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Sun Weiguo (孫衛國)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and its exchange with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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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對東亞史學的影響與交流

孫衛國

2013-01-05
來源﹕《歷史教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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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孫衛國﹐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中華文化有著悠久歷史和廣泛的影響力﹐在長達數千年的古代歷史進程中﹐東亞地區逐漸形成了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文化傳統。誠如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所指出的﹐漢字﹑儒教﹑佛教和以中國傳統律令制度為核心的法律系統﹐構成了傳統東亞世界的四大支柱。這四大支柱中﹐佛教之外﹐皆興起于中國﹐佛教則是中國最早從印度學習過來﹐然後再傳到東亞其它地區﹐因而中華文明構成了東亞文明的中心﹐中華文明成為東亞傳統文化的源動力﹐影響深遠。中國史學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日本﹑韓國和越南在內的周邊國家史學的創立和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周邊東亞諸國的史學正是在中國史學的影響下﹐才逐步發展起來的。

 

一﹑中國史書在東亞的流佈

  中國史學在東亞影響深遠﹐首先表現在中國史籍在周邊的流傳與影響。從遠古時期開始﹐中國書籍先傳入朝鮮半島﹐然後再傳到日本和其它地區﹐周邊各國對中國典籍表現出極為濃厚的興趣。自箕子朝鮮以來﹐朝鮮使行人員抵達中國後﹐總是想方設法搜求中國典籍。同時﹐朝鮮歷代王朝總希圖中國王朝官方賜書﹐這樣經過朝廷賜書與使行購求兩條途徑﹐將中國許多典籍都傳入了朝鮮半島﹐成為他們學習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朝鮮半島一直以漢字為官方文字﹐科舉考試也仿效中國王朝﹐以儒家經典為主要的考試範圍﹐因而促進了朝鮮士人閱讀中國典籍﹐也進而推動了中國典籍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中國史學對日本的影響﹐也首先表現在古代日本對中國典籍的重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日之間的海上航路可稱之為“書籍之路”﹐經﹑史﹑子﹑集四部書籍紛紛傳入日本﹐對日本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幾乎每一部比較重要的中國史書﹐都傳到了日本﹐有著程度不同的影響。對於琉球和越南﹐也有著類似的影響。

朝鮮半島何時開始接觸中國史學﹐無確切記載。傳說時代的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實施“八條之教”﹐將中華文化傳入朝鮮半島。箕子朝鮮是朝鮮半島歷史上長期受關注的一段歷史﹐也為其以後效仿中國文化提供了先例。西漢時期﹐漢武帝征服朝鮮﹕衛滿政權﹐並於公元前108年設立真番﹑樂浪﹑臨屯三郡﹐次年又置玄菟郡﹐朝鮮半島進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轄時期﹐一直持續了400多年。這期間﹐在朝鮮半島上奠定了中華文化的根﹐中國史書也在朝鮮半島得以廣泛流佈。三國時代﹐中國史書已被廣泛閱讀。《周書》載百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北史高句麗傳》載﹕“書有五經﹑三史﹐《三國誌》﹑《晉陽秋》。”《舊唐書‧高麗傳》曰﹕“俗愛書籍……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誌》﹑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可見﹐中國史書在唐朝之前便廣泛流傳到朝鮮半島﹐成為他們閱讀的典籍。

唐朝與新羅文化交往密切﹐通過官方使者以及來唐留學生﹑僧侶之手﹐不少史籍傳入朝鮮半島。貞元四年(788)﹐新羅“始定讀書三品以出身……若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書者﹐超擢用之”。當時熟讀《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書已成為新羅科舉取士的重要標準﹐五經﹑三史等史籍已廣泛流入新羅。高麗對宋朝更是極為仰慕﹐多方搜求宋版書籍﹐書籍之多﹐甚至可以補充宋朝之不足。1074年﹐北宋神宗詔令國子監﹐允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使者﹐由此大批史書流入高麗。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高麗宣宗八年)﹐宋哲宗竟通過高麗使節向高麗訪求大量圖書﹐總計128種﹑5101卷﹐劉兆祐將此128種書與《宋史‧藝文志》相對勘﹐發現其中90種書未見載﹐其中史書最多﹐包括很多中國殘缺不全或失傳已久的史書。

