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from the online journal “Our History” (我们的历史) on utopian projects of rural government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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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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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为“新历史合作社”新推出的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总第12期内容。

开篇

 

 

图一_副本

辛亥,革命摧毁旧邦。在旧国的废墟上,一些人开始做着新的中国梦,站在旧中国与新世界的十字路口,寻找未来中国的新入口。

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雄健追问为先声,或舶自欧美,或源自传统,或出乎空想,种种观念和理念,开始喷涌撒播。或许得益于新政权的势弱和无暇,在战火的硝烟和政争的纷扰中,新的社会实验从缝隙中纷纷勃生。

万类霜天竞自由。天空地阔中,留洋的精英,本土的军阀,或是乡间的士绅,做着各种各样中国梦的人,进行了各行其是、天马行空的设计和践行。

直到1937年,伴随着卢沟桥的枪声,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社会实验嘎然而止,一同没入御侮的硝烟中。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努力,都从此埋葬在历史的尘土中,在他们的呼喊和足音中,仍然回响着历史的先声。

 

阎锡山:山西王制造的“公道社会”

“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文/李梓

1917年,阎锡山以督军兼省长,赶跑了孙发绪,开始了他军政一体的山西王的生涯。从孙发绪这位垫脚石式的人物那里,阎锡山继承了一样东西,这就是被认为“开创了中国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地方自治的先河”的翟城村自治。

图二十七_副本

上世纪初,阎锡山与孙中山合影。

民国时,中国有三个地方的村治探索深为称道,分别是1914-1916年孙发绪主持的河北定县翟城村自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山东邹平村治探索,以及30年代由民国政府一手推动的江宁实验。

1914年,上任不久的孙发绪见翟城村教育发达,提出仿效日本模范村,创办中国的自治模范村。翟城村治的顺利推动,与乡贤米迪刚的名字不可分割,同时也得到政府拨款300元支持。同年9月,翟城村自治公所落成。10月,翟城村村民议举的村长、村佐、区长等就职,自治公所正式成立。11月,孙发绪将该村标为模范村,呈直隶省巡按使公署和教育部、内务部立案,并被北京政府内务部称为“直隶全省乡村自治之模范”。

从翟城村治的试验,阎锡山看到了一个变革中国社会的新思路——乡村自治。

 

  村治的萌芽

  1917年的阎锡山,在世人眼中,仅仅是一个靠替考作弊考进军校,靠投机骤得高位的旧式军阀。

但阎锡山很快用两条路稳固了他的统治。于武,1917年,借助反对张勋复辟的东风,他很快将军队扩充到2万人规模,并支持段祺瑞上台,初步建立起了山西军阀势力的体系。于文,他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统管山西“六政三事”,所谓“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三事”指:种棉、造林、畜牧。1918年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

  此时的他,为展现其思想的新潮与革命性,在家乡颇做了几件石破天惊的“革命行动”:其一,将庙里的神像搬走,改做学堂,其实只是搬掉了偏殿中的两座神像,主殿根本没动;其二,成立剪刀队,将村绅官吏骗到一处,强行剪发;其三,要求其亲戚带头开展放足。

几件事情一做,家乡父老群忿难平,河边村几个武师,带着徒弟一呼百应,聚集两千多人,包围阎家,将老太爷揪出来游街。后阎锡山带兵弹压,将带头的人砍头,这件事情轰动一时。

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岁月,持续了整个民国时期,中间历经了北伐、中原大战、蒋介石“削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大时代,成为民国军阀中独一无二的不倒翁,“对于山西人来讲,阎锡山就是民国”。后代研究者多认为,这应归功于他在上世纪20年代广泛推进村治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7年10月,山西省署颁布《各县村制简章》,进行户口调查,编行村制,划定村界。具体方法是,一村村民300户者设村长1人,村副1人。多于300户者酌增村副,至多不得超过4人,少于三百户者只设村长1人。后来在编村的基础上又设立了闾和邻:每5家为一邻,设邻长一名;每25家为一闾,设闾长一名,闾长在村长副之下,受其指挥。至此,建立了村—闾—邻—农户四级的村级组织管理体系。村制的推行,使得山西建立了上下贯通、应用自如的行政网络,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皇权不下县”的施政局限。

