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y long reflections by Song Wenmiao (宋文淼)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 faith and history,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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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经,学科学

前言: 在讨论中寻找我们的 “共同的语言”

20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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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的上一篇网文:“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用email发给了我的一位老友杨新铁教授,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

宋老师,原谅我对您的这篇文章提出不同看法,

历史上宗教的迫害说成是“人间思维”的污染的说法有点牵强,

布鲁诺,哥白尼和阿基米德都受过,

基督,如来佛和道教,他们宣扬的东西应当和科学无关

所以尽管我一直很尊敬您的思想,您维护真理的直言不讳,但是这个相信神学的结论不敢苟同,

最近我们在西安的反对相对论的朋友借着王又(网)小聚一次,大家有三点一致意见

1.定期讨论相对论的不足和新的理论如何更替

2.设法办一个网上杂志,呼出底层的声音,被压制的声音

3.加大宣传力度,条件成熟,叫板维护相对论的学阀和科普宪兵

您能不能设置qq,msn,一类视频连接交谈的东西,大家想和您见面交谈。

别不多谈

希望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杨老师:

你有不同意见是自然的事,我读圣经也是读了十多年,才觉得读懂了一点。懂了那一点,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大有忽然开朗之感。这确实不是短时间说得情楚的。你不要说要我原谅,倒是我要你原谅。原谅我还会继续和你讨论信仰的问题。一个国家没有信仰行吗?没有信仰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寻找共同语言实在难啊!以前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作为我们国家的共同语言,后来又有了毛泽东思想,革命胜利了,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了。到文化大革命就完全没有了,没有思维的自由,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就只有偶像崇拜和暴力思维。

我们还相信“科学”可以作为我们的共同语言。现在看来,科学也不能成为共同的语言,没有信仰的科学,也是得不到共同语言的。当然,我所谈的信仰不是宗教,我不是把“圣经”看成一种“宗教”上用来崇拜的“经典”,而是一本书。从我所要讨论的与相对论有关的问题来说,它是一本和爱因斯坦写的书同样的书。说到底,这两本书的差别在于他们之间有不同的”语言”。

有一个叫燕莎的,给我来过很多电子邮件,讨论的就是“用‘几位’、‘几格’的语言,来描述出‘宇宙处处有生命’”的理论或语言体系。很长时间我觉得有点“荒诞”,都没有理她。后来“圣经”读得多了,特别是把圣经和现代物理和现代数学等结合起来读,结合起来思考,对于“语言”的理解实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从她的话中也得到了不少启发。现在我们看到了人间已经有“三种语言”了:“文字语言”,“分析语言”和“程序语言”。一个信仰的追求者,就是共同语言的追求者。说起来难以相信,没有“神的语言”,要把“人间语言”中寻找共同语言是做不到的。

但是对于有了信仰的人,这一点就变得非常自然了。只要想一想我们国家的历史,在哪段时间里,人群之间有过共同的语言?我们的语言如何来统一呢?按照圣经中蕴涵的“神的话语”,在我看来也许是一条有望的路。这些话不是一下说得清楚的。

看到你们提出的三点一致意见。我很高兴。科学需要讨论,能有一个讨论的园地,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能办一个网上杂志,就更好了。我一定会去讨论。但是讨论范围还是要广泛一些,仅仅讨论相对论的不足,是不够的。实际上在真正的现代科学技术中,相对论从来没有用处。如何替代就难了,在我看来,根本无需替代,要打开新的科学的路,光从相对论研究是走不出来的。但讨论是必由之路,没有讨论就更没有出路了。我一直没有设置网上交谈,一个人在美国,人老了精力越来越差,担心的事也多,只要能在网页和电子邮件上保持联系就不容易了。

以后再谈。

宋文淼

通信以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把我过分杂乱的思路集中一下。集中在“读旧约,学科学”的专题下,来开始系统的从“信仰、哲学、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三位一体”福音的信仰。从科学来说,只是一种探索,从信仰来说,更只是自己的一点分享:信仰是宏大的,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和现代哲学的探讨只是其中极小领域上的感悟和分享。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岂是我一个对于信仰和科学都懂得极为肤浅的人,所能够说得好的?但是我愿意尽我极为微薄的力,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了解圣经,接近圣经中的“神的话语”,尽一份心。这也是为科学,为“中国梦”,紧紧链接着“人类梦”的“中国梦”尽一份心和力。

读圣经,学科学        (1)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的老朋友杨新铁教授,很快给我来了一封回信。其中有“圣经是一本我一辈子读不完的书,他教育人向善向上对许多的国家稳定和发展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我在德国也有许多教会的朋友,我的圈子里面流传一句话,在欧美国家寻求帮助,要找雷锋就找耶和华志愿者,他们助人为乐就像这种思维植入血液一样”。但是他又说:“但是(他)保留自己无神论的看法和您(我)交流”。

我很高兴,杨老师对于圣经的理解。“圣经对于国家稳定和发展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耶和华的信仰者)助人为乐就像这种思维植入血液一样”,这句话说得有多好。“但是(他)保留自己无神论的看法和你(我)交流”,我最高兴的还是这第二句话。因为我的一生中,在两年前受洗把对于圣经中的耶和华的“神的话语”作为自己终身的信仰以前,我一直和你,和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是一个“无神论”者,还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我追求信仰的路,有一点特别:我更主要的是从读“创世记”开始的,反复比较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哲学与创世记的“神的话语”的关系,最后让我坚信“神的话语”中蕴涵着直到今天,所有“人间语言”所无法达到的“智慧”。这里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澄清“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的概念。我们无法从人间的“辩证语言”中,把握住认识大自然和追求“大同世界”社会理想的正确道路。这些只能在以后来反复的讨论了。“神的话语”看起来是浑沌而隐喻的,但是确确实实蕴含了所有“人间语言”所没有的真理性的内涵。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为了把“圣经”也作为一本书来读。我把它作为我所写的书中的第一本参考书。这本书就是圣经的和合本。即由中国的基督教会,不分大陆的三自教会、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基督教会(我还实在搞不清楚那里还分多少教派)、还是国内众多的家庭教会,那是现在所有用中文的基督徒所共同认可和习读的圣经的中文译本,我把圣经和合本上某些语言也用红字来表示了,只说明他们是出于同一本书。我已经没有精力去读其他文字的“圣经”了。我是在ipad上读的圣经,随手就可以找到圣经的原话。信仰也离不开科学啊!今天,再古老的信仰的殿堂上也都用上了电灯和电声设备。这里用红字表示,仅仅是因为以后要引用的圣经原文太多了。这样方便一些,既说明它也是“人们”所写的“书”,不直接是“神的话语”。网友董利源几天以前在他自己的网页上,发了一篇对我网文的评议。他的评论虽然只有一句话,“您说科学都是基于“人为的假定”,难道基督教不是人编的”?我把直接引用的朋友们的话语用另一种颜色来表示。也没有对于他的话抱有任何成见的意思,只是觉得那句话对于对于我们的讨论很有意义,但也很难列入参考书的行列,因为以后万一有人读我所写的东西的时候,那时,大概很难找到它的出处了。

这句话确实反映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也是我十几年前到美国定居时的坚定想法。那时,我愿意和教会的朋友们在一起查经,更喜欢听他们的讨论,他们的既抱有对神的信仰,又真诚、坦率、出自内心的讨论。但是每当有人要我接受洗礼,共同进入对圣经中的“神的话语”和“三位一体”的福音的追求行列的时候,我出自心里的回答实际上也是网友董利源的那一句话。当然我没有像他那样直截了当,而是说自己学习还不够等等。以后也就真的自己问起自己:“到底‘圣经’是什么”?渐渐地自己把生平所学过的各种“知识”和“圣经的话语”结合在一起来思考了。

圣经是什么?首先“圣经”是历史。我读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1]:

 

有一些历史学家非常瞧不起神话在历史中的实质地位,但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这个民族不过一群木偶而已。从神话的内容,我们可据以了解初民的生活背景和人文反应。所有的神话都是矛盾百出,有时候简直不知所云。中国的神话也是如此,但这更证实它是初民的产物。如果由近代小说家编造的话,保管无懈可击。

当盘古为中国人开天辟地,创造出美丽世界之时。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神祗,也都在忙着为他们的民族,作同样的贡献,诸如:

日本人,……(神)把一只宝矛投进大海,再把它检起来,高举空中。宝矛上滴下的水珠,立刻就变成了神圣的岛屿。水珠共四千二百二十三滴,所以日本也就恰恰有四千二百二十三个岛。兄妹二神就在岛上定居,然后从妹妹伊奘冉的左眼生出天照大神,他就是太阳大神,也就是太阳之神,日本人的祖先。

犹太人  太古时候,宇宙一片混沌。上帝耶和华寂寞的在水面上行走,考虑如何创造一个世界。于是,第一日他创造了白昼和黑夜……第六日他创造了其他动物,又创造了一位模样跟耶和华相同的男人,命名亚当。第七日,也就是最后一日,耶和华感觉到疲倦,他就休息。亚当一个人在世界上太孤单了,耶和华就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命名夏娃,作为亚当的伴侣。这对夫妇,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圣经”从直观上看就是“历史”。我从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学到很多,比从现代大陆中国人写的历史中学到的要多得多。那是因为他的历史中有他的“信仰”。他说,“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这个民族不过一群木偶而已”。但是“信仰”是什么呢?它仅仅是“神话”吗?看来又并不仅仅是“神话”,因为“神话”已经是属于“民族”的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神话”,但是柏杨先生又只引用了中国人,日本人和犹太人的“神话”。这就是他的“信仰”。对于犹太人的“神话”,他并没有直接采用圣经上的“话” 。这就是说,在他作为历史学家写“历史”的时候,必须要以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解读”圣经。才能得到历史学家的科学领域内的认同,他只能在历史学家的范围内,用清晰的历史学的语言,才能把他的“信仰”蕴涵到他的历史观中去。

他对于圣经的“解读”,对我最有帮助的就是: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句话解读成“上帝耶和华寂寞的在水面上行走,考虑如何创造一个世界”。“考虑”这个词用得非常贴切。这样,整个圣经上的的开卷的第一句话,用今天人间使用的“语言”比较贴切的表达出来了。原来神的“灵”就是神的“思考”,或现代更加通用的语言就是“思维”或“精神”。神要告诉人类的也只是他对于如何创造世界的“思考”,那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起初,就是真正的人世间思维的“起初”了。是后面他要告诉人类的如何创造一个世界的“考虑”范围之前的“起初”。

这样一来,下面最根本的一个词,就是“创造”了。圣经中的“创造”,是柏杨先生的“初民”所能理解的创造,但是又蕴涵着以后不同时代的与“神的创造”逻辑相链接的“人间的创造”。但是这个创造和今天超现代派的精英们的“创造”的差别就很大了:现在有一个“THSP研究会”,他们明确地确立了人类终极事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创造”一种称为“人类自我的非生命体置换”的技术工程。这项技术的关键性实质在于将人类自我精神置换到非生命体中去,以实现人类的“永生”。怎么能够“创造”得如此“宏大”呢?这实在是远远地超越了耶和华神的“创造”了。所以我们说,“创造”是一个“人间的语言”,它没有“无歧义性”,可以涵盖着完全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思。

圣经的“神的话语”所蕴涵的是那么的“宏大”。所以,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它的“解读”,才会有所不同;同一个时代,生活在不同职业,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与层次的人,对于圣经的解读也会有差别。当然不仅有差别,所有有“信仰”的人,在解读圣经中所得到的有差别的“语言”中,也都蕴涵了圣经中所涵盖着的共同的内涵,那就是“公义”——有信仰的人的话语中的共同的“内容”。但是没有对“神的话语”的信仰的人,他们的语言中就常常就找不到那种共同内容的“公义”。例如在THSP研究会的那些话语中,对于“创造”所给出的超越了“神的话语”的那些内容中,我就找不到与“神的话语”之间的有“共同的内涵”了。

我把圣经作为我的信仰的“起初”。这个“起初”蕴涵“宏大无比”,但也有些“混沌空虚”。所以要用现代社会所发展的“科学的语言”去不断解读圣经上的“神的话语”,看看自己的“话语”和“神的话语”之间有没有合理的“逻辑链接”。也就是把旧约上的“神的话语”作为自己寻找的“逻辑的起初”。我的信仰就是只有耶和华神的话语的“起初”,而没有“极终”,因为那个“极终”是不属于我的,我永远看不清楚这个“极终”。一旦有了那个“极终”,离开了“神的话语”所涵盖的公义的“极终”,就再回不到“神的话语”所给予的“爱和平安喜乐了”。在和有“信”的人,共同分享见证中,看着是越来越接近那个“神的极终”了,而实际上总是还有说不清楚的距离,它依然在远远的前方。但我们的心都因此而得喜乐,我们的路是走对了,我们的心得着了平安和喜乐。

在旧约上耶和华神最后离开了以色列人,答应以后还会派弥赛亚来,他们现在还在等待中。后来,耶稣基督来了,他的门徒把他的语言记录下来,再加上一些使徒们的蕴涵着与神的话语有“共同内涵”的语言,集成了“新约”。但是以色列人,并不承认耶酥基督就是耶和华神派来的弥赛亚,他们也没有“极终”;他们只信仰“旧约”中的耶和华“神的话语”,他们还在等待着,追寻着他们的弥赛亚,也有些西方人把他们称为原教旨主义的“犹太教”,我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叫自己什么?我只知道他们现在还在“信”着耶和华“神的话语”。他们坚信“旧约”就是他们的祖先,用古希伯来文所写下的“神的话语”。

在美国有很多以色列人的“会堂”,一般都有附属的幼儿园,我的第一个外孙有一段时间,就在以色列人的幼儿园里,因为它就在我家的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儿童游乐场。在整个幼儿园里,我的外孙似乎是唯一的一个外族人。他们也告诉我们一些犹太人禁忌的食品和习俗,但是从不检查我们所带的食品。那里成了我们每天课外时间的游乐场,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我外孙的名字,每次见到那些在会堂工作的以色列人,总是一路听到亲切的招呼和看到发自内心的笑脸。在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每星期天,犹太裔的孩子们都到会堂来学希柏莱文。他们执着地保持着的不仅是他们祖先的语言,更有他们祖先所留下来的“信仰”,耶和华神的话语在他们祖先的希柏莱文所写成的“书”中,保存着最接近“起初”的,最准确,最完整的,属于全人类的“公义”。

后来,耶酥基督的门徒们把耶和华“神的话语”称为“旧约”,把他们追记的“耶酥基督的话语”和使徒们的话语和通信集成了“新约”。把旧约和新约一起称为“圣经”。后来,圣经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天主教。再后来,天主教的“教皇”号召信徒,拿起刀枪去消灭异教徒。但异教徒没有被消灭,他们虽然一度占领了圣城,但最后还是被赶出来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消灭起内部的“叛逆者”来了: 火烧布鲁诺,审判伽利略。这其实已经和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神话”没有多少差别了:那就是对于“神的话语”的“信”,渐渐地被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的“偶像”的“崇拜”所“代表”了。其实在一定的时期内,神在人间有“某种形式”的“代表”来召集和引路也是需要的,但是那个代表,不能成“偶像”,更不能被“崇拜”。一成“偶像”和被“崇拜”,他们就不再会使用“神的话语”了。他们自己也就成了能够发“光”的“明星”了,不仅会发光,还会发出震慑全场的“气场”和“正能量”了。他们挡住了普通人寻找“信仰”的正道。

每个时代的有信仰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也都只接触过和他们时代所发展起来的人间思维和人间语言,所以他们所能解读的也只能是他们时代的“神的话语”,所以圣经中的神的“爱和公义”真正能够以“神学”形式流传在人间的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语言所能包容的那些内容。所以,研究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的现代的神学家们,特别强调的是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的两重性:一是它所蕴涵着“公义”的无限性,二是它流传在人间的,能够为那个时代的人间智慧和“人间话语”所解读出来的那部分内容或“公理”的时代性。他们说旧约是旧约时代的真理,有了新约和旧约的”圣经”是新约时代的真理。

有了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天主教的教皇、经院和宗教裁判所,还是没有能够读懂“神的话语”,无法解读出从那个时代的“人间语言”下“神的话语”中所蕴涵的“公义”。所以才有了“宗教改革”,但是这次“宗教改革”并没有给人们在圣经上再加上一本更新的“新新约”。它所要改变的不是“圣经”,而是人间对于圣经的学习和认识的方法。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用发展了的新的“人间语言(或人间智慧)”去解读“圣经”。新教的基督教会认为:“旧约为新约之钥,能开启新约真理的宝库;正如新约为旧约之钥,可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旧约和新约中蕴含着的“神的话语”中的真理,要有“信”的人,用自己的“圣灵”去领悟。在人间没有人能够完全读懂“神的话语”,所以现代,新教教会中,其实并没有“神”在人间的“代表”,“圣经” 本身没有地域性,它既不代表任何国家,也不代表任何国家的任何特殊的人群;他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家性。

我也是新教的信仰者,我们在查圣经、学圣经中,结合现实生活去获得圣经真理的“见证”。并在相互交流见证中,传播三位一体的“福音”的信仰。但是我们的见证也是没有“极终”的。信仰在人间是没有“极终”的。我们总是把有被人间所崇拜的“代表们”所教导出来的“神学”,称为“神学崇拜(或崇拜神学)”。信仰只会在“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福音的传播中不断前进,不会在某一个神的“人间的代表”——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一小批“精英集团”的“代表”的带领下前进。对于个人和“人间集团”的崇拜,不论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以政治、经济、科学的名义,只要他们声称能够带领众民走向他们所指定的极终目标的,对于那些“精英集团”的崇拜,都会走向“人类犯罪”的道路。

“圣经的话语”那么难读懂,很多有信仰的人解读出来的见证也常常会有差别。所以,我清楚知道,我一个人是无法说清楚那种把“今天的人间语言”和“神的语言”之间的“逻辑链接”的。但是有信仰的人在一起,大家可以得到对于“神的话语”的分享——给出自己的“分享”,并得到其他的有信仰的人的“分享”。“信仰”实在太大了,他应该就是一个大学校,属于全人类的大学校,属于所有人——所有的国家,每个国家内的所有不同地域、不同人间的教育背景和层次,以及不同时代的所有人。既要追溯到尽可能早的“初民们的“思考”:我们国家的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古老的先贤们的“思考”,我们的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先辈,父辈,以及新一代的思考,还要为未来的、我们的后代,那些未来的真正的主人们思考留下足够的余地。

其实人间的大多数政治家、商人、哲学和科学家,以及各类文艺家,也和普通人一样,都会在自己的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人间思维”和反映思维的“语言”的双重性:没有人间的语言的不断发展,社会就无法前进;但是人间的“语言”没有无歧义性,就像“金钱和权势”一样,带来了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人间的“愚昧和罪恶”。

在“金钱和权势”的后面隐藏着的就是“话语权”,话语权靠什么来获得:靠教育,当然也靠“枪干子”。但是枪干子的背后,还是教育。中国能够在现代世界站立起来,靠的是两百多年的“新学”教育:四百多年前基督的使徒窦尔玛来到中国,带来了“圣经”,也带来了“几何原理”。“几何原理”被中国社会精英集团所接纳了,因为“几何原理”只是“人间智慧”,是可以用的。中国维新派的改革是“国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就是西方的科学,国学就是“信仰”。中国古老的“信仰”,那个万世不易的对于“皇天后土”的信仰是不能改变的。其实这是对真正信仰的一种曲解,没有属于国家的“信仰”,只有属于时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蕴涵在“神的话语”中的,被解读出来的“信仰”实际上就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了。中国的“神的话语”中,同样蕴涵着圣经中的公义,但是并没有被正确的解读出来,已经解读出来的只是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旧约时代的属于那些以色列国王和讲经师们的那些供人们崇拜的“宗教”了。“西方科学”是在宗教改革以后,被那些启蒙时代新教的神学家们,解读出来的圣经中的“神的话语”,也就是被称为传播“三位一体”福音的信仰的引领下发展起来的。那个信仰还要继续发展的,但是信仰的发展并不容易,信仰的发展反过来要依靠对于新的“人间语言”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只有有“信”的人,才能够把握住信仰发展的正确的路。

对于没有“信”的人,用新的人间智慧所产生的“人间语言”,首先总是去努力掌握“话语权”;再把获得的“话语权”来转化为国家的、某个人间集团的,当然也包含着个人的“权力和金钱”的“信仰”。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需要把属于时代的信仰“极终”化,转换成他们国家和精英层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那个时代的信仰也是不同的两回事。信仰是链接着“神的话语”的“起初”的“大爱和公义”,所以依然只是对于蕴涵着无限广大的“神的话语”的不断的追求;而“意识形态”是对于某一时代所解读的时代“公理”的僵化和崇拜,人们只能从崇拜“僵化的公理”中,才能维持和不断扩大人间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只有在这点上,在意识形态上才有东西方的区分: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只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没有对与错、善与恶之分,只有先进和落后之分。 但是不管对错和善恶,先进的“意识形态”也总是比落后的意识形态更有力量。历史一再的证明,由于意识形态的长期的僵化和落后,最后总是会被历史所淘汰的。

在我们国家,要提倡“信仰”是不困难的,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是最重“信仰”教育的国家。但是我们国家的“信仰”总是与“科学”或“哲学”连接在一起,而不是把科学与信仰链接在一起。我们常用“链接”这个“词”来代替和区别于“人间语言”常用的“连接”。链接的意思就是一环、一环地连接在一起,总是永远没有尽头的意思。它的每一环都应该是坚实的,但是一离开了那个环,“连接”也就无效了,要寻找新的“链接”,才能真正的前进。当然这样的“链接”,还要有一个“起初”,不能在中间那个环上与“起初”相断开了。这个“起初”只能来自“信仰”,不能来自“崇拜”。虽然那个信仰也是任何一个现代的个人所说不清楚的,它也只能以人人可以感受的“直觉”为基础。所以要有一个“信仰的大学校”,要大家来“见证”。这就是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比中国的“意识形态”先进的地方。他们在形式上总是符合多数人的直觉感受的。多数人有形式上的“话语权”,但是没有正确理解和使用那种“最时尚话语”的能力,他们控制了教育。他们的崇拜是“形式崇拜”,要破除它比打破“形象崇拜”要难得多。

而我们中国历代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仰”,总是要把“信仰”着落在一个古代的或现代某个人的具体的“形象”和“话语”上,这就叫“形象崇拜”。以为一个看得清、摸得着的“信仰”,才能够统一更多人的思维和行动,才更有力量。这样的“信仰”的“根”,就在眼前,大家都看得见,但是那个“根”太短太浅了,也就没有了向前的道路了。文化大革命中,那时的七亿人,把“信仰的话语”寄托在毛泽东的“句句是真理”的最高、最新指示上。我们常常在深夜里,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来了凌晨时刻的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打着什么样的标语去庆祝、去游行了。但这样的“指路的真理”也就只能管游行的道路,游行散了,人们的语言更混乱了。直到他老人家也到了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这样荒唐的时代才得以结束。

但是我们国家的“形象崇拜”并没有结束。这也是有历史的原因的。在辛亥革命前的三千年历史中,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内涵及其丰富的以“儒教”为中心的的“信仰”。当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从四百多年前的传教士窦尔玛开始,他给中国带来了“圣经”和“几何原理”。中国的知识界的主流只接受了“几何原理”,而无法接受“圣经”。

西方在工业革命后,他们自己的“信仰”也开始出现了危机:从国家的掌权者来说,他们把对于圣经的信仰变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但是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的以“圣经”中的“神的话语”为准,去追求“三位一体”的福音的信仰。这个真正的信仰,既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符合“神的话语”中的“大爱和公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推动和保障者,又是对抗崇拜权势和金钱的精英们走向“人类犯罪”的“物质主义”的最大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是非暴力的,而又最坚定的、不可逾越的力量。16世纪以后,从西方来到“新世界”的,除了一部分代表资本主义世界的崇拜“权势和金钱”的精英主义的统治者,基层的劳苦大众基本上都是受迫害的新教信仰者。美国从大英帝国独立以后,出现了一个以“人权宣言”为立国之本,建立了三权分离,权力制衡,权为民所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并不是那些精英们都是全心全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那些独立战争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暴力斗争时期反对大英帝国统治的军事领导人,他们都是家有很多黑奴的奴隶主。是对于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的信仰的力量,使他们成为在欧洲的旧世界无法实现的“梦”的实现者。但是也只是“梦”的实现者而已。对于“神的信仰”是没有“极终”的境界的,只要有人,有人的智慧,“人间的语言”,就会有SIN,就会有新的“人类犯罪”。

说到这里,归根结底就是要搞清楚:“圣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又是一个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它的两边都有坠入“偶像崇拜”——“神学崇拜”或“科学崇拜”的陷阱。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语”怎么学呢?还是要用“人的智慧”去学,没有人的智慧,我们就只有“神的形象”,而没有神的“分辨善恶”的能力。也就是没有“神的式样”。所以我们要用现代人间发展的最新的智慧,亦即最先进的“语言”,去直接地学习、讨论和研究“圣经”中的原话。这就是我现在所写的那些杂文的基本内容。前面已经讨论了圣经开始的那段话,现在接着讨论圣经上有关上帝“造人”的原话。在第六天,上帝造了地面上的所有动物以后,就开始造人了:

 

神说:“我们要按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式样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活物。”

 

在第七日,神安息了。但是就在第二章中,有一段:

 

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成就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但是这还不够,接着的第三章中文是“人类犯罪”,其英文是“Fall of the men”。这一章太长了,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讨论,它是一个人间永远讨论不完的“神的故事”。只有到这时,神才真正完成了对人的“个体”的创造。人有了智慧,也就有了“SIN”,需要忏悔和祈祷,这就成了神的信仰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个最基本的分界线。在英文本中,我有时看到的是men,又时看到的是man ,而中文译成“人类犯罪”。在圣经中,对于神和人往往有时候用单数有时侯用复数。神造人的事好象已经完成了,男人和女人都造出来了。人也犯了罪,受到了惩罚——人永远带着“罪”,在英文中这个罪是“SIN”,不是人间法律所定的“Crime” ;在中文“罪”字只有一个,但是中国的神学家——对于“神的话语”有“信”的人,尽一切努力把保存“神的话语”的内涵的不被污染,看得重于自己生命的人,把这个“犯罪”加上了“人类”的修饰语;明确地表明,它是属于“人类”所犯的,它不是你个人所犯的。但是人类,当然又是人人有份的。

但是神造人还没有完,在第五章在讲述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之前,还有一段: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式样造的。——第五章

 

在人间已经发展到挪亚的时代,神才对于他的造人,做了一个小结:人是他照着自己的式样造的。

在教会的查经小组认真“查经”以前,我一直以为耶和华造人也和女娲造人或日本以及我国的其他少数民族造人那样,也是一个如柏杨先生所说的,尽可能编织得无懈可击的故事。没有想到,圣经上“造人”,原来是每一句话与那句话前面的话,总是相互有矛盾的;而且常常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前面的话。在那里像“照着”、“按着”,“形象”、“式样”;单数、复数,抽象、具体的“词”,按照前后的极其严格的次序反复地出现。其中蕴涵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间有信仰的人们所能够不断领悟到的“公理”。但是那个被一定时期的个人或某些人所领悟的“公理”,随着历史的继续发展。又会被否定,而被他们的后人领悟到更加深刻的、扩大的内涵。一个有信仰的人,在发现一些“神的话语”的新内涵的时候,总是把那些自己所领悟到的东西,看成只是在无限大海洋一角的沙滩上检拾到的一个“美丽贝壳”,在神的面前自己永远只是把玩着美丽被壳的孩子。而不会想到由自己去改动,去污染“神的话语”。

“神”到底是什么?他是来自宇宙的智力远超于我们人类的“实在的神”,抑或就是我们人类在比我们个人所无法想象的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在一次次经历着无数文明毁灭在洪荒中的深重教训中积累起来的智慧?我回答不了它。但是它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神的“信仰”和未知的科学的追求。

直到今天,我们在信仰和科学的追求中,积累着无数先人的智慧。但是主要是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智慧。政治家,经济实业家最后也只是历史学家的一部分。他们和只懂得古典逻辑,他们和那个时代的也是只懂得“文字逻辑”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在一起,用人间的“文字语言”,演绎着人类的智慧和“神的话语”的链接,在链接中发展了与“神的话语”链接在一起的时代的智慧和公理。

今天到了中国的先贤们所说的社会的发展应该“校法自然”的时候了。也就是说需要把人间的新语言:“数学语言”真正与“神的话语”链接在一起的时候了。没有“神的话语”,不论“中国梦”还是“美国梦”,东方智慧还是西方慧,都会成为对于“人间智慧”的崇拜和暴力的恶梦,有了“神的话语”的指引,我们才能够实现属于全人类的好梦。

 

参考:

[1]柏杨著   “中国人史纲”,p60-p61

 

(2)圣经与自然科学

 

看一看近段时间收到的电子邮件,现在国内自然科学研究完全“乱”了。记得2007年,国家还是科学主流派的一统天下,一有不同于主流派的学术观点,只要有权威人士以体制内的学术机构的名义出面表态,就可以定为“伪科学”,出版立即取消,网站被封。科学网有一个网管系统,他们订了几条他们认为是明文的“红线”,只要一触及“红线”,网页马上被封,但是那几条红线是什么,也只有他们心里清楚。这就是我们体制的基本缺陷。在这其间我的网页被封过三次。但是被封后,托一些朋友出面说一下,也就又解封了。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在科学网内讨论,是认为在当今的时代,改革比革命好,讲道理比动用权力和暴力要好。这不仅是说政府或掌权者,其实也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在本文中引用了三篇网文。现在,不同科学观点的文章,都可以很方便的在网上看到并进行相互间的讨论了。而且对于我来说,那些网文都是朋友们从电子邮件给我发过来的。我就从这三篇文章来开始讨论,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众人皆醉我独醒——杨本洛教授的妄想症”:这里摘录其中的摘要和三段主要内容:

 

摘要:本文不仅批评了杨本洛教授的妄想症,还批评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物理学词典》中文版和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经典名著中的错误。

“超光速现象确实存在”是杨本洛教授立论的“逻辑前件”。可是,大量关于“超光速现象”的论文,并没有反驳关于“狭义相对论”符合全部已知实验事实的证据。

目前的GPS全球定位系统是相对论成功应用的范例。Einstein的狭义相对论既符合实验事实,也满足“逻辑自洽性”的要求。

目前的GPS全球定位系统是相对论成功应用的范例。Einstein的狭义相对论既符合实验事实,也满足“逻辑自洽性”的要求。“自Einstein构造了一种本质上针对语言和概念所做的革命以来……将人们引入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混乱”。——认为语言的进步牺牲了语言的“无歧义”要求,真是“孺子不可教”啊!

如果精神病医生看不懂杨本洛教授的书,而且杨本洛教授也不去找精神病医生,难道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看不出其中“误导性的逻辑、疯狂运转的逻辑”吗?

 

这篇网文是属于主流派的。现在已经不大能看到真正的主流派科学家的文章或讲话了。在网上的主流派文章大都是属于现在的科学体制内的年轻人写的。我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年轻人,是从他的题目和文风而言的,也许他自己已经不认为他还年轻,已经是或者可以成为教授和导师了。我们年轻时代和直到我退休前的大学和研究所里的副教授以上的“知识份子”,都没有这样说话的。大概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那顶“帽子”,塑造了几代那样的人。在20世纪初期形成的现代的科学教育体系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现代物理、现代数学、各个应用物理和工程技术科学,各顾各的,各个领域有各个领域的科学领导圈。一般说来,在那个圈子内,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更加狭窄的专业学科领域,不同的专业学科之间,因为研究的内容的差别,学术观点上也会有差别。但是形式上,各专业学科从属于某个“大学科”,各个“大学科”之间有形式上是独立的,但是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基础科学部居于最高的位置,基础科学部的内容以“天文,地理和数学”为主;其次是化学和生物科学部,最后是技术科学部。看起来这个科学框架是从西方世界的“基督教的经院哲学”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圣经上开篇就是创世纪,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一般也就被理解为神创造天地万物。研究天文和宇宙自然就是第一位的。但是创世纪记中,对于“天”似乎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对地倒是说了一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以后一个“星期”的创造,就太丰富了。但是还是只有一句话,接着一句话,一天接着一天的创造。在这六天中,没有一句话是关于“用什么”、“在什么时间”和“怎样”来创造的。但是偏偏又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也就是如历史学家所说的,神是寂寞地在水面上思考着如何“创造”天地万物的,而不是在高高的天上进行着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创造。

圣经的语言是“神的话语”,这一点在创世记中看得最清楚:在整个六天的创造过程中,神同样并没有告诉人,他是用什么,怎样和什么时候,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神只是告诉人:天地万物都是有循序的,各按其类的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还是回到人间,回到现在来谈科学吧。毕竟我们都是生活在21世纪了,我们必须面对21世纪的那个被不断地改变着的人类社会和大自然。上面文章的作者除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取得的成果都是应用相对论和现代物理学理论的结果”这句话以外,对于这个世界在20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巨大变化是不清楚的。但是他在观念上比十年前的一位教授还是前进了,那个教授把相对论称为“我的生命线”,把他的整个学术生命就依附在相对论那条线上了。而他的文章中认为民科和支持民科的人,都应该进精神病院去治疗,在言辞上更为“时尚”了。其实,他只要能够说出20世纪的实实在在的工程技术成果,哪怕有一件是必须用到现代物理和现代数学的,今天自然科学界的争论就不会持续下去了!但是,在这篇文章中还是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语言的无歧义性”问题,这是以前的现代物理学家所无法面对的。杨振宁先生也只是说对他来说,现代数学只有两类:一类是看了一页就看不下去了,另一类是看了一章就看不下去了。从不对现代数学本身加以讨论。在本文中有一句话:“哥德尔(诺依曼说:“哥德尔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的名言是:‘我对语言思考得越多,我就越奇怪人们居然能互相理解’。其实,理解是作者与读者双方面的事情”。他能够讨论数学家的语言的“无歧义性问题”,特别是后面这句话,“理解是作者与读者双方面的事情”,很有点哲理性。哥德尔,还有康托尔都是提出数学语言的“歧义性(也就是逻辑悖论性)”的人,晚年也确实都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但是他们的精神病不是精神错乱的精神病,而只是在现代科学主流派的重压下,他们的那些精致的思维无法再继续持续下去而已。我想今天不会了,今天真正维持不下去的一定是,那个把在语言上所建造的“作者和读者”的那种双方特殊关系的“旧体制”。

第二篇文章可以说和第一篇文章的观点完全相反。它的题目就是:“现代科学是建立在根本性错误基础上的描述性理论”。文中有一句话:“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系统的思维方式将取代片面分析思维,人类已到了需要变革自己思维方式的时刻了”。我并不同意那样的标题,首先“现代科学”说法不明确,现代科学不完全是理论。这里所讲的建立在根本性错误基础上的,实际上仅仅只是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纯数学)而已。而且那些建立在根本性的错误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在认识大自然和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工程技术上,它们是没有用处的;但是它们在哲学上,在人类思维的发展的过程中,还是有用的。康托尔晚年否定了他自己创立的作为现代数学基础的“集合论”,晚年他是因帕金森病而在精神病院度过的。他才是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哲学的第一人。没有他的“集合论”,自然就不会出现专门研究逻辑悖论的数学家罗素,数学家的门第不容他,就成了哲学家。哥德尔也是那样。更严谨的哲学思维往往就是创造了新思维方式的本人,对于自己创造的否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康德尔才是现代哲学的第一人。这才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最根本的特点:人类思维是在使“人类犯罪” 的“人间思维”中产生的,是在对人间思维的“反思”中,也就是说,只有在祈祷和忏悔中才能够走上符合“神的话语”的正道。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自然科学不是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学,而是在人类实践中能够被人人所感受的“直觉”的知识。现代数学的那种纯数学和现代物理那样的物理数学,都是从人类思维中产生的“人间智慧”,他们更确切地说只是“哲学”,哲学能够发展人间的智慧,使人类更深刻、更广博地去理解“神的话语”,那么哲学是什么呢?哲学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于思维的“反思”,那种反思首先就是对于自己思维的“反思”,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我国的现代哲学家把哲学说成是“思想的思想的思想”,也对,但是反而更混沌了。“反思”主要就是对于自己的思维的“反思”,就是对照着“神的话语”来反思自己的思维。因为一离开“神的话语”,离开神的“公义的约束”,人间智慧就会向着“SIN”的道路走去。正是发展了“人间的智慧”而又发觉了,忏悔了的人,像以色列的大卫王那样的人,同样也是像牛顿、爱因斯坦,以及哥德尔、康托尔那样的人,都为人间智慧在和“神的智慧”的链接中,使人类社会不断前进中作出了贡献的人。实际上那些在已经以逻辑悖论为逻辑前提,再继续沿着逻辑悖论的方向走去的现代物理学主流派,除了SIN,就不会有其它东西了。没有人能够从人间的思辩中批倒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批评倒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只有在“神的话语”,在大自然所显示的“现象”面前,它们倒下去了,任何人的意愿都无法把它再扶起来。

但是现代数学不同,数学本来就是纯粹的人类思维。人类思维既是发展人类实践能力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它所发展的思维,在新的更大范围的实践中,所带来的并不是对于那种“思维”的肯定,而正好只是对于那种旧思维的“否定”。这就是当今科学所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那些具体的内容,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已经谈了不少。以后还继续讨论。

“系统的思维方式将取代片面的分析思维”,这句话我无法同意。创世记第二章说的“女人和蛇”的故事,实际上就是神想进一步要告诉人类关于“用什么”“什么时候”和“怎么样”创造天地万物的问题的,也就是西方的“形式语言”中的三个W:what,when和how的问题。人总是要急于搞清楚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了,语言就清楚了。谁先搞清楚了,谁就会成为“神”在人世间的代表,就成了掌握了“话语权”的“作者”。但是在“女人和蛇”的故事中,神还是没有正面回答那样的问题。在圣经上说,“分析思维”是神按“式样”造人时所给予人的“形式思维”的能力,它是在夏娃和亚当违背神的嘱咐,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后才有了的。而所谓的“系统思维”,实际上就是“形象思维”,它是神在“星期六”和地面上的动物一起造人时,按神的“形象”造人,就给了人的。但是,那时造出来的人和动物还差不多,所以还要在安息日以后,在人的鼻子里吹一口气,人才有了“灵”,就有了形象思维能力。这两种思维实际上是“创世记”上就有了的:一前一后,一个神直接给予,一个是人违背神的话语,自己得来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也是在神的安排下才能够让人得着的。不论哪种思维能力都不能把另一种思维能力给打倒和代替。但本文的作者认为:

 

统 一信息论认为,宇宙不仅存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还存在最为基本的极限世界极限粒子——极限粒子是由8个质点构成的正方体,所有的极限粒子的尺度都一样, 均为宇宙最小体积4.22199×10^-105m^3,

极限粒子之于微观物质就像一粒米与银河系相比,极限粒子是宇宙最小单元体。随 着新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知识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变革,而且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所谓横断科学的诞生也为新知识方式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末期,人类迎来了远比科学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新型知识方式——信息学(指统一信息学,而不是科学意义的信息学),并由此而导致对科学的主导知识方式地位的 取代。

 

这篇文章提出分析思维的缺陷是对的。现代数学家追寻的“无歧义的数学分析语言”的道路是不通的,但是并不是说人们就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来完全替代数学分析的思维方法。现在社会之所以如此混乱主要就是,新的思维方法或者新的语言体系,被一些人给搞得更加混乱了:这个新的语言体系,实际上就是计算机的程序语言。这个语言体系虽然可以弥补分析数学演绎推理中的“不完备性”,但是它的“完备性”来自完全的人为假定。计算程序有完全的“无歧义性”,搞错了一个符号也不行。一个正确的计算程序只有唯一的运行通道,出来唯一的结果。但是那个唯一的、无歧义的结果,完全地取决于人为的“约束”。所以对于研究自然科学、认识大自然而言,它只是一种计算工具。它是非常有力的工具,但是又是完全依赖于外部所给的逻辑前提。所以对于科学而言,它实际上依然要依赖于分析数学的“分析语言”。而分析语言的困难是它的前提的“物理实在性”。人类的思维无法直接获得极终地反映大自然物质存在和运动的“物理实在”,而只能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通过感性材料和数学的逻辑前提的链接来实现。我们不反对数学对于“无歧义语言”的追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认为只有在实践的感性材料的约束下,“有限论域”地,一步一步地,不断扩大无歧义语言的范围。这是单纯的数学所无法做到的。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应该做的就是把现代物理、现代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程序语言,与应用和工程科学,统统结合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认识大自然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合理发展应该作为研究的中心。认识大自然就是,那个理论结果是人人可以直觉感受的。现代物理的错误就是它的理论结果已经脱离了人类感受的能力。而统一信息论,则是把现代物理的错误推向了绝对和极端。他们说“宇宙最小体积4.22199×10^-105m^3”,在你能够让所有人感受到这个“体积”以前,它不会是“科学”。最多只能是哲学,哲学允许犯错误。成为了科学以后,在逻辑上就不允许出错。这就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差别:数学在逻辑的帮助下,允许“证明”和“计算”同时存在;物理学只有在数学的帮助下进行计算,没有绝对的“证明”,而只有在数学意义上的合理误差范围内的理论结果与实践(观察)结果比较的“合理性”。这些将在下面具体讨论。“科学”方向错误的危险就在于,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会带来灾难。

这样我们就要来看第三篇文章了。这就是王令隽教授的文章。他的文章中谈了搞科学就要:不要迷信天才、不要迷信数学、不要迷信“相对论已被实验证实”的谎言、不要迷信洋人、不要迷信舆论,但是还有比舆论更大的力量——真理。在他文章的最后说:

 

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各位同仁,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你们现在所做的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你们不仅仅是在研讨或批评相对论,仅仅在实践一下学术自由,发发牢骚。你们多年的坚持,是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你们在挽救科学,你们在为物理学的复兴而奋斗。

 

这些话,使我想起二十几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人们常说中国没有创新思维,在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确是如此。限制了个人思维的发展,在个人崇拜的思维方式下,是不可能有创新的。现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依然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人间的语言”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从“民科”中学到了很多很多创新思维:先是从许少知那里学到了,20世纪以来的人类的工程技术成果,都是在三维空间中取得的,没有一件是在相对论的“四维时空”中取得的;后来我从杨本洛那里学到了: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有限论域的,人类的知识只有在不断的逻辑梳理中才能够前进;从蒋春喧和于涤尘两位老师的纯数学的讨论中,我才真正跨过了现代数学的门砍:那就是基本上看明白了,现代数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在和周至善的讨论中明白了:自然哲学是从MN的,开放型的哲学体系;最后从郑仲贤的讨论中我肯定了自己原来把握不定的一个观念:人类只能从观察到的“现象”中去把握“物理实在”,人类的大脑是不可能建立起物理实在的“极终模型”的。最后在读创世记中,学到了“神的语言”中的思维方式和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

现代科学中的应用科学和应用数学总是有用的。只是能用的范围有限,不能用来解决认识大自然的普遍性的问题。“人类已经到了需要变革自己思维方式的时刻了”,这句话我完全同意。要改变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语言”。是的,今天我们要改变的就是语言,而改变语言的道路首先是改变“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把作者看成是语言的创造者,因而也是思维道路的指引者,而读者是一群被作者指引着的一群羔羊,这是旧约时代的神与人的关系。以后发展成神在人间的代表与信仰者的关系,最后话语权的占有者,成了权力和金钱的拥有者,他们希望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成为一群由他们指引着的羔样。杨本洛和支持杨本洛的上海交通大学领导就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发展人间的思维和语言能力的人。

但是改变思维和语言不是任何人说了算的,要讨论,要更多的人,长时期的讨论。要多少人,多长的时间?其实,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是无限的!但是它又需要一个“信仰”的支撑。在信仰的追求中,我们才可能把无限的向前的科学,通过哲学的反思和原初的逻辑前提链接在一起。

“人间语言”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文字语言,分析语言(纯数学语言)到计算机的程序语言。神给予每一个普通人的话语,依然只有“文字语言”,只有它才是以每一个普通人作为读者的对象的,虽然那种语言也不是无歧义的语言,但是只有在那种语言下,每个人才可能拥有同样的发言权,虽然实际上有一个纪哲锐所说的,属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理解的双方面的事情。以后有了两种新的语言:分析语言和统计语言。分析语言实际上是从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开始的,所谓“开始”,实际上是开始“觉醒”,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从夏娃让亚当也一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时,分析语言的智慧就蕴藏龙在人的心中了。但是它又是“人类犯罪”的开始,因为它永远说不清楚。“分析语言”因为它说不清楚,最后被“程序语言”,程序语言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它是“虚拟”的。

王令隽教授在国内并没有谈信仰,更没有谈“圣经”。我所提到的从许少知到郑仲贤,还有上篇文章中的杨新铁老师,都没有谈信仰,要谈信仰在国内的自然科学界,至今依然是“辩证唯物主义”。但是那些自然科学家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信仰,并没有阻碍他们对于真理的追求,他们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下,追求着真理,与王教授所指出的种种迷信作斗争。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的真理的追求中,是可以和神的公义走到一起的。但是我还是“梦想”着中国的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信仰的自然科学家与神和解。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作为和你们一样的把“辩证唯物主义”奉为真理,直到花甲之年的我,读了圣经对于“神的话语”和“辩证唯物主义”话语之间的差别有了一些体会:实际上“辩证唯物主义”比“广义进化的唯物主义”离开“神的话语”要近得多,“神的话语”和“生存竞争的进化主义”看起来是无法和好的。我们在下面再讨论这一问题吧。

 

[1] 纪哲锐   “众人皆醉我独醒——杨本洛教授的妄想症”,中山大学理工学院

[2] 王陈   “现代科学是建立在根本性错误基础上的描述性理论”,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802239-1.shtml#fabu_anchor ,

[3] 王令隽  “ 破除迷信,为新世纪物理学的复兴而奋斗——在北相高端论坛主题报告(美国田納西大學查塔努加分校物理系物理終身教授)

(3)  圣经和语言

 

我们在讲信仰的时候,总是要强调信仰与科学的关系:信仰是科学的根,科学是信仰的果。离开了信仰的科学就必然要枯萎,而离开了科学的信仰也不会真正的在现代公众的心灵之中发扬广大。所以信仰要成为一个不断前进的大学校。这个大学校里,不能没有来自远古的“神的话语”,也不能没有随着时代而发展着的“科学”。在“神的话语”中,不能没有“圣经”,但也不能只有“圣经”。我们还特别讨论了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不是一个人所写出来的书,不是一个时代,也不是一种语言写出来的书。它弥弥漫漫地覆盖了人类社会的从古到今,从一个民族到很多民族,从一种“文字语言”到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有的“文字”。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圣经中的四种语言”[1],

 

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就是基督教的《圣经》,根据1997年的统计就翻译成2197种语言,语言的种类是多于文字的种类,《圣经》就证明了世界上至少有2197种语言。可想而知,语言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到今天为止比较精确的统计数字是来自人类学家,他们通过民族研究发现世界语言有6809种。

世界上因为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等等就自然会有那么多的语言。今天我们就根据选读的经文来看看圣经中特有的四种语言,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圣经中的四种语言”。

 

我想说明一点,在我所讨论的有关信仰和科学的文章中,把“语言”、“文字语言”和“话语”分开了。在上面这篇文章中,“语言”是一个总概念:它是来自神的,它就是“思维”或“精神”。它的本质含义就是“反映”或“描述”大自然和人本身的,是用来描述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工具或能力”。神的创世记所告诉人的就是描述宇宙万物的“神的话语”关于描述大自然、人,以及自然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的“神的话语”。这种工具就是能力,“神的话语”是可以描述天地万物和人间一切的万能的工具,这就是神的大能。在上面的那篇文章中,只用了“语言”一个词。但是所表达的实际上还是语言的四层含义。上文中说,人类学家已经发现的“语言”有6809种,这个“语言”实际上是“人的话语”。而圣经已经翻译成2197种是“语言”实际上是“文字语言”。我想先把语言分为“话语”和记录话语的文字(或符号)的“语言”,“语言”是属于人间的。把来自神的“话语”和来自人的“语言”分离开来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确切地理解“神的话语”和“人间语言”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搞清楚这种区别和联系,才能够实现“人的语言”和“神的话语”之间的“链接”。“神的话语”包含着所有的“话语”。但是到目前为止在6809种人类学家所发现的“话言”中,只翻译出2197种“文字语言”的“圣经”。

“神的话语”中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的“创世记”。所以我们在上一篇中首先就是讨论对于“神的话语”中的创造的内涵,而要读懂创世记中的创造,先要读懂神的话语中的“创造”和今天人间语言中的“创造”之间的差别。而要搞清楚这个差别,首先就是要搞清楚“神的话语”和“人间语言”之间的关系。

“话语”是指用“话”来表示的“语言”,所有的“文字语言”都是来自“话语”。所以“话语”比“文字语言”多,有些话语还没有在人间通行的“文字”。其实那些至今还没有文字的“人间话语”在现实生活中好象不会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的种类太多,歧义性就比“人间语言”更大了。现在人间流通的“文字语言”也实在太多了,总的趋势应该越来越少。但又不可能合成为一种,因为“文字语言”有“歧义性”。人类希望有一种“无歧义”的语言。这样人类世界就有一种共同的“分辨善恶” 的标准。但是现在的所有的文字语言都不可能成为全人类统一的“世界语”。因为他们都是“人间语言”,“人间语言”是和“神的话语”相对立的。“语言”最早是神所赐予人类的“话语”,应该是没有歧义的,是可以用来进行人与神之间的交流的。

神在“创世记”中,是在创世过程的第六日结束以后,在第二章中: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它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从那日起人就会说话,可以直接用话语与神交流。这就是“亚当的话语”。

亚当的话语中,只有“神的话语”,但只有“神的话语”的无歧义性,而没有“神的话语”中保罗万象的完全性。但是“神的话语”,应该也还不是现在被翻译成2197种语言的“圣经”,因为“圣经”本身也还是“文字语言”——“人间的文字语言”。它是属于神学家们和信仰“神的话语”的人的“语言”。但是神学家也是人,所以神学家的群体也不是“神的代表”。他们的“文字语言”中也会有歧义性。但是总体说来神学家就是对于“神的话语”抱有信心的人群的代表。尽管如此,“人间智慧”和“文字语言”的歧义性,使得神学家们所理解的“神学”,有时也会偏离“神的话语”中的“公义和大爱”的真正的含义。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就会泛滥着愚昧、贪婪和暴力。但是正是在这种时候,“神的话语”本身的大智和大能,就会使神的“公义和大爱”,重新唤起那些具有对神的话语具有真正信仰的广大底层公众和代表他们的心声的神学家,在最广大的普通人的支持下,冲破旧神学领袖们对于“神的话语”的垄断,冲破“人间语言”和“神的话语”的隔阂,在“神的话语”的指引下,向着全人类共同信仰的发展道路上继续前进。

耶酥基督和“新约”的出现,就是信仰发展的一个时代的证据:“旧约”的神学和以色列的宗教,就发展成了旧约和新约的“圣经”的神学和西方世界的共同的“天主教”。这就是说,“信仰”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在那本古希伯莱文的“旧约”中,保留着人间最完整的“文字语言”中所蕴藏着的“神的大智和大能”的话语。“人间的文字语言”虽然有“歧义性”,但也有“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所有的人间语言中,都有蕴藏“神的话语”中的“公义”和“大爱”,都蕴含着耶和华神的大智和大能。所以不同文字语言之间也都可以进行翻译,得到可以为双方所共同接受的“翻译文本”。这种文字语言的“共同性”实际上是“神的话语”的“大能”的体现。文字语言的“歧义性”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个翻译文本的“共同性”不是完全的、普遍 的“共同性”,而只是达成协议各方在一定的时代范围和所涉及问题的一定范围内的“共识”。超越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那些“翻译文本”依然会出现“歧义性”。

为什么有了“神的话语”,也还会有“歧义性”呢?不是“神的话语”有歧义性,而是在用“人间话语”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出现“歧义性”。“神的话语”中的“大智”是很不易被人所读懂的。这个能够分辨善恶的“大智”,神是无法直接给予人的,它要人作出牺牲和承诺后才能够获得。这个承诺就是神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话:女人要受生儿育女之苦,男人为了妻子和儿女要终日在土地上流汗和劳动,丈夫和妻子之间要相互的听从、爱慕和管辖。难道那些不正是耶和华神所赐予人间的更加深遽的大爱吗?但是与此同时,人间智慧也给人带来了“SIN”,有了追求权势、金钱、地位和滥交的淫欲。这样神就要人时时记得自己的SIN,要常常祈祷和忏悔。SIN 就是“人间语言”歧义性的根源。一旦人间语言的歧义性增长了,共同性就被破坏了,人间就会充满愚昧、邪恶和暴力。只有对“神的话语”中神的“大能”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远离权势和暴力,才能够用发展了的人间语言去解读出神的“大智”,获得神所给予的大智和大能相统一的真理。才能够在人间建立更新的、在神的大能约束下的“共同语言”。

我们讲人间的“信仰”,并不等同于神学:神学偏重于对于“耶和华神的大能的信仰”。从表面上看“信仰”好象就是对于这些2179种的“圣经”中的神的“大能”的信仰。如果这样,对于耶和华神的信仰似乎也就带有“僵化的教条”的性质。是的,单纯信仰圣经中,神的说有就有,说立就立的“大能”,就有可能把“神的话语”解读成僵化的教条。耶酥基督的降生,他所传播的福音,就是既要坚持对于耶和华神的大能和大智合一的信仰,所以要纠正那时候的犹太律法师们,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的时候,依然坚持着旧约时代对于“神的话语”的僵化解读的错误。所以对于“神的话语”的信仰本身,依然有一个如何解读神的话语中“大能和大智”的问题。所以,每一种不同语言的圣经之间还是会有“人间语言”的歧义性的影响;即使同一种语言的圣经也有对于语言歧义性所引起的理解的差别。所以真正的信仰,已经不再是一种崇拜意义上的僵化的教条,而是人间追求正确认识大自然、建立合理的人类社会和每个人的正确的生活道路的大学校。每一个信仰“神的话语”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出发来解读“圣经”,获得自己对于“神的话语”中的“公义和大爱”的理解和见证,并在信仰的大学校的分享大家的“见证”中,增强自己的心灵中的圣灵的力量。这就是说,每一个普通的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在神的话语中的“公义和大爱”的感召下,通过交流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基本一致的,得到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共同语言”的。

旧约的话语是旧约时代的语言,古希伯莱文所保存下来的“旧约”就是对那个时代,使用那种语言的人,所能够基本理解的真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语言的发展,神的大能大智的真理,就有可能被有SIN的神学家用歧义的“人间语言”解读成僵化的教条,并把神的话语中的真理隐蔽起来,把它与广大的信众相隔离了。

那么人们会问,耶酥基督是怎样继承了“旧约”中“神的话语”中的“大能和大智”,又怎样在解读“旧约”的“神的话语”中,纠正了犹太的律法师的那些错误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纠正,关于“神的话语”中创造人、给予人的智慧的解读上。人是神所创造的,不论照着神的形象,还是按着神的!式样式,都是神所给予的,这一点是不可怀疑的神的大能。但是旧约上已经非常清楚地写出了这两类智慧的差别:在第一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看来在中文的“圣经”中“照着”和“按着”,这两个词有不同的内涵。以后在讨论“新约”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到。

在前面“圣经是怎样一本书”的网文中,我们引用了柏杨先生的一句话:“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这个民族不过是一群木偶而已”。那么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就是属于全人类的“神话”。柏杨先生除了中国、日本的神话以外,只引了以色列人的神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旧约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末创世记就是以色列人历史中的神话。但是它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最古老、最完整的神话。从“出埃及记”开始才是以色列的历史,一部人间最纯粹的、最弥久的、最悲壮的、最具智慧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将在下篇文章中来讨论圣经与历史。历史有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民族的历史,它的国家的历史只成为恒久的民族的历史中的一些片段;中华民族的历史,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历史,他的民族的历史实际上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人类学(或人种学)中,实在找不出汉族的确实依据;而真正的“中华民族”,那种像美国人,英国人那样的现代国家的“中国人”,一直还在形成和成长的过程中。中国的统一,中国在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上的统一,应该是中国人站立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中国人至今一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统一的“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基础。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教育的大学校,来建设我们的共同信仰。孙中山先生带领我们的先辈进行“驱逐鞑虏,创立中华”的革命斗争中,一个最大任务就是真正创立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一个以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的意志为本的,有统一意志、统一法律的,向着共同的信仰前进的伟大国家的公民的群体—— 中国人!在两百多年的斗争中,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的这个“中国梦”已经到了有望实现的时候了,但是所谓的梦的实现也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梦的“实现”,人间的道路总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中国梦的实现,应该就是世界以更加坚定的脚步去实现“人类梦”的开始。

人类的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国家的历史,也不是民族的历史,而是人类的历史。什么是人类的历史呢?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历史。那么人类的历史在哪里呢?它应该在对于神的话语的“信仰”和用人间智慧进行实践和思维发展的“科学”道路之间。但是有谁能懂得神的话语呢?如果我们相信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懂得神的话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迷信的人,迷信的人是无法使科学发展的;如果我们认为“神的话语”根本无人能懂,那也就没有什么信仰可言了。這就是人类追求信仰的困难之所在。为什么追求信仰要学圣经呢?因为圣经中确实蕴涵着人类思维发展的最根本的真理。这亇真理首先就是在创世记中。为什么不能只有圣经呢?因为圣经只有最古老的“神的话语”,人们并不可能把它完全解读清楚。

神在创世记中告诉我们的第一就是,天地万物都是耶和华神所创造的。这就是说,对神的话语要有信。没有信,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话语。人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统一的意志,各人只顾自己,人类社会不但不可能发展,人类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实际上要人们有信仰,这不是圣经所特有的,任何国家的宗教或“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问题就在于创世记中的神到底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他要我们人从他的创造中学到些什么?这就是圣经中神的话语中所蕴含的“大智”。实际上世界各个民族的神话中,只有在圣经中才有上帝如何造人的最简单的的描述。对于人的创造,整个圣经中主要就是一句话: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人的一生就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我有了信仰,我就不会再去崇拜人世间的所有的偶像,就不会迷失在金钱、权势的诱惑中。但是也就是在创世记中,才有很多很多看似与造人没有直接关系的、相互矛盾着的叙述:如关于“形像”、“样式”、“照着”、“按着”,起初、混沌、灵在水面上运行,等等词意含糊的词;更有在吃了辨别善恶的智慧树上的果子的后果:从“必死”到“免得我们死”,到最后只是“女人要受生儿育女之苦,男人要在土地上流汗劳动,夫妻之间要相互听从、仰慕和管辖”等根本谈不上是惩罚的安排。那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在不同章节,不同情况下反复出现的、看起来总是相互矛盾的话,在整部圣经中比比皆是。其中最重要的那句话,就是在第五章中,在夏娃和亚当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有了“原罪”以后,圣经的第五章中又说: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給他们,称他们为人。从那句话来看,不论第六天的照着形像造人,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还不是真正造了人。真正的造成人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这个样式中包括了夏娃吃了能够分辨善恶的智慧树上的果子。神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但是,人间的一切罪恶的根源又是从那个神的“样式”而出来的。不,不是从神的样式中来的,这种样式就是形式思维的能力,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神的创造”中,所不可缺少的。只在人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有了神的样式,有了形式思维的能力以后,神才为人赐福,称他们为人。但是人有了那种形式思维的能力,也就有了为自己获取权势和金钱的能力,有了无休止的追求个人欲望的行为,又确确实实地成为人间一切罪恶的根源。为什么形式思维能力是罪的根源,而形象思维的能力不是呢?因为形式思维一旦脱离了形象思维,它的思维结果必定是错的,只有在形象思维约束下的形式思维,才是人间思维发展的动力。这些话语实在是很难确实地解读清楚的。不同时代的人,只有在经历了那样实践,有了相应的“人间智慧”以后,才能够解读出蕴涵着的“神的话语”中的大智。只有把大智和大能融合在一起的神的话语才是时代的真理。

不仅在创世纪记中,在整个旧约和新约中,神的话语都是那样的,在不同章节,不同情况下总是会出现含义看似相反而实則相通的话。这就是神的话语的特点:因为神所要表达的公理总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它所蕴涵的是不同时代的、永恒的真理,而它能够被人们所正确理解的又只是各个时代的人所解读出来的各个时代的真理。对于神的话语中的那些永恒、无限的真理,人间的有限的文字总是无法表达淸楚的。但是只要把圣经的语言和其它的在人间流传的“神话”或那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两者的差别:用人的语言说出来的“神话”,最后都成了反映那个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或某个人群的利益的僵化的语言。完全没有了神的话语中能够包容各个时代、符合所有人的福祉的,大智和大能。人间语言的歧义性,就成了人间争夺“话语权”的无休止的愚昧和斜恶的暴力斗争。

最后让我们回到“语言”。人间的语言是永远有歧义的,只有在神的大能的约束下,去发展人间的智慧,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远离权势和金钱,远离暴力思维的时候,人才能够获得神的大智和大能合一的真理,才能有那个时代的包容着全人类的利益和希望的没有歧义的语言。

让我们都来学习神的话语,做使人和睦的人,说使人和睦的话[2]。

[1]   张忠成  圣经中的四种语言  博客中国http://timothyzhang.blogchina.com

[2]  张忠成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博客中国http://timothyzhang.blogchina.com

圣经中的四种语言

标签:上帝耶和华果子

1:3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1:4 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1:5 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1:6 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1:7 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1:8 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1:9 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1:10 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
1:11 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1:12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

诗33:9

33:9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创2:16-23

2:16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2:17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2:18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2:19 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
2:20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2:21 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2:22 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2:23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创11:1-9

11:1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11:2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11:3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11:4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11:5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11:6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11:7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11:8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11:9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注:就是“变乱”的意思)。