明清時期﹐朝鮮是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的藩國。特別是在明代﹐朝鮮對明朝奉行事大主義﹐對中國文化傾慕有加﹐中國史書在朝鮮半島的流佈更為廣泛。明朝多次賜給朝鮮書籍﹐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賜“《元史》一部﹑《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諸臣奏議》﹑《大學衍義》﹑《春秋會通》﹑《真西山讀書記》﹑《朱子全書》各一部”。成化十一年(1475)﹐朝鮮使者韓明澮自明回國﹐向國王“進《新增綱目》﹑《通鑒》﹑《名臣言行錄》﹑《新增本草》﹑《遼史》﹑《金史》……各一帙”。朝天使每次來華﹐都會購買大批中國典籍歸國。樸周鍾《東國通志‧藝文志》載﹕“東人之好古書﹐亦天性也。凡前後使價之入中國﹐伴行五六十人﹐散出分掌﹐自先秦以下﹐舊典新書﹑稗官小說之在我所缺者﹐不惜重直購回乃已。故中國書曰彼國反有異書藏本者﹐是也。”(11)這樣幾乎明清每一部重要的書籍﹐朝鮮王朝都能想方設法得到。一方面通過官方請求賜予﹐另一方面就是使行購買。經﹑史﹑子﹑集四部書籍﹐以及方志﹑族譜等等皆通過各種方式傳入朝鮮半島﹐成為他們學習和研讀的重要典籍﹐其所收藏的書籍甚至可以補明清之闕。

日本亦如此。在三國時期﹐中國典籍就開始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日本《和漢三才圖會》載﹕“晉太康五年……百濟王遣阿直岐者﹐貢《易經》﹑《孝經》﹑《論語》﹑《山海經》及良馬。”(12)可見﹐早在西晉初年百濟已將《易經》等書籍傳到日本。唐朝時﹐大批遣唐使來華﹐加強了彼此往來﹐日本也借機大肆購求中國書籍。《舊唐書‧日本傳》載﹕“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13)可見﹐日本遣唐使為了購買書籍﹐甚至將中國王朝所賜財物﹐也都“盡市文籍”。以後歷朝如此﹐即便官方沒有往來﹐民間貿易﹐搜羅中國書籍也是他們必不可少的活動。江戶時代﹐往來中日之間的商船不絕﹐幾乎每次日本商船來華﹐都會購買眾多的書籍﹐就這樣將中國各種書籍都傳入了日本。

與韓﹑日相比﹐越南跟中國的關係更為密切。十世紀前﹐越南是中國的交州﹐因而早早就播下了漢文化根基。五代時期開始獨立﹐直到十九世紀被法國殖民之前﹐越南成為中國藩屬國﹐也長達千年之久。越南多方收集中國書籍﹐而使行前來採購﹐也成為越南收集中國書籍的一個重要途徑。中國書籍傳到越南後﹐也多被重抄或者刊行。經﹑史﹑子﹑集﹐諸子百家﹐無不被越南人所傳抄﹐作為中國重要的史籍﹐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中國史籍在東亞的流傳﹐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一部偉大的傳記文學巨著﹐對中國後世史學和文學影響深遠。同時﹐對東亞的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他們學習中國歷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們編寫史書仿效的對象。

《史記》何時傳入朝鮮半島﹐現已無從考查。可以肯定地說﹐在漢四郡時期﹐《史記》已經傳入朝鮮。三國時期﹐《史記》與諸儒家經典成為君臣閱讀的重要史籍。統一新羅﹑高麗王朝﹑朝鮮王朝﹐歷朝歷代﹐莫不對《史記》備加推崇。自入學時始﹐朝鮮士子便接觸《史記》﹐以後會伴隨一生。“所講書﹐必先小學﹐次四書﹐次六經﹐間以先賢性理文字及《史記》﹐年三十以下背講。”(14)《史記》是朝鮮王朝時期鄉塾所講授的書目之一﹐一般士人對《史記》非常熟悉。在朝鮮士人開列的必讀書目中﹐必定有《史記》﹐熟讀《史記》是朝鮮士人的一種基本功夫。

《史記》是朝鮮世子培養必讀史書﹐也是國王經筵日講的重要內容。朝鮮世子的培養非常重要﹐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習讀經史。如何習讀經史﹐孰先孰後﹐也很關鍵。朝鮮世子教育中﹐《史記》是必讀書籍﹐當時有大臣指出“先讀《史記》﹐次讀經書﹐則文理易達”。(15)同樣﹐如同中國朝廷的經筵制度一樣﹐朝鮮王庭的經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國王講授儒家經典與重要史籍。朝鮮國王要求大臣不僅要精通儒家經典﹐也要精通中國史書﹐以備顧問。《史記》是歷朝國王經筵中必講內容。明宗時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聖學高明﹐《四書》必講之後﹐當以《史記》進講。治亂興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記》。”(16)可見﹐總是將治國之事與講《史記》聯繫起來﹐這樣﹐使經筵日講有經世致用之功效。

