了。因而它的结构和内容,系统严密又实在,文字也很精美,却意外地凸显人们阅读《左传》和《史记》所早已感到的双重不便:编年史“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史“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司马光预感到这一问题,给全书做了提纲式的编年目录,仍然不能引发他设定的读者对象的兴趣。他曾悲哀地承认,《通鉴》颁行以后,满朝官员中通读一过的,只有一人,别人都是略阅数卷,“便欠伸思睡矣”。
司马光没料到问题也在他本人。《通鉴》颁行不到一年,宋神宗就死了,他的母亲监护幼孙哲宗登极,任命司马光执政。这位新宰相比他的政敌王安石更执拗,上台就全废新法。不幸他数月后也死了,而他任命为帝师的程颐,对付小皇帝一味严厉。于是太皇太后才死,亲政的哲宗郁积八年的愤恨,立即成为新党反攻旧党的借资,诱导皇帝“绍圣”,恢复被司马光否定的亡父新政。从此改革反改革完全堕为权力争斗.直到将北宋王朝闹完,连自命新法保护神的宋徽宗,也与其子钦宗,化作金朝的囚徒。不待说,那中间三十年,被列作逆党首领的司马光的编年通史巨著,同样变成违碍书籍。乏人问津。
说来也怪,就在司马光去世八十多年以后,随着偏安江左的南宋第二代君主孝宗的政权稳定,《通鉴》也似乎时来运转。短短十年,出现了以“通鉴”命名的三部书: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的《长编》于淳熙九年(1182)向宋孝宗进呈。但他始编于北宋亡后十六年,那时朱熹、袁枢都没成年。这是接续《通鉴》而记载北宋一代的王朝编年史巨著,记录宋太祖黄袍加身至宋钦宗肉袒降金一百八十六年史事,原书加附录便达一千零六十三卷,今本仍有五百二十卷。亲历靖康亡国惨祸的李焘,显然以为“国灭而史不可灭”,虽然在口头上还是颂扬宋高宗“中兴”。所以他将搜辑前朝史料当作第一义,守则正是司马光的规定:“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他的书无疑可作“史学即是史料学”的一个楷模,但价值也只在于给宋史研究预备了一个资源富矿。
生于南宋初年的袁枢,在临安太学度过了九年生涯.孝宗初中进士。新皇帝好谈史,常引司马光、苏轼的史论,也欣赏李焘《长编》的已成书稿.导致朝廷内外竞相引经说史。袁枢自不例外,喜读《通鉴》,却又“苦其浩博”。大约乾道八年(1172),他由太学学录外放严州教授,一个位仅八品的州学教官。于是专心简化《通鉴》。办法是同类项合并,对于散见各卷的同一事件,先分段摘抄.再按年排列,然后安上自拟标题,辑成正编二百三十九目,附编六十六目,所谓“因事命篇”。这正是近代西方史家讥诮的“剪贴史学”,但在十二世纪,却如清修《四库总目》所说,“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它被命名《通鉴纪事本末》,究竟是袁枢无心插柳成树呢,还是有意栽花的蓓蕾?总之在中世纪历史编纂形态上实现了一大突破,立即受同代学者杨万里、吕祖谦、朱熹等赞赏。正值袁枢的福建同乡龚茂良做了参知政事,便将其稿进呈皇帝。“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时在淳熙三年十二月至四年五月之间。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因何而作?是否自作?成于何时?在他死后.其徒已有异说,后人更争论不休。事涉历史观念史,当另行考察。有几点应属史实:朱熹生平反对吕祖谦提倡史学,他在孝宗乾道八年(1172)初拟《纲目》凡例并有序,表明他想通过此书宣扬他的道学理念。因为孝宗醉心苏轼而不喜程颐,并赏识李焘、吕祖谦、袁枢由史学追究“治道”的做法,可能是朱熹迟疑不编《纲目》稿的一个缘由。“其实此书因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而强施以所谓《春秋》之书法;惟凡例一卷出于朱熹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由赵师渊任之。”周予同先生在《朱熹》一书中,再度肯定清四库馆臣的这一考证结论,迄今仍未能被否定。
