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cture by historian Xiao Gongqin (萧功秦) on the potential role of neo-authoritarianism for another round of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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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能否主导新一轮改革

萧功秦

发布时间: 2014-05-26

作者: 萧功秦

编者按:本文系萧功秦教授在共识传媒举办的“新一轮改革进程观测”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现经他本人核校同意,在共识网推荐发布,以飨读者;会议完整记录也将于近期上网,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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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能否主导新一轮改革?是当今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讨论,什么叫新权威主义,在座很多青年朋友不一定清楚,在这里我先介绍一下新权威主义的历史与新权威主义讨论的背景。

一,百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新权威主义浪潮

新权威主义是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我们可以从后发展国家议会制失败后上台的政治强人那里观察到这种政治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讨论兴起时,我曾对新权威主义作了以下定义:这是“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作为议会民主政治的反向运动而形成的、具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这个概念是根据二十世纪亚洲与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概括出来的。墨西哥二十世纪初出现的迪亚士总统,被称为墨西哥现代化之父,他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1914年后的袁世凯可以说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在二次革命镇压了政治反对派之后,建立起议会制外壳下的强人政治,大力发展实业,引进外国教育 ,颁布商法,在政治稳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每年达12%以上,1914年以后几年,被史家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由于袁世凯本人的帝制运动,使他名声扫地,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混战,表明这是一种质量很低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1928年国民党统一以后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也很快,可以说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第二波浪潮。然而,由于中国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八年抗战把这个弱势新权威主义资源耗尽拖垮。最后也失败了。

毛泽东在七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在新民主主义体制下,有节制的发展资本主义,五种所有制并存,就政治形态而言,新民主主义阶段也是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但毛泽东本人在建国后放弃了这一正确选择,抛弃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搞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最终造成文革灾难而失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取代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自二十世纪以来的一百年,就是中国在寻找适合于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条件下的现代化模式的过程,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最终还是走上了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路径,虽然不同时代的结构特点与政治资源有所不同。

二,邓小平如何走上新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

那么,邓小平是如何走上新权威主义道路的呢?邓小平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稳定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两点论,第一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对不容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第二点,只要让人民生活好起来的,能让生产力充分得到发展的所有制都可以采用。这两个界线从逻辑上就会引伸出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路径。

在八九之交事件与邓小平南方讲话这两大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江泽民正是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通过分税制、国有体制转制与参加WTO,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胡温体制正是在江泽民时期实现经济转型成功的基础上,迎来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在十年里。国民总说值从12万亿达到五十万亿。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从政治学上说,就是新权威主义体制为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上的保障。

然而,事物总具有两面性,中国第一波的新权威主义这种转型体制,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由国家引导的市场化过程,这样,与政府部门密切有关的企业、单位、官员、法人与利益集团,在培育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本身与政府关系的特殊地位,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这种种利益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固化与垄断化,于是形成结构性的“近水楼台效应”。由此而产生社会不公、腐败、各种矛盾与问题,包括高税收下的国富民穷、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国有病、朋党式的腐败、三公消费膨胀与文化创新力的弱化。文化创新力的弱化与人文价值的缺乏等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前些年来,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焦虑感,文革左派与激进的茉莉花自由主义思潮也在民间兴起,一方面,激进自由派主张搞西方化的茉莉花革命,另一方面,薄熙来想通过所谓的“唱红打黑”,利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文革怀旧情绪,通过左的民粹主义来实现个人野心,甚至某些左派人士认为,只有薄熙来才能保证“执政党不变色”,这是从左的方面对邓小平方针的挑战,如果不是王立军事件,薄熙来的图谋一旦得逞,左右之争将变本加厉,中国将进入社会大分裂的危机之中。

习近平新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我们可以把习近平新政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发挥权威体制的优势,加大反腐败力度,提出新八项注意,整饬党纪,大力展开党内整风,来理顺民气。从而有效地瓦解了极端主义思潮对民间的吸引力,第二方面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字管理权,领导权与话语权,来维持政治稳定,防止政治参与的街头化与广场化,防止政治参与发生井喷与爆炸。第三方面是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通过大幅度市场改革,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邓小平是新权威主义1.0版本,习近平新政是新权威主义2.0版本。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三,为什么百年的历史选择终究要回到新权威主义

几年前,我曾把百年中国现代化历史概括为六次历史选择,它们是清末新政的开明专制化,辛亥革命后的多元民主制,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的党国威权政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选择与左翼平均主义政治选择失败之后,中国人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到新权威主义发展路径来来,清末新政失败了,浪漫的多元民主政治失败了,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与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权威政治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成功,浪漫的左翼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也失败了,为什么还是要回到新权威主义上来?历史上的人们总是在经验、错误与尝试中,一方面走向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则要保持政治稳定所需要的铁腕。这是为什么?这是政治学与历史学者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百年来的这些政治精英未必知道什么是新权威主义,但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新权威主义?