1918年后,相邻的河北、山东等地乡民纷纷涌入山西定居,让山西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官办村政”建立起来后,阎锡山却觉得效果很不理想,具体体现在“六政三事”的推广阻力上,社会风气之保守与经济发展的缓慢,让阎锡山产生了“将政治放在民间”的念头。他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老家试验场

河边村隶属于山西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其村位于五台山西麓,滹沱河南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在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三十多年间,不停地往河边村投资,使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拥有了专用铁路、公路、工厂、学校等,以满足阎锡山在此停驻时的办公需要,以及作为各项社会改革的试验地。

图二十八_副本

阎家老宅

  早在1917年,河边村便进行了村制建设,有了村长,村副(四人)、闾长,书记(会计)一人,村警数人,1922年又加选邻长。整治对象包括贩毒者、吸毒者、窝娼者、聚毒者、盗窃者、斗殴者、游手好闲者、忤逆不孝者、家庭暴力者以及失学儿童等10种人。整治手段是设在村公所里的公堂和刑具。

除了完善村治外,阎锡山还出资修建了太原到河边村的公路,修建石桥,兴修水利,在当地提倡栽种棉花、葡萄等经济作物,修建女子学校,并将其五妹送到改学堂读书以提高女童入学率等等。

到1921年,河边村的教育体制已经形成了从初小到中学的全覆盖,这些教育设施的投入完全是阎锡山自己出的钱,学校除校舍外,还有完善的操场、书籍、仪器设备。

教育体系完善后,阎锡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又逐步完善了其他社会设施,包括慈幼院、劝业厂、国术馆、医院等,逐步形成了阎锡山心目中理想的村制体系。

阎锡山对于在家乡推进其施政改革,可谓倾尽心力:推广苹果与棉花种植时,他家里育有十几亩的幼苗,乡邻可以随意去拔了引种;推广放足运动时,他从自己的亲戚家入手;推广女童入学时,他让堂妹阎慧卿、姨妹阎竹梅入学示范。他所兴建的川至中学,除免收学费外,还另发制服皮鞋给学生。此外,阎锡山还有一习惯,进入河边村后,便改穿便装,以拉近与村邻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他还在河边村成立娶妻助进会,帮助村里的光棍找老婆。

 

  河边村的制度范本

河边村村长李复天,起草有《河边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收录在《五台县河边村·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中,其村中的常设自治组织共十个:

1、村民大会或家长会议。

2、闾邻居民会议。

3、闾邻长会议。

4、村公所。

5、调解委员会。

6、考评委员会。

7、监察委员会。

8、保卫团及公安团。

9、经济建设董事会。

10、各项合作组织。

其中规定:“村政权属于全体村民,由村民大会行使,在村民大会不易集合期间,暂由家长会议代之。”

选举办法为:“村民每五家应合议推选邻长一人、候补邻长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邻长。每五邻应合议推选闾长一人,候补闾长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闾长。每六闾应合议推选村副一人,候补村副一人。凡常住村中之识字男子,年在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热心公益者,皆得当选为村副。选举单位闾邻家等之配组,由村公所预定之。”