《史記》何時傳入日本﹐有不同說法。覃啟勛認為“公元600年聖德太子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史記》始傳日本的使命正是由這批使者完成的”﹐並指出“《史記》始傳日本乃是中國史學始傳日本的重要標誌”。(17)傳入日本後﹐《史記》頗受重視。推古天皇時期聖德太子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將“天皇”一詞﹐移植出來﹐不再使用“大王”﹐此後﹐“天皇”成為日本民族的象徵。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記》是重要的教科書。日本古代設有專門講習學問的“大學寮”﹐其中設有專門講習歷史的“紀傳道”﹐修習“紀傳道”的學生被稱為“紀傳生”。《史記》是這些“紀傳生”的必讀之書。“紀傳生”學成後﹐常擔任大學頭﹑侍讀﹑式部大輔等要職﹐成為公卿﹐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亦有部分學生被選派到“撰國史所”﹐參與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動。到室町時代﹐幕府設立足利學校﹐足利學校中規定“學校不得講解除《三注》﹑《四書》﹑《六經》﹑《列子》﹑《莊子》﹑《老子》﹑《史記》﹑《文選》之外的其他內容”。(18)可見﹐古代日本學校對《史記》的重視﹐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19)

綜上所述﹐古代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朝鮮﹑日本﹑越南﹐通過請求中國朝廷賜予﹔或者使行購求﹐使得大批中國典籍得以流傳至周邊﹐史書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如同《史記》一樣﹐幾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國史書在周邊各國都有程度不同的影響﹐也正是在中國史籍的影響下﹐周邊各國傳統史學才漸漸發展起來。

二﹑日韓越對中國史館制度的模仿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設立史官記錄史事的國家﹐西周時期﹐修撰編年體國史已成為官方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春秋時期﹐官方記史制度得以發展﹐周王室與各諸侯國均設有專門史官﹐記錄國家大事。中國先秦時期的史官名目繁多﹐諸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等﹐各司其職﹐各記其事﹐已經有了初步的職責分工。漢代開始﹐有設立史官編纂本朝歷史的傳統。唐代以後由朝廷設立史館﹐選任史官﹐修撰國史﹐成為定製。每當改朝換代之際﹐新王朝通常以為勝朝修史的方式來宣示現政權的合法性﹐這種由朝廷主導的官方修史制度﹐對周邊國家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古代朝鮮﹐大量中國史書的流入刺激了其修史制度的創立。三國時代﹐新羅和高句麗便已模仿中國修史制度開始記錄王朝大事。“百濟開國以來﹐未有以文字記事”﹐近肖古王十三年(375)﹐“至是得博士高興﹐始有書記。”(20)故而一般認為﹐百濟肖古王時期開始正式編史記事。統一新羅對史學相當重視﹐模仿唐朝建立了修史機構﹐崔致遠﹑金大問﹑僧人慧超等人皆曾編成了史書。

高麗王朝立國伊始﹐便模仿唐﹑宋﹐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史館制度﹐設立了春秋館。“春秋館掌記時政﹐國初稱史館。”(21)史館常設﹐為修史工作正常進行提供了制度保障。與史館建制相對應的是史官設置﹐“春秋館置修撰﹑注薄各一人﹐檢閱二人﹐後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檢閱正九品。又有領館事﹑監館事﹐首相為之。知館事﹑同知館事﹐二品以上為之。充修撰官﹑充編修官﹑兼編修官﹐三品以下為之。”(22)可見﹐由首相監修領館事﹐監館事的制度與唐宋史館建制非常類似。史官雖名目繁多﹐各負其責﹐分工協作﹐能有效保證修史活動順利展開。在高麗王朝時期﹐史官品位不高但職責重大﹐君主言行﹑百官政績乃至國家時政大事都需及時記載。

