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Qu Lindong (瞿林东) on the lessons to be drawn from 1000 years of historiography

Posted on

10—19世纪:千年史学发展的启示

瞿林东

发布日期: 2014-04-23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3卷

 

摘 要:在10—19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中,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具有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即使在其后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10—19世纪  史学史  史论家  启示  借鉴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10—19世纪的中国历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许多制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迁,在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中外关系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历史进程呈现出时缓、时速的局面,在有的地区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里还出现了社会倒退的历史现象。总之,这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千年史,很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我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我想就这千年史学的发展中,一些史学家、史论家提出的问题对我的启示,讲一点肤浅的认识,同大家交流,不对的地方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关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问题。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有非常明确的宗旨,这就是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的,以“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这几句话,真正反映了一个大史学家的器识,至今仍可借鉴。因为“国家盛衰”、“生命休戚”这两个方面,仍是今天治国的根本。司马光在表文的最后写道:

 

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1]

 

这些话,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司马光的竭诚的忠君思想,另一方面也鲜明地表达出一个史学家关注兴衰得失、“四海群生”的崇高责任感。《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许多事实表明,倘若“四海群生”得不到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则政治上的兴衰得失的历史前途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乃至于任何一个最高统治集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了“四海群生”的命运,是要作具体分析的。但史学家能够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把“生民休戚”的历史状况作为重点写入史册,无疑反映了史家的职责和良心。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治通鉴》是帝王的“教科书”,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如果深入一步来看待司马光的撰述思想和撰述宗旨的话,恐怕就不能作这样简单的评价了。因为他提出了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二、关于宋人重视以唐朝兴废治乱为鉴问题。宋代史家范祖禹的《唐鉴》一书强调指出,北宋皇朝“今所宜监,莫近于唐”,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他在序文中对唐朝兴废治乱原因作了这样的概括:

 

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揜。[2]

 

这是范祖禹对一个盛大的朝代之所以兴废、治乱的概括。如果说司马光的《进资治通鉴表》是从以往的历史中总结出“国家盛衰”、“生民休戚”这两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话,那么范祖禹就是要通过重温唐朝的历史,从而具体地揭示其盛衰的原因,以此作为宋朝君臣的借鉴。

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早在唐朝初年,唐太宗君臣也曾作了深入的探讨。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徵:“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3]魏徵曾一再指出,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朝代起来的时候,都希望它能够“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都希望“本支百代,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败亡相继,其故何在?”这就是魏徵提出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魏徵认为,为了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就应“求之失其道也”,必须探讨“克终者鲜”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殷鉴不远,可得而言”,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他在总结秦、隋二朝灭亡的原因后指出,最高统治者要认识到历史上那些君主“不虑后患”的执政作风的危害;指出要学习西周统治者的做法,一是要明德,二是要慎罚。首先要讲德政,德政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民情;慎罚,重要的是该罚一定要罚,不该罚的也不能错罚。魏徵对于唐朝的政治前途作出三种分析,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这三种前途是:不断进步,“德之上也”;维持现状,“德之次也”;每况愈下,“斯为下也”。[4]从魏徵以上的这些认识,可以看出他对王朝兴亡成败这个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他具有一种朴素的、探讨规律的思想意识。

尽管范祖禹的认识不如魏徵的思考和论述来得深入,但他提出的以唐为鉴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所不同的是,宋朝君臣之间没有如同唐太宗君臣那样作进一步的相互沟通,形成共识并在政治活动中或多或少有一定程度的实施。如果以唐宋两朝在这方面的作为作一番比较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三、关于历史发展中的“相因”、“不相因”问题。元初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观点:“理(治)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5]这个论点的提出,表明马端临也是一个善于思考历史发展大势的史学家。当然,这个论点也给我们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即“不相因”之中是否也有共性,而“相因”之中是否也有变革?

首先,所谓“理乱兴衰,不相因”的问题,从历史现象看,历史上的朝代兴亡更迭,都各有具体的原因。但是当历史研究者把西周初年周公的言论,西汉初年陆贾、贾谊的言论,唐朝初年唐太宗、魏徵等君臣的言论,以及北宋司马光、范祖禹的言论联系起来考察的话,就可以发现在种种“不相因”第的表面现象的深层,即从殷朝灭亡、秦朝灭亡、隋朝灭亡、唐朝灭亡的具体原因中,确也可以概括出来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原因。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补充马端临的观点:在“不相因”的背后,存在着“相因”的因素。

其次,关于“典章经制,实相因”的问题。马端临指出中国古代历朝在制度上是有继承关系的,表明他对制度史的关注。当然,“相因”之中也还是有变革的,如行政建置上汉州、唐道、宋路、元省就有变化,从唐朝的三省六部到明代的内阁也有很大变化等,这实际是一种因革关系。更重要的是,马端临由此揭示出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现象,即中华文明在制度文明的层面,因其连续不断地发展而存在着恢宏的研究空间,这是值得史学工作者特别关注的。

四、关于一篇超越前人的修史诏书。元朝末年所修宋、辽、金三朝正史,受到后人尤其是清人的许多批评,但从元顺帝的修三史诏和史家所制订的《三史凡例》来看,对于中国古代朝代史撰述的连续性和多民族史学的发展,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当强调的是,元朝统治者颁发的《修辽金宋三史诏》,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不愧是一篇超越前人的修史诏书。诏书写道:

 

昨前辽、金、宋三国行来的事迹,选人交纂修成史书者么道奏了来。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集贤、秘书、崇文并内外诸衙门里,著文学博雅、才德修洁,堪充的人每斟酌区用。纂修其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裁决可否。遴选位望老成,长于史才,为众所推服的人交做总裁官。这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值,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各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6]

