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an Hongfei (隽鸿飞) on the question of time in Marx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Posted on Updated on

论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隽鸿飞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时间问题是历史哲学的一个基础性的元问题。但是,在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特别是在其理论形成时期,却很少看到马克思有关时间问题的论述。其有关时间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之中,表现为有关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自由劳动时间的相关论述。因此,考察其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时间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历史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马克思在其思想形成时期没有专门论述过时间问题,但从其对历史、实践等问题的阐述中,我们同样可看出马克思对时间问题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并不是在历史之外的存在,而是内在于历史之中,同样是根源于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阐明历史存在的时间性和时间存在的历史性。

一、         历史的非时间性起源

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对于历史的存在来说,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规定,而是内在于历史之中的。因而对于历史的起源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在历史之外的时间。历史也不能因这种外的时间而获得规定性和意义。换言之,历史的起源是非时间性的。因为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历史并不是指对具体的事件的记述,而是指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对于这一生成的过程,马克思是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阐述的。

与近代西方哲学不同,马克思的出发点并不是思维与存、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是二者的统一,或者说是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针对近代西方的形而上学建制,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和人是通过自身存在的,对于二者的统一,不需要一个外在的证明。近代形而上学一直在追问人和自然界的创造问题,或者是它们二者谁创造了谁的问题。所谓人与自然的创造问题,也就是要在外面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寻找根基。对此,马克思明确的指出,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也就是把人和自然界的现实存在抽象掉了,也就无所谓二者统一。因此,“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把自然界的和人的存在抽象掉了,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1]所谓人与自然界的“创造”问题,还是停留在近代西方的形而上学建制之中,而人与自然作为生成的存在,只有在生成的意义上,才有可能真正阐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对于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做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在马克思看来,人既不是超自然的存在,也不是纯精神性的,其生存的根基就深深地植根于自然界之中。从肉体的方面来看,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个体一样,只有依靠自然提供的产品才能生活。“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不但如此,人的精神世界亦是在以自然界为对象的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和自身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着一个意识的、精神的世界。“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3]因此,人的生存就其整体来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者说,人以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4]正是在与自然界的相互关联之中,人作为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才能得以生成。

人之所以能够通过自身的活动在自然界中现实地生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先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人的每一种独特的本质,都有其借以实现的独特方式,也就是它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只有借助于对象的独特性,人的本质才能现实地得以生成。“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5]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先行存在于对象世界之中。也正因如此,人才能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扬弃对象世界的外在性,使现实的自然界得以生成。

因此,人与自然是相互包含、相互设定的。正是在人的现实的活动中,人与自然才获得了其存在的现实性。所以马克思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6]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人与自然的创造问题,而是二者的相互确证,并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现实地生成。

只是有一点需要指明的是,人的这种对象性的活动并不是抽象的、孤独个体的活动,而是在社会中的活动。而且只有在社会中,通过真正的人的关系,这种对象性的活动才表现为人的自我确证的过程。因为在对象性的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存在。一方面,在生产活动中每一个人都使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对象化了,并在其中享受了自己的个人的生命的表现,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乐趣。另一方面,在他人享受其产品时,生产者意识到的是自己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物品。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他人与类之间的媒介,是对他人的人的本质的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说,“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也就是说,只有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中,人与自然界才表现为一个相互生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生成的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与人是同时诞生的,而且是互为对象而存在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在人的活动之外的自然界和自然时间,人类的历史也不可能因那外在于人的活动的自然时间而获得规定性和意义。换言之,时间只能是内在于人类历史之中。

二、时间对于历史的内在性

如果说人类历史的起源是非时间性的,那么时间只能是内在于历史之中,在历史之中就包含着时间的内在起源。也正是由于时间对于历史存在的内在性,人的活动才能获得时间的规定性而具有历史性。这并不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而是表明历史与时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同样是根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其本质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在对象性的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在对象性的活动中,人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对象化,并通过对象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确证。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动物的活动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进行的,其活动方式完全是确定的、不可更改的,而人的活动则完全不同。因为自然只赋予了人生存的本能,但人如何生存,自然并没有先天地予以规定。因此,人是自由地确定自己的生存方式的。这种自由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人能够认识并把握任何一个物种的自然生存本能,并按其进行生产;其二,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又始终能够把自己内在的本质赋予外在的世界,从而使外在的世界具有人的属性。所以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就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8]也就是说,人是自由的。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中,人现实地创造着人的生活世界。

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同时也是对人之存在的一种限定,因为对象化同时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外化,成为在人之外的存在,因此对象性的活动本身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对象性本质的丧失,也就是说,对象性活动的结果既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同时也成为人的活动的对象。因此,人的生存就陷入一种悲剧性的命运之中,即他必须不断地超越自身对象性的存在,以实现自我本质的确证,但这种自我确证的活动的结果又始终作为对象而存在。换言之,人的存在只能表现为一个不断的自我超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9]