高麗王朝亦模仿宋朝建立了起居註制度和為前朝皇帝撰寫實錄的制度。《東國通鑒》載﹕“平章事韓安仁奏﹕睿宗在位十七年﹐事業宜載史冊﹐貽厥後世﹐請依宋朝故事﹐置實錄編修官。制﹕以寶文閣學士樸升中﹑翰林學士鄭克承﹑寶文閣侍制金富軾﹐充編修官。”(23)1314年正月﹐命政丞致仕閔漬﹑讚成事權溥“略撰太祖以來實錄”﹐可見此時各代國王都有比較系統的實錄記載。1331年九月﹐“命修忠敬王實錄”。1346年十月﹐又命府院君李齊賢等人“修忠烈﹑忠宣﹑忠肅三王實錄”。(24)可見﹐高麗王朝史館建制完備﹐撰修實錄也成為定製。

朝鮮王朝以程朱理學立國﹐注重文治﹐史館建制比高麗更完備。1392年七月﹐太祖李成桂置藝文﹑春秋館﹐設史官記錄國史。此後逐步完善﹐形成了“上番”﹑“下番”兩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藝文館。藝文館乃是“掌制撰辭命﹐並用文官”﹐(25)置正七品奉教二員﹑正八品待教二員﹑正九品校閱四員﹐共八員﹐負責編修《承政院日記》。“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館﹐乃是從正三品的修撰官﹑編修官到正五品﹑從五品的記注官﹐他們再以《承政院日記》與“各衙門緊關文書”為基礎﹐加上大臣的上書﹑諫言以及諸道資料﹐進行核對﹐撰成《時政記》。其實﹐弘文館的官員兼任春秋館修撰以下的官職﹐故而是“上番”史官的重要人員。雖說藝文春秋館負責編修時政記﹐實際上﹐弘文館等其它衙門的官員也是全力參修。藝文﹑春秋館在《時政記》基礎上﹐再編成實錄。現在保存下來的《朝鮮王朝實錄》非常完備﹐記錄了自太祖到哲宗長達470年的事跡﹐共計1708卷﹐4840余萬字。此外﹐朝鮮王朝官方也常常組織臨時性編修史書﹐臨時設館﹐如編修《高麗史》﹑《東國輿地勝覽》等等。官修史書相當頻繁﹐留存史書也相當多﹐乃是模仿中國官修史館修史最成功的典範。

五世紀初﹐日本開始置國史﹐乃是掌管文書的官員。在七世紀聖德太子時期﹐曾有編修國史之議。大化革新後﹐設紀傳博士﹐以《史記》﹑《漢書》﹑《後漢書》﹑《昭明文選》等為教本﹐講授史學。元正天皇養老四年(720)﹐日本仿效中國正史本紀﹐編成第一部官修史書《日本書紀》﹐此後日本官撰史書一度停止。平安初期﹐日本設立“撰日本紀所”﹐後改稱“撰國史所”﹑“修國史局”﹐用漢文先後修成五部國史﹐加上《日本書紀》﹐就是“六國史”﹐乃是專仿效中國正史之本紀而編成的官修史書﹐此後官修史書陷于停頓狀態。而日本官修史館也停廢﹐一直到德川幕府時期﹐水戶藩德川光囫於明歷三年(1672)設史館﹐取名“彰考館”﹐撰修一部紀傳體日本史。正德五年(1715)﹐天皇賜名“大日本史”﹐歷時250年﹐才最後將此書編成。明治二年(1869)﹐設史料編輯國史校正局﹐八年﹐廢止﹐設修史局。二十一年(1888)﹐將其工作移交東京帝國大學﹐設臨時編年史編纂館﹐不久﹐又被裁撤。二十八年(1895)﹐再加以恢復。可見﹐相對於中國和朝鮮來說﹐日本的官修史書並不發達﹐其官修史館制度也是時設時廢﹐並無一以貫之的制度留存。這是與中國﹑朝鮮在官修制度方面的差別。

五代以前﹐越南為中國郡縣。五代時﹐才開始獨立。而其史學的發展﹐也是此後才有之事。越南官方注重修史。宣德年間﹐明軍撤退﹐黎朝獨立﹐即開始國史編撰。越南史學以官方為主﹐黎朝國王命官員﹐先後編成了《藍山實錄》﹑《大越史記》﹑《大越史記全書》。阮朝年間﹐官方也重視修史﹐明命元年(1820)建立了國史館﹐編修實錄。後又編成一部編年體通史《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可見﹐越南歷史上最重要的史書皆是官修而成的。