其监督机制为:“谁来制约村民大会的权力呢?是村监察委员会。每五闾或四闾应合议推选监察委员一人,候补监察委员一人。凡常住村中之士绅,年高望重能主持公道者,皆得当选为监察委员。邻长闾长村副监察委员之任期,均为一年,并得连选连任。一闾之事,由全闾居民会议解决。一邻之事,由全邻居民会议解决,但不得与村务会议之决议案抵触。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五人,掌管纠察弹劾审计事项。按闾数平均推选公正士绅组织,该五委员互推一人为委员长,召集开会之责,并为开会时之主席。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是:监察村公务人员溺职等行为;初审村预决算;审计村财务事项;监察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如有特别事故,得开临时会。村财政收支及事务执行有不正当时,监察委员应提出弹劾于村民大会。监察委员有探询村公所所处置之一切事件经过及列席村公所会议之权。监察委员会检举村长副、及各公务人员违法失职情事时,得自行召集村民大会。监察委员会在村民大会未组织前,对家长会议负责,失职时亦由家长会议依法定程序罢免之。请特别注意这一条:现任村公务人员不得当选为监察委员。”

关于村政之实施,由村长召集闾长会议,由闾长召集邻长会议,或径由村长召集闾邻长行之。村公所是村民大会的行政机关,由村长一人、村副四人组织之,掌握全村政权。在实行自治的初期“村长暂由外聘,以资指导”。”

以当时的社会条件,这一套村治制度堪称完善,明确地规定将村长的选任权让渡给一般村民,并对选举、权利、监督、废止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阎锡山回乡后,李复天将这个计划案献给阎锡山审阅,阎锡山读后大加赞叹,责令将河边村计划案作为榜样,印发各村,以资各自编定计划案之参考,“所望全省各村,分别各就本村实况,就应兴应革,编拟十年建设计划,并脚踏实地,照所定计划确实办理,将来村建设必能有成也”。

1922年后,河边村的村治制度被当作范本,在山西全境推广。

 

  进山会议与公道社会的畅想

民国十年(1921年),阎锡山对治下各地进行高调出巡,检阅各地“六政三事”的推广情况,并为村治改革造势。

同年6月21日,他主持发起“进山会议”,广泛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当地军政要人、商人、乡绅等参加,第一次开会时有25人,以后以每周两次的频率,逐步增加到上百人。

进山会议前,在俄经商的山西商人被列宁全部驱逐,晋商返回太原后,向阎锡山反映苏俄社会如“洪水猛兽”,所以,阎锡山在会议中,多次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变革和实现民主,预先消灭马列主义在中国蔓延的土壤。

图三十_副本

阎锡山主政时期发行的货币

  进山会议,以每周两次的频率,一直开展到1923年10月,讨论“中国最佳的社会形态究竟是什么”,会议规模,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到五百多人不等,形成的研究成果,包涵政治、社会、人生与家庭、政治制度等方面,达两百余万字。最后得出的结论,如对于家庭的结论:“人是有我见的”,故共同生活以不生“窒碍”、维持和睦为界限;男女应固定一夫一妻制。如对于政治的定义:政治在于“维持生活已有之幸福,增进生活未来之幸福”。“政治为人类共同组织,以求真富真强真文明也”。

在进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共产主义正在山西生根发芽,在高君宇的指导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秘密成立,并印发了《共产党宣言》3000册。阎试图在各种主义中找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虽然他最终也未能真正实现。在《进山会议录》的序言中,阎锡山说:“余以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来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阎锡山认为,共产主义之弊则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强人作圣贤,又强人作禽兽”。“违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适合生产,不利于人生”。唯有“公平制度”,既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能预防共产主义之流传。这就是阎锡山的公道主义的来源。

进山会议吸引了民国诸多的学者前往山西,甚至还有外国学者和记者。其间,梁漱溟曾多次访问太原,也加入了这个讨论之中,1922年,阎锡山专门向梁漱溟请教如何编制一个能实现平等民主的制度,梁漱溟认为“为时过早”。而阎锡山此时已经印发了推进村治的文件,选拔了干部,准备大干一场。

在《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在讨论中,阎锡山对山西村治的强力推进,也启发了梁漱溟,他赞同了阎锡山的观点,即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并组织了持有同样见解的华北绅士,组成颇有影响力的“村治派”。