创3:1-6

3:1 耶和华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3: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3:3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3: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3:5 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
3: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太4:1-11

4:1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4:2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4:3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4:5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
4:6 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4:7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4:8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4:9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4:10 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
4:11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太5:33-37

5:33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
5:34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
5:35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
5:36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5:37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注: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

引言

世界上至今为止到底有多少种语言尚未定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世界上的语言是非常复杂的,种类也是很多。根据联合国语言调查报告,专家们估计世界上大约有5000-7000种语言。不同的专家对语言种类的统计数据也不一样,德国的专家统计为5651种,法国的专家推定为2796种。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就是基督教的《圣经》,根据1997年的统计就翻译成2197种语言,语言的种类是多于文字的种类,《圣经》就证明了世界上至少有2197种语言。可想而知,语言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到今天为止比较精确的统计数字是来自人类学家,他们通过民族研究发现世界语言有6809种。

世界上因为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等等就自然会有那么多的语言。今天我们就根据选读的经文来看看圣经中特有的四种语言,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圣经中的四种语言”。

一、      上帝的语言

世 界上首先是有上帝的语言,没有上帝的语言就没有宇宙万有,因为上帝就是藉着他自己的话语创造了万有;同时没有上帝的语言,也一定不会有人类的语言。《创世 记》是这样记载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同样的,太阳的产生、地球的产生、 月亮的产生、空气的产生等等都是因为上帝说一句话就有了。其实人类的被造也一定是因为上帝的话语而成的,上帝说了一句话,那个泥土就堆成一个人,然后上帝 再说一句话,上帝的生气就进入到这个泥人的里面成了一个活的人。圣经还说: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明上帝的话语是具有创造和命名的双重功能。

我们所享受到的救恩也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话语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话语”(道)来了以后,就“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参约114) 也是因为有了上帝的话语,上帝才可以与世界上的人交流,旧约的先知、上帝的仆人都可以直接领受上帝的话语和旨意。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圣经来明白上帝的话语, 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我们一定需要阅读圣经,有规律地、有计划地阅读,而且应该是按照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事迹去阅读,这一种读经 的方法叫“经课读经”。

我们对于上帝的语言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聆听和遵行,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有绝对的权威,是绝对完全的;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全部存在的根源,上帝是全部真理的根源,上帝是全部知识的根源。上帝也是真光,照耀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参诗119105),是我们生命的粮(参约635)。当我们奔跑这一条属灵道路的时候十分需要上帝的话语,当我们的灵性生命需要成长的时候绝对需要上帝的话语。所以耶稣曾经引用旧约的经文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参太44;申83)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丰盛的生命。

二、      亚当的语言

圣经中所记载的第二种语言就是“亚当的语言”。“亚当的语言”不是指着亚当一个人所说的话语,而是指着在巴别塔事件之前人们所说的话。《创世记》111节 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这就是巴别塔之前的语言,这种语言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像圣经所记载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这一种语言有命名 的功能,是有力量的,可以说话算数的。就如圣经所说:“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指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 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参创219-20)今天我们看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动物、植物、生物,有多少人世间的、宇宙间的存在物,这一些名字都是亚当这位具有上帝神圣智慧形象的人而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亚当的语言是上帝给人的神圣智慧、绝顶聪明和宽泛知识。

“亚 当的语言”是没有歧义的。因为“亚当的语言”在表达的时候不会模凌两可,不会既是这样的意思,又是那样的意思,所以圣经说:“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 样。”说明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讲话不会很辛苦,你讲了我就懂,我讲了你也明白;大家听到这种言语的时候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也就可以同心合意地作成 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也可以作成很多的事情。

“亚 当的语言”也是不会造成误解的。所谓误解就是听到别人的话语以后在理解上有出入、甚是会有偏见。因为亚当的语言是纯洁的,所以就不会导致误解,当这种语言 说出来的是“一”的时候,别人就不会理解成“二”,当这种语言说“左”的时候,别人也不会理解成“右”。这就叫没有误解,这样的语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 样的语言可以促使我们讲话有力量,并且所讲的话语没有歧义,也不会让别人误解,这种话语是一种造就人的话语。当然这样的话语今天确实不容易找到。

三、      人类的语言

圣 经中说到的第三种语言是“人类的语言”。人类的语言当然是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没有语言就没有办法交流和沟通,哪怕是哑语或者手语也是语言的一种表达 方式。但是人类的语言是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一旦有误解就自然会阻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所以人的语言常常会被利用而专门去帮助那些想要害人的人,有很多人 会喜欢人与人之间的语言被误解,因为只有当语言被误解了,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会达到许多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有许多人会故意制造语言中的误解。

为 什么人类的语言会产生误解失去了语言的正当功能呢?那还得回到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与犯罪的事情说起。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代表,他们的犯罪正是说 明人的骄傲和人拒绝上帝的领导。他们不相信上帝所说的话语,也无视上帝的命令,他们想要自作主张,另搞一套;而且在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也完全体 现出自己的自私和欲望,完全表现出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暴露出不纯的动机。在现实的社会中,人性欲望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自我中心。事实上,人性欲望首先会转向自 己以及和自己相关的一切。所以,自我中心,这就是现实社会中人性欲望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亚当和夏娃在语言上的失败,也是后来世世代代的人从始祖遗传下来的 一个陋习。本来人与人之间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说话的时候,绝对是一种享受,正如亚当起先看到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 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参创223)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种形容。可是当人失去了那个单纯的心而说话的时候就有了推辞、有了杀气,亚当吃了禁果以后所说的话语是这样的:“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 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 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参创311-13)到了《创世记》第4章亚当和夏娃的后代该隐的话语中更是充斥着杀气腾腾,不可思议。这是骄傲和自私在作怪必然会有的结果。

四、      魔鬼的语言

圣经中有上帝的话语,有亚当的话语,也有人类的话语,还有魔鬼的话语。很多人不同意圣经中有魔鬼的话语这一个观点,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魔鬼的话语呢,魔鬼的话语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我们看看在伊甸园里魔鬼藉着蛇与夏娃讲的话:“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31-5)上帝已经肯定了、绝对不是模凌两可地对始祖说“可吃不可吃”,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6-17)因为这个权限是上帝的,而不是亚当和夏娃的。这是魔鬼的话语第一个特点,就是千方百计想要混淆是非。

魔 鬼的话语第二个特点是要试探人,甚至也要试探耶稣。当耶稣在旷野中禁食四十天以后确实很饿了,魔鬼就来试探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 这一切都赐给你。”在这些试探中耶稣都得胜了,因为耶稣依靠的就是上帝的话语。

魔 鬼的话语第三个特点就是谎言,牠变化着各样的手法想要说谎。耶稣在对犹太人讲论真理的时候,犹太人十分顽固,并且以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自傲,他们以为 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而同时他们又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所以耶稣就对犹太人说了一句相当严厉的话语:“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844)所以,人是不可以说谎的,圣经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参太537

圣 经中已经给我们看到了四种不同的语言,那我们要讲什么样的话语呢?上帝的话语肯定是我们要讲的,也是我们要听的,因为我们听了这样话语就有生命、就有福 气,因为我们饥饿非因无饼,干渴也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语。当然我们也是绝对要逃避魔鬼的话语,因为魔鬼的话语是会害死人的,魔鬼的话语 先要去害别人,其实在害别人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害了自己。魔鬼一定是会灭亡的。

结语

每 一个人都要说话,在我们的生活中都需要使用语言。我们要思考的是从我们口里说出来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话语。我们完全可以从我们的语言中看清楚一个人的光景, 看到他对上帝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法国的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描述过这样的道理:一个人只认识上帝而不认识自己,会产生骄傲;一个人只认识自己而不认识上 帝,就会产生绝望;但是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因为在耶稣的身上有人的卑微,也有上帝的尊严。我们如果在话语上说好了, 说完全了,那么我们的全身也就渐渐地完全了。《雅各书》32节已经说了非常清楚和中肯:“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但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在话语上完全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标签:耶稣福气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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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马太福音》5章9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告诉我们,有八样事情是有福气的。假如我们能够做到了这八样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耶稣所讲的这些福气,初初地听起来,好像跟世界上人的标准不同,好像很难做到,也不觉得耶稣所讲的这些标准是有福气的。可是,你如果能真正达到这些标准的话,你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这些福气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假如,你能够达到这些标准的话,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就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这里讲的“不同的人”,并不是成为一个怪怪的人,而是说,当你真的是达到这些标准的话,你周围的人就会觉得,你有不同的气质,你这个人就是与众不同的。在你身上有许多东西,是人家想要而他们所没有的。耶稣所讲的标准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是人家所羡慕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福气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都不喜欢人与人之间和睦。也许,你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可事实上,许多人常常喜欢挑拨离间,让两个本来很好的朋友,因为他在他们当中说东道西,在他们中间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不造就人的话语,让两个人就不和睦了,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好高兴。好像他有能力来做导演,导演出一幕戏来,让两个本来很好的朋友,就会变成冤家。许多人就是喜欢世界上有争吵,喜欢世界上有战争。看这种争吵看这种战争,比看电视连续剧,看电影还要过瘾,因为他知道连续剧或电影都是假的,而这种争吵是真的。他就可以在边上看戏、看冲突。其实这样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同情的心、没有和睦的心。

可是,耶稣的标准,与世界上人的标准完全两样,耶稣是要使人和睦。假如世界上的人本来是有怨仇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要进到里面,把这些怨仇解除掉。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有个圣殿,这个圣殿是犹太人最伟大的组织,是他们所信仰的上帝的居所,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崇拜上帝的。一进这个圣殿的门,这个地方叫外邦人院,也就是非犹太人崇拜的地方。再进去到里面那个殿的时候呢,他们是叫以色列人的殿。所以,当年以色列人的殿跟外邦人的殿是分开的。这些犹太人,也就是以色列人,是很自命不凡的,觉得别人都是外邦人,他说外邦人的时候,是有点侮辱别人,把别人当作“外邦狗”那样。他们只有把自己当作是上帝的子民。从这个外邦人的殿进到以色列人的殿之间,有一块大石头,现在仍然在耶路撒冷保存着。这块石头上写着一行字,假如用中文来翻译的话,是这样说的:“外邦人不得入内,如违,格杀勿论!”换一句话说,这块石头放在以色列殿的门口,让外邦人不得进来。这很明显的是一种分裂别人,看不起别人的一种表示。

基督徒中间有一个耶稣的门徒,是到外邦人中间去传道的,叫保罗。保罗他就说,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最主要的就是与上帝和好,我们本来是跟上帝为敌的。在这里我们顺便讲一下,假如你到现在为止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曾经有没有讲过: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啊?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信。人就是这样顽梗的。很多人要劝你信的时候,你就会说:信什么,我信我自己啊。而且常常感觉到耶稣基督算什么呢?他要我信他,他让我信哪!好像是要讨价还价似的。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信之前,都是跟上帝做仇敌的,我们不承认上帝。我觉得我这个人的生命,是我自己的生命,我管我自己就够了,不要他(耶稣)来管我。而且,就算有很多人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的,他从小也会有反感:“你们去信你们的了,我不去做礼拜。”“我为什么要去做礼拜呢?”可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尽管我们是与上帝为敌的,把上帝当作是我们的仇敌,可是基督还是爱我们的。比如《罗马书》5章8节说:“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彼得前书》2章23-24节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而且耶稣的爱到了一个极顶,能够把我们吸引到他面前,所以,每一个人的信主,不是因为基督那么好,我服了,所以我信。而是尽管我不相信,可是有一股吸引的力量,我们叫做基督的爱的吸引力,把我们吸引进去了。这个时候,我才能跟上帝和好。每一个跟上帝和好的人,接受耶稣的人,我们基督徒说,他就做了上帝的儿女。既然我是这样成了上帝的儿女,另外的人也是这样,会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也是受到了主的感动,让他成为上帝的儿女。既然他是上帝的儿女,我也是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中间自然而然的,就是弟兄、就是姐妹了。

正因为我们受了上帝的感动,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对上帝所有一切的创造,都会有新的看法,对任何人也会有新的看法。我们就会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很可爱,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觉得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每一个人钉的。我们就会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种内在的还没有发挥出来的能力。假如,这个人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完全发挥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有无穷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基督徒对周围的事物以及对周遭人的看法,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换一句话说,在耶稣的心目中,好像有个天平,这个天平的一边呢,是全世界和全世界的财富,另外的一边呢,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个个人。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天平上,耶稣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的财富还要来得宝贵。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也许就感觉到,对啊!一点都不错,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可是不要忘了,耶稣所说的这个人,不只是你一个人,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也不只是你那个所追求最喜欢的,觉得最可爱的人。耶稣所说的是每一个人,说不定这个人就包括你最不喜欢的人,你的冤家也在里面。可是在耶稣的心目中,每一个人就是那么可爱。每一个基督徒看到别人的时候,不管他现在是堕落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程度,可是假如他有一天能够悔改的话,能够发展出最伟大的潜力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虽然到现在为止他还不是,可是你能够说他将来不是吗?我们做基督徒的就应该有这样的看法。就因为这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要使人跟上帝和好,要使人跟所有的人和好。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假如你能够使人和睦呢,你就有福了,因为你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不得了啊!那么大的福气。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个福气是比成为上帝的儿子更有福气了。不管有多少钱财,不管有多高的学问,不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没有一样比上帝的儿子再有福气,地位再高,再好了。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你就是一个最有福气的人。

怎么样的时候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呢?你能够使人和睦的时候,你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和上帝和好,让人和人之间能够和睦。假如你能够让另外一个人跟上帝和好,让另外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和睦,那么你所做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耶稣到世界上的使命和工作就是这个。假如你能够完成这个使命、能够做这个工作,那么你所在的这个小范围里面,你所做的工作,就与耶稣一样。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也就是上帝的儿子了。正因为这个缘故,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你要不要这种身份,要不要这个福气?

如果我们人与上帝之间和睦了,人与人之间和好了,我们就会有一种坚不可破的力量,能战胜一切邪恶的势力,能够更好、更多地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

最后,我们要讲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讲到约旦河的来源的,约旦河是巴勒斯坦的一条最主要的河,耶稣就曾经在约旦河里受洗。这条河被称为“生命之河”。这个传说里讲到,本来这条约旦河是没有的。在它的上游有三条小小的支流。有一次这三条支流在争吵到底谁是最大的,一条说是我,另一条说是他,第三条又不同意前两条的结论。它们是争得不可开交。后来,创造之主(也就是上帝)看到了,就来劝他们,叫他们不要争论了。如果能够汇合起来的话,就会有更大的力量。结果这三条小河就汇合起来成了“约旦河”,就给人类带来了更大更美的贡献,不但从这里可以满足巴勒斯坦人的供水需要,也从这里流出了生命的活水,供应着全世界人的灵性需要。如果这几条小河是各自为政,不管别的,只是争吵,不求和睦,就不会让今天的人有那么大的帮助。虽然这是一个传说,我们相信不是真实的,可是这个传说能够提醒我们:要追求和睦。

所以,我们要记住耶稣讲的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4)圣经与历史      前言

 

中国人是崇尚历史的。毛泽东的大床就像一个小图书馆,里面主要都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书”。他是相信那些历史书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其实中国的那些历史书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也许可以称为“国家的历史”。除了国家史,应该还有民族史和人类史。所以人类的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从人类史到民族史到国家史最后再返回到人类史。人类史看起来是无始、无终的。民族史和国家史与人类史相比也许只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我这样看问题的依据就是我只是一个人,我的知识来自我所存在的时间范围内,但是在我所存在的时间范围内的“知识”中,可以有条件地包含我以前的时间范围内的知识,因为人间的知识可以通过人间的“文字语言”来传承的。但是那个过去的,所能够传承的时间范围也总不是可以追寻到明确的“原初”的,因为“人间语言”的歧义性,在传承过程中总是会变得越来越混沌的。

对于未来会怎么样,我是无法知道的。从今天的现代数学家的观念,对“未来”也是可以推理的,从一个完备的数学的公理化体系,可以推演出所有的“公理”。但是那个“公理化集合论”的完备性,实际上现代数学家们都证明不了;相反,一批带有叛逆性的数学家,从康托尔到哥德尔到罗素,都反证了那个“公理化集合”的数学体系,是不完备的,是一个逻辑悖论的集合体系。现代数学家可以把那些叛逆性的数学家排挤出现代数学的“殿堂”,把他们送入“哲学家”的行列。这样,就可以把数学的“哲学工程的道路”继续演绎下去,现代数学的“哲学工程”的道路,虽然越走越渺茫了,但他们总是还在坚持着往前走。这是因为有西方的“现代哲学”在支撑着他们。

罗素所说,哲学应该是科学和神学之间的一片广阔的领域,这是他遇见了“神”,科学本来就应该始终链接着“神学(或信仰)”和“科学”。而整个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的“现代哲学”,排斥了哲学与“神学(或信仰)”的联系,把“哲学”僵化地和“科学”凝结在一起。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道路,也就随着“现代数学的哲学工程”道路一起走向“混沌”。实际上,“现代数学”不是一条“哲学工程”的道路,它只是一种“分析数学”的“人间思维”的工具,在分析数学的背后,必须有“物理实在”的支撑;离开了“物理实在”支撑的“分析数学”,必然会通向混沌的道路。我们不能再让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在跟着“现代数学”的"哲学道路"混沌下去了!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类的“语言”问题:现代数学家们从莱布尼茨开始,走上了形式主义的“符号数学”的道路,这是对数学,也是对人类思维的极大的推动。但是到现代数学家,把数学的“符号”和“语言”混淆起来,人类思维的道路就混乱了。这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科学”排斥了“信仰”,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错误方向的根源。但是那样的形式主义的现代数学的发展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数学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属于哲学,牛顿就把自己的工作称为“自然哲学”。哲学的任务应该由两个方面:一方面走在科学的前面探路;另一个是反思,回过头来看科学发展的路是否链接着人类的“原初逻辑”。现代数学走到了“高阶逻辑”、“证明论”和“计算论”就走到头了。

真正的“现代科学”,那些在20世纪中叶以后的工程和技术科学,选择了“统计数学”作为最主要的工具,这是人类思维的又一个带有跳跃性的大发展,但是它依旧不是“语言”。它也链接不到“神的话语”。真正的能够和“神的语言”相通的,依然只有“文字语言”。只有能够和人人感受的“公理”相链接的语言,才能够真正成为人间相互交流的“语言”,“分析语言”和“统计语言(或程序语言),都不是那样的“语言”,他们永远无法代替人间的“文字语言”。这也是自然哲学不能完全代替人文哲学的原因。

但是这并不是说,“分析数学”就错了,或者说20世纪现代数学家都错了。不!它没有错。但它只是通向“神学(或信仰)”道路上的一条腿,只有这一条腿既链接不上“神的话语”,也攀登不上曲折崎岖的科学道路。信仰和科学,都还需要人类思维的另一条腿,那条腿就是统计数学。从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走到以“广义进化主义”为标记的“现代哲学”,那个现代哲学的方向错了。是它,把人类社会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本来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是一个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分析数学”和“统计数学”就是人类思维发展道路上的不可缺少的“两条腿”,他们的“哲学基础”,应该从“神学”和“科学”的链接中去寻找。但是那些“聪明人”开始和“神”摔跤了:罗素就是那个与神摔跤的“雅各”。罗素的哲学只有一条腿。我们的哲学应该是两条腿的“哲学”:一条是“神学”,一条是“科学”,哲学家应该是把“科学”与“神学”链接起来的人。而这样的哲学还应该包含两个不同的领域:人文哲学和自然哲学,缺少任何一个方面,“人间的智慧”或“人间的语言”都无法和“神的智慧”相链接。

罗素把人间一切确实的知识都归于科学,而把“神学”称为僵化的教条。但他又把哲学放在科学和神学之间,在“一个确实的知识”和“僵化的教条”之间那里能够容得一个广阔的领域呢?他在那个无人的领域里“呐喊”,就是在找“神”摔跤。在圣经上那个和神摔跤的以色列人,叫雅各。但神并没有太重的惩罚他,只是在他的腿筋上摸了一把,他就要瘸着腿走路了。但是神还是叫他改名为以色列,成了以色列人名义上的祖先。我的圣经读得太少了,不知道他的瘸腿好了没有,应该很快就好了。不论罗素、希尔拜特、爱因斯坦在发展人类思维上的功绩都是不可抹杀的,因为只有“人的智慧”的发展,才能够帮助我们去解读出“神的话语”中更加精细、更加宏大的内涵。

这就是我在中文“圣经”启导本上所读到的,旧约为新约之钥,能开启新约真理之宝库;正如新约为旧约之钥,可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是的,不仅新约能够帮助我们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所有民族的神话中,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在他的时代,对于人类社会前进发挥过作用的思想和理论,也都会帮助我们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旧约的“神的话语”的启示下,人间开启了新的真理之路,那些已经背离“神的话语”中的“公义”和“大爱”的,不论什么“主义”、“思想”、“理论”和“定理”,以及依据那些已经背离了“神的智慧”的“人间智慧”所建立的“人类文明”,最后都会被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所淘汰。

最近我收到一篇网文[1],这是一个和我有共同信仰的弟兄写来的,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赞成他的观点。但是在我把現代数学和現代物理学与圣经的创世记一起来讨论以后,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圣经中不仅有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的“大能”,更有比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到牛頓、爱因斯坦更深遽的“大智”。那大智更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现代数学家、现代物理学家和现代哲学家的背离了“神的话语”的“人间智慧”所无法相比的。

神的大智和大能合一的“公义和大爱”,能够接纳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神话和信仰中的智慧,也能够吸纳现代科学和哲学家所有对于人类某个历史时期发挥过作用的理论和智慧,而自然地排除那些被历史发展所淘汰的“人间的智慧”中所包含着的SIN。所以圣经中所蕴含的“神的智慧”和我国古老文明中的那些经典,不是处于对立的地位,而是可以共融的,在共融中也能帮助我们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并也会自然地排除那些被人类历史发展所淘汰的内容。

数学确实很重要,因为它是“人间智慧”的基本内容。但是作为圣经的大能和大智合一的“公义和大爱”来说,今天更重要的还是在“人文哲学”那个方面。而人文哲学的核心,则在“历史学”。一定意义上说,信仰来自历史。或者说,“圣经”从根本上说就是历史,但是它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属于全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类思维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现在世界各国有各自的历史,但是也已经在着手创造人类共同的历史了。在创造人类共同的历史中,中国的历史和美国的历史的道路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论中国的历史道路和美国的历史道路都还都不是人类历史的共同道路。中国国家历史中,不仅三千年的封建帝国的历史,到今天,那部历史中的主流精神,已经是完全与神所安排的人类社会前进道路相对立的;近百年的道路,马克思所提出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中,有能够窥见当今时代的神的启示的“奥秘”的合理的内容,但是它的“阶级斗争”和对于党和个人的“形象崇拜”也是不符合神的“公义和大爱”的;以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在形式上是服从“圣经”的“神的话语”的,但是在它的国家“意识形态”中,离“神的话语”同样有距离:它们国家内部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的“唯物主义”,同样也背离了“神的话语”的“公义和大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私人拥有枪支的法律;每年都可以见到多次因私人枪械而造成很多人无辜死亡的悲剧,而从无听说过一起用私有枪支保护公众生命权益的事例,那么私人拥有枪械的“公义”基础在那里呢?

不论左翼的还是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有一个走人类共同的历史道路的基础,从本质上都已经排除了封建社会,走上社会民主的道路;不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圣经的信仰,都是没有国界的,反对国家主义的。所以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人类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结成联盟,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胜利。二战胜利后的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建立,就是走向人类共同历史的开始。

但是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即使被认为最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国,在立国的宪法上写明了人是平等地被创造出来的,但是依旧保留过近一个世纪的奴隶制。在消除奴隶制的国内革命战争之后,依然很多州保留着对于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种族隔离。在我们进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也正是美国很多人做着“美国梦”的时候。现在看来,一个世界存在思维方式差别的国家是自然的事。美国在国内已经实现了不同思维方式人群间的和平方式的融合和发展的路,在国际上也应该为建立那样秩序而努力,让既有共同的方向,又有不同的特点的国家间在互利和双赢的道路上走向人类的共同的历史。到今天,不论国家间,还是国内的不同人群间,为建立共同的语言而努力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这就是“旧约”所开启的历代的“真理的宝库”。这个“真理的宝库”,不仅是为新约所开启的“真理的宝库”,更是为三位一体的福音所开启的新时代的“真理的宝库”。

圣经中的"神的话语"是什么?我看就是对人类历史道路的指引,他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头上的光,让我们在神的大光的指引下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道路。

参考:

[1]黎鸣      一部坏书毒翻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附件:一部坏书毒翻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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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是曾被世界上的人类称作是由一部古老的“书”起家的民族。非常不同的是,犹太人被世人公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他们在无论宗教、哲 学、科学、技术、艺术等各方面,全都相当强烈地显示出了他们本民族的非常不平凡的光辉的成就。然而,中国人则完全相反,事实上是成为了让世界人类非常“瞧 不上”的民族,甚至背地里还更被人称作是世界上的“垃圾民族”。

说 白了,中国人除了人口众多之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瘂氵个严重匮乏自身精神智慧的民族,无论在宗教、哲学、科学、技术、艺术等各方面,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与 他们所拥有的巨大的人口数量相对比而言,全都是非常地不相称,说白了,是全都非常地“匮乏”、“落后”,简直就是非常地“没有希望”。虽然这种情形在近代 一个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化”的助力,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中国人已经在努力地证明自己,原本自身的人性与其他人类相差并不遥远。但是,从其本身长 期以来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文明进化的精神动力仍旧显示出了严重的不足。

本文想要证明的论点是:无论犹太人还是中国人,他们的总的历史的“成就”(水平的高低)或“不幸”(程度的强弱),事实上几乎全都源自于他们自己所早就曾拥有的那部古老的“书”。很 显然,犹太人的那部古“书”是他们的关于“上帝”的书—《圣经》,中国人的那部古“书”则是他们的关于“孔丘”的书—《论语》(人们也可能说是《易经》, 虽然坏影响的意义相近,但实际上《易经》远不如《论语》的普及),然而,中国人实际上却忘了,甚至也已经不可能理解了,他们还曾拥有人类历史之中真正最伟 大的一部古“书”——老子的《道德经》,非常遗憾,这本书没有成为中国人真正起家的“书”,这只能是我的后话。

具体而言,犹太人的历史之中的全部“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败”,均源自他们所拥有的关于“上帝”的《圣经》,而中国人的历史之中的全部“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败”,则均源自他们所拥有的关于“孔丘”的《论语》。显 然,不管犹太人和中国人他们的“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败”究竟曾经如何相似,但是他们的总的历史客观的结局却是非常不同的。诚如我在前面所谈到的,犹太 人上升到了全人类的智慧之巅,成为了世界上公认的最聪明的民族。而中国人则几乎完全相反,虽然不好说“最愚蠢”,但是由于中国人的人口数量的巨大,有一点 却是完全可以确认的,即他们的智慧的总量,相对于他们的占世界上总人口的总量的比例而言,确实是严重地不相称。换言之,如果什么都以人口的“个人平均值” 来加以衡量的话,中国人几乎总会是世界上最后垫底的民族。其中既包含着人类的“个人平均智慧”,也包含着人类的“个人平均不幸”。很显然,中国人的“个人 平均智慧”最低,而中国人的“个人平均不幸”,则恐怕却是最高。为什么?这是因为,人类的幸福几乎总是与他们的智慧成正比例关系的。

今天我要论证的问题是,上述的一切,其实全都是来自他们各自所拥有的那部古“书”的内涵的“本质”(同样也包括了《易经》以及其他儒家之书的内涵的“本质”)。或者说白了,犹太人的智慧与幸福(注意,也同时包括不幸),基本上是他们的上帝和《圣经》给他们带来的;而中国人的愚蠢与不幸(注意,也同时包括幸福),则基本上是他们的孔丘和《论语》(也包括《易经》等)给他们带来的。

我 的这个结论,乍一看来似乎会让人感到“荒谬”,然而,事物的大量无限重复循环之中的本质恰恰会向人类显示,任何事物最初开始的选择,实际上总会是永远地决 定了事物后来全部的“方向”。犹太人的长远幸运的历史影响与中国人的长远不幸的历史影响,正就是如此。我今天文章的宗旨,即是要告诉我所有亲爱的同胞,这 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的答案非常简单,犹太人的“上帝”以及关于“上帝”的《圣经》给犹太人带来了他们自身人性在信仰上帝面前的完全“平等”的信念,而在历史之中,犹太人又继续参与了西方人历史的全过程,古希腊哲人的“人人在追求真理面前的平等”与“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又相继给予了犹太人追求“人人平等”的人性精神以巨大的动力。

然 而,与犹太人完全相反,“孔丘”以及关于孔丘的《论语》(包括《易经》)所给予中国人的,却是完全遵循统治者的“礼乐”的“人人永远不平等”的“非人 性”、“无人性”的“奴性”,或甚至完全的“动物性”。换言之,即是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人心中一切可能有的关于“人人平等”的信念。

正是因此,我最后的结论是:“上帝”以及关于“上帝”的《圣经》弘扬了犹太人的“人性”,而完全相反,“孔丘”以及关于“孔丘”的《论语》(包括《易经》以及几乎所有的儒家经典)却是完全毁灭了中国人的“人性”。 无论我的同胞们是赞同或者是不赞同我的结论,历史的全部事实实际上早就全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人的“历史”事实上是,而且早就 已经是,深深地陷入了某种彻底背离人类“文明”,从而完全停滞了自身历史发展的极其黑暗的状态,甚至是一个永远都难以自拔的历史的深深的“陷阱”。今天的 中国人即使想要不承认这一点都是不可能的。

正 是因此,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认为,“孔丘”以及关于“孔丘”的坏书《论语》(包括《易经》)确实在过去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早就已经彻底地、完全地、 深刻地“毒翻”了所有的中国人,中国人事实上也早就已经因此而严重地丧失了真理的“人性”、真知的“人格”和真诚的“人品”。更说白了,在过去的“尊孔读 经学儒”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中国人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可以称作是人类文明的东西了。因为所有这一切的“理由”全都非常简单,我对此也早就已经做出了关于全人类历史“文明”的结论:凡是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信仰追求的民族的历史,它们将绝对地不可能会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明历史”诞生的可能。中 国人和中国人的历史就是如此,“孔丘”以及关于“孔丘”的“书”,不仅《论语》,也不仅《易经》,而是更扩大到了全部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 经》,乃至更包括了几乎所有儒家文人们所撰写的“著作”,它们全都浸透了“人人永远不平等”的极坏观念的毒素,它们全都是完全、彻底、深刻地维护“人人永 远不平等”的反人类文明的逻辑基础的具有“剧毒”的文献,正是这些彻底地反对“人人平等”观念的“文献”,彻底地“毒翻”了两千多年来的所有的中国人,总 之,“毒翻”了整个的中华民族,甚至也早就已经祸及了周边其他东方的民族。

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要坚持运用《论语》来统治中国,甚至宋代的赵普更夸张地认定“半部《论语》”就足以统“治中国”,其中的关键在哪里?正 就在于这部《论语》,足以毒翻所有经过它“谆谆教导”的“民人”,足以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即变成为所有统治者们的温顺的“家畜家禽”、“绵羊牛马”呀,总 之,使他们全都变成丧失了最基本人性,而惟一只剩下了“奴性”的非人。抛开所有的成见,回首中国全部的历史,我们将可以非常明显地看清楚这一点。中国人为什么会成为“一片散沙”,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几乎完全不关心“中国”的“存亡”?只要外来的侵略者稍稍关心一点中国老百姓的生存,中国人就会乐意看到原来的统治者们的“倒台”,甚至还可能回过头来帮助外来的侵略者,成为他们外围的武装力量。这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人之中为什么会在“改朝换代”,尤其外人入侵的时期,竟然会出现大量“汉奸”的最根本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全体中国老百姓的“中国”,而却绝对地只能是极少数统治者家族的“中国”呀。

这 究竟是谁造的“孽”呢?正就是那部关于孔丘的《论语》对于所有中国人的心灵的“毒害”所造成的“大罪孽”呀!我请今天稍稍具有一点点理性能力的人们自己思 考思考,仅仅坚持孔丘《论语》中所倡导的“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们,他们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人类“文明”的社会、“文明”的民族和 “文明”的国家吗?可能吗?绝对地不可能啊!正是因此,这所有一切的“罪恶之根”,均来自中国人的那一部接受了他们两千多年完全衷心地膜拜的《论语》的“罪恶之书”呀!(2013,6,15.)

 

 

(5) 信仰与历史     一、神创论和进化论

很多唯物主义者都认为人类的历史,必须从“人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开始。因为连“人”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历史从哪儿开始呢?所以神创论还是进化论的讨论,就成为一个讨论人间各种问题的最大的前提。自从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更有赫胥黎等人发展成了: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进一步又有人问:猴子是怎么变成人的?于是又有聪明人想到:猴子是通过劳动变成人的。于是又有人问:猴子是怎样从劳动变成人的?聰明人就想到:猴子在劳动中,相互竞争,那些聪明的优秀的猴子,就渐渐地发展变化成了人。这样,一个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哲学便诞生了:这就是“广义进化主义的哲学”。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就成了今天社会中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唯物主义”认为只要讨论清楚了这个问题,他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宗教或神学这个“精神鸦片”对于人间的侵蚀了。

当然那些聰明人,除了“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以外,还提出了概率论的观念,但是那个概率的观点,又真有用处吗?说实在的对于“概率”的观念,和它所联系着的“统计数学”,或“离散数学”,以及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的“信息理论”和整个“计算机的程序语言体系”,我是非常感兴趣的,但自知已无力再去深入研究了。我曾和我国的“传统雷达”和“成像雷达”两代雷达研制的带头人,也常被称为我国信息论的首席专家,中科院电子所的陈宗骘教授,有过长期的接触和讨论。香农的那个“信息论”,实际上只是一个用来促进人们在获得和利用“信息”方面进行研究的一种开创性的观念;但并不是严格的数学或逻辑上的理论体系。它并不可能给进化主义的唯物论增加什么哲学或逻辑上的实质的内容。

唯物主义者反对“神创论”也不能说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因为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见到“神”,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证明他见到了“神迹”。尤其是在我国,那些像“法轮功”那样的,以神奇的“气功”、“风水”等迷信骗人的事,可以说比比皆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实在也依然还是我国大众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这和追求真正的信仰正好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失去了信仰,科学本身就失出去了正确的方向,那样的“科学”也会成为迷信和邪恶的推动者。在圣经中偶尔也出现有几处有描写“神迹”的内容,尽管“神迹”在圣经中出现的,比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古代传说和神话中都少得多。但是它也能说明《圣经》也不是“神”亲自所写成的。一个时代的人,去写另一个已经逝去了年代所发生过的事情,写不清楚了,难免出现“神话”或“奇迹”。而一个人写当今时代的“神迹”,则基本上都是骗子。所以《圣经》也是人所写的,而且确确实实地是不同时代的人所写的,所以也是人可以讨论、反对或修正的。只不过《圣经》是人类所能够见到的,从最早的年代就开始写的一本书。而那个最早年代所写的部分,还一直完整地保存到了现在。那就是《圣经》的“旧约”中的创世纪。而后来加入的,由历代的人所写的那些内容,都是抱着把那个对于人类最早留下来的“历史”的最严格的保存为根本目标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抱着对“神的话语”的虔诚的“信”去写的。而不是像今天的不少的写作者,除了“信仰”以外,总也有人是为了“权势和金钱”去写的,是为了“知识产权”,为了“点击率”和由此而引成的“话语权”而写的。而那些为了“点击率”和“话语权”,也就是为了在“优胜劣败”的博弈竞技中“获胜”而写的。而那种博弈竞技已经成为现代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

所以,神创论和进化论到底谁对谁错,或者说那种理论更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历史,就成了一个人间争论的中心。为了更好的讨论这一问题,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读《圣经》本身。

在这里请允许我把刚刚收到的我的老朋友于涤尘发给我的一篇网文,作为参考[1],并附在后面。他在数学上是我的老师。这次他提出了有一些更有意义的问题。在他的文章中说:《圣经》上说,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人类。此说对否?对!这个上帝就是宇宙自身的神圣构造法则。更具体的讨论了:何谓科学?此事“一分为三”。即,“哲学、自然、数学的和谐”。偏离此原理者皆难称科学。而且,哲学的居中调度使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发展不发生失衡、不偏离正确方向。统一事物“一分为三”;还介绍了,人体乃“小宇宙”的学说。

我相信,这些讨论对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写那些网文也同样是参加人类追求信仰的讨论。而且他所提出的看法比今天的科学主流派的观念,实实在在的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还是想提出一点:就是他所写的,《圣经》上说,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人类。此说对否?对!这个上帝就是宇宙自身的神圣构造法则。这句话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它只说了《圣经》上说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说出《圣经》上“神的话语”的两个方面。

他说出的一个方面就是神的“大能”的方面:“上帝就是宇宙自身的神圣构造法则”。这句话很对,这就是我们要抱着“信仰”去读《圣经》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不信《圣经》中的“神的话语”,就不可能而把“神的话语”,当作神圣的法则。为什么那句话也不对呢?因为《圣经》上并没有“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人类”的那句话。同样,“人体乃‘小宇宙’”这句话,我也不能完全同意。因为《圣经》上也没有那句话。但是,我认为于老师的话,还有燕莎的话中都有“信仰”。中文的《圣经》启导本的前言中有:旧约为新约之钥,能开启新约真理之宝庫;正如新约为旧约之钥,可窥見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但是,看来仅有旧约和新约,对于我们追寻全人类的当代的“信仰”来说,也还是不够的。所有才有“三位一体”的传播“福音”的新教。新教除了旧约和新约外,同样也再没有新的信仰的经典了。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有一个实在的人,能够再成为人间崇拜的对象了。“三位一体”的新教的信仰已经与历代的各个国家的“宗教”有了实质上的变化,祂已经成了属于全人类的追求“信仰”的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中,历代和当代有“信仰”的人所说的话,都可以成为“旧约”之钥,对于我们去理解《圣经》的“神的话语”在“历代启示的奥秘”,都可能是有帮助的。但连“新约”也只是可窥見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的钥匙。神的“大能”太宏大了。对于我们极为有限的人生来说,只有“神的话语”才是永恒和无限。每一个有那样信仰的人所说的话,都可以成为神的大能的“见证”。但是我们总是只能窥见神的“大能”的一个极为有限的一角。为了尽可能的接近“神”,看来光学习神的“大能”还是不够的;还要学习神的“大智”。光凭着“信仰”,我们也许窥见了神的“大能”的一角,而也可能把那一角当成了“整个的真理”,这样也会把对于“神的话语”的“信仰”,变成了僵化的“神学崇拜”的教条。

所以我首先要把《圣经》的“创世纪”中关于“神”创造“人”的话,按着顺序一句、一句的写下来:

在“创世记”第一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在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在第二章,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以后,又写了造女人,这在“人类犯罪”的第三章。这就是神造人中的另外一件事:人和神的关系问题。关于“造人”,在第三章19节中,又有一句: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第五章是写从亚当到挪亚的人类历史,那是真正的神和人在一起的那段历史,在那章的开始,又写道: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神怎样造人,真是复杂得很!前一句和后面一句都不完全一样,还来回反复。但从那些话,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于“怎样造人”,对于怎样从我们现在的“人间智慧”中所想象的出来的那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材料,怎样造出来的?等等问题,并不感兴趣;这里,神实际上只有一句话: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因为在“神造人”的这件事上,“人的智慧”所提出的总总问题,实际上人自己是回答不了的,因而讨论那个问题实际上是沒有意义的。而圣经中,神翻来复去所写的,都是神希望人能够成为具有什么样的“灵”——“精神”;或者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思维的能力”和应该具有的什么样的“伦理和道德”的人。

“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人类”对不对?对!这个上帝就是宇宙自身的神圣构造法则。这说明他们对神都是有“信仰”的,他们都信“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是: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一个人要不信,他就会不知不觉地把那些反映神的大能的“话语”,统统都删掉或改写了。那样一来,“神的话语”就变成了那个国家或民族的统治者意志的“意识形态”了。代表统治者意志的“意识形态”中,也有真理,因为他们也想和他们的人民讲道理,使人民相信他们,听他们的话。但是对于他们听不懂,或听懂了认为对他们没有好处的话,总要改成对他们有用或有利的话。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反反复复地讲他造人中的那个“照着”和“按着”,“形象”和“样式”的问题。

在前面我引用的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中,专门引用了他的一句话: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这个民族不过一群木偶而已。真正的历史学,应该有人类的历史、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现代国家的历史和再回到全人类的历史。这就是深深蕴藏在《圣经》中的“神旳话语”中的对于“历代真理的启示”。圣经中的“神的话语”实际上首先就是神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引:人类社会从创世记开始,经过了旧约和新约时代,向着三位一体的福音傳遍全人类的时代前进。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的方向是神在创世记造人时就安排好的,是神的大智和大能合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必然的道路。神在创世记中造人的时候,真正关心的是如何造好人类的“灵”:人的肉体的创造,只用了一句话:来自尘土,回到尘土。正像诗人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死了,但是他依旧活着,有的人活着,但是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他的名字,比尸体腐烂得更快”。而人类的“灵”,才是最根本的。但是在整个创世记中,我一直没有看到关于“灵魂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样的讨论,更没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的描述。但是神反反复复地写下了关于“灵”的“创造”:只有“灵”——人类的思维、话语和精神——才是使人区别于所有动物的根本所在,只有“灵”才是和神同在的,人类的精神总是会在“神的精神”的指引下,一代一代地累积在一起,不断地发扬广大。但是神特别地反复地写了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在不同的章节中的不同地方,反复用“照着”和“按着”不同的方式来塑造人的“灵”。而真正写出神的“大智”的还是第三章。

据说《圣经》的原文中,不分章节,以后分了章节,都以第一句话作为一章的名。以后翻译成了不同的人间语言,不仅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而且不同时期的《圣经》本来就是使用不同的文字来写的。这一《圣经》成为两千多种不同文字的过程,就是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认识神、皈依神的过程。就是《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的大能和大智合一的真理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传播、交流和取得共识的过程。我总觉得“创世纪”的第三章是蕴涵神的大智最深遽的一章。我读的遍数越多,就越感受到:它是人世间的一切古贤和先哲,近代和现代的所有哲学家、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以及政治家们的智慧的源泉:链接着那个大能大智的智慧,那些“人间智慧”也就成了神的“大能大智”的见证,就能永远流传,和那个智慧相分离和断裂了,那些理论和思想,最终都会被扬弃。

在第三章前,先有了安排:第二章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第9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在16-17节中,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以后在21节和24节中,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得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整个第三章,就是神对于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安排。这一章的题目都很难写,因为“人间的语言”差别太大了。英文为“Fall of the men”, “men”也有用单数“man”,在中文本中是“人类犯罪”。这一章我相信是大多数人都听到过的故事,有的称“女人和蛇”的故事,或者说天主教和基督教“人皆有罪”的教义,就来自那个故事。在中国的古老文明中总是一直有“人心本善”和“人心本恶”的争论。其实那些人间流传着的类似的故事,都是已经变成了“人间语言”下的故事,“人间语言”的“歧义性”,使“心本善”和“心本恶”成了永无结果的争论。所以我们还是要读创世记的原话。那些有关蛇的事我们就不写了,应该说这也许只是由于神的大能,包含着不尽的时间,和无限空间下的智慧;讲给旧约时代的古人听时,不能不用的故事形式,才不得不加入的,也可能是把“神的话语”用那个时代的文字语言来表达时,为了更有利于整个故事内涵的保存而加入的。吃不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和蛇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吧。下面把“神的话语”中与神的分辨善恶的“样式”直接有关的写一些在下面:

前面已经有了的话,为了便于比较再写上,那就是在人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前,神对亚当说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在夏娃和亚当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后,神并没有让他们去死,也只是对夏娃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但是最重要的却是,在第五章中,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第四章以后,真正开始了神和人同在的历史中,神所作的功,我们在下一节讨论。但这句话是神对前面三节中“神造人”的进一步的总结性的说明。说明了神那样安排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只有得到了分辨善恶的能力,神造人的“灵”的工作,才算告了一个段落,“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了。

既然是要照着神的样式造,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写了那么多呢?就是因为连神也拿不准,要不要“照着神的样式”来造人,他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人自己:不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人和动物之间就还没有根本的差别,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人就有了所有人间罪恶的根源。为什么有了照着“神的样式”的智慧,就有了罪恶的根源呢?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人是分成一个一个的个体的,而神面对的是整个的人类,他只能设计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道路,塑造属于整个人类的“灵”。但是神又无法创造出整个“人类”来,人类在时间上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存在,它必须由一个一个的小小的、无数的个人,还要一代一代的人所组成。在一个一个人的小小的大脑中,怎么能裝得下神的样式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內,人们总是无法明白“照着形象”和“按着样式”有什么差別。只有在人间智慧发展起来以后,人类才慢慢地认识了一些关于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的概念。這些我们将在自然科学,特别数学中再详细讨论。但是神早已淸楚这个人间的形式思维的能力是人间各种罪恶的根源,他一定要人们牢牢记住这一点。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关心形式思维能力的那个属性呢?因为人只有具有了形式思维的能力,思维才能向前发展;没有形式思维的能力,人和动物就没有根本的差别。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不同,形象思维总归有一个大自然实在的依据,和人所共有的基本的观察能力的依据。所以形象思维的直觉性,就有了人人可以感受的依据,这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对于公理的最质朴的观念。而形式思维则不同,它来自个人的头脑,个人的头脑中不可能没有个人的欲念,在个人欲念的影响下,个人的思维能力必定会偏离“神的样式”。这一点我们中国古人也很清楚:我们的象形文字中,把人的正确的思想(或思维方式)称为“智慧”,实际上就包含着两层意思:智的个人的思维能力,慧才是链接着人类、链接着“神的样式”的“根”——“慧根”。智的能力往往是在与其他人的“智”的斗争中,才充分的表现出来的,人间总是充斥着“斗智斗勇”的英雄们的故事,充满着暴力和罪恶。所以神反反复复的、不嫌其烦地要人牢牢记住这一点。不仅在“神造人”中反复讲这个道理,在下面神与人同在的历史里,还要讲得更多。整个《圣经》就是有这个“信”的人们,在“神的话语”和人类历史的启示下,反复讨论所写出来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则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科学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覌和古希腊的哲学、古印度的佛教、伊斯兰教和以中华古文明为基础的东方文明,黑格尔和康德为代表的18世纪的欧陆的古典哲学,以及从16世纪迅猛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等等,都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主要的历史組成部分。“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有两条腿:以旧约、新约和三位一体的新教的,对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的“信仰”,和人类文明中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古老的“宗教(或神话)”中、以及近代和现代的“无神论”的哲学和科学思维的发展中产生的各种“信仰(或意识形态)”。

为什么把《圣经》信仰和《圣经》以外的神学和意识形态的“信仰”并列在一起呢?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也是《圣经》中“神的话语”中本来就蕴含着的。“神的话语”是最完整、最深刻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真理”。但是那样的真理,并不是“人间思维”所能够完全正确领会的。在不同时代的“人间思维”,“哲学”或“科学”的发展中,虽然他们是SIN,是“人类犯罪”,但那里同样都蕴含着圣经中的神的“大能和大智”的智慧。正如圣经中所说的:旧约是人间智慧的开端,新约是人间智慧的道路。在中文圣经的启导本的序言中,进一步指出:旧约为新约之钥,能开启新约真理之宝庫;正如新约为旧约之钥,可窥見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间智慧的开端,但有了开端,没有向前的路,还是不能前进。所以神虽然深深理解“人的智慧”是人间一切罪恶的根源,但是还是让人们自己选择了获得“照着神的样式”来塑造“心灵”的道路。这一段神造人的过程,是神的话语的大智大能的最完善、最深刻的表达。但是人是无法完全领悟“神的话语”,所以有了“旧约”还要有“新约”;有了旧约和新约的《圣经》,还会有“天主教”发动的“宗教战争”,“神的话语”还会变成僵化的“神学崇拜”。“旧约”经文的“约伯记”是“旧约”中在“诗篇”和“箴言”前面的,带有总结性的一篇。在第一章第6节中有:有一天,神的众子来持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第二章第一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持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样的话,以后又出现了多次。这样看来,撒旦也是耶和华面前的常客。

神的大能要和大智相合一,才能成为永恒和普遍的真理。但是我们人都无法完全领会其中的真谛;我们只能分享不同时代,有限范围内的“相对真理”。所以我们读《圣经》还要一篇一篇的读下去。

除了“神造人”以外,神在“起初”的几句话和六天的造人以外的“创造”,也都除了表示神的大能以外,同样有他的“大智”。那个“大智”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是有一个“起初”的,除了起初,就是按着顺序,照着各按其类的创造。神只是赐予人以认识大自然的正确的思维方法,而不能回答“人间智慧”中的所有的为什么的问题。人类,或者说我们时代的人是得不到“宇宙实在”的极终知识的,只能得到对于大自然现象的有限范围下的有限精度的知识。但是人们不断的以“人间思维”的形式,提出为什么的问题,是一件好事。人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神也只是让夫妻之间要相互听从、仰慕和管辖,要男人和女人组成家庭,在土地上辛勤劳动,知道羞耻。也就那样而已。《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点。进化论中本来包含着那样的知识。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广义进化主义”,并把《圣经》上的“神的话语”也作为僵化教条的神学而抛弃的时候,人间就充斥了暴力思维和愚昧所引起的罪恶了。神创造天地万物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于整个人类智慧发展道路的真理的启示,特别是对于发展自然科学思维的启示。“人间智慧”的语言只要不背离神,抛弃神,也都是需要的。这些就在后面再说吧。

 

[1] 哲学人的智言慧语

附件:

  鄙薄哲学对科学的指导意义,也是《钱学森之问》的一个重要答案。倡导“哲学、自然、数学的和谐”才能走上钱老期盼的创新之路。

 2013年5月在北大治贝子苑举办的于燕莎《双原理》研讨会上,我听到北大哲学家王守常教授的“一分为三”的哲理;又看到陕西师大历史学院于赓哲教授的微搏所介绍的汉《韩诗外传》的一段‘人天对应’的哲思。这两个哲学人的智慧,使我感触颇深。故而撰此短文,以期与科学界同仁思之虑之。

1,                  统一事物“一分为三”

(1)何谓科学?此事“一分为三”。即,“哲学、自然、数学的和谐”。偏离此原理者皆难称科学。而且,哲学的居中调度使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发展不发生失衡、不偏离正确方向。

(2)社会安定问题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是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而财富分配的合理性严重地影及社会稳定。此事“一分为三”,即“富人阶层、穷人阶层、中产阶层”的架构体系。

 “一分为三”原理告诉我们,扩大中产阶层才是个稳定的体系;

(3)正、负电子的’中间物’是什么?明物质、暗物质(暂且不管它是否存在)的’中间物’ 是什么?“一分为三”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找不到其’中间物’的话,暗物质的假说就不成立.

 “一分为三”原理告知,对统一物必需“中庸”地研究.当年有“抓两头带中间”之说.实则就是“一分为三”. “中间”事物支撑统一体的稳定、变化.

2,人体乃“小宇宙”

汉《韩诗外传》:“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水,脉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山,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革,呼吸之气归复于人。”古代思想中人体乃小宇宙,与天地万物各有对应(摘自于赓哲教授的微搏)。

古人能有如此的(人体与宇宙)对应思想,实属不易。

人体与天地万物对应的思想成立吗?有无探讨的必要?这是个暂时难以证明但却需要探讨的大课题。

《韩诗外传》关于“人体乃小宇宙”的对应是个重大的哲学思辩.它对宗教、进化论、科学都将产生影响.

<圣经>上说,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人类.此说对否?对!这个上帝就是宇宙自身的神圣构造法则.

宇宙有大脑(就是宇宙的神圣原则)、经络系统、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等.仿此,造出人类和万种生物.

人体与宇宙对应思想是我们先人的假说。但是,这个假说的可信度极强。不信的话,我们可做一历史的观察:现阶段宇宙不是在膨胀吗?按先人的假设,到一定时期宇宙必将收缩。宇宙的膨胀与收缩是宇宙的正常呼吸运动。

尽管这是个N代人的试验,但至少可使我们怀疑或不接受霍金的大爆炸‘理论’。

(6)信仰与历史  (二)与神在一起的人类历史

《圣经》的旧约中,每隔一些章节,都要列出一个家族的世系,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开端。第一个世系是从亚当到挪亚。这是一个全人类都在一起的、并与神生活在一起的人类历史。这个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神要给人类一个与他的形象与样式一样的“灵”,而人总是要背离神的形象而犯罪。有一日,那人(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就是说,人类最原始的生活就是从游牧和耕种开始的。但是人的“灵”却是罪恶的,哥哥该隐因为耶和华神看中了弟弟的供物,就把弟弟给杀了。

该隐受了诅咒,但神还是保护他不受伤害,人类需要后代呀!该隐畄下很多子孫,有牧羊人的祖師,弹琴吹萧人的祖师,还有制造铜铁利器人的祖师。神也保护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后代。但他们不是神所选择的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可以看作第一批从神看顾的选民中分离出去的民族。使我感兴趣的就是那些不被神遴选的民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同样的贡献,他们也同样受到耶和华神的看顾。在受了诅咒后,该隐对耶和华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见不到你面,我必流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神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我想,神还是看顾所有的人的,对以色列人的特殊的看顾只是以色列人写的历史中所难以避免,也无可指摘的一个缺陷而言。

神要选择一个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的人。后来,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在世八百年,并且生儿育女。该隐被逐出了神最早为人所选择的居住的地方,在圣经中还记下了很多该隐的后代子孙,他的子孙,以后越走越远,《圣经》第五章中写亚当的后代的时候,没有了该隐的那一支了。我想这是神所选定的,神一定要遴选“形象样式”和自己一样的人作为他的选民。当然你认为这也只是以色列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时的一种愿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有一点,以色列人总是“信”着神的“形象样式”,信着神对于人类思维中的两类思维能力,以及那两类思维的差别和关系的教导。这一点使他们的历史中,保留了独一无二的全人类共同的历史:神以两类不同的方式赐予人类两类不同的能力,以及这两类不同的能力,在他们看来就是代表了神和人的关系,这就是神和人所立的“约”的根本内容,人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

第五章,是神人一起的人类历史的开端,列出了从亚当到挪亚的那个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只有塞特那一支派的了;该隐的后裔,和亚当在生塞特以后八百年间所生的众多的儿女,都不再进入这一谱系。在列出从亚当、塞特到挪亚的谱系之前,有一句总的提纲性的话: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这句话里是没有了“形象”,是不是可以说是在暗示,以色列人和继承以色列的耶和华神信仰的人,是偏重于形式思维的人。在以后旧约的历史中也就成了塞特后代的历史;没有了该隐的后代,和塞特以后的八百年间,亚当所生的其它子女们的后代的历史了。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并不是说耶和华神不照顾那些人,或他们是比以色列人低一等的人民。而只是圣经中,以色列人的旧约中不再写他们傍系的先人的历史了。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他们的历史已经写得比任何其他民族的历史的源头更加久长了;同样还应该说他们的历史中,把历史的保留得也最真实和完整了,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把信仰看的比民族的其它一切活动更重要。有这一点也足够了。

塞特后代的世系。传了近十代,就生了挪亚。以前的圣经学家,把这些作为人类起源的依据,从这里可以算出从亚当到挪亚,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但是这毕竟是以色列人所写的自己民族的历史,就从这里所写的,但从这个历史也可以可以看到,已经很久长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活了百岁到近千岁,到挪亚的时代,至少也有好几千年了,人应该也有几百、几千万的人了。但是以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人类的实际历史比这还要长得很多很多,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神只能告诉人,什么是一天,而一年的比较准确时间是在纪元前后才搞得比较清楚的。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中定在公元前900年,那可比西方要早不少。西方在纪元前几百年也有了太阳年的历法,比中国要晚很多,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古埃及所测定的,据说还同时测量了地球赤道的周长。也是用一根竹竿的影子的太极图的方法,据说是从中国学去的;他们的地心说和平面几何的形式思维的能力,使得他们的哲学知识(那时候还没有出现科学)比我们先进了。我们的形式思维能力不是没有,而是必须束缚在代表皇权崇拜的形象思维之下。但是我们东方人的实践能力,依然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走在西方世界的前面。以色列的先人,对于神的信仰,使得他们能把这样的浩瀚的远古的历史,写得如此清楚,实在是要令人肃然起敬了。我们拿我们中华的历史与它相比,实在是差得多了。但是我们的历史也有我们历史的特点:我们的五代、三皇、五帝的神话历史,比以色列人的历史要混沌得多了!特别是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更是出现的年代也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了。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是除了圣经以外的,最久远,最清晰的历史。作为东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应该在相互比较中,取长补短,来更好地认识人类共同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起自五代(或五氏),一个一个没有多少确实的具体内容,故事比旧约有更多神话的性质,但有一点却非常令人深思:我们的历史有点近似于亚当长子该隐一族的历史。在那个历史中,没有那么多形式思维的内容,但是特别的注重人类的实践:该隐的后人是牧羊人、弹琴吹箫人、铜铁制造人的祖先,我们的五代——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女娲氏和伏羲氏,是发明用火、盖房、耕种和造字人的祖先,我不知道女娲氏是干什么的祖先,不能说是天文学家的祖先吧!但是我们的祖先中有一个女人,那是当然应该的,她可以是制衣和饮食的祖先。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历史中也保留着某式《圣经》上所缺少的内容。在人类历史中的,神与人类同在的历史中,即“神的话语”中,应该拥有我们人类今天所依然不可缺少的东西。《圣经》是把“神的话语”写得最清楚的,和完整的一本书;但是,也不能没有其他民族的神话的历史部分。我们不要拿东西方的历史和文化来博弈,来斗争;而是用来相互取长补短,发展人类的共同的信仰和历史。“神的话语”中,有一种及其重要的“内容”,并没有被纯正的“西方文明”所理解,而和东方人的辩证思维却有及其深刻的联系。但是我这里所说的,东方人的辩证思维,绝对不是“一分为二”和“相互斗争”。把辩证思维表达成不断的把人群“一分为二”和人间群体间不断的“相互斗争”,既不是“神的话语”中的意思,也不是孔子的思辨哲学“中庸之道”的原意;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更不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的孙中山先生和他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追随者们的流血牺牲所追求的目标。但是我相信,辩证思维也深深地蕴含在“圣经”中的“神的话语”中。

在《圣经》的“新约”中有:“旧约”是人间智慧的开端,“新约”是人间智慧的道路。新约对于旧约的发展,就是在人间智慧发展到了的“新约”时代下,所解读的神的智慧的道路。正如中文《圣经启导本》中所说:旧约为新约之钥,能开启新约真理之宝庫;正如新约为旧约之钥,可窥見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为什么旧约能开启新约真理,就是因为旧约中蕴含着随着“时间”、“空间”变化而变化和发展着的公理,所以,是人间永恒和普遍的真理。那么为什么这个旧约的永恒、普遍的真理,还要用“新约为旧约之钥”来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呢?因为旧约的那个真理太宏大了,祂是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人间要了解这个公理,必须依靠人的有限的思维和语言的表达能力,不同时代的人,被不同时代的语言能力所蒙蔽住了。只能窥见到与那个时代的思维和语言能力相适应的那部分神所启示的奥秘。旧约是旧约时期人所认识到神的启示的奥秘,“新约”是新约时代人间所窥见的神的启示的奥秘。“创世纪中”蕴藏着的是对于全人类的“神的启示的奥秘”。

我们在上篇网文中,讨论了关于创世记中的神的大能和大智之间的关系。“人间思维”越发展,可以窥见的“神的话语”中的“大智”的范围越来越广,但是这个“人间智慧”是从小小的个人的大脑中所产生的,是不可靠的;一离开了神的“大能”就一定会出错。

在上一篇文章中讨论的就是:创世纪中的“神造人”与“进化论”中寻找“人是从哪里来的”之间的比较。从这个比较中,就可以看到19世纪初期达尔文的进化论,与20世纪的西方哲学所发现的,各种猴子变成人,劳动创造了人,等等的现代哲学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别的。达尔文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所窥见的,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神造人”的“循序的、各按其类的奥秘”;而当“人间思维”摆脱了神的大能的束缚,把“神学”作为僵化的教条而抛弃,用自己的比神更聪敏、更有能力的“科学头脑”去“创造”的时候,就出来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人间博弈的现代哲学。在后面深入讨论物理学、数学和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时候,我们更会看到:人类社会要发展,人间智慧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窥见神对我们当今时代所启示的奥秘。但是人们千万不可背离了“神的大能”、不可抛弃了《圣经》中和所有古老民族的“神话和传说”中所蕴含的“神的话语”(或全人类历史积累)的“信仰”,和那些信仰中的“人间智慧的开端和已经走过的路”。“人间智慧”一旦离弃了信仰,都只能把人类思维的能力引向错误的道路,和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方向引向灾难。这些我们还要在讨论人间的“哲学”和“科学”中,特别是讨论,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哲学中,再进行具体的讨论。