總之﹐在中國史館制度的影響下﹐朝鮮﹑日本和越南皆不同程度的重視官方修史﹐朝鮮最重視史館制度的建設﹐自統一新羅開始﹐一直到朝鮮王朝﹐官方修史成就最多。日本官修史書不夠發達﹐史館也時設時廢﹐沒有形成一套連續不斷的官方修史制度。越南立國較晚﹐但自黎朝開始﹐官方就特別重視修史﹐並且編成了一批史書。可見﹐朝鮮﹑日本﹑越南﹐其官修史書制度或多或少受到中國修史制度的影響﹐不同程度上﹐其有繼承﹐有變化﹐但都是中國史館制度所影響的產物。

三﹑古代日韓越對中國史書體裁的模仿

  東亞漢文化圈中﹐史學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傳統的中國史學對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的古代史學有著深遠的影響﹐幾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國史籍﹐都傳到了東亞其他國家﹐廣受重視﹐成為他們習讀歷史的重要典籍﹐也成為他們編修史書模仿的對象。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史書體裁﹐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等﹐幾乎每一種體裁皆被模仿﹐並有史書傳世。朝鮮史學作為其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乃是中國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其史書體裁﹐史學思想都是效仿中國史學的。日本﹑越南古代史書亦基本類似。

朝鮮古代史書的主要體裁﹐完全效法中國史書。就以朝鮮王朝為例﹐朝鮮史家討論史書體裁時﹐皆是先論中國史書﹐再及朝鮮史著。即如曾歷事三朝﹑累官領議政的李宜顯(1669-1745)﹐論及朝鮮史書三種體裁﹐其曰﹕

史書其類有三﹕一曰編年﹐《左氏春秋傳》﹑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徐居正《東國通鑒》……而朱夫子用孔子春秋筆法﹐作《綱目》﹐此則編年之中﹐立綱分目﹐又是一例也。宋﹑元則有東人金宇颙《宋元綱目》﹐明則有李玄錫《明綱目》﹔高麗則有俞市南棨《麗史提綱》﹐而羅﹑句﹑濟三國見闕。近者林象德著《東史會綱》﹐俱載焉﹐皆用綱目義例也……二曰紀傳。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誌》……歐陽修《五代史》﹐是為十七史……東國則有金富軾《三國史記》﹑鄭麟趾《高麗史》。三曰紀事。紀事者﹐紀一事之始末也。宋袁樞始作《通鑒紀事本末》﹐紀自周威烈王﹐止於五代……近徐相文重作《朝野記聞》﹐記國朝事﹐亦用紀事本末例。(26)

可見﹐其所述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莫不是先論中國史書﹐列舉中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然後再提及朝鮮的相關史書﹐充分說明朝鮮的史書體裁完全是效仿中國的﹐其史學文化正是中國史學文化的一個分支。朝鮮後期重要史學家﹑文學家南公轍博覽群書﹐其論史書體裁曰﹕“史有二道﹐編年與紀傳也。編年起于《春秋》﹐而紀傳則始自遷創之。將正其一統﹐分代以紀年﹐因年以系日月﹐制度沿革﹑忠賢刑賞之是非﹐錯出而互見﹐則編年為謹于法。代各有紀﹐人各有傳﹐以專其行治得失之故。敘次該洽﹐則紀傳為詳于事﹐二者皆不可廢也。”(27)可見﹐朝鮮古代史書體裁與中國一樣﹐最為重要的也就是編年與紀傳二體。

在討論紀傳體時﹐都首先肯定司馬遷《史記》的開創之功﹐而後世的紀傳體史書都遵循司馬遷所創設的規制。“後世作者﹐一遵史遷規制。”(28)這成為朝鮮史家編撰紀傳體史書的基本理念。高麗王朝金富軾主編的《三國史記》和朝鮮王朝鄭麟趾主編《高麗史》是朝鮮半島歷史上“兩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馬遷的《史記》。朝鮮學人就稱﹕“本史則有高麗金氏富軾《三國史記》﹑本朝鄭氏麟趾《高麗史》……本史﹐遷﹑固之遺。”(29)“本史”﹐即是紀傳體史書﹐明確指出乃是“遷﹑固之遺”﹐完全是效法司馬遷和班固的史書。這兩部史書都是由王室主導﹑大臣監修的紀傳體官修史書﹐因而無不是以《史記》作為模仿對象。