 

  有一千元资产的才能选村长

1922年6月20日,“六政”考核处印发了阎锡山亲拟的改进村制办法,并在山西各地选派人员督办村制改革。

小册子上这样写道:“村治是什么,就是把村子编成个活体,有管事的人,有管事的权,县里区里管不到的事,应该交村办,村里能自了的事,不必到区里县里办。可见村治乃是自治根基、政治起点。要想教人民们安生,非从村治着手不可。”

图三十一_副本

阎锡山题词

对阎锡山和山西省政府来说,推行乡村自治有几重重要意义:其一,稳定乡村,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其二,政府不用给村闾办公经费,而能实现政务到达;其三,可以减少恶吏对乡村的盘剥,促进各项新政的实施。

1922年春,这套施行办法先在阳曲、榆次、太原三县及省城市区试办,6月又推广到平定、寿阳、太谷、忻县、定襄等五县。1922年9月,阎锡山在省长公署内增设村政处,同时,还将全省划分为几个区,每区大约管辖八九个县,在考核股下,设置区主任,三个月轮换一次.各县按村庄的距离远近以及人口多寡分为若干小段,设小段主任,由区长、承政员、承审员、主任员、实业技士、宣讲员、视察员、警佐、巡官等兼任。小段主任可以直接管到村、闾、邻,一直到户。至此推广到全省范围,通过召开会议,村民也得到了一些民主体验,一些不识字的村民会请识字的村民代为投票。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由省级政府推动的乡村自治改革,其制度设计上,具有很大的诚意,但也有着明显的相互矛盾。

阎锡山曾说,推进村治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官治和绅治”,但他拟定的这套制度又规定:村长候选人要有1000银元的不动产,村副候选人要有500银元的不动产,理由是有恒产的村长才能真正为当地负责。村长虽然是村民选出来的,为了慎重,最后却要拿到县长那里去批。乡村民主最后还是集中到了政府那里。

为了利于新政推广,阎锡山指示编撰有《人民须知》、《家庭须知》、《村长副须知》,印发到每家每户,又印发《河边村暂行自治公约》、《河边村暂行村禁约》等,张贴在村里的公共场所。为避免文盲不了解,又雇佣教师每星期利用一个晚上,为商店的伙计和村里的农民讲解,又让小学生排练活报剧,到各个堡子宣传演出。梁漱溟曾面呈阎锡山,对山西城乡到处刷满了道德标语表示不满。

最早在河北定县倡导村制的乡绅米迪刚认为,山西村治纯“系自上而下,凡属村民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米迪刚的看法有例为证,1932年,阎与其父为无房的农民修了5个居民区,解决了270多户居民的住房问题,但不少人家怕惹是非,真正搬进去的并不多。

 

  模范省的诞生

改进村制的推行,使得山西在两个方面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其一为匪患断绝,其二为义务教育普及,此外,对于推进“六政”、移风易俗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在“人民须知”的宣传册中,这样写道:“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1925年,陶行知在实地考察之后,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1928年,山西省政府检验对推进村制工作的总结,认为已经初步普及,并在移风易俗、推动经济、普及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教育为例,山西男童普及4年义务教育的比例为80%,女童为40%。同年,阎锡山上书南京政府,呈报7年来工作经验及成就,希望南京政府以山西经验为范本向全国推广。

与此同时,民国其他正在进行乡村自治实验的改革家,对阎锡山的推进村制工作并不认可,以梁漱溟为例,他于1930年考察山西村治后,得出了“有其名,无其实”的评价。

除山西以外,民国再无第二省能如此大规模地普及倡导村治。梁漱溟从1928年开始在山东推进乡村试验,因为山东政局的不稳定而中途夭折,南京政府虽然于1932年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倡导村治,并树立了江宁实验的样本,但为应对随之而来的抗战大规模动员,又重新启动了保甲制度,中国结束封建社会后全国普及村治的梦想遂化为泡影。

