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Gao Hua (高华) in 2011 on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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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 —— 高华访谈录

高华

发布时间:2011-11-11

作者:高华 刘芳/访谈

来源:《中国改革》2011年第11期

 

摘要:“继续革命”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群众和领袖持续沸腾的革命热情,人们的激情、理想主义始终燃烧到沸点状态。二是切断一切中外文化联系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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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对“革命叙述”的兴趣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童年。1963年8月某日,他看到《新华日报》上有大字号标题“赫鲁晓夫拥抱哈里曼”。哈里曼是当时美国派往莫斯科签署苏美英三国《禁止部分核试验条约》的特使。他联想到课堂上老师说,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显然报纸上特别强调的“拥抱”是暗指苏美勾结。那时,他才九岁。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广泛阅读中苏各类政治文献。他很早就感觉到,“虽然中国的报纸天天在骂苏修,但是,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政治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形成对苏联历史的审视态度,是因为三本著作:《赫鲁晓夫回忆录》、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及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最后一本书揭示的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至1941年间的勾结,令他极度震惊。此外,他还读到了苏斯洛夫在1964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其中批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令他内心受到很大冲击。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少年揣着巨大的秘密,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投入更多的阅读。他从不与家人分享自己的想法,父亲曾于1949年以前参加地下党,后来却被划为“右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家人吃了无数苦头,母亲一再告诫子女“祸从口出”。

一方面是对历史、政治的敏感,一方面是家庭给予的谨言慎行的教诲,深深影响了高华毕生的历史研究。学者萧功秦评价高华:“他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他又有严格的尺度和律己精神,约束自己的主观性,讲究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7月,本刊记者专访高华,请教1949年以后“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

意识形态的国家化

  伴随着批判和政治运动,新话语得以在全国普及

财新《中国改革》: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是怎样一步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

高华:夺取政权之初,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并没有立即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保留了私有经济,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开始就提出来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虽然政治上有民主党派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参政,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打碎民国时期的思想秩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破”和“建”。

“破”就是严禁中国国民党的党化报刊杂志存在,同时对于一些原先持反蒋亲共立场或中间派立场的民间报刊杂志和出版单位,虽名义上允许,但实际上以各种手段迫使其关闭。最近,我的一位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就是根据原始档案,研究南京在1949年前后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她发现,对于当时一些民办报刊,新政权通过政治、经济的各种手段,让其难以为继,终令其宣告关门。

《文汇报》是当时全国影响非常大的民办报纸,在1949年以前是反蒋亲共的。1949年以后,《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以为迎来了民间报纸的春天,但是,他错了。他自己不能编发任何国际通讯以及任何独家的政治题材的通讯,必须一切听命于中宣部,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讯,在出版自由和采访方面的限制比民国时期严厉得多。其实,上级领导已经暗示过他,不存在民间报纸的发展空间,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徐铸成后来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

“建”的方面有很多措施,比如,甫一建国就要修改教科书,请来了叶圣陶、胡愈之、宋云彬这样的著名学者,但是,在思想方面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革命根据地时期,都有专人管教育、管出版,有一套经验,可以直接拿来用,无非是增加几个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几篇重要文章,尤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主,对原先在国统区从事文化教育的人士开展初步改造。当时对中小学教师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先接收下来,夏季举办培训班,全部进行集训,由负责人来作报告,然后讨论,随后用这些新概念来教书。实际上是将延安时期的话语,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配合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逐步推广。推广过程很顺利,因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既然选择留在这里,自然就愿意配合。

不过,在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接受新概念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不像几年之后,无论中央讲了什么话,底下都完全拥护服从。这时的质疑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质疑,就是斯大林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有些在国统区从事文教工作的人对此不能接受。二是很多人对“向苏联一边倒”有抵触。三是建国初期虽然没有立即开始大规模的清理运动,但是已经有所触动。有些知识分子就以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对抗当时正在开始的社会改造。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到了1950年下半年。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然后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针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好感,开始系统批判美国、颂扬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苏联在1947年至1948年搞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搬到中国来了。这场运动提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发明都是俄罗斯人做出来的,美国的科技发明都是假的。但是,当时中国著名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曾经留学英美,特别是理工科知识分子,他们对这套宣传很吃惊,很不以为然,于是,新政权又针对这些人重点教育,迫使他们接受。

这一过程的展开基于两个重要事实: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这是巨大的现实存在;二是中国共产党占据了几个制高点,即统一中国、结束内乱和关注底层,这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中国共产党可能是更进步的,愿意承认自己错了。这是建国以后“革命叙述”的建构方式,伴随着批判和政治运动,新话语得以在全国普及。

财新《中国改革》:这一意识形态到后来是否通过“反右”“文革”等大规模运动不断强化?