因此,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表现为一个永恒的自我超越的过程。人作为自然的存在,其生命是有限的,在一个有限的生命之中,如何实现这永恒的过程呢?这不是矛盾吗?从形式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矛盾。但恰恰是由于这种有限与无限矛盾的存在,人的活动才获得了时间性。尽管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是会消失的,但人在有限生命活动中所创造的现实的世界却不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的,相反正是这个现实的世界为人的自我超越活动奠定了基础,尽管它本身的存在也是应该被超越的。如马克思指出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产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0]也就是说,每一代人的生存都必须以其先辈所创造的世界为前提,而其本身的确证却是对己知世界的超越过程。这样,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就表现为人类世代相传、有限的生命相续的过程。正因如此,它才具有了时间性,而时间性的存在也就使那永恒的自我超越过程成为历史的了。因为对于一个绝对无限的过程来说,是无所谓历史的,无论它是一个循环的圆圈,还是一个开放区域亦或是直线。因为在其中每一点都可以是起点,也可以是终点;每一点都可以是中心,也可以是无限的边缘。也就是说,它是不可以量度的。只有一个具有时间性的过程,才具有历史性。正是由于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赋予了那个自我确证的永恒过程以时间的特征,使其成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因而,时间性对于历史来说,只能是内在的,是内在于历史之中的。在历史之中就包含着时间的内在起源。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性存在同时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性。历史与时间处于同一个本体逻辑平面上。换言之,历史与时间是同一的,时间根源于人类自我超越的实践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因而,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时间概念就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三、时间概念的基本内涵

如果说时间是根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并因此而内在于人类的历史之中,那么对时间的基本特征的理解,也就必须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性质来看,时间概念具有如下基本内涵:

第一,时间具有本体论的内涵。“本体”这一概念,既可以从构成论的意义上去理解,也可以从存在论的意义上去理解。所谓构成论,是指将本体视为构成存在的最基本的单位,即“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由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11]的存在。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等等,都具有构成意义上的本体的含义。这种构成意义上的本体的获得,是借助于一种无限还原的方式,去追问其最基本的根源,即追溯到世界存在的最小构成要素。所谓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是指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根据、依据、基础。构成论回答的是“什么存在”的问题,而存在论回答的则是“存在(或存在者)如何存在”的问题。历史作为人类的活动的现实的展开的过程是不可还原的,因此,时间的本体论内涵只能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去理解。

从存在论的视角来看,时间并不是对人之活动的量度,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马克思称“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所谓新的需要是指区别于动物的生存本能的需要,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12]因而新需要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同时又是生产推进的内在要求,这种新的需要的实现则构成了现实的再生产过程。因此,再生产不仅仅是是一般的简单再生产,而是由工具引起的新需要构成的生产质的发展。这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性存在同时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时间不过是建立在人类的生产实践及其进步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生产性的时间建构着人类历史的根本。这样人类的历史性存在与时间就处于一个本体逻辑平面上。时间与生产(实践)是内在地统一的,正是这种统一性才使人类生产性实践活动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而对于历史来说,时间同样是本体性的,是历史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

时间的本体论内涵标示着实践、时间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换言之,时间既非主观的,也非客观的。因为在这里并不存在着人与自然、主客与客观的分裂。只有从主客观的二元分立的角度出发,才会从时间的非客观性推出时间的主观性,或者由时间的主观性推出时间的客观性。但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内,绝对的客观与绝对的主观是等同的。说时间是非客观的,其含义在于时间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性;说时间是非主观的,其含义在于时间是历史性的,时间只有在人类的历史性的活动之中才能显现出来。因为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先验设定,而是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地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获得了这种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的质的规定性,即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历史的时间性和时间的历史性。

第二,时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时间作为人类的历史性的活动,与人类自身的存在是同一的。人类个体生活与类生活的统一,赋予了时间以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相统一的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3]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性活动的结果并不是做为已经过去的、死的东西孤立地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它一方面为人类现实的历史性活动的前提进入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则使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主体得以生成。因而,历史始终是一种当下的存在,过去始终存活于当下人的实践之中。因此,马克思这里说明的历史性生存绝不是简单的单向性的持续性时间,而是一种将过去扬弃在自身内部,同时创造现在走向未来的历史时间。

第三,时间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对时间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理解,也必须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进行。所谓时间的有限性,是相对于个体的人的生存而言的,作为一个自然的生命个体,人总是会死的。人之死其实质是意味着人的活动的终结,也就是时间的结束,但对于人类的总体来说,由于人的生产活动的继续,历史时间依然得以保存。所谓时间的无限性,是相对于人类的总体而言的,人类总体的存在表现为一个不断的自我超越的过程。时间的这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也只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去理解。我们说时间的有限性包含着无限,是因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14]时间的无限寓于有限之中,是因为历史这个人类无限的自我超越的过程是由有限的个体生命构成的,借助于人类种的延续和历史的传承,有限的生命构成了人类无限的自我超越过程。至于说有一天人类最终陷于毁灭而使人类历史得以终结,而使时间的无限性丧失,实质上这与人与自然谁创造了谁的问题一样,是一个伪问题,同样是基于一种抽象,是没有意义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7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11]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录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