我们继续讨论创世记中的全人类的历史。第六章1到4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一段话与中国的,和世界上大部分民族的神话都差不多。但是那些国家的历史大都就成了那些英武有名的伟人的历史了。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心中的历史还是那些伟人的历史——希望自己就是开创历史的伟人,或伟人的崇拜者——跟从着那些伟人去创造历史和青史留名的人。但是在圣经中,接着在第5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优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以后就是大概人人皆知的大洪水的故事了。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类的历史和没有了耶和华神的民族的历史之间的基本差别。尽管大洪水的故事也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大洪水看来是有的,因为中国的历史中也有大洪水。但是其他国家的“神话”中,历史就成了伟人和英雄们的历史了。成了柏杨先生所说的,由英雄和伟人提着线的一群崇拜者跟着上演的木偶戏了。而在以色列民族那里,大洪水成了神对于人类的再一次的“改造”。那就是在神的选民中必须进一步牢固对于“神的话语”的信。只有这样,才能够把“神的话语”中的“对历代的启示”不受污染的保留下去。当然,由挪亚方舟所保留下来的人,只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祖先的那一部份人,已经不是全人类了;该隐的后代和塞特以后八百年中所生的众多子女的后代,应该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度过大洪水的灾难的。但是挪亚所保留着的对于耶和华神的“信”却是属于全人类的。到第八章的最后,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在第九章就是耶和华神和人们的第一次立约: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儿子说:我与你们的后裔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绝灭,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大洪水标志着“神造人”工作告一段落了。神造人,其实就是神要告诉人,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只有诚信神所宣示的“公义”,人类社会才能够免于毁灭,才能够有美好的前途。这是以后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前,神和代表全人类的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立的约。也是为神与人立更大的“约”的准备。在这个“约”中,有一句话: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的。这里又是照着自己的“形象”了,在第五章写从亚当到挪亚的谱系时,说的是“照着神的样式”造人的。显然形象和样式,在神眼中是两件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相互有不可分割联系的,但是又是不同的,人类所必须具备的品德和能力。搞清楚那些事联系着神的形象,那些联系着神的样式,这就要去领悟神的“大智”。这就是人类思维发展中所必须特别关注的,要从信仰中,从圣经的“神的话语”中去领悟的事。

为什么神和人立约要用虹作记号?这在人类认识大自然中,也是极其有深意的事:以后我们会看到,对于虹的“实在”,那是直到现在人类的思维能力所达不到的地方,也许是人的形式思维能力所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地方,这要在物理学中去讨论。因为人的直觉观察的能力,只限于三维空间,和三维空间中的“实物”,以及那些实物在牛顿的“实时”内的运动;而无法直接感受到要用“频率”来表证的场的运动。彩虹所给出的颜色是直接对应于频率的,而人眼没有对于频率的直接的分辨能力。人所感受到的光的颜色都是很多频率的光所混合的颜色。这就是直觉与形式思维的关系:没有形式思维能力,人间的直觉是极为有限的;但是,最终不能链接到直觉感受的“形式推理”,也都得不到真实的知识。

在《圣经》创世记的“神造人”中,我们特别地提出了神所指出的“形象”和“样式”这两个字,它反反复复地在圣经的不同的章节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认为这就是“神的大智”。只有《圣经》中才有那样的“大智”。在“大洪水”中,神的“大能”表现了大自然的必然的规律,那里同时也蕴含着人所难以理解的“大智”,那就是关于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在第三章中,夏娃和亚当吃了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以后,对夏娃和亚当所说的话,就是神与人立约的开端。通过神与神所直接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立的约,要告诉他们的子孙后代,关于“人类思维的奥秘”,或者说就是关于“人的本身的奥秘”。那就是反反复复的“形象”和“样式”的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神秘的语言的根本含义。它包含了整个“人类思维的奥秘”,神只能用那样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隐喻的语言,因为每个人的小小的大脑根本装不下它。随着人类思维和实践和思维的发展和积累,才能够一点一点地理解它。通过“大洪水”,神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这是告诉人类关于大自然的奥秘。

神在创世记中告诉人类关于大自然的奥秘的地方还很多,如前面的用肋骨造女人,用彩虹来于地立约,还有后面的用巴别塔的建造来形成民族的分离。看起来像是两件没有逻辑联系的事。但是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慢慢的就会一点一点地窥见其中的奥秘。彩虹隐喻着场、波和信息的奥秘,因为那是我的专业,我深深感受到神所启示的这个奥秘对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意义。巴别塔给予人间的启示,我想今天的腰缠亿万贯的房产商,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工和为此而焦头烂额的政府的经济发展的策划者,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肋骨也有启示吗?我听一个从事基因和药物研究的教会的长老说,那里有着对于生物学上的深刻的启示。

在第十章有一个人物的世系表,那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世系表。在那里,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世系同时列出来的。标志着人类历史和民族历史的交界:三个儿子中,只有闪的后裔在第十一章中又列了一个更长的谱系,直到亚伯兰。应该说亚伯兰还不是以色列民族的直接的先祖。但是以色列民族的先祖以色列,是亚伯兰的后裔。

这里,我想说的是:旧约中,对于以色列民族的世系的安排,实在和中国的历史中的世系的安排是完全一致的;每个时代的世系,嫡系和榜系的分离等等的安排也完全一样,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以嫡长子为嗣子,特殊情况下才不立嫡长子:如该隐是长子,他杀了弟弟,所以他被开除出亚当家族的世系,另成一个傍系。虽然我们没有耶和华神,但我们也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又时也叫上帝,有时叫“天帝”。不同的是我们的“皇”都是神的儿子——“天子”,“天子”在地下的人世间就直接代表了上帝,神把一切都交给“天子”了。而以色列的历史中神总是不放心他所膏的王。是啊,他连他所造的人,都非常的不满意,不放心;还怎么能够放心他所膏的王呢?这就是《圣经》这部历史和中华古代神话历史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圣经的历史中蕴含着从“王权社会”向着“民权社会”发展的内涵。而中华的神话历史中,那个内涵被三千多年的历代掌权者污染得很不容易看清楚了。所以说,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该从《圣经》中去寻找;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如《圣经》启导本所说的,可窥見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但是如不和“神的话语”链接起来,“人间思维”的形式推理,会背离神越来越远。我们中国近二百年所走的路,就是追求信仰的道路,追求信仰的过程,也就是把人间思维的发展和“神的启示”相“链接”的过程。这样过程是曲折的,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得都平稳些:我们没有像印度和中东伊斯兰国家那样,陷入殖民地的陷阱,保持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没有像德国、日本那样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没有侵占过外国的一寸土地;我们的经济没有崩溃过,人口没有减少过,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发展,宏观上没有倒退过。那是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五千年历史的借鉴。我们借鉴历史,是为了更平稳地走好前进的路,而不是走回头路。我们讨论任何历史的教训,都是为了前进,没有任何理由把前进着的路折断!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发展教育。这个教育必须是远离暴力思维和偶像崇拜的教育,也要远离西方意识形体中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精英主义的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是这个历史应该是全人类的历史,信仰是一个最基本的大学校,那个信仰应该是全人类所追求的普世价值。是链接着整个人类历史智慧的“普世价值”。我总觉得圣经是一本不可缺少的追求理想的教科书。

这就到了全人类历史向着民族历史过渡的时期了。人类历史真正的有意义的部分就是社会形态发生变动的时期,其他的时间只是像打麻将那样的转着圈的游戏而已。旧约中的社会形态变化的过程写得非常丰富而淸淅,我不知道是真有一个神和他们在一起,还是这个神就是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本身。神的智慧和历史的智慧到底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但是对于已经不再陷入僵化的神学崇拜教条的新教信仰来说,这两者的差别或许并不是相互不能容纳的。只要不抛弃圣经,不放弃科学,那些问题可以慢慢探索。

在圣经第十一章,巴别塔口音变乱,就是描述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那个变乱过程,当然在圣经上是以“神的大能”表现出来的,而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说,又是人类所已经走过的历史的道路。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这一章在写了巴别塔口音变乱以后,就写了闪的一族的谱系,创世记从亚当到挪亚到闪到亚伯兰,是旧约中以色列人宗族的主线。口音变乱以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了,口音变乱以后,大部分人作为外族人,分散到全地上去了。巴别塔的口音变乱,单纯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是一个人口增加,民族分离的一个历史事实,口音变乱则是这一历史变化的必然结果。但是从对“神的大能”的信仰来看,巴别塔的口音变乱又蕴含了“神的大智”。人类在实践能力超越了对于大自然的认识能力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做建造巴别㙮那样的蠢事。我们今天的时代正是那样的时代,到处都有人在建造巴別塔,只有找到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启示,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才能正常的向前发展。

在笫十二章神召示了亚伯兰。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以后,撒莱苦待他,他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服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耶和华神来与亚伯兰立约,让他改名为亚伯拉罕,应允他后裔极其繁多,作多国的父。因为那时撒莱还没有儿子,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莱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之约,作为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使他成为大国。

这就是以以色列人眼光所写下的历史。在圣经的历史描述中,同样包含着除了一般国家所共有的历史的属性外,还有比所有其它国家的历史蕴含着丰富得多的大能和大智的真理。这一段中既有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人类需要形成部落的历史必然的内容,它是以耶和华神对于人间的王权和立嫡制的王权传位的规则的许诺反映出来的。看来这是那个历史时期人类能够繁荣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它在形式上是以神的“大能”的形式出现的,神说立,就立。但是就在神的“大能”中又包含了“大智”:神所应允的大能,不是绝对的,永远的。他也应允照顾以色列人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对于他所立以色列的君王,大多数他总是不满意的,他们也都有SIN,不遵他的“公义和大爱”,最后他就离以色列而去。同时他也看顾其它民族,神也赐福给以实玛利,使他极其繁多。这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一次最大的民族分离。现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众多,他们也信奉耶和华为最高的神,当然他们不会同意旧约中所描述的他们的先袓是亚伯兰的妾,他们都应该服在他手下的教义。

现在人类的历史已经一页一页地翻过很多页了,我们已经窥见了很多不同历史时代的神的启示了,那些神对历代的启示都是一环一环相链接着的,让我们一起跟着神的话语向前进吧。

 

 

(7)信仰与历史  (三)圣经、历史与以色列人的祖先

 

《圣经》就是人类的历史。历史就是“书”,记录着人类活动的“书”。但是这“书”中有什么呢?书中有“形象”和“样式”,或者说书中有“神”。神是什么?今天的人是看不到神了,其实以色列人也没有人能够看到“神”,以色列的祖先也没有看到过“神”。只有在创世记中被神所创造的人,神与人同在的人类共同的历史中,挪亚和他的儿子见到过“神”。以后连亚伯拉罕也没有看到过神。但是人与一般的动物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神在他工作的六天中造了亚当以外,还在第七日给了人以“灵”。有信仰的人,能够感受到“神”,因为有信仰的人,他的“灵”能够同时感受到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他的“灵”是形象和样式都和神相似的。其实,每个人都有“灵”,每个人都能够从他自己的“心灵”中,感受到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对于信仰不坚定的人,他的“灵”中就不可能同时显现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因为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常常会处于对立的状态。

在创世记的前三章中,就是讲神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的。第一章有两部分:起初和六天。起初,讲的不是神的创造,是起初就存在的,神的灵只是在水面上运行。祂没有说话,祂在思考。第一天开始,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圣经中,有很多“神说”,神没有对象的自己说,那是说给后人听的,也就是说给包括我们的,以后的历代的人听的。这就是神的“大能”,说有就有,说立就立。那是没有直接对象的,说的也就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存在着的“形象(或现象)”,那种存在是没有理由或原因的;或者说,那种原因,人是不知道的;说了也是一样不知道的。在圣经中把亚当的“创造”,也作为一种“形象”,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创1:26。所以亚当先是一个属于“神的形象”的人。那种神的形象是动物也有的,他们具有的是对于“大自然的直觉感受和反应”的能力。亚当在被创造的“起初”,还只有神的形象,并没有神的“样式”。当然,人的“起初”不是神的“起初”。已是神的第六天了。

第七天也是神给人安排的,那是赐予人有休息的权利的意思。对神自己是没有意义的,祂总是在做着“功”。这样一些神的“安排”,今天,已经为绝大多数人所明白了。那就是在现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那些道理已经不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已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信仰是自由的,“意识形态”是属于人间的。在先进国家的意识形态中,都已经得着了神的创世记中的那样一些智慧:那就是人都是平等地被创造出来的,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人都有休息的权利。或者我就直接地说,西方实现了社会民主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中,都已经有了那样的“神的形象”。

但是神还有一种话语是有对象的,那些话语人既听得懂,但是又不大听得明白那些话的确实的内涵。所以还要有另一种语言,那就是“蛇的语言”。蛇的语言总是和神的语言不完全一致,听起来是似而非的。如神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而蛇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知神知道的善恶”。在这里就有了四种语言,神的语言,亚当的语言,夏娃的语言和蛇的语言。语言就是思维的外表,思维就是语言的内涵。“神”是以他的形象和样式存在于信神的人中间,信神的人相信自己都在努力的成为形象样式与神相似的人。

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神造亚当时,亚当只有神的形象,没有神的样式。从圣经的“语言”,用现在人间的形式思维的规则来分析推理,好像能够得到:“神的样式”是通过蛇给夏娃,再由夏娃给亚当的。因为在那以后,在第五章的开始,在写出亚当的后代时,才说:神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的。但是那里还发生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神对于夏娃和亚当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后,所做的安排。这在我们前面关于神的创造的那篇文章中已经谈得很多了。这里不再引用圣经的原文了。从神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三点:首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的话语”中的“大智”:“大智”就是神对于明确的对象所说的话。那样的话,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说有就有,说立就立那样的“大能”的语言了。不同的情况下,就有不同的话语,而且在以后神造就以色列民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利人与神的讨论、争论和摔跤。一成不变、僵化的语言是造就不了“神的样式”的。神不仅用祂的说有就有,说立就立的“大能”的语言,造就了人与神相似的形象;还要用他的“大智”的语言,造就人与神相似的样式。

神的大智的语言与大能的语言不同,那些语言都是对具体的确定的对象说的,而且都是在不同时间,在不同情况下,就不同的问题所说的。所以那些语言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因为时间、地点、对象和情况都变了,再说一成不变的话,就是僵化,神的语言是不僵化的。我们看到在发生了夏娃和亚当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后,神讲的话和以前就不同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神马上对此作出了的新安排。这也是“神的样式”的重要的另一面。这个安排就是:神除了上面给了人平等、生存和休息的权利以外,还给了人一个“义务”或“约束”。这种义务或约束,就是人必须“劳动”和接受“管辖或听从”。只有有了这一条以后,只有把前面的三种权利和神所给的最后一种“约束或义务”统一起来,才是神所真正给予“人的权利”。所谓的“天赋人权”也是与“天予约束”相共存的。“蛇的语言”就是不讲条件的语言:神的语言告诉人的都是在“有限范围”下的“真理”,或“权利”。这就是“神的话语”。蛇的话语,就是不讲“论域”的,或随意扩展或改变适用“论域”的语言。

至于亚当和夏娃的语言,不是说他们两人就是说不同的语言,而是说,人总是在“神的话语”和“蛇的话语”之间挣扎。例如在对于婚姻和家庭关系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都常常会把“神的话语”作僵化的理解:在千年以前,有人就用封建的意识来曲解的神的话语:神说,女人是男人的肋骨造的,还对夏娃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比管辖你。好像是神为封建社会中的不合理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提供了依据。

19世纪初,新大陆开发以后,西方人类学家有机会大量的接触到原始部落的人,知道了人类原来确实还有一个,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存在。这导致了恩格斯的家庭来自私有制,可以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的观念;虽然,马克思从心里并不认可,所以他又提出了爱情本质上是“自私的”观念。到了美国,反复思考了圣经上“神的话语”,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来自“圣经”的大爱和智慧,是人间的任何思维所无法比拟的。人,不论男人和女人都知道是自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加一句妈妈的身上有爸爸的肋骨,那实在也是最“公平”的了。妻子要接受男人的管辖,实际上是应该和神对亚当说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你必终身劳苦,一起来看。从亚当的那个时代来看“神的话语”,男人听从妻子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告诉夏娃也要听从丈夫的管辖,实在是对于家庭的最好的安排。那么男人用什么造的呢?男人是纯粹用尘土造的,而肋骨也就是用尘土造的,但总比尘土内容丰富些吧。女人可能比男人更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更能接受神的样式些。此外,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再说,在那个人类鸿蒙开初的年代,有一个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让人懂得有“父”就是最重要的事,这就是神对于人类家庭的最好的安排。在这以后,神对男人和女人,都作了明确的责任的安排,在那个年代,女人的生孩子确实是一件关于人类存在下去的最大的问题,所以不同时代,男女之间有一些当时的分工。但是总的来说,男女的责任又都是一样的,共同的:要劳动,要吃苦,要为家庭和社会承担责任。上面平等权、生存权和休息权,只有加上这一条约束或义务,才是神对人类,对家庭的最好的安排。退休以后,我也常看些文艺性的电视节目,我看现代文艺的那种对于抽象的“个性自由,金钱和竞争”前提下的“爱”的追求,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感染;但是一听到“你种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的“天仙配”中的歌声。我才感受到了那才是人间的真正的大爱。

“形象样式”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在问“人类历史”的这本大书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就是用带颜色的“文字”描在纸上的装订成册的,现代人叫做“书”的东西。但是从人类所走过的路来看,并不是这样;中国人的“历史书”也许更长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的,而是刻在乌龟壳上的,刻在竹板上的“符号”,后人把它称为“象形文字”。还有就是用绳子打着各种“结”串起来摆放在一个很神圣的房子或柜子里的。而从今天的现代人来看,应该是记录在磁带、光盘或者就直接记录在集成电路的贮存器上的。所以“样式”是在变化着的,从绳上的“结”到书上的“字”到集成存贮器上的磁、光或电的“态”,实在变化的太快了。那么什么是“形象”呢?“形象”自然是记录着的“内容”——大自然所显现的现象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记录着的“内容”自然也在改变的。那个更重要呢?看起来,“样式”很重要啦:只有先进的“样子”或“方式”,才能够记录着更多、更明确的“内容”或从现代派的语言来说,就是“信息”。以前我的学生告诉我:一个大英图书馆的所有图书的信息,可以装进到一张光盘中去;现在更有人说,一个小小的U盘可以抵得上一个房子的光盘。那些“结绳记事”的“神话”中还能够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呢?

但是再一想也有问题了?现代那么多的信息,在网上看到作为Google的信息库的一大片的大楼,那里可以藏有多少信息啊!还不把人类所有的需要的、有用的信息,都装进去了吗?那么,为什么人世间还有没完没了的争论呢?不论是关于国际政治的:这个原来无人居住的小岛是你的,还是我的?本来是公共的整个海洋和太空应该属于那个国家的?怎样来分配?那样的问题还总是解决不了的。每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更多了:有些政治家总是在问:老百姓吃的、穿的,比几十年、十几年前都好多了,人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不少,为什么越是增加得快,有些人心里越是不满,社会越是充满了火药味?但是更多的人却在问:为什么一个XX公司的CEO一年的收入,超过了很多穷国家的一年生产的财富?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公司工作的人员,一个人一年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另一些人一辈子所能过挣到的钱?为什么我们的钱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能力看起来越来越大了,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却越来越小了,我们的信息越来越多了,我们对于大自然的了解却越来越混沌了。所以“信息”多了,“知识”多了,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这是到处都一样的,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在中国人发明造纸以前,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回答了那些问题。他给他的学生画了一个小圆,又画的一个大圆。对他的学生说,如果圆内是你获得的“知识”,那么圆外面就是你所不知的;现在你的知识少,像一个小圆,你感觉到不知道的事也少;以后你的知识多了,成了一个大圆;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也就更多了。苏格拉底不是神,他的话和神的话相比就差得远多了!一个人的知识的圆,只能说明一个人的问题,人类的知识是千千万万个人、一代一代的千秋万代的人,所积累起来的,那个“知识的圆”是属于个人的,怎么能从越来越多的一个又一个知识的圆中,得出人类共同的真实的知识呢?那才是神所考虑的问题,历史和人类所追求的问题。

这就是神的一句话:智慧树上的果子,人不可吃啊!吃了人类就犯罪啦!人就坠落啦!那也是确确实实的,一个人只要一满足于自己的那个“圆”,让别人都来听命于自己,想一定要把所有其他的圆都塞进自己的那个圆里,让所有别人都遵循自己的“样式”。千秋万代受到人们的崇拜,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最后,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人类都要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

但是人类的祖先还是吃了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当然不是蛇让人吃的,是神安排着让我们的祖先自己选择的,我们的老祖母选择了“吃”。我们的祖先宁愿担起沉重的责任,也要给人间后代带来人间的智慧。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人类的共同的历史。为什么圣经上的那些故事,就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的,因为在全世界的所有书中,没有一本书像旧约那样如此清楚地,写出了如此丰富的全人类的起初的历史。

旧约中,人类的创造、全人类的历史,和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清清楚楚地分开的。前三章是造人的过程,第四章到十章是全人类的历史,十一章是从全人类的历史向着以色列民族历史的过渡。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以色列民族只是众多的族群中的一支。神保守着所有的人群,但他要寻找一支能够样式像自己的族群,作为自己的“选民”。

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后来该隐杀了亚伯,神把该隐赶出了亚当和夏娃的家庭。但神还是保守了该隐,而且在第四章中,先没有再提到亚当和夏娃的事,而是说,该隐与妻子同房,生了以诺,以后又记下了从以诺到拉麦共六代,拉麦儿女的那一代出了很多人才,有养牲畜、弹琴吹箫和制造铜铁利器的人的祖先,这大概就表示着人类发展的一个新的时期,神一直保守着该隐的这一支后代,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七十七倍,创4:24。也就是说,神是保守着全人类的。后来在最后两节,才又回过来写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塞特,意思是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创4:25-26。

第五章以后,圣经中才没有了没有了该隐那一支族群的信息。回过来写以色列祖先的历史。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创5:1。从这里开始,所有的时间都是精确地记载在上面的,有亚当多少岁生的长子,长子多少岁又生了下一代的长子,长子继承的家族,一代一代的时间都记得非常清楚。一直到挪亚。这一支以色列人的祖先是记载的非常清楚的,但是只有作为嗣子的长子的出生地年代。作为以色列先祖的历史,先要有准确的年代,没有年代,总是一片混沌的。但是这个年代只有一个人类所无法确定的起点:神造人的时间。以后在“样式上”都清楚了:亚当活到九百三十岁,八百岁时生塞特,塞特什么时候生他的长子,长子又什么时候生他下一代的长子,如果完全相信这些记载,一直到今天的以年来计算的时间也就都清楚了。我们也可以算出神造亚当的时间了。所以那种时间的计算方式只是以色列古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所以整部旧约,有一个明确的界线,第四章。第四章以前是全人类的历史,第五章以后是以色列祖先的历史。第四章是混沌的一章:把两部历史清清楚楚地分开了。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人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在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活了以后八百年间又生儿养女。整个圣经以四五两章,把以色列民族的神话部分,和全人类历史的神话部分,分割开来了。前三章是全人类的神话,第四章是对全人类的神话所作的总结。

旧约前四章,和后面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的。那里没有年(或岁)的观念。只有第一天、第二天的说法,那是一个完全抽象的观念——循序的概念。真正的时间是从第五章的“岁”开始的。以后发展成“年”,只有年和日一起,才能界定一天精度范围内的“年”,或一年精度范围内的“天”。有了那个观念,在人类思维和实践的发展下,可以不断界定出越来越精确的时间的定标:“秒”。这个秒的时间,就是今天的自然科学内基本物理量纲之一,即常用的“实时”。它是天文时间和人文时间的基础,而真正认识大自然,只有“实时”还不够。这些我们将在认识大自然的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中再去讨论。所以在前四章的创世和全人类的历史中,只有顺序的概念,还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那前四章中所包含的时间,和第五章开始的以色列先人的历史中的时间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第五章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岁(或年)”的观念。顺着这一时间概念,我们应该可以计算到今天的人文的时间,虽然也可能会有一些误差,那些误差就只是人们记载前人传留下来的话语的某些可能的失误,不是观念上的问题。前四章的时间是由于不同观念所造成的,神的智慧首先就是要我们去理解那些人类认识大自然和认识人类社会的观念是在不断的发展的。

在第四章以前,又分成两部分,第一章和后面三章。第一章的时间观念又分成两部分:起初和六天:起初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个无限的时间概念,我们永远不会明了那个起初的“时间”。它是“无限”和“混沌”。后面有了“循序”,但是那个“量化”是虚拟的,连“光”还没有造出来,地球还混沌状态的时候,哪能有“一日”,“两日”的量化概念。那个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无限”的概念,但是那个“无限”和前一个“无限”,又是不同层次上的无限观念。第一个是永恒的无限,第二个是人类认识大自然过程中的“无限”。第七天以后,人有了“灵”,有了亚当的“灵”可以产生“时间”的观念,但是亚当刚被造好,他的“灵”还在朦胧中,所以那个时间还是“无限”,但是那是又一个层次上的“无限”,人文层次上的“无限”。这些都是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给我们提供的认识大自然、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这个“无限”的智慧,要我们用不断发展的“人的智慧”(也就是用理性)去“窥见”、去“追求”,这个追求也是无限的。但是随着我们在圣经中,神的“大智”的话语的引导下去追求,就会从神的话语中来“得着”,来“窥见”。那个“得着”和“窥见”的,就是人间的“真理”,一定时代下的“人间的真理”:不是个人的智慧下得到的“道理”,那些个人智慧的道理,就是“SIN”。它既有用,又总是错的,总要被扬弃的。这和“人总是要死的”是一个道理。以前我们的古人,不完全相信“人总是要死的”;有了权,有了钱,天天想着如何“长生不老”,结果是生得无聊,死得更快。今天人类思维进步了,很少有人追求长生不老了。但是还在追求“精神不死”,“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其实是一样的。

在创世纪的第一天之后,才有了建立更加完善的“时间”观念的可能,那个时间是更加精确的“时间”,和“光”联系在一起的认识“大自然”的“时间”。在21世纪之前,人们还不了解“光”,不了解“光”中所蕴含的“时间”的内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人类思维的路引错了:他的相对论只能“引导”人去制造“核弹”,在引导人们认识大自然的时候,方向错了。相对论的“四维时空”下的思维发展,不管是杨振宁的“规范场论”,还是在此基础上的霍金的“宇宙学”和“现代天文学”,还是以后一大批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场论下对于“基本粒子”和“量子关联”的探索,都迷失了方向。“时间”的观念错了,“空间”的观念也就乱了,整个现代物理学也就迷失了方向。我并不是说,那些在当时把人间思维引向错误方向的人不好,那时时代的过失,不是他们的过失。他们都是我们人间的英雄和俊杰,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人类思维前进的基础。他们就像人类的老祖母夏娃去吃智慧树上的果子那样,给我们带来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要神的指引,不要再在错的路上走下去。这就是我们要以基督的名来请求人与“神”和解的原因。今天,没有神的大能大智的话语,没有“圣经”上的“神的话语”,特别是对于神的“大智”的话语的追求和理解,继续为了诺贝尔奖,为了“院士”、“博士导师”、“教授”等等的头衔,或者为了早已远远超过了人的一生消费的“数字财富”的追求,而坚持与神摔跤和对抗,神会原谅你,不计较你,但是你自己会最终原谅不了你自己。

(8)  信仰与历史  (四)以色列民族与神的遴选

 

研究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特别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的事,我完全没有资格来讨论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圣经上的关于以色列历史的浩繁的篇卷,我只是跟着教会的查经小组在与大家的分享中学到以色列历史中的一些片段而已。我想写的只是读圣经来学科学。历史是社会科学的骨架,没有历史,社会科学就会失去整体性。而没有历史的神话部分,历史本身也就失去了整体性。所以我们只是从全人类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民族史,而真正能够与全人类的历史相联接的民族史,实际上也只有以色列的民族史。

整个“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历史与其他民族的历史之间的主要差别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些不同:其他民族的历史中也都有“神”,但是神和普通人之间实际上是没有直接联系的,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普通人和“神”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他们只能和神在人间的代表——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相联系。在中国那个神在人间的代表被称为“天子”。但那个代表神的“天子”和神之间也一样没有实在的关系,但是他既在那个位置上了,也就要假装着和神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需要“神”和人之间通过特定的“代理人”来联系的那种关系。一旦那种关系也无法维持了;首先是那个代表“神”的人,连装着与神有联系的样子也装不好了,那个关系就要破裂了。于是很多人都想当“神”的代表了,天下就大乱了!大乱以后,原有的代表着特有的“神”的民族,绝大多数实际上就消亡了。虽然有时候还有人保有着那个“名”,但那个民族的文明实际上已经埋葬在历史的洪荒中了。

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与那些民族不同,神所遴选的是一个民族,而不是那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神和以色列民族之间的那种特殊的联系,实际上就是旧约的历史时代所展示的“神的话语”中的“真理”。

但是“旧约”的“真理性”又超越那个时代。这种超越,重要的不是“神的话语”所直接展示的“形象”;而是“神的话语”中的“样式”。神的话语中的“形象”就是“神的大能”,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这是人人都看得懂的,“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的语言。但是正像我们在这个系列文章的前言中所提出的,用读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样的态度,用科学研究中的理性分析的方法去仔细研读《圣经》。用今天人间智慧的“理性”去“推理”和“分析”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中清楚地分成了两类“话语”:一类是神没有对象的,或对所有的人所说的话:实际上主要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中的无对象的“神说”。因为那个时候对象还没有创造出来,他只能无对象的说,实际上是对将要创造出来的所有一切所说的,那些话语就是“大能”的话语。

那些话语是没有理性分析上的“矛盾”的。或者我们可以说祂的那些“大能的话语”,用今天“人间智慧”的历代的最高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等等,作为逻辑依据去分析,是找不出逻辑上或推理上的“悖论”的。反而是那些人类思维的历代高峰中,总是可以找出一系列的“逻辑悖论”来。所以那些“神的话语”的“真理性”,对我们今天的所有人来说是“永恒”的。对于这个“真理”我们无法讨论它的正确与错误。因为它所说的那些顺着时序、各按其类的与人类相关联的那个大自然的创造(或发展)过程,我们今天的人远远没有判断其对错的能力。到今天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人是如何产生的或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只要你说出一种具体的、背离《圣经》的答案来,肯定可以找出明显的逻辑悖论。因为除了《圣经》,那些答案都不可能来自人人可以感受的观察,而只能来自某些人的大脑。某些聪明人大脑里的那些想法,对于否定某些“假神”的创造理论是有意义的,包括否定“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的那些“经院哲学”是有意义的,在这点上我们必须肯定。否则就会把人类的思维返回“十字军东征”和中世纪“天主教会”审判伽利略、火烧布鲁诺”的年代;或回到中国三千年“封建礼教”统治的年代。

欧几里德、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没有用他们的头脑中所产生的“思维”去否定“圣经”中的“真神的话语”;相反,他们都坚定地维护着对于“神的真理”的信仰。他们的同时代或以后年代的科学家、哲学家们,在他们基础上的探索,总的来说,只要对于人类实践和思维发展有利的,都是人间的宝贵财富。包括大多数相互矛盾的,或者有明显错误的“科学理论”,也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所不可缺少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嚒,谁能够没有母呢?

现在有些人,总要把一个现代人和一百多年前,四五百年前的人相比,比谁知道得多。除了为了打破特定时期的僵化所造成的束缚,在一般意义上,那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女儿只是以为自己比他的母亲和祖母懂得的事多,实在不是一个有出息的人。当然总是认为老祖母懂得的那些事,我们是不能超过的,凡是与老祖母们不同的观念就是“伪科学”,必须反对和去除;说那样话的人,一般说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无知,而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在“金钱和权势”上的需要。和他们讲道理,除了靠“神的话语”中远离金钱和权势的信仰的教育,靠争论是不会起作用的。但是任何一个正常思维的人,也都应该知道,他的所有的知识,首先来自他的母亲,没有母亲和身边的亲人从婴儿时期开始所教他的知识,他的其他的知识也都学不到的。人类也是一样,今天的看似丰富、博大的知识,也都链接着人类的原初先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这就是信仰,信仰总是链接着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和智慧的开端。我们今天的智慧总是通过明确的路和那个智慧的开端链接在一起,那条明确的路就是理性的道路。“理性”是有起点和终点的,虽然他的起点和终点总会有些模糊或混沌,人类求知的本质,就是寻求那个起点和终点的合理性或可靠性。对于起点的合理性的追求,就是“信仰的追求”;对于终点的追求就是对于这条路的“理性的追求”。这个“理性”就是推理性。神告诉我们的就是人要有两类思维方式:形象和样式。形象就是原初知识的起点,就是神的大能的那些“神说”的话语,“样式”就是那个原初知识扩展的道路。

圣经中“神的样式”,这就是上一篇中,神对亚当所说的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夏娃对蛇所说的话,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但是更不能忘了的,就是随后神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那些话,这里不再重复;那就是对亚当和夏娃生活的重新安排:他们必须接受的约束和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在代表神的大能的话语中,也已经包含了神的“大智”:那就是神的创造是照着顺序,各按其类的。顺序就是“时间”,分类就是“空间”。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就是“圣经”上所给的原初的“理念”:宇宙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但不是毫无规律的变化,是顺着时间,按着“空间”而改变着的。“形象”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样式”就是神创造的过程:神的创造,创造物的善和恶,都是在变的;顺着时间、按着空间而改变的。只有神是形象样式合一的,人永远无法达到形象样式的合一。

为什么神只能创造有神形象的人,而不能创造形象样式都与神一样的人呢?这就是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的真理性的基础:人和神是不一样的,人世间是没有“神”的,或者说就是“人皆有罪”的意思:这个罪不是任何人间意义上的“罪”,人间的罪是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的,神也不会来赦免你的。那个“罪”在人间是无法判断和惩罚的,所以英文中它是“SIN”,不是“Crime”;用中文是“人类犯罪”,不是你我所犯的罪,所以“人皆有罪”。

我们在上面说,人类求知的本质,就是寻求那个起点和终点的合理性或可靠性。神告诉我们的恰是那个起点和终点都是合理的“知识”,人是得不到的。所以人只能从已知的知识去探索未知的,探索到的未知的知识以后,必须做两件事:一是能否与当时的人人感受的直观的感性认识相一致,相一致了就是有用的,不一致的就没有用处。“有用的”实际上也只是当时大多数人所感受下的“有用”,不是永远有用,因为人的“感受”能力反过来会随着推理能力而改变。所以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沿着知识得到的来路,返回去寻找所走过的道路是否能够和原初的公理“链接”起来。这里所谓的道路就是“理性”或推理,但是神又告诉人,人间的“推理”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向前探到的路,今天人人觉得有用,并不是永远能够被多数人直觉的感受认为是“有用”的。你还要用“那个新的推理规则”返回去,看你能不能追寻到原初的道路。只有一直追寻到原初的“真理”,看它能否与旧约中创世记中的“起初”,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不相矛盾。

这条路是无限复杂的,要一环一环地往前探索,反复的来回探索。这些仅从“历史”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历史只是指人文的,或社会的知识;在那里人人感受的公理,随着时代的变化是很快的,不大有稳定性的。所以还要从自然科学上去更详细的讨论。中国古人强调的“取法自然”,就是一条“真理”,我在教会的“查经小组”中,从圣经中还没有学到的这样的一条“真理”。但是圣经中所蕴含的真理是永恒的真理,那个永恒真理的“永恒”的意思也就是指,所有人间智慧所发展的“真理”,一定能够“链接”到圣经中的“原初公理”,这种“链接”的意思,笼统地说就是不能和它相矛盾,不能和它断裂。但是那个“链接”的规则或“理性”也是在发展的。所以信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也是随着人间思维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也是人类所有一切中最稳定的,信仰可以扩展,可以越来越清晰,但他的基本点不能否定。

在某些特定的时代,看起来“理性”和信仰会发生冲突,信仰好像成了理性发展的障碍。像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今天,就属于这样的特殊的时代。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以“程序语言”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出现,给我们“人间社会”带来了新的智慧和能力:“虚拟的程序语言”下的信息和自动化技术,可以代替某些以前被认为是属于“思维范畴”的脑力劳动。这样一来就有人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思维发展的道路,凡是经不起他们的“计算机程序语言”的检验的一切旧观念,都是可以完全抛弃的教条。今天的人除了数字和程序外,已经不应该再受到任何人为的约束了。在自然哲学上,他们实际上不再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不再相信,理论科学的真理性与人人可以观察到的直觉之间是不能存在“逻辑悖论”的。他们更不相信,人类思维所产生的“理性的推理”所得到的结果,都是“有限论域”的知识,只要一离开人人能够直觉的感性知识,都是不可靠的,不能产生科学知识,只能产生逻辑悖论。他们不相信或不承认,计算机的“虚拟程序语言”到今天,整体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悖论的推理体系。在认识大自然上,“程序语言”比“分析语言”离“公理”更加遥远。分析语言下得到的科学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是人人能够直觉地感受到的“真理”,是“相对真理”,是可以作为与“原初公理”相链接的道路的。而程序语言没有分析语言的支撑,其本身连相对真理也得不到的;所能够得到的,仅仅只是少数人约定下的“游戏”。如果不对此加以真正的来自实践的约束,它的危害会比它的“贡献”更大,带来的灾难甚于带来的好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呼唤“信仰”的历史原因。我们呼唤的信仰,应该不再仅仅是对于《圣经》中“神的大能”崇拜的信仰,不是旧约中的对于耶和华神的“大能”的完全驯服的崇拜:也不是只讲人的智慧就是“罪”,和通过每天的忏悔和赎罪,就可以进“天堂”的天主教的信仰;我所信仰的是新教的“传播三位一体的福音”的信仰。这个信仰的核心就是,相信旧约的“神的话语”中,包含着超越我们今天的所有“人间智慧”的“大智和大能”。也就是说,在那样的信仰中,对于圣经中“神的大智”的领悟,越来越成为信仰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的信仰也应该“理性化”。只有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够与科学之间得到合理的“链接”,科学和信仰才能在共同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什么是信仰的“理性化”,信仰的理性化不是用任何的现代的理性推理的知识和能力,去否定或代替圣经中的“神的话语”,而是用我们现代社会最先进的理性思维的能力,来窥见圣经中“神对于历代启示的真理”。这就是说,“信仰的理性化”不是用人间思维的理性推理能力来否定来自远古的所有的神话和信仰,而是用《圣经》中的“大智的理性”来分析“人间思维”的理性,找出人间思维的理性推理中的“悖论性”。这还不够,重要的是从圣经中“神的大智”的话语中寻找出,必须“人间智慧”加上的合理的“约束”来。只有从那样的“约束”中,才能够找到人间的“理性推理能力”和信仰的“链接”。并在那种链接中解读出不同时代的圣经中“神的话语”中所蕴涵的时代的真理。这个时代真理才是人间的真正的“相对真理”——有了确定的“有限论域”的真正的“相对真理”。

列宁曾经说过:“真理向前多走了半步,就会变成谬误”。这句话不错,也常常被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理论所引用。但是不论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都没有说清楚真理向前多走了半步,这个不能多走得半步的“界线”,到底在哪里?他们的后人,不仅多走了半步,也不是多走多少步,而是一直没有约束地向前奔跑了。限定那个不能多走得半步的“约束”应该从哪里来呢?应该从“信仰”中来,从“圣经”的神的话语的“大智大能”中去寻找。这就是“信仰的理性化”的根本内容。信仰的“理性化”就是把信仰办成全民教育的大学校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的全民教育,才能既是思维自由的,又是追求信仰的大学校。单纯出于对神的形象的崇拜或对于现代精英们的人为约定的思维逻辑的“理性崇拜”下,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信仰”或人类的“普世价值”。

只要我们理性地分析今天的所有人间的语言,不论经典逻辑推理的语言、现代数学演绎推理的分析语言,还是以统计数学为基础的计算机程序语言,都是有歧义的语言;它们都只能在极其狭窄的人为假设的范围内,获得逻辑演绎的完备性。这些在人为假设的逻辑演绎的完备性,和在那样条件下的逻辑演绎所得出的结果,统统都属于“游戏”。在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中,对于那些从事游戏作为职业的人,是极其鄙视的;那样的“意识形态”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也有加剧偶像崇拜的僵化思维的不好的一面。在“圣经”中,祂的“大能大智的话语”就是形象样式的合一。圣经的理性高于“人间思维”的理性,人间思维无法达到形象和样式的一致。在“神造人”的讨论中,在认识大自然的智慧中,“圣经”是以“大智大能”的合一的神的语言,蛇的语言,和亚当和夏娃的语言,这四种语言之间的关系来表达“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神的智慧和人间智慧和蛇的智慧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语言可以完全说得清楚的,更不是通过某种人间斗争的方式,由优胜劣汰可以决定的;一般情况下,正好相反,在人间斗争中,那些一时优而胜之的人群和民族,最后都会被淘汰得更加彻底。

神通过对以色列“民族的遴选”的整个过程,来展示他的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大能大智”的真理。在这一过程中神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表达的比“神造人”时期的“神的话语”要复杂的多,内容也丰富得多,也深遽的多。但是其根本的内涵又是一致的,没有矛盾的。在“神造人”的时代,神要告诉人的就是:人类要真正认识宇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认识大自然所展示的现象中,从认识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存最密切相关的大自然所展示的“现象”中去获得实在的知识。我们可以永无止境地去扩大我们所认识的大自然现象的范围,但是那个认识的范围永远无法达到物质的“本质”。这就是说,我们人类知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没有任何个人或人的集团可以划定人类思维或知识的范围和禁区。但是我们认识的无限性在大自然的面前依然是“有限”的,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永无止境的思维来说依然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无限”。圣经的“神的话语”中的“大智和大能”,就是那个比我们的当代人更高一层的“智慧”,所告诉我们的“真理”。

神在和挪亚后代“立约”时,是直接的面对面地与人在一起立约的,他的内容和“大洪水”的故事一样,都是神的大能大智的语言,既是对全人类的,又是对以色列人的祖先的。它是造人时代和遴选时代的分界点:在此以前是直接地与人在一起的,对人的话都是直接的“大能大智的真理”。那时候的人实际上已经分成了两部分:一部份是以神的样式来造的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对神是完全驯服的。但是实际上还有以神的形象来造的人,该隐的后代并不在场。但这些只是神的安排而已,神是保全所有的人的,只是用不同于对以色列祖先的方式,来保持那些具有神的形象的民族。这一点在整个圣经中看得非常清楚:神所遴选的民族,始终处于四周都是外邦人的包围之下。而且最后也不是神帮助他的选民征服了不信耶和华的外邦人,而是神离开了以色列人,外邦人征服了以色列人。

以色列的民族国家,被外邦人所征服了,作为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曾中断了很长的时期。但是以色列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并没有中断,他们一直守护着旧约的真理。而以色列四周的强大的外邦,相互之间不断的征战,最后那些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都中断在历史的洪荒中了。这就是神的大智大能的公义的安排。

在“神的遴选”中所涉及的不仅是抽象的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的关系。亚当和夏娃毕竟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与其说是真实的人,更像是抽象的人类的祖先。所以对于“神造人”时期,圣经中所展示的“神对历代真理的启示”,大都带有“抽象性”。从思维来说那是属于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允许“连续性”,特别是允许“数字的连续性”。这种思维就是“分析思维”的特性。而到了神遴选以色列民族的时候,他的对象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民族”,其实民族同样具有“抽象性”,但是那时另一个层次上的“抽象”;在那个层次上,个人是具体的,抽象的民族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的,所以在那个抽象的层面上,还要面对不连续的人的整体精神对于思维的影响。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人的整体性和数学心之间的区别和斗争,是东西方思维差别的根本。东西方的思维方法,就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它们都不是“神的话语”中的信仰的“真理”,不是圣经的旧约中的“智慧的开端”,更不是属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今天的信息社会下的人间智慧,那种抽象的“分析语言”和个体的“统计语言”,分层次地出现在整体的计算机程序语言中。那种的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所反映出来多层次的、更加复杂的矛盾与统一,分歧与和谐的“人间智慧”的“理性”,都给我们信仰的追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我们学习神的遴选,就是要从今天世界的人间智慧的现实,去窥见“神的话语”中对于今天社会现实启示的真理。因为在以后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基本上都是神与具体的以色列人的说话,神不再以自己的真面目,直接与那些以色列人在一起。那些话语绝大部分都是“大智”的话语,不再是“大能”中隐含着“大智”的形象语言,而是“大智”中隐含着“大能”的形式语言,或理性的语言。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以色列人对神的信仰和怀疑,听从和争论,崇拜和摔跤的历史。是神对以色列人从拯救到离开的历史。也是以色列人为全人类留下了最可靠的“神的话语”的全人类的先民的历史。那些话语本身就不仅是展示让人崇拜的大能的语言,而是真正的理性的语言。愿更多的普通人,都从更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能够从《圣经》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窥见神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时代的启示。

(9)  信仰与历史  (五)以色列民族的形成

 

这里讨论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实际上也只是为了讨论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如果“创世记”是“神造人”和“神看守着全人类”的人类历史的婴儿期,那么民族历史就是人类历史的少年儿童时期。人类历史的少年儿童的时期,也就只有看以色列民族的“旧约”中的记载了。看起来这像是神的安排:祂遴选了、精心守护了那个具有神的样式的家族,让他从顽劣可爱的儿童,成长为英俊健壮的少年,就再也看顾不住了。为什么神要看顾那样的一个家族,看着他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建立了民族国家,就无法再看顾了?如果你再问为什么神要看顾具有神的样式的民族,或者神为什么要把人类分成具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那样两部分人群?我就只能回答:那是圣经上写着的,确确实实地写着的。而且这也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所可以看到的,也是确确实实的可以看到的。这就是我的“信仰”。“信仰”是一种智慧,是神所给予人间的“智慧”:这种智慧既是对于对于大自然的,也是对于人文社会的;既面对整个人类历史,也面对当今现实;既给予每一个个体的自然人,更给予全人类。

人类文明确实地分成了东西方两大文明地区。这两类文明的最大差别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别。这一点我首先看到的是由林语堂先生在“我的生命之旅”中所提出来的。他说:

 

就全体而论,中国人与西方思想之间最特别的的差异可用下表来表示:

中国人                        西方人

科学       不完全的                     理性及数学

哲学       在理论上的直觉         数学继续增长的侵

判断及对行为的         犯,并与伦理分家

严重关切

宗教       否定逻辑依靠直         数学心与人全意识

觉                                 之间的斗争

 

林先生是第一个把“信仰”和东西方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人。他把“思想”分成三个层次:科学、哲学和宗教。实际上科学、哲学和宗教本身也是没有明确性的观念,它们都是和思想方法有密切关系的。但是林先生的书总体上就是讨论“信仰”的,所以他所讨论的“东西方思想”的差别,看起来像是“信仰”的差别。但是实际上又不是“信仰”的差别。所以他用了“思想”这个含糊的词。东西方思想是什么?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东方的统治者和底层老百姓的思想能一样吗?西方的亿万富翁和失业者会有一样的思想么?所以林先生所列的“思想”的差别,用现代哲学的语言就是“思维方法”的差别。或用当今世界最时尚的名词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别,“意识形态”就是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个社会的主流的“思维方式”。但是它也不是“信仰”,而属于“人间智慧”的范畴。

所以,在讨论“信仰”的时候,一定要把“信仰”和“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思想、科学、哲学和宗教都属于“人间的智慧”,都不是“信仰”。它们的含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一个特定的国家又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思想”,或者用现代的流行的语言称为“意识形态”。

在圣经的“创世记”中,最明白地指出了,神给予人的“思维方式”有两种——“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按圣经上的语言来说就是神是按照“神的形象”或“按照“神的样式”来造的人。这两类思维方式既不能截然分开,但又是截然不同的。但在这两类思维方式的关系上,西方“思想”似乎还没有中华古文明中的“思想”说得清楚,那就是我们中华古文明的“圣经”——“易经”的话语中,有说得比“创世纪”更清楚的一句话:神的“创造”是“辩证”的,即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但是中华古文明的“思想”和西方文明的“思想”都不是“神的话语”中的“思想”。

《圣经》的“创世记”中,没有天地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话。但是用万物都是“相生相克”那句话,确实可以让我们窥见圣经中“神的话语”对我们时代的启示:“神的话语”中确实有“相生相克”的观念,但是那样的观念并不是直接对于“万物”的,而是用来描述“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之间的关系的。这就是“神的话语”所蕴涵着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时代的启示。

在圣经中,神是怎样“造人”的:最先是,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1:26。接着在造亚当时,就变成了: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7,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只是造了一个亚当。后来,在第二章给亚当吹入了“灵”,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2:7。这样,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祂造人与造其它动物之间的差别主要就是给了人以“灵”。这时,夏娃还没有造,但是“灵”已经给了男人和女人,接着才造了夏娃。在第三章“人类犯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神对人的生活作了重新安排:人有了“羞耻”心——他(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创3:10,和必须承担的“责任”心——(神)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创3:15-16。

接着的整个第四章主要是写该隐和该隐一族的。虽然该隐因为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神惩罚了他,但是那种惩罚,只是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创4:12。但是,神一直看顾着该隐和该隐的一族。只是那时人还只有“神的形象”——他们有形象思维的能力,没有“神的样式”——没有形式思维的能力。神照顾他们到什么时候呢?在“创世纪”中也写了,一直到他们中有了住帐棚牧养牲畜之人、一切弹琴吹箫之人和打造各样铜铁利器(之人)的祖师。所以创世记所写的历史,实实在在是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整个东方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古文明,都和旧约中的那段记载有密切的联系。中华土地上的先民,直到殷商和西周,还是以青铜器为主,到春秋战国期间才开始使用了廉价的铁器。所以那些遥远的人群,同样得到神的眷顾和保守。只是神以不同的方式眷顾和保守着那些有“神的形象”的人群。

在这段话以后,在第五章中,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创5:1。圣经中的这种写法实在是在告诉我们:这以后的历史就是“西方人的思想”的历史了——用形式思维和形式思维的“拼音语言和文字”所写的历史了。对于神所遴选的家族历史,旧约上都用了量化的时间(岁)来记载族人的家谱,而只有形象思维的家族记载家谱只用有顺序的“时间”,而没有“量化的时间”。但是“创世记”中,并没有丝毫否定“该隐一族”的存在,只是他们离得越来越远了,以后神所遴选的以色列人的民族历史中,再也没有了那一支由塞特的大哥的后裔组成的、比他们更加古老的人群的信息了。

旧约中还记载了另外两次民族的大分离,一次是因建造巴别塔造成的民族分离,就是氏族的分离,分离出去的是挪亚的两个庶子含和雅弗的后代,对于他们的记载也只有时间的顺序,没有量化的时间。只保留下长子闪的后代,用的是量化的时间(岁)。在旧约中得着量化时间(岁)的家族,以后就是具有神的样式的民族。

“旧约”中,还有一次民族大分离,就是到亚伯兰的时代,他的长庶子以实玛利和他的嗣子以撒的分离。旧约中的这一次民族分离,是写得非常曲折而复杂的。

在神遴选以色列民族的过程中,亚伯兰是一个在以色列民族形成中有极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标志着神对以色列民族的遴选的开始。在亚伯兰以前,那时的所有的人对神都是完全驯服的。从神造人开始,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角就是神,人只是被创造者。夏娃是第一个在智慧树的果子面前,在“神的话语”和“蛇的话语”之间进行了选择,而且是选择了“蛇的话语”。其实这也是“神的大智”所早已预料到的。只是他必须用那样的“故事”来让人们记住:离开了“神的话语”的“个人的智慧”最后必定是要出错的,它是人间一切罪恶的根源。但是没有“人间智慧”也就无法真实无误的保持“神的话语”。遴选以色列民族作为神的选民就是为了能够比较真实、完整地保留“神的话语”,以色列民族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神遴选以色列民族作为祂的选民,并不是给以色列人以任何特殊的权利和智慧,而是给了那个有神的样式的家族,先有了形式思维能力的家族,来为整个人类用形式思维的语言,保留住“神的话语”中的真理的内涵。

但是从亚当到塞特;从塞特到挪亚,从挪亚的长子闪到拿鹤;那个有神的样式的家族,虽然在心里或背地里也有那些违背“神的意志”的想法和行为,但是在神面前都是驯服的。亚伯兰是拿鹤的长子,所以耶和华神要为他祝福: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创12:1。亚伯兰听从了神的话,去了迦南地。但是后来,那地遭遇灾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创12:10。

亚伯兰是神与人立的第二个“约”,而且第一个立约的不是对一个人,而是神直接的面对着挪亚的儿子们和他们族里的所有人立的约。所以亚伯兰也可以说是神与之立约的第一个“个人”。而且不是直接面对面的,在立约的时候,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创15:12。这实际上表示了神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次改变,以后神实际上不再直接以自己的面目显示在人间了。在神与以色列民族的关系中,没有人直接的与神接触过。祂只是以其“形象”出现的:看得清的时候,祂从没有承认过自己是耶和华神;以耶和华神名义出现的时候,人们只能看到他威严的形象,并不能直接的看清祂的面貌。这也是间接地告诉所有的人,耶和华神是所有人的神,祂所看顾和保守的是所有的人。祂对以色列人和其它民族的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照顾和保守的方式有所不同摆了。

亚伯兰的时代是从家族向着民族发展、民族正在形成的时代。民族总是由具有“神的样式”的人和“神的形象”的人,混杂在一起的更加庞大的人群所组成的。那个时代是人间充满杀戮和罪恶的时代。在亚伯兰听从神的指引,从本地向迦南地的路上,到处都在进行着部落间的战争。那里描述了四王与五王的战争。亚伯兰也无法避免那场争战,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何把。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和人民,也都夺回来。创14:14-16。从圣经中的这段话,可见这还是极原始的部落的战争,规模是很小的。尽管那里也已经有了“仆人”的名字出现,但那个“仆人”和“人民”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还不是国家形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中,人间所出现了森严的等级关系以后的那个“仆人”的意思。这就是民族历史和国家历史之间的主要的差别。圣经中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成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两部分。而不是把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以后的社会分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等,那样人为的分类是无法在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中找到实在的依据的。也会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失去合理描述的依据,失去社会前进的方向。民族内部的主仆之间并没有形成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在民族间的战争又是很残酷的战争。

这就是我们从旧约中学习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内容和意义。除了从旧约中学习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以外,从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中,我们都无法学到那样的民族历史的真实知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具有人所具有的“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是相生相克的:有了形象思维的人,也可以产生形式思维的能力;有了形式思维的人,也可以产生形象思维的能力;这是相生的一面。但也有相克的一面,那就是这两类思维以什么为主和如何合一的问题:在一个人群中,一旦形象思维占据了主导,控制了形式思维,形式思维的发展就处于形象思维的束缚之下。那种形象思维的民族,就必然会设法去信一个“假神”,因为只有“假神”,才会迎合“人间的智慧”,把聪敏人的“人间智慧”也当作神的真理来崇拜。所以他们必然要去改变“神造人”和神人共在的那个漫长的时代所积累起来的、耶和华神所告诉予人类的“真理的话语”。一旦神所告诉予人的“原初真理”被“假神”所篡改了,再要获得就不容易了。所以神要遴选一个能够保持“神的样式”的民族,作为他的选民,来发展他们的“形式思维”的能力,和“形式语言和文字”的能力,以便把“神造人”和“神人共在”的那个先民时代的“真理的语言”用“形式语言”在人间保留下来。

现代的聪敏人往往不相信,古人的思维中还有比我们更加丰富的“真理”?他们忘了归根结底,他的一切都是前人给的:他的大脑是来自他的父母的,他的父母的大脑也是来自他们的父母的;他的智慧也是来自他们的师辈的,他们老师的智慧也是来自他们的师辈的。而且人间所流传的历史,实际上是倒着来计算的。我们说今天是2013年,那是从耶稣诞生那年算起的,所有的时间也就是两千多年,而人类出现的时间比这长了何止几百、几千倍。有的科学家认为几百万年前就有了原初的人类,但是几乎所有人类学家都相信人类的历史不止几十万年,也就是说公元前的历史,我们必须倒着计算的历史的时间,比正着计算的时间,长何止几佰倍。那是从耶稣诞生算起的。要是从我们自己的诞生算起,往前算一般总超不过百年,而往后算就不只几千几万倍了。所以把现代人的想法作为信仰总是会到来麻烦的,这一点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够明白的,把毛泽东思想或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除了出于个人的利益,即使在人间的理性上,也是讲不通的。

神把人类分成两类思维方式的人群,就是因为人类必须从“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两个方面来保持人类知识的“原初的开端”和“发展的道路”。要保持形式思维下的“原初真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神的智慧”就是要人们记住:“人间智慧”只是短暂的,而“神的智慧”要宏大得无法比拟,所以人间智慧总是要出错的,是所有罪恶的根源。而那些自认为聪敏的人,是永远不愿意真正承认这一点的。所以为了保持那个“神的真理的话语”,神又必须要遴选的一个家族,既要去发展那个短暂的、必然会出错的“人间智慧”,而又要他们把人间的智慧处于神的智慧的约束之下,要他们要把信仰耶和华神,把完整准确记住“神的话语”放在一切的首位。这就是以色列民族承担的历史责任。他们也确实把神造人和神与人同在的人类那段最珍贵的历史最真实的记载下来了,记载在“神的大智和大能合一的,“创世记”的故事中。

由于环境的困苦,加上他的妻子撒莱不生育,这一切使得亚伯兰成了第一个对神有过怀疑、撒过谎和争论过的以色列人。在神要毁灭所多玛城时,亚伯拉罕一连提出了六次争论,两次说“求主不要动怒”,和“我虽然是灰土,还敢对主说话”那样激烈的争论。在对待他的妾夏甲和他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上,他和神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是最后他还是信服了耶和华神。神也并没有因此而疏离亚伯兰,还是信任和遴选了他和他的家族。

亚柏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及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之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之父。创17:1-4。

亚伯拉罕还不是以色列民族的实际上的祖先。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应该说是从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开始的。这个雅各有一个与神摔跤的故事。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是一个充满“人间智慧”的人,像秦二世、隋炀帝和唐太宗一样,他们都是次子,他们的父亲都是想把权位传给他们的哥哥的,但是他们都用自己的“智慧”得到了权位的继承权。雅各的父亲以撒对他的长子以扫无可奈何地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创-27:35。但是他并没有像中国的那几位篡权者那样,首先就是把他们的哥哥杀掉。这也并不是以色列人就比中国人善良,只是时代不一样。在那时的以色列实际上并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争的只是以色列的族长而言。兄弟分开成为不同的氏族,还是可以并存在一起的。实际上他哥哥的力量比他还大。当他不得不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还向哥哥送礼,称自己是他哥哥的仆人,用他的智慧逃过了一场灾难。就在去给他哥哥送礼的过程中,神去找他摔跤了:于是礼物先送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里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大腿窝,正在摔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亮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创-32:21-28。但是从那以后,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叫以色列。在三十五章,他回到了他们的祖先的发祥地,完全脱离了危险,真正成了以色利民族的首领以后,才正式改名叫以色列了。

圣经是由神的“大能”和“大智”的两部分的“神的话语”所构成的,“大能”的语言反映了神所指引我们去认识大自然的现象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智慧”的开端,它是用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的大能的话语所表示的。而神的大智则蕴含在一个接着一个“神话故事”中。有一些神话故事的内涵比较单一,像大洪水的故事,巴别塔的故事。那些故事内容比较单一,讲的只是一个大自然曾经展现过的现象或人类社会曾经发生过的事;神用祂的话语把那件确实发生过的、当时的先民也能够感受的事,去和另一个祂要告诉先民的更加抽象的“道理”联系在一起,使它蕴涵了“神的智慧”——使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大智”的内涵。大洪水“联系”着:那些“上古那些英武有名的人”,实际上正是神要用大洪水来消除的制造人间罪孽的人;建造巴别塔“联系”着氏族或民族的分离。那样的联系在今天的人看起来也许不大好理解,但是当时的先民是能够理解的;所以它能够以神话的形式保留下来。现在一些时尚的年轻人,对于那样的联系也许会觉得无法理解;而我们这一代人却很能理解:例如像“炊烟”和“家的亲情”,“小河边洗衣服”和“人间的友谊和恋情”;在我们青少年时代那种景和情是联系得最紧密而自然的,现代的青年是难以理解了。还有月亮和爱情,现在年轻人的实际生活中似乎也很少有联系了,但是通过文化的传承很多人也还能够理解。

但是有一些圣经中的神话故事不论其内容或“样式”都很复杂,那些故事中的大智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夏娃和蛇”的故事就是一个那样的故事。雅各与神摔跤的故事,他的意义和内涵完全可以和夏娃和蛇的故事相比,那实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故事。在那些故事中,神的许多做法,用我们今天的人间的“理性”和“道德标准”是不易理解的。会觉得以色列的神也是很怪的:要选一个民族来赐福于他们,为什么还要先和他的民族的族长摔跤?为什么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从家里赶出去?而同时神实际上还是同样的看顾和保守着夏甲和以实玛利那一族人,对于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利用他们的智慧为自己的利益所作的各种坏事也总是有所惩处的。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作深刻的理解,你就会深深敬服于圣经中的“神的智慧”:圣经中“创世记”中通过“夏娃和蛇”的神话故事,写出了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思维的“永恒真理”之所在;而神遴选以色列民族的故事则是整个人文科学或历史学中的“永恒真理”之所在。与此相比所有的人间的“理性”都是不完全的、暂时的“真理”。神把不信“假神”,作为祂与人间“立约”的第一条,或者说根本的一条。祂的所有“公义”或“戒律”的根本就在于这一条:所有“人间的智慧”都是暂时有用的,会变成罪和恶的。只有人人可以感受的“公义”,才是人间“理性”的基础。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第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对于个人的偶像崇拜在人间立足。

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都是人和神摔跤的历史:整个人类的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都是人间的聪明人探索和曲解大自然的历史,所有科学家的功绩主要就在找出前人对于大自然的曲解,然后才能探索到人人可以感受的真理;而社会发展的历史都是那些英雄们创造的民族和国家,从辉煌走向毁灭的历史。不把那些英雄们的后代所占据的王朝和国家的历史统统都毁灭掉,人类就不能回到全人类的共同的历史。

虽然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这部《圣经》的历史就是一部神和人的关系史。在以色列(雅各)以前,这个历史重点是全人类的历史。在那里人与神关系的重点是在思维方法和自然哲学方面。在二十世纪以前,人类思维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够理解《圣经》的“创世纪”中“神的话语”所蕴含的“大智”的能力,人们把“创世记”看作纯的“神的大能”的显示。信神的人,总是会把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大能”,作为圣经智慧的一切,而迷茫于神的大智,因而把对于神的话语的信仰引向神学崇拜;而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就会用发展了的人间智慧,去怀疑创世记中的“神的话语”,而走向否定神的话语,走向唯物主义。

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最先总是比较容易窥视到圣经的神的话语中的“做人”的智慧,那就是既要谨守神所给的、爱人律己的戒律,又要扩展认识大自然的智慧。这些人间智慧先是使他们能够窥见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个人与众人之间关系中神所给出的真理的启示;最难明白的是大自然的规律。所以总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个人和众人的关系上,会产生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的关系上,不但会有自己的看法,还会有“自己的智慧”。所以在“神造人”和看顾着全人类的时代,他们会把创世记看成是神的大能的显示,那是不可抗拒的,因而他们也完全地接受神对于人间关系的教诲,他们是没有能力和神摔跤的,直到以色列(雅各)出现以前,人对神是驯服的。而到了民族形成的时代,人间智慧的发展了,人首先是怀疑神加在人身上的对于人间关系的约束。

在没有神直接照顾的民族,人间的智慧就会一步一步地篡改“神的话语”。篡改了神的话语后,他们一样可以发展人间的智慧,他们还可以向有神的样式的民族学习形式思维,从而把神的样式和假神的形象和在一起,假神的形象就是他们的“上古英武有名的、成了他们的祖先的人的形象,他们自己也就成了“神的形象”或“神的形象的代表”,而把真神的形象——旧约上的“神的话语”篡改了。以色列民族的是真神,是要留下了“神的话语”的真神。神可以让人对祂怀疑、与祂争论,还要人和祂摔跤。但是他绝不能让人去信“假神”。因为怀疑、和争论正是“人的智慧”在“神的话语”约束下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过程,而一信“假神”就会永远离开神的看顾和约束,再也不可能保留住神要给予人间的真理了。神要寻找的正是一个那样的民族,只有那样的民族,才有可能把“神的话语”完整正确的保留下去。

以色列人也是“人”,他们也具有人的“本性”。但是他们是最早发展了形式思维的人群,他们的“人间智慧”是很高的,也有很强的对于耶和华神的信仰的信心。他们确实地把人类先民与神在一起的全人类最早的“历史书”——“创世记”,完整地保留在古希伯莱文的“文字语言”中了,今天那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圣经》。

以后以色列人,雅各的后裔,也不断的作出犯罪的事,但是始终没有在他们民族形成一个假神。中文本的圣经导引本中,有一段话:从34章16节所记,可以看出迦南人彼此结亲的提议是想和以色列民结为一个民族,同享神给雅各的祝福。这是以色列人以后经常遇到的威胁,不是被异族同化,便是被消灭。

这段话写出了整个旧约和以色列民族遭遇的历史本质。在圣经中《创世记》是我最爱读旳,因为那段经文中,并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先知、天使和魔鬼。也没有耶和华神对任何一个“个人”的惩罚,他在大洪水中和所多玛城的毁灭中所实施的“毁灭”,实际上只是一种警戒:人类的行为走向了罪恶的不归路的时候,必然会受到“惩罚”,那是自然的报应。神对夏娃和亚当违背神的话,吃智慧之果的处置,也只是把他们从伊甸园搬了出来,那一节的英文为“Fall of man”。我不懂英语,中年时在美国工作和学习了两年,只学会了一点专业英语和生活常用英语,退休以后来美国居住,人老了英语没有长进,反而忘光了。在我的心里,只知道“fall”这个词表示美丽的秋天或瀑布,作为动词也只是掉了下来。从来也没有想到那个词的意思就是“犯罪”,但是后来看到了中文圣经中翻译成“人类犯罪”,这个罪原来就是“Fall”。总觉得有点奇怪,后来对圣经中的“创世记”读得多了。觉得这句话翻译的真好,主词上意义的混沌,转移到修饰语上了。总之,这一句话既有犯罪的意思,又没有你、我或任何个人犯罪的意思。

圣经中的大量的这样的“话语”,就是“神的大智”的体现。创世记中神的大能,并没有用来惩罚过任何一个“个人”,神对人的爱是无限的。对夏娃和亚当,先说的是吃智慧树上果子的日子,必定要死;而吃了后并没有死,只是“Fall on man”而已。我想既要造人,总是要掉下来成为人的。一直在伊甸园中住着不死也不生的裸体的两个人,不是“神造人”的计划。

神在第六天,照着神的形象造人以后,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神依旧保持了他,只是把他逐出亚当和夏娃住的地方。这样,亚当到挪亚的“全人类”,分成了两个族系:该隐一族和塞特一族。该隐一族,神也照顾着他们;他们是照着形象造的?得着了神的样式没有?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度过大洪水的?后来又生塞特时,是专门加了一句的:他是形象式样和亚当相似。但是塞特到挪亚一族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他们有神的形象没有?