 

  种种试验在山西

除村级自治以外,阎氏还尝试过推广家族自治,1931年,阎锡山亲编《阎氏家族自治规章》,分十一章,二十三节。章节条款繁多,有族训、族规、组织、族祭、教育、族产等,应有尽有。

此外,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对其冲击,阎锡山还曾在1935年试验过土地公有制度,“我们可以搞一套农业社会主义,堵住农民奔向共产党的去路”。

阎锡山设计了试图实现以村为单位的“公有私种”,“土地村公有”办法宣布后,曾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境外舆论界支持者少反对者多。“当时我即选择了3个县的7个村,作过‘真调查,假分配’的实验,惟因人民数千年私有观念太深,干部训练宣传等技术亦不成熟,且因收公在前分配在后,故75%左右的人民均表不快,遂即中止实行”。

当时有叶民的《土地村公有方案的实际意义》及《谈谈‘土地村公有’》等文章,中有:“村公所‘是地主阶级的御用机关’,‘地主富农就是村公所,村公所就是地主富农’,‘村公所的公田在实际上—定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等尖锐批评。

 

  傅柏翠:不国不共二十年

  他在自己控制的41个乡村共计4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阶级斗争”的“农民独立革命”,希望走出心目中的第三条道路。

  文/何书彬

  1928年,在闽西上杭县的蛟洋村,一名叫做傅柏翠的地主子弟,主动说服家人减租退租,随后他又组织当地农民发起了“蛟洋暴动”,在上杭县的东北部建起了一个农民自治政权,展开了一场“共生产、共消费”的“农村共产团”新村建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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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的傅柏翠照片。

如果要为这场实验寻找一个源头的话,那就是曾经在欧美和日本风行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前后,这种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思潮曾在中国盛极一时,大批的青年学生仿效欧美、日本等地的做法,组成了各种工读互助团,期望着以此为切入口,消除阶级和政治的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

但这却是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风潮,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宣告解散,其他地方的工读互助团和自助新村也都因为经济等原因难以为继。随着一个后“五四”时代的到来,无政府主义很快在中国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这使得闽西大山里的这场“农村共产团”实验注定是一场不合时宜的“新村梦”,然而,令时人感到诧异的是,这场实验却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当中国的多数地方都难以走出动荡不安的泥淖时,这场实验却在闽西的大山里创造了一个无赋税、无征兵征粮、自立自保的特殊区域,时人称之为“新桃源”。

图四十三_副本

1937年3月,烟台蚕丝改良委员会青年女工读学会女会员合影留念。

 

  一名青年的“新村梦”

在发起这场“新村梦”之前,傅柏翠乃是一名受到南京方面通缉的国民党左派。“四一二政变”宣告了国共两党的分裂,众多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成为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对象。1927年5月7日,上杭县也发生了政变,得知消息的傅柏翠在深夜跳下城墙,化妆逃回蛟洋家乡。

那一年,傅柏翠31岁,但却已是一名颇有资历的革命者。

1896年,傅柏翠出生在上杭县蛟洋村,其家为当时闽西一带的大地主之一,每年可收租四千担米谷,在晚清的大变局中,“衣食足而知革命”成为许多富家子弟的风尚,傅柏翠也不例外,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他才15岁,刚刚从上杭县城的琴冈高等小学堂毕业,少年意气的他立刻加入了这场革命洪流,不但在第一时间剪掉了辫子,还和几名要好的同学“每人交了一元大洋的会费”,加入了同盟会。

1914年,傅柏翠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政专科,同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斯时的日本,也在“一战”爆发后进入了一个思潮澎湃的时代,热衷于乌托邦式运动的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展开了新村实验,力倡新村主义,这是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杂糅在一起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武者小路实笃看来,只要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那么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就能战胜资产阶级,建成理想的自由社会。

