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Heng (王恒) on histo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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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真实呈现——从认识论到存在论

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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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恰恰相反,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历史性的,我们才研究历史。历史性也不是对历史的研究意识,虽然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模式才可言及历史。在哲学本体意义上倡言的历史性也不等于历史主义:首先不是作为众多“主义”之一意义上的,虽然这种“历史主义”发展到与“实证主义”斗争的阶段上时提出了历史性的一部分基本原则;更关键的,历史主义还只是一种研究取向(问题意识或对象意识),作为理论理想的用以取代通则化的个体化并未真正实现;甚至其理论来源于狄尔泰的存在历史主义也未达及真正的历史性。因此本文不同意詹姆逊由于对共时结构的更多关注而发的诸多议论,但却基本赞同他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导符码”或曰超验所指作为“缺席的原因”(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8页。),但又以为此结论恰恰是由其所批判的历史主义的隐蔽的主导逻辑所生成的。

历史当然也不是客观的过去,否则必然有所谓“历史主义的二难困境”(詹姆逊)。历史似乎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体,缘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更有诸多形式的决定论或目的论(本源论也是目的论的一种)的历史,但是,正因为他们有超越历史事件的整体经验,真正的历史便隐逸了。因为,历史性不是任何形式的线性延展、不是以任何假定为前提的串联结果,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断裂,每一瞬间的生成与消逝才是历史的真正现实,正是在断代经验的非延续性中才能遭遇到真实的历史。

那么,“历史是什么”?问题就出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什么”之所以被称为时间之谜,就因为时间恰恰在此问境中退隐了。而将其解释为对绝对流变的抽象知性的对应把握之不可能(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或是以空间性思维方式把握时间(绵延)之不当(如柏格森),按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都是在遗忘存在的所谓“本体论”基础上的认识论层面的驳难,虽然已含有对自身基础的反冲,但毕竟无法构成哲学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这一转换在现代的完成正是历史性由认识论到本体论(存在论)的演变历程:存在只有在什么也不是的“无”中才隐显而出,也就是只有在“现在是什么”的问题面前退隐的时间中才有真实的意义,以本文所论,即存在的真实性就在于其历史性。

“历史性这个概念要说的并不是关于某种的的确确就是如此存在的一种事件的联系,而是于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的人生活于历史之中,在他的存在中,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历史性这个概念才能被理解”(注:《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历史”、“理解”、“存在”正是作为反抗、批评资本主义现实——实证主义的浪漫主义一路的主题。但是直到生命哲学,此前的命题、理论、人物才得以落实并彰显。维柯反对笛卡尔主义,主张人类所创造的历史世界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狄尔泰面对实证主义的挑战,发现生命科学的要旨在于精确地把握对象。于是维柯得以复兴,因为正是主体和客体的这种同一性才使历史认识成为可能。但是,在后黑格尔时代(“认识论一词是在黑格尔之后的时期才出现的……(因为)逻各斯(Logos,即理性)和存在之间的自明的符合关系最终被摧毁了”(注:《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版,第284~285页。),面对着实证科学方法论的挑战,“历史何以可能”的康德式的认识论情结使其基础构架与核心线索落在了人文学科的方法论上。因此,虽然狄尔泰深刻地意识到“在洛克、休谟和康德所构造的认识论主体的血管中并无真正的血液在流通”(注:《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版,第317页。),从而极倡生命之源初体验,但其从前期“心理学”到后期“现解”的基础转换,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然是生命个体到历史整体的达及问题,因而结果是愈来愈紧密地依赖于黑格尔,——实际上只要问题呈现为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就已经靠近了黑格尔的实际上是直接将人的认知结构本体化的辩证法的巨大黑洞,在此“绝对的个别性也是为了普遍性之缘故而开始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注:《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于是,“生命”改为“精神”,历史最终被归结为精神史。(注:《真理与方法》,第310页。)虽然反向的研究中,狄尔泰也在黑格尔的精神中找到了生命的根基,但也只能使他对黑格尔的依附性有增无减。这正象柯林伍德精彩的问答逻辑(历史认识)的可叹归宿:“没有一种‘世界精神的承担者’的理论,即没有黑格尔,他是不可能从里面(即心理学的特殊性中——引注)摆脱出来的”(注:《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历史哲学得出的正是世界精神的计划,于是历史终结于世界精神。也于是,狄尔泰最终达到的便仍是一种认识论主体。

狄尔泰的失误是时代性的(19世纪是认识论世纪),缺失的是经验的内在历史性,而在这方面恰恰是最后一位认识论大师胡塞尔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把主体性的存在方式证明为绝对的历史性”(注:《真理与方法》,第698页;《伽达默尔集》,第414页。)。从直观性到构成性,胡塞尔以其卓越的意识分析将意识的时间性构成作为一切构成问题的基础,这种“先验发生学”与在科学客观性背后作为源初边缘域的生活世界都已经是一种历史性的概念了。但胡塞尔终究因囿于自我意识的内在性而导致了由“最终的意识所予”进行推导的认识论模式,于是历史性又成为一个先验的概念。

因此,当海德格尔提出“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存在与时间》卷首语)时,重要的不是时间性的构成性基础——有论点认为海德格尔仍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内,而是基本主题与思维旨趣的迥异。不同于胡塞尔的核心感慨:“奇迹中的奇迹是纯粹自我与纯粹意识”,海德格尔的惊叹是“奇迹中的奇迹是存在者是存在的”(注:《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5、488、481页。)。正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海德格尔指出“胡塞尔……没有看到历史因素在存在中所具有的本质性”。存在就在时间之中,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哲学不能从历史性中脱离出来,“理解存在的活动本身被证明是一种历史的活动,是历史性的基本状态”(注:《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近、现代的哲学历程展现为主体向自我意识的演化、自我意识向历史的演进,历史最终取代主体性成为本体——存在就是历史,现象的真实性就在于其历史性。于是,哲学借助于历史得以现实,历史借助于哲学得以扎根。但此完成状态仍是复杂曲折的进行时。卢卡奇以“历史”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绝对给予”的“自然”神话,反对将客观性等同于事实性、进而等于普遍性、必然性的霸权话语,力图贯彻马克思“改造世界”之精义;但是他以“作为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历史的本质(注:《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版,第233~234页。),虽然击中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直接性、片面性的要害,但终因其主—客体同一的浪漫主义(或先验的、实即认识论的)理论根基以及对无产阶级意识的诉诸,使其无法取消植于中介概念系统的类型学窠臼,最终无法达及真实的历史现实过程。这是近代认识论宿孽的必然。尖刻的阿道尔诺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评价——“历史性把历史固定在非历史的领域”(注:《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实际正可用于其批判理论的这位鼻祖身上。任何一种乌托邦情结都是在总体的幻象中对历史的否定,从真实的历史中失去真正的自己,最终丢失“历史是人创造的”这个浪漫主义之根。海德格尔因其中有体现为异化的历史因素而看重马克思主义,真是典型的学院派误会,彰显的恰是海德格尔的浪漫主义情结。

历史的真实性不在事实性或在此基础之上的诸种类型学分析与反驳(正题与反题实即一体两面而已),而在于消亡与生成的当下瞬间。因而历史的真实不在于对其源点的发生学揭示,也不是关系本体对物性本体的取代所显。传统不是历史,只是历史的产物;在变易的绝对运动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的演变历程之说(结构形式的演变与历史的整体同样被卢卡奇列为历史的本质)也难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只有在较高的东西得到全面展开并已成为内在的批判对象时,过去意义上的历史才能被理解;正是建立在现实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当下建构,才使历史得以真实呈现。当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其真义正是在“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的根基上的。

(原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