正因为圣经中有那么多问题存在着,所以人总是要发展“人间的智慧”,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那些为什么?“人间智慧”是人类用来窥见“神的话语”中的永恒真理时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代替不了“神的话语”中的永恒的真理。这就是我们要信神,信着圣经中的“神的话语”,也要发展人间的智慧,也要追求着人间的“科学的理性”。我们是要用人间智慧的“理性”去窥视“神的话语”中的“永恒的真理”。永无止境地追求着“神的话语”中神的大能和大智合一的智慧。这才是神给予全人类的“神的智慧”。这是我们以后讨论国家的历史,所有的人类回到人类的统一的地球人的历史的基础。

 

 

(10)  信仰与历史  (六)以色列的民族的发展历史

 

在上篇以色列民族的形成中,神只和亚伯兰和雅各两个人说了话,让他们改名。神与亚伯兰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之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之父。创17:4-5。对雅各的祝福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雅各和那人摔跤以后,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创-32:21-28。

从某种意义上,神和这两个人说的话和祝福,是“神造人”时代的“神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新的历史时代的继续。神始终是只与这“两个人”和夹在他们之间的以撒打交道,但同样是以不同的方式看顾和保守着两类人群。亚伯兰是神的形象的代表,他和亚当一样,心地善良、忠厚老实。从他与神在毁灭所多玛的争论和对于萨莱与夏甲和以实玛利关系的处理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他善良和忠诚。在所多玛的毁灭中,神是喜欢他的争论的,是以宽容之心,一一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事实又说明神的决定是对的,所多玛城里,除了亚伯兰的侄子一家不足五人外,已经找不到一个“义人”了。神对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处理是神遴选“神的样式”的一族人时,所不得不做的。神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顾不同的人群而已。那个时代的人,又怎能理解得了呢?所以神对亚伯兰说,我已立你作多国之父。而雅各有点像夏娃,他的智慧也是神所喜悦的,神是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才为他祝福的。

以后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末用神圣的割礼来行欺骗,把哈抹家族的整个城的男丁都杀死了。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的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都掳掠了。创34:27-29。雅各也很害怕。雅各对西缅和利末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绝灭。创34:30。

在最危险的时候,又是神指示他们到伯特利去。到那时雅各才真心地求告神,丢弃了所有外邦的神。神帮助雅各的家族摆脱了危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以后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末,都行有大的罪。四子犹大,神就特别祝福犹大家族,以后神赐福于犹大家族,成为神所遴选民族的代表。从那里出了一些以色列国的有名的君王,最后耶稣也出在那个家属族中。

创世记中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是写得很清楚的。在要写每一个被遴选的家族的下面的历史的时候,总要把分离出去另一族的家族后裔先作一个清楚的交待:写塞特的后裔前,先要交待他的哥哥该隐的后裔;写闪的后裔时,也先交待了含和雅弗的后代。现在遴选到了雅各以后这一代,同样先写雅各的哥哥的后代,就要先交待哥哥以扫的家族。第三十六章就写以扫一族人的后裔。他们称为以东人。可以看到与以东人相比,以色列人实实在在是人丁太稀少了,更不用说和该隐、含和雅弗的家族相比了。第三十六章中详细列出了所有的以扫后裔的族长的名字。其中很多人在以色列人有君王以前,已经作王了:从32节到43节都是那些王的名字。他们依然是神所看顾的人,但是他们和前面两批分离出去的民族:该隐的后人,含和雅弗的后人一样,在他们的宗族的谱中,只有人名没有那人所享的寿命(岁数)。这是说明,那些分离出去的家族,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明确的“量化时间”的记载。从此以后,那些远支的人群:含和雅弗的后代的消息没有了,该隐一族的信息更是没有了。

但是从后来人间的历史来看,那些人类最辉煌的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古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古文明,会不会和该隐后裔有什么关系?对于中华古文明我们比较清楚些,和以色列的历史相比,我们的早期历史中,没有时间的记载。但是在以后实践的发展中,中华文明有了比西方文明更早一些的关于量化的时间,“年和天”的概念。有了历史的更加精确的“起点”。但是没有像《圣经》那样的一本文字上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明确性的,关于上古先民的“历史神话书”。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字的数目比形式化的拼音文字要少得多,要记载远古相传的“神的话语”,它的明确性确实要差得多了。现在看来这两种思维形式、两种文字,都是人间所需要的。我们的形象思维,从实践中获得的大自然现象的“记录”,也是实实在在的“神的智慧”的一部分。在中华文明中,形象思维占了主导地位,从纪元前900年开始,就有了关于大自然现象的以每一天为准的文字的历史记载。在那个历史中不仅有“年”还有“月”和“日”,这些也是神的看顾的结果。

实际上在神遴选一个民族的那段历史时期,在人类历史上发展得快的,不是以色列民族和西方世界,而是有“神的形象”的民族。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神的形象的民族的代表了,我们用的是象形文字。文字和语言之间有一道鸿沟,一个民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懂文字的“劳心者”和只懂语言的“劳力者”。当然神并不喜悦那种国家的形象,但是也看顾着那些国家的民众,保守着那个民族的“形象思维”中与“神的样式”合一的内涵。古埃及的文明应该说是人类最古老、最辉煌的了,他们也用象形文字,也是“神的形象”的民族的代表,他们所建造的金字塔的光辉形象,至今还存在于世,而他们以象形文字表示的文明,已经毁灭在历史的洪荒中了。

西方文明尽管在以色列的历史——“旧约”上从塞特出生的时候起,形式上已经有了量化的“时间”。再以前的时间就说不清了。我们这里说圣经上的时间也是说不清楚的,是指那个“时间”和我们今天直觉的时间之间是没有明确关系的,是混沌的。说亚当活了930岁,一百三十岁时生的塞特。但是亚当出生的年代,是不知道的。神开始创造的第一日的时刻,是没有“量化时间”的。后来,神以昼和夜的替换称为“一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量化时间”的开始,但是那个量化的“日”也是混沌的。因为那时太阳和月亮还没有创造出来,太阳、月亮、星星是在第四日才造的。所以创世记上的年和日的明确关系是没有的,虽然如此,神所给出的“量化时间”——以岁(或年)为准的时间。依然是所有人间时间的“原初的理念”。

人可以把那个“原初理念”加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更加“明确化”,可以在“年”的概念下,增加新的“概念”,如“月、日、小时、分、秒……”,但是时间的“根”就在神所告诉我们的“岁(年)”上。人间智慧不能背离神的“原初理念”。但是神的原初理念,在人类发展的实践和思维发展了以后,即发展了一定的“人间智慧”以后,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混沌”之处。如何弥合这个混沌的地方?是否定神的话语中的“原初理念”?还是不承认“人间智慧”的发展?都不是。否定神的原初理念,就是否定“神的话语”,最后否定人类历史中的“神话”,就像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的历史只是一群提线的木偶戏,被某一个人间的“假神”所提着线的一群木偶所演出的戏;它就叫做唯物主义。完全不承认“人间智慧”的发展,就会成为单纯对于“神的大能”的神学崇拜,那就是“唯心主义”。什么是“神的话语”对每个时代的“永恒的真理的启示”,就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合一。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合一,就是要“形式思维”去寻找形象思维的“根”,去与形象思维的“链接”。在“创世记”中,神反复强调的形式思维的这个“根”,就是“时间”的原初理念;不论什么样的“人间思维”,背离了这个时间的“原初理念”,谁就不再是“科学”,不再符合“神的话语”,而只符合“蛇的话语”。

在《圣经》中,塞特之后,每一个嗣子出生时,都有他父的岁数。这样一代一代的记录,就有了历史的“量化”的年代。但是,从今天“人类思维”的发展来看,这个年代的记载,依然有不少的混沌。它和以后亚伯兰的年代差别太大了:从塞特到挪亚,他们大都是一百多岁才生的长子,而到挪亚以后就不一样了: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创5:32。诺亚以后一代一代的生儿子的时间提前了: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生了沙拉。创11:11-12。亚法撒已经和今天人间生孩子的年龄差不多了。所以当神许诺给亚伯拉罕和萨拉生一个嗣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他怀疑了神,当神问他是否怀疑神时,他也只能撒谎了。

在美国,特别在教会生活中,我既听比较年长的牧师太太讲,神最看重普通人对神的、像婴儿一样的纯朴的真情;又聆听现代的新教神学家的对于信仰的“理性”的探讨。每一次的那样的听经和讨论,都给我的信仰带来力量和智慧。使我产生了如何把两者融合起来的想法。神既要人不去信“假神”,又以最大的希望带给人以“智慧”,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对神的婴儿般的赤诚的信仰和对于现实社会的真正的“理性”的分析和讨论,两者是完全统一的。“神的话语”中有“混沌”:神在创造宇宙和人之前,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所有“圣经中神的话语”的开端。我们信仰神就是要信仰圣经中“神的话语”,跟随着神的指引去探索那个混沌的大自然和人间的社会,就是要敢于从一切人间的“偶像崇拜”中摆脱出来,去跟随“神的话语”中的“永恒的真理”。但是那个永恒的真理,又都蕴含在神的创造之初的混沌中,这就要用来自“神的样式”的人间智慧去寻找,从混沌中寻找出神的话语中的对于当代真理的启示。

神的形象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人人都可以直觉感受到的“实物”所展示的“现象”的“知识”。而“神的样式”在本质上就是对于那种“直觉知识”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那种表达能力也就是人间的语言和文字的能力。而“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又是与神赐予人的“数字”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能力就是神不赐予任何动物,只赐予人的“灵”。这就是神造人时给人以“灵”的本质。人与动物的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动物没有数字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神的智慧”或“神的话语”是那种和对于大自然“现象”的感受完全合一的“大能和大智”。那种“神的智慧”是人所无法达到的,所以神又要告诉人,那种神的形象和样式合一的“智慧”,人是得不到的。因为人的大脑是有限的,直觉感受的能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而大自然是无限的。神所赐予人的那个用“灵”来感应的能力,或许就是对于数字的感应能力。人可以通过对于“数字的感应”能力来间接地感受大自然所展示的“现象”。小到人的直觉能力所无法感受的“小”——微观世界;大到人类直觉所根本达不到的“大”——“宇观世界”。但是那种感应总是不可靠的,一离开与直觉感受相比较的“合理性”,那种“人间智慧”总是会走向错误的方向的。

“人间智慧”是什么?那些说英语的神父和牧师们都告诉我们,它就是“SIN”。因为我不懂外文,至今还没有从《圣经》中读到“SIN”这个词和神对于这个“词”的解释。中文的《创世记》中,根本没有区别人间欺骗、淫乱、杀人而“犯罪”和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而“犯罪”,这个两个“罪”在文字上是没有差别的。在中文圣经中是在一节前加了一个“题目”,那节的题目是“人类犯罪”。英文圣经那节的题目是“Fall of man”。听说圣经原文中是没有题目的。

人间思维的发展是神所喜悦的,神只是给出了人间智慧的开端和道路的原初的方向。历史发展的路还要人们自己去走,人也只能在探索中前进。现代政治家、现代科学家和现代神学家,不论他们对于“神的话语”的真理,理解得怎么样,他们的智慧是否能够与神的形象相链接;只要他们不去崇拜“假神”,不想把自己当作“假神”,不为了个人的“金钱和权势”的欲望,带领人们去崇拜“假神的偶像”,他们都是我所尊敬和学习的老师和朋友。

现在回到讨论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雅各对西缅和利末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绝灭。由于神在遴选过程中,把傍支不断地分离出去,他们只和近亲傍支的女子通婚。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创24:2-4。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就是从亚伯拉罕的父家娶回来的。亚伯拉罕本人也为了嫡子,把他的长子以实玛利和他母亲夏甲从家中赶出去。这一后果,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还在承受着。

圣经里把从挪亚长子闪到亚伯拉罕那个漫长的年代,用第十一章的后半部分,流水帐那样的写过去了。那个流水账就是要写出被遴选家族和其他家族的差别,表示这个差别的就是“量化的时间”。但在那个流水帐中的量化的“时间”依然充满了混沌:头生子的年龄一下从一百多岁,到了比较接近现代的三十岁左右,那里祖孙还有重名的。那些记载都是混沌的。但是每到历史发展的关键年代,《圣经》就写得非常详细了。从亚伯兰到以撒到雅各的时代,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朦胧的群婚时代,向着由近亲旁支氏族间通婚、组成氏族联盟的部落时代,再向着由多个部落组成民族国家的时代发展的历史;和被遴选出去的“神的形象”的民族相比,被神遴选的以色列民族确实是人丁稀少,是一个智慧而软弱的民族。

由于神的计划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必须保留一个有“神的样式”的家族。当然他也保守和看顾那些大量的具有“神的形象”的民族,对于那些民族不存在任何遴选的问题,因为人人都可以直觉地感受神的形象,感受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所以那些民族都不再严格地保守“神的样式”了。他们都用人间智慧所造出来的形象代替了真神,把“神造人”和“神与人在一起”的蒙昧时代,神所教导人类的那些原初真理的“神的话语”给渐渐模糊和歪曲了。也许并不是他们有心要歪曲“神的话语”,由于那些民族以形象思维为主,记录他们感受的思维能力,即文字能力,只有“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文字的数目总是有限的,

是无法准确记录神在鸿蒙初开的混沌时代,对先民所说的那些“神的话语”的。

雅各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真正的祖先,就是因为他有智慧,他把“人间智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在青年时代,用诡计夺取了他哥哥以扫的福分。其实,他得到他父亲以撒的祝福,也不仅依靠他的诡计,而是由氏族社会的习惯所造成的。由于他的哥哥以扫,娶了远系的赫人的女子为妻,引起了高贵出身的婆婆利百加的极大不满,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犹滴,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实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创26:34-35。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氏族社会的家族观念才是立雅各为家族继承人的更主要的原因。对于雅各来说也是一样,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彼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创28:1-2。

当然在神直接照顾下的那一个家族的人,有比当时一般家族更高一些的智慧,在前面说过,在四王和五王的混战中,亚伯兰率领家族的几百人就把敌人打得大败;以撒也是一样,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们在那里打井,那井就出水。雅各的智慧更高了,就像神所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但是神的遴选和傍支家族通婚,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神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兄弟姊妹,神分成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造人,其实只是给予人的两种不同的思维能力,要人时时警惕不要自大,不要把“神的样式”的“人间智慧”看成是个人自己努力得来的超过常人的能力;其实一脱离人群,脱离大自然,你的个人智慧是毫无用处的。它只是人间的游戏,你把人间规则下的游戏,玩得再好,也只是游戏。像现代风行世界的智力运动那样,说到底,除了训练某些个人的在特殊约定的规则范围内的某种思维能力以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实在的用处的。如果用那种能力用来获取个人的“金钱和权势”,只会对社会带来罪恶。雅各是第一个认识到了:以神的样式被造的人,不和以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合一”,以色列民族的结果就是: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绝灭。

雅各在12个儿子中,最喜欢的是小儿子约瑟。他是有高贵出身的母亲所生的小儿子,符合神的样式被创造的条件;但他和他的那些出神高贵的哥哥并不一样,它与那些婢女所生的弟弟十分友善。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辟拉悉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创37:2。这个约瑟就是后来被卖到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后来他用他的智慧得到了埃及法老的重用,成了埃及的宰相。由雅各开始的以色列家族,是由约瑟才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並在此基础上发展成民族国家。

是雅各的智慧窥见了神的遴选的真正含义:神把人分成神的样式被造和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的真实的含义。是他把以色列人从“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绝灭”的境地中走向辉煌的民族历史,当然那个辉煌中还是充满艰难和曲折的。这个艰难和曲折的路只有在神的引领下,把神的样式的个人智慧,融入到神的形象的人类的整体实践中,才能顺利的走通;只要一陷入谋求个人的私欲之中,为此而制造和崇拜“假神”,就一定毁灭。多少人间辉煌的王朝都毁灭在历史的洪荒中了!

新约和旧约是有机的链接在一起的,或者说新约和旧约的链接是我们今天的追求科学与信仰之间链接的榜样。在新约的雅各书中,有关于人间智慧和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的一段经文: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雅3:9-11。

这句话来自新约,又放在新约的最后部分,人们还说不清楚那个雅各是谁,他当然不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从圣经学家的考证,那个雅各书应该是出现于新约的最早期,那是耶稣的弟弟和犹太人讨论耶稣基督的教导的。现在看来这些话很像是旧约中神的大能和大智的话语之间的关系的最好的解读。是新约时代所最早窥见的“神的话语”中的最重要的真理。下面的一段话就是直接关于智慧的: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妒忌和分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妒忌分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文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雅3;17-18。

这一段话真像雅各一生所领悟出来的“神的话语”中的真理:什么是人间的智慧?人间的智慧有两类:来自上头的,和不是来自上头,来自人的欲望的。

创世记也就在以色列的觉醒下结束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以嗣子出生时,其父的年龄的记载为标志的那个“时间”的记载了。时间的流逝在那个时期又混沌了,在以色列人中,虽然以犹大家族为大。但是一个依附于外族统治的人,哪里还讲究什么嗣子和族长的严格传承呢?当然那个时代埃及的国王也已经有了他们以国王的纪年为依据的历史的记载,但是那个古埃及王国也毁灭于历史的洪荒中了。神告诉我们的就是时间是能够改变一切,所以人间的一切知识都离不开“时间”,而人类又无法把握住绝对的“时间”。

以色列人在埃及四百三十年,从由雅各帶去的一族七、八十人,到出埃及时,男丁六十多万,加上妇女、儿童和老人已经有二百多万了。那些都写在出埃及记中了。一般我们在读圣经时,都仅仅把那四百年看成一个以色列人受难和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我想这实际上就是神安排下的,以神的样式被造的民族和神的形象被造的民族的第一次融合,也是为耶稣基督降世把神的救赎和看顾推向全人类所作的最根本的准备。在出埃及以后,遴选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那是在神的样式的民族和神的形象的民族结合下完成的,人类历史发展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了。

(11)  信仰与历史  (七)民族、国家与人类的历史

我们正在讨论的总题目是“信仰与历史”。而“信仰与历史”又是“读圣经,学科学”的总体内容中的第一部分。在前面几节一直在讨论《圣经》,实际上只是讨论旧约中的“创世纪”。我们是把“创世记”作为人类历史来读的。在“创世纪”读完以后,应该继续来读“旧约”的其它部分。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来像读“创世记”那样来读完整本“圣经”了,因为我的专业是“自然科学”,读圣经是因为今天的现代科学的路遇到了麻烦,才去读《圣经》。现在该来讨论一下历史了,我们讨论的历史也是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这个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就是“理性”的历史,而不是作为文学和政治的历史。它並不比信仰或圣经容易说明白。让我们来看一看维基百科上是怎样讨论历史学的。维基百科上关于“历史学”的第一句话:“歷史學,簡稱史學,是以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學科”。这是最典型的逻辑学上的“同义反复”,下面详细一些的:

歷史學,簡稱史學,是研究歷史如何被編寫,不側重於歷史事件本身,而注重怎樣重新解釋個別歷史學家歷史觀[1]從事歷史學研究的人通稱為歷史學家。由於歷史學家們向來講究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實證精神,對於無法運用史料加以證明的事多避而不談,尤其恥於談理論。因此歷史學僅管有悠久的發展過程,但在近代的表現,相較於新興的社會科學,則顯得理論基礎相當脆弱。全世界的歷史學家至今對於「何謂歷史」與「何謂歷史學」等直接關係到其生存命脈的議題,都沒有相同的共識,所以歷史學這門學科的研究內容與研究主題,一直沒有辦法與其他學科被明確地界定,有時候一個歷史學家可能同時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心理學家,甚至生物演化學家

历史是什么?“全世界的历史学家至今对于“何谓历史”与“何谓历史学”等直接关系到其生存命脉的议题,都没有相同的共识,所以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与研究主题,一直没有办法与其他学科被明确地界定”,这是维基百科上对于历史学的阐述。“有時候一個歷史學家可能同時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心理學家,甚至生物演化學家”。历史可以和“一切”相交,就和“文化”一样:现代历史学家,也就是现代文化人,不论衣食住行的那一行,现代历史学家和现代文化人一样,只要加上一个“史”,一个“文化”,就可以开创一门“新学科”,那个开创新学科的人,就是新科学的开创者,这就是我国当今像北大、清华,那样的“名校”,实际上也是世界名校的科学创新的一个方向。所以,一些有信仰的历史学家,就提出了“历史观”。那么历史观是什么呢?历史观应该就是“研究是什么主导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能与那样一个“历史观”相交的“XX史”实在不能放在历史学的范围内。当今的世界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两种完全相反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先看什么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黑格尔哲学的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是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他代表了当时的唯物主义观点,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的分析批判。他认为人的精神、思想是人脑的属性,是附属于肉体的,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精神和思维看作一种脱离人脑而独立的东西,“没有感觉,没有人的,在人之外的思维”即绝对精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绝对精神的派生物,这是十分荒谬的。

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以精神、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上帝,“唯心论直接地将理性神化”,“黑格尔哲学是将思维……当成了神圣的绝对的本质,‘绝对’哲学的秘密,因此就是神学的秘密”。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将精神、思维“外在化”为自然的学说,不过就是改装了的上帝创世说,“从精神里推出自然,意思等于算帐不找掌柜”,“等于从水里做出酒”,“等于用语言呼风唤雨,用语言移山倒海,用语言使瞎子复明”,“等于处女借圣灵而生救世主”。

卡尔·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时,没有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重要性和其合理成分,因此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几百字),来分析评价他认为费尔巴哈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

从这段讨论可以看到,唯物主义是从批判唯心主义而来的。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在费尔巴赫和马克思以前,既没有“唯物主义”,也没有“唯心主义”。当然,对于宗教和神的信仰的争论是一直存在的,对于人类的思维的讨论也是一直都存在的。费尔巴赫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于《圣经》中一些“神迹”的批判,本身在不论东方或西方的哲学史中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并不能解决“是什么主导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个根本问题。大量的神学、神话和宗教中都确实存在着现代科学发展的“理性思维”所无法解释的内容,指出这一点,丝毫也没有解决“是什么主导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的精神、思想是人脑的属性,是附属于肉体的,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精神和思维看作一种脱离人脑而独立的东西”,那样肤浅的观念对于解决是什么主导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毫无帮助的。是的,一个人没有了大脑和肉体,对于这个人来说,他不会再产生精神和思想了。但是他所产生过的“精神和思想”也就会跟着消失吗?它也回答不了像人脑和动物的脑到底有什么差别?动物的大脑有思维和精神的属性吗?人们还会问人的精神是怎样附属于肉体的?

“人类的思维和精神是来自大脑和肉体”,能够从那样的“唯物主义”的肤浅的观念中回答人类认知过程中的那些根本问题吗?显然,它一点也不能回答与人类思维与精神有关的所有问题。因为人类思维中的一切问题,都是以人存在“思维和精神”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一基础,就什么问题也不会有了。但费尔巴赫的话中,有一句是很有意思的,“唯心论直接地将理性神化”。“唯心论直接地将理性神化”,用这句话来批判唯心论是对的,而且是非常的恰当。马克思把费尔巴赫的“唯物主义”称为“机械的唯物主义”并指出了它的缺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章):“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章):“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这两段话对于费尔巴赫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段话中,前一句是对费尔巴赫的“唯物主义”的批判,那是完全正确的:基督教的本质和“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这里只是把“真正人”该成“自然人”。但是这里并没有说清楚“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的意义。那种“革命的”和“实践批判的”活动,是任何话语所说不清楚的,这样的实践活动,只能从实践的结果来回答,而不能从“理性”的思考中获得历史观的任何内容,而是要看那种“革命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内容和结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这句在近代史上的影响很大,它是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的“哲学基础”;我既不笼统的支持它,也不笼统的反对它。因为人间本来就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所以人间的“历史”永远会有“两部”,不是“一部”。在近代史中,一部是“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另一部是“唯心主义”者的历史。但这句话又不能直接地去理解,因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唯物主义者”自己是说不清什么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他能够正确地批判“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也是一样,他也会批判“唯物主义”,但也说不清楚什么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错误就是费尔巴赫所说的,“唯心论直接地将理性神化”。而唯心论并不知道“唯物主义”错在哪里?他们的批判并没有批倒“唯物主义”,反而自己成了“唯物主义”。罗素就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唯物主义”。“唯物主义”错在哪里?

只有“创世记”说得清楚:“地是空虚混沌”。“物质”是什么?对于人类来说“物质”主要就是“地球上的一切”,要寻找对于那个“空虚混沌”的“物质”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起点。就像任何一个自然人,一定有一个起点,那就是他的母亲诞生他的时刻。我们把那个属于今天的人类的“知识”叫做“理性的知识”,理性知识也应该有一个起点。那个“知识的起点”在哪里呢?创世记告诉我们:“祂的灵在水面上运行”。这就是“创世纪”的“起初”。这些我们还要在“自然哲学”中去深入探讨,沿着神在“创世记”中所指引的路去重新探索。不信“神”的无神论的现代自然科学家把“爱因斯坦的话”当成了“神的话语”,已经引导理论物理学走入“空虚混沌”之中,真正的“自然哲学”必须在“神的话语”的指引下,在“空虚混沌”之“上”来运行,才能够和“起初”的那个空虚混沌的“唯象理论”链接起来。永无休止的“链接”,才有永无休止的探索前进。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指引的道路。是《圣经》的“创世记”中的语言给我们的指引。也就是新约中所指出的“旧约”是人间智慧的开端和道路的意思。我们只能在“空虚混沌”的上面,观察由空虚混沌中所展现的“现象”,我们既不能钻进空虚混沌的物质中去“观察”,也不能离开地球去无垠的宇宙“观察”。人类知识的根在于“感性的知识”,但是那个“感性的知识”不属于任何一个“自然人”,它在任何一个我们今天的人类所说的出来的那个“自然人”之前。所以今天的哲学家把它称为“原初理念”或“逻辑的原初”。那个“原初理念”是不会自己前进的,也不可能通过“自然人”的直觉观察来获得的,直觉观察只能得到感性知识。“感性知识”只有在“理性思维”的帮助下,在能够变换成“理性知识”。但是那个“理性知识”同样不是“神的话语”中的“真理”。“理性知识”还要通过“感性思维”的检验,才能成为“相对真理”。所谓“感性思维”的检验就是“人人感受的直觉的检验”。这个“检验”是人人可以感受的,所以一定是长期的,反复的,也就是“历史的检验”。所以直接把理性神化,就是“唯心主义”的根源。那个,唯物主义者认为自己能够说清楚“物质”,他们尽管不能深入到地球的内部,物质的内部,也不能完全离开地球去观察,但是他们认为只要有了他们的“理论”和“语言”,就能够观察到物质的内部,观察到和地球没有实在联系的无垠的宇宙。这样人间就有了四种语言:感性思维的语言,理性思维的语言,两者合一的语言,以某个或某些聪明人所“约定”的“逻辑推理的前提和规则”运行的“游戏语言”。圣经中用一个“蛇和女人”的神话,说出了这四种语言:“神的形象”的语言,“神的样式”的语言,神的“形象和样式合一”的神的语言,和没有“理性”的蛇的语言。现代科学家的语言是一种什么语言呢?

为什么把“唯心论直接地将理性神化”,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于唯心论错误的本质呢?或者说那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错误为什么就是“直接地把理性神化”呢?因为他们不相信物质就是“空虚混沌”。现代物理学家总是说,牛顿理论只是一种“唯象理论”,而他们的理论是“精确理论”,牛顿的宏观理论只是现代物理学理论的一种近似。这就错了,牛顿理论是一种空虚混沌的理论,但是它正是所有现代物理理论的“根”。现代物理只是一种探索,那种探索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极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不是能够直接把牛顿的宏观理论变为他们的精确理论的一种近似形式,而是只有在“理性”(或逻辑推理)上,和宏观理论链接在一起时,才能够把宏观理论的“混沌空虚”,发展成微观或宇观理论的“空虚混沌”。可惜到现在还没有链接起来。人间没有完全精确的理论,只有混沌空虚的“唯象理论”。所有的现代物理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哲学,也都不能产生精确的科学理论。“空虚”就是现代图像中的“马赛克”,只有那些和宏观的“唯象理论”链接在一起的时候,现代科学理论的图像才能够保持“真实性”。那些马赛克会小一些,图像的混沌会变的清晰一些。而所有逻辑上链接不上的“探索”,那个图像再好看,也是假的。为什么现代物理理论要和牛顿宏观理论相链接呢?因为牛顿理论链接着圣经上的“神的话语”。那些現代科学家的理论不能和牛顿理论相链接,也就不能和创世记中神的话语相链接,而又说成是比牛顿理论更精确的理论,这就是将理性直接神化。

“创世记”中的前三章写的是所有“科学(和哲学)”的历史的开端:既有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也有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智慧的开端。只有“创世纪”中才有自然哲学的智慧的开端,任何其它的人间的历史,包括所有民族的“历史和宗教”和国家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中,都没有旧约中的那个自然哲学的智慧的开端。“创世记”第四章是全人类的历史,第五章是全人类历史向着民族历史的过渡。从三十三章开始了以色列民族形成过程的历史。整个旧约从“出埃及记”开始,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了。那些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也有“历史的神话部分”,出埃及记就使以色列民族历史的“神话部分”。在那里也没有了自然哲学的开端,没有了全人类的共同的历史,实际上没有了直接的“神的话语”。其实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是短暂的,而民族的历史一直被保留下来了。在以色列国家被消灭以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继续被很好地保留下来了。聪敏、顽强的以色列民族,经受了无比的苦难,以最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为全人类守护着他们民族的历史——人类的先民的历史和自然哲学的历史。这个历史中有人间智慧的开端和道路。特别是其它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中都不存在的“自然哲学”的开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智慧的开端和发展道路的方向。实际上在耶和华神离开了以色列人以后,以色列人坚持保持的已经不完全是神所遴选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了。

神在以色列人已经获得了在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时期的神的“形象和样式合一的语言”和那种语言所描述的人如何认识大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己的“智慧的开端”以后,在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他们祖先居住之地,到埃及那个当时已经发展得最辉煌而又危机四伏的,“神的形象”民族的居住地,用以色列人的神所给予的“智慧”,帮助埃及人渡过了最困难的灾荒期。同时也使那个神的样式的民族,更好地学习了神的形象。从只有上百人的极其聪明,但又极其弱小的家族,在和当地人的融合中,发展到了由60万男丁的战士和两百多万人民的相当强大的民族。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神又给了以色列人以建立“国家”的最根本的智慧——关于律法、关于大爱和诚心的社会哲学的智慧和发展道路,帮他们建立了国家的过程中,以色列人把“神的话语”用他们的已经比较完善的“文字语言”记录下来了。他们用神所给予的人认识大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己的智慧,战胜了敌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后,以色列国家的统治者也和其它民族一样,离“神的形象”越来越远了。不愿受神的形象和样式合一的智慧约束了。当他们要进一步建立统治更多异族的强大国家的时候,神就离开了他们。但是广大的以色列公众,依然守卫着“神的话语”;在以色列国被消灭以后,以色列民族坚韧不拔地守卫的是耶和华“神的话语”,那个“遴选民族”的纯洁性的守卫,实际上在神把他们带到埃及的时候,也就留于形式了。今天不论以色列国和美国的以色列会堂中,已经是各种肤色的人都可以看到了,大量以色列人都和所有民族通婚,在美国以色列人,已经不再以一个独立的民族出现了。民族的观念在象美国那样新兴的现代国家,正在失去它的存在的意义。他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遵守一个国家人民所制定的法律,但是在信仰和思维上拥有自由。当今的世界又进入了从现代国家,向着全地球国家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了,我们中国人有了比纯粹的爱国主义更为广阔的道德、伦理和信仰需要学习和追求。

现在回过来讨论“神”的历史观。这里只能简单的罗列几条,不再引圣经的原话了,因为“创世记”上的话已经引用的很多了。而圣经的其它部分我还没有学好。所以已经引用过的就都不再直接引用了,以便不写得太长。

首先主导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这确实是一个根本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很多聪敏人都提出了不同的观念:是精神,还是物质?是实践还是思维?是帝王将相,还是奴隶们?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古印度的佛学家,伊斯兰的神学家,中华古文明中先贤和哲人,到笛卡儿、黑格尔、康德、直到马克思和毛泽东都在思索和回答那个问题,他们都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答案,他们的思想都是人类思维发展历史中的不同时代的“人间智慧”的代表。那些“人间智慧”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一个时间看起来很对、对好,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不对了,不好了。因为照着那个观念去发展人类的社会历史,一个时期可能是好的,但后来又发现应该还有更好的;或者那种理论或观念做起来总是只对某部分人好,而对另一部分人並不好。而更重要的是,人的思维是会变的,一个好皇帝,一个好政党,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那个皇帝的家族的继承人,和政党的继承人都是要变的。没有一个“人间的理论”能够经得起时间推演的考验的。

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呢?祂的话就是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的:你看,神是在第六天造成了全地上的活物以后,才来造人的,而且是和陆地上的动物在同一天造的。创世记中神从不说怎样造,但是对于时间的顺序,和在第一天,第二天,一天、一天地各按其类,才是祂真正要告诉人类的。在造完地上的动物后,神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但是下一句讲他造的结果时,却是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七天又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亚当。那么前面一天只造了一个男人,女人是后来造的,是用男人的勒骨造的。在“神造人”,神没有告诉人他怎样造人,反而把形象,样式和灵,翻来覆去的讨论,而且总是按着确定的时序,与“数字”链接在一起的“时序”,在每一个“时序”是每一件事都是讲得“明明白白”的,而不同时序里,又是“明明白白”地不一样的。这才是神要告诉我们的如何认识宇宙、认识社会、和认识自己的根本方法。

“神造人时”是这样,叫人的“灵”如何去认识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时也是这样。所以下面的那个关于智慧树上的果子的“神的话语和做法”,就成了圣经中神给予人类的最重要的信息。在创世记中“神的话语”都是没有对象的,因为祂的对象还没有造出来,所讲得都是他的大能的计划,祂所讲的那些随着“时序”变化的大能的话语中那些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大智”,神的智慧是大能和大智合一的永恒的真理。但是在创世记中,那个大能和大智看起来又好像并没有直接联系的。在人类如何获得“人间智慧”的过程中,神有了说话的对象,有了神与亚当、夏娃和蛇之间的对话,就有了四种语言。神对亚当说:园中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夏娃对蛇说:惟有园当中那颗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最后,夏娃和亚当都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后,神也只是对女人说,你作的什么事呢?但并没有让他们死,而是给他们的生活作了新的安排。神的语言中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的观念有两种:一个是时间的顺序,一个是量化的时间。时间改变了,他的形象和样式也都随着改变了。和四种语言:神的语言、亚当的语言、夏娃的语言和蛇的语言。前三种语言有对话,而神只对蛇说,没有蛇的回答。蛇只能接受神的话语的指令,不能与神交流。

第四章中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两人,亚伯牧羊,该隐种田。该隐因神喜悦他弟弟,牧羊人亚伯,就把亚伯杀了。神惩罚该隐,把他赶了出去,该隐的后裔,就向着东方越走越远,但是神同样看顾着他和他的后人,一直一直的看顾着他的后人,记录着他的很多很多代的后裔。这就是全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实在太遥远啦,但是在圣经中那个占了远远超过整个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到第一批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分离的历史,也就是那么短短的四章。

后来亚当和夏娃又生了塞特,那就是以色列的先人了,但还不是以色列的祖先。塞特出生时,专门写了是亚当一百三十岁时生的塞特。在这时,在说塞特的后裔的时候,创世记中又说,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把赛特的后裔(长子)一代一代都记着,都记下了其父生长子的岁数,这样人类的历史的年代就按着岁(年)记录下来了,直到挪亚。挪亚的子孙都住在一起,讲一样的语言。以后那些人在建造巴别塔时,神把语言搞乱了,挪亚的三个儿子就分离了。又一次写下了三个儿子的后裔,只有长子闪的后裔,有长子出生时,其父的岁数。两个非长子也记下了一代一代的后裔,但没有生长子时,其父的年龄。他们的后裔往西去了,也是越走越远,最近的大概是古希腊人了。这些人是不是西方人的先祖?闪的后裔,一直到他拉。都只记了长子出生时,其父的岁数。到他拉先生了长子拿鹤,又生了亚伯兰,这又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时代了,开始从家族社会到氏族和部落社会的发展过程了。

圣经中就是那样,在社会没有大的变化的时期,就写一下一代一代长子出生时,其父的岁数,非长子记了一次,以后不再记了。到了社会转型时,就详细的作了记载,记下来的都是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人类的两类思维形式:形象思维(或感性思维、直觉思维)和形式思维(或理性思维、逻辑思维),不知道人间为什么把神的样式改称为“形式”了,当然这里也有中文的翻译的问题。与神的形象和样式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人间语言。人间语言也是从“一样”到“搞乱”,再由“搞乱”到“沟通”(翻译),最后寻找“共同(无歧义)语言”,这也是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两者说的是一回事。只是说话的角度不一样:一个是用“神的话语”说的,一个是用人的“文字语言”说的。人总是只能站在人群的中间,用人间语言说话,说出来的总是有歧义的,“无歧义语言”只是追求的目标。只有神能够在人群之上,在时间和空间之上。人写的历史只能是“人间的历史”:家族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只有神才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之上,写出全人类的社会发展的历史。

神写的是永恒的真理:这个永恒的真理,是随着“时间”而不断改变和发展的,但是每个不同时序所讲的“不同的话语”,都凝结成真理,圣经就是那样一连串的独立的真理所组成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永恒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看起来也是“空虚和混沌”;但是把时序和孤立的大能链接成一个“信仰”,那个“信仰”中就包含了“神造人”的历史、“神人同在”的全人类的历史。以后就只有人所写的历史了:那就是从家族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那个“人”所写的“历史”中,也可以分成两类:有信仰的人所写的历史,和没有信仰的人所写的历史。有信仰的人写的历史内容主要内容,就是人类追求“信仰”的历史,也就是“科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信仰的人所写的历史,主要写人间的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斗争和竞争,是写和动物相似的生存竞争和比动物更高明的把“人间智慧”用于人间的斗争和竞争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历史,和今天社会的明星们的历史。那些就是大洪水前神看到的上古英武有名的英雄人物的历史,神看到那些就心中忧伤。但是有信仰的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写不出一部同样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现代的历史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部历史,人还写不出“一部历史”来。

人类社会到了亚伯兰的时代,开始了把一些家族联系在一起的氏族社会的时代。神的遴选使得那个特有的家族,把他们对于傍支亲族间的婚姻看得很重,这样就能够更好地保留住那个“时间的循序”,保留住了用年岁表示的“时间顺序”下的“神的话语”,也就能够保留住人类的最早的先民的“神话的历史”。在保留人类的“原初历史”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留住时间的“正确顺序”。为了保留住这个时间的正确顺序,神一开始就告诉人关于“数字”的理念,先是第一日、第二日,并那样的数字和“日”链接在一起。以后我们改称为“一天”。神告诉我们的是“一天”与“一天”必须分清楚,那就是用“昼”和“夜”来分隔的,不可混乱。

圣经旧约中,一开始就是从“起初”到第一天,第二天,这个把一、二那样的数字和天“链接”在一起,也就是神最早告诉人明白如何把“数字”和“时间”的链接在一起的逻辑关系,或在人的“灵”上加入的第一个“神的智慧”。所谓“量化的时间”,是从“顺序”而来的,数字来自“顺序”,但是一天、一天的用数字表示的“顺序”,在没有语言记录的先民的时代,是记不清楚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年岁”的理念,“年岁”的理念。为什么要遴选一个牧羊的民族呢?年岁的概念对先民来说也是容易明白的,不论种田的人,还是牧羊的人,季节的变换、庄稼的收成这是和昼夜的轮替,一样“直觉”的,是连动物的生理功能中也都确实地存在的。但是数字的观念就不容易获得了,这是要有特殊的智慧的,那就是神给人的“灵”中才能够存在的。为什么要一个牧羊的民族来记住、记清楚“数量”和“时序”的关系?那就是因为牧羊民族最容易得到数量的观念,他们每一天总是要数一数自己的羊的数目。这大概就是神的遴选的根据。有了日,有了年,还要一个民族牢牢地记清楚,所以就有了长子出生时,其父岁数的记载。只有一个人数不太多,关系很亲密的家族,才能在先民的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做到“记住今夕是何年”这一点。所谓长子继承制和旁支婚姻和远系结婚的区别等等实际上本身并没有意义,神早就说了,所有的人都是来自同一祖先,而且在神的历史记录中只有平常时期才用长子继承制,每到特殊时期,都不是长子继承。

到亚伯兰的时代,社会发生了大的变动,人口已经很多了,气候又发生了变化,家族间为了生存而寻找合适的生存的土地,成了一件大事。家族、氏族和部落间的为争夺土地的斗争越演越烈。那个神所遴选的民族发生了一个生存上的困难,他们的长期以牧羊为主的生活,和注重傍支婚姻,家族人口稀少,很难再适应那个时代了。而耕种民族大量的民族同化和人间等级的差别越演越烈而形成了各种“假神”,依靠那种“人间智慧”维持着庞大人群的国家开始形成,所谓“假神”就是以特有家族的祖先崇拜为基础所形成的用以维持人间等级差别的暴力思维的“意识形态”。那个时候,神就选择了有智慧的人,而不是长子来做族长,亚伯兰和雅各都是次子,但是神选择了他,并要他到埃及去,那里有足够放羊的草地。雅各的智慧更大,他和神摔跤,神为他祝福时还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后来真正开创以色列历史的约瑟,更是一个小儿子。圣经中以色列民族的真正历史,应该说是并不是长子开创的,而是庶子们所开创的。

对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神对于“人间智慧”的要求和态度也是在改变的,对于国家的态度以及神与人的关系也都是在改变的。但是在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又蕴含着不变的真理:在遴选以色列民族,发展神的样式的时候,他会要求以色列人坚持信仰,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照顾着另一类神的形象的民族。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有强调要有智慧和能力的人来领导和发展以色列民族,要和神的形象的民族相融和,在民族的融合中发展神的形象和样式合一的智慧。在那些以假神和暴力思维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一面在那个民族的底层公众中,发展着神的样式,维护者真正的神的形象,一面帮助以色列人战胜假神,建立民族国家。他一直反对有假神形象的王权国家,但是在一定时候,为了在人间保持和扩大“神的话语”的真理,他也答应了为以色列国膏王。但是在同意膏王的同时,他自己不直接给以色列膏王,而以先知和以色列人联系了,自己不再直接和以色列人来往,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直到最后,离以色列人而去。

“新约”是新时代的神的真理的发展和扩大,“新约”把“旧约”时代的蕴含着的耶和华神对全人类的保持和看顾,成了耶稣基督对全人类的直接的保持和看顾,把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人都同样的成为神所看顾的人。把耶和华对国家历史的真理的启示,直接地以“基督归基督,凯瑟归凯瑟”,一句话清楚地彰显出来。新约是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时代的神的呼唤,当然这个民主是不断追求对“神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约束下的民主。不是按着“蛇的话语”的民主。耶稣基督说,“要爱你们的敌人”,这就是通向神所应许的,建立万国之国的全人类国家的目标的道路。在全人类的历史从新开始编写以前,人类还是要有两部并不相同的国家的历史。而那两部历史的融合过程必定是发展信仰的过程,是发扬大爱的过程。不是暴力的过程,也不是象“蛇的语言”那样自由和竞争的过程。人类一定会在“神的话语”的信仰的追求过程中走向美好的未来。

 

 

(12)  信仰与历史  (八)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中编写全人类的共同的历史

 

我们的信仰是对于“神的话语”的信仰。有的人不相信“神的话语”对于当今时代的人类社会还有“约束”和“指引”的作用。他们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古人的智慧,古人懂得牛顿理论和相对论吗?古人懂得遗传基因吗?古人有计算机程序语言和信息系统吗?是的。那些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那些科学实践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认识“大自然”,认识“人类社会”和认识“人生”,带来多少确实的东西。正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所说的:每一个人的知识像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知识的圆圈,如果把圆周看成边界,边界之内是已知的“知识”,那么边界以外就是未知世界。你的知识越多,你看到的边界外的未知世界也就越大。人总是生活在更大的未知的迷茫之中。当然我们今天的迷茫有一些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迷茫,但是更多的地方,我们还是处于同样的迷茫之中。

更重要的是:现代人的知识范围的扩大,人间的联系就越来越紧密了,个人的智慧联系着家庭;家庭又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在那个与家庭相联系的社会关系圆圈里;而那个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圆,又处于国家的大圆圈之内。而今天国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圆圈了,它也处于全世界的大大小小国家的影响下的全世界的圆圈之中。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人类社会的认知圆圈。人类社会的认知圆圈实际上又处在人类正确认识大自然的那个更大的“圆圈”之中。

在那个认识大自然的“圆圈”,就是自然哲学的“圆圈”。当然那样复杂关系的“圆圈”,已经不是“人间思维”中的几何图形的“圆圈”所能描述的了。“人间思维”本身永远无法完善、准确地描述“大自然”;“人间的语言”,“人间的理性”永远是“残缺不全”和“充满歧义”的。但是人间的语言、人间的理性思维,又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了它,人类的"形象思维"就会是更"空虚混沌”。所以,我们依然用“圆圈”来表示知识的“范围”。相对于这个自然哲学的圆圈,前面的那些圆圈可以称为人文哲学的圆圈。自然哲学的圆圈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类认知的圆圈,因为只有它的圆心,才是全人类认知的共同的中心。中国古老文明中,有一句名言叫“效法自然”。它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格物(致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苏格拉底的“认知圆”,实际上主要是讲自然哲学的“认知”过程。他不懂“社会哲学”,他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统治者”也就不认可他,就把他给杀了。以后他的学生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就既讲自然哲学又讲社会哲学。他们的命运看起来好多了,但是以后以“天主教”的名义来统治人间社会的年代,他们成了被崇拜的偶像,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把他们的理论,作为火烧布鲁诺,审判伽利略的“根据”。

中华古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对于“认知过程”的这样两种说法,有极其相似的地方,那个极其相似的地方都来自“神的话语”,而这个“神的话语”的“根”来自“创世纪”。但是以后的发展,向着两个方向:中华文明向着“人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中国古老哲学中的两句话,后一句是孔子儒家哲学的意思,是从个人的自身修养开始,先要格物致知,然后才能修身养性、齐家治国,最后才能平定天下。当然是越后面越重要,为了最后的崇高目标,前面的格物致知、修身养性,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小节”了。孔子自己就说过,那些种地、做工的道理他不懂也没有兴趣懂。前一句话是老子道家哲学。中华古文明中,一开始是两者并重的。以后,孔子的说法越来越被国家的掌权者所喜欢了。他的传人和后裔越来越吃香了,那些人就当了“熟读圣贤书,卖与帝王家”的“官”,也就成了“犬儒”;当然也有像孟子那样的,始终以“民为贵”,也有像王阳明那样,始终坚持“格物致知”,在实践中“为民请命”的“儒家”。而老子的后代就越来越被社会统治者所冷落。因为“效法自然”和“格物致知”这样的话,过于混沌,虽有不少古人不时的在探索着那样的道理,但是那个“物”的道理不是个人的脑袋“格”得出来的。所以他们的传人们,就去装神弄鬼,炼仙丹、卖假药了。直到今天也还是一样:孔子的第多少代传人,不懂格物致知、也不修身养性,就以孔子的后裔的身份,直接来谈论治国、平天下了;而老子的后代传人中的不少人还在那里卖假药,谈“阴阳五行”和“精、气、神”的“长生术”。科学网上有一篇网文,谈我国“创新乏力的文化根源”写得很好:

中国文化,只注重知识的运用,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对于中国科技缺乏创新能力,所有人都认为不应该,觉得如此优秀的民族和灿烂的文化,怎么会缺乏创造力呢?但事实就是这样。我最近阅读《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时,看到作者的总结,心头豁然开朗,我认为这就是创造乏力的文化根源。

经世致用,这是儒家文化对于知识和学习的根本观念,这个观念直到如今都在主宰知识分子的知识观。用学习获得的知识来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没什么错,但不应该是全部。知识的另一个作用是探索真理,无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经世致用加上探索真理才是获得知识的全部目的。

只注重知识的运用,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这恰恰是中国在现代科学发展中错失先机的根源。中国的古代科学,主要是为皇帝服务,包括天文、冶金、水利、炼丹等等,而皇帝对科学基本没有好奇心。宋明理学产生之后,社会思想逐步封闭,人们更多关注于自身周边的人事,所以没有和欧洲同步产生现代科学。

中国哲学的本质是个人审美和处理社会关系。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一旦社会稳定、风调雨顺,人们就将目光投向诸如诗词歌赋的享乐,为了享乐就需要获得财富和地位,这样个人必需学会处理人事问题,所以知识就不会被用在对真理的探索上面。

当下社会,人们学习各种知识,仍旧是为了升学、赚钱、享乐,几乎没有人去探索真理,所以知识还是处于“被运用以牟利”的状态,其原因固然有竞争压力,但根本上讲,还是我们的文化特点在起决定作用。

只注重知识的运用,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反映在科技立项上,就是科研经费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原创的东西很难获得资助、跟踪性研究泛滥。这些表现其实有同一个本质。很多国家级的大项目,其实都是已有知识的拼凑,拼凑的目的是运用这些知识来做一些“大”事情,而这些“大”事情往往并不需要这样的项目。往小里说,一个基金也是如此,申请书对研究方案的苛刻要求其实仅仅鼓励了对已有知识的运用,而忽视了基金的核心目的“探索”。最近围绕基金的话题很多,有位博主列出评审人的14条意见,都是围绕研究方案,显得很琐碎。要知道,一个申请的创意才最重要,评审者要判断的是这个创意值不值得研究,至于如何研究,那是申请人的事情,评审人认为实现不了的事,也许对申请人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只注重知识的运用,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反映在研究生学习上,就是只会做实验,不会思考,进而分辨不了什么是重要的研究,什么只是技巧。

这篇文章谈到的,“经世致用,这是儒家文化对于知识和学习的根本观念,这个观念直到如今都在主宰知识分子的知识观”。“只注重知识的运用,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这确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没有和欧洲同步产生现代科学”,也是一个确实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仅仅归结于“皇帝对科学基本没有好奇心”,是远远不够的。“但根本上讲,还是我们的文化特点在起决定作用”。这里对于那个起决定作用的文化特点讨论的还是一些表面上的问题,而没有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找到中华文明的这个顽疾的根源。因而也看不到如何改变这一状态的出路。

其实古希腊文明后来也发展不下去了,他们过分强调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理性思维”;把他们的“理性神化”了。就像杨振宁先生告诉我们的“逻辑”是科学思维的方法,也就是古希腊文上的“神”。但古希腊的“神”不是《创世记》中告诉人类的“神的话语”的耶和华神。古希腊哲学本身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我们只能最扼要的谈一下。它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旧约”中的“神的话语”:

公元前4世紀下半葉,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統一了整個希臘,並且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將希臘文明傳播至東方。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稱希臘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希臘語漸漸成為“世界語言”。《聖經》的“七十士譯本”即是在公元前三世紀被譯為希臘文。

“旧约”的“神的话语”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造人”的根本之处,是给了人以所有动物所没有的“灵”。有这个“灵”,人才可以有“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神要给予人类心灵的,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合一“神的心灵”。上面印文中所说的将“希腊文明传播至东方”,不是中国和印度那样的东方,而正是以色列人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后代所居住的地方。从旧约创世纪中的记载,挪亚的庶子含和雅弗在因建造巴别塔而变乱了口音以后,出现了人类的第二次民族大分离,其中就会有古希腊人的先祖。古希腊文化传回以色列民族和中东的阿拉伯民族的所在地,发展了“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宗教和穆斯林的宗教。“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是实际上是以古希腊文,最后完成并传播到整个西方世界的。古希腊文明中开始也是包含着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这样两部分,但是总是解决不了两者合一的问题:本来古希腊哲学中也是两个方面同时存在并发展着的:

米利都学派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学派,被誉为是西方哲学的开创者,由古希腊学者泰勒斯创建。米利都学派开创了理性思维,试图用观测到的事实而不是用古代的希腊神话来解释世界,米利都学派的学者大多出身于古希腊伊奥尼亚地区的海港城市米利都,著名的哲学家有泰勒斯、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米利都学派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万物的本源。泰勒斯的观点是万物本源于水,而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限者(希腊语:ἀπείρων)。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世界是的本源是气体,不同形式的物质是通过气体聚和散的过程产生的。

在旧约中,那个向东方去的民族,走得很远,他们是该隐的后裔,他们也受到神的同等的教诲和看顾,但那些都是有“神的形象”的民族。神在以色列(迦内)地,看顾神的样式的家族的时候,也用另一种方式看顾着“神的形象”的民族。

我们前面讲全人类共同的历史的时候,讲了在神遴选以色列民族的过程中,从旧约的创世记中有三次民族大分离:第一次是该隐的后裔,他们是被称为有“神的形象”的民族,看来他们都走得很远,主要产生了古印度文明和中华古文明。这里所说的古希腊文明是第二次挪亚的庶子“含”和“雅弗”的后裔中的雅弗的后裔,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创:10,8,那时的海岛,就指地中海上的“岛屿”,古希腊人应该是他们的后裔。“含”的后裔在创世记中已经写明,他们就在迦内地到埃及一带,埃及人、赫人和亚述人都是他们的后裔;因为挪亚惩罚过他们,让他们作以色列先祖的奴仆。在学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看清楚,圣经中所写的“奴仆”的意思和中国“犬儒”文化中的“奴仆”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同样有独立的人格,主人和仆人在耶和华神面前是受到平等的看顾的。在古老中文的“训诂学”中,奴仆是没有这一层意思的,奴仆必须忠于他们的“主人”。所以在大陆的文化中,那个“奴仆”被改称为“勤务员”或改革开放后的“公务员”。所以美国总统可以把自己称为人民的“公仆”,而“公仆”的名字在中国总是流行不起来。以色列的先祖中的有些人看不起埃及人、赫人、亚述人,而又与他们接触得很紧密,在那个时代西方的民族间的融合、矛盾和冲突主要就在那些地方和那些民族之间展开着。实际上埃及和亚述后来都比以色列人口多得多,强大的多。在讨论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到埃及地,进行了有神的样式的以色列人和有神的形象的埃及人之间的,人类的第一次的民族大融合:以色列人在那次民族大融合中得到了民族的大发展,从百余人的家族,在短短四百年的时间内发展成了有60万男丁、两百多万人口的强大的民族;而埃及人也从以色列人中学到了神的样式的智慧,渡过了七年大灾带来的巨大困难。圣经中所说的那段时间为“四代人”的时间,一般圣经学家所估计的四百多年的民族融合的时间,我觉得那是不准确的。因为以色列的以嗣子出生时其父的岁数来“记年”的记载,在那里中断了。以后开始了以各个王朝或帝王本人的“历史纪年”,这两者总是连接不确实的。历史中总是有混沌,而混沌中又蕴含着“确实的真理”:如历史“纪年”总是混沌的,神的“大能”也总是混沌的;但是“大能”中所蕴含的“大智”的真理是确实的,“纪年”中所蕴含的对于“时间”的“原初理念”的真理是永恒的。

以色列人在和古埃及文明的民族融合中,诞生了以色列民族;并给人类留下了最古老的“神的话语”的最可靠的人类历史的源头——“旧约”。“旧约”是用古希伯莱文所写的人类最早的一本书。它的“创世记”又是“旧约”最早完成的。这是人类发展的第一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古希腊文明和中华古文明的发展都是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一些重大的“历史阶段”。古希腊人在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中,最后选择了以“神的样式”作为根本,并把它称为“理性思维”,以后又改称为“形式思维”。并把理性思维的规则——“逻辑”给神化了。而中华古文明中最后选择了“神的形象”,把形式思维的智慧严格地置于“神的形象”的约束之下。但是这个“神的形象”不是来自对于认识“大自然”的“神的大能和大智合一”的真理,而是成了孔孟之道中的“封建礼教”。封建礼教中实际上也蕴含着“神的话语”中的真理。这个“神的话语”就是神对于东方文明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安排和看顾。祂的最显著的就是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历史”。在中国的国家历史的发展中,最清楚地显现了“神的大能”的安排,就体现在林语堂先生的一幅典型的中华文明的对联中:“人思穷而天心见,径路绝而风云通”。中华文明中缺乏神的样式,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形象思维总要找一个“形象”作为依据,又找不到“真神的形象”,就只能以“皇天后土”的帝王作为神在人间的被崇拜的“形象”了。所有只具有“神的形象”的民族,最后都必然要有“崇拜偶像”。而“人间假神”的崇拜最后总是会走到“穷途末路”的一天。因为在广大民众的心底并不真正认同任何“人间的假神”。

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最后确实到了“人思穷”和“径路绝”的境地;而“改革开放”的“天心”一见,我们的“风云”又通了!可见“神的话语”中的那种共同的“信仰”,也深深扎根的我国民众的“心灵”中。中国没有民族的历史,或者说民族的历史是混沌空虚的,而我们国家的五千年的历史中,同样蕴含着通向“大同世界”的神的大能和大智合一的智慧;当然那个智慧也还要我们“人间的智慧”的发展去窥视和领悟。为什么“新约”也会有“神的话语”呢?因为它是由坚持对耶和华神的信仰的人来续写的。