但从历史编纂形态来看,《纲目》另有历史意义。主要意义就在于它企图恢复孔子“作《春秋》”的原教旨,也就是孟轲首先强调的《春秋》之“义”。这在南宋君臣纷纷模拟唐太宗,按主观的政治需要汲取所谓历史经验教训的潮流中,无疑别出心裁,告诫权力者“以史为鉴”,未必真有裨益于“治道”。问题是朱熹本人对孔子寄寓于《春秋》中间的“微言大义”。已有先人之见,即认定孔孟首先要求“正心术”。而所谓心术首先体现于明道统以扶正统。结果朱熹设计的架构,要求凸显纲举目张。而所谓纲又凸显董仲舒所谓《春秋》“诛心”,更凸显韩愈、程颐所诠释的“道心”,于是其书的历史效应,只可能与他想纠正的当世君相的历史认知殊途同归,成为以论代史的样板。
需要指出,以上所述《通鉴》在南宋的续作或改造、尽管都很快引出仿作,但形式的变化终究不敌传统的顽强。两宋均非汉唐意义的一统王朝。因而蒙古人自北向南,相继扫夏灭金又吞灭自立数百年的大理,最终征服南宋,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待到元朝晚期重修辽宋金三史,依据宫廷藏书编写两宋的《艺文志》,仍将李焘《长编》、袁枢《纪事本末》和朱熹《纲目》,同归于史部编年类,当作《汉纪》、《通鉴》的产儿。这很使我们的史学史论著,总在寻求编纂学创新自觉性的解析,显得黯然无光。怎么办呢?历史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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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家早已注意,公元前夜由刘向、刘歆父子相继主持编制的宫廷藏书目录提要,《史记》等史著,被列作“六艺略”春秋家之末,成为五经的附庸。
《春秋》在“儒术独尊”以后,列于两汉官方五经,定性为孔子接受天启,给“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而预制的“宪法”。所以,刘歆的《七略》和班昭的《汉书艺文志》,把司马迁私著的“史”,升格为《春秋经》的“传”,而据西汉宫廷档案编辑的《高祖传》、《孝文传》等,反而降格为诸子十家中的儒家言,无疑是褒非贬。
问题是《汉书》完成,《东观汉纪》踵作,汉末三国公私所撰的编年、纪传诸史,纷沓而出,总不能都归入“麟经”的诠释吧?况且僭主军阀的干预,使历史陈述互相矛盾,以致非议篡夺相寻的名士们,扬言“非汤武而薄周孔”,难道还可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套路,强分新旧史著为“经”、“子”么?于是两晋一再清理皇家图书.便必须改变分类,将数量膨胀最快的古近史著另立一部,而以《史》、《汉》置于由丙部升作乙部的“史记”前列。
史部脱离经部,宣告独立,效应立现,那就是三世纪末至七世纪初,长达三百多年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以及相伴而来的军阀混战和王朝更迭,经学大分裂,佛道异教争地盘.文学家们各发哀音,唯独史学似乎备受华夷列国列朝君主权贵重视。据吕思勉、杨翼骧等研究,乘乱在北国崛起的“五胡”诸君,都重视设专官修国史,也给众多保守“实录”传统的史官,惹上杀身灭族之祸。因而鲜卑族主导的北朝,首先形成史馆雏形,便可理解。自命上承华夏衣冠礼乐正统的南朝诸君,在控制史学方面未必更显文明。佞佛成癖的梁武帝.特别要求大臣著胜朝史乃至“通史”,都需彰显所谓儒学的夷夏之辨。这很像文教自悖于宗教,其实正是因袭学随术变的传统。
所谓学随术变,是我对中世纪经学形态变异的一种概括。清末章太炎《论诸子学》,已指出“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但这毛病在清亡以后仍然周期性发作,甚至令人不断感叹“于今为烈”。那病因很复杂,有一点早被司马迁道破,就是汉武帝和公孙弘、董仲舒之流,看重的是“以经术缘饰吏治”。稍后贵为宫廷师傅的夏侯胜,说得更露骨:“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所谓术,即指“君人南面之术”,也即法家李斯告诫秦始皇的“安宁之术”,根本要点在于实现“天下无异议”。