高华:到了“反右”“文革”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早已定型了。意识形态国家化的关键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初,后来继续发动大规模运动是因为某些中央领导把意识形态问题看得过于敏感。

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1955年有一个全国性的“向苏联学习”运动,非常深入,以至于刘少奇后来批评说1955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当然,党外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可能与外在压力有关。建国初期,社会改造暴风骤雨,一些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甚至身陷囹圄,这对其他人都是一种震慑。后来,压力稍有缓和,1956年,中央一度提倡“百花齐放”,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为春天来了,又开始发出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实际上是对于前几年他们在外部压力下噤声的反弹。1957年的“反右”之后,基本不再有来自党外知识阶层的公开质疑了,以后有个别党内知识分子,对今天看起来明显过“左”的政策提出质疑,但限于党内范围。像1958年“大跃进”这种今天看来很荒唐的政策,几乎没有党外知识分子公开质疑,因为说实话的教训太深刻了。至于他们是不是心悦诚服,另当别论。

不过,领导者还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先让党外知识分子“交心”,经过考验和研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吸收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些人算是自己人了。对于更大多数的党外知识分子,干脆给他们戴上一个紧箍,随时可以念咒。

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党外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样就把知识分子问题彻底解决了。

财新《中国改革》:此前知识分子被定性为什么阶层?

高华:此前知识分子被定性为既可以为反动阶级服务、又可以为革命阶级服务的中间阶层。这主要是看革命需要。建国初期,将近七成的党员是文盲,甚至部队中的一些高干的文化程度都非常低,所以,建国初期有一个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参军的热潮。以后,知识分子参军需要很多政治条件,特别是要求家庭出身合格,但是,建国初期只要家庭不是特别有问题,都可以参军,基本上都是在部队做文化教育工作,甚至有些直系亲属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被镇压的知识分子还可以继续在军队做文化教员。

到了1955年和1956年左右,新的“自己人”被培养起来,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就基本上都被清除出去了。以后,中央提出,解放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旧知识分子”,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不过,那些经历延安整风、且认同灌输给他们观念的党内知识分子,并不属于“旧知识分子”。建国后,他们都是各地的“接收大员”,比如各地的文化厅长、教育厅长、大学校长或者党委书记等等。原来他们是被批判者,现在,把自己经历的批判和清理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来一次,是批判别人的批判者。这是延安知识分子的双重性。

但是,“文革”发动以后,在毛泽东首肯的极“左”思想的主导下,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改造知识分子

  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开展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革命。要培养新型的人,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

财新《中国改革》:提到改造知识分子,你曾经用“有限革命”“无限革命”加以概括,请问这两个概念怎么解释?

高华:这两个概念不是我提出的,其他学者也用过这种说法。具体而言,有限革命是以改变政权为目标,而无限革命会螺旋式地不断向更高层面发展,比如说,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开展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革命。中国革命就是无限革命。这就涉及你提到的革命与人性改造的问题。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大规模的革命,近代意义上的革命就有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等。英国的“光荣革命”使各方达成妥协,有问题以后再逐步改善;美国革命推翻了英国统治取得独立,革命高潮也就过去了。但是,法国革命不一样,它普及了“公民”的概念,进入到“锻造新人”的阶段。

俄国革命也是具有创造性的,这场革命具有一种“救世情怀”。“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文化曾经一度出现多元局面,在音乐、电影、美术、文学等领域都有所体现,但上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就被“党文化”给平面化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俄国革命进入文化革命阶段。到了1934年,斯大林在某些人的帮助下,创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在文艺领域一统天下,实现斯大林主义的绝对主导地位。

以后,一个新概念就顺理成章提了出来:“苏维埃人”,或者说“新人”。特点是具备全新的思想,无限忠于领袖,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自己的父母很可能就是敌人,要大义灭亲。1932年,苏联树立了一个不到13岁的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作为全国学习的英雄模范,到处都有他的塑像。他的事迹就是向苏联政治保卫局(即以后的克格勃)揭发了他的身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如何同情富农,语涉反动言论,等等,其父随即被捕,最终死于劳改营中。据苏联官方宣布,莫罗佐夫被其祖父和舅舅在森林中杀害了,然后政府处决了他的祖父、祖母和舅舅,然后号召全国向他学习。这就是典型的“苏维埃人”。学习他的浪潮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慢慢消退。我的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就是考察中国的英模制度,结论是中国的英模制度一部分来自苏联,其中就专门写到了莫罗佐夫的个案。

所以,要培养新型的人,而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制度。1958年,陈伯达奉毛泽东之命去人民公社的发祥地——河南的“嵖岈山人民公社”考察,他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就是改造人性。这种对人性的改造就是“无限革命”——不断改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以至于最后心中除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之外别无杂念。

财新《中国改革》: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接受改造?