 

从这道诏书的口吻来看,确有同唐高祖《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某些相近之处,反映了元朝虽已处在衰落时期,但在历史观念上以及史学与政治关系上,仍不失其宏大气度。同时,它还有超越前代修史诏书之处,即重大原则与具体要求都交待得十分清楚,尤其对参与修史人员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因有这样的诏书,才有可能产生言简意赅的《辽金宋三史凡例》。诚然,元人所修《辽史》、《金史》、《宋史》确有一些不足之处,但这些不足之处都无法掩盖三史在历代正史中的重要地位;而撰述三史的思想和体例,也是一笔重要的史学思想遗产,在史学史上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评价问题。明代史家王世贞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7],但三史在“叙典章,述文献”、“征是非,削忌讳”、“赞宗祠、表官绩”方面又各有所长。这种辩证地看待国史、野史、家史的价值与局限的方法论,使后人对这三种文献能持一种大致合理的看法,而不至于走向偏颇。

生活在明代的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能够提出如此全面而辩证的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钦佩以至带有几分惊诧。在此之前,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对以往正史(包含编年体朝代史)不乏褒贬之词,在《史通·杂述》中对相当于野史、家史的十种历史文献也往往论及它们的得失,多有中肯的评论。王世贞的这几句话,把刘知幾的有关评论从理论上提高了一大步,可以作为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原则之一看待。

六、关于“厚民生,强国势”的社会理想。明清之际的大史学家顾炎武学问渊博,著作繁富。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都是名作。他没有关于社会理想和国家学说的系统著作,但《亭林文集》中的一些专论,如《郡县论》九篇、《钱粮论》上下、《生员论》上中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可以反映出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其政治学说。顾炎武的社会理想,概括说来就是“厚民生,强国势”[8]。顾炎武说的“厚民生,强国势”,联系历史上的唐代史学家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9]以及上引司马光说的“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可以看出史学家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的传统。顾炎武的政治学说,集中表现在“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世官”制度及与此相关的诸论之中,涉及财政、选举、军事等领域。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在盘根错节、矛盾重重的社会环境之中,推行“世官”性质的县令世袭制度,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学说罢了。在这里,既包含着改革与折衷,也反映了进步与保守。但顾炎武毕竟抱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10]的政治情怀,站在历史认识的高度,审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其专在上”与“其专在下”的政治体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希冀有所改变,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

七、关于全面的和辩证的历史借鉴思想。明清之际的另一位大史学家王夫之,在讲到历史借鉴的时候指出:“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11]这种全面看待历史借鉴的思想方法,是历史理性的一种表现,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所谓理性的表现,除了它的全面性以外,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对待历史经验教训的辩证的和清醒的认识,即不仅正面的人和事可资参考,即使是负面的人和事也可资参考。按常理来说,人们往往重视成功的经验、轻视甚至忽略失败的教训,而后者的重要性决不在前者之下,甚至更为重要。对于相同之事的态度和相异之事的态度,也是这个道理。重要的是,人们是否能从历史上找到得失、同异的参考,关键在高度的自觉意识,这就是“治之所资,唯在一心”。中外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历史是无私的,它的智慧之门,总是向那些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人敞开着,而拒绝历史借鉴、不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人,不仅必将在现实中遭到失败,而且也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八、关于“良史之忧”的思考。清代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12]所谓“良史之忧”,依我的理解,一方面是肯定了忧患意识的重要,另一方面是突出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特殊价值,即它不仅有紧迫的时代感,而且有深刻的历史感。这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了史学工作的社会价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困境中固然不可没有忧患意识;而其难能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顺利时依然具有忧患意识,从而不断克服种种潜在的困难,走向长治久安。龚自珍还讲过一句名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13]。他说的“大道”,当指对有关政治形势、社会状况、历史发展趋势之类重大问题的认识,这是从人们如何更睿智地观察现实和未来出发,进一步强调历史学的重要作用。龚自珍的这两点认识,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史学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理论上的启示。

九、关于中国近代史学先驱者们的业绩和思想。19世纪中叶,史学家们关于边疆史地研究和外国史地研究的兴起,是史学家忧患意识的反映,也是当时救亡图存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这是10—19世纪千年史学发展中从未出现过的史学现象,这是中国历史进程出现大变动、大逆转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学,我们还应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如张穆、何秋涛、姚莹的边疆危机意识及相关论著,魏源、黄遵宪、王韬等的世界视野及外国史地论著,改变了中国士大夫中一些人“好谈古义,足以自封”[14]狭隘眼光,凸显出中国近代史学的先驱者们的时代精神和爱国热忱。他们的思想和业绩反映了古老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以此空前的变革,对于这一变革,我们还有必要作更深层次的研究。

10—19世纪的千年史学,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问题,给后人许多启示。这里列举的一些问题,是笔者思考得较多的,提出来同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是作者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之约,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10—19世纪中国制度变迁与社会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现略加整理,予以发表,不当之处,祈读者批评指正。

[1] 司马光:《资治通鉴》附录,中华书局,1956。

[2] 范祖禹:《唐鉴·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吴兢:《贞观政要·慎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吴兢:《贞观政要·慎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中华书局,1984。

[6]《辽史》附录,中华书局,1974。

[7]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引言,中华书局,1985。

[8]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12页。

[9] 刘昫等:《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

[10]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131页。

[11]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华书局,1975。

[12]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6页。

[13] 龚自珍:《尊史》,《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81页。

[14] 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叙,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