为什么在三十年中国改革以后,中国执政党人仍然选择了新权威主义?用本次会议的主旨来说,为什么我认为仍然需要以新权威主义的方式来主导下一步改革?它的功能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因为,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可以履行其他体制无法提供的多种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民主化来说,具有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

第一种功能就是防止现代化初期政治参与爆炸与超前膨胀的功能,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传统集权型国家,由于缺乏矛盾化解机制,由于改革前已经陷入体制矛盾,长期积压的矛盾引发的政治诉求会在改革初期的短时期内井喷似爆发出来,在这一时期,激进主义也会与民粹主义合流,形成强大的挑战现体制的政治势力,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不可避免的卡夫丁峡谷。新权威主义的铁腕通过对时局的可控性,抑制过度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的挑战,起到延时作用,从而为改革赢得时间,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化解社会矛盾。

新权威主义的第二种作用,就是发挥转型动员与转型杠杆的功能,后发展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发产生,必须要有一只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去创造看不见的手,新权威主义就是创造看不见的手的看得见的手。

第三,在现代化进入中期阶段,新权威主义还必须承担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克服社会不公,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实现财富再分配,以实现公平社会的经济分配功能。并且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治稳定。

第四,在经济现代化成入成熟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长,民主成为广大人民共同的需要,新权威主义还要承担起培育公民社会的责任,要成为公民社会的园丁。新权威主义是顺应历史潮流与时具进的,新权威主义将在不断自我更新与适应环境压力的挑战中,走向高度发达的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

事实上,三十多年来,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过程中,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出与时具有的对时代潮流的适应力,国外就有政治学家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表明中国执政党的体制是一种“有韧性的威权体制”。(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习总书记也指出,“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对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经验的总结。也体现出中国新权威主义具有的成熟的政治理性。对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执政党领导下的改革保持乐观的期盼。只有中国在经验中尝试,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我们才可以迎来中国民主的未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过九十年代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发展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政治学上看,中国模式具有新权威主义的特点,我们将在这条道路上走相当长的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只要不犯颠复性错误,只要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不是深拒固闭,通过“问题倒逼——改革适应——结构转变”的良性循环的演进逻辑,中国的富强大业与高度民主化是大有前途的。

四,对两次新权威主义讨论的比较

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学术主张,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就引起知识分子与学术界的广泛论争,1988年知识分子中就展开了第一次新权威主义讨论,至今已经26年了。这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当中第一次自发的社会性大论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公共空间里,又出现新权威主义讨论的重新兴起。

现在这场讨论和26年前的讨论相比,变化有不少。作为两次论争的当事人之一,我的体会是,第一点,八十年代中期的新权威主义论争,基本上还是人们学术讨论中的理论设想。没有太多的历史事实的支撑这个理论。这种学术主张主要基于历史研究与政治比较的逻辑。而现在新权威主义论争思考,不仅是历史知识资源,还有大量正面与反面的现实经验资源,三十多年来邓小平模式的经验事实,活生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所产生的实效与问题也是可以看到的;这就为我们思考新权威主义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支持、同情、理解新权威主义的学者、企业家、官员与公众的比例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大为增加。这一点我的感觉特别强烈而真切。

第二点,与八十年代相比,现在的新权威主义讨论中,情绪化因素在减少,理性因素在增加。人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更为理性,更为心平气和。

人们之所以能更理性地讨论与认识新权威主义,这是因为,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人们曾抱有很乐观期待的第三波民主化的结果并不理想。尤其是,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一般都存在着远比西方先发展国家更严重的种族、民族、宗教、阶层的对立,人们原先想像的是,只要推进多党民主化,国民通过民主协商,这些分歧将会被理性化解,然而事实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国家一旦进入多党选举的民主化阶段,这些撕裂民族的分歧不但没有化解,反而由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如同火上加油而变本加厉。卢旺达的种族绝灭性的大屠杀就是鲜明的例子。近年来科索沃内战、索马里,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的内战,乌克兰已经陷入内战边缘,泰国的两派势力的对立,所有这些情况,都引起国人在理性层次上进行反思。第三波民主化成功的机率如此之低,其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不能一步到位地实现多元民主?民主化为什么需要经济发展与中道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共识作为前提?为什么原先已经存在种族、民族、宗教、阶层分裂的国家想用多元民主来化解矛盾,反而是缘木求鱼?新权威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角度。

关于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权威主义,有许多理论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例如,什么是好的与坏的新权威主义?评价的标准与尺度是什么?又如,所有的政治体制都有其优点与弱点,新权威主义有什么弱点与不足,如何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如何克服新权威主义本身的弱点?如何避免这种体制最容易触的暗礁?