高华:早在“五四”之前,梁启超、鲁迅等知识分子就觉得中国的国民性存在严重问题,应当“改造国民性”。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思想”,过渡并不困难。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感受到外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痛彻心脾。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虽然许多知识分子对“向苏联一边倒”有看法,却基本认同统一的局面。他们的思想本身产生了变化,就像费孝通说的,“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次,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有民粹倾向,就像“五四”之后鲁迅写于1919年11月的《一件小事》,为自己坐黄包车感到惭愧,心里同情穷人。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能否具体帮助穷人,但是对底层人民的困苦是有感觉的。1949年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党,使穷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很多人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这就打开了思想改造的大门。

共产党主要是靠事实——结束内战、统一中国,改善穷人地位,这些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对社会建设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从而开始接受共产党的若干新解释。再加上诸如周恩来这样的人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改造经历。连周恩来这样的人都要思想改造,那他们还能不改造吗?

财新《中国改革》:你先前曾经提到,延安整风对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大有助力。那么,建国之后的这种改造思想的斗争,又起到了怎样的实际作用呢?

高华:它首先是对党起作用,把党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战斗性、纪律性的严密组织。另外,它提供了一个整合社会、特别是整合人的思想的基本方法。关键是,它锻造了兼具忠诚和战斗性的革命者,一方面无限忠于领袖,听组织的话;另一方面又站稳阶级立场,对敌斗争勇敢,敢于冲破传统伦理秩序,做大义灭亲的革命先锋。

当然,也有很多很现实的因素,不单纯是为了主义和理论,很多时候也是出自权力、利益的考虑,强调师出有名,什么事情都要先搞一个概念。这次是“右倾”、下次是“左倾”,再下次是“小脚女人”“形左实右”“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黑帮”“走资派”“犯了走资派错误”“右倾翻案风”“投降派”等等……永远有概念。当然,这也有解释,诸如“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等等,从此“阶级斗争”就可给任何斗争找到合理性的解释了。

同时,不可否认,执政者也是极其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如果局面走向极端,也知道要回头。比如到了“文革”后期,老百姓已经对无休止的“斗争”产生厌倦,就提出“安定团结”的口号,甚至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当然,转折点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

“革命叙述”的延续

  直到在床上不能动了,毛泽东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财新《中国改革》:毛泽东对话语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吗?

高华:是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自己是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巡逻兵。他们高度敏感,一首诗、一本小说、一部戏剧、一篇寓言,都能从政治角度嗅出某种东西。这其实并不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突然产生的,早在建国以前就是如此。那时,毛泽东提拔了一批他信任的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如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陆定一从1945年开始任中宣部部长,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下台,做了20多年,时间不可谓不长。周扬在建国以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负责文艺领域。他们都是意识形态专家。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了不少通讯。50年代以后,有关胡风、“反右”的几篇社论,也都是他写的。“文革”中不断传来的最高指示,诸如“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等等,很通俗易懂。直到在床上不能动了,毛泽东都亲自看社论、加批语、定调子。

也有前后调子截然相反的情况。比如,建国初期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口号:“向苏联一边倒”,强调中苏友好。在历史上,中国人大多对俄国抱有怀疑和警惕,因为受俄国人欺负太深,但毛泽东就这么说,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那么高,各级党组织又强力推广,甚至自上而下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开展大规模的推广和宣传,居然改变了中国人的想法。几年以后,这个口号又不提了。但谁又会公开质疑为什么不讲“一边倒”了?再比如,毛泽东先说“铁托是修正主义”,后来在1974年、1975年左右又说“铁托是一块铁”,也不做解释。其他宣传再跟上,时间过去也就过去了。

毛泽东有两个理论班子,一个是老一点的,像陈伯达等人,另一个是年轻些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毛泽东更欣赏张、姚,最终导致陈伯达在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被逐出权力中心,锒铛入狱。“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还有一种新倾向,就是选一些“大老粗”来管理这项工作。虽然中央一级是由张春桥等人定调子,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但是,很多次级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始选用没有多少文化的干部,只要负责传达就可以了。毛泽东常说“丘八管秀才”,因为他对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不满意,觉得这些人跟不上自己的思想,反而更欣赏那些文化不高、工农出身的同志,只要能领会、跟着做就行了。他之所以欣赏张春桥,一个重要原因是张春桥能够严格遵循他的框架而又有所创新,很聪明地总结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财新《中国改革》:除了词语之外,图像也是“革命叙述”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吧?