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新文化运动,新村主义很快成为影响无数中国青年的一种学说。1919年,周作人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新村实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访日本新村记》一文,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村实验热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仿效日本的新村实验,组成了各种工读互助团,期望着以此为切入口来改变中国,以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人物高一涵为例,他曾以“涵庐”为名著文说,新村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新村,“不单没有阶级的界限,就连那政治的界限也渐渐地化除了”。

但这一场热潮在1920年即以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解散为标志,宣告结束。也是在这一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文说,在城市里,无论是地皮还是房租都很昂贵,无法安放青年们做新村实验的理想,但他同时也说,新村实验在城市的没落不代表完全的失败,“如果回到农村,或许还可以维持”。

傅柏翠从留学日本起就是一个坚定的新村主义信仰者,他曾经对友人说到,当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曾和同学们一起讨论过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和英国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出身于乡绅家庭的他很关注在农村实行生产和分配社会化的问题。1919年,当五四运动正值高潮时,傅柏翠也前往北京寻觅同仁,他肯定看到了新村运动在北京的快速起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这一运动的信心,或许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给了他以鼓励,他曾试图邀集一二十个朋友到他的上杭家乡做新村实验,但众人都认为他这是书生意气,得不到支持的傅柏翠只好暂时作罢。

在上杭,傅柏翠虽然是最早一批的同盟会成员,但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地方的政局动荡也令他一度失去了对这个组织的信心,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使它再度焕发活力,随后傅柏翠也出任上杭县临时参议员,并以律师身份,把上杭的两大贪污案公之于众,一时间,傅柏翠在家乡名声大振,痛恨他的官僚豪绅则咒骂他是喜好挑起事端的“学生皇帝”。

大革命的失败,让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傅柏翠在瞬间成为一名政治边缘人,那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第一次遇上了把曾经的“新村梦”付诸实践的机会,而这场新村实验的展开,将使他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

 

  大革命后的“农村共产团”

1927年9月4日,在福建西部的长汀,当地居民好奇地看着一群外省口音的军人扛着枪从宝珠门进入了汀州城,那一天长汀下了几场小雨,但天气却依然很炎热,这群军人一进入汀州城,就开始在墙上用石灰水粉刷“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一些政工人员还拿着小红旗站在板凳上演讲,号召人们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这是一路南征来到闽西的南昌起义部队,正被通缉的傅柏翠在第一时间成为这支部队的发展对象,9月9日,部分起义队伍离开长汀前往上杭,傅柏翠成为上杭第一批接应南昌起义军的中共党员。

1928年,傅柏翠在蛟洋创办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这个富家子弟想尽办法让农民认识“封建剥削制度”,比如他写了《农民苦》一歌,让当地农民传唱,在这首歌曲里,农民的生活是“朝晨起来做到暗,衣食都不足饱暖”,而地主的生活则是“快活收田租”;同时,傅柏翠一家作为当地最大的地主带头退租,其他中小地主也不得不效仿。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蛟洋农会就成为当地最有力量的组织,并建起了农民自卫军,由傅柏翠率领。

1928年7月,龙岩的国民党旬刊《狂涛》声言:“上杭的白砂、苏溪坡、高车、蛟洋等处,共逆啸聚,党首系留学生,即军阀统治下的一个大土劣傅柏翠,借蛟洋之农民协会为总机关。”

但让时任上杭县委宣传部长的邓子恢感到不解的是,傅柏翠这个国民党眼中的“土劣”却不赞同红军的土地革命路线,二人为此发生争论,邓子恢认为革命是暴烈行动,应立即展开土地革命,但傅柏翠却认为革命应该是渐进式的,不应当是暴风骤雨式的。

图四十五_副本

邓子恢

上杭县文史学者陈赛文在分析这一时期傅柏翠的思想时这样说道:“傅柏翠仍然带着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一心想在家乡搞这种实验。”