从比较政治学上来分类,我们可以发现,自二十世纪以来,存在着新权威主义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南欧模式 ,中东模式 ,非洲模式,如果把中国也算进去,中国是从前“列宁主义全能体制”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而形成新权威主义的新品种,从历史演进的路径来分类,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执政党通过改革开放,从前列宁主义全能主义体制转变为新权威主义的。这种新品种,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特殊的优势与弱势?

又如,从全世界视角来看,新权威主义有几种发展前景?历史上有很多权威主义,但能成功走向民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能在民主体制运行比较顺畅的也并不多。这是为什么?一方面,我们认识到,走向民主以前,必须有一个新权威主义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为民主化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真正走向成熟民主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并不是很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走向成功的民主,需要什么条件?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我的发言只想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五,补充看法:

我补充几点看法,从第三波民主化来看,如果一个社会内部存在着种族,民族,族群、宗教、文化、阶层的撕裂与对立,想通过民主化的方式,让大家坐下来协商,达成民主妥协,这固然是良好的愿望,我们总以为民主是解决社会分歧、实现社会妥协的好办法,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事实上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存在着太多的分歧,如果这时移入西方的多党选举民主制,那么,无异于火上加油。我们可以从大量事实上看到,例如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危机,埃及动乱,泰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对立,乌克兰正在面临的内战,等等,这些问题如此明显地放在世人面前,不对此进行理性的思考, 那些主张茉莉花革命有理论的学者,仅仅是出于对民主美好目标的浪漫理念,而是对此视而不见,那是不负责任的,说得重一点,甚至可以说也是不道德的。我们都向往民主,但民主需要条件,民主的许多条件需要在开明的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培育出来。这是受到历史经验与事实支持的结论。而且,即使曾经行之有效的西方的民主政治,现在也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而简单地移植西方民主会面临更多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我要谈的另一个看法是,要对中国现在的结构特点从政治学角度来予以定位,这个问题不讲清楚,是会犯常识错误的,刚才有些学者把中国现行体制仍然理解为极权体制,或后极权体制,那是不合事实的,不能把现在的政治体制简单地归结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不能归结为后极权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从政治学上说,极权体制是指没有社会多元化的体制,后极权体制是指没有市场经济的勃烈日涅夫时代的体制。决不能把这样的概念张冠李戴到中国头上。把威权体制与极权体制混为一谈,不是漫不经心,就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常识错误。

中国经历了三十五年的市场经济化,已经从大一统的同质性的单位所有制,渐进地演化为政府集权下的社会多元化,经济多元化,文化生活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结构中,社会文化经济领域已经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这样的体制决不是极权主义体制,因为极权主义的特点就是一元化的集权政党全面的控制社会生活。正因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存在着社会自主空间,经济多元化,以及政府以外的第二文化,这样的社会只能属于威权体制的范畴。如果无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存在的现实,那么就会很难事实求是地分析问题。我在《中国的大转型》一书中,对此作为比较详细的分析。很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在这方面与我进行交流。

当然,中国现行体制是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极权体制转变过来的,列宁主义式意识形态、国家对宣传、传媒、文化生活的干预能力与管控水平比一般威权体制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控制力度要更大,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更大,但社会结构已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则是不争的事实,与文革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指出旧的列宁式的政党与国家体制的传统对当今中国的新权威体制的关系,从学术上说,也是十分有意义的,这种影响力有积极方面,那就是国家可以利用这种影响力,来进行现代化的有效动员,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比拉美与东亚新权威主义有更强的执行力度,这也是中国奇迹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社会自主性相对不足,也不利于文化的创新力的发展。社会要发展,就需要文化的创新,但文化创新的主体是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从实现社会发展的角度,官僚本身没有创造力,文化创新也不是官僚体制的优势。只会导致文化的退化、萎缩。由于社会对国家的制衡力较弱,也可能会走向国家主义的路径依赖。这也是要注意的。

(注:作者对发言内容作了新的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