朝鮮半島上編年體和綱目體史書也比較發達﹐如《東國通鑒》﹑《東史綱目》等都是較為重要的編年體和綱目體史書。李朝成宗時期名臣徐居正主編了《東國通鑒》﹐乃是仿效司馬光《資治通鑒》而成的。綱目體史書創始于南宋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在高麗末期﹐《資治通鑒綱目》傳入朝鮮半島﹐很多史家效仿綱目體撰寫史書。鄭夢周曾上書說﹕“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實錄亦不詳悉﹐請置編修官仿《通鑒綱目》修撰﹐以備省覽。”(30)鄭夢周的建議被採納﹐高麗王下令以綱目體編修實錄。朝鮮王朝時﹐效仿《資治通鑒綱目》的史書大量出現﹐諸如金宇颙《續資治通鑒綱目》﹑俞棨《麗史提綱》﹑洪汝河《東國通鑒提綱》﹑林象德《東史會綱》﹑安鼎福《東史綱目》﹐都是重要的綱目體史書﹐皆是仿效之作。

日本最早的史學著述﹐大約出現在6世紀前半期的繼體天皇(507─531)﹑欽明天皇(540─571)時期。當時﹐漢字已傳入日本﹐日本人掌握了漢字的音讀﹑訓讀方法。當時日本處於內憂外患的境地﹐促使當政者加深對歷史的反省﹐產生了留教訓於後世以作鑒戒的思想﹐這樣﹐就出現了日本最早的歷史書籍《帝紀》與《舊辭》﹐現兩書俱佚失。之後﹐《古事記》問世﹐乃日本古代官撰史書﹐由太古傳說起到推古天皇(628)止﹐完成於712年﹐全書3卷﹐它明顯受到了中國史學上正統論觀念的影響﹐其目的在於構建從神代到推古天皇的皇位繼承體系﹐將天皇的血統直接描述為神的後裔﹐“其目的不在於記述歷史事跡﹐而是一部自覺體現正統論中血統觀念的史書”。(31)此後《六國史》出現﹐則是模仿中國史書而編成的官纂史書﹐其體裁仿效中國史書﹐編修目的亦借鑒中國史書。

《六國史》﹐乃是日本奈良﹑平安時期官方編撰的六部日本國史書﹐即《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的總稱。《日本書紀》的體例源於中國史書﹐此書原名為《日本紀》﹐蓋仿效《後漢紀》之體式而編成。史料上直接或間接參考了多部中國史書﹐“《日本書紀》在史書的直接利用方面﹐是以《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蜀志》除外)為中心的。《梁書》﹑《隋書》利用了一部分。”(32)《日本書紀》借鑒中國正統思想以說明天皇繼承中的正統問題﹐把天皇敘述為天照大神的後代﹐有別於其他血統。這種觀念“沒有中國文化的影響﹐在當時是不可能形成的”。(33)隨後《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五部史書﹐繼續弘揚《日本書紀》的特點﹐吸收和繼承中國紀傳體史書的某些特點。

隨著日本古代“律令制”國家逐漸衰微﹐武家勢力抬頭﹐修史機構由公家轉入武家﹐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德川幕府時期。德川幕府在其成立之初﹐重視運用各種手段﹐宣揚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同時採用各種方法加強對臣下和諸藩的控制﹐而編修史書﹐特別是編修能夠品評人物的“紀傳體”史書﹐往往能夠達到幕府統治者的目的﹐因此﹐德川幕府歷任將軍﹐都對編修紀傳體史書表現出了與以往其他武家政權不一樣的熱情﹐《大日本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