1929年,继主动劝说家人向农民减租、退租之后,傅柏翠又说服家人,将他家的每年可收租四千担米谷的田地交给农会分配,蛟洋一带其余地主的土地也纷纷或效仿傅家主动交出,或被农会没收。

1930年,傅柏翠和邓子恢等人的分歧公开化了。当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傅柏翠拒绝出席。随后,邓子恢以中共闽西特委名义致信傅柏翠,历数他“不接受上杭县委的指示起来做杀土劣、烧契据等工作”等种种过失,并批评他坚持实施“农村共产团”乃是“不明白土地革命意义”。

1931年,傅柏翠被开除党籍,此时的闽西苏区,又发生了“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上杭县也出现了“傅柏翠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魁”的标语。

早先的意见冲突,至此发展为军事对抗,当两千多名红军夹击蛟洋一带时,傅柏翠拥兵反击。事后,傅柏翠控制的蛟洋、古田遂成为闽西苏区的一片特殊区域。

1933年“闽变”前后,身为闽西地方重要人物的傅柏翠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在“闽变”中,蒋光鼐任命傅柏翠为闽西善后处主任;“闽变”后,福建省主席陈仪也承认了傅柏翠对蛟洋、古田一带的实际控制权。不再有外界插手的傅柏翠,得以在蛟洋、古田一带专注地展开他的“新村梦”。

图四十六_副本

蒋光鼐

斯时的傅柏翠,既不赞同中共武装暴动、土地革命的路线,对蒋介石的独裁也不以为然,他在自己控制的41个乡村共计4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要自由,要和平,不要阶级斗争”的“农民独立革命”,希望走出一条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具体做法如下:

在政治方面,傅柏翠放弃了组织政党,而是组织了“自治委员会”,作为农民自治的机构,实施民主选举,凡16岁以上的农会会员,无论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经济方面,“农村共产团”在蛟洋、古田成立后,所有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都收归集体所有,实行“共生产、共消费”,但并非是大锅饭,而是实施“计口授田”,即将集体土地平均分配给包括原地主在内的各户耕种,同时留一部分作为公田,由村农会派工耕种,收获的粮食用以照顾鳏寡孤独、残疾人和无劳动能力的村民。

蛟洋、古田一带的粮食本来就可以自给,在这一“新村梦”实施之后产量进一步增加。傅柏翠还动了很多心思鼓励村民的热情:每年正月二十九日,蛟洋、古田举行农副产品展览交流大会,对优胜者给予奖励,一名叫傅赞谟的农民带着杆径2寸的大蒜参加比赛,当即获得8块肥皂的奖励。此外,傅柏翠还创办了“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后改为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同时,他还发起创办了松香松节油厂、樟脑厂、酒精厂、造纸厂、炼铁厂等集体企业。

在军事方面,当时的蛟洋、古田有一支农民自卫军,凡18岁以上的青壮年,实行轮班服役制,每人每次服役3到6个月,以维持一支500人的常备军事力量,村自治会对服役战士的家庭给予优待,派劳力代耕。

此外,蛟洋、古田还成立了乡村警察所,邮政代办所,并架设了电话线路;傅柏翠还极力推行婚姻自由,在他的倡导下,凡青年男女相互了解、恋爱成熟的,只要到农会办理证明文件就可以结婚。

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闽西一带仍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傅柏翠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和这些红军游击队保持一种互不侵犯的关系,红军游击队不攻打傅柏翠的武装,不到蛟洋、古田活动;作为回报,傅柏翠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对红军游击队不禁粮,不封锁物资。重新来到闽西的国民党力量,则从未真正有效地控制这一片区域,尤其是在上杭,无论是地方军阀势力,还是国民党当局派驻的县长,都不敢在蛟洋、古田一带征兵征粮,使得这一带成为极其罕见的一片“不共不国”的完全实施农民自治的独立区域。

 