古希腊文明向东方,原来信仰耶和华神的地方传播,使得以色列民族与阿拉伯和其他回教民族,都得到了新的“人间智慧”的能力。出现了人类历史的第二次文明融合,由此产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二个最重大的事件:那就是“新约”的出现,“新约”和“旧约”链接在一起的《圣经》的出现。和以色列民族写出“旧约”一样,《圣经》是人类历史的第二个最重大的事件,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里程碑。

但是古希腊文明却在文明融合中结束了。那是因为古希腊人把逻辑神化了,而削弱了形象思维的发展。属于形象思维的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和后来的德谟克利特等哲学家们,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万物的本源上;由于在那个时代,人类思维的能力还无法真正达到“认识物质本源”那样的范围,那些理论都是混沌而空虚的。在形象思维的发展上,他们的“传人”进一步把它变成了一种“虚无混乱”的“诡辩学派”。

在哲学思维上我们必须把“空虚混沌”和“虚无混乱”相区别:“神的话语”中有“空虚混沌”,信仰“神的话语”的人间的“神学家”和“科学家”的话语中也都有“空虚混沌”;而人间的“偶像崇拜”中,,被称为多少代“传人”的人或现代没有信仰的“精英们”的话语中,有的不是“空虚混沌”,而只是“虚无混乱”。空虚混沌中蕴含着“真理”。而“虚无混乱”中只存在“愚昧和邪恶”。

古希腊的形象思维者走向了虚无混乱,所以理性思维渐渐地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柏拉图有句名言:“如果思维出现困惑,就去学数学吧!如果认为观察能够解除困惑,你就去做小鸟吧”。直到今天这句话在我们自然哲学家或自然科学的理论科学家中,依然还不乏信仰者。其实离开了实践的观察,数学并不能使人解除困惑。脱离了“神的形象”的理性思维的民族,在政治上试验了贵族的民主制,他们的理性思维並不能推动人类认识大自然的实践的发展,他们的人间智慧的思维能力最后都用来发展与认识大自然关係不大的”文化艺术”了,他们的艺术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但是最后还是被回教帝国所消灭了,他们的文明被埋葬在地下和海底了。但是又没有完全的被埋葬掉,他的“哲学”通过回教帝国保留下来的典籍,到文艺复兴的启蒙时代又发扬起来了。他们的稀世珍宝的艺术品以后都被打捞和发掘出来,成为文艺复兴的推动力量,今天也大都放在法兰西和大英博物馆了。

而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依然被坚持“神的话语”信仰的以色列人所继承了,耶稣基督的“新约”继续带领着人类的思维,向着神所指引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方向发展着。以后以色列国家没有了,古罗马王国进一步把耶稣基督的信仰发展成了“天主教”,走向了除了伊斯兰教和中华古文明以外的几乎整个世界。但是“天主教教会”的发展,又是《圣经》信仰走向“宗教”名义下的“偶像崇拜”的开始。“旧约和新约”的《圣经》依然是指引着人类走过“国家历史”的道路,成为通向“全人类历史”的指路明灯。而那种“形式化”的天主教的宗教体系,只能走向逐渐衰落的道路。

人间的文明历史,被分隔成两大类不同的人间群体的“文明历史”——由“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家族、民族或国家所组成的“两大文明”。以色列的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古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等都分属于这样的两类文明。这就是神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安排。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在這两类不同思维方式的群体的碰撞和融合中前进的。这种融合就是在“神的话语”的指引下,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的合一的过程。从圣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间总是要超过千年的时间,才发生這样的一次大变化。第一次是在纪元一千多年前,在以色列民族和埃及民族的融合和碰撞中,诞生了旧约。当然在这以前还有神造人和神人同在的全人类的历史,但那要长远的多了,我们至今无法知道它的具体的存在时间和发展的过程,所以把祂称为“神”。所以圣经的“起初”,是混沌空虚。人类的历史从无限的混沌中走来,它的第一个历史的大事件就是旧约的诞生,人类的第一本用文字记载的给人类以方向的“圣经”。第二次就是在纪元前后,在希腊的“神的样式”的文明和伊斯兰的“神的形象”文明的碰撞下,但是还是从以色列民族中,诞生了新约。“新约”和“旧约”结合的《圣经》,实际上是西方文明的“民族国家”的历史的开端,是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指引了人类走过“民族国家”的历史的发展道路。新约的主要內容是用古希腊文明的形式思维的人间智慧去窥见和解读旧约的神的大智和大能的“真理”。它对“旧约”的发展主要就是:从“旧约”的耶和华神的“人的平等”,发展到耶稣基督的“民族的平等”;从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公义”扩展为不同人群之间的“大爱和民主”——“要爱你们的敌人”。耶稣基督并没有为以色列民族的主流所接受,以色列民族依然守护着“旧约”圣经,这应该也是耶和华神的安排。

旧约中清楚地描述了“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两类民族的分离,神对这两类民族的看顾,和指引他们在融合和碰撞过程中,发展形象和样式合一的“神的智慧”。“神的话语”是“永恒的真理”,就是因为祂讲的是“大能和大智”合一的智慧,那些“大智”是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变化的,因而在每一个时间内又是完全明确的“真理”。在“人间智慧”还搞不清楚神的真理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时候,“神的大能”看起来是混沌的,是超乎“人间理性之外”的,而当人们窥见了“神的话语”对于他所在时代的“真理的启示”的时候,就明白了所有人间的“理性”不是真“理性”,只有神的话语中,才蕴含着“神的真理性”。“新约”不仅是耶稣基督窥见的新约时代的“真理性”,也是为我们后人观察我们时代的“神的话语”的“真理性”提供了完美的榜样。

耶稣基督的大爱最基本的就是“民族平等”和“反对暴力”,反对人群间的暴力。耶稣基督和他的信徒们背负“十字架”,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赞成在国家间、民族间和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间宣扬暴力思维,更坚决反对在人群间使用暴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间,“大爱”比“暴力”更有力量;暴力只能取胜于一时,只能使一种思维方式更严酷地压制另一种思维方式。只有“大爱”才能实现在神的话语指引下,去发展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神的智慧”。但是天主教会在纪元一千年前后却走向了耶稣基督精神的反面,引发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民族间的大碰撞——历时三百多年的“宗教战争”和接着对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人间智慧”严厉的镇压:“火烧布鲁诺,审判伽利略”。这次两种思维方式的民族间的历史大碰撞,引发了人类历史的第三次大发展,从形式上它是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标帜的,而更重要的是西方“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

天主教会的某些领袖,以神的名义来宣扬对于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进行残酷的战争,这是以“神的名义”犯下的罪,它对于人类思维的发展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起。自然科学,只有在“创世记”的“神的话语”的指引下,才有正确的方向;而社会民主的思维基础其实也早就蕴含在“旧约”的“神的话语”中——耶和华神本身并不支持为以色列人“膏王”的,在以色列人的要求下,他一边勉强同意为以色列人“膏王”,一边开始疏远了和以色列民族的关系,只以“先知”和他们联系,自己再不直接出面和他们联系了。当以色列王国强大起来以后,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用暴力对待其他民族的时候,祂就离开了以色列的民族国家。

“新约”中耶稣基督更以“基督归基督,凯瑟归凯瑟”,“要爱你们的敌人”,那样明确的语言,反对对于“思维方式”的独裁和不同思维方式人群间的暴力;并以他的宝血对“人类犯罪”进行了“救赎”,允许人们在“神的公义”的约束下,发展人间智慧,在阳光下游戏等等系统的、明确的话语来阐明了在“民族国家”的时代,走向社会民主的道路。新约中耶稣基督的话语,是国家从家族的或民族的暴力统治,走向社会民主的明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可以清楚看到,没有《圣经》的“神的话语”的正确指引,要实现真正实现社会民主是极端困难的。

看起来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好像已经超越了人类历史的“两大古文明”——由“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民族所组成的东西方的“两大文明”,超越的人类历史的“神话时代”,进入了人类“理性思维”的时代。在西方最权威的现代哲学家罗素说:“ 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在东方也是一样,中国文化的主流并不把中华古文明和“神学或神话”联系在一起,中华古文明看起来像是有一个“人文主义”的起点。但是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实实在在的人文主义的起点在哪儿呢?在“皇天后土的封建礼教”的起点下,在人间的偶像的崇拜下,我们永远找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二百多年里,我们的民族的先驱已经否定了那个中华封建古文明“起点”了。在袁世凯以后,任何人想恢复封建皇朝式的统治是不可能了。但是我们古老文明的人文主义的起点,比封建主义的起点还要顽强得多。這是由两方面影响所造成的:一是我们古老文明中对于耶和华神的教导已经变得很混沌模糊了,由于我们民族的先人一直运用形象思维、形象语言和形象文字,那种文字的数量有限,並不能用来精确描述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的现象,文字和民间话语的差别很大;在人间话语中传流的神话故事会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异,那些神的话语的“内涵”无法以准确的形式流传。那些以象形文字保留下来的“神的话语”的“经典”的文字的表述比古希伯莱文的“旧约”确实要“空虚混沌”得多,我们有文字记载的《易经》已经变成“虚无混乱”了,在那里已经找不到“神的话语”的真理的内涵了。但是那些可以以形象语言保留下来的最基本的“神的话语”的“内涵”,实际上依然深深地刻在生活在中华大地的民众之中。在我们民族中几乎保留着“旧约”中对于认识社会和人生的所有真理的“内涵”,但是对于认识大自然的“创世记”的话语,却搞成了不同于西方“逻辑思维”的另一种“空虚混沌”。没有了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不断改变着的具有神的形象和具有神的样式的两大民族的关系的那个内容,而用一个更加空虚混沌的“文字话语”来表达了,那就是“辩证思维”。其实这不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在所有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民族中都发展这种“辩证思维”,应该说,辩证思维也是神赐予具有神的形象民族的一个真理。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人的科学是不完全的,哲学是直觉的判断和对行为的关切,宗教是否定逻辑,依赖直觉;而西方人的科学是理性及数学,哲学是数学继续增长的侵犯,并与伦理分家,宗教是数学心与人的全意识之间的斗争”。我就以下面的语言来表达我对林先生的这段话的理解,并以此作为寻找人类共同历史的小结: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见证“神的话语”,还是考验“人间智慧”?我想既是见证“神的话语”,也是考验“人间智慧”;但是最终是见证“神的话语”。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录。这个纪录当然应该从人类的被创造开始。在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中说“有一些历史学家非常瞧不起神话在历史中的实质地位,但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没有神话的部分,这个民族不过是一群木偶而已”。他只写了中国人、日本人和以色列人的历史的神话部分。当然,我们不是说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没有神话部分,就是木偶了。其实,人类历史最根本的就是人类的共同的历史,人类共同的历史提供了人类历史的“神话部分”。到今天,每一个国家其实也还是都有每个国家历史的“神话部分”,那个神话部分的现在可以不叫“神话”,而是叫做“意识形态”。每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总是离不开“历史的神话的部分”。如果那个“意识形态”完全脱离了人类历史的神话部分,那个国家总会发展到危险的道路上去。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基本的教训就是,在某个历史的“瞬间”,我们“意识形态”失去了历史的“神话的部分”,终止在某一个现代人的思想和主义之上。虽然只是一瞬间,但也够可怕的了。当然神的大能保佑我们回来了!所以在讨论今天国内的一些社会问题时,我总想着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人思穷而天心见,径路绝而风云通”,当人间的智慧完全背着神的大能的时候,神总会神奇地给我们打开一条通路,这个神倒底是外在的智慧,还是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在我看来並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這种情况下,不可能靠一个人的或一群人的智慧。人间的智慧,只能作用于一时,开辟不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人间的智慧,最后也总是要和人类的历史的神话部分链接在一起,社会才能稳固地前进,人间才能开辟人类历史的新时代。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人类的“信仰”,或者说人类所共有的“普世价值”的基础。

 

 

(13)   信仰与历史  (九)科学、民主和信仰

该对信仰与历史作一个小结了,因为我的专业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核心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实践是群体的行为,尤其是今天的实践,更不是个体所能作出确实的结果来的;同时实践是阶段行为,它的结果都是阶段性的、暂时的。退休后,实际上没有了进行科学实践的条件了,所以也就转向“理论”或“哲学”上来了。前段时间收到朋友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用恩格斯的话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下面就是那篇原文: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人铭记历史,并不是要耽搁在历史的苦难上唉声叹气,而是要从历史中塑造民族精神、民族魂。

又一个9月18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31年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九一八”事变,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沈阳城,从此开始了疯狂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夺取抗战辉煌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沈阳,在南京,在许多城镇乡村,凄厉警报将再次撕裂长空,铮铮誓言将再次传递亿万华夏儿女振兴中华的意志和气魄。这是神圣的祭奠,也是理应得到世界各国敬重的圣典。

然而,一些质疑甚至是诋毁悄然出笼。“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放下关于国耻的痛苦记忆”、“爱国主义教育会扭曲中国的世界观”……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有关报道的潜台词是,中国应该改变历史宣传的角度,不要再搞屈辱史的宣传,应该跟上时代潮流。

何等荒谬的逻辑,何等令人生厌的教师爷嘴脸!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用恩格斯的话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中国人铭记历史,并不是要耽搁在历史的苦难上唉声叹气,而是要从历史中塑造民族精神、民族魂,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激励人民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屡遭外来侵略悲惨经历中得出的教训。中国之所以饱受列强侵略,就是因为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82年了。今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康,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当今世界,要说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任何国家不要指望中国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过去一年中,日本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恶劣行径遭到强有力反击。日方制造的所谓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国有化”闹剧发生后,中国政府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中国海警舰船在该海域开展常态化维权巡航,行使中国对钓鱼岛及附近海域的管辖权。

中国的行动再次表明,中国有坚定意志和足够实力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没有谁能在中国人头上撒野,也没有任何外来挑衅能够得逞。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中国在处理钓鱼岛争端时采取了实质性政策和措施,支撑这一切的,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对辽阔海疆的保护和经营实力。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帕夫柳琴科指出,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持续了数十年。数十年来,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中国都取得长足进步,东亚地区力量平衡已经发生变化。

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富强,使人民更加富裕,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挫败任何外来侵犯的坚实基础。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既要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更要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这句话不管是谁说的,总是只说出了一半。因为谁能够说得清楚什么是“一切”呢?还有什么是“我们”,更没有人说得清楚。一个人所真正能够说得清楚的就是“我”。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他的一切。但是这样一来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切”,每个人也就有了每个人的“历史”。说那样的“历史”,有什么意义和用处呢?而且即使那样的个人历史,其起初部分还必须父母的帮助。“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在我的青年时代是很有名的,我也记不得是谁说的了。那样的“话”是应该被忘记的话,还是不要去追究是谁说的好,很多很多人都说过。因为既然“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真正要去说清楚的到底什么呢?真正要说清楚的:就成了是什么是“我们”?,什么是“一切”?当然那篇文章的宗旨是清楚的,“我们”就是“中国”。所以那个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

但是,其实中国的历史是最难以说清楚的。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我们今天的国家的历史。今天的国家没有“历史”,今天的国家只有“政治”、“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那些东西都是瞬息万变的。历史总是要由后人来编写的。要编写历史,首先要有“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编写不同的历史。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这句话是“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他们不相信神,他们相信他们那样的“科学家、革命家”已经得到了对于大自然、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真理”,他们不相信还有他们也搞不清楚的道理存在,他们不需要“神的话语”的指引,他们能够指引人群去进行“人定胜天”的斗争,去进行消灭一切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所以“背叛”是他们所最不能容忍的“罪恶”。但是,神早已知道:那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一样,在夏娃吃下智慧树上的果子的那一刻开始,就必然会在人间出现和蔓延。神把“神的话语”根植在普通的大众的心里,就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人力穷而天心见,经路绝而风云通”,当那些“人间智慧”的“主义”,把人间搞得“人力穷、径路绝”的时候,自会有“天心可见,风云可通”。所以我们在前面说,那句“背叛”的话,我们最好是“忘了它”,而不必追究是谁所说的,也许每一个人在某个场合下都说说过那样的话语。这就是我们相信“人皆有罪”,人间的智慧是人类思维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它同时又是产生所有人间罪恶的根源。

我们讲“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历史观。我们的信仰是从《圣经》得来的。但是《圣经》又不是“历史”,历史还是要有人来编写。怎样来编写呢?圣经上有“神造人”的历史、神看顾人的历史,然后才有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还有国家的历史,最后还是要回到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对于“神”,我们总是说不清楚的,因为谁也没有见到过“神”,以后大概也不会见到“神”。但是我们人间的历史中确实应该有“神的话语”。《圣经》的“创世记”就是“神的话语”。那里只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神造人的愿望是造既有“神的形象”,又有“神的样式”的人。但是那样完善的人,连神也造不出来。所以祂只能先造一个和动物差不多的,只有神的形象的人,然后再告诉亚当,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7,但是夏娃和蛇谈话时,把话传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创3:3,蛇又说了:你们不一定死。创3:4,这样一来,创世记中,一件事出来了四种语言。于是人间就有说两种语言的人:一种称为有神的形象的人,一种就是有神的样式的人。圣经中并没有说明是亚当还是夏娃把神的话传走了样,耶和华神没有追究这一点。所以从这里,并不能得出男人还是女人在话语上有什么确实的差别。人都有可能说神的话语,也可能说人的话语。人的语言中出现了差别,有差别才能有发展,有发展才可以描述更多的内容,但是也会造成“歧义”。也会把神的话语完全的搞乱了。所以,神要“看顾”着所有的人,不让他们把“神的话语”搞乱、搞错。

但是神并没有去追究是谁把话传错的,这样的谁对谁错,对神来说并不重要。在创世记里没有天堂和地狱,也没有魔鬼和天使。有蛇,也有撒但;蛇说着和神不同的、似是而非的话语,撒但所说的话实际上就是蛇的话。但撒但常常和耶和华神在一起,受神的差遣: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来在其中,约伯1:6,接受神的差遣;这样的事有很多很多次。蛇对夏娃说了不同于神的话,神也只是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也就只是“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并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在创世记里,神没有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或动物有过真正的惩罚,因为那些都是他的创造物。他的“大能”的恩赐和惩罚,都是在一定时间,对于人类的整体的,或者说就是对于不同时代的,人间真理的启示。

“信仰”就是我们的历史观,“信仰”告诉我们怎样来编写“历史”呢?先要编写“神造人”时,和神与人同在时的“神的话语”的历史。但是那样的历史,我们今天的人是写不出来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那个时代的环境,神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但是我们可以用今天的“人间智慧”去窥见远古的“神的话语”中的对于历代真理的启示。旧约为新约之钥,能开启新约真理的宝库,正如新约为旧约之钥,可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真理。——圣经启导本:旧约里的信息。我们学习圣经,不是为了直接从圣经中得着什么个人的益处,而是为了得着智慧,为了把“人间的智慧”和“神的话语”链接在一起,从神的话语中来窥见神对于我们时代所启示的真理。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1:5。有人不相信有比自己更聪敏的古人,这也是对的,远古的人怎么会比我们现在的人知道得更多呢?但是我们说的不是古代的某一个人,而是“神”。“神”可能是存在宇宙中的地球以外的外来的智慧,也可能是在地球上对于我们来说是无限漫长的时间里积累起来的智慧。我们搞不清楚祂,我们是人,不是神,也不是太阳。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中国科学院渡过的,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郭沫若,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家,写过很多很多书。文化大革命中,他说他的书应该统统烧掉。其实是不必烧掉的,要烧也是烧不掉的。但是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篇一篇地写毛泽东是太阳的诗篇,确实是应该烧掉的,但是实际上要烧也烧不掉了。我年轻时很爱读他解放前写的一些书,但是他解放后没有写过一本像样的书。但那些不像样的东西想烧也不可能烧掉了,那些也是人间的历史。历史是烧不掉的,历史不仅写在书里,更写在最广大公众的心里。人类的历史有多长?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即使可以说出一个混沌的时间,那么那个时间以前能够产生人的环境和条件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现在人再聪明,也就是那么几十年的“聪明”,把有文字记载的所有人间文明的历史算在一起,总不超过万年吧?怎么就能在那里找到知识的“原初”呢?怎么能够从现在的某某人的话语中得到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的“信仰”就是要信仰一个我们一生追求的真神所给予的真理,不仅自己要追求,还要和所有有信仰的人一起去追求,和全世界的人一起去追求,还要不断地从远古的先人所留下的一切中去追求,以使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后代,一个更好的“知识的起点”。这就是教育必须放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的首位;教育必须把信仰的追求放在首位。我们说圣经中有“神的话语”的真理,并不是说,圣经中就是句句是真理。要不,天主教的“教宗”怎么能够让人带着圣经和十字架去进行持续三百多年的“宗教战争”呢?怎么会以圣经的真理的名义,去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呢?以圣经真理的名义,火烧布鲁诺,审判伽利略呢?《圣经》是已写好了的,但是要得着《圣经》中的真理,还实在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有了旧约,还要有新约;有了新约和旧约的《圣经》,还要去传播“三位一体的福音”。“信仰”的追求也是永无止境的。神的话语的真理是无限的,“无限”也必然带来“空虚混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11:1,这就是说,神的话语,不仅有无限下的“空虚混沌”,在这个无限带来的“空虚”中,还蕴含着,“未见的事的确据”;“人间智慧”中不仅有的“混沌”,在这个混沌中,还可以得到“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个“实底”只有在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在我们人间,怎么能够把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呢?这就要追求“信仰”,怎样追求“信仰”呢?就是要把“人间智慧”和“神的话语”链接在一起,怎样才能够“链接”呢?神告诉我们,第一就是不能“自大”。这就是“信仰”中,去认识“宇宙”、“认识社会”,更重要的还是先“认识人生”,认识自己。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我还只是一个“属灵”的孩子,对神的话语的学习还刚刚开始。信仰的追求是无边的。信仰就先要学好做人,不自大,不贪婪,然后才能认识宇宙和社会。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望不见无限的“事”,但是神的智慧会给我们一个所望之事的实底,那就是属于每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实底”。所以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创世记中的神的大能的“话语”,看起来是后面一句都和前一句是不同的,都在改变着,但是那个改变不是混乱的随意的改变,在变化中神所给予的是对于以后时代的确定的“实底”。圣经中不仅有神的大能,更有神的大智。这个神的大智就是把“人间智慧”分成了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只有神的智慧能够使两者合一。在人间,由于人是“个体”的,人的大脑是有限的,所以无法得到形象和样式合一的智慧。而人又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只有在人群中才能生存和繁衍,而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所以当神无法直接看顾那么多人的时候,他就只能看顾不同的人群。而这个人群主要有两个:以神的样式为主的和以神的形象为主的两类人群。神的形象是神在造人时就造就了的,祂在亚当的鼻子里吹进一口气就有了“灵”,这个灵里就有了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是连神也不能直接给予人的,是要人自己去得来的。它是使人有别于所有动物的根本。但是它与神的形象之间是有矛盾的,它会使人远离神的形象。尽管所有的人都有那样两类思维的能力,但是在一个整体的人群里,总是要以一种思维方式为主,那种思维方式就是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属于社会主流的。

什么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呢?那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当然最好就是有一个“神”,他能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不断地明确地向人们指出:你的形式思维过头了,脱离了形象思维所提供的“实底”,或你的“形象思维”过头了,禁锢了“形式思维”的发展。但是《圣经》的话语中,又明明白白地写着:神不能永远跟人在一起,因为如果祂跟人在一起,那些人打着神的旗号,犯罪的时候,危害就更大了。所以,以色列君王,用神的名义作恶的时候,祂就离开了以色列人,让他们的国家都被灭亡了。但是神答应以后派一个弥赛亚来,从新掌管世间的“公义”。那个弥赛亚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他给人间带来了什么呢?就是带来了一种“新的话语”,新的思维能力,和用新的“人间智慧”去窥见旧约所蕴含的真理的能力。但是耶稣基督也不能永远伴随在人间。在持续三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一路烧杀、抢掠以后,“社会主流”又变了,又出现了“新教”,新教再也没有代表上帝的那样一个“教皇”、“红衣大主教”、“主教”和“神父”的神国的体制了。

实际上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为了保护“罗马帝国”万世长存而产生的,祂是为了给万民指引在新的“人间智慧”下,如何窥见“神的话语”中的永恒的真理而产生的。祂带给我们的不是人间的“阶级斗争”的暴力,祂带来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新和现代科学。如果阶级斗争的暴力能够产生“人间智慧”和“意识形态”的新体系,中国早就到世界大同的时代了。我们三千多年前就有了大同世界的理想,有了《易经》,《易经》的“易”就是神给予东方民族——神的形象的民族的“圣经”。祂一直看顾着中华大地上生活着的那一群“龙的传人”,使我们在“人力穷、径路绝”的时刻,“又见天心”。我们的“思维形式”一直保留着,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传统一直保留着。世界上出现过很多以形象思维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和国家,他们一次一次地在和以形式思维为主的民族的碰撞和融合中消亡了,那个以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为主的民族在历史的碰撞中,统统都消亡了。他们的消亡换来了新的国家形式的诞生。只有以色列民族还一直保留着,罗马天主教会还一直保留着,我们国家的形象文字和由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文明,还一直保留着。所谓的保留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保留着,以色列民族看起来保留着,但是也已经不再是那个“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的那个家族了,那个聪敏的家族,为了保留形式思维的能力和形式思维下的“拼音文字”,并用文字来保留住“神的话语”;他们维护家族的纯洁,搞得人口单薄,又得罪了周围的民族,面临绝灭的危机。神引领他们到埃及,在民族融合中,以色列民族实际上已经新生了。到今天美国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出现了。以色列会堂只是一群信仰和守护“旧约”的“神的话语”的人。连以色列国也已经不以种族的纯洁为其特征了,他们的信仰是保守“旧约”的神的话语。天主教会也保留着,但是祂的宗教里的教皇、主教的体系,也不再和罗马帝国或西方还保留着的“王室”有血统的联系了,也是通过按照他们的“形式体系”来进行选举的了。他们的存在同样只是为了保守着耶稣基督的“信仰”。

印度人和中国人比较接近,他们也不是神的样式的民族,是神的形象的民族,他们比中国人,更加彻底的抛弃了“神的样式”。现代数学家中有一批人,在今天发现了现代数学的分析思维体系——分析数学和分析语言都是建立在逻辑悖论的基础之上的,使他们惊奇的是那些“认识”早已写在古印度的佛学中了。古印度的神学家是以“认知的虚无”为根本的,在中国禅宗的神学又变成了士大夫的“禅宗的哲学”。那种哲学也过于偏激了,佛学作为国家的主流文化是无法维持一个国家的稳定存在和发展的,所以在印度佛教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反而传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那些国家就比较容易被西方文明所同化。伊斯兰教是我所不熟悉的,没有精力去学了。所有的古老宗教和神学中都有人类先祖所留下的“神的话语”,信仰自由是保留“神的话语”的根本。但是任何信仰都要和“人间智慧”相碰撞,都要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也同时给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生存的根基。这就是科学、哲学和信仰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所以教育是人类的最根本的事,这个教育必须是科学、哲学和信仰的“三位一体”的教育。

所以人类以民族的形式分离以后,形成了两类以不同思维方式为主的民族。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民族,必定会出现一个“假神”,用他的意志来控制整个人群的思维,他们的神的样式的思维,也就是“人间语言”下的形式思维能力,必定在“假神”的形象思维的约束之下。但是那样“假神”的约束总是无法消除广大公众心灵中的真神的形象,只是受着压制而言。而那个“假神”自己也明白那一点,所以他也竭力去遵循真神的形象。但随着时间的推延,当那个假神远离真神形象的时候,也就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人思穷,径路绝”的时候,也就是“天心重现,风云再通”的时候。

而“神的样式”在一段时间里,是需要神来保守的。但是那种保守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就是当人能够把“神的话语”用稳定的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以后,神的那种看顾也就结束了,以后就是由得着信仰的人,继续来寻找信仰的道路了。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圣人”,或者是祂的信仰的追随者把祂称之为“神”。耶稣也没有能力使神的样式为主的民族,永远保持与神的形象和样式合一。耶稣基督的信仰,坚持新约和旧约的合一,用旧约开启新约真理的宝库,用新约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真理。坚持耶稣基督的“耶稣归耶稣,凯瑟归凯瑟”,为在人间保留“耶和华神的话语”,多少信徒背负着十架,为信仰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人间总还是保留着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和以形式思维为主的两类国家,在这两类思维之上,有无数信仰的追求者,为追求信仰而奋斗着;也有无数像蛇和撒旦那样的思维者,混淆着神的智慧。

所以,历史到了民族的和国家的历史,就有了两部分离的历史:形象思维为主的国家的历史和形式思维为主的国家的历史。在那两类国家的历史中也还有两部不同的历史,代表统治者的历史和广大公众心里的历史。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像一个恶性肿瘤的因子,深埋在中国的国家和民族的机体之中。只要时机一到,它就会恶性发作,到处蔓延。“历史就是一切”,每一王朝,每一民族,每一家族,每一民间团体,都有它的历史,而且总是有两部对立的历史。于是我们五千年的国家历史中,背叛和仇杀就成了历史发展的一个主线。看一看每朝每代的历史,那个不都是以对于背叛的杀戮而开始,并以同样的方式而总结的吗?何谓背叛,只要看一看三十年前,连一个按着宪法程序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就成了“叛徒”。“背叛”总是和对于“假神”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信仰的追求者,受洗的时候,要洗掉什么呢?最根本的就是要洗掉对于“假神”或“偶像的崇拜”。和由此而带来的“暴利思维”。神的信仰中,没有“背叛”这个词。神不怕人背叛祂,祂知道人在一定的时候都会背叛祂,“人皆有罪”!祂总是用祂的大爱来唤醒人间的良知,宽恕一切人间的罪。只有“假神”最怕别人的背叛,因为他本来就是装出来的,他知道总有一天众人都会离他而去,成为一个孤家寡人。

我上面引了那篇文章,并不是笼统反对文章中的所写的一些事情和道理。只是想说,那不叫“历史”,那是国际间的政治。我们国家不是凭“历史”去处理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纷争的。现在的世界,总体方向上已经走在从“国家历史”,走向全人类共同历史的道路上了,联合国的成立,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差不多在各个领域都在建设着国际性的机构,那些国际的机构影响也越来越大。毛泽东生前曾提出过三个世界的构想。从我们的历史观出发,三个世界应该就是在神的信仰的引导下,人类总是要通过三个“世界”,走向一个共同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一个是神的形象为主的国家或形象思维为主的世界,那个世界相信“辩证唯物主义”,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一个神的样式的国家或形式思维为主的世界,也就是以形式思维为主的西方世界,他们的历史发展观,或主流的意识形态是“自由竞争”;还有一个第三世界,就是游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有信仰的人”所组成的,走上全人类共同历史道路的“信仰”的追随者;也有没有“信仰”的、以自己自由约定的游戏规则,像蛇一样的追求着自由竞争的“文艺和竞技”的精英和明星,圣经中也有允许信徒在阳光下游戏,在神的“公义”的引导下去进行竞争的话语,但是总不能把整个世界变成竞技场吧。

从20世纪中叶开始,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但是“人间的智慧总还会分成左右两翼: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把“自由竞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左翼社会民主主义,以“阶级斗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正处在变革中,他们已经感到形式思维是需要的,一个社会有一个确定的形式,总比偶像崇拜好,他们正在走上神所指引的神的形象和样式合一的道路,尽管在这条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和曲折,但是“天心已见”,“风云会通”。社会民主主义的右翼同样遇到意识形态的困难,“自由竞争”是动物世界所走过的道路,跟着那条路,行吗?

“信仰、科学与民主”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福音的根本。现在是因为“科学”失去了“信仰”,没有信仰,民主成了“自由竞争”,人们迷失在由“人间思维”的发展所引起的迷乱之中了。还是让我们跟着神的指引,追求全人类共同的大历史,现实世界的状况就是谁处心积虑地想打跨对方,困难就会更快地出现在他自己的面前。让我们跟着耶稣基督的大爱,“爱你们的敌人”吧。

(14)  信仰与历史    (九)总结 ——走神的话语所指引的历史道路

 

“历史就是一切”,这个“一切”就是“路”。在这个地球上,“起初”,在神创造天地以前的起初,没有路。也就没有“历史”。神创造了动物就有动物的路,动物走过的实际上还不能叫路。因为它们没有留下“历史”。“路是人走出来的”,人走过的地方才能出现“路”。这个历史应该怎样写,也就是人间的路应该怎样走。《圣经》中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柏杨先生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上帝耶和华寂寞的在水面上行走,考虑如何创造一个世界”。这个翻译很好,“灵”就是“考虑”,就是“思维能力”,就是“精神”,当然那是“神的精神”。也就是神要给予人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或者说就是要给世人指明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的起点在哪里?在水面上!这就是“人间智慧”的起点。当然人不能在水面上走,只能在地球表面的陆地上走。但是地球表面的陆地的形状太复杂了,“地是空虚混沌”。神给人指明了从空虚混沌到“确据”和“实底”的路。“人间思维”可以向着各个方向探索和前进,但是一旦和那个“原初公理”相断裂了,再走下去就是“邪路”了。这些我们将在圣经与哲学中再详细讨论。

记得2003年国内召开了一个相对论的香山会议,会上华裔美国科学家张操教授提出了把平直坐标系重新返回相对论的理论体系。这就指出了整个现代物理学体系错误的“根本”。只有平直的笛卡儿坐标系中,才“链接”着物理实在与“数字体系”之间的“确据”。这个“确据”就是宇宙常数。在现代物理学中,的逻辑依据没有了。所有的数学运算也就失去了物理实在的根据。“科学”失去了合理的哲学方向的指引。凡是与没有平直坐标系的相“链接”的“理论物理学”不再是“真实的科学”了。但是“科学”的主体——“应用科学”还在发展。“应用科学”是不是“真科学”呢?也不是。因为它取决于人们的“直觉的判断”。人们的直觉是什么呢?人们的直觉取决于人的观察能力,虽然人们的观察能力也是多方面的,有“视觉”、有“听觉”,还有嗅觉、味觉和触觉。有的人还相信“第六感”,那就是种种“特异功能”。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人以各种生理本能的“直觉”,但是那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就是个神要赐予人间的“神的样式”的思维能力。人有直觉,那些直觉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只有直觉,就和动物一样了。人的直觉功能和动物相比,有些发展了,有些退化了。大部分退化了:人的嗅觉比狗差得很多,人的听觉比蝙蝠和海豚差得很多。人的直觉中最重要的是“视觉”。随着科学的发展,听觉对于人们认识宇宙的影响越来越少了。所以人间常说:“耳闻是虚,眼见是实”。那么视觉呢?实际上视觉有两个方面:一是感受空间的“形象”,另一个是对于“颜色”的感觉。实际上人对于颜色的感觉能力是极差的,或者是没有准确的感觉的。神要挪亚的后代只相信耶和华神,不要相信形形色色的“假神”,与人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绝灭,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创9:11-13,彩虹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第一个约,或者说是“永约”的记号。

在很长很长的年代里,人们并不理解神和人立约的意义,实际上人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神所立约的全部内涵。不明白立这个“永约”,神到底要人作什么?总是认为“立约”仅仅是要人相信“神的大能”。其实不是,在神和人所立的“永约”上,“大能”的内容太简单了,就是祂不再用洪水来绝灭所有的有“血肉”的动物了。但是神不用洪水来绝灭有血肉的动物了,地上有血肉的动物有被绝灭的没有?有。不仅有,而且还很多。他们是怎样被绝灭的呢?他们不是被神所绝灭的。而是被自己所绝灭的,被自己的“本能”,被自己的直觉能力所绝灭的。其实所有的动物被绝灭都是因为某种直觉的生理能力发展的过分了,就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被绝灭的。

神给人以“神的样式”,这是只有人才有的能力。人间的一些宗族(家族或民族)也有被绝灭了的。那些宗族,有的仅仅只发展直觉能力,只有神的形象;或也有“人间思维”的能力,有了神的样式,而没有把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能力;这才是被绝灭的真正原因。神的永约就是要告诉人,如果不信神,不把人间智慧和人间的直觉(绝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合一,你们也会被绝灭。因为你们的智慧实际上是极为有限的,你们永远认识不了真实的大自然。虹就是一个立约的永远的记号:人永远造不出一条大自然的虹。在你们的各种屏幕上画出来的、造出来的虹,永远不是太阳光在雨和云上所产生的“虹”。你们所造的各种“屏幕”上的彩虹,永远只是“假虹”。直到今天,一些研究理论科学的人,也还不懂得这一点。认识彩虹的能力就是识别颜色的能力,从大自然的实在来说,神所立约的“彩虹”的“七色光”上,每一种颜色都与一个特定的频率相联系。人类的直觉功能永远无法获得那样的能力。人用“七色光”来代表频率上连续变化的无限的颜色变化的“实在”。而人类所描出的“彩虹”上,只有三种“频率”的光,而所谓三种频率的光,也不是真的三种“单频”的颜色,总是一定“频率范围”的光的颜色。人永远没有那样的对于“单频”的识别能力,人间图像上的色彩都是“伪色彩”。所以人要用“科学”来扩展人的“直觉”能力。

但是“科学”的能力,那种用来“提高”人的“直觉”能力的“科学”的能力,也有两重性:大部分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半真半假”的。能给那些“科学”以“一定范围”内的真实性的人,就十分了不起了,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家了!但是那个“一定范围”内的知识和大自然的、人类社会的“真实”来比都是“无限小”的:一个人的“知识”和一个历史时期的所有人——当今的人类的“知识”相比总是无限小的,而当今的人类的“知识”和古今的所有的真正的人类的知识相比又是“无限小”的,整个在地球上存在过(这当然只能是从神的、大自然的眼光来看)的人类的知识和宇宙来比还是“无限小”的。人类就是在那样的三重“无限小”的条件下,来发展“人间智慧”的。

对于那些追求三重无限小下的“科学知识(或真理)”的人,也就是追求科学、哲学和信仰的人,都是我所无比尊敬的人。但是那样的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政治家,总是会被人间作为偶像来崇拜的的。总会把他们的极其狭窄范围内的真实性,通过崇拜,变成永恒的“真理”,把那些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变成“假神”。通过那种偶像崇拜把“人间智慧”永远禁锢在那些“偶像”的“三重无限小”的范围之内,扼杀了人们对于“神的话语”中所蕴含的真理的追求。所以我们追求信仰的第一条就是要反对“偶像崇拜”,不论是科学家、哲学家,还是政治家,神学家只要一被崇拜,成了偶像,就会害人。

所以,有了“科学家”还不够,在这个世界上,还要有“哲学家”。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是古印度的佛陀、就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中世纪的黑格尔,也是现代哲学家罗素。他们的工作就是“反思”。把“科学家”——不论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拿来进行“反思”,实际上他们“反思”的往往不是“科学家”本人的话,而是他的“传人”们的话,所谓“传人”就是把“科学家”的“有限论域”上的正确的“话”,向着无限扩大的方向发展的“一群人”。所以哲学家们“反思”的结果就是:“一切皆为虚无”、“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就是“人的知识越多也就越无知”;就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否定和再否定的过程”;就是“人类的所谓的科学真知都是建立在‘逻辑悖论’的基础之上的”。

“科学家”和“哲学家”到底谁对谁错呢?一般人是分不清楚的:因为谁也分不清楚把“确据”和“实底”链接在一起的“有限论域”的。因为那个“有限论域”就是“人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直觉能力”。我们个人的小小大脑,怎么能够感受得到一个时代的所有人的感受能力呢?“人人都可以感觉到”的直觉能力实际上是没有的。人的直觉感受能力永远都是有差别的。圣经上神与诺亚后裔立的“永约”就是告诉人们:人永远没有真正的感受“彩虹”的能力。以前,有一些人被称为“色盲”,看不出某些不同颜色的小圆圈所组成的“数字”。在那个年代“色盲”是一种“病”,有色盲的人不准从事很多的行业,不准考“理工科”;甚至不准“开车”。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人都是“色盲”。这个结论是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时讨论一个关于一个“颜色标准”的重大项目中学到的,这个项目是由国内当时的光学权威和心理学权威共同负责的。和他们的讨论中,我才搞明白,原来中国人和美国人,当然是指绝大多数的正常人,对于某些比较接近的颜色的识别能力是不同的:有些大多数中国人不能识别的两种颜色,大多数美国人能够识别,而有些颜色美国人识别不了,中国人能够识别。他们研究的项目就是要用现代光学仪器来帮助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来识别那些颜色之间的极其微小的差别。这对于当今的国际贸易来说是很要紧的一件事,但并不能帮助人来真正解决对于不同频率的光的识别能力问题。

所以,我明白了不同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于某些颜色的识别能力是不同的,如果挑选那些差别细微的颜色来做成检验“色盲”的“图谱”,人人都会成为“色盲”。其实把不同颜色的小图块用不同形状的小图块来代替,那个识别色盲的“图谱”就可以变成“立体画”。但是对于“立体画”的识别能力就不再是“先天性”的了,而是可以训练出来的。那个立体画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中国人还不具有“那样的思维能力”。我们的思维还被一个“假神”所控制着。这个“假神”是谁?是孔子?是马克思?是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党中央?都是,又都不是。因为西方世界其实也有那样的“假神”,而且西方世界的那个“假神”,比我们中国的那个“假神”要厉害得多,聪明得多。那个“假神”就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意识形态”,指出“意识形态”不是“信仰”,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使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合一的“神的话语”。《圣经》中有用“人间语言”说得最清楚、最明白的“神的话语”,但是那个圣经中的话语依然只是“人间语言”:既不是《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语”,也不是只有《圣经》中才有神的话语——其它民族的古老神话和信仰中就没有神的话语。我们追求信仰就是追求把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合一的神的话语,离开了圣经“创世记”中的神的话语,我们大概是无法找到那个使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合一的“话语”的。但是仅仅有“创世记”,我们仅仅无限地信仰和崇拜耶和华神,也是找不到真正使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合一的“能力”或“智慧”的。这种能力和智慧,也就是“道路”或“历史”。而要找到那种“智慧”和“道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合适的“语言”。科学家创造不了那种语言,哲学家们指出了科学家们的实践中所得到的“语言”都是建立在“逻辑悖论”的沙滩上的。经不起人类实践进一步发展的检验,经受不住大自然长时期的风吹雨打的检验。神为什么不让人建造巴别塔,就是因为,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11:4,那些人想传扬自己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神爱人,知道那样的巴别塔迟早要倒塌的,他们不分散到全地上,全都被灭了,就再没有人去传扬人间的“福音”了。所有人间建造的一切,总有一天会倒塌的,让人们懂得这一点,就是神对人们的“大爱”。所以,我们追求的信仰的第二条就是要懂得神的“大爱”。“神爱世人”,不只是爱他所遴选过的人,也爱没有被祂所遴选的人。神看顾塞特一族的后裔,也看顾该隐一族的后裔;爱雅各一族的后裔,也爱以扫、以实玛利的后裔。只有在神大爱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才能够获得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真理。只有“神的话语”才是明灯,才能照亮和指引人类历史从神创造人、神和全人类在一起的历史,走过民族和国家分离的、神和人分离的民族间的历史、国家间的历史,重新走向着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发展的道路。是神引导着以具有“神的样式”的以色列人,走向具有神的形象的埃及人的埃及地,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两类不同思维方式的民族在民族融合中发展人类的思维能力,发展和开创人类智慧的新的历史道路。

我们说,“创世记”是全人类的共同的历史。并不是说“旧约”的其它部分,还有“新约”,对于追求信仰就不重要了。我们只是说在认识大自然这个问题上,或在认识人间的思维能力,认识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能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合理关系上,“创世记”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它才是人间智慧的真正的“根”。旧约的其余部分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在那里也有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立的约,但那不是耶和华神和人类立下的“永约”。应该说,耶和华神与人所立的“永约”,和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意义是不一样。“永约”是属于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和全人类的历史道路的永恒的真理。而和以色列民族的立约,是属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上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对于某些特殊人群间的“立约”,有些是纯属于以色列人的,为了遴选以色列人的特殊历史需要而立的约。如关于“割礼”,雅各的儿子利用神圣的“割礼”,把为了想和以色列人结亲的一个城里的所有男丁都杀死了,并掳掠了全城所有的妇女和财物。在创世记中,神对以色列人的,还是对于全人类的不同的做法和态度是清楚的:耶和华神看顾着所有的人,在人间还没有文字语言的能力来完善地保存“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要给予以色列人以更大的保守和看顾。神所保守的是“神的样式”和通过获得了“神的样式”的语言能力的人,所具有的文字能力,和用它书写出来的“神的话语”。但是以色列人和所有人一样,他们的“神的样式”的智慧发展起来了以后,也会离开“神的形象”的智慧。他们本身也不会成为神。所以神实际上同样地看顾和保守着有“神的形象”的民族:神看顾着塞特的后裔,也一样看顾和保守着该隐的后裔;看顾着闪的后裔,也一样看顾着雅弗的后裔、含的后裔;看顾着以撒的后裔,也看顾着以实玛利的后裔。只是对于另外那些人的后裔是如何看顾和保守的,没有在圣经上写出来而已。

圣经的旧约部分,实际上从雅各改名为以色列以后,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就和与挪亚的后代所列的“永约”不一样了:以色列人利用“割礼”的“约”,作出了屠杀示剑城的所有男丁,掳掠了所有的妇女和财物的罪行。以色列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也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欲望而违背与神所立的“约”,也会用人间的智慧来做犯罪的事。但是他们是在神的遴选和看顾下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基本上是反映神对于全人类的保守和看顾下的社会发展的“公义”,那些“旧约”中所写的,比较真实的保留了先民从他们生活的漫长的历史中所积累起来的在“神的话语”指引下的“全人类的历史”。“新约”也是由坚持对“神的话语”信仰的人所写的,所以也蕴含着神的话语中的真理,或者说,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时代尽最大的努力把“人间思维”的发展与圣经中的“神的话语”链接在一起的信仰者。他们在各自的时代窥见了神对于他们时代的真理的启示。所以整个《圣经》,旧约和新约都是认识不同历史时代,神对于人类所昭示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真理的启示。但是总的来说那还只是神对于具有神的样式的民族(或国家)所昭示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真理,而对于另外一部分具有神的形象的民族,神应该还有对于他们的社会发展的真理的启示。这就是我们在追求信仰中所同样应该去寻找的。

神在创造人的过程中,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在人间是得不到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语言的。人总是只能用“人间语言”来思考、来书写人间的历史。创世记中神所给出的“起初”的理念、神创造人和神与全人类在一起的历史,本来是用“神的话语”在全人类中传播着,在具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民族中同样传播着的。只有以色列人用神的样式的文字语言,书写出来了。神的样式的文字语言,就是“拼音文字”,最早就是古希伯莱文,以后又翻译成古希腊文。其实该隐的后裔也用他们的“神的形象”的文字,“象形文字”在记录着,这就是圣经中所记录着关于该隐后裔的那段记录。实际上他的内容比塞特后裔的文字要丰富得多。在创世记中两种文字的记载主要的差别就是在神的形象的民族的历史记载中只有“时间的顺序”,没有“量化的时间”,而在具有神的样式的民族中历史的记载有了量化的时间。这个“量化的时间”是神要告诉人类的又一个“原初的理念”。

在《圣经》中时间的顺序是最重要的一个理念,神的话语总是随着时间的顺序而改变着。这就是神告诉人,人间的思维要不断地发展,但是那种发展要照着神的话语的顺序去发展,一旦时间的顺序乱了,内容也就乱了。要使历史记载的“时间的顺序”不乱,就必须要有“量化的时间”。有了“量化的数字的顺序”来排列,顺序就不会乱了。只有神的形象、还没有神的样式的人群,就是“量化时间”理念的获得比较晚一些的人群。农耕的该隐,在对于“量化数字”的理念的把握上比牧羊的亚伯要晚一些,也是很自然的事。库帕的《物理学原理》的书中,特别强调了数字的把握,对于人类思维发展的意义。在那里谈到,直到19-20世纪,居住在原始森林的一些部落的人,还依然只知道从1到3的数字,超过3的数字一概用“多多”来表示。从圣经的“神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是牧羊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民族,首先获得了关于“量化数字”的最早的明确的理念。但是这个数字的原初理念,也纯粹是对于从他们的“羊群”的数“数”过程中得来的直觉观念,当把它用到记“岁(或年)”的时候,也只是一种纯粹“抽象化”的观念,而没有与物理实在“链接”在一起的明确性。《圣经》中最早“量化的数字”观念是“第一日”,“第二日”的纯抽象的“时间”的顺序观念。这种时间顺序观念中,还没有真正的“量化”的“实在”的明确性。因为连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没有创造出来的时候,昼夜替换的“时间”的“量”是无法定义的。所以神告诉我们的关于“时间”的原初理念有两类:一类是序数,时间的顺序;一类是“量数”,在创世记中是以“岁”表示的。但这个“岁”也是“混沌空虚”的。但是就是这个混沌空虚的关于序数和量数的“理念”就是人间智慧的“开端”。是“神的样式”的“原初理念”。

实际上神给予人以“灵”就是给予了人间以“神的样式”。圣经上,一回儿说神要按着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造人,一回儿又说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一回儿说某个家族是具有神的样式的人,一会儿又说那个家族的人是有相似于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人。这些只是为了告诉人: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能力”:“神的形象”是神造人时直接给予人的,是人人都具有的能力。而“神的样式”,实际上也是神给予人的,但是那种能力又不是神直接给予人的:它要人自己去获得。而且是夏娃在蛇的诱惑下,违背了神对亚当讲的最早的或“原初的话语”,才得到的。人得到了“神的样式”,既也是神所安排的,只有有了那种具有“神的样式”的思维能力,人类的思维才能发展,人才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神的形象,亲近神,荣耀神,完成神交给人类管理好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力。但是“神的样式”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能力,要人自己学习才能够得到的,而且任何一个个人实际上又是得不到“神的样式”的,他所能够得到的只是相似于“神的样式”的“形式思维”的能力。得到了相似的“神的样式”,成了聪敏人,同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人总是会利用他的聪明,来做出满足自己欲望的总总事情出来,最后让自己成为被人崇拜的“假神”,阻隔了“人间思维”和“神的形象”合一的道路。这样它也就成了人间所有罪恶的根源。所以我们的信仰,总是相信“人皆有罪”的。人都要时时地祈祷和忏悔,要对着神的精神和话语来“自省”。不是对着“假神”来反省,在我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中,也教我要时时反省:有一类反省是好的,就是要反省自己有没有脱离普通劳动者,有没有把自己的“形式思维”的智慧用来作为谋取特权的手段。但是有一类反省,就是“思想改造”,要改造得和党保持严格的一致,做党的驯服的工具,那样的反省是不好的。它之所以不好,并不是某个人不好,也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不好,而是因为它离开了“真神”。离开真神的最根本的表现就是宣扬“偶像崇拜”和“阶级斗争”,“偶像崇拜”和“阶级斗争”是一条滕上所结的瓜。“真神”和“偶像”之间的差别就是“真神”只留下祂的永恒真理的话语,这个永恒真理是蕴涵在“神的话语”中的。这种蕴涵是带有“混沌空虚”的,需要人类在发展“人间智慧”的过程中,去反复的解读祂。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够解读出其中的真理:因为没有信仰的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去解读“神的话语”,或者以某个人为“核心”去解读“神的话语”。

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一个人的“知识”是以“一个人”的认识的起点为中心的“圆”,这个“认知的圆”不仅大小总是有限的,圆越大边界上的无知圈也就越大,更重要的是它的认知的圆心位置是不定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前进,或者说随着人类实践和思维的发展、随着“人间智慧”的发展而前进。一般的芸芸众生,并不是不想以自己的认知的“起点”,作为公众认知的“起点”;但是实际上都自知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最多只能做一个他们影响所及的极狭窄的范围的“核心”,它们也还要去崇拜更大范围的“核心”。所以人总是要崇拜“神”,寻找“信仰”也是普通人都有的本性,或者说寻找“信仰”就是神放在每一个普通人心中的“灵”。寻找信仰就是寻找“真神”,就是寻找人间智慧的“根”。在他们寻不到真神信仰的时候,他们就会信仰“假神”。其实“假神”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所谓的“假神”,其实也是追求真理道路上,在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得着了“神的话语”中某些局部真理的人,他们的被崇拜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的,某个特定时代的合理性的。但是“假神”是很快就会死去的,有的在其本身还没有死亡的时候,他的思维的合理性已经没有了,时代改变的太快了。有的他本人死了,就由他的继承人或“传人”来一代一代的继承,来作为“假神”在人间的“代表”。那样的“传人”总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因为时代在前进,而那些“传人”,所继承的只能是“话语权”,和通过话语权所拥有的个人的欲望:权势、金钱和性。

“真神”所留下的只有永恒“真理的话语”,祂在人间没有“传人”或“特定的代表”。而这个“真理的话语”所蕴涵着的永恒的真理,是要通过“人间思维”的解读去获得的。那个“永恒真理”是“空虚混沌”的,但是它可以通过人类实践和思维的积累中所获得的“人间思维”能力去解读出来。

圣经中的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是什么?就是有信仰的人所解读出来的真理。“旧约”从“出埃及记”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是以色列人的民族的历史。“新约”是西方世界的国家的历史。是有信仰的人所写的历史。但是这样的历史也只有不离开“创世记”的人类历史的“根”去解读,才能够得到神所指引的真理的道路。

所以整个《圣经》中的永恒的真理,是要人去不断的“解读”出来的。祂需要人人都能感受的语言去“解读”;所以,“信仰”需要追求,这个“追求”首先就是“语言”的追求。人间没有无歧义的语言。所以人类社会要向着神所指引的路,向前发展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只有圣经所指引的路,才是通向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路。旧约中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是有信仰的人所写的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的国家虽然被灭亡了,国家没有了,民族再一次被外族所统治和奴役,但是信仰依然保持着,保持在摩西、大卫和所罗门的“律法,"、"诗篇",和"箴言"中。神的看顾使以色列民族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国家没有了,那个民族还保留着,他们保留着旧约的智慧:旧约的智慧主要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认识宇宙的智慧,关于人间思维的智慧和人间从家庭到家族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智慧。关于认识宇宙的智慧,也就是两类思维方式以及这两类思维方式的相反、相成,在否定和再否定中推动社会前进的“大智慧”,是指引人类社会前进的永恒的真理。那个“大智慧”是神指引着,以神的样式为主的以色列人,走向以神的形象为主的埃及人的埃及地,在两类思维方式的碰撞和融合中实现的。它所结出的果实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永远的保守着的实际上并不是所谓“血统”或“基因”的“民族”。他们的祖先以色列早就认识到了這一点:没有民族的融合,他们这个柔弱的家族必遭绝灭。他们守护着的是认识宇宙、认识人类社会的永恒的真理。

“旧约”中,特别是创世记中,明显地蕴涵着神看顾和保守全人类的“公义”和“大爱”。在以色列国家再次被异族统治和奴役的过程中,是耶稣基督解读出旧约的那个真理。他开创了人类信仰发展的新时代,“新约”时代:耶和华神成了全人类共同的神。“新约”的大智慧就是教导人间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和如何“做人”的道理。“旧约”中讲的最多的是人的“灵”——人的认识宇宙的思维能力,和对待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之间的关系的道理。耶和华神不对个体的人讲话、或实施惩罚,只对遴选的家族的首领讲话,和对人类全体订立“永约”。祂同等地看顾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两类人群,祂实际上总是面对全人类的。而“新约”向着普通的“个体人”传播“神的福音”,传播“个人、社会、和全人类”三位一体的福音,传播着如何对待“人生”的大智慧。“新约”带给人类的是如何建立“个人和社会”、“国家和全人类”之间的关系的福音,是“新约”时代所窥见的耶和华神对于“新约”时代的永恒的真理的启示。是“新约”打开了人间通向全人类历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是“新约”的真理,还只是西方世界所窥见的耶和华神所启示的永恒的真理,是神的样式的民族所窥见的耶和华神所启示的真理。神已经一次一次地把具有神的样式的民族和神的形象地民族引领到一起,在碰撞和融合中,来发展全人类的共同的“人间智慧”。这最近一次的碰撞实际上是从20世纪开始的:在“新约”中还没有从“创世记”中窥见耶和华神所展示的我们时代的永恒真理的启示,特别是关于认识宇宙的启示。新约时代的人间智慧,还无法清楚窥见人类认识大自然旳"辨证思维"的内含。在西方形式主义的“人间智慧”发展了以后,就渐渐地失去了“神的智慧”的约束,失去了“信仰”的约束,成了“蛇的语言”泛滥的社会!所以人间的社会民主主义,依然保持着左右两翼的对立。在宗教改革以后,“三位一体”的信仰的发展,还是软弱无力的。林语堂先生的《信仰之旅》最清楚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了东西方的思想方法的主要差别就是:东西方宗教(我们把它称为“意识形态”)的差别是:东方世界的否定逻辑依赖直觉和西方世界的数学心和人的全意识之间的斗争。神是看重神的形象的,看重“人间智慧”的;而祂又把“神的样式”的获得过程看作“人类犯罪”的过程。但是神又喜悦“人间智慧”,遴选“神的样式”的民族来作特殊的看顾。但是仅仅有形式思维的国家,也是解读不出神的话语中的完整的“真理”的。

看一看今天的世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聪明人,不是在撕声力竭地鼓吹着进行一场从怀孕时刻为起点的大竞争吗?而这样的“自由竞争”实际上又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引进的一个基本的、首要的观念。对于长期禁闭于“假神”的约束中的中国人,改革开放中,最大的一件事无疑就是引进“自由竞争”的观念来驱除“偶像崇拜”的约束。这三十多年,给中国带来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无疑也是那个“自由竞争”。但这个观念正是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是人间一切罪恶的根源。今年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害50周年,在万维网上有一篇网文,这里摘录它的一段:

但是,今天看来,美国人已不能藉着记念肯尼迪遇刺50年来再次振兴美国精神,激发人们的希望。美国人更应该追溯深远一点,从美国立国初期的总统和先祖们的基督精神和信仰根基去寻求美国的复兴和希望。今天肯尼迪还是这么受欢迎,一方面体现了美国梦想和精神,另一方面却反映了美国因去基督教化所导致的道德沦落和社会经济危机中人们渴望的更新改变和复兴。美国应该回归真神!

这段话说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主导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那就是“回归真神”。这就使我想起我们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国家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我们逐步地走上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依然徘徊在“形象崇拜”和“形式崇拜”的“人间智慧”的道路上,没有找到“回归真神”的信仰道路。我们和50年前的美国有相似的地方,都在做一个“国家梦”。其实“国家梦”也是神所指引的路的一部份,一个国家先要自强起来,才能为实现“世界梦”的神的道路贡献出力量。看来实现“回归真神”的道路,也是一条曲折的路。不论对于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神就把民族和国家分成两类:神的形象的和神的样式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总是要分成两步来走:先是各自的发展,不论以形象思维遏制形式思维的国家,还是以形式思维遏制形象思维的国家,最后能够建立的都不是神所要求的“天堂”,都只能是一座“巴别塔”。最后都会坍塌,神的道路就是两者融合的道路。

人类社会一次一次地在两类思维方式的民族和国家的碰撞中融合和前进。但是每一次碰撞对于人类也都是一场灾难。但是在灾难中真正倒下的总是那些远离真神智慧的那些“假神”。不论是形象崇拜的“形象”,还是形式崇拜的“形式”都会在碰撞中坍塌。而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总会在融合中前进。今天,已经到了建立全人类社会的“历史观”的时候了。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人间两类思维方式的民族和国家碰撞的结果,都是双方的大厦的坍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终结果是用象形文字的古埃及的消亡,和随后以色列国家的灭亡和以色列民族向着世界各地的逃亡,兴起的是以“天主教”信仰为基础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在天主教和古罗马文明中,进一步融入了形式思维的古希腊哲学,以色列人的耶和华神的信仰也发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第二次信仰碰撞是十字军的东征,造成的结果也是古罗马帝国和古回教帝国的消亡,兴起的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三次两类思维方式的大碰撞从西方扩展到了全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左右两翼。

那些哲学和信仰的问题,我们不再在这里讨论了。最后我们只想说明一点,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左右翼的形成也是人类历史发展所必然的,也是神的自然的安排:在人间是无法获得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完全合一的“神的精神”的。不仅人类无法获得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神的精神”,每个国家也还无法建立“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意识形态”,每个国家的内部的人群,甚至每个家庭,每个人自己也都无法达到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完全合一的。我们只能在信仰的追求中向着这个方向前进。两类思维方式碰撞的结果,是旧的两类思维方式的大厦的坍塌,而新产生的思维发展中依然会有两类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别和矛盾。

今日世界和历史上以前的世界的差别只是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后坍塌的是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兴起的是左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今天社会民主主义两翼的矛盾和以前的两类思维方式的矛盾之间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以前三次的信仰的大碰撞中,总是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存亡的问题,现在应该说不再是国家存亡的问题了:不论耶稣基督的信仰,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信仰,都是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家园的信仰基础上。既然今天大家都相信今日的人间最大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那个国家的孤立的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还会有两翼的差别呢?因为我们依然还是人,我们的思维和智慧还是受到自己的小小的大脑所局限,无法完全地认识宇宙,认识大自然,也无法完全地理解“神的话语”,所以当今最重要的是就是寻找人类共同的信仰,不论西方的以形式思维为中心的“自由世界”,还是东方以形象思维为中心的“共产世界”;不论“自由竞争的进化主义”还是“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都只是一种“人间智慧”,离开了“神的智慧”都只会给人间带来愚昧和罪恶。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已经不再存在宣扬“国家主义”的“国家梦”的空间,而只有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地球梦”的基础上,才能够取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信仰的核心: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要爱你们的敌人”!为什么要爱我们的敌人呢?因为我们的“敌人”就是思维方法和我们不同的人群,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法。学习那个曾经是我们的敌人的思维方法。他们的思维方法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但是他们的“思维方法”或“意识形态”,也和我们的思维方法和意识形态一样,也是“人间智慧”,他们也是人。懂得了这一点,才能够懂得主耶稣的“大爱”。今天的世界,一个全人类的地球家园的“雏形”已经形成。但是这个“雏形”中,所用的语言依然是“人间的语言”,“人间的语言”依然是有歧义的语言。这种歧义的语言,只能用“神的话语”才能使人间的两种不同的人间语言体系,一步一步地接近。离开了“神的话语”,任凭有歧义的人间语言之间直接地对立和冲突,就会走向“暴力思维”和暴力行为,这就是“人间语言”的“辩证思维”。最后只能通向共同的毁灭。学习“神的话语”,跟从神的话语的指引,双方都去理解对方的语言,这就是“双赢”的辩证思维,神的话语中的“辩证思维”。

那么什么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路呢?我们的改革开放的路,也就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神的话语的指引下,两种不同思维方式走到一起,在碰撞和融合中开创人类历史的新时代——真正的全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实际上改革开放是相互的,中国走进西方,学习西方的形式思维;西方也走进中国,学习中华文明中的形象思维和实践精神。这就是双赢的道路。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一段不短的路:实际上已经走过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偶像崇拜的路;正在走着用中华古老的文明来反思“西方道路”的阶段,这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样的路是走不出前进的方向的;所以我们还要走过中华文明三千年的路,这两条路上的问题有共同性:就是我们是一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以形象思维为基础的国家和人民。形象思维是不能丢的,那个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形象思维,就是圣经创世记中的神的形象,它是形式思维的起点和归宿。西方今天的困难也就是脱离了形象思维的“公理”,成为自由竞争的进化主义泛滥的地方。自由竞争的进化主义是动物世界所走过的路,没有历史的路。也就是“蛇的语言”下走出来的道路。在中华古文明中,是完全没有“蛇的语言”的位置的,这也不好。蛇也有说话的权利,对蛇的语言遏制的过于严厉,形式思维的语言也发展不起来了,就成了被“假神”所禁锢的僵化的思维。但是“蛇的语言”不能泛滥,形式思维,和蛇的语言总是伴随在一起的;当它离开了神的思维的约束的时候,就会走向动物所走的路。“回归真神”就是双赢的基础,就是走向全人类的共同发展的历史道路的指路明灯。

 

 

(15)  信仰与哲学    (一)前言  什么是哲学?