《大日本史》乃是江戶時代水戶藩編纂的漢文紀傳體日本史。1657年﹐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園(1628─1701)在江戶水戶藩邸設立史局。當時﹐德川幕府統治者也支持修史活動﹐這為他組織編修《大日本史》提供了條件。明治三十年(1897)基本完成﹐明治三十九年(1906)出版﹐歷時250年。此書記載了神武天皇即位至南北朝終結的日本史﹐分本紀﹑列傳﹑志﹑表四部分﹐合計三百九十七卷(另有目錄五卷)。此書乃日本官修最重要的紀傳體史書﹐在日本史學史﹑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此書多方面模仿了中國紀傳體史書﹕首先﹐《大日本史》模仿了中國紀傳體正史為天皇立本紀。其次﹐《大日本史》列傳對中國正史有模仿﹐有變異。如模仿中國正史中的“儒林”﹑“文學”等傳立“文學傳”﹔仿“孝友傳”﹑“孝義傳”﹑“孝行傳”等立“孝子傳”﹔仿“忠義傳”立“義烈傳”等。再次﹐《大日本史》的《志》根據日本特點﹐對中國紀傳體史書中《志》的體例進行改進﹐列十志﹐包括“神祇﹑氏族﹑職官﹑國郡﹑食貨﹑禮樂﹑兵﹑刑法﹑陰陽﹑佛事”十類。其中“神祇”和“佛事”兩項﹐乃根據日本神道教和佛教情況而編寫的﹐《陰陽志》則載錄日本歷史上的災異和曆法﹐類似于中國“正史”中的《五行志》和《律歷志》﹔“食貨”﹑“禮樂”﹑“兵”﹑“刑法”等幾項﹐則是中國紀傳體史書中常有的。“表”亦類似﹐其有《臣連二造表》﹑《公卿表》﹑《國郡司表》﹑《藏人檢非違使表》﹑《將軍僚屬表》﹐這五表明顯是按照日本歷史而設的。另外﹐《大日本史》論讚也借鑒中國正史而展開的。最後﹐在義例與正統方面﹐我國古代正統論是應王朝更替而產生的﹐這與皇統萬世一系的日本有著根本差別。故《大日本史》既有模仿中國史書的特色﹐也有自身特徵。《大日本史》有“三大特筆”﹕一是將原被奉為天皇的神功皇后歸入《后妃傳》﹔二是為被其叔父大海人(天武天皇)舉兵叛亂所推翻的“天皇大友”立本紀﹔三是在南北朝問題上﹐裁定南朝為正統。在日本政權分裂的南北朝時期﹐有討論正統問題的必要﹐但其確定政權正統的標準有異于中國──它是以神器和大義名分為標準。所以﹐“《大日本史》雖借用中國正統正閏之成語﹐而所謂正統意義﹐正統標準﹐則為日本之特殊思想。”(34)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正統論思想傳到日本後﹐在其特殊的政治環境中發生了變異。

越南古代史書體裁也是在中國史書的影響下而生成的﹐主要採用紀傳體﹑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其中最重要的編年體史書乃漢文編成的《大越史記全書》﹐此書是研究越南歷史最重要的史書。該書於後黎聖宗洪德年間(1470-1497)﹐由吳士連編纂﹐收錄了自鴻龐氏時代以來的傳說及史實﹐最後于1697年﹐由黎僖負責增補至後黎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的史事﹐歷時二百多年﹐全書二十五卷﹐分外紀全書﹑本紀全書﹑本紀實錄三部分﹐是越南歷史上最重要的編年體通史。此外﹐越南阮朝效仿明代﹐建立了官方撰修實錄的制度﹐現留存584卷《大南實錄》﹐乃是越南阮朝歷代皇帝的編年體實錄﹐記錄了阮朝歷代國王﹑宗室﹑貴戚﹑諸臣﹑忠義﹑列女﹑高僧﹑逆臣﹑姦臣等等不同類型人物的事跡﹐涉及近代越南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方面史料。

總之﹐朝鮮﹑日本﹑越南古代史書體裁﹐皆是模仿或借鑒中國史書體裁的﹐無論是官修實錄﹑紀傳體﹑編年體等體裁的史書﹐還是私修編年體等各類史書﹐皆是對中國史書體裁的模仿﹐正是在中國史書的影響下﹐周邊各國才逐漸出現其自撰史書﹐逐漸形成其史學特色。

四﹑余論

  在傳統的東亞世界﹐支配各國修史最重要的思想基礎﹐就是要塑造本國與本朝的正統性﹐而支配這種正統性的思想觀念就是儒家思想。“尊王黜霸”﹑“尊華攘夷”等儒家理念﹐是各國所遵循的基本思想﹐貫穿到整個東亞的史學發展歷程之中﹐其核心理念就是孔孟之道與程朱理學思想﹐這是傳統東亞各國修史的共性。而進入近代時期﹐隨著殖民主義時代的到來﹐民族壓迫與民族覺醒﹐同時發生﹐傳統意義上的“尊攘”思想轉化為民族主義思想的動力﹐成為東亞民族主義史學的源發動力﹐因而導致東亞民族主義史學非常發達。在西方的衝擊下﹐無論是最早走向現代化的日本﹐還是被完全殖民的朝鮮和越南﹐以及半殖民的中國﹐民族主義史學都伴隨著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發展起來﹐成為近現代東亞史學的主要特徵。