  “新村”一梦二十年

淳朴的农民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念叨傅柏翠的好处,至今,在蛟洋、古田一代,一些老人还相信,傅柏翠是“豹虎神下凡投胎出世的”,凡是傅柏翠走过的地方,“一定会五谷丰登”。

对于乡民们的这些说法,傅柏翠自然不会当真。在他的辛苦经营下,蛟洋、古田的“农村共产团”实验一直坚持到1949年,差不多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其间,为了保持这一局面,他也不得不与多方力量进行周旋,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为了获取他这个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也对他的做法采取了至少是表面上的支持态度。

1933年,国民党中统主办的刊物《社会新闻》登载《闽西社会主义实验区护持者傅柏翠》一文,对傅柏翠的“新村实验”大加称赞。

图四十七_副本

1934年,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准许蛟洋、古田的农民把分得的土地陈报备案,确定了傅柏翠实施的“计口授田”的合法性。

1947年,在国共两党的交锋中,全国许多地方成为两党交锋的战场,而蛟洋、古田一代仍然像往日一样平静,不受外界的干扰,这使许多人将之比拟于现世的桃花源。这一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赖琏令其秘书撰文介绍蛟洋、古田一带的情形,刊登在《东南日报》副刊上,文章题为《新桃源记》。

图四十八_副本

蛟洋中学学生旧照。学校前身是1938年春由傅柏翠先生倡议创办的“私立古蛟初级中学”,蛟洋中学现有近2000名学生。

当然,也有不甘心失去大片土地的地主不断控告傅柏翠——他们算是遇到了对手,傅柏翠既有法律专长,又有政治声望,他不慌不忙地与这些地主折冲尊俎于法庭之上。1935年,一名叫黄永滋的地主控告傅柏翠是“白皮红心”的共产党,要求他立刻把已分配的土地物归原主,官司从福建一直打到南京,让黄永滋惊诧的是,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居然很快就判决他败诉,原因是被告的辩护词实在是太有力了。傅柏翠在驳回控告时这样说道:他自己家也曾是拥有四千担谷田的地主,这些田地早已分配给农民,因为只有这样方可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平分地权”的遗训,黄永滋也是国民党员,难道不应一起遵守国父的遗训吗?

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仓皇退往台湾,傅柏翠在闽西宣布起义。这一年年底,古蛟区人民民主政府成立,蛟洋、古田一带持续了几乎二十年的“不共不国”的状态正式结束。

1950年9月,傅柏翠离开上杭,到福州出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1950年12月,上杭“土改”开始,上杭县政府认定蛟洋、古田一带“保持了土地革命的果实”。这一结果让傅柏翠稍稍感到心安,但到了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来到上杭,蛟洋、古田一带又被认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区域,需要进行“补课”,导致以往追随傅柏翠做“新村实验”的许多人都被划为地主、富农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叛徒和坏分子;傅柏翠一家也未能幸免,傅柏翠的长子傅翔欧被划为恶霸地主遭到审讯,傅柏翠的次子傅翔亚则被判处劳动改造,在福州的傅柏翠也为划为“小手工业主”。

晚年的傅柏翠又开始了四方奔走,为自己一家人和战友们鸣冤叫屈,但他仍不断地遭到审查。“文革”爆发后,造反派强令傅柏翠揭发所谓的“闽西叛徒集团”,将目标指向了中央苏区时期的许多老干部,傅柏翠拒绝写诬陷材料,造反派在盛怒之下抄了傅柏翠的家,又把他押送到闽西的农场劳动改造。

图四十九_副本

1988年春节,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右三)等领导探望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傅柏翠先生(右二)。

一直到“文革”结束,傅柏翠才等来历史冤案解决的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福建省委和闽西地委对闽西苏区发生过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做了调查,认定此为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应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并对1955年“民主革命补课”错划成分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傅柏翠的名誉得以恢复。

1986年,傅柏翠以90岁高龄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傅柏翠在福州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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