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哲学”。让我们看一看维基百科关于罗素的条目中有罗素关于哲学的一段话: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罗素认为)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我同意他的那段话:它(哲学)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所以,他认为哲学是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一片广阔的、空无一人的区域,只有他一个人,在那个空无一人的广阔领域里呐喊,呼号。为什么那个领域会空无一人呢?就因为他的思维中还缺少一点东西:他的思维也是“人间的语言”,而且是那种近代和现代的“人间语言”,已经超越了“文字语言”。因而也超越了“神的话语”。这种超越了人间的“文字语言”的近代和现代“语言”是什么语言呢?就是自牛顿理论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分析语言”,以及20世纪发展起来的“信息语言”或“程序语言”。这两种“语言”的发展,用到了超越文字的“符号”。旧约和新约实际上也只是“人间语言”所表达出来的“神的话语”。但是它是用“文字语言”来表达的。所以,在信仰与历史的总结中我们明确地提出了:《圣经》是用“人间语言”来书写的“神的话语”。由于“神的话语”是人间一切智慧的“根”,而“人间语言”永远是有歧义的。所以《圣经》同样不等同“神的话语”:既不是《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语”,也不是《圣经》以外就没有了“神的话语”。但是圣经上记载了“人类历史的开端”。这个圣经上的历史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开端”,或“根”;那就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祂只在“创世记”中。祂是具有神的样式的民族,用他们的形式思维的文字语言——“拼音文字”,所记录下来的。“拼音文字”的特点就是文字和语音的基本上的一致性。所以它的记录是在人间保持着的最接近“神的话语”的人间的一本“最早的书”。所以在那本书里有“人类智慧的开端”。

我们的历史观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也不是笼统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说他也只是“人间智慧”。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也是“人间智慧”。和现代西方的精英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优胜劣汰的进化主义一样,也是“人间智慧”。“人间智慧”不仅是神所允许的,还是神所赐予人间的;但是对于把“人间智慧”转变成“偶像崇拜”的“假神”,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神也不用暴力去惩罚那个“假神”和信仰“假神”的民众。因为实际上那个被崇拜的“假神”和崇拜“假神”的民众,靠暴力惩罚是没有用处的。不仅没有用处,其效果必然相反。神必须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保守着两类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民族和国家。

在讲到“民族历史”和“国家历史”的时候,在“创世记”中先写了“巴别塔的倒塌”。在建造巴别塔之前,人间有共同的语言——神的话语。建造巴别塔以后,人间没有了共同的无歧义的话语。所以《圣经》的以后部分,也成了“人间语言”所书写的“神的话语”了。古希伯莱文中所记载的,应该是非常接近于“神的话语”的。可惜的是,神从以色列人要求“膏王”开始,就不直接和以色列人来往了,而是通过祂的“代表”,“先知”来和以色列人“立约”了。最后神完全离开了以色列人,旧约的那些部分就是用“人间的语言”来书写的了。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圣经》中那些是用古希伯莱文写的,人世间最早的“书”;那些是后来写的不是人世间的最早的“书”。

但是整个《圣经》,都是有信仰的人所写的。在他们写的,而且被选入《圣经》中的那些篇章,都是被长期以来的很多有信仰的人一起反复讨论后,选入《圣经》的篇章中的。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的差别在哪里?就在“公义”和“大爱”:“公义”就是一切都要以荣耀神、不荣耀自己为目的,就是要远离金钱和权势;“大爱”就是反对暴力思维。

在《圣经》的人间的语言被搞乱以前,神从来没有用暴力来惩罚过任何一个“个人”。至于“大洪水”那也不是神对于任何个人的“惩罚”。而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整体的“惩罚”,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惩罚”,而是大自然本身的发展过程。而耶和华神在和诺亚的后代的“永约”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以后再也不那样做了。但是这也不是说,一个人可以不再受任何“约束”了。耶稣基督明白地说了:任何人犯了罪,就必定要受到惩罚,受到人间律法的惩罚。神又为什么不直接惩罚犯了错的人呢?因为在神的眼中,“人人都有罪”:耶稣基督看得最清楚:人间的智慧——承载人间智慧的“语言”或“逻辑”,本身总是不完善的。而没有人间智慧,人只能崇拜神,而无法获得“神的话语”中的智慧;只有崇拜的“信仰”,哪怕他崇拜的是“真神”,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分辨不了“神的话语”和“蛇的话语”;最后,当多数人信仰“蛇的话语”的时候,崇拜“假神”的时候,人间也就分辨不清那种“真神的崇拜和假神的崇拜”的差别了。

所以,耶稣基督宁愿牺牲自己,用自己的血来告诉人为了发展人间智慧,就要反对暴力思维。祂特别地要求祂的信徒:“要爱你们的敌人”。这个你们的敌人就是整体性的人群: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的人群,不同的人群有不同人群的思维方式。耶稣基督懂得神爱所有民族的人:以形式思维为主的有“神的样式”的民族,或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有神的形象”的民族的所有的人。形象思维是人类智慧的根基,形式思维是人类智慧的枝叶,只有两者链接在一起,根深、才能枝繁、叶茂。人类只能在两类思维的合一中才能发展,只能在两类不同思维方式为主的民族的融合中,才能不断获得和发展“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智慧。

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从神的话语的“根”上萌发出的“人间智慧”的枝叶。但是“神的话语”、“神的形象”、“神的样式”,还有把“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神的智慧”,都是“人间的语言”所说不清楚的。也就是说人世间是没有“神”的,也没有一个能够说出“神的话语”的神的“代表”的。圣经中把那些在人间被一些人所崇拜的人,称为“假神”。在圣经中神遴选了一个家族为“神所遴选”的家族,遴选那个家族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为人类保留住“神的话语”;那个“家族”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他们怎样来保持“神的话语”,也不是“人间的语言”所能够完全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这种遴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不断把傍支分离出去,搞得和其他宗族相比,以色列人口稀少,非常软弱。

圣经中说得清楚的也就是,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神使我们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创4:1-2,接着就是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献给神,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为什么先生了该隐,后生了亚伯,而先是说亚伯是牧羊的,而后说该隐是种地的?该隐那地里的出产,为什么没有说清楚是什么?而亚伯的说了那么清楚?神为什么看中了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的?那些在圣经上也是没有说清楚的,因为“神的话语”的直接的听众,是那个时代的先民,所以神也只能说那些他们能够听得明白的语言,或者可以说,即使神把一切都说了,那些先民们的智慧所理解不了的内容,说了,也是保留不下来的。以后该隐杀了亚伯,神把该隐赶出了他所生长的地方。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应该可以试着去理解一些:人类是从洪荒走来的时候,实际上赖以维持生存的只有采集植物和捕猎动物两件事。这两件事中,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较大的,先是采集植物,因为采集渐渐发展为农耕,出现了以农耕为主的民族,以后才有以养殖为主的牧羊民族。但是在人类思维的发展上,是牧羊的民族首先发展了与数字联系在一起的“形式思维”,而农耕民族发展的是实践为基础的“形象思维”。

只有神明白,没有形式思维,形象思维是发展不起来的。人就会永远像动物一样,只要能够采集到能够足够吃的食物,就可以一代一代地繁殖后代了。而养羊的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的历史时期,首先产生了“数字”的观念,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每天关心的就是羊只的数量。人类的思维就从数羊只的数开始了!中国的老子也说“无生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创世记中所说的的实在差不多。但是创世记中说的,内涵实在要丰富得多,明确得多了。神要遴选养羊的民族,就是为了保持人类的“形式思维”能力。但是并不是不要形象思维,因为形象思维是神在造人时就有的,神是和落地上的动物同一天造人的,一造出人,就有了“神的形象”。而神的样式是夏娃在受到蛇的话语的影响下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才获得的。我在整个创世记的学习中,特别注意“人皆有罪”这个问题。因为这既是这个信仰的基础,但是其实“创世记”原文中好像并没有直接看到“人皆有罪”的话,那个人人有罪的话,只在第一章第三节的题目中出现的,而圣经本来是没有题目的。这个题目在英文和中文的表达中,差别也很大:英文是“Fall  on man”,中文是”人类犯罪”。这就很容易在人间对于信仰的理解上产生“混沌”。但是在创世记中,神并没有对于任何“个体”,不论人还是蛇,作任何实质性的惩罚。而只是对祂所造的人,做了重新的真正属于人的生活的安排。实际上也是完成了使人获得了“神的样式”的安排。神知道人要得到神的样式是极其困难的:要一个人比别人“聪敏”,而又不用那个聪敏去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极其困难的。要人真正具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子合一的智慧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我自己一生的总结,在人间生活的一生中,我怎么也无法理解神的话语的真缔,只有在退休以后,而且在决心摆脱人间的利害关系以后,才感悟到“创世记”中神的话语的真缔,而且决心把这种感悟以自己的见证表达出来。

神一直在说以色列人的软弱,要专门把他们遴选出来。先安排了一个亚伯,让他被该隐杀死了,并依此来惩罚该隐。该隐对耶和华神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这地,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创4:13-14,那时候除了神所造的,亚当、夏娃,和他们所生的该隐和被该隐所杀的亚伯,人世间还有谁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创世纪”里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也许不仅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先民还无法理解那些问题,还有个原因就是那本圣经中的“创世记”也毕竟是以后的以色列民族的先人所写的,而不是该隐的后裔所写的。

圣经中又有了说得很清楚的内容。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创4:15,以后该隐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生了以诺,接着写了该隐家族的很多“历史”: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玛土撒利,玛土撒利生拉麦。创4:18,这里又“混沌空虚”了,没有“时间”的概念,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说清楚到底中间还有没有漏掉了多少代人。历史总是有“混沌空虚”的一面,谁能把所有的人和所有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写清楚呢?

但接着就又写得详细了,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亚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雅八的兄弟名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希拉又生了土八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或作铜匠铁匠的祖师]。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杀壮士却伤自己我害幼童缺损本身],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七十七倍。创4:19-24,这段话中,最明确、最肯定的就是,神对全人类的看顾和保守。

那个时候,神的样式的家族还没有出现,神的形象的民族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神的话语中的“三位一体”的形象和样式已经在人世间出现了:该隐的后代有三种人的祖先:一是盖房牧羊、二是弹琴吹箫,三是制造铜铁工具。盖房、牧羊和弹琴、吹箫两类人的祖先是属于同一个妻子所生的,制造工具的那类人是另一个妻子所生的。该隐的后代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也有形式思维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不是和弹琴吹箫的在一起,就是和制造工具在一起。

一直到这时,圣经中还只是说,那个时候的人只具有神的形象。虽然在“蛇的思维”唆使下,亚当和夏娃都已经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但是圣经上并没有写人有没有“神的样式”,该隐一族是“神的形象”为主的家族。但是在那个家族中也已经出现了以“神的样式”为主的、盖房牧羊的人,以“神的形象”为主的制造工具的人,和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弹琴吹箫的人,那样三类人群。这也说明神明白,在神的形象为主的人群中,也会产生有神的样式的人;在神的样式为主的人群中,也会产生神的形象。但是从一个民族的整体来说,总是以一类思维方式克制着另一类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两者是相生相克的。拉麦的第一的妻子生的是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和弹琴吹箫之人,而第二个妻子所生的是用铜铁制造工具的人。而弹琴吹箫的人是和养羊的人一个母亲所生的。形象思维为主的民族一般说来不易容纳弹琴吹箫的人,当然他们也需要那样的人,但对那样的人的约束要比形象思维的民族对于弹琴吹箫的人的约束要严厉得多。

这就是人类各民族大分离中的第一次分离;以神的形象为主的人东方人,先被分离出去了。就是人类东西方文明和思维方式的分离。该隐的后裔向着东方越走越远了。神也看顾着他们,但不必像对于具有神的样式的人那样遴选出来,并时时守护着。但是那两类民族,实际上各自有不断地产生着三类人:形象思维、形式思维和弹琴吹箫的人。

在讲完了东方世界的发展历史后,圣经中才说到神所遴选的民族。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创4:25,以后在下一章中才有详细地写了这个神所遴选的家族: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神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在世八百年,并且生儿。生女。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创5:1-5,这里第一次提出了神所遴选的民族的问题,神要遴选一个形象和样式都和神一样的民族,福赐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但是接着又说:塞特也只是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这里又和第一章神造人是一样,上面一句是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后面一句以亚当的口气说的,就成了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这就是神的话语的特点,或者说是以色列人所记载下来的“神的话语”的最根本的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再回过来讨论什么是哲学。我可以有条件地同意罗素关于哲学的前面一句话:“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但是又完全不能同意他的后面两句话:“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罗素认为)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说哲学和神学一样,包含着对于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神学确实也要思考至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但是第二句话就完全错了:把哲学和科学都看成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神学是诉之于权威的。这是20世纪的现代哲学的错误的根源:它认为只有哲学和科学学是诉之于“理性”的,而所有的神学和信仰都是诉之于“权威”的。所以他提出了: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而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这就是现代西方的唯物主义哲学,所造成今天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所有的信仰都是没有理性的,而只有科学和哲学是诉之于理性的。这就是我们和现代“唯物主义”之间争论的根本点:科学和哲学来自何方?人间的理性是什么?它来自何方?罗素的后面一句话就把前面一句话完全地否定了,也把哲学自身存在的基础给否定了。因为一个诉之于“理性”的“确实的知识”的科学,怎么为需要诉之于确实知识之外的教条的思考呢?

我们的观点和所有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区别就是:科学和哲学来自哪里?从现代某些人的大脑能不能产生“确切的知识”?离开了人类知识的“根”,人类的大脑到底产生过那些确实的知识?尽然很多的神学也都沾染了对于权威的崇拜,不去除神学中的“权威崇拜”,神学同样无法指引人类社会的正确发展。但是所有“神的话语”中确实存在人类至今,或者也可以说永远无法达到的智慧。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就是追求人间智慧的来源,我们追求信仰就是深信神的话语中有“人间智慧”中所无法达到的“理性”。所有“人间的语言”都不是“无歧义的语言”。“人间的理性”才都是建立在“权威”之上的“理性”,真正的理性需要信仰。因为人都有局限性,人间的智慧无法摆脱人间思维的局限性,无法摆脱“人”用“智慧”来获取“话语权”,把他们的“话语”打扮成“无歧义的语言”;并在此基础上谋取个人的,或某个群体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对圣经上“人皆有罪”的“解读”。这个“罪”是思维方法的根本的性质:形象思维离开了形式思维,本身就必然要僵化,无法随着时代发展;形式思维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会和“蛇的思维(语言)”结合在一起,摆脱“神的话语”的约束。“形象思维”本身就有对于“蛇的话语”的约束。

所以,要说清楚什么是哲学,先要从哲学的起源说起。西方文明以形式思维为主,他们把“理性”和“形式思维”当作了一切“确切知识”的来源。而根本不懂得,也不讨论:这什么是“理性”?什么是形式思维?但是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只有在圣经上才说得那样清楚,虽然祂用的不是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词,而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但是两者的联系和差别也是我们今天的人间智慧所能够讲清楚的。

“理性思维”是从古希腊文明开始的,而古希腊人正是圣经中所说的第二次民族大分离中,雅弗的后裔,他们和以色列人的先祖闪是最亲近的,分离以后,成了在地中海岛屿与沿海落地繁衍的以“形式思维”为主的民族。他们在以色列民族写出了一些早期的“旧约”篇章以后,在耶稣基督以前,就发展了“理性思维”,在公元近千年前,米利都学派就开创了“理性思维”。那个哲学思维是属于“人间智慧”的,它的出现远在“创世记”之后。古希腊文明中的哲学,正是那个时代的人,在神的话语的指引下,所发展出来的。从当时人的思维能力来看,它好像是比创世记上的神的语言容易被接受些。尽管如此,我们能够看得出来,那种思维方法是属于“神的样式”的,这一点却是实实在在的。从希腊神话“俄尔甫斯”中有,“人类的双重内在,一半来自泰坦的俗性,一半来自他们嚼食狄俄倪索斯所获的神质”。古希腊文明继承的就是米利都学派的“理性思维”,就是人的“神质”的一半,那就是“神的样式”。当然从我们今天的思维能力可以看出:和圣经上的“神的话语”相比,希腊神话中所产生的“理性思维”才是真正的“混沌”。

我们说今天的教育界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哲学。从上面讨论也可以看到没有哲学,实际上是从失去信仰开始的。在上个千年之交的时候,古罗马的天主教会,发展成了“神学崇拜”的宗教,发生了“宗教战争”、“宗教审判”,成了遏制人类思维发展的阻力。接着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人间思维”新发展的标志。但是“启蒙运动”的动力,主要来自耶稣基督“信仰”的本身,而不是来自“形象思维”的“实践”。“启蒙运动”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结合的产物。是人间思维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它的核心是“形式思维”下的“社会契约”。从此西方文明真正的走在了东方文明的前面,“社会民主”成了必然要代替以“膏王”形式的“帝王国家”的历史发展的必然形式。“帝王国家”的形式一直是耶和华神和耶稣基督所不喜悦的,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在人间智慧还没有足够发展的时代所不可缺少的历史过程。但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形象思维”并不是产生“社会民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脱离了“形式思维”的“形象思维”只会产生“假神”的约束,带来的是另一类的“偶像崇拜”。“形式思维”的发展是社会民主的基础之一。

但是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西方世界的启蒙运动带来的只是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不是真正的人类信仰的真理。神的智慧的真理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真理。西方没有了“神的形象”的“意识形态”,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是在“文艺复兴”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就像夏娃是在蛇的话语的引诱下吃下智慧树上的果子一样。文艺复兴,从思维上来说是属于“蛇的语言”的。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到20世纪中期,罗素的时代就发展到了,没有信仰约束的自由竞争和进化主义。混淆了动物的进化发展的道路和人类思维发展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差别。到20世纪中叶,西方意识形态中的哲学方向完全走入了歧途,这次受害最大的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已经走向了歧途。只要看一看欧文.拉茨格的《广义进化研究丛书》和霍金的《第一推动》丛书,那些被当今的西方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奉为权威哲学对于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用处吗?但是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那么的曲折,我们不能也无法去恨那些人,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那样,他们也在为认识大自然和合理的社会体制寻找出路。他们的先辈曾经因为形式思维,给人间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一段,他们的形式思维今天已经和“蛇的语言”,那些文艺精英们的“星光”和“正能量”的指引下,和神的话语中的人类智慧的根,已经完全隔离了。形式思维已经和蛇的语言结合在一起了。

“蛇的话语”,或“蛇的思维”只能产生“人间游戏”的规则,不能产生认识大自然的合理的思维方式。“人间游戏”,本来也是神所允许的,因为它既是人们的需要,在神的“公义”和“大爱”的指引下,可以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形式思维能力,但是一离开“神的话语”的约束,成了社会的主宰,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大赌场”,为各种人间的罪恶和愚昧打开方便之门。

这里根本的问题就是对“理性”和“形式思维”的认识:它是高于“神的话语”的人间“一切确实知识”的源泉,还仅仅是根植于“神的智慧”之下的“人间思维”。让我们跟踪人类思维和人类实践发展的步伐,来一步一步地讨论这个问题吧!

(16) 信仰与哲学    (2)东西方哲学和信仰的讨论

上一篇我们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从神的话语的‘根’上萌发出来的‘人间智慧’的枝叶”。我们在上一部分“信仰与历史”的讨论中说:人间的历史有,全人类的共同的历史、分离成“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两部分的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和最终再通向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哲学应该也是一样,那么信仰呢?信仰应该是全人类统一的。但是这个全人类统一的信仰,也只是在“起初”和走向“终点的方向道路”上,应该是统一的。在真正的人间的历史道路上,哲学也是分离成两部分的。为什么会分成两部分呢?圣经的创世记上告诉我们:神要创造的人类应该是形象和样式都是和神一样的,但是,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地向着那个合一的“人类共同信仰”靠近。哲学是在形象样式合一的神的智慧的“根”上萌发出来的枝叶,这个枝叶也就分成了两部分:神的形象的哲学和神的样式的哲学两部分。和这个“哲学”最接近的人间的叫法就是“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更混沌一些,哲学总是最接近于社会和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神也只好像照顾和保守两部分民族那样,照顾和保守着两部分哲学,照顾好两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但是人间总是理解不了神的“大爱”。大爱就是包容,大爱就是反对“暴力思维”。暴力和暴力思维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总是提出要反对“暴力思维”,而并不是简单地说反对“暴力”。暴力是人对人的行为,当然是坏的。不但要受到惩罚,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及时的制止。制止暴力行为的时候,有时也不得不用暴力。但这是人间的事,人间律法和执法的事。“暴力思维”却是对于两类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仇恨和暴力的教唆,它才是最可怕的。耶稣基督最透彻地懂得了耶和华神的话语中的“大爱”。在一定的时期,耶和华神要遴选一个民族作为他直接地保持和看顾的民族,那不是对于以色列人的特殊的爱,而正是耶和华神对于全人类的“大爱”。到某个新的时期,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地和有神的形象的、写象形文字的埃及人在一起;在两种思维方式的民族的碰撞和融合中,使以色列人也学到了神的形象样式合一(相似)的智慧——所谓“合一”也不是真正的“合二为一”,而是样式(形式)上合一、形象上相似。使以色列民族从不到一、二百人发展到了六十多万男丁,二百多万人口的强大民族,他们民族的智慧更是极大地发展了。这同样是对于全人类的大爱。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西奈山下领受律例、典章,订立信仰模式。以色列人热烈奉献金银木料建造会幕,奉献礼中神的荣耀充满会幕。这也是神对全人类的大爱:把神在创造人的时代,和挪亚的子孙在一起的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时代,所立的“永约”在人间继续传播下去。以色列人就凭着神的荣耀和智慧,打败了敌人,回到他们的故居,继续发扬神的精神。以后神虽然不喜欢,但是还是满足了以色列人的愿望,为他们“膏了王”。但是那时不再是神自己,而只是由祂的代表——“先知”,来和以色列人之间保持着联系,当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国家,他们的帝王也像其他形象思维的王国那样,去寻找“假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离开了以色列人。

这些都是耶和华神的“大爱”。对不同思维方式的民族和国家的全人类的大爱。耶稣基督最懂得耶和华神,祂懂得耶和华神的公义和大爱是属于全人类的。祂用自己的宝血救赎了“人类的罪”。他真正懂得耶和华神的“大爱”是:你们一定听说过告诫我们祖先的话,“杀人者必受到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对别人动怒的人,也将受到审判,凡是侮辱别人的人,也将会受到犹太法庭的审判;凡是说别人“蠢货”的人,也将遭到地狱烈火的焚烧。太5:21。在接着祂更进一步告诫祂的信徒:要爱你们的敌人,“你们也听说过这样的话:‘爱你的朋友,恨你的敌人’。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要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你们才会作天父的孩子。父让太阳升起,照耀好人和坏人,……所以,你们必须象天父那样尽善尽美。太5:43-48。

什么是天父的大爱?就是爱全人类,爱以形式思维为主的民族,也爱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民族。天父最恨在两类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间进行相互仇恨和暴力思维教唆的人。耶稣基督对于“人间的事”和“天父掌管”的事分得最清楚:你看耶稣基督对于所有人间的暴力行为,说的都是必须受到人间法律的审判。而精神(思维)上的事,是神所管辖的。“暴力思维”是神所管辖的,所以不是人间法律审判的范围;因而,要遭到地狱烈火的焚烧。同样,你可以爱你的朋友,恨你的敌人,那是你们人间自己的事,人间有法律审判。但是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是上帝要管的事,这里“你”和“你们”是分得多么的清楚。

凡是说别人“蠢货”的人,也将遭到地狱烈火的焚烧,和爱你们的敌人;这两点是今天还没有获得真神信仰的中国的普通人所最难以接受的:有的人把它理解为软弱无力的表现,有的把它理解为善恶不分。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教诲进入中国大多数人的心底的两个最大的障碍。我们中国人也能明白,人间的罪恶,大莫过于国家间的战争,莫过于国家集团间的世界战争,和国内改朝换代、争夺王权的斗争。在中国的历史上记载着近百个“改朝换代”的战争史。这是一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最丰富的人间的民族兴亡史。近百个民族的血泪凝成了中国的两部历史:帝王将相的兴亡史和中华民族的追求信仰的历史。这个信仰的历史就是《易经》和衍生于“易经”中华民族的古文明。

从以色列民族起源的“创世记”给出的就是形式思维下的人类历史的起源。这个起源虽然是具有神的样式的国家所写的,但是这个起源是完全可信的全人类历史的起源。或者我们可以说人类至今还找不到比它更可信的全人类历史的起源:祂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神的话语”的真理。整个“旧约”就是那个始终追随着“神的精神”的民族的兴亡的历史。以色列民族实际上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直没有消亡的民族。那个民族经历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所有人间的苦难,始终保守着那个神的样式的民族的“神的样式”的信仰。他们生活在异族统治的国家,坚韧不拔地保存着神所赐予的对于“神的样式”的信仰。中国的历史是民族融合的历史,汉族不是人种学上的民族,中国的历史,是在几百次民族大融合中发展着的国家兴亡史。每一个新的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愿意接受那个被灭亡的王朝的“意识形态”,作为中国整个历史的继承者。一个新王朝的建立,第一件大事就是为被他所的继承的前王朝,书写“历史”。这样的完整的王朝的历史书写了三十多部。每部都有极浩繁的篇幅。人类社会的历史被形象地记载在周而复始的封建王朝的那个不变的模式下。中国也是坚韧不拔地保守着“神的信仰”的国家。这个神的信仰就是《易经》,祂是具有“神的形象”民族的“形象思维”下的“信仰”。

我的晚年生活除了圣经,反复阅读的就是林语堂先生的“信仰之旅”。他给我的启示,先是那个东西方思想方法的差别:东方人“否定逻辑,依靠直觉”和西方人的“数学心和人的全意识之间的斗争”;但反复读了“创世记”和维基百科上的哲学、数学和物理学之后,作为生活中经历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我从林先生的书中得到的最大的启示,还不是整本书上的,而是附于书上的一个书签上的对联:“人力穷而天心见,径路绝而风云通”。中国的历史,总是和中医那样混沌而空虚,但是混沌空虚中蕴涵着“天心”和“风云”。“人力”和“径路”穷绝的时候,总是有“天心”和“风云”可通。当然除了那些信仰的书以外,我还读维基百科上的哲学、数学和物理学,但是读维基百科上的那些东西,只是唤起我退休前整个职业生涯中所经历过的对于哲学和科学的思考。这些“人间的智慧”对于解读圣经中的“神的话语”也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圣经的中文的启导本中所说的:旧约为新约之钥,能开启新约真理的宝库;新约为旧约之钥,可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旧约和新约必须同时着重,以经解经,才能有完整的领悟,明白真理。

林先生的“信仰之旅”中,对于“三位一体”的讨论,也是对我启示极大的,正像林先生书中所写的,从新约和旧约中,我们还是无法说清楚“三位一体”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三位一体”的福音,还需要我们继续追求。要不然,有了“旧约”为什么还要“新约”,有了“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怎么还会出现一千年前的天主教的“宗教战争”和“宗教审判”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追求信仰的原因。林先生思考了中国的哲学和信仰,反复比较了中华古文明和基督信仰的关系,在坚持东西方的哲学或思维方式,应该在融合中发展的同时,还是深深地为耶稣基督的大光所感动,他相信在耶稣基督的大光下,才能够使人类社会继续向着真理的道路前进。

我们已经知道方法的混乱已经把我们导至什么地方。我们可说一个接受上帝的人代表着一个比单纯理性主义者更高尚,更圆满,更成熟的心智吗?如果是为什么?或我们说一个趋向上帝的人必须从理性走开吗?人认为理性的意义是什么?在理性和宗教的概念之间有必然的对立吗?如果没有,什么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哪一种是人类智力的较高状态?一个纯理性主义者的心,抑或是一个能接受较高直觉的宗教概念的心?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信仰?

这里方法的混乱为就是指西方的思想方法,或意识形态。它引起了人间思维的混乱。引起了“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的混乱。最后他什么只有耶稣基督的大光才是引导人类前进的真正的大能和大智。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够把“人间智慧”的道路和“神的精神”链接在一起。中国人也懂得:人世间的最大罪恶,来源于人间的“暴力思维”,来源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人群间的精神上的“蔑视”、“侮辱”和“仇恨”。中国的历史反复地记载了三十多次那样的在人间反复着的“大灾难”:“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但也反复地在神所赐予的信仰下重建法律、信仰和国家。但是那个国家因为没有了清晰的原初的“神的话语”,孔子所创建的“儒教”或“礼教”里,没有了真正的全人类的起初的“神的话语”。“形象思维”的混沌性,使得记录那个起初的“神的话语”的《易经》没有了连贯的明确的形式,只留下了相互矛盾着的混沌的观念。

我们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看起来是“人文主义”的,但是这个儒家的“人文主义”起初并不排斥“神的话语”,《易经》中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变易”,人间的思维要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地“变易”,变易就是前进,但是形象思维的模糊性,使后人越来越搞不清楚,那个需要变易的到底是什么?怎样进行变易?“神的话语”的起初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不断变易着的就是两种思维方式: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是相生相克的,要相互变通着前进。神的样式是“量化”、把握“量化”的是“数字”,而这个“量化”,在创世记是所得到的虽然还只是以“岁”表示的对于“时间的量化”和“时间顺序”的准确的把握。只有对于时间顺序的准确的把握,“神的话语”才能被准确地记录下来了。“神的形象”是“形象”,把握“形象”的是“相似”。在神的形象地民族中,起初没有把握住“时间的顺序”,只记下了“变易”,“神的话语”中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相生相克,相反相成,变成了“万物”的相生相克和相反相成。要说清楚万物的“相生相克”、“相反相成”,也就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形象思维”中把握“形象”的“相似”,是一个比量化的数字更难以把握的“思维能力”。直到20世纪初期,人们还是无法把握“相似”这个观念的“明确性”。所以在形象思维为主的民族总是以“形象思维”遏制着“形式思维”;直到19世纪晚期,我们中华文明的“人间智慧”一直被“越来越厚重的、历史的“假神崇拜”所禁锢着。只有依靠真神的信仰才能打破那个禁锢。形象思维的民族已经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打破这个厚重历史的假神的“偶像崇拜”的禁锢了。只有耶稣基督的大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那个“暴力思维”作用下的历史的循坏圈。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大爱”,就是告诉我们:人间的罪恶最终都来自人的“自大”和“自私”,自私来源于自大,来源于把别人都看成“蠢货”。不能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分成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这样相生相克的两部分,这样两种思维方式的国家、民族和人群间,都要相互包容、相互学习和要“爱你们的敌人”。没有信仰就不可能把神的精神传遍世界。人间的“暴力思维”才是实现世界大同,开创全人类共同的历史道路的主要障碍。神还教导它的信徒要“凯瑟归凯瑟,基督归基督”,这就是,神所指引的路不同于人间的路,神所指引的路高于人间探索着的道路,只有“神的话语”,才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明灯。

要真正搞清楚哲学和信仰的关系,在今天就是要学习的是“神的话语”,而不是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任何宗教的或神学家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中才有关于“人间思维”的明确的教导:“神创造人”,这个“造”的意思和人“制造”工具,制造出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知识”的“造”是含义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神把人世间的一切,都给造好了,还要我们做什么?想什么?人类还怎样在实践和思维的发展中前进呢?神造人就是给人以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两种能力。神的“创造”不是人的“制造”。神没有直接制造出一个人类。这从创世记中就应该可以看到:在创世记中除了神创造的亚当和夏娃,亚当夏娃所生的该隐和亚伯,同时还存在着很多很多的人。要不,是谁要杀该隐?那里来的该隐的妻子。神也没有给人们制造过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人间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是人类的通过实践能力从大自然中自己制造出来的;人间所有的精神上的“知识”也都是通过思维能力,从实践和思维的结合中通过自己的“思考”得来的。神“创造”人,就是赐予人类以与动物、大自然中所有其他的有生命的“生物”和无生命“物质存在”,所没有的“实践和思维”的能力。人类有了神所赐予的思维和实践的能力,就能够知道人应该怎样去想,怎样去做,才是好的,荣耀神的;怎样去想,怎样去做,是羞耻的、罪恶的。告诉人懂得分辨善和恶。

实践和思维都是要通过“精神”的。神所赐予人的“精神”,本来就是“神的精神”。但是人没有能力完全得到祂,也没有能力把得到的完全传给后代。一个人能够直接传留给后代的也只能是一种“原初”的能够接受“神的精神”的“灵”。而在你的“灵”中能够产生和成长多少“神的精神”就要靠你自己了。但是耶和华神除了给每个人以“灵”之外,还有在和“先民”一起的时候在人世间留下了“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告诉人“神的精神”中有相生相克的两部分能力:“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神的形象”的能力是人人(生理上正常的人)都有的,那种能力就是直觉感受的能力和接受“神的样式”的能力。而“神的样式”的能力不是生来就有的,是要学习才能够得到的。但是正常人都有那种接受“神的样式”的能力。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教员来传授给他“神的样式”的“原初的知识”。那个传授“原初知识”的教员,就是母亲。传授的“神的样式”的“原初知识”就是对于“数字”的理解的“原初的能力”。如果在一般的现代社会的教育下,到了六、七岁还是数不清一定范围内的物件的“数”,就属于非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人,首先要接受家庭的“原初的教育”;还要接受一个国家的普遍的国民教育;最后还要在自己的人生的社会实践中接受社会生活的教育。所有的教育中,最根本的就是“神的精神”的教育。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教育”,而不是神所赐予的“灵”或“遗传基因”。神所赐予人间的“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不论在人间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都可以在接受神的精神的教育下,获得神的大能和大智。一个人的出生国的“意识形态”和家庭的“社会地位”只决定他在人间的由父母所给的所谓的“出身地位”和“金钱”;一个人的“人间智慧”有高有低,拥有的金钱有多有少,这些都是过眼的烟云。“个人的智慧”和神的大智相比都是无限小的,只有能够和神的大智链接在一起的智慧,才能都融入人类的“有限智慧”中,这个人类的“有限智慧”对于人是宝贵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荣耀神,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去获得“神的智慧”。

一个人的智慧取决于所在国的“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离神的精神越远的国家,他的国民的“人间智慧”也就越低,它对于神的大能和大智的理解也就越混沌和空虚。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离开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能够理解的“神的精神”越近的国家,那个国家整体上的“智慧”就高,国家也就富裕和强大,它国民教育就接近于“神的话语”,国民的智慧也会高起来。但是那个国家的智慧和国民的智慧也统统都是人们在那个时代所“窥见的神对于那个时代的真理的启示”,依然还是“人间智慧”。一个人是认识不了“人间智慧”和“神的智慧”之间的距离的;这个距离是有限和无限之间的距离。圣经上的神的话语,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获得我们时代的“实在的知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11:1,没有信的人,是无法得到所望之事的“实地/////////////人有了智慧就会“自大”,人是那样,国家也是那样;所以“神的智慧”“神的精神”都是人所不可能实实在在地得着的。你今天得着的,也只是今天的,明天也许就不对了。所以一定不能“自以为是”,不能“自大”,所以要不断地遏制“我”的“自大”,更要遏制“我的国家”的自大。一自大,真神就离开他,个人就会变得愚昧,国家就会堕落。

只有信仰真神的话语,就可以得着神的精神,就可以做一个荣耀神的人,生活在神的大爱的阳光下的人。“神的话语”主要就是对于人的思维能力的教导:对于人间的两类不同思维能力的教导,和这两类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的教导。神遴选以色列人,就是为了在人间保留下神对于人类思维的“神的话语”:神创造人,实际上就是给与人以神的形象和神的形式的两种思维能力,就是告诉人两种思维能力之间的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关系。按照神的话语就是要形象思维为主的民族,一定要学习和发展“形式思维”,有了形式思维能力的发展,就能够远离“偶像崇拜”;同样也是要求形式思维为主的民族,要学习形象思维,要懂得只有人人都可感受的“直觉”才是“形式”的“基础(公理)”。没有公理基础的“形式”,同样也是一种“假神”和“偶像崇拜”。由于这个“假神”不具有“人的形象”,它们的形象是“金钱和权势”,而金钱和权势的背后有“形式主义”的“理性和知识”的支持。实际上那个形式主义的“理性和知识”,就像罗素所说的人间的一切确实的知识都属于“科学”的,那种割断了与“神的话语”之间的链接的“科学”;那种没有信仰的科学是“假科学”。

在今天“假科学”的偶像是比“假神”的偶像更可怕。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也能够分辨那些以“人”的形象出现的“偶像”,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分辨不了“假理性和假科学”的偶像,他们还很有力量。罗素在20世纪前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看到了现代数学是建立在逻辑悖论之上的体系,现代物理是脱离了物理实在的蓝色的幽灵。但是他也看到那个逻辑悖论下的思维体系和没有物理实在的蓝色幽灵,曾帮助人间打破更加落后的人间“帝王的偶像崇拜”和天主教的“神学崇拜”。而在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在打败了罪恶的法西斯主义以后,人间依然存在着两类思维方法差别:形象思维为主的国家存在着通向“形象崇拜”的危险,而形式思维为主的国家同样存在“形式崇拜”的危险。虽然中、美、英、苏四个二战的战胜国,已经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为全世界不同国家共同发展的道路写下了共同的篇章。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分离为左右两翼。这个社会民主主义依然是一种人间智慧的“意识形态”。

神遴选以色列人就是教导那个以牧羊为主的民族,尽早掌握“数字”和与数字相联系的定量思维的能力。今天我们都把“神的样式”叫做“形式思维”了,它是以色列民族所保留下来的《圣经》中的“神的话语”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以色列民族是最先获得关于数字的“原初理念”的。由数字产生了“拼音文字”——古希伯来文。其实人间文字最早出现的应该不是古希伯莱文,而是神的形象的民族——该隐后裔的“象形文字”。该隐比赛特大一百三十多岁,而且那个时代的“岁”是混沌的,实在不知道那个一岁,是现在地球年的多少千年。但是该隐后裔是神的形象的民族,对数字的把握不如牧羊的民族。拼音文字是和对数字的认识相联系的,是用类似数字的符号拼起来的,它与话语的一致性远远高于一个一个独立的“字”组成的象形文字。正是以色列人的语言和形式思维能力的发展,使他们已经有了完整地记录“神的话语”的能力。所以,“旧约”中,特别是“创世记”中,超越了象形文字,成为最早完成用“人间语言”写下来的,最接近“神的话语”的“创世记”和整个“旧约”。

人类的语言和文字,看起来是该隐的后裔,具有神的形象的民族所首先发展起来的。埃及人、古印度人和中华古贤,比以色列人更早就创造了象形文字,但那些文字数目有限,与话语有较大的距离,很难随着话语一起前进,尤其在古代更是如此。就像我们中国人最能理解的那样,直到19世纪晚期,我们所用的“文言文”和民间的话语依然是分离的:只有特殊的“劳心者”的人群才能读和懂“文字语言”,那是一般老百姓所听不明白的。古埃及人也是用象形文字,在那个时代,象形文字造成了一个民族或国家里有两类不同的人群。真神只能进入最广大的“劳力者”的公众的心底,而无法成为民族和国家的共同的“形象”。他们的掌权者也乐于从文字和话语的差别中,让公众来崇拜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的“象形文字的语言”,他们的绝对的话语权,也就使他们能够把他们制造的符合他们心意的“假神”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崇拜偶像”。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在有了偶像崇拜的形象思维的国家里。他们的“传说和神话”中就没有“神的话语”。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并不是耶和华神所遴选的神的样式的民族,而是神的形象的民族才是发展的最早、最快的。人类四个最大古文明的发源地: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古文明,都是神的形象的民族。神精心地遴选、保持、看顾神的样式的民族,为的是全人类。祂同样看顾神的形象的民族,在神的形象的民族和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力者”的民众的心底,始终保持着“真神的话语”。只有在公元前一千左右年到纪元前后“的古文明”的发展期,形式思维的古希腊文明才在人类思维能力上超过了形象思维的东方文明。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光靠形式思维能力,同样是不够的,在纪元以后的一千多年间,那些以形式思维的国家,在人类实践能力上,在制造工具和生产物质财富上,都没有超过东方文明。

所以,在信仰与历史的总结中我们明确地提出了:《圣经》是用“人间语言”来书写的“神的话语”。由于“神的话语”是神为全人类留下“智慧的根”,而“人间语言”永远是有歧义的。所以《圣经》同样不等同“神的话语”:既不是《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语”,也不是《圣经》以外就没有了“神的话语”。但是圣经上记载了“人类历史的开端”。这个圣经上的历史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开端”,或“根”;那就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祂只在“创世记”中。祂是具有神的样式的民族,用他们的形式思维的文字语言——“拼音文字”,所记录下来的。“拼音文字”的特点就是文字和语音的基本上的一致性。所以它的记录是在人间保持着的最接近“神的话语”的人间的一本“最早的书”。所以在那本书里有“人类智慧的开端”。

要真正荣耀和发扬“神的精神”,今天简单的对于神的崇拜的信仰是不够了。崇拜式的信仰,只要崇拜的是真神,是虔诚地信仰圣经中的“神的话语”,依然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之一。但是只依靠它,我们将会无法面对唯物主义的“理性”的挑战。路德認為人與上帝溝通的方式乃只有神的話-聖經。但聖經和神只對有信心的人說話,這信心也是上帝所賜的,不是人所能成就。路德認為世上只有一位神,乃是慈愛、公正、公平的神。祂超越一切人的理性,是神秘的、不可思議的。路德說:如果人能理解祂,祂就不是上帝了。他的信仰成为新教的基础,他所指出的神超越一切人的理性。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但是那个“神超越一切人的理性”,不应该是依靠“神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而应该在“神的话语”的合理解读中寻找得出来的。现在的西方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了“形式思维”摆脱“形象思维”,走向没有神的信仰的,本来是属于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的进化主义”道路的危险性。林语堂先生的那段话的最后两个问号: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信仰?已经是每一个为信仰而奋斗的人所必需思考的问题。“神的话语”中应该就存在着超越一切人的理性的内涵,祂已经给了我们回答那个问题的真理,但是那个真理是蕴涵在无限的“混沌和空虚”之中的,那就要靠我们的实践和思维的发展来把它窥见清楚,展示出来。

今天的“哲学”,已经走过了纪元前后的人类思维发展的黄金时期的东西方的古代哲学,也走过了中世纪的康德、黑格尔的“先驗辯證論”的哲学;也将走过“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罗素的“理性唯物主义”或欧文.拉茨格的“广义进化主义”的哲学。真正走向全人类共同目标的能够链接信仰与科学的时代哲学。我们的哲学的任务就是信仰和科学的“链接”。当然,我们说我们的哲学必须走过了那些“哲学”,只是说我们要探索新的哲学,不能停留在那些哲学上了,而不是否定那些哲学的历史作用,而是要仔细地从那些哲学所走的路上去寻找科学和信仰链接的新道路。

(17) 信仰与哲学    (3) 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道路

哲学来自西方,可是现在西方已经没有哲学了。西方的哲学来自哪里?又到哪里去了?西方的哲学来自“神的话语”,今天已经被唯物主义所淹没了。西方的唯物主义把哲学随着“神的话语”,一起淹没了。西方的唯物主义用什么把神的话语和哲学一起淹没的,用他们的“金钱”把“神的话语”和哲学一起给淹没了。金钱是什么?金钱就是一种“形式”,由“数字”所编织的“形式体系”;怎样编织的?用“理性”的方法编织的。什么是理性?我们又回到了上一篇中林语堂先生的问题: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信仰?

我们来重新走一遍西方哲学的历史道路,就是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像罗素那样的西方哲学家说:“但它(哲学)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罗素认为)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他好像已经得到一个关于鉴别一切确切知识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类的理性”。今日世界的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西方的现代哲学、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家,他们好像已经掌握了一种“人类的理性”,或者说,他们就代表着“人类的理性”。我们要重新沿着西方哲学的道路走一遍,看一看“人类的理性”从哪里来的,它和信仰到底是什么关系,和神学又是什么关系。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现代哲学、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中的“人类的理性”。这里我们先要引一段维基百科上的关于哲学的几段话:

對哲學的主題亦存在許多看法。一些人認為哲學是對問題本身過程的審查;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實質上存在著哲學必須去回答的哲學命題。

雖然哲學源自西方的傳統,但許多文明在歷史上都存在著一些相似的論題。[5]東亞南亞的哲學被稱之為東方哲學,而北非中東則因為其和歐洲密切的互動,因此常被視為是西方哲學的一部份。

後現代主義把哲學定義為創造概念的學術。哲学所涉及的研究范畴是其它学科的总和,它给出对世界本质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接受者的世界观

哲学是研究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一门学问。范畴涉及到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研究对象概念内容,哲学具有一般方法论的功能。

哲學有別於其他方法去承述問題的方法是藉由其有批判性的、一般有條理的方法與其依賴著有理性的辯論。

维基百科是一本“百家争鸣”的百科书,从这里对什么是“哲学”没有一致的结论,但也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就是哲学不是“神学”或“信仰”,是属于“人间智慧”的。所以我常常听到国内有人说,“哲学是一门关于‘智慧’的科学”,看起来,这句话很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现在从哲学系培养出来的有通过股市而进入百富排名的富翁,有的通过实践而成为政治家和将军,唯独没有看到的是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看来哲学中“智慧”还是有的,但是这个“智慧”中又看不到、说不清其中具体的内容。对于哲学的观念,最特别的是生长于中国、去世于美国的林语堂先生,他把“思想方法”作为一个总体概念,下面再分成三个层次来说明东西方“思想方法”的差别。这三个层次是:科学、哲学和宗教。我本人特别赞赏林先生的这一观点。大概是我和林先生有相同的境遇,但是时代不同了,也有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也是生长在中国,现在居住在美国,很老了,但毕竟还没有去世,所以还可以和大家讨论;其次就是他的专长是人文科学,而我是学自然科学的。

但是对于哲学,有一条没有争议:哲学来自西方。西方的哲学来自古希腊。其他的世界四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中,只产生过神学家,没有产生过哲学家;中国古文明中有没有产生过哲学家,值得讨论。但在今天,看来是没有哲学家了,哲学系培养的都是比哲学家出息得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家了。今天,或许可以说整个近代到现代,中国没有出过哲学家,有的也只是从西方学哲学归来的学者。因为从近代到今天,中国的土地还不适合哲学家的生长。中国古文明中,有没有产生过哲学家,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世界不同,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对于哲学,同样没有争议的是,西方哲学来自古希腊。古希腊文明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和“创世记”中的历史记载的、全人类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维基百科中有:

西方哲学的历史一般认为自古希腊发源,特别是从古希腊通称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

这种划分只是区别更早的古埃及闪族以及巴比伦文化里出现的早期哲学家而作的定义。诚然,每个文化中都存在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而我们有证据证明一些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可能至少接触过某些古埃及和巴比伦思想的作品。然而,早期希腊思想家与他们的前人相比至少增加了一种不同之处,使他们与前人的思想区分开来。在历史上,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首次发现他们对于世界规律并不是教条式的主张,而包括了他们对这些理论的各种论点。

从我们在“读圣经,学历史”中,已经反复讨论了,在“历史”从“神的话语”中破壳而出的时候,确确实实地带上了“圣经”,特别是“创世记”的“基因”。当然这个基因和现在的每个人的基因一样都是“混沌而空虚”的,但是在混沌空虚中总是蕴涵着某种确定的内涵。那就是每个人的基因都有其独特的个性,而人的基因又有“共同性”。人类的“基因”也是一样,人类对于无限复杂的“生物类”而言,有人类的独特的“基因”,就是人类有“历史”,人类和其他“生命类”的基因的最大差别就是人类的基因会产生人类的历史,这是其他“生命类”所没有的。人类“基因”的个性,就是民族或国家的个性,这在“创世记”中也说了,就是以“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区分的两类人群,或者两类国家或民族。但是把每个人群作为“个体”,就是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历史,或独特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创世记中所给出的人的群体(国家、民族、阶层)的“基因”:人类总是有两类不同“思想方式”的群体:世界有不同思维方法的国家所组成,一个国家内部又是由不同思维方法的人群所组成。这就是人类基因的“特性”。在这个世界上从耶和华神造亚当和夏娃,他们生了该隐和亚伯,就有了神的形象和神的形式的人,有了两类不同思维方法的人,以后就成了两类不同思维方法的家族,民族和国家,但那两类思维方法又不是凝固的,而是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就像林先生所说的,那个不同的思想方法,贯穿在科学、哲学和宗教的三个层次中。没有一个时代是由一个某一思维方式可以独霸一切的。

产生出“人间智慧”的时候——不论是人文的“历史”,自然的“科学”,还是包罗(或者来往于)人文与自然间的“哲学”都是“人间智慧”——总是想以一种思想方法独霸一切。这就是“神的话语”和“人间智慧”的差别。所有的“人间智慧”一旦脱离“神的话语”,都会成为“妄想”。今天的中国人就很容易产生那样的妄想:好像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就应该统一人类思想,总是梦想着中国有过的多么辉煌历史,这个历史是可以万世长存的。其实这些只是梦想。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用中国的思想方法来“独霸天下”的时间,只是一些不连续的极短的瞬间;混乱总是占据着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在看起来是“万邦来朝”的辉煌时代,也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四周的万邦、内部的不同思想方法的人群,总是虎视眈眈,转瞬之际就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整个世界也是一样,一个国家,一种思维方式可以永世长存的思想,也都是妄想:中国人认为中国有可以成为万事师表的“思想”,只是一个妄想;西方以为已经拥有千真万确的“人类的理性”同样是一个妄想。神一再告诫人的是:人类社会必定存在以神的形象和神的形式为主的两类民族(或国家),只有在两类不同思想方法的交流和融合中,才能向前发展。

所以,人类的思维来自“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是永恒的真理,但是那个永恒的真理,对于任何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混沌空虚的,人们的小小的大脑永远无法读懂“神的话语”中的永恒的真理。所以神要分三步来“创造”人:先是造一个和动物差别不大的人,有神的形像的人,第二步是给人吹一口气,人就有了“灵”,有“灵”的人,才有了能够获得“神的样式”的能力。第三步才是给人以“神的样式”;而神的样式又不是神直接给于人的。祂先是警告人,智慧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得死。然后又安排了蛇,来教唆夏娃,再由夏娃让亚当一起来吃智慧树上的果子。这三步以后,还没有完,在亚当和夏娃生下了该隐和亚伯以后,并没有说人有了神的样式。在该隐杀死了亚伯以后,又过了一百三十年,生了赛特,神才说神是按照神的样式来造人的,但还加了一句赛特只是形象样式与自己相似。人是永远不可能把那样的“神的话语”完全读懂的。但是神要告诉人类的真理的话语,又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以色列人读不懂“神的话语”,他们只是万分的恐惧神,只有恐惧,才能崇拜,只有崇拜,才能产生“信仰”。

但是神所希望于人的只是“信仰”,要把那个“神的话语”尽可能完善的用明确的文字语言记下来,流传下去,没有信仰是不行的。但神实际上并不要求人的“崇拜”,神和以色列人雅各摔跤,还赞许他,说他与人与神摔跤都赢了;亚伯兰与神争论,几次三番求神不要发怒,神一一听取了他的意见。神希望人的是“从神的话语”中获得真理的智慧;但是那个真理的智慧不是人的小小的大脑,短暂的人生所能够搞明白的,所以要人们先要有“信”,只有坚强的信,才能一代一代持续不断的从“神的话语”中获得“神的智慧”。人的智慧总是不完全的,但是又是读懂“神的智慧”的话语所不可少的;有一点“人间的智慧”,就读懂一点“神的话语”,但是人读懂了一点,就“自大”,就看别人、说别人是“蠢货”。以为自己比“神的话语”还高明了,有了比“神的话语”还高明的“人间智慧”了。古希腊人就是这样创造的“理性思维”。迈出了人间智慧的第一步:

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学派,被誉为是西方哲学的开创者,由古希腊学者泰勒斯创建。米利都学派开创了理性思维,试图用观测到的事实而不是用古代的希腊神话来解释世界. 米利都学派的学者大多出身于古希腊伊奥尼亚地区的海港城市米利都,著名的哲学家有泰勒斯、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 米利都学派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万物的本源。泰勒斯的观点是万物本源于水,而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限者(希腊语:ἀπείρων)。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气体,不同形式的物质是通过气体聚和散的过程产生的。

这里,我们看到了“理性思维”的源头。这个源头有两个特点:一是来自希腊神话,二是希望摆脱对于希腊神话的崇拜,找到当时人听得懂的“人间智慧”。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希腊神话从那里来的:

根据俄尔甫斯留下的诗篇,古希腊出现过一个以他為名的玄秘教派。按该宗密论,神王宙斯与珀尔塞福涅生下狄俄倪索斯·扎各琉斯,打算让他承接自己的权位。泰坦众神谋害这位嗣子,将他撕成碎片嚼咽为食。雅典娜抢下了兄弟的心脏带给宙斯,神王吞入腹中,吐生了新的狄俄倪索斯,并用雷电将泰坦神炸成齑粉,从中糅造出人类。人类的双重内在,一半来自泰坦的俗性,一半来自他们嚼食狄俄倪索斯所获的神质。

这个希腊神话实际上是来自“创世记”,目的就是为了用当时人间能够理解的话语来窥见“神的话语”。他们在“创世记”中,窥见的就是“人类的双重内在”。一半是神质,一半是俗性。他们把神的样式看成是神质,把神的形象看成是俗性。他们是神的样式的民族,神的形象看起来是比较俗的,连动物也都具有。

人类在他的思维发展中,总是先要创立一个用当时那个时代的“语言”下的“权威”,用那个“权威”来把所有“传统”的或“启示”的权威统统打倒。这样才可以在他们熟悉的“语言体系”中来发展他们的“人间智慧”。包括罗素也是一样,它否定了20世纪以前人间的一切传统和启示的“权威”,但是创立了一个称为“人类的理性”的“权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所创立的“权威”总是看起来越来越有学问,而实际上则是每况愈下。就像现代武侠小说和古代神话相比,那些“气功”、“点穴”和“武功密籍”,如果是有信仰的人听了,也许会感受那些形式背后的“内蕴”,但是比古代神话的“法宝”危害更大的是:对于信仰不坚定的人,更容易相信那些更有学问的“虚假的权威”,因而使更多的人“中邪”。因而它能够造成社会危害就越大。只有“神的话语”中,没有那些“人间语言”编织成神话故事的圣经中的“神的话语”是“说有就有,说立就立”。这就是真神话语中的“混沌空虚”。但是祂所说的“有”和“立”都是真正的有,真正的立,祂的“空虚混沌”中蕴涵着无限的真理。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那些“人间智慧”的哲学由于它用的是“人间的语言”,又给人间的语言加上了从“神的话语”中窥见来的“真理”。这个窥见来的真理只是“神的话语”中的“相似”的一小点而已,但即使这样,已经成为发展人间智慧,来继续窥见“神的话语”中更多真理所必须的:

古典希腊哲学在很多方面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在宗教方面,古典希腊哲学對早期不同宗教的希臘化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例如,猶太教的希臘化,著名犹太哲學家:亚里斯多布鲁斯(Aristobulus)和斐洛,便採用了寓意解經方法。而在基督宗教當中,早期的教會父老(即教父)都融合了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和解經方法。由於受著名的教父游斯丁俄利根特土良等所影響,形成了很多基督教傳統教義

早期希腊哲学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从早期基督教神学穆斯林哲学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的普通科学都可見得到。

古希臘時期的自然派哲學家被認為是西方最早的哲學家,不管他們認識以及解释世界的方式是否正確,但是他們的想法之所以有別於迷信的原因在於,這些哲學家是以理性輔佐證據的方式歸納出自然界现象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奠定了哲學的討論範疇,他們提出了有關形上學,知識論與倫理學的問題。某些現代哲學家認為,直到今日的哲學理論依舊只是在為他們三人做註腳而已,換言之即使數千年後,我們依舊在試著回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這也代表著我們依然為這些問題或是這些問題所延伸的更多問題而感到困惑。

“古典希腊哲学在很多方面为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在宗教方面,古典希腊哲学對早期不同宗教的希臘化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这句话说得很对。它对科学和宗教的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它不会再去发展“哲学”。而且这里所说的“宗教”也不再是“神的话语”,而是“人间语言”下的“宗教”,依然是用崇拜方式来建立“信仰”的宗教。祂和“创世记”的差别仅仅只是,“语言”不同了:从“创世纪”中的“神的话语”,进入了古希腊的“人间语言”。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只是铺设古希腊时代的“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发展道路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人间思维”的方式。但是它又是不会自己再向前进,也不会再铺设出超越古希腊语言的“人间智慧”的道路。

很长时间我一直非常困惑:古希腊哲学确实是人间智慧的起源,“某些現代哲學家認為,直到今日的哲學理論依舊只是在為他們三人做註腳而已,換言之即使數千年後,我們依舊在試著回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這也代表著我們依然為這些問題或是這些問題所延伸的更多問題而感到困惑”。我同意那些现代哲学家所说的话,我们现在依旧只是在为他们三人做注脚而已。但是使我困惑的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伟大智慧,为什么并不能引领他们自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呢?古希腊文明是当时人间“最高的智慧”,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为他们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做注脚,这个文明为什么却并不能促使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向着更高的方向前进呢?