高华:对。我曾就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展览做过一个发言,专门讲图像之塑造。(艺术家张大力近年来致力于收集同一张历史照片的多个版本,展示原版与后期因政治或宣传需要而修改带来的差异。——编者)我认为,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出于建构“英雄创世纪”的新叙述的需要,因而去不断修改、完善图像,也就是为了表现某一种概念、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必须将有关记忆或记叙反复修改或者删改,使之趋于“完美”。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一种绝对论。“第二历史”是国家主义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产物。

财新《中国改革》:除了修改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图像化的表现,比如悬挂领袖的头像,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高华:中国的历史传统里有类似的举措,比如晚清保路运动的时候,就曾经供奉皇帝、皇太后的牌位来表达某种政治诉求。但是,将悬挂领袖的头像作为习惯,主要是从苏联来的,是精神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在广东召开纪念大会,就悬挂了列宁的大幅画像,同时也悬挂了当时还在世的孙中山的照片。这以后就成了惯例。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不悬挂自己的领导人头像,都是挂马恩列斯,或有时是马恩,有时是马列。悬挂毛泽东的头像是到延安以后。但是,在1939年时的延安,是悬挂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像。当时张闻天对中央宣传部还有一定影响力,就是在他的倡导下跟苏联学习的。苏联是双重制,既悬挂斯大林的头像,也在“五一”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时候悬挂所有政治局成员的像。

后来,延安不再悬挂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像。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壮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声势,加深民众的认知,共同悬挂毛泽东和朱德的头像。以后就以悬挂毛泽东的头像为主。但是,每逢“五一”“十一”,还是要在天安门广场悬挂马恩列斯以及孙中山的头像。中国在“文革”期间宣传毛泽东是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但仍然是说“马恩列斯毛”。

放松与转型

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也很难说“文革”可以持续多久

财新《中国改革》:1971年“九一三”事件可以看做是这套话语体系开始放松的转折点吗?

高华:对,因为它以震撼的方式颠覆了“文革”的合法性。此前“文革”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以后各个概念就很难互相支持了。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林彪在“文革”期间并不过问多少具体工作,但是,“文革”是跟林彪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上世纪60年代他营造的个人崇拜文化,是难以发动“文革”的。他这面墙一倒,整个“文革”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所以,1971年以后,“文革”进攻性的态势弱了,变成以捍卫性为主的运动,提出了“保卫文革成果”“反击右倾回潮”“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口号,之所以说“就是好”,就是因为有人觉得不好嘛。

当然,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也很难说“文革”可以持续多久。“继续革命”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群众和领袖持续沸腾的革命热情,人们的激情、理想主义始终燃烧到沸点状态。二是切断一切中外文化联系的渠道,比如,1966年8月全国的图书馆就关门了,《人民文学》《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等很多杂志也自动宣告停刊。整个的社会信息单一化,信息只来自一个方向。这样就可以通过“两报一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实现领袖对人民的直接引导。而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完全是《人民日报》的翻版。

如果出现了异样文化,就会产生一种潜流。所以,即便对于马列主义,也必须在正确的指导下学,不能自己瞎学。因为对于马列主义的个人化的释读,有些是和“文革”新秩序严重对立的。比如,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当时就被抓了起来。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假马克思主义者”,说“书读多了也是坏事”。这种思想影响很大,在正确地反教条主义的同时,又无形中和党内长期存在的推崇、鼓励农民文化以及大老粗的思想和作风融为一体,而“文革”时期人们正是以“我没文化”“我是大老粗”为荣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很多民众对“文革”有所怀疑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一年10月,中国进入联合国,感觉到有与外界交流的需要。此后把阀门稍微打开了一点点,才有比较多的“内部书籍”出版。“内部书籍”在“文革”前的出版量是较少的。

财新《中国改革》: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否意味着“革命叙述”的转型?

高华:我对改革没有专门研究,但是确实有转换。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换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肯定是大转换。从对所有人都要分“左中右”,到现在“以人为本”,这也是一个大转换。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主政者仍然要掌握对理论的解释权,这个基本上没变。

(本文得到熊景明女士与胡杰先生的鼎力支持,特此感谢。)

20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