假如注意这个根本要点,那就不会对于自汉至清的大小王朝,无不标榜尊孔重儒,又无不鼓励不学有术的黠儒愚儒腐儒,为博取功名利禄,而揣摩君心或迎合时尚,感到奇怪。当然更不会迷惑不解,何以假孔子形象越变越诡异,“真孔学”教旨越说越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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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三世纪末史部脱离经部宣告独立,它的内在形态区分,也就日显必要。
原来,四部分类,不过是两晋都曾在乱后重理宫廷藏书,按数量较多又性质相近的图书分别贮存的一种粗略办法。但两晋末至隋统一,近三百年,社会动乱不止,因为民族、地区、权力、战争、等级、宗教、文化种种因素交织,造成的许多特殊矛盾的异常表现,引人注目而见于著述。除了君主僭主的御用史官,更多的私家著述,作者原无意修史,或因议政.或因抒愤,或因述奇记异,或追逐美誉文名,自然不受编年、纪传的史例限制。但时移世异,这些作品又各显为“藏往”的特殊形态,而且累积甚多。于是史部再细分类目,就成史家议题。
率先重编类目的萧梁处士阮孝绪,著《七录》,内“记传”即史部,始分十二目。他没有机会付诸实施,却是《隋书经籍志》分史部为十三目的滥觞。
以后直到清修《四库总目》,官私史志书目,都沿袭隋志先例,只是名目略有调整。
《四库总目》史部总叙,强调读经必先学史,虽圣人也不能离史说经.对照经部总叙宣称自汉以来经学总是弊极生变,可知撰著《总目》的汉学家群体,“十年磨一剑”,击刺的目标是把持思想文化领域的“假道学”。撇开《总目》全书体现的所谓汉宋争论,通观其书史部十五类连同子目的小序,通计所录史著提要二千一百二十八篇,便可发现它已涵盖了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已在中国史上现身的所有历史编纂形态,也从文献学角度陈述了每种形态的发生衍变的大体进程。尽管字里行间常常隐含学派偏见,尽管有关满清历史与现状的篇章无不散发辩护论的臭味,这部巨帙仍可谓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一部总账。
岂知这部总账,没有起到大清皇帝期望的歌颂盛世的轰动效应,相反成了传统历史编纂学从过程到形态都面临绝境的恶兆。只要一瞥史部十五类正存诸目,所有涉及明清易代史迹的著述提要,就不能不说那是假话的集成。历史实相的考证让位于以今律古的诡辩,所谓“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职业道德淹没于对“今上”乾隆大帝的令人作呕的颂声。也许可用“不得已”三字,替“真汉学”与“假道学”为何一旦碰到历史与现在相关的议题,便同流合污的言行辩解。
应该说,包括四库纂修官在内的汉学家们,在政治上多属侏儒,在学问上多半可称巨人。他们还在康熙晚年决定把尊崇朱子学当作国策的时候,已纷纷转向经典考证。在以沉默方式熬过文网密布的雍正时代以后。潜心经史考证,已在南国学界蔚然成风。这是纨绔习与性成的乾隆帝,也以为鼓励汉学名士埋首书斋,老死于古籍的音训考辨,是假借“稽古右文”而达到“天下无异意”的最佳南面术。的确,在他晚年由皇帝而太上皇.已使朝野万喙息响。哪知他刚陈尸龙廷,他最宠幸的领军机大臣和珅便被捉拿治罪,接着他的继承人嘉庆帝,又被迫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知人不明,已招致天怒人怨。
然而,满清文化政策被迫调整,不能遏止学术转型的态势。传统史学,正如传统经学一样,早在乾隆晚期便已走上告别过去的不归路。所谓乾嘉汉学,历史效应怎样估计?另当别论,但它对清朝统治学说和主流史学造成的损伤,则是任何辩护士都难以否认的。
于是,倘要考察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史,也只能在十八世纪最后一年暂时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