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Wang Xiaoqiu (王晓秋) commemorating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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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王晓秋

来源:清史参考 2014年第18期

发布时间:2014-06-10 点击量: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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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 此战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意思是说,中国人做了四千年“天朝大国”之梦,从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后,开始被唤醒了。甲午战争究竟是如何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呢?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使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民族灾难。首先是《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宝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结果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资源被掠夺,人民遭奴役。日本还乘甲午战争之机强占了中国领土钓鱼岛。

其次,《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对日本的赔款是二亿两白银,这是空前的敲诈勒索。而实际上的赔款还不止于此。辽东半岛因俄、法、德三国干涉而赎回,日本又勒索三千万两“赎辽费”。日本侵占威海卫3年,还要中国交给它“守备费”150万两。所以,赔款总数实际上加起来是23150万两。这笔钱相当于清政府三年多的财政收入(每年七千万两),折合日元是3.6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多的财政收入。日本一下子成了亚洲的暴发户。

这笔巨额赔款日本是怎么用的呢?我特别查了日本的财政史资料,绝大部分即近3亿日元用于海陆军军费与扩充费。另外2000万日元作天皇皇室基金,1200万日元为台湾殖民费,1000万日元为教育基金,1000万日元为灾害准备基金。日本利用这笔巨额赔款,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日本还通过《马关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开厂、资本输出等特权。正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野心恶性膨胀,很快实现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

甲午战争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当时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支付巨额赔款,只好向西方列强借款。先后向俄、法、英、德等国3次大借款,共3亿两,分36年还清,本息合计达6亿两。西方列强一方面通过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海关,同时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向中国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险。就在甲午战争后两三年间,德国租借了胶州湾,以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俄国租借了旅顺口、大连湾,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法国租借广州湾,以广东、广西为其势力范围;英国租借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强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所谓势力范围,就是在当地享有特权,清政府保证不把该地区租让给其他国家。

当时有位爱国志士画了一幅《东亚时局形势图》,形象地描绘了中国被列强侵略盘踞瓜分的形势。在中国地图上北方狗熊代表俄国,长江流域老虎代表英国,南方青蛙代表法国,从海边飞来的老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控制福建和台湾,山东还插着德国旗。作者在图旁题词号召民族觉醒:“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后来这幅画在各种报刊和民间广泛流传,称为《时局图》(见下图),两边对联为“不言而喻,一目了然”。亡国灭种民族危机的现实威胁,有如一个挥之不去的浓重阴影,开始笼罩在不止一代中国人的心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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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曾说“多难兴邦”,战争和灾难有时会刺激民族的觉醒,激发民族的精神。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致丹尼尔逊的信)甲午战争既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一个民族的觉醒,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面对着或者经历了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整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长期形成的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志士仁人不能不奋起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第二,这个民族能看到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只要奋起救亡图存和勇于变革,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甲午战争刺激中华民族的觉醒,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种意识的形成和高涨。

首先是全民族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的形成。

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在这之前,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开始有所觉察。改革思想家郑观应写了《盛世危言》一书,他痛感为了使那些沉睡的、麻木的中国人有所警醒,有必要发出“耸人听闻”的“危言”了,但与此同时,他还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依然处于“盛世”。甲午之败、马关之辱以及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大祸临头的紧迫感和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98年4月17日在北京保国会上的演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民族危机意识。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同年,维新思想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华民族如果再不奋起自强,就要亡国灭种了。参加过辛亥革命,解放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曾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四川)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吴玉章回忆录》)

危机和救亡意识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传统得到发扬。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说:“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支那现势地图·跋》)次年,严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从此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个悲壮的呐喊,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主旋律,中国人民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其次是变革意识的高涨。

变革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人们对甲午战败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

老大的清帝国过去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这次竟惨败于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这彻底粉碎了中国士大夫们的“天朝大国”迷梦。因此康有为说“经此创巨痛深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上清帝第一书》)。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会战败?日本为什么会战胜?怎样才能救中国、谋自强?

甲午战争的结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它表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企图不变革封建专制旧制度,而仅仅靠学一点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通过这种反思,促进了变革意识的高涨,推动了变法维新和革命运动。康有为等人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变法,改革政治制度。尤其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腐败、卖国,使孙中山等人认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因此走上革命道路。

甲午以来,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们,正是怀着强烈的救亡意识和变革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尽管前进的道路迂回、曲折,找到拯救祖国危亡的途径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些探索和斗争,毕竟使中华民族燃起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作者简介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第9—11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作有《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东亚历史比较研究》、《改良与革命》等十多部,发表论文二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