同時﹐近代東亞的史學交流出現了較大變化﹐由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反之﹐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挫折﹐因而日本政治文化就成為中國士人學習的對象﹐許多中國志士仁人東渡日本﹐積極學習日本的先進文化﹐梁啟超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從日本輸入西方的一些史學觀念﹐對中國史學界產生深遠影響。而處在殖民時期的韓國士人﹐深受梁啟超的影響﹐促進了韓國近代民族主義史學的產生和發展。

註釋﹕

  [日]西嶋定生﹕《東世界日本史─闗連諸學》(雄山閣刊《歷史公論》﹐1975年1月─1976年11月連載)。

參見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

[漢]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658頁。

[唐]令狐德芬﹕《周書》卷49《百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版。

[唐]李延壽﹕《北史》卷94《高句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115-3116頁。

[五代]劉昫﹕《舊唐書》199卷上《東夷‧高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320頁。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9《新羅本紀》﹐漢城﹕保景文化社﹐1986年版﹐第112頁。

劉兆祐﹕《宋代向高麗訪求佚書書目的分析討論》﹐《第三屆中國域外漢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

[朝鮮王朝]《朝鮮太宗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0年版)卷6﹐太宗三年十月辛未﹐第1冊﹐第281頁。

《朝鮮成宗實錄》卷56﹐成宗六年六月壬午﹐第9冊﹐第232頁。

(11)[朝鮮王朝]樸周鍾﹕《東國通志》(漢城﹕太學社﹐1986年版)卷16《藝文志》﹐第3冊﹐第10頁。

(12)[日]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大阪﹕岡田三郎右衛門﹐1713年版。

(13)[後晉]劉昀﹕《舊唐書》卷199《日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341頁。

(14)[朝鮮王朝]李縡﹕《陶庵集》卷25《龍仁鄉塾節目》﹐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194冊﹐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年版﹐第540頁。

(15)[朝鮮王朝]《朝鮮中宗實錄》卷55﹐中宗二十年八月乙未﹐第16冊﹐第442頁。

(16)[朝鮮王朝]《朝鮮明宗實錄》卷7﹐明宗三年四月己巳﹐第19冊﹐第589頁。

(17)覃啟勛﹕《〈史記〉與日本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頁。

(18)[日]川瀬一馬﹕《足利學校研究》﹐東京﹕日本講談社﹐1974年版﹐第32頁。

(19)覃啟勛﹕《〈史記〉與日本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頁。

(20)《三國史記》卷24《百濟本紀》﹐第246頁。

(21)[朝鮮王朝]鄭麟趾﹕《高麗史》﹐漢城﹕景仁文化社﹐1972年版﹐卷76《百官志》﹐第546頁。

(22)[朝鮮王朝]鄭麟趾﹕《高麗史》卷76《百官志》﹐漢城﹕景仁文化社﹐1972年版﹐第568頁。

(23)[朝鮮王朝]徐居正﹕《東國通鑒》卷30﹐高麗睿宗一七年九月條﹐京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12年版﹐第645頁。

(24)[朝鮮王朝]鄭麟趾﹕《高麗史》卷34﹑37﹐漢城﹕景仁文化社﹐1972年版﹐第435﹑476頁。

(25)《經國大典》卷1《吏典》﹐第54頁。

(26)李宜顯﹕《陶谷集》卷28《陶峽叢說一百四則》﹐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刊《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181冊﹐1996年版﹐第438頁。

(27)[朝鮮王朝]南公轍﹕《金陵集》卷11《史圈序》﹐《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72冊﹐2000年版﹐第215頁。

(28)[朝鮮王朝]安鼎福﹕《順庵先生文集》卷12﹐《橡軒隨筆上‧歷代諸史》﹐《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30冊﹐2000年版﹐第27頁。

(29)[朝鮮王朝]林象德﹕《老村集》卷3《東史會綱序‧辛卯》﹐《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2000年版﹐第206冊﹐第60頁。

(30)[朝鮮王朝]鄭麟趾﹕《高麗史》卷117《鄭夢周傳》﹐第876頁。

(31)喬治忠﹕《論中日兩國傳統史學之“正統論“觀念的異同》﹐《求是學刊》2005年第2期。

(32)日本古典文字大系本《日本書紀》上﹐《解說》。

(33)喬治忠﹕《論中日兩國傳統史學之“正統論“觀念的異同》﹐《求是學刊》2005年第2期。

(34)梁容若﹕《中國文化東漸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版﹐第2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