去年我到欧洲旅游了英、法、德等西欧六国,实际上英、法和德国不属于同一思维方法的国家。在英、法两国旅游,我深深地为古希腊文明所震撼了。卢浮宫的古希腊的维纳斯等三件雕像真是人间艺术的最高峰。但是在德国,震撼我的是科隆教堂,他们竟在完全没有钢筋水泥的情况下,建造了如此雄伟的建筑物,为了建造那个教堂,他们竟整整用了六百多年。这也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个最高峰。

我虽然不懂建筑,但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我理解的建哲学,有三个历史阶段:古代是只有承受压力的建材所建造的建筑物,这种只能承受压力的建筑物从科学上,还可以分为两个时代:一维的力,它只能造基本上属于线状的建筑,在宽度上是受限制的,在长度上可以尽量的扩展,那样建筑的代表是中国的长城。二维的力的建筑设计的代表就是“金子塔”和科隆教堂。金字塔创造了人类历史时代建筑上的第一个最高峰,长城是人类文明历史上另一类的最高峰。

古文明是静力学下的文明。这个文明在“神的话语”上是属于“起初”的,“灵”在水面上运行。古希腊人在水平面上“思考”,产生了伟大的“几何原理”,从“几何原理”产生了“地心说”,懂得了地球只是一个“球”,知道了浩瀚的宇宙中有两类“星”:恒星和行星。而中华文明直到20世纪初期,也只有极少数到过外国留学的知识分子才懂得我们是住在一个“球体上”,绝大多数老百姓是绝不相信的,满清王室是绝不让老百姓相信这一点的。古希腊人是以色列人的“神的样式”的民族,古希腊历史上所提到的“闪”族就是以色列的同族,是从赛特到挪亚的直传的嗣子所形成的民族,挪亚以后的嗣子再直传下去就到了亚伯拉罕和以色利,旁系就成了“闪”族。在创世记上还提到了弗雅的后裔都到了地中海的岛屿和陆地。就是现在的希腊一带了。

其实在创世记上不仅提到了这样两类不同“思维方式”的民族,在我用“理性思维”去读创世记的时候,最让我吃惊的是,“神的话语”中不仅告诉我们,“神的形象”的民族和“神的样式”的民族,实际上是相生相克的,在广大公众中是“相生”的,只是在那个民族或国家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中是相克的。“神的形象”的民族的统治者和“神的样式”是相克的。还告诉我们“神的样式”的民族中,除了“神的样式”的人以外,还有一个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那就是“弹琴吹箫”的人。这是“神的话语”中记述该隐的后裔时所写的。再想一想,其实在神造人时,神已经告诉我们,亚当是听夏娃的话的,夏娃是听蛇的话的。当然这些只是隐喻式的语言,并不能与实际生活中的男人、女人和兽类僵硬地联系在一起。

在创世记上我实在看不到神把蛇当作魔鬼的话,撒旦也只是耶和华神的殿堂中所站立的众子的一位,他也只是听耶和华的命令行事。神惩罚蛇“终身吃土”,并没有说就不能吃别的,其实我们也终身吃土,每一次呼吸也在吃入越来越多的土。

在出埃及记以后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才渐渐地出现了比较多的耶和华神和“邪神”相斗的记载,和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显神迹、惩罚信“邪神”的人的记载。在耶稣基督出世后,耶稣基督的神迹中没有惩罚人的事,只有救人和增强信徒的信心地神迹。把整个《圣经》放在历史的洪流上,我们就有能够来回答林语堂先生的问题,也能够更加明白马丁.路德的,“認為世上只有一位神,乃是慈愛、公正、公平的神。祂超越一切人的理性,是神秘的、不可思議的。路德說:如果人能理解祂,祂就不是上帝了”那段话的内涵了。我相信神的话语超越人的理性。神的话语有神秘的和不可思议的一面,但也有不神秘的一面,有可以用不断发展的“人间的理性”去解读的“理性”的一面。这个理性的一面当然是超越一切人间的理性的。只是祂的理性,远远超越我们现在的人间的理性,因而才会诗人感觉神秘的一面。我们只能以自己的理性去解读出祂无限真理中的极少的一部分。哲学家、科学家也和神学家,政治家,商人,弹琴吹箫的人,以及所有的普通劳动者一样,在各自的人生中去解读祂,并在信仰的大学校中一起来见证祂。这些只是说明人只能不断的亲近祂、理解祂,而永远不能得着祂,代表祂。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古希腊的历史了,古希腊的哲学只是神的样式民族所窥见的神的话语中的属于那个时代的真理。这个真理依然是混沌空虚的,离不开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类的双重内在”。古希腊人先用自己的话语窥见出了“神的话语”中的真理:他们哲学的开端依然是认识世界的双重性。“但是他們的想法之所以有別於迷信的原因在於,這些哲學家是以理性輔佐證據的方式歸納出自然界现象”。这句话是混沌的。归根结底依然是对于“迷信”和“理性”的解读,西方哲学家始终用创世记年代的“人间智慧”去解读“创世记”,把那时代的神学家的纯粹以崇拜的精神去解读“神的大能”,当作就是“神的话语”内涵的全部,实际上“神的话语”的全部是人类永远解读不出来的,人类永远解读不完创世记中的“大智”的全部。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把任何信仰都与迷信联系在一起,由此也就把“理性”提到了高于信仰的位置。但是古希腊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的历史和以色列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一样,都告诉我们:单有神的样式民族的理性思维同样不会走上人类思维发展的正确道路。人类同样依然还是要“神”带领着神的样式的民族和神的形象的民族一起,才有了人类思维的真正的发展。人类思维的第一次大发展,就是以色列民族和神的形象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出现的,虽然那样的融合过程中也有碰撞和暴力。但是总的结果是在以色列民族中,发展了比较完善的“文字”和保留下来了“创世记”和整个“旧约”的“神的话语”。在古希腊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人类思维的又一次发展就是耶稣基督的“新约”的出现。新约的“神的话语”怎样带领人类走向社会民主的新时代和以后的新教和欧陆哲学的出现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在古希腊文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对于神的样式民族发展中的一个的带有共性的问题。那个民族没有像神的形象的民族那样的,由统治者带来的对于思维的禁锢。神的样式的民族,他们的统治者,一般不会僵化地禁锢“人间智慧”的发展,那个民族的问题来自哪儿呢?来自那个神的样式祖先的同胞兄弟,那些弹琴吹箫的人。那个弹琴吹箫的人,实际上就是“神造人”时的蛇,我不是说他们是蛇的后裔,而是说那个蛇在创世记中也是拟人化的,重要的是“他的话语”。也就是说他们是说“游戏语言”的一群人。其实弹琴吹箫的人在神的形象的民族中也是存在的。但是那个被崇拜的“假神“,容不得他。也不是真容不得他们存在,而是容不得他们在普通民众中的存在,只准许他们在那些假神自己的严密控制下存在。神的样式的民族不懂得“神的形象”,所以他们的思维也总是找不到前进的路,所以最后他们总是会跟着蛇的路走,用“蛇的话语”说话。弹琴吹箫的人,他们都很聪敏,能干,他们的“游戏的语言”听起来既好听,似乎也有理,但那不是神的精神中的道理。古希腊人最后成为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家,留下了人间永远无法超越的艺术,但是那些“艺术”既无助于对于大自然的正确认识,也无助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认识,最后就被神的形象的民族,被也是亚伯拉罕儿子的以实玛利后裔的回教帝国所消灭了。

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对于“旧约”中神的话语的最好的解读。实际上“新约”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历史时代对于“旧约”精神的最好的解读,是有信仰的人对于神的话语的解读。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的差别在哪里?就在于他总是把自己的思维置于“神的话语”之下。窥见到了神的话语,对于新时代的新的启示以后,总是愿意和其它的人来分享,仅仅作为神的大智大能的见证。他们不会去更改已有的神的话语中的一个字,更不会认为自己的见证高过了“神的话语”。所以在以后的有信仰的人,渐渐地也把那些看成神的话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新约”也就成了“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把法利赛人对于旧约的解读从以色列民族的角度,发展到了全人类的角度,更准确地解读出耶和华神的大爱,那就是耶和华神是全人类的神,在耶稣基督的语言中没有“暴力思维”。祂要祂的信徒去“爱你们的敌人”。那就再也不给在两类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之间挑唆暴力的人,留下鼓吹“暴力思维”的空间。凡是看不起不同人群的人,认为他们是“蠢货”的人,都必受地狱烈火的焚烧。耶稣基督的教导就实实在在的成为照耀人类进入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明灯。

(18) 信仰与哲学    (4) 中华文明的神话、信仰和哲学

长期以来,西方人以西方的思维方法来看中国,总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林语堂[1]先生的东西方思想方法的对照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人                                                              西方人

科学       不完全的                                                           理性和数学

哲学       理论上的直觉判断及对行为的严重关切        数学继续增长的侵犯并与伦理分家

宗教       否定逻辑依靠直觉                                             数学心与人的全意识的斗争

但这种把“思想方法”作为总概念,在下分为三个层次的做法,看来还是很难说明科学、哲学和信仰的各自的比较确切的内涵。这个把三者合在一起的“思想方法”那样的观念,也很难界定它的范畴。林先生是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看神与人的关系的。要说清楚“神的话语”中的“三位一体”看来是太难了,因为“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神的话语。用“人间语言”来表达“神的话语”总是没有一一对应的逻辑推理关系的。但是林先生的话,用“人间语言”来说明东西方世界的思想方法的差别,确确实实又是他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好的说法。他的书在国内是2000年刚刚出版的,为什么要说是他的“那个时代”呢?那是因为他的英文的原著是1959年出版的。在我看来,从1959年到现在,人类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最新、最深刻的变化的时代。从人类思维的发展上,这个时代的变革是比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从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样的时代巨变,还要深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变革。这个人类思维的大变革的核心就是“人间语言”的变革。

为什么人类社会变革的最深刻的内容就是“人类语言”的变革?这个“语言变革”的内容又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东西方文明的差别的出发点,也是希望达到的归宿。它是造成东西方文明差别的根本原因,也是消除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和思想方法之间“差别”,使人类社会走向全人类的、“天下大同”的“道路”。人类社会变革的最本质的内容,既不是生产能力和生产工具,也不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或宗教。而是“语言”。

“语言”是什么?它是从哪里来的?“语言”就是人区别于任何动物的根本。“语言”是哪里来的?在“创世纪”中,神告诉我们,“人间语言”是从人的“灵”里来的。神给人以“灵”,就有了“语言”的能力。神给人的“语言”有两类:一类称“神的形象”的语言能力,这是所有的动物也都有的,是神在与造物的时候一起造好了的。还有一类“语言”叫“神的样式”的语言能力,那是在神造好了天地万物和人以后,才赐予人的。而且“神的样式”,这个“语言”不是神直接给与人的,而是要人自己去获得的。人的语言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在创世记的时代,出现了四种语言:神的话语、亚当的话语、夏娃的话语和蛇的话语。“话语”是在发展的。神的话语就在不断的发展:祂在造人之前,造人之后;在亚当和夏娃刚住进伊甸园的时候对亚当说的话,和在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后所说的话,都不一样了。

神讲的是“神的话语”,什么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神与人所说的口头语言,那是神对全人类所有的人所说的共同的“话语”。我想那个时候人所能讲的话语不会像现在那么多。以后人多了,神让人要走向世界,走遍每一块土地。人走得远了,话语也就会改变,变得差别越来越大了。

仅有话语还不够,因为话语,只能凭着当时的听,听完了就像一阵风一样的消失了。所以还要有“文字”,只有用文字记下来“话语”,才能够成为“历史”。所以有的人说“历史就是一切”,这句话也没有错。因为只有“历史”——用语言记录下来的东西,才能够在人间保留下来。但是文字来自话语,人间的“话语”不一样了,“文字”也不可能一样。创世记中告诉我们,人间必定会发展出两类文字:“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把形象相同的事物归于一类,给它起个“名字”,用一种和形象相似的“符号”描下来,就算有了字。实际上所有人间的“字”都来自“象形文字”。就像我国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瞎子摸象”中可以看到,人类的思维、语言和文字总是先是来自“形象”,先有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以后,为什么还必须发展“拼音文字”呢?因为只有“拼音文字”才能够保持文字与话语的一致性。我们说文字,实际上也就是说“思维”。没有文字的“思维”,就是动物的“思维”,如果我们把动物在维持生存和种族繁衍中的出于生存本能的大脑活动,也称为“思维”的话。那么动物也就有“思维”,而“话语”就是“思维”在物种内部的交流。人类文明的开端就是把动物的“拟人化”和人的群体的“动物化”,那种动物化就是人群起初的“图腾化”。很多家族(或部落)的人群,都以某种动物的形象作为部落的“形象”。

“神造人”就是要造不同于任何动物的“人”,所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1:26,在“创世记”中,为了告诉我们,神造人和造天地万物是不一样的;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旧约”虽然也是人所写的,但是祂又不同于任何一本人间的其它书籍:祂是人,以色列的先民,按着“神的话语”所写的。在讨论信仰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总是会问一句话:“你说,‘人间的语言’总是有歧义的,不完全可信的;那么难道‘圣经’不是人写的吗?”。是的,《圣经》也应该是人所写的。我们也相信“圣经”是一本流传到今天的,在人间最早、最可靠的一本书。特别的是,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不是一个人所写的,是一个神所遴选的民族,在我们也说不清楚的多长的年代里所写成的人间最早的一本书。在圣经中,总是把神说、神做,那人(亚当)说,夏娃说的神曾说,和蛇说;分得那么清清楚楚。也把不同“时期(这里是直接地以圣经中的顺序来表示)”的神的不同的话语,写得那样清楚。那些不同顺序下的不同的神的话语是有点混沌,但是正是那个混沌中才产生了“人间理性”,所以,我们说,“神的话语”高过于“人间的理性”。

当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美国最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的理性”已经可以鉴别“来自人类的理性”的“确实的知识”,还是来自传统的或(从《圣经》中得到的)启示的权威的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神学迷信”的时候,人间却充满了邪恶和愚昧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点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看得最清楚。改革开放30年来,一方面是“邪神”的崇拜对于“人间思维”的桎梏,正在一步一步地被打破,“人间智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一基础上,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的物质财富极快的增长,普通百姓的普遍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快的改善;但是“人间的理性”却正在那个国家制造着前所未有的“邪恶和愚昧”的挑战,以至于我国的总理,一次又一次的呼唤“信仰”。全世界正义的人也都在呼唤来自“信仰”的公理。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却成了今天的一个最大的、最迫切的需要大家来讨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的“信仰”也确实在改变着:“人间的理性”和“神学迷信”看起来也都像是“信仰”,但那些都不是对于真理的极终的“信仰”。

罗素的主要错误就是把“人间的理性”改了一个字,成了“人类的理性”。在上一篇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理性思维”的来源:古希腊前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哲人们,在“创世记”中窥见的就是“人类的双重内在”。一半是神质,一半是俗性。他们把神的样式看成是神质,把神的形象看成是俗性。他们是近似“神的样式”的民族,在他们眼中“神的形象”看起来是比较俗的,连动物也都具有。“人间理性”只是相似于“神的样式”,在“人类的双重内在”中,抛弃了他们所不喜欢的“神的形象”,而得到的“理性”,只是不完备的、近似的“神的样式”,或“神的理性”,或“人类的理性”。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得到过“人类的理性”,因为他们只是人类的一部分;除了他们人类还有更大的部分——相似于“神的形象”的国家的人群。人间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人类的理性”。我们并不是不要人间的理性,也不是不需要人间的“神学”和“宗教”;这两样东西对于人类获得“神的理性”是有帮助的,它的帮助,就像中文的《圣经》启导本上所说的,可以帮助那个时代的有信仰的人,从“神的话语”中,窥见神对那个时代的真理的“启示”。但是罗素把“人间的理性”修改成了“人类的理性”,就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了。只有他一个人,在一个广阔的空无一人的“哲学领域”上呼号。这就是“唯物主义者”和“神的信仰者”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差别。他们也是“假神”,打着“科学”和“人类的理性”的旗号的假神,西方的“假神”。那样的“假神”、“形式思维”下的西方“假神”比“形象思维”下的东方假神,像文革时期被神化了的“毛泽东”的假神,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它没有简单地发展成一个“个体的人”:它还没有一个讲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那样威力的,要让人人都必须去崇拜的“假神”。有过“神的精神”指引的西方人,在耶稣基督精神的指引下,已经把人间的权力给分散了,最后分给了“人人”。他们是通过一套脱离了“神的理性”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控制“人人”的思想。在形式上他们就成了“人人”的代表。但是实际上又把“人人”的思想引向了背离神的道路。所以他们比东方的“假神”要聪明得多了,有力量的多了。

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一个精英主义的团体,他们就比“形象思维”下的假神要聪明得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假神”也是需要的。因为“人人”还是需要有一个“代表”的,那个代表就是“假神”。所以,“假神”也有好的与坏的。因为在神离开以色列人以后,“真神”实际上在人间找不到了。耶稣基督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温和、祂只有指引人们通向“父神”的“大爱”的路。而不对人间的坏人进行直接的“惩罚”。他所指引的路并不能直接地进入人人的“心灵”里。正如创世记中所说的,神的样式并不能由神直接赐予每一个人的,它要人自己去得来的。每一个人的“心灵”虽然都播入了“神的精神”的种子,但在这片“心灵”的土壤上,更容易滋长金钱、权力的欲望,那些欲望滋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遮盖住神所播下的公义和大爱的种子。耶稣基督就是神来催发人人心里的神的精神的种子的阳光和雨露。但是人间总是会在某一个历史时刻,在人人的代表成了人间的坏的假神的时候,人间就看不到了播种真理的阳光和雨露。人间的私欲就会不断的无约束的增长,愚昧和邪恶就会泛滥成灾。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寻找什么才是真正的永恒的“信仰”。在罗素的话中,括号的“”《圣经》中得到的”那几个字是我所加的。因为在新约中,祂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启示”,一个有信仰的人,并不是说他的大脑里就有了信仰,而他总是不断地从《圣经》中,进一步从“旧约”中,更进一步要从创世记中,从神造人并与人在一起的那段全人类共同的历史的开端中去寻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启示”。我们讨论的、追求的信仰也只是从《圣经》中去寻找神的话语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启示”。而且还是要用“人间的理性”,从《圣经》中,也从各个民族的古老的“宗教和神话”中去的“神的话语”的“启示”。我们更需要科学。我们只是需要在神的话语的信仰之下的理性和科学。那些脱离了信仰的、自认为高于信仰的理性和科学,是正在错误的方向上走着的理性和科学。在一定时期也可能还是有用的,他们的用处正是帮助我们来做“哲学的反思”,没有那些脱离了信仰的“理性和科学”,我们也无法在反思寻找信仰的路。

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华文明和信仰关系的一个基本点。在这个基本点上才能够实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走向全人类共同的历史道路上的融合和双赢。我们要想说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林先生在所讨论的东西方思想方法的三个层次,尽管有点含糊,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三个层次上的东西方的思想方法,都属于“人间”智慧,都不是“神的话语”中的真理。神的话语中的真理在人间是不可能完全得到的,是需要我们去不断追求的。实际上林先生所说的不论科学、哲学和宗教,都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中的最基本的性质:那就是中华文明是属于神的形象的民族的,而西方文明的特点就是属于神的样式的民族的。这两种思维方法都不是神的精神,神识形象和样式合一的真理。把那三个层次合在一起,就是当今世界的东西方社会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东方社会是以形象思维遏制形式思维的意识形态,西方社会是形式思维脱离形象思维的意识形态。两者都不是神的精神。最近收到一篇网文[2],我把它的基本内容摘要如下:

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是曾被世界上的人类称作是由一部古老的“书”起家的民族。非常不同的是,犹太人被世人公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他们在无论宗教、哲学、科学、技术、艺术等各方面,全都相当强烈地显示出了他们本民族的非常不平凡的光辉的成就。然而,中国人则完全相反,事实上是成为了让世界人类非常“瞧 不上”的民族,甚至背地里还更被人称作是世界上的“垃圾民族”。

具体而言,犹太人的历史之中的全部“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败”,均源自他们所拥有的关于“上帝”的《圣经》,而中国人的历史之中的全部“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败”,则均源自他们所拥有的关于“孔丘”的《论语》。显 然,不管犹太人和中国人他们的“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败”究竟曾经如何相似,但是他们的总的历史客观的结局却是非常不同的。诚如我在前面所谈到的,犹太 人上升到了全人类的智慧之巅,成为了世界上公认的最聪明的民族。而中国人则几乎完全相反,虽然不好说“最愚蠢”,但是由于中国人的人口数量的巨大,有一点 却是完全可以确认的,即他们的智慧的总量,相对于他们的占世界上总人口的总量的比例而言,确实是严重地不相称。换言之,如果什么都以人口的“个人平均值” 来加以衡量的话,中国人几乎总会是世界上最后垫底的民族。其中既包含着人类的“个人平均智慧”,也包含着人类的“个人平均不幸”。很显然,中国人的“个人 平均智慧”最低,而中国人的“个人平均不幸”,则恐怕却是最高。

我的答案非常简单,犹太人的“上帝”以及关于“上帝”的《圣经》给犹太人带来了他们自身人性在信仰上帝面前的完全“平等”的信念,而在历史之中,犹太人又继续参与了西方人历史的全过程,古希腊哲人的“人人在追求真理面前的平等”与“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又相继给予了犹太人追求“人人平等”的人性精神以巨大的动力。

然 而,与犹太人完全相反,“孔丘”以及关于孔丘的《论语》(包括《易经》)所给予中国人的,却是完全遵循统治者的“礼乐”的“人人永远不平等”的“非人 性”、“无人性”的“奴性”,或甚至完全的“动物性”。换言之,即是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人心中一切可能有的关于“人人平等”的信念。

然而,中国人实际上却忘了,甚至也已经不可能理解了,他们还曾拥有人类历史之中真正最伟 大的一部古“书”——老子的《道德经》,非常遗憾,这本书没有成为中国人真正起家的“书”,这只能是我的后话。

这篇文章的作者的想法有其合理的方面,表达了中国人在近两百多年来为了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所爆发的对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制度的极端不满,特别是对于今天还在存在的一些鼓吹“科举制度”的封建余孽的愤概。但是作为一种信仰与科学的讨论,是不符合历史的实在的。从以色列人所保留下来的“旧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样式的民族,所谓神的样式的民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是“形式思维”为主的民族;还有就是他们是神所遴选的民族;神遴选他们是为了保留“神创造人”和“神与人同在的全人类的共同历史”的那部分,在“创世记”中的历史。以色列人发展了形式思维,最先发展了“拼音文字”,最先“记住”了神关于“时间”的最原始的理念,这就使得他们所记录下来的“创世记”中的“神的话语”,比东方民族的要清晰、可靠的多。实际上在东方民族中,也记录下了很多“神的话语”,他们在人类实践和感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上,同样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我们的“圣经”——“易经”中也记下了很多很多“神的话语”,是神的形象民族所记下来的“神的话语”,这就是关于“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不断变易,不断前进的历史”,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历史,就是“民为贵,社稷为次,君为轻”的历史;还有“效法自然、格物致知”的历史,和“行与知的关系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只是象形文字的歧义性比拼音文字大,很多神的话语不易保持正确的顺序,和创世记相比实在要更加混沌,有不少混沌到了很难以寻找确实的真理的内涵了。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中华文明,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和以色列民族的文明是神所要可以保留下来的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两个最典型的人类文明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是人类的相似于“神的样式”的民族的历史,也就是从远古到今天的最明确的历史;而中国的历史是人类的相似于“神的形象”的国家的历史。也就是从远古到今天的最完整的历史。

这里,我们把或者是希望于美国的历史是通向全人类的共同历史的一个新开端。我们这里不具体讨论中华文明的浩繁的内容了。只是想说:以色列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一个特殊的神所遴选的民族的历史,他的国家的意义只是短暂的,混沌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神所遴选的国家的历史,他的民族是虚拟的混沌的;我们希望美国是一个能够把人类历史引向全人类的历史的开端,他的民族的历史是没有的,有的话也只是在马丁·路德·金以前,完成了马丁·路德·金的梦以后的美国,就说不清楚什么民族了。美国是一个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相容的国家。人类的新话语,新的形象语言——“计算机的程序语言”是从这里诞生的。现在人间已经有了四种语言:“象形文字的语言”、“拼音文字的语言”,“形式符号的语言——分析语言”,“运算符号的语言”——计算机的程序语言。“神的话语”应该从这里向这更高的层次前进了。

[1]  林语堂   信仰之旅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  黎鸣  一部坏书毒翻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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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信仰与哲学    (5) 用两类“人间语言”来解读“神的话语”

       参加美东基督教会2013年参传大会回来,心中非常感动。就像2012年4月底参加了清华大学毕业50周年同学会回来那样。在那次难忘的同学会上,我在朱生中同学加兄弟的感召下,向全班同学见证了我接受了洗礼。其实那时我和我的老伴也是半年前才刚刚在一个美丽的湖滨,接受我在国内就很熟悉的美国老朋友、传道人的洗礼。这一信息,我们连教会小组的兄弟姊妹都还没有说过。当时,我的一个老同学听了,马上就说:“你这个老党员,怎么能够受洗成了基督徒,那不是叛党了吗?”,马上引起了全场的笑声,看到所有的老同学,都笑得那样的爽朗,对我这个当年的团支部书记、今天已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完全没有当年革命群众对于叛徒甫之高的那种义愤填膺的情绪。似乎我们的心更贴近了。所以我把那时的情况,写了一个见证——我的见证(1):我接受了洗礼。由我的女儿发给了她在教会中得一些兄弟姊妹。

我是1956年入学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学生,1962 年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的研究生。那一年也是解放后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成立的日子。在这以前有极个别的中国科学院内的从美国回国的“老海归”试招过极少数的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这个又是研究生、又算是知识分子党员那种特殊身份,自然地卷入了革命的第一线,不停地从“反党分子”、“造反派头头”、“红色政权的群众代表”、“516分子和三种人”,被来回的改变着身份。我的唯一的不变的身份就是“读书人”。

我的研究生专业是“微波电子学”,它是研究“电子和电磁波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这个学科贯穿着从我们的祖先黄帝发明指南针,在琥珀和丝绸的摩擦中发现静电的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现象,到静电的安倍定律,美国的克兰富林从雷中把电引到人间,再通过牛顿的光粒子说、惠更斯的波动说、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赫兹发现了电磁波,建立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再经过20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直到把整个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发展,都始终贯穿在一起:有用的、无用的、真的假的都混杂成今天的“数字世界”。同时,它又孕育了从电灯、电报、电子管和电子电路、固体微波电路和器件、光电子学和整个微电子学,直到现代的信息科学。这就是爱因斯坦在《物理学进化》中所说的,“实物与波并存”的物理世界,这就是今天的人类实践和思维所必需面对的“科学”。它又是造成今日世界混乱的根本原因,这不是科学本身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科学、哲学和信仰所共同面对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所面对的大问题。

今天的科学已经是,无法再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割开来的,人类完整的“数字和信息科学”。这个信息科学联系着哲学,又牵动着“信仰”。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信仰”——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无限”——在“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中,这个“信仰”是最厉害的:热爱是感性的、崇拜是形式的、只有“信仰”,信仰是“理性”的。他的影响是最长远、最持久,甚至是“永恒”的。

在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甚至读我的“微波电子学”也成了被批判的“罪行”了,我就去读毛泽东的书。先只能读毛泽东的书,以后就可以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书了。在两次“学习班”(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特殊的“群众专政”形式)中,我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个三个组成部分”等等社会民主主义左翼革命家的著作。

中国的社会毕竟在前进,现在正在以过去的中国和世界都无法比拟的空前的速度前进。我听到历史学家说,历史学是以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时间,作为社会发展曲线的坐标上的一个最小的单元:英国王室把他们的政敌从处死,到终身监禁,用了三百年;美国从人权宣言的“人生而平等”,那个“人”只属于“白人”,不属于“黑人”,特别在法律上还通过了中国人也属于“黑人”的“判例”;到取消“人”的限制、实现了对所有的人,取消了“种族隔离”,也用了大约二百年。我们在做毛泽东式的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用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去建立“共产主义”的文化大革命的“梦”的时候,美国也正在做着“没有种族隔离”的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社会发展的“梦”总是以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够描绘出在历史发展图景的单元上的“点”。为了完成那个“梦”,画上那个“点”,还会“梦中有梦”;在社会发展的“梦”内,总有波动着的逆向的和激进的“虚幻的梦”。那样的“梦”总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文化大革命”的“梦”不是历史的“梦”,是一场“虚幻”的梦,它的主流是激进的,但也参杂着逆向的“梦”,它总共也只有十年。而美国马丁·路德·金的梦是整个人类历史梦的一段完满的总结的“梦”,它只用去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但他成就了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梦”;这是因为指引他的“梦”的“信仰”,是来自耶和华“神的话语”。虽然这个“梦”的实现,实际上也只是神所指引的历史道路上的一个无限小的“点”。只有在耶和华“神的话语”指引下的那个历史的“梦”——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上所描绘上的那个“点”,才是永恒的,才是人类历史的一座“里程碑”。这个历史的里程碑已经矗立在美国的心脏,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和罗斯福的纪念碑并列在一起。而这个纪念碑的马丁·路德·金的雕像,是由中国人所设计的,而且整个大理石的雕像是分成很多组件,在中国完成后,运输到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心再组装起来的。我希望这个历史的里程碑,能够成为“神的话语”对今天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真理的启示。

我们改革开放的“梦”应该也是中国一百多年的从封建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历史梦”的一个最后冲刺时刻的“梦”。他看起来也有点“激进”,我们应该把它引入平和而持久的“神的话语”所指引的“理性的路”。激进容易偏离“神的理性”而进入“人间的理性”,最后坠落为部分人,甚至某个偶像的“理性”。“神的话语”就是神的理性的话语,祂听起来常常有点“空虚混沌”,但是他的大能和大智的合一,总是使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可以在他的无限的大能中,找到那个时代的真理的“启示”,旧约为新约之钥,能开启新约真理的宝库;正如新约为旧约之钥,可窥见神在历代启示的奥秘——《圣经》中文启导本:旧约里的信息。我把中文启导本上的启示,看成是我们中国人用中文解读出来的“神的话语”的一部分。我们中国刚刚卸任的温总理,在他的任期内,把呼唤信仰作为他的一项最基本的职责。愿我们的国家早日找回“神的话语”的信仰,回归到神所指引的方向。

梦的方向是受到信仰的引导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信仰”不仅要坚定,还要不断地前进,随着时代前进!就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看到的,对“毛泽东思想”,你可以支持,甚至可以热爱和崇拜,热爱会给人以情,崇拜会给人以信,但万不可“信仰”,“信仰”给人以“理性”,理性就是“真理性”:既有真理的“根”又有真理的“路”。人间能产生什么样的“信仰”呢?,如果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小小的头脑中,从自己有限的生命中,产生被无限的人类所遵循的真理,最后产生的必定不是“真理”,而是阉割“真理”,人间产生的“信仰”,不是真“信仰”,而是阉割后的“信仰”——假神的信仰。

在我的第一份见证发出以后,得到了很多兄弟姊妹的热情的回应,特别是我到美国后第一个接触的教会——匹茨堡奥克兰华人教会的黄长老和程牧师的热情的回应,他们是我在信神道路上的引路人。但是尽管如此,我深知我的属灵的路实在太短浅了,很多很多的道理都没有搞清楚。虽然我一直在写科学与信仰的有关文章,但是从没有把它寄给过任何教会的朋友,连我的早已是基督徒的女儿和女婿。因为我总觉得追求信仰的路实在太复杂和艰难了,在我自己也不能确信自己是否走对的时候,先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

我真正接触信仰是在三十五年前,第一次到美国的那些日子。我是70年代第一个公派到密执安大学的访问学者。在我今天的信仰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神把以色列一家带到埃及一样,都是神所指引的,是神把“神的形象”的民族(国家)和“神的样式”的民族(国家)带到一起,在碰撞和融合中共同发展人类历史的过程。这一次的碰撞和融合已经不需要由耶和华神所赐的摩西的神杖来开路了,也不需要杀死刚出生的长子,和红海的风暴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中国和美国都已经换了4、5代(届)国家的领导层了,他们自己在一起提出、并已经行进在“双赢”的道路上了。这个“双赢”从神的道路上看,又是“双败”;最后都应该“败于”神国的道路。中国和美国应该一起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历史铺设神国的道路。

但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些已经在美国的中国朋友和我谈信仰。我直觉地回答他就是:我是搞科学的,不会相信火烧布鲁诺,审判伽利略的,那个创造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天地万物的“神”。但是我还是记住了他回答我的:科学和信仰是既“平行”地前进的、又不断地“相交”的两条路。他说,你可以看一看“创世记”写了什么?有没有写着“天方地圆,天上地下”或“天动还是地动”,那些教条和那些坏事,都是教宗和宗教裁判所那些人说的和做的。回国以后,很快很多美国人到中国来了,1986年下半年,我女儿上了中学,她们的学校来了一个美国的女教师。我女儿问我能不能带她到我家来?能不能在我家住?我说当然可以。那时人们还是有些怕,我老伴也是。我说,我在美国两年去过多少美国人的家,多少次住在美国人的家里,美国人怎么不能住在我家呢?我的女儿和那个美国老师都非常高兴,她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住在我家,和我女儿住在同一个房间。她就是三十多年后给我施洗的传道人。

后来,我女儿又和我商量,她能不能受洗,她妈妈还是有些怕,我说行,她的路由她自己走,她妈妈也同意了。我支持她“入教”,实在不是我“信教”。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又是科学院的同事,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在给他的同学通信中,写了一句:“现在每天吃饭前都要先祷告”。他的同学因为那样的反革命的言论先被揪出来了,就连累到了他。就因为信上那句话,在牛棚里蹲了好多年。每天早晚两次和一大排“牛鬼蛇神”一起,恭恭敬敬地低头站在大楼前的毛主席像下请罪。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任何形式的崇拜都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厌恶。我同意她受洗,就是希望她有信仰的自由,不会再受那种偶像崇拜的折磨。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全身心的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成了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的电磁场理论和应用研究室的主任,又成了国家电磁场理论和电波传播领域重点实验室的筹建人之一,特别是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电子与系统学科兼职工作了近十年。我是中国军工史科学院卷国防电子学分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写的电子学与系统学科发展战略、中国科学院编写的大众百科,技术卷、电子技术章等,科学管理、发展战略和科普读物丛书的电子和系统方面的主编(主笔)。也为国家基金委的,和电子与信息学科相关的十余项重大和重点基金项目的立项或验收的参与和执笔者。这些工作中,我都只是一个执笔者,总的主持都是专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和院士。但在那些工作中,使我结识了电子和信息领域的大部分新老院士,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作过比较深入的讨论。

在这些工作中,使我最吃惊的就是:几乎所有现代学科的名称都是名不附实的。那些听起来都是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实际上都与那两个理论没有了任何关系。电子光学,听起来是以电子的波粒二象性的理论为基础的,实际上电子光学与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毫无关系;隧道二极管,听起来像电子穿越隧道那样,其实和量子理论也毫无关系;最尖端的电子隧道扫描显微镜也是一样,和量子力学毫无关系,那个实验室的主任说得好,“它的原理,与其说是电子隧道扫描,还不如说是‘瞎子摸象’更合适”。激光研究被称为“量子电子学”,在那里根本用不到量子力学。库帕写了一套《物理世界》,他是因提出《库帕》电子对的超导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他的《物理世界》中,他的“超导理论”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它的“量子统计”实在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概念。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历史作用。那些20世纪发展起来的改变了世界面貌的高技术,不管是哪个,信还是不信、懂还是不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科学家所首先提出来的,至少那些应用科学家,在开始的时候是受到过“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启发的。就像原子弹丝毫也不能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是正确的;但是毕竟美国科学家们都推荐了爱因斯坦去说服罗斯福总统进行原子弹研制的,他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的。同一时候,德国的邮电部长也向希特勒提出制造原子弹的建议,但是被希特勒和他们助手们视为一个笑谈。但是,他们的导弹已经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了。当然,那些“科学”应用对人类是好处、还是坏处更多些,这些都是以后的人才能回答的问题。

“人间思维”就是那样,只要它有过一些作用,它在历史上的贡献就不能完全否定。我们不能否定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对于20世纪新技术发展在“思维方法”上的牵引作用。但是我们又必须否定,所有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原理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演绎推理出来的“新理论”:不论是杨振宁的规范场论,霍金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还是现代天文学的哈勃定律,以及基本粒子物理中的越来越繁多的基本粒子和各种基本粒子间的各种相互作用力的大统一的理论,所有那些理论结果,统统都是什么样的“物理实在”都找不到的。但是那些科学家的探索的本意还是应该肯定的,有些思想方法不论从反面还是从正面对人类思维的发展都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是像“量子关联”下的“量子通信”和三个美国人四十多年前的“登月”那样的事,凡是那样的事,在21世纪里统统都会被揭穿的。因为那是“实践”,必须以人人可以得到的“直觉感受”为最终的标准,当然那种直觉感受也有时代性,是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直觉”。不能与一定时代的直觉感受相联系的“知识”都不可能是真知识。不能产生真实知识的“理论”,最终总是要被抛弃的,依靠欺骗的“实验结果”来“证明”的“实践”,都是虚假的,都必将被揭穿。那样的理论,我们不应该继续让他们忽悠下去了。

我们都在说,我们被赵本山忽悠了好多年了,其实我们被理论物理学家忽悠了快一个世纪了。被赵本山忽悠是自愿的,当时就知道他就是在忽悠人;忽悠成功了,骗得大家都高兴地哈哈一笑。这也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造就的幽默;人们在那个时期,需要那样的幽默来发泄被对那个伟大而神圣的“欺骗”所造成的心理的积郁。但是,这样的时代应该会很快过去的,那些赵本山式的,艾未未式的忽悠和幽默,也就应该自然地收场了。但是中国被杨振宁、邱成桐那样的现代物理和数学家的忽悠,却还在继续,没有人会知道还要忽悠到什么时候。世界被罗素、霍金,被《第一推动丛书》和《广义进化研究丛书》那样的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的忽悠,更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人类的历史到了那样的时刻,也就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人力穷而天心见,径路绝而风云通”的时刻。“天心”和“风云”如何能见、能通呢?他也说不清楚,但是他又是那样的坚定地信仰着。林语堂先生的思维方法是东方的思想方法,是形象思维的方法。在东方世界,“神的话语”同样蕴涵在广大公众的心间,祂是用不同于《圣经》上的“神的话语”,比圣经上的“神的话语”更加隐蔽,但到某一时候,却会更加有力地爆发出来。《圣经》上说的是:神造人最后造就了,两类不同思维方法的民族(国家),神同样地保持和看顾着这样两类民族和国家,只是看顾的方式和结果不同而已。祂在神的样式的民族留下了最完整的“神的话语”,那就是“旧约”中的“创世记”中的“神的话语”。但是同样在所有民族中都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神的话语”。到一定时候,神会把两类民族(国家)的人带到一起,在国家间的碰撞和融合中,发展“信仰”:发展的信仰不是用任何人的话语来代替“神的话语”,而是让人们在两种思维方法的碰撞中,“读懂”更多的“神的话语”。但是那些解读出来的“神的话语”,依然只能用“人间的文字语言”书写出来,在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民族和国家间依然还会有差别。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的“新约”的话语就是有信仰的人所解读出来的对于新约时代的最准确的“真理”。但哪个真理,也还为被某些有权势的人,完全地解读错,他们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十字架上放满刀枪去厮杀,他们还会火烧布鲁诺,审判伽利略,仅仅是他们说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转”的事实。我国的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至今也依然因为那样的一些事,而无法去相信耶和华在“创世记”所教导人类的真理,和耶稣基督的对于全人类的“大爱”。

退休以后我来到了美国,继续我的现代物理为基础的结合现代数学和现代哲学的“研究”。在2008年前后,国家对于科学研究的禁锢比对于法轮功好不了多少。因为不知道哪些人,认为我对于爱因斯坦和希尔拜特不够“信仰”的话,是“反科学”的,他们害怕那会动摇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仰。所以,我的已经与科学出版社签了约的《物理学原理》第一、二卷被禁了,我在科学网上的网页也被封了。我也承认我的科学和哲学观,最终必然会导致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冲击。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信仰”。但我也并不笼统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人间哲学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价值和作用。但是那时我自己对于“科学”和“哲学”中的问题,也把握不定。但是,国内否定现代理论科学和哲学的思潮已经不可阻挡了,“科学”也成了粗口对骂的“战场”。但是在那样的对骂中,除了更加急剧地糟蹋“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外,并不能找到重建“科学”形象的道路。“科学”在期待着“哲学”的指引,但是“哲学”比科学更加混乱了。罗素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林语堂先生的哲学比罗素的哲学与“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要实在得多,所以说到了20世纪晚期,特别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东方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方法,比西方的形式思维方法更接近神的“形象和样式”合一的思维了。虽然在19世纪末,我们的思维方法还比西方思维方法要落后三、四百年。

“神的话语”我们是永远无法完全学懂的,因为我们是人,只有那么大的大脑,不管有多少亿的脑细胞和神经元,总是有限的。电脑的记忆单元倒是可以不断发展的,没有理由说电脑的记忆单元不能超过人脑。但是两者的运行机制是完全不同的:电脑是靠电磁波来运行的,电磁波属于“光”,在“创世纪”中是神第一天所创造的,“人”是第六天所创造的,神造万物的最后才造的,而且还没有造完全:只造了有“神的形象”的人。而且更重要的,人的“灵”是安息日以后才给予人的。而神的样式就要还要晚得多了,要等一百三十多年——这个年不是今天的通用的地球年,而是中国古人常说的“天上方一日,人间已百年”的那种“时间关系”——生下塞特以后才算有了神的样式的家族,而且还只是“相似”而言。但这些确是明明白白地写在“创世记”最前的十章中,那个时候人的话语是统一的,在巴别塔口音变乱以前,人类的历史是统一的全人类的历史。口音变乱以后,“旧约”就成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既与中国人的历史一样,不是“神的话语”中的全人类的历史;又与中国人的历史不一样,他是信仰神的人所写的,主要内容上是与“神的话语”链接在一起的。而中国古代的历史和“神的话语”也有联系,但是那个联系已经很不确实了,深深地埋葬在厚厚的“蛇的话语”中了,很不容易明确的找寻出来了,但通过对于“神的话语”的信仰和追寻,随着人类实践和思维的发展,也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寻找出来的。

电磁波或光这个神的第一天的创造物,直到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一些对于“光”的、属于神的形象的直觉的“感性认识”,那些感性认识还没有完全和“起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给予我们的“理性或智慧的开端”链接起来。神告诉我们一切知识的“起初”,是在水面上的“思考”。神的形象的民族——该隐的以农耕为主、牧羊为副的民族,在水面——水平面上实践着、观察着,观察着一根铅垂地立着的竹竿的影子,想着“神的话语”。我们牢记着的是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在水面上的观察”观察到了一年四季的时间变化的“太极图”,太极图本身就是一种“形象”。并在那种观察的基础上,创造了“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的缺点就是,文字和语音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我们记载了很多远古的自然现象,比形式思维的以色列人,还要准确和丰富些。但是我们的口音在改变着,文字和口音的不一致性使得文字语言的“歧义性”较大。我们也有“神的话语”,但我们的那些“神的话语”一代一代地变得离圣经中的“神的话语”越来越远了。

只有被神遴选的以色列人,为了保持“神的话语”就必须保持民族的“纯洁性”,只有人数不大的非常亲密的一群人,才能在原始社会的条件下,用纯正的口音铭记着、传承着创世记的“神的话语”,他们实际上发展的比我们的祖先要艰难得多,在其他民族很快发展的情况下,他们到了几乎要灭族的危险境地。是神把他们带领到埃及地,在神的样式和神的形像两类民族的融合中,极快地发展和壮大了他们的民族,在那里他们完善了他们的“拼音文字”,并一字一字的记录下了“神的话语”。这就是用古希伯莱文记下的“创世记”。

和以色列同宗的是“闪”和“雅弗”的后裔,他们也是神的样式的民族,他们看着天空用他们的形式思维的能力,看出了星星有两类完全不同的运行路线,一类只是绕着我们的地球旋转,于是把它们称为”恒星”,而另一类运行的规则是乱的:于是想出了“天幕”——一层一层的多层天幕,用他们的神所给予的“神的样式”,建立起数学和逻辑推理,演绎着宇宙的规律。创造了“理性思维”。但是神在创世记中又告诉我们,那种理性思维,并不是真正的“神的样式”,仅仅和神的样式“相似”而已。但是最后他们也到了“水面上”,终于发现了“欧氏平面几何”,这才是链接着神的“原初理性”的人间的第一个“理性思维的体系”。以色列人坚持着旧约的“信仰”,但是神已经离他们而去。于是有些坚信“神的话语”的以色列人,终于领悟到了“神”实际上是全人类的神,他们明白了,神要给予人类的不仅是“戒律和公义”,还有“理性和智慧”。他们在古希腊的“理性思维”的启发下,读懂了神对于他们时代和后代所展示的真理的启示。这个“启示”才是真正的神的话语中的“理性”,他们用古希腊人的“人间理性”窥见了高于所有“人间理性”的“神的理性”。

我们在水面上的观察太阳光的实践中,得到的同样也是“神的话语”所蕴含的永恒的真理。但是我们的那个实践中得到的“真理”,却没有能够在形式上和“神的话语”链接在一起。我们的“神的话语”主要就是《易经》,但是《易经》没有一个好的表达形式。虽然在以后的东方文明的思维发展中,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出现的“神的话语”中的公理的启示,同样也都都存在着。但是由于“时序”的混乱,无法像西方的形式思维那样组成一个连贯的形式体系。西方的形式逻辑体系虽然也同样不是“神的话语”,但是当时代发展的时候,容易发现那些“形式体系”中的“逻辑”上的矛盾和悖论,有利于引导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地前进。

我到美国的以后,成了一个“慕道友”,热心参加小组的“查经”。我不再急于去找现代哲学和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的“人类理性”中的混乱和错误,和想自己去建立一套合理理论体系的努力。我的年纪也不允许我做那样的事了。但是我已经深信对于圣经中“神的话语”的信仰,是解决我们时代的“科学和哲学”方向的根本。所以在两年前,我受了洗,并且给我的一些朋友写了第一份我的见证。接着,就开始在科学网上写“读圣经,学科学”的专栏。在网上已经写了二十余篇了,现在科学网上允许“读圣经”的系列的网文的发表,也说明国家正在相当快的前进。我已写完了《科学与信仰》的“前言”和“信仰与历史”两部分,合计二十五篇。正在写“信仰与哲学”,还准备写“信仰与数学”、“信仰与物理学”和最后“信仰与科学”。当时,我的最大祈求,只是希望通过我把圣经作为一本与科学和哲学的其他参考书一样,通过“理性”的讨论,而不是任何“启示”的权威,使我在科学界以及一些政界的老朋友(但是,他们也都退休十多年了),当然更希望比我们年轻的科学家、政治家,也能够接受把圣经当作哲学和科学研究中一起来参与讨论的文献。希望他们也能够看到《圣经》里也有人间的哲学家、理论科学家的“理性”,在人间的科学家、哲学家中产生不了罗素所说的“人类的理性”而只能产生“人间的理性”。真正的“人类的理性”只能来自“神的话语”,只有祂才是更高的理性和更加严谨、更加普遍的“逻辑”。

所以以后也就更加静下心来读圣经了,特别是读“创世纪”。我在读的创世记中,特别是创世记前十章中的耶和华神和人在一起的时候,看到耶和华神只是一个普通的、极温和、说理的人;看到的只有祂的“大能和大智”合一的教诲,并没有看到他说过什么地狱和天堂,也没有说蛇是魔鬼,人怎样犯罪。祂只是把那些人类应该怎样“思维”,应该怎样认识宇宙、怎样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怎样过好人的一生的道理娓娓地教导给人。由于我的这些想法和教会中的一般观念看起来有些差别,再加上我前面所说的对与偶像崇拜的极度的厌恶。所以在查经小组中也很少讲话,很怕自己说的是错的,影响了信仰的传播。以后在查经小组中,一次正好是我的女婿主持讨论关于“神的大智”的“查经”,他读了一段: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6:15,回家后,我向他要来了那本《圣经启导本》和在住持查经时的他手写的有不少圣经上话语的几页纸。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桌上。还找到了一句:我们替基督来求你们与神和好,哥5:20。这些话让我的心头一震。因为我看到,那些“话语”正是可以为我和哲学界和现代数学和理论物理界所讨论的,关于逻辑和理性的问题中,所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打开了一条道路。更详细的不在这里说了,有兴趣的可以看我的科学网上的“读圣经,学科学”系列的网文。

渐渐地我对“崇拜真神”也不再那么反感了。人间确实没有“真神”那样高的智慧。所以很高兴参加了美东基督教参传大会。这次大会上不仅看到了神的信仰在神州大地的快速的发展,更让我感动的是,来自国内的王怡牧师的讲道。他的讲道中,不仅讲到了国内传教事业已经有了质的发展,已经从农村传教为主,发展到建立城市中心教会和创办教会学校为重点的阶段。当他说出美国教会中某些对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世俗价值观念”的退让,并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的时候,我的心里除了感动,还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个人主义”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可以看作是一个“核心价值”。今天,“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已经从西方科学和哲学观,发展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会,也不得不向“自由竞争”的进化论,作出不断的退让。现代西方的“信仰”实际上已经退让得再无退路了。在几乎把个人自由看作最神圣的美国,提出批评“个人主义”的呼声,不能不让我深深感动于他的勇气。更使我安慰的是,大多数来自西方的华人牧师也够对此作出了正面的响应。

回家后,再一次细看林语堂先生的“信仰之旅”和维基百科上对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介绍。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圣经中的“神的话语”和“理性”的关系。他强调“神的话语”高于“理性”。林语堂先生特别地讨论了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福音”中,到底怎样能够得出“神的信仰”高于“理性”的确实的根据。他对于信仰的追寻,实际上是以“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理性”?这两个“大问号”作为总结的。最后他的“信仰的回归”是以对于一个老传教人的“精神感召”为基础的。而她的精神感召的本质就是她确确实实是一个没有“个人主义”的人,她把他的一生完完全全地奉献给了“神的精神”。在她的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向人间显示过她个人的“光”和“正能量”。只有那些真正地接触过她的生活的人,才能够从她的身上看到一种“光和能”,那就是完完全全从耶稣基督的“大智和大能”所反射出来的精神。

王怡牧师提出的反对“个人主义”,也使我想起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改造”。其实时代发展以后思想也改造一下,并没有什么不好。那时改造思想的核心也是反对“个人主义”。记得在清华大学时,有一个口号,叫“在普通劳动者的旗帜下集合”,对于我们在清华那样全国精华毕集的名校,提出那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中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光辉思想的体现。但是还有一个并列的口号,就是“要做党的驯服的工具”。那个口号就导致了十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个口号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人间的智慧”,他的某些观念,像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完全离开了“神的精神”;也许在某一历史时刻,它也会对于社会的进步有一些快速而激进的功效。但是最终会把人类社会引向邪恶的道路。难道西方的自由竞争的进化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也是那样吗?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它简直是一根万能的魔杖:有了它,什么都有了,面包有了,牛奶有了,住房也有了。就是因为人们有了挣钱的欲望和积极性,我们的GDP急剧的飙升了。但是同时,愚昧和邪恶也更快的飙升了。只要是中国人的网站,每一篇网文后面总是跟随着一大群最粗暴、最下流、最鄙俗的对骂。

什么能够救人类?只有“神的话语”。但是人间只有“旧约”中的创世记才是完全的“神的话语”。神给全人类留下的最直接的“话语”。“旧约”的其他部分和“新约”是以色列人和西方的“神的样式”的民族中坚持信仰的人,所解读出来的他们时代的“神的话语”中的真理。我们可以把祂看作间接的“神的话语”。由于创世记以外的那些“旧约”和“新约”中的内容,都是人所记下来的,那些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没有完全的“神的样式”,而只有相似的“神的样式”,所以他们的话语中所有的“真理”,也依然不是完全的真理;只是相似于神的样式的人群,所窥见的“神的话语”对于他们那类人群的,在那个时代的真理的启示。在那些“启示”以外,应该还有“神的话语”对于“神的形象”的民族和人群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耶和华神的真理的启示。所以我们追求的信仰应该是两类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所窥见的,而且是随着时代的脚步,而不断前进的真理。

我们的当今追求的信仰应该是以形式思维为主的和以形象思维为主的两类人群,在当今的时代,在“圣经”中的“神的话语”中所窥见的神的真理的“启示”。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三位一体福音”的信仰。看来仅仅有对于“圣经”中“神的话语”的崇拜和信仰还是不够的。我们只能在两类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断去除背离神的精神的偏见,才能够获得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合一的,真正的神的精神。我们只能在对于信仰的“理性”的追求中,才能看到“人间的理性”和“真神的理性”之间的差别,才能够获得耶稣基督所指向的“真神的道路”。

 

 

(20) 信仰与哲学    (6)理性读圣经,谦诚学做人

 

在上篇中,我提到了用两类“人间语言”来解读“圣经的话语”,心里总不踏实。又反复看了中文《圣经》启导本。在“创世记”第四章,写完该隐一族的历史以后,在启导本中有一段导读:这里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该隐式的文明,越来越远离神的意旨:塞特的榜样遵循亚伯的路,寻求神求告祂的名。导读:创4:26。在这里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的方向。虽然这里把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人类简单地冠以一类人是向着神的,而另一类人是背离神的。在下一段还有一句话:该隐建城代表他受诅咒后,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以减低诅咒之苦。人类从这里开始,发展出最早期的文明;但后来这文明为洪水所灭。

《圣经》的最大特点就是祂的话语是不断发展的。有了“旧约”,还要有“新约”;有了“旧约”和“新约”的天主教的《圣经》以后,还要有“新教”。“新教”和“天主教”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其实所有的宗教,或在名义上已经与“宗教”和“神”完全没有联系了的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也都一样,不论是“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等等也都一样,也都是在不断的发展。这种发展道路的根本都是“人和神”的关系。即使是自称为“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反对一切“宗教”的“主义”、“思想”或“意识形态体系”,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神”、摆脱不了那个人间的思维、或科学、或哲学、或主义、或思想等等的“起初”。“神”是什么?“神”就是“起初”。这个“起初”在哪里,我们信仰的“起初”就在《圣经》的“创世记”上。那是一本人类最早的、至今被翻译成几千种文字的,而且那些不同文字之间基本上可以相互沟通的书。在这本人间最特别的“书”上,只要一打开,第一个词就是:“起初”。这就是全人类“思维”的“起初”。不仅人类的“思维(或精神)”有“起初”,人类的一切的“实在”:“国家”、“民族”、直到“全人类”,地球、太阳系、整个宇宙,也都有“起初”。《圣经》只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为什么那本人类所传下来的第一本书中,起初,就这么几句话呢?“灵”就是“精神”,就是“思考”。神为什么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水面上开始思考呢?在这个思考的基础上,开始了“创造”。神“创造”的是什么?怎么样“创造”的?如果说神创造“天地万物”,起初不已经创造天地了吗,下面是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创造天地万物的吗?那么祂是怎样创造的呢?他的创造很简单:就是说有就有,说立就立。我们从神的那样的“大能”的神的创造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如果说,我的“读圣经,学科学”到底想讨论什么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把圣经和科学放在一起来讨论,首先、是把“创世记”和所有的哲学和科学放在一起来讨论。为什么要强调把“创世纪”作为所有“哲学”和“科学”的第一本参考书呢?而且这个“哲学”和“科学”又是包含“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这就是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大自然的、社会的,精神的、实在的,“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的“起初”。在我的心中“圣经”就是一本对于“起初的书”。要把“书”和从外部所加诸于这本书的东西区分开来。但是这本《圣经》又不是一个人、一个时代,或一群人、几个时代所写出来的,而是很多很多人,用几千种文字所写的,从“起初”直到今天所写出来的。每一本不同文字的《圣经》实际上又包含使用哪种文字的有信仰的人,在学习中所加入的那个时代的对于《圣经》的理解。我喜欢读中文《圣经》启导本,就是哪里有用中文的人,对于《圣经》的理解,他们是有信仰的人,而且从用中文的人的整体思维能力的历史发展的积累起来的“人间思维”能力,解读出来的、对于《圣经》的理解。从中文的《圣经》启导本上,我读到了什么呢?读到了“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该隐建城代表他受诅咒后,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以减低诅咒之苦。人类从这里开始,发展出最早期的文明”。在我看来,这就是神对于人类分成两类不同方向发展的人群,东方人和西方人,而且是东方人发展出最早的文明的清楚而又明白的说明。但前面的每一句又加上了:“该隐式的文明,越来越远离神的意旨:塞特的榜样遵循亚伯的路,寻求神求告祂的名”,“但后来这文明为洪水所灭”。这种理解和解读,在今天就值得商榷了。这实际上和“创世记”中,也和《圣经》的整个精神并不相符。

在《创世纪》中,如此详细地写出了该隐后裔们发展出人类最早期的文明,怎么又能把它毁灭呢?《圣经》中所用的话语,应该是先民时代的人们共同的话语,我们不能把我们后人的“人间理性”思维的推理能力加与耶和华神的话语上。要知道耶和华神的话是: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不需要用“人间理性”去证明那些“有”和“立”的依据。因为他的理性远高于“人间理性”。耶和华神在造人过程中,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所用的“话语”,用“人间理性思维”的推理,看起来都是不合“逻辑”的。但这正是神的话语中所蕴涵的“大智”。神把他的“大智和大能”结合的一起的话语,称为“混沌”。就在这个混沌中蕴涵着最高的理性。“人间理性”只能来自那个“起初”的“神的理性”。只要我们看一看前面讨论的古希腊人在先毕达哥拉斯时代所创造的“理性思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来自“创世记”,而远远低于创世记,他才是真正混乱的。

神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以后任何时候也没有说过,该隐后裔创造的人间最早的文明被洪水所灭了。圣经只有,在大洪水前,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合交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神看到他们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神要灭的是那些人,神不会去消灭整个人群,只是灭掉人群中的所谓的伟人和英武有名的人。该隐的后裔中当然也有那种自命为伟人和英武有名的人,神也会用祂的方法去消灭那些人,也会像保护挪亚那样去保护该隐后代中,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的人。

该隐式的文明中,一定会有越来越远离神的意旨的人,也有那种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的像挪亚那样的义人。塞特的后代中也是一样,这从第三章中,神就作了最清楚的说明:神的形象是造人时就人人都有的。神的样式不是神直接给予人的,实际上人是得不到真正的神的样式的。我们今天把神的样式,称为“理性思维”,“创世记”又说到人得到的那种“神的样式”只是一种“相似”而言。但是神确实是要以色列人能够做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人,但是最后一样是做不到啊!对于塞特后裔,神遴选他们,就是神想要通过他们告诉人的最重要的话语:神的样式,神的分辨善恶的能力,你们人是得不到的,你们听了蛇的话所吃的智慧树上的果子,也只能得到相似于“神的样式”的“人间的理性思维”能力而已。两类发展方向的人群就是:形象思维能力制约着形式思维能力的民族和形式思维能力不受形象思维约束的民族。《圣经》中实际上一直提到神是全人类的神,神总是要这两类发展方向的人群自己在相互碰撞和融合中去追寻发展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真正的智慧。祂所能留下的话语,留下与人间的话语,最后也只是用“人间智慧”,人间语言所写下“神的话语”。

《圣经》中的“神的话语”,本来就是理性的话语。这个“理性的话语”的特性就体现在“神的话语”随着每一篇、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都在发生着“改变”。就像“创世记”中造人的那个过程。神的话语中不时在变动的就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就是他所造的人与“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关系。最后出现了中文《圣经》启导本中所指出的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这是不是中文启导本中所特有的,我不清楚,但是《圣经》原文“创世记”第四章中,虽没有说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和该隐的后裔发展出人类最早期的文明,那样的话。但是又确确实实的写了关于该隐后代的信息,写了很多,比赛特后代的信息要多得多。

这里既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人类的最早期的文明就是从该隐的后代发展出来的。后面“但后来这文明为洪水所灭”这句话,显然不是圣经中的原话,也不符合“神的话语”的原意。《圣经》的旧约前十章中写了人类的两次大的民族分离:一次是大洪水以前的,该隐后裔的分离,他们向东而去,神一直看顾着他们。记载下人类发展出最早期的文明。但是,那个时候,人间的话语虽然是共同的,但是又是贫乏的、混沌的,还没有能够把话语凝固下来的“文字”,只有有了“文字”,“神的话语”才能够以“神的样式”保留下来,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承。但是“文字”本身也是“人间思维”的结晶,它有两重性:既有特定范围内的“明确性”,更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带来的发展和变化性,和那种发展和变化所带来的歧义性。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中,写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时,特别有意思的还是那两位“拉麦”。该隐后裔的“拉麦”,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另一个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另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是打造各种铜铁利器之人的祖师。塞特的后裔也有一个叫“拉麦”,那个拉麦生下了挪亚,才有了大洪水,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所以拉麦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原始社会中,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始的一个标记。到了他们的儿子的时代,这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民族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在以色列民族所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了该隐后裔的信息了。所以说“后来这文明为洪水所灭”。这句话是圣经上所没有的,理性的来看,也是不可能的。

该隐是农耕民族的代表,他杀了牧羊民族的代表亚伯,只是一种隐喻式的语言,说明牧羊民族比较软弱,他的发展没有农耕民族来得快。农耕民族和牧羊民族分离后,很快地占据了欧亚大陆的三个最大的大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早在五千多年前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但是神还是要遴选一个人口不多的、养羊的、生活在比较狭小的两河流域的、但已经有了和神的样式相似的民族。来帮助他们发展对于“神的样式”的智慧,只有这个“神的样式”的智慧,才能够使人类的智慧和动物的智慧完全地区别开来,才可能使“人类的智慧”获得向前发展的能力。

有信仰的人,至今还在不断的见证着《圣经》中的“神的话语”。这些信仰的追求者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地位,在他们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不同境遇中,来见证耶和华神的“大智和大能的话语”。这就使得我们追求的信仰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了一种既不僵化,又不分离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有信仰的人和耶和华神所留下的“话语”之间的关系。我在上一篇中所写的,那个三十五年前来自台湾的弟兄告诉我的,信仰与科学之间的既是“平行”的、又是不断地“相交”的关系——根与枝叶和花果的关系。当然那位弟兄(很抱歉,我连他的名字也完全忘记了)所说的“平行”和“相交”不是欧氏平面几何中的“平行”和“相交”的概念。欧氏几何的概念是“人间智慧(或人间理性)”下的概念,“欧氏平面几何”中的那些“平行”和“相交”的概念,既是来自“神的话语”,或者说是与“神的话语”相交(或称链接)的“人间智慧”。所以,以后人间智慧的再发展,最后都还要和欧氏几何相交(相联接),但是它的“联接”仅仅在一定的范围内,在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那个“起初”的一定范围内才是有效的,离开了水面,特别是加入了新的物理元素,就不适用了。离开了“水平面”,就出现了“非欧几何”,或者说就是爱因斯坦所用的“黎曼几何”,爱因斯坦用它来建立了“相对论”,但是相对论中的黎曼空间和“欧氏平面几何”没有“链接”在一起。在那里“球坐标”和欧氏空间中的“平直坐标”之间的“体积不变性”的最根本的“物理实在”被忽视了。通过R=ct的时空关系,把人类直觉的“体积不变性”的“逻辑起初”在这里断裂了。

在应用物理的电磁场理论中,这一点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在应用物理的电磁场理论中,除了时空,还有一个新的物理量,就是“场”。求解“场”的时空特性,必须在空间积分,在积分中,必须保持积分的“体积元”的不变性——对于不同坐标系的“微分体积元”的不变性。由此得到对于各种不同广义正交坐标系的“捺莫系数”。我在2003年讨论相对论的香山会议上结识的张操教授,当时就提出了要重新把“平直坐标(笛卡儿坐标)”引入“相对论”的建议。正是他的话,给了我以启发,让我看到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与“空间”这个宇宙的“实在”相背离了。在创世记的“神的话语”中蕴含着对于空间的“原初理念”。现代数学把任何“数字”的集合,甚至把任何人为界定的“拓扑”观念下的“集合”,统统都用“空间”来表示,除了造成人间思维的混乱以外,并不能给人类正确认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道带来有用的思维方法。这些我们将在下面的“信仰和数学”中再作详细的讨论。

爱因斯坦的伟大就是他晚年已经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并不懂电磁场理论,人类实践还没有为他准备好关于电磁场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感性材料”。但是他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提出相对论不是“纯粹的物理学”,必须去探索和建立“实物与场并存”的物理学。对于同一逻辑体系下所得到的“量子力学”,提出了“上帝是不掷骰子的”的名言。坚定地与霍金等人的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没有逻辑地、混合地结合在一起的,走得越来越远的现代宇宙学、现代天文学和基本粒子理论,那样一些在逻辑悖论道路上的越来越荒谬的现代物理学相绝交。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路。就是因为个人的大脑的能力和人群的实践能力之间的发展总是处于“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关系上。先是有一些先驱者发现了原有“人间理性”已经处于脱离了它的“有限论域”的时候,努力地追寻发展“人间智慧”的出路。但是没有新的人类实践发展的情况下,任何人也无法提出完全正确的新的“人间的理性”体系。就像爱因斯坦那样提出了“相对论”的理论体系,希图用它来代替牛顿的僵化的“理论体系”。他的错误的理论体系,在打破旧理论体系的僵化上,是有功绩的。它为人类实践的新探索打破了禁锢。但是在他发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不完整性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能力来说服那些追随者;他们依然要打着他的相对论的旗子,沿着他的错误的理论道路上大步前进,兴起了一重又一重的汹涌潮流。这种潮流有时候可以持续数千年。中华文明中的“儒教”就是那样。爱因斯坦所开始的现代物理学,带领着现代数学和现代哲学的向前发展,带领着20世纪的整个社会向着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汹涌向前,不可阻挡。它不但影响着人类正确认识大自然的道路,同样返回来影响社会发展的道路,最后是影响着人类的信仰的路:唯物主义汹涌泛滥,愚昧和邪恶已经充满人间。

就像我在前面那些网文中所说,当今的世界就像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那样,让代表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的两类国家和人群走到一起,在碰撞和融合中来发展“人间的理性”。今天的世界就是中国的孔、孟、老、庄的“易经文化”和美国的自由竞争的“进化主义的哲学”发生碰撞的时候了。这就是我在上一篇网文中提出“双赢”的道路,和“双败”的结果的意思。“双败”不是谁把谁打败,而是谁先让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的“人间的理性”败于“神的理性”。中国人必须把“儒家”的“意识形态”败于“神的理性”,把所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科举哲学”败于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当然,这种败,不是真败,败给了神就是胜利,就是新生。而美国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广义进化主义”哲学下的“人间智慧”当然也必败于“神的理性”,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正直的政治家、科学家、神学家和一般的公众都在为此而奋斗:决心扭转把人类社会向着一个“人间智慧”的“大赌场”发展的可怕的道路,真正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真谛上来。

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神的话语”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真理的“启示”。那个“启示”就在新教的“三位一体的福音”的追求上。耶稣基督的“大爱”,已经看到了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国家,走向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方向。天主教的“神学崇拜”一度把信仰的发展引上错误的道路。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的理性高于人间理性。但是看来宗教改革的这段道路还很长,正如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的信仰者,林语堂先生的“信仰之旅”中,高呼着:“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理性”?他的呼唤是一个有信仰者的呼唤,而西方的现代哲学家罗素的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又广阔的“哲学领域”呼喊,只是一个走向唯物主义的探索者的绝望的呼喊。我们今天的耶稣基督和耶和华神的“神的话语”的信仰者,应该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继续向前推进。而继续推进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理性读圣经,谦诚学做人。

为什么是马丁·路德所推动的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理性读圣经,谦诚学做人”呢?先让我们看一看宗教改革的历史。当然那个宗教改革的历史,也只是从罗马“天主教会”向着四分五裂的西方各种教会的那个历史发展的一段路程。在这个宗教改革的历史路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些宗教,都有共同的“旧约”作为信仰的起初。所以也应该包括坚持“旧约”圣经的“犹太教”。但是不包括该隐后裔的东方人的“宗教”,在东方的“宗教”,他们的人类发展方向与西方的不同,他们是神的形象的人群(家族、民族或国家),他们所记忆的神的话语,是用“象形文字”记载下来的,“象形文字”在原始先民的时代,用的是有限的“象形的符号”记载着“神的话语”,象形文字和话语之间没有直接的固定的联系。话语会随着时代而改变,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那种“象形文字”文字下记载下来的、零星的、不连贯的“神的话语”就比以色列人的“创世记”要模糊和混乱得多了,但是那里依然有西方语言中所没有的,同样是“人间思维”中所不可缺少的“神的话语”。

东西方的人类两个发展方向,还不包括人类第三次大分离中所分离出去的“以利玛实”的后裔:他们比东方人与神所遴选的以色列人分离得晚,还记得耶和华的名,也受过耶和华神的保守和看顾。他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过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我没有学过他们的信仰和宗教的教义和变革,不清楚他们记下来的“创世记”的话语没有。这里的讨论不涉及伊斯兰体系的宗教。西方的整个宗教体系中是以“旧约”为中心的。实际上“旧约”中所包含的是两部分历史:全人类的历史和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西方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耶稣基督把犹太人的历史的“宗教”改革为整个西方人的“宗教”,以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天主教”。我们这里讨论的宗教改革,仅仅是对于统治整个西方世界的“天主教会”的改革。在维基百科上有一个简单的描述:

簡單的說,教會歷史上重要的改革都是教義的改革而非制度的改革。更嚴謹的說,即便是制度改革,也是奠基於教義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九世紀中葉,為要證明當時教宗所宣佈的主權是早在數世紀前就實行的假文獻“偽西多爾教令集”(Isidorian Decretals)出現時,許多有良知的主教曾群起反對這騙局,但終被壓制。

十二世紀又有法國的瓦勒度派反對煉獄說,強調平信徒可上台講道,教士的言論並非完全無誤等,聲勢相當浩大。雖遭到教宗視為異端,予以除名,改職,但他們至今仍然存在義大利阿爾卑斯山區,成為十二世紀以前改革教會(進)僅存碩果。

1453年奥斯曼帝国滅亡拜占庭帝國,逃亡到西歐的學者們帶來了大量的古典。文藝復興也隨這些東羅馬學者的逃亡而來。又隨著文藝復興的發展,人文主義成為當時歐洲的新思想,人們開始改變中世紀以「神」為本位的人生價值,而開始認真思考以人為本位,追求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新觀點。就在這樣的新思想下,基督教的人生觀也慢慢的受到民眾的懷疑。

教會的腐敗……、君權與教權的爭執……(导致了宗教改革的直接原因)……在中古世紀的時候,教宗對人民心中的權利遠高過國王。教會也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斷的干涉政治,也引發了很多君主與教宗的衝突事件,如神聖羅馬帝國腓特烈三世罷逐教宗,甚至出兵羅馬。新教徒的宗教改革運動需要王公的支持,教會龐大的財產成為各地王公覬覦的目標,只要改奉新教,馬丁·路德就願意承認他是本國的宗教領袖。 1525年,條頓騎士團的第三十七任勃蘭登堡的大團長阿爾布雷希特 (普魯士)接受馬丁·路德的建議,結婚,宣佈由宗教性的統治,走入世俗化的統治,轉換成路德教派,向波蘭齊格蒙特一世老國王臣服效忠,成為第一個將路德教派定為普魯士公國的國教,公爵成為教會領袖,也取得世襲繼承的權利。 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有樣學樣,讓議會通過的至尊法案,以法律的正當性成為英格蘭國教的領袖,脫離羅馬教廷,英格蘭各地的許多教會或修道院的土地資產被國王及貴族們掠奪了。到了文藝復興時代,民族主義的萌芽讓人民不再以教宗為尊,而是以國王為大。教宗的勢力也慢慢的削弱了。

从宗教改革的那个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宗教”和“信仰”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在中古世纪的時候教,宗教對人民心中的權利遠高過國王,但是那样的“宗教”也只是原始的信仰,那种原始的信仰,虽然深深地蕴藏在人民心中,但在人民的日常思维和实践中,总是显得混沌和空虚。如果没有“人间思维”或“人间理性”的发展,那个“宗教”也会失去“神的话语”的实质,只保留一些没有“神的智慧”的崇拜形式。一个与人类社会的主体相隔离的人群是无法发展的。当它和发展了的人群发生碰撞时,总是要失败的,他们的原始信仰也会随之消亡的。这就是耶和华神为了在人间保留住“神的话语”,要在两河流域附近,遴选一个家族来保守“神的话语”,同时也给另一类人群以不同形式的“神的话语”和不同形式的保守和看顾的原因。

没有人能够看到“神”,更没有人能够“代表”神,也没有人能够完全地懂得“神的智慧(或神的理性)的话语”。但是神确确实实地在两类不同方向发展的人群中,都留下了看似并不相同的“神的理性的智慧”。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人们心中能够保留住“神的话语”,不被篡改的“神的话语”。神很清楚:只有那个已经有了相似于“神的样式”的民族,才能够保留在“神的样式”上最完整的“神的话语”。人间一定会有一些“英雄和伟人”会通过宗教的“制度”来使人们去崇拜“神”,而在那个崇拜的过程中,把自己变成“假神”。所以,“教會歷史上重要的改革都是教義的改革而非制度的改革。更嚴謹的說,即便是制度改革,也是奠基於教義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这句话说得并不清楚,实际上宗教的改革就是神与人的关系不断改变:一种就是改革教会制度,使得那些英雄和伟人获得越来越多的原本属于神的权势和属于公众的财富;但是那些人是改革不了“神的话语”的教义的,因为那些“神的话语”,他们根本都读不懂。而另一些有信仰的人,就为维护神的话语的真理而奋斗。马丁·路德就是那样的人,他的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为:

“惟獨聖經”、“惟獨信心”、“惟獨恩典”

1513至1516年間,路德開始講授詩篇、羅馬書、加拉太書等聖經書卷,一些他原来的讲义和听课笔记保留至今。一开始他还追随当时教会的学说将旧约体会成基督的隐喻。他追索奥卡姆、新柏拉图主义密契主义的圣经解释,但他已经开始将这些解释改为针对每个人,而不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教导。一日,他孤独地冥想羅馬書中的诗句时,他突然发现了他十年来所寻找的真理-「義人必因信得生」,神的話突然向他發出亮光 :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看到“義人必因信得生”(羅馬書1:17)時,突然觉醒到原來人的得救只是因為他對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把一切宗教法都不能保證使人得以“稱義”。路德自述:「從此,我覺得自己獲得新生………整本聖經以全新的面貌向我展開,我瀏覽聖經,到處都有類似的話語。」路德發現,人的得救並非倚靠 行為,乃是藉著信神的話,並信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路德形容,这个经验是一个巨大的解放,使他從對神律法的外在恐懼,轉到對其恩典的主觀經歷,而發展 出了「惟獨聖經」(sola scriptura)、「惟獨信心」(sola fide)這兩個宗教改革的主要觀點。

当然他也不是得到了所有的“神的话语”中所蕴涵的真理,是得到了“神的话语”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真理的启示。那个“启示”就是在神的“大能大智”面前,所有有信仰的人,都是一律平等的,人人都可以因为他的义而获得信。因为他对于上帝的信仰及上帝的恩赐而得以“称义”。其他一切人间的教会中的律法都不能使人得以“称义”。这样就把一切宗教中外在的律法和制度都可以抛置脑后,“唯独圣经”才是真理的源泉。

但是马丁·路德得到的依然不是神的“完全的真理”,而仅仅得到了“神的话语”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真理的启示。从而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与“神的话语”的信仰“链接”在一起创造了条件。把“神的理性”放置于所有人间理性至上。当然他的宗教改革并没有改革耶稣基督在“新约”中的任何教义,更没有在改变任何“旧约”中耶和华“神的话语”。但是像耶稣彻底改变了法利赛人对于耶和华神的“戒律”的僵化的解读,把耶和华神从以色列民族的神,提高到全人类的神。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是一样,用耶稣基督的三位一体”的福音彻底地改变了天主教的经院对于耶稣基督教义的僵化的解读。“唯独圣经”就是把“圣经”才是真理的源泉。

马丁·路德把耶稣基督的“三位一体的福音”和“人间理性”之间关系看成了并不矛盾的关系,这就为科学和民主的发展打破了禁锢。从此西方的“理性思维”才能真正摆脱天主教宗教戒律的束缚,信仰和科学得到了和谐发展的条件。但是在那个时代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实际上依然只是“人间的智慧”,人们并没有能力从“圣经的话语”中,获得“神的话语”中的完全的真理,人永远不可能得到“神的话语”中的完善的“真理”。这就是我们今天依然要在更加崎岖的道路上寻找“神的话语”中寻找真理的原因。要寻找“神的话语”中的真理,必须从“神的话语”中所蕴涵的对于认识宇宙、认识社会发展和每个人认识自己的人生,三个方面一起发展。看起来社会发展道路,对于人类来说是主要的。但是没有绝大多数人,对于人生的正确的感悟,没有广大公众对于“神的话语”的正确的理解,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是找不到的,每个国家都在找自己强大的路,最后世界反而越来越不安定。但是没有对于大自然的合理的认识,“神的理性”不能真正的高于“人间理性”,人生的正确道路也是找不到的。

(20) 信仰与哲学    (6)理性读圣经,谦诚学做人

在上篇中,我提到了用两类“人间语言”来解读“圣经的话语”,心里总不踏实。又反复看了中文《圣经》启导本。在“创世记”第四章,写完该隐一族的历史以后,在启导本中有一段导读:这里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该隐式的文明,越来越远离神的意旨:塞特的榜样遵循亚伯的路,寻求神求告祂的名。导读:创4:26。在这里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的方向。虽然这里把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人类简单地冠以一类人是向着神的,而另一类人是背离神的。在下一段还有一句话:该隐建城代表他受诅咒后,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以减低诅咒之苦。人类从这里开始,发展出最早期的文明;但后来这文明为洪水所灭。

《圣经》的最大特点就是祂的话语是不断发展的。有了“旧约”,还要有“新约”;有了“旧约”和“新约”的天主教的《圣经》以后,还要有“新教”。“新教”和“天主教”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其实所有的宗教,或在名义上已经与“宗教”和“神”完全没有联系了的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也都一样,不论是“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等等也都一样,也都是在不断的发展。这种发展道路的“根本”都是“人和神”的关系。即使是自称为“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反对一切“宗教”的“主义”、“思想”或“意识形态体系”,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神”、摆脱不了那个人间的思维、或科学、或哲学、或主义、或思想等等的“起初”。“神”是什么?,我们信仰的“起初”“神”就是“起初”。这个“起初”在哪里就在《圣经》的“创世记”上。那是一本人类最早的、至今被翻译成几千种文字的,而且那些不同文字之间基本上可以相互沟通的“书”。在这本人间最特别的“书”上,只要一打开,第一个词就是:“起初”。这就是全人类“思维”的“起初”。不仅人类的“思维(或精神)”有“起初”,人类的一切的“实在”:“国家”、“民族”、直到“全人类”,地球、太阳系、整个宇宙,也都有“起初”。《圣经》只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为什么那本人类所传下来的第一本书中,起初,就这么几句话呢?“灵”就是“精神”,就是“思考”。神为什么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水面上开始思考呢?在这个思考的基础上,开始了“创造”。神“创造”的是什么?怎么样“创造”的?如果说神创造“天地万物”,起初不已经创造天地了吗,下面是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创造天地万物的吗?那么祂是怎样创造的呢?他的创造很简单:就是说有就有,说立就立。我们从那样的“大能”的神的创造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如果说,我的“读圣经,学科学”到底想讨论什么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把圣经和科学放在一起来讨论,首先、是把“创世记”和所有的哲学和科学放在一起来讨论。为什么要强调把“创世纪”作为所有“哲学”和“科学”的第一本参考书呢?而且这个“哲学”和“科学”又是包含“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这就是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大自然的、社会的,精神的、实在的,“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的“起初”。在我的心中“圣经”就是一本对于“起初的书”。要把“书”和从外部所加诸于这本书的东西区分开来。但是这本《圣经》又不是一个人、一个时代,或一群人、几个时代所写出来的,而是很多很多人,用几千种文字所写的,从“起初”直到今天所写出来的。每一本不同文字的《圣经》实际上又包含使用哪种文字的有信仰的人,在学习中所加入的那个时代的对于《圣经》的理解。我喜欢读中文《圣经》启导本,就是哪里有用中文的人,对于《圣经》的理解,他们是有信仰的人,而且从用中文的人的整体思维能力的历史发展的积累起来的“人间思维”能力,解读出来的、对于《圣经》的理解。从中文的《圣经》启导本上,我读到了什么呢?读到了“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该隐建城代表他受诅咒后,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以减低诅咒之苦。人类从这里开始,发展出最早期的文明”。在我看来,这就是神对于人类分成两类不同方向发展的人群,东方人和西方人,而且是东方人发展出最早的文明的清楚而又明白的说明。但前面的每一句又加上了:“该隐式的文明,越来越远离神的意旨:塞特的榜样遵循亚伯的路,寻求神求告祂的名”,“但后来这(该隐后代的)文明为洪水所灭”。这两句的“理解”或“解读”,在今天就值得商榷了。这实际上和“创世记”中,也和《圣经》的整个精神并不相符。

在《创世纪》中,如此详细地写出了该隐后裔们发展出人类最早期的文明,怎么又能把它毁灭呢?《圣经》中所用的话语,应该是先民时代的人们共同的话语,我们不能把我们后人的“人间理性”思维的推理能力加与耶和华神的话语上。要知道耶和华神的话是:“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不需要用“人间理性”去证明那些“有”和“立”的依据。因为他的理性远高于“人间理性”。耶和华神在造人过程中,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所用的“话语”,用“人间理性思维”的推理,看起来都是不合“逻辑”的。但这正是神的话语中所蕴涵的“大智”。神把他的“大智和大能”结合的一起的话语,称为“混沌”。就在这个混沌中蕴涵着最高的理性。“人间理性”只能来自那个“起初”的“神的理性”。只要我们看一看前面讨论的古希腊人在先毕达哥拉斯时代所创造的“理性思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来自“创世记”,而远远低于创世记,它才是真正混乱的。

神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以后任何时候也没有说过,该隐后裔创造的人间最早的文明被洪水所灭了。圣经只有,在大洪水前,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合交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神看到他们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神要灭的是那些人,神不会去消灭整个人群,只是灭掉人群中的所谓的伟人和英武有名的人。该隐的后裔中当然也有那种自命为伟人和英武有名的人,神也会用祂的方法去消灭那些人,也会像保护挪亚那样去保护该隐后代中,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的人。

该隐式的文明中,一定会有越来越远离神的意旨的人,也有那种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的像挪亚那样的义人。塞特的后代中也是一样,这从第三章中,神就作了最清楚的说明:神的形象是造人时就人人都有的。神的样式不是神直接给予人的,实际上人是得不到真正的神的样式的。我们今天把神的样式,称为“理性思维”,“创世记”又说到人得到的那种“神的样式”只是一种“相似”而言。但是神确实是要以色列人能够做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人,但是最后一样是做不到啊!对于塞特后裔,神遴选他们,就是神想要通过他们告诉人的最重要的话语:神的样式,神的分辨善恶的能力,你们人是得不到的,你们听了蛇的话所吃的智慧树上的果子,也只能得到相似于“神的样式”的“人间的理性思维”能力而已。两类发展方向的人群就是:形象思维能力制约着形式思维能力的民族和形式思维能力不受形象思维约束的民族。《圣经》中实际上一直提到神是全人类的神,神总是要这两类发展方向的人群自己在相互碰撞和融合中去追寻发展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合一的真正的智慧。祂所能留下的话语,留下与人间的话语,最后也只是用“人间智慧”,人间语言所写下“神的话语”。

《圣经》中的“神的话语”,本来就是理性的话语。这个“理性的话语”的特性就体现在“神的话语”随着每一篇、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都在发生着“改变”。就像“创世记”中造人的那个过程。神的话语中不时在变动的就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就是他所造的人与“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的关系。最后出现了中文《圣经》启导本中所指出的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这是不是中文启导本中所特有的,我不清楚,但是《圣经》原文“创世记”第四章中,虽没有说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和该隐的后裔发展出人类最早期的文明,那样的话。但是又确确实实的写了关于该隐后代的信息,写了很多,比赛特后代的信息要多得多。为什么中文的《圣经》启导本上,有“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因为那是具有中华古文明的中国的信仰追求者所写出来的。他们祖先已经给他们的大脑中刻下了神对他们祖先的“话语”,那个“话语”就是《易经》:神已经告诉了他们:祂的话语就是“易”,就是随着时间在不停的发展,发展就是“易”。而这个“易”就是交换或变化。就是“相反相成,相生相克”。完全用西方人的思维,与神的样式相似的“形式思维”去思考,该隐的后裔应该被大洪水所灭了。但是东方人的祖先,用与神的形象相似的“形象思维”去思考:“相反相成,相生相克”就没有了主体,或者说把主体说成了“万物”: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两部分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家程十力所说的“不二学说”,或者今天的熊宇丹老先生的哲学观。这个哲学观也是有用的,但是也是“混沌”,谁也说不清“万物”怎样的“相反相成、相生相克”。东西方思维的碰撞就是要在相互交流和理解中,读懂更多的“神的话语”中对于我们的时代所启示的“真理”出来。

这里既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人类的最早期的文明就是从该隐的后代发展出来的。后面“但后来这文明为洪水所灭”这句话,显然不是圣经中的原话,也不符合“神的话语”的原意;是用“人间理性”的逻辑思维所推理出来的。《圣经》的旧约前十章中写了人类的两次大的民族分离:一次是大洪水以前的,该隐后裔的分离,他们向东而去,神一直看顾着他们。记载下人类发展出最早期的文明。但是,那个时候,人间的话语虽然是共同的,但是又是贫乏的、混沌的,还没有能够把话语凝固下来的“文字”,只有有了“文字”,“神的话语”才能够以“神的样式”保留下来,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承。但是“文字”本身也是“人间思维”的结晶,它有两重性:既有特定范围内的“明确性”,更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带来的发展和变化性,和那种发展和变化所带来的歧义性。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中,写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时,特别有意思的还是那两位“拉麦”。该隐后裔的“拉麦”,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另一个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另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是打造各种铜铁利器之人的祖师。塞特的后裔也有一个叫“拉麦”,那个拉麦生下了挪亚,才有了大洪水,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所以拉麦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原始社会中,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始的一个标记。到了他们的儿子的时代,这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民族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在以色列民族所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了该隐后裔的信息了。所以说“后来这文明为洪水所灭”。这句话是圣经上所没有的,理性的来看,也是不可能的。

该隐是农耕民族的代表,他杀了牧羊民族的代表亚伯,只是一种隐喻式的语言,说明牧羊民族比较软弱,他的发展没有农耕民族来得快。农耕民族和牧羊民族分离后,很快地占据了欧亚大陆的三个最大的大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早在五千多年前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但是神还是要遴选一个人口不多的、养羊的、生活在比较狭小的两河流域的、但已经有了和神的样式相似的民族。来帮助他们发展对于“神的样式”的智慧,只有这个“神的样式”的智慧,才能够使人类的智慧和动物的智慧完全地区别开来,才可能使“人类的智慧”获得向前发展的能力。

有信仰的人,至今还在不断的见证着《圣经》中的“神的话语”。这些信仰的追求者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地位,在他们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不同境遇中,来见证耶和华神的“大智和大能的话语”。这就使得我们追求的信仰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了一种既不僵化,又不分离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有信仰的人和耶和华神所留下的“话语”之间的关系。我在上一篇中所写的,那个三十五年前来自台湾的弟兄告诉我的,信仰与科学之间的既是“平行”的、又是不断地“相交”的关系——根与枝叶和花果的关系。当然那位弟兄(很抱歉,我连他的名字也完全忘记了)所说的“平行”和“相交”不是欧氏平面几何中的“平行”和“相交”的概念。欧氏几何的概念是“人间智慧(或人间理性)”下的概念,“欧氏平面几何”中的那些“平行”和“相交”的概念,既是来自“神的话语”,或者说是与“神的话语”相交(或称链接)的“人间智慧”。所以,以后人间智慧的再发展,最后都还要和欧氏几何相交(相联接),但是它的“联接”仅仅在一定的范围内,在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那个“起初”的一定范围内才是有效的,离开了水面,特别是加入了新的物理元素,就不适用了,当然也不适用于对于“神得话语”的解读。

离开了“水平面”,就出现了“非欧几何”,或者说就是爱因斯坦所用的“黎曼几何”,爱因斯坦用它来建立了“相对论”,但是相对论中的黎曼空间和“欧氏平面几何”没有“链接”在一起。在那里“球坐标”和欧氏空间中的“平直坐标”之间的“体积不变性”的最根本的“物理实在”被忽视了。通过R=ct的时空关系,把人类直觉的“体积不变性”的“逻辑起初”在这里断裂了。

在应用物理的电磁场理论中,这一点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在应用物理的电磁场理论中,除了时空,还有一个新的物理量,就是“场”。求解“场”的时空特性,必须在空间积分,在积分中,必须保持积分的“体积元”的不变性——对于不同坐标系的“微分体积元”的不变性。由此得到对于各种不同广义正交坐标系的“捺莫系数”。我在2003年讨论相对论的香山会议上结识的张操教授,当时就提出了要重新把“平直坐标(笛卡儿坐标)”引入“相对论”的建议。正是他的话,给了我以启发,让我看到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与“空间”这个宇宙的“实在”相背离了。在创世记的“神的话语”中蕴含着对于空间的“原初理念”。现代数学把任何“数字”的集合,甚至把任何人为界定的“拓扑”观念下的“集合”,统统都用“空间”来表示,除了造成人间思维的混乱以外,并不能给人类正确认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道带来有用的思维方法。这些我们将在下面的“信仰和数学”中再作详细的讨论。

爱因斯坦的伟大就是他晚年已经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并不懂电磁场理论,人类实践还没有为他准备好关于电磁场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感性材料”。但是他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提出相对论不是“纯粹的物理学”,必须去探索和建立“实物与场并存”的物理学。对于同一逻辑体系下所得到的“量子力学”,提出了“上帝是不掷骰子的”的名言。坚定地与霍金等人的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没有逻辑地、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相对论量子力学”脱离关系,与走得越来越远的现代宇宙学、现代天文学和基本粒子理论,那样一些在逻辑悖论道路上的越来越荒谬的现代物理学相绝交。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路。就是因为个人的大脑的能力和人群的实践能力之间的发展总是处于“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关系上。先是有一些先驱者发现了原有“人间理性”已经处于脱离了它的“有限论域”的时候,努力地追寻发展“人间智慧”的出路。但是没有新的人类实践发展的情况下,任何人也无法提出完全正确的新的“人间的理性”体系。就像爱因斯坦那样提出了“相对论”的理论体系,希图用它来代替牛顿的僵化的“理论体系”。他的错误的理论体系,在打破旧理论体系的僵化上,是有功绩的。它为人类实践的新探索打破了禁锢。但是在他发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不完整性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能力来说服那些追随者;他们依然要打着他的相对论的旗子,沿着他的错误的理论道路上大步前进,兴起了一重又一重的汹涌潮流。这种潮流有时候可以持续数千年。中华文明中的“儒教”就是那样。爱因斯坦所开始的现代物理学,带领着现代数学和现代哲学的向前发展,带领着20世纪的整个社会向着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汹涌向前,不可阻挡。它不但影响着人类正确认识大自然的道路,同样返回来影响社会发展的道路,最后是影响着人类信仰的路:唯物主义汹涌泛滥,愚昧和邪恶已经充满人间。

就像我在前面那些网文中所说,当今的世界就像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那样,让代表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的两类国家和人群走到一起,在碰撞和融合中来发展“人间的理性”。今天的世界就是中国的孔、孟、老、庄的“易经文化”和美国的自由竞争的“进化主义的哲学”发生碰撞的时候了。这就是我在上一篇网文中提出“双赢”的道路,和“双败”的结果的意思。“双败”不是谁把谁打败,而是谁先让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的“人间的理性”败于“神的理性”。中国人必须把“儒家”的“意识形态”败于“神的理性”,把所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科举哲学”败于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当然,这种败,不是真败,败给了神就是胜利,就是新生。而美国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广义进化主义”哲学下的“人间智慧”当然也必败于“神的理性”,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正直的政治家、科学家、神学家和一般的公众都在为此而奋斗:决心扭转把人类社会向着一个“人间智慧”的“大赌场”发展的可怕的道路,真正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真谛上来。

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神的话语”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真理的“启示”。那个“启示”就在新教的“三位一体的福音”的追求上。从耶稣基督的“大爱”,已经看到了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国家,走向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方向。天主教的“神学崇拜”一度把信仰的发展引上错误的道路。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的理性高于人间理性。但是看来宗教改革的这段道路还很长,正如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的信仰者,林语堂先生的“信仰之旅”中,高呼着:“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理性”?他的呼唤是一个有信仰者的呼唤,而西方的现代哲学家罗素的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又广阔的“哲学领域”呼喊,只是一个走向唯物主义的探索者的绝望的呼喊。我们今天的耶稣基督和耶和华神的“神的话语”的信仰者,应该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继续向前推进。而继续推进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理性读圣经,谦诚学做人。

为什么是马丁·路德所推动的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理性读圣经,谦诚学做人”呢?先让我们看一看宗教改革的历史。当然那个宗教改革的历史,也只是从罗马“天主教会”向着四分五裂的西方各种教会的那个历史发展的一段路程。在这个宗教改革的历史路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些宗教,都有共同的“旧约”作为信仰的起初。所以也应该包括坚持“旧约”圣经的“犹太教”。但是不包括该隐后裔的东方人的“宗教”,在东方的“宗教”,他们的人类发展方向与西方的不同,他们是神的形象的人群(家族、民族或国家),他们所记忆的神的话语,是用“象形文字”记载下来的,“象形文字”在原始先民的时代,用的是有限的“象形的符号”记载着“神的话语”,象形文字和话语之间没有直接的固定的联系。话语会随着时代而改变,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那种“象形文字”文字下记载下来的、零星的、不连贯的“神的话语”就比以色列人的“创世记”要模糊和混乱得多了,但是那里依然有西方语言中所没有的,同样是“人间思维”中所不可缺少的,带有与“神的形象”相似的“神的话语”。

东西方的人类两个发展方向,还不包括人类第三次大分离中所分离出去的“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比东方人与神所遴选的以色列人分离得晚,还记得耶和华的名,也受过耶和华神的保守和看顾。他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过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我没有学过他们的信仰和宗教的教义和变革,不清楚他们记下来的“创世记”的话语没有。这里的讨论不涉及伊斯兰体系的宗教。西方的整个宗教体系中是以“旧约”为中心的。实际上“旧约”中所包含的是两部分历史:全人类的历史和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西方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耶稣基督把犹太人的历史的“宗教”改革为整个西方人的“宗教”,以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天主教”。我们这里讨论的宗教改革,仅仅是对于统治整个西方世界的“天主教会”的改革。在维基百科上有一个简单的描述:

簡單的說,教會歷史上重要的改革都是教義的改革而非制度的改革。更嚴謹的說,即便是制度改革,也是奠基於教義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九世紀中葉,為要證明當時教宗所宣佈的主權是早在數世紀前就實行的假文獻“偽西多爾教令集”(Isidorian Decretals)出現時,許多有良知的主教曾群起反對這騙局,但終被壓制。

十二世紀又有法國的瓦勒度派反對煉獄說,強調平信徒可上台講道,教士的言論並非完全無誤等,聲勢相當浩大。雖遭到教宗視為異端,予以除名,改職,但他們至今仍然存在義大利阿爾卑斯山區,成為十二世紀以前改革教會(進)僅存碩果。

1453年奥斯曼帝国滅亡拜占庭帝國,逃亡到西歐的學者們帶來了大量的古典。文藝復興也隨這些東羅馬學者的逃亡而來。又隨著文藝復興的發展,人文主義成為當時歐洲的新思想,人們開始改變中世紀以「神」為本位的人生價值,而開始認真思考以人為本位,追求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新觀點。就在這樣的新思想下,基督教的人生觀也慢慢的受到民眾的懷疑。

教會的腐敗……、君權與教權的爭執……(导致了宗教改革的直接原因)……在中古世紀的時候,教宗對人民心中的權利遠高過國王。教會也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斷的干涉政治,也引發了很多君主與教宗的衝突事件,如神聖羅馬帝國腓特烈三世罷逐教宗,甚至出兵羅馬。新教徒的宗教改革運動需要王公的支持,教會龐大的財產成為各地王公覬覦的目標,只要改奉新教,馬丁·路德就願意承認他是本國的宗教領袖。 1525年,條頓騎士團的第三十七任勃蘭登堡的大團長阿爾布雷希特 (普魯士)接受馬丁·路德的建議,結婚,宣佈由宗教性的統治,走入世俗化的統治,轉換成路德教派,向波蘭齊格蒙特一世老國王臣服效忠,成為第一個將路德教派定為普魯士公國的國教,公爵成為教會領袖,也取得世襲繼承的權利。 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有樣學樣,讓議會通過的至尊法案,以法律的正當性成為英格蘭國教的領袖,脫離羅馬教廷,英格蘭各地的許多教會或修道院的土地資產被國王及貴族們掠奪了。到了文藝復興時代,民族主義的萌芽讓人民不再以教宗為尊,而是以國王為大。教宗的勢力也慢慢的削弱了。

从宗教改革的那个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宗教”和“信仰”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在中古世纪的時候教,宗教對人民心中的權利遠高過國王,但是那样的“宗教”也只是原始的信仰,那种原始的信仰,虽然深深地蕴藏在人民心中,但在人民的日常思维和实践中,总是显得混沌和空虚。如果没有“人间思维”或“人间理性”的发展,那个“宗教”也会失去“神的话语”的实质,只保留一些没有“神的智慧”的崇拜形式。一个与人类社会的主体相隔离的人群是无法发展的。当它和发展了的人群发生碰撞时,总是要失败的,他们的原始信仰也会随之消亡的。这就是耶和华神为了在人间保留住“神的话语”,要在两河流域附近,遴选一个家族来保守“神的话语”,同时也给另一类人群以不同形式的“神的话语”和不同形式的保守和看顾的原因。

没有人能够看到“神”,更没有人能够“代表”神,也没有人能够完全地懂得“神的智慧(或神的理性)的话语”。但是神确确实实地在两类不同方向发展的人群中,都留下了看似并不相同的“神的理性的智慧”。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人们心中能够保留住“神的话语”,不被篡改的“神的话语”。神很清楚:只有那个已经有了相似于“神的样式”的民族,才能够保留在“神的样式”上最完整的“神的话语”。人间一定会有一些“英雄和伟人”会通过宗教的“制度”来使人们去崇拜“神”,而在那个崇拜的过程中,把自己变成“假神”。所以,“教會歷史上重要的改革都是教義的改革而非制度的改革。更嚴謹的說,即便是制度改革,也是奠基於教義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这句话说得并不清楚,实际上宗教的改革就是神与人的关系不断改变:一种就是改革教会制度,使得那些英雄和伟人获得越来越多的原本属于神的权势和属于公众的财富;但是那些人是改革不了“神的话语”的教义的,因为那些“神的话语”,他们根本都读不懂。而另一些有信仰的人,就为维护神的话语的真理而奋斗。马丁·路德就是那样的人,他的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为:

“惟獨聖經”、“惟獨信心”、“惟獨恩典”

1513至1516年間,路德開始講授詩篇、羅馬書、加拉太書等聖經書卷,一些他原来的讲义和听课笔记保留至今。一开始他还追随当时教会的学说将旧约体会成基督的隐喻。他追索奥卡姆、新柏拉图主义密契主义的圣经解释,但他已经开始将这些解释改为针对每个人,而不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教导。一日,他孤独地冥想羅馬書中的诗句时,他突然发现了他十年来所寻找的真理-「義人必因信得生」,神的話突然向他發出亮光 :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看到“義人必因信得生”(羅馬書1:17)時,突然觉醒到原來人的得救只是因為他對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把一切宗教法都不能保證使人得以“稱義”。路德自述:「從此,我覺得自己獲得新生………整本聖經以全新的面貌向我展開,我瀏覽聖經,到處都有類似的話語。」路德發現,人的得救並非倚靠 行為,乃是藉著信神的話,並信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路德形容,这个经验是一个巨大的解放,使他從對神律法的外在恐懼,轉到對其恩典的主觀經歷,而發展 出了「惟獨聖經」(sola scriptura)、「惟獨信心」(sola fide)這兩個宗教改革的主要觀點。

当然他也不是得到了所有的“神的话语”中所蕴涵的真理,是得到了“神的话语”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真理的启示。那个“启示”就是在神的“大能大智”面前,所有有信仰的人,都是一律平等的,人人都可以因为他的义而获得信。因为他对于上帝的信仰及上帝的恩赐而得以“称义”。其他一切人间的教会中的律法都不能使人得以“称义”。这样就把一切宗教中外在的律法和制度都可以抛置脑后,“唯独圣经”才是真理的源泉。

但是马丁·路德得到的依然不是神的“完全的真理”,而仅仅得到了“神的话语”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真理的启示。从而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与“神的话语”的信仰“链接”在一起创造了条件。把“神的理性”放置于所有人间理性至上。当然他的宗教改革并没有改革耶稣基督在“新约”中的任何教义,更没有在改变任何“旧约”中耶和华“神的话语”。但是像耶稣彻底改变了法利赛人对于耶和华神的“戒律”的僵化的解读,把耶和华神从以色列民族的神,提高到全人类的神。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是一样,是用耶稣基督的“三位一体的福音”彻底地改变了天主教的经院对于耶稣基督教义的僵化的解读。“唯独圣经”就是说,只有“圣经”才是真理的源泉。

马丁·路德把耶稣基督的“三位一体的福音”和“人间理性”之间关系看成了并不矛盾的关系,只要把“神的理性”置于“人间理性”之上,就可以发展“人间理性”。这就为科学和民主的发展打破了禁锢。从此西方的“理性思维”才能真正摆脱天主教宗教戒律的束缚,信仰和科学得到了和谐发展的条件。但是在那个时代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实际上依然只是“人间的智慧”,人们并没有能力从“圣经的话语”中,获得“神的话语”中的完全的真理,人永远不可能得到“神的话语”中的完善的“真理”。这就是我们今天依然要在更加崎岖的道路上,从“神的话语”中寻找真理的原因。要寻找“神的话语”中的真理,必须是“神的话语”中所蕴涵的对于认识宇宙、认识社会发展和每个人认识自己的人生,三个方面合一的真理。看起来社会发展道路,对于人类来说是主要的。但是没有绝大多数人,对于人生的正确的感悟,没有广大公众对于“神的话语”的正确的理解,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是找不到的,每个国家都在找自己强大的路,最后世界反而越来越不安定。但是没有对于大自然的合理的认识,“神的理性”就不能真正的高于“人间理性”,人生的正确道路也是找不到的。理性读圣经,谦诚学做人,就是社会发展要“效法自然”和做人要谦卑、要格守“伦理”的底线,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够避免再一次的暴力思维所造成的灾难,沿着“神的话语”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21) 信仰与哲学    (7) 社会民主主义的左右两翼

在讨论今天世界上国家之间存在所存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支持把世界分成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观念,而是把它看作社会民主主义的左右两翼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区分的两个世界,都是摆脱了“神的话语”指引的,在人间智慧的“意识形态”引导下的社会,都不是神所指引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要真正认识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还是要先看一看中文《圣经》启导本上的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的论述。实际上直到今天,人类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其“根”都来自圣经的创世记上的“神的话语”。人类社会不可能沿着一个直线轨迹前进,这个道理已经为现代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所认识。但是在人间的“精英群体”中,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在古老的东西方的“神的话语”中,存在着指引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启示。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中,写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时,特别有意思的还是那两位“拉麦”。该隐后裔的“拉麦”,他有两个妻子: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亚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帐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雅八的兄弟名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洗拉又生了土八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或作铜匠铁匠的祖师]土八该隐的妹子是拿玛。创4:19-22。圣经上写到这里,还没有提到过塞特。塞特是在该隐离开亚当和夏娃的居住地以后一百三十年才出生的,那已是第五章了。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在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创5:1-2。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岁”这个“时间单位”,在此前还只提到过第一日、第二日……到第六日。那些只是表示顺序的数,单位是“日”,从白昼到黑夜一个变化称“日”。而第四章中有了“量数”,一百三十,是一个很大的十进制量数,比前面用过序数大得多了。再以后有了“年”的时间观念,“年”的时间观念来自该隐的后裔。那些岁和年的观念和创世记第一到第六日的序数一样,只是抽象的观念。因为那种观念,还没有界定它的东西。创世记的起初,是天地万物的“起初”,也是人类的“起初”,创世记的前面几日,连太阳、月亮还没有造出来,这个第几日的时间顺序,很快就中断了。到后面再重新出现时就以各个国家的帝王来定年代了,只有在那时候,“时间”的概念才有了“人间智慧”和“神的话语”的“链接”。与“人间智慧”相链接以前的神的话语是混沌的,没有链接到神的话语的“人间话语”是“空虚”的。实际上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也是那样,没有与神的话语相链接的“科学”是虚拟的,而没有为人间智慧提供链接的“神的话语”也是混沌的。我们有信仰,就是信那些东、西方的“神的话语”是能够为“人间的智慧”提供链接的。相信“创世纪”中的那个起初。那些创世记里的时间观念作为历史的时间观念是混沌的,是无法用来与后来人间的历史上的时间观念直接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人间历史上的时间进程的推演的。但是,创世记中的那些序数,作为时间的顺序的抽象概念,又是人间智慧的“起初”,那些“日”和“年”作为两类相关联的时间的“单位”也是人间智慧的“起初”,不仅是时间观念的起初,同时它又是人类的数字观念的“起初”。

神的话语在认识宇宙上,给人们提供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原初理念”,这是整个自然科学理论的“起初”。不能和那个“起初”相链接的自然科学理论都是空虚的,或者用今天的更通用的语言是“虚拟”的。现在全世界的自然科学界都在激烈地争论和动荡中。那个争论和动荡的起点是罗素对于哲学的界定:“但它(哲学)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罗素认为)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他明确地提出了“人类的理性”,并用“人类的理性”否定了“神的话语”的启示的权威。我们可以在哲学的领域内接纳“虚拟的科学”,因为它对于打破已经僵化的旧思维的框架起过作用,因而对于人类实践的发展有过牵引作用。它为人类思维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向前的牵引力,但是那个能够牵引人类思维能力向前发展的“科学”,并不能完全地承担起人类思维发展的全部,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的另一端在那里?就在“神的话语”的“起点”上,就在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信仰上。“人类的理性”实际上是任何人都得不到的。任何个人或人群都只能得到“虚拟”的科学。那个虚拟的科学还必须“反思”。回过头去从“神的话语”中获得对于那个时代的启示。黑格尔在这点上是对的,他把哲学界定为思维的“反思”。我国的现代哲学家范文澜想把西方哲学和“中华古文明”结合起来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提出了哲学是“思想的思想的思想”,并没有提供任何确定性的内容,反而把哲学搞得更加的神秘和混乱了。现在世界上把“哲学”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类。但是“唯物主义”实际上有两类不同的“唯物主义”,但这两类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那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人为的分类。真正的分类是:东方的“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它的实质是相似于神的形象的人群中的“唯物主义”,或者说是形式思维能力受到禁锢的“唯物主义”;而西方的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它的实质是,形式思维不受约束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东方人的唯物主义,是土八该隐后裔的唯物主义,他们开始时有相似于神的形象的思维能力,但没有把握数字能力的、不懂得形式思维的,而又背离了神的唯物主义。就像我们一生所受到的唯物主义教育那样,有一大堆的孤立的形象化的名词所组成的理论体系,就是缺乏那些名词间的逻辑推理的理论体系。最后他的形象就会慢慢的演变,演变到文化大革命中“四个伟大”、“三个无限”的假神形象的“唯物主义”。罗素的唯物主义是西方人的唯物主义,开始是雅八后裔的唯物主义,是有相似于神的样式的、形象思维能力的,但随后背离了神的形象,成了犹八后裔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唯物主义”。

以前西方神学家把蛇和撒旦看成是魔鬼,把人吃智慧树上的果子,看成是“人类犯罪”,把人间智慧看作一切罪恶的根源,也确实是有理由的。因为“人的智慧”总是残缺不全的,当人们有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智慧的时候,总是要把它夸大到不切实际的程度,以至于否定自己的智慧来自“神的智慧”,把自己或把某些对自己有用的“人间智慧”打扮成被人崇拜的偶像。到今天为止,现在的西方神学家的工作主要是从社会科学出发的,他们想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链接,或者说他们也是想用现代科学中的“人间语言”来“解读”或“窥见”旧约中的“神的话语”对我们时代的启示。但是今天西方自然科学所流行的是现代科学主流派的“人间语言”,已经背离了“神的话语”的信仰。所以西方神学家只能坚守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神的信仰”的启示,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窥见在社会科学上的“神的话语”的启示。他们在对于“创世记”的解读上,只能限于对“神的大能”的崇拜,而无法获得“神的大智”的启示。他们把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现代哲学中的逻辑悖论的“语言”,当作解读“神的话语”的一种工具,用相对论中的话语,什么在“张力”呀,“多维”呀,在那些以逻辑悖论为基础的“科学”话言,来把握信仰和当今的社会和人间的关系。我在教会中听过几次现代神学家的关于信仰的讲道,一些有信仰的基督徒,不认为他们是有信仰的人,或者说他们的信仰不是高于“人间理性”的信仰。所以西方的信仰正在节节败退,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在人间的思维能力还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准的时候,人类对于创世记中的“神的话语”只能从祂的“大能”中来获得“信仰”,但创世记中的“神的话语”中的“大智”又是无法从崇拜式的信仰中获得的。

在东方民族的“神的话语”中,有“效法自然”和“格物致知”,并把“格物致知”作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这些形象思维的语言,只是孤立的“词语”,东方的“神的话语”与圣经中的“创世记”相比,没有“神的样式”。什么是“神的样式”?神的样式就是按着神所给出的时间顺序,一个接一个地“说有就有,说立就立”。那些“有”和“立”内容和神的话语中的“顺序”结合起来,就是人间理性或逻辑的起初(或根)。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一些真正的精英们,都在反对今天已经僵化了的五千年封建的“人间理性”,追求逻辑和理性思维。但是他们也陷入现代哲学的“唯物主义”的话语之中,或者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语言去追求逻辑、理性或信仰。不读创世记中的神的话语,就得不到人间智慧的起初,最后还是追寻不到的真正的逻辑、理性和信仰。因为没有了神的话语中的起初,就没有真正的属于神的逻辑和理性,只有逻辑悖论基础上的不完全的逻辑和理性。没有圣经中“神的话语”的指引,人们无法得到“人类的理性”,也无法从东方人的“神的话语”——那些像“相反相成,相生相克”、“效法自然”、“格物致知”,“天下为公”,“民为贵”等等——那些话语中没有了“神的样式”,就不易与实际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有确定性的对照结果。要用东方人的那些孤立的“神的话语”中,来对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事件中找出理性的推理规则来,实在也是不可能的。

人观察大自然总能得到一些共同的观念,有了共同的观念,就有了可以推理或链接的依据。但是那些“链接”或“依据”,都是“有限论域”的,不是永恒的。但是人间黑白有谁能说清呢?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千千万万的人组成无数利益相依的人群,人群组成了国家,世界上有好几百个国家,所以与大自然现象相比,人间的事似乎更没有公理可循。所以我们中华古人的“神的话语”中有一个“效法自然”和“格物致知”那样的“公理”,但是在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依然处于空虚(或虚拟)状态的时候,那样的“公理”无法与形式思维的逻辑推理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从那些听起来好听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只能是特定时期的“公理”,而无法得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真理”会很快蜕变为越来越荒谬的“观念”。也就是说,东方人,看起来是有神,但是那个神总会慢慢变成“假神”。

我们相信,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就是神的安排。或者就是神所要告诉人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曲折的道路。神在创世记中不仅安排了该隐和亚伯(以及塞特)两个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的民族。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后裔中,在相同的时代,又安排了两个“拉麦”。通过两个拉麦,告诉人们这两类人之间的“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特点。东方“拉麦”是有相似于“神的形象”的人的后裔,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具有形象思维能力的民族;但是他却生了三个儿子,不仅是三个儿子,而是三类人的祖先:一个类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也就是类似于塞特(代替亚伯)的人,就是具有相似于“神的样式”的人——牧羊人;只是牧养的不只是羊了,所以改称“牧养牲畜”,还住进了帐棚。更有意思的是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同胞兄弟——弹琴吹箫的人的祖先,犹八。另一类是依然类似于该隐的,具有相似于“神的形象”的人,只是已经会用铜铁工具来耕作了,他的名字也特别,叫土八该隐,还有一个妹子是拿玛。显然,只有这个土八该隐的后裔,才是该隐的真正的继承者,神的形象的民族的继承者。

那个有了同胞兄弟,雅八和犹八的后裔,从神的形象的人,又“变易”为神的样式的人,还多了一个弹琴吹箫的弟兄。他实在有点像印度的古文明:那里有两类人:一类是具有神的样式的人,很聪明,是他们最先发明了0-9的十个阿拉伯数字,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文字语言”中唯一的为全人类所接受的共同的“文字符号”,这个“文字符号”既出现在全人类的文字语言中,也出现在抽象化的“形式(或数学)语言”中,到现代已经成为了更抽象的,即虚拟的“程序(或数字)语言”的主体。但是他们和塞特的后裔不同的是,没有了神的直接的看顾,他们的形式思维的能力失去了“神的话语”的约束,不断的发展,最后终于到达了自己否定自己的终点:一切都成了“无常”,成了完全的“虚无”。那样的思维方式成了那群人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后,那个社会只能走向消亡了。那个曾经在东方世界昌盛一时的佛教文明首先在自己的土地上消亡了。但是却又传到了土八该隐后裔的国家,中华的古老文化虽然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是以孔子的“儒教”为主的,但是一般的公众中还是离不了“佛教”;这个我们在以后讨论。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个犹八(就是弹琴吹箫的人的祖先)。如果把这些“名字”,和以色列民族后裔的名字中含有“雅”和“犹”的人联系起来看,总是让人感到带有一种“混沌中的深意”:名字中有“雅”的有以色列的先人,闪的弟兄雅弗;以色列的真正的先祖,后来改名为以色列的雅各;雅各的儿子中前面几个屠杀了示剑城的男丁、掳掠了所有女人和儿童,犯了大罪;继承以色列的子嗣叫犹大,但真正继承雅各的精神的是约瑟,约瑟的好兄弟叫雅悯。还有“新约”时代的耶稣的弟兄,新约中雅各书的作者也叫雅各。最后从以色列传承其家族的是犹大,大卫是犹大的子嗣,而大卫的后裔中又出了一个叫雅各的,雅各生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夫。当然最有名的还有一个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旧约时代和新约开始的时代的人,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多的“语言”,所以神总是把一些寓意蕴含在一些那个时代的人也能够理解的,“人名”和“先后的时间顺序”和“善”与“恶”的关系上了。“爱与公义”是永恒的,而具体体现“爱与公义”的“戒律”都会随着时间的顺序而变化。在圣经中只有耶和华和耶稣的名字是有“耶”的;代表神的样式的人在每个历史转折点的先祖的名字中,都有含“雅”的。代表神的形象的祖先的名就是“该隐”,因为“圣经”实际上是神的样式的民族的历史——所以圣经也是由相似于神的样式的人所写的,人被创造过程的历史和全人类的历史,主要也写在“旧约”的创世记里了,因为他们的“拼音文字”文字和话语相通,最接近于“神的话语”。那些比以色列人更古老民族所留下的“神的话语”是相似于神的形象的人群所写下的“神的话语”,里面也有“神的话语”中的“形象”,那些“形象”也是重要的,但形象是孤立的,它更不易为人间所解读清楚。神保守两类人,一类以“民族”的形式来保守,一类以“国家”的形式来保守。也就留下两类内涵相同,而语言形式不同的“神的话语”。一些现代的新教教会中有很高的现代科学修养的长老,总是在说,圣经中有四种话语:“神的话语”,“亚当的话语”、“夏娃的话语”,和“蛇的话语”。现在看来《圣经》中的关键人物的名字也有四类:一类和“神”相联系的含“耶”只有两个,和亚当和夏娃相联系的都有一个“雅”字或“该隐”;还有一个就是与“蛇的语言”相联系的人的名字,就是含有“犹”的。实际上亚当和夏娃应当是链接成一体的:亚当听夏娃的话,夏娃仰慕亚当、以亚当为头。他们就是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是“相反相成”的。他们的真正的“子嗣”都是以雅和该隐为名的。在《圣经》中,只在前四章中有该隐。第四章以后就没有了,不是被大洪水所灭了,而是“隐”起来了。为什么该隐会“隐”起来呢?因为《圣经》是神的样式的民族所写的,他们只是相似于“神的样式”。不把该隐的隐起来,那个时代的先民就会搞糊涂了,连神的隐喻式的话语也留不下来了。所以神要安排两类发展方向的民族,始终看顾着两类不同的发展方向的人,并不断地把他们带领到一起,在相生相克的碰撞中,融合在一起。但是两类不同发展方向的人群,也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留下他们的“神的话语”了。

犹八那类人在“创世纪”的前三章中还没有,那是因为那时人的生产能力还太低了,人人都要为生存而忙碌。所以亚当和夏娃的时代,是没有不从事为了维持生存而参加生产劳动的人的。只有到了人的生产能力提高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能出现那种专门“弹琴吹箫”的人。但是那样的不断推出“新的思维方式”的人,也是耶和华神安排的不可缺少的人群。在创世记前三章中,还没有哪类人,只能用用蛇来隐喻那类人以后的出现和存在了。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有那样的一个民族,就是来自古印度的后裔,他们离开了他的大哥雅八,独立活动的时候,先叫罗姆人,为了追求他们的自由自在、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又辗转到中东一带,成了岗茨人;最后又到了欧州,成了吉普赛人。那类人当然是非常聪明的,也是其他两类思维方式的人所喜欢的。他们也是神所安排的。在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年代,为了打破西方世界的“黑暗的中世纪”,最有冲击力的实际上是“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中,最有冲击力的就是那类人的放荡不羁的、争取个人自由的性格。文艺复兴中给普通百姓留下最大影响的,不是达·芬奇的蒙娜利莎,而是卡门、叶塞尼娜那样的与吉普赛人有关的活生生的故事。文艺联系着最广大的公众,但是它的逻辑和理性都是混乱的,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他们都很聪敏,如果没有对于“神的话语”的信仰,那种聪明就会转向愚昧,所以是“小聪敏”,也就是我们民族的神话故事“愚公移山”中的“智瘦”。但是最有长远影响的还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联系着的是信仰。但是信仰和文艺,这两类思维和语言都是没有“人间的理性”和“逻辑”的。他们的理性和逻辑都是混沌的,信仰中的“神的话语”,混沌中蕴含着与无限相联系的高于人间的理性。而文艺则只有人为的逻辑,或虚拟的逻辑下的人间的“文字语言”,他们很聪敏,会讲话,很受形式思维的人所喜欢,但如果没有信仰的约束,没有“神的话语”的约束,最后他们会把形式思维的人,拉向越来越远离“神的话语”的路。形象思维的人心里也喜欢他们,但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形象,就要严格的约束他们禁锢他们的思维。禁锢了他们的思维,实际上也禁锢了整个人群的形式思维能力的发展。最后是那个民族思维和文明的僵化——用对个人的崇拜来代替对神的崇拜,用“假神”来代替真神。

这里神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发展的两类不同方向,实际上是由三类不同的人所造成的:每一个人的“灵”中,都有三类不同的思维能力:像该隐那样的形象思维能力,象塞特那样的形式思维能力,还有像犹八、像蛇那样的思维能力——不受约束的自由的思维能力。把蛇那样思维能力,或弹琴吹箫的人的思维能力,安排为形式思维能力的人的同胞兄弟,也只是一种隐喻。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产生那样的三种思维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下那一种思维能力发展了,另外的思维能力自然地会受到遏制。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和在人间表现出来的思维能力之间是有差别的,只能相似而无法相同。“神的话语”到了人间就成了“人的思想”,整个人群的主导思想,就是人间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掌权者们的思想,它组成了人间的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会有左右两翼呢?这也是神所安排的。因为人群中是产生不了神的精神的,而只能产生相似于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两种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形式思维,或者我们中国人所更习惯的说法为“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实践和感性思维的能力来获得“感性知识”。“理性思维”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由古希腊学者泰勒斯创建的米利都学派所开创的”,它实际上来自创世纪的“神的话语”。由于创世纪中的“神的话语”在被人们正确理解之前,总是混沌的;只有在“人间的语言”和祂链接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能够看到祂对于人间的真理的启示。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只是编了一个容易被当时的公众所接受的神话故事:说人是由神和兽结合的产物,人的本性“一半是兽性,一半是神质”。这就成了为当时的希腊大众所接受的“理性思维”的来源——当然人都希望自己有神质,而不愿有兽性。而神质和兽性就是对于创世记神造人时,先在第六日和兽一起造人时所说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后来在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和亚当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又生了塞特以后,在第五章才又说,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当人有了自己的思维能力的时候,无法用自己的思维能力来解释神的话语中的矛盾,就按照那个意思编写了“自己的神话”。古希腊民族是与神的样式相似的民族,他们自然地把自己的思维能力与他们的神的“神质”联系在一起。

其实当时的古希腊人也明白他们的形式思维的能力同样是不完全的。以后就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理性思维”分离开来,不再在讨论思维方式时用“理性思维”这个词,而用“逻辑”这个词来和具有形象思维的人讨论。这样他们的逻辑思维就在和辩证思维学派的辩论中获得了公众的认可,获得了胜利。在古希腊,人们就把与逻辑学派的对立方称为“诡辩学派”。而中华古文明中,同样的一场辩论中,辩证学派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是与神的形象相似的人群;那种辩证思维的精锐写进了我们古老的神的话语——《易经》之中。但是流传在人间的《易经》中,“原易”成了:“人类社会要效法自然,一切都是相反相成、相生相克地不断的变化之中”,那样一些简单的语言。而把二进制数字的符号成了解释“宇宙万物”相生相克地发展的语言,演绎得越来越浩繁而荒唐。特别是把否定逻辑成为直到今天的中国人思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尽管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不再“否定逻辑”,也常讲要“理性思维”,但是依然不懂得“理性思维”来自“神的话语”,也不懂得他们所说的“理性思维”与“神的话语”中的神的形式并不相同,而只是“相似”而已。

那个创造“逻辑学”的亚里斯多德,自己也知道用逻辑思维是得不到对于“自然科学”的自洽的逻辑关系的。他的逻辑学只是一个讨论“抽象思维”的体系。那个“抽象思维”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只知道,那里一个逻辑的起点,是“人人都可以感受的直觉”。但是人间有没有“人人都可以感受的直觉”?实在是一个问题。“自然科学”是要发展的,所以前提和结果不能“自洽”,前提是已有的知识(或公理)而结果应该是新知识。是从MN的体系。这是我从周吉善那里学到的。但是以后的现代主流派的科学家把“逻辑”当作了科学思维的方法,把它与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当成了真神。把“逻辑”提升到了一条通向真理的路,在这个路的起点上,圣经中的“神的话语”给抛弃了。于是“理性”也以新的面貌出现了。那就是罗素的“人类的理性”。他的“(哲学)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罗素认为)都属于科学”;那些现代科学主流派,就这样在不断的偷换概念的过程中完成了摆脱“神的话语”的约束,自己成为“神”的过程。实际上“人类的理性”在人间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代表不了人类,在我们的前面有我们说不清楚有多么久远的先人,在我们的后面还有对我们来说是无限的未来的后人。

这就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时代了,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还要有两翼,就是因为到了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代,人类依然有两类不同的发展方向。西方的“意识形态”下的自由竞争的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和东方的“意识形态”下的阶级斗争的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就是向着背离神的话语指引的“人间道路”下的两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只有在神的话语的约束下,才能够找到社会民主主义两翼的共同点:他们都打破了封建时代的家族统治,都把国家看成是暂时的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向着全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目标。只有从这点出发,才能够回到“神的话语”下的向着全人类的共同的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建立耶和华神指引的“地球村”的道路。

神所指引的道路就是从全人类的社会,通过民族和国家形式的人间两类不同发展方式的社会,在走向全人类共同的社会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这在“新约”中通过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的话语,把耶和华神的话语解读得更加清楚了。

最近收到我的一个网友给我的信,信中把我的工作称为“人学圣经学”。也许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圣经和历史与哲学,而且那个哲学还只是社会哲学。所以主要讨论的还是社会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叫“人学圣经学”也许是合适的,科学也是一种“人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既然是“人学圣经学”,当然是很难和“人学”——人间的理性和逻辑,建立起可信的关系来。那个可不可信,还要凭着对信仰的信心。下面还要讨论的应该是的“圣经‘人学’”了,那个“人学”就是“自然科学”。那就是用圣经来讨论现代数学、现代物理学和现代科学。那些现代的“自然科学”也是“人学”,也只是人通过自己的大脑得到的对于“大自然的认识”。“人学”可以分为两类:“我的人学”和“人人的人学”。我们先要走出“我思故我在”那样的“我的人学”,走向“人人的人学”,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从我的“灵”中感受到神的存在!到那时也许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神的理性”高于“人间理性”的具体含义了。当然我的任何讨论都仅仅是我自己的“读圣经,学‘人学’”的见证。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人生经历来为圣经作见证。只有人人的见证中,历史的见证中,我们才能够不断地从无限的神的智慧中,得到祂对于人间的、时代的真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