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Ge Jianxiong (葛剑雄) o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the notion of “All under Heaven” t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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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下到世界

葛剑雄

2014年5月22日晚,应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专家讲座”之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葛剑雄教授做了题为“从天下到世界”的精彩讲座。葛教授带我们梳理了“天下观”和“中国”的概念的历史演变,回顾了中国认识世界的过程,探讨了中国人世界观念的变化历史,指出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员,把我们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放在一个世界的范围里面看问题,通过与世界的交流不断了解世界,真正实现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发展。

(一)中国古人的天下观
葛剑雄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古人天下观中的“天下”、“四海”“九州”等概念。古人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下面,称为天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地的周围是海,因为地有四个方向,那么周围就有四个海,人住的地方又可称为“四海”,孔子当时讲的 “四海”的概念就跟“天下”是相似的。

“九州”的概念最早是出自《尚书·禹贡》中,这是战国后期到秦汉初期,一些学者的一个政治蓝图。“九州”的中间称为“赤县”或“神州”,到后来“神州”使用得更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用神州作为中国的代名词的原因。战国时的邹衍提出了“大九州”的概念,即九州的外面还有九个层次的九州,共九九八十一州。葛剑雄认为从我们今天来看,在知识比较简单的古代,也并不阻碍古人仅通过想象和逻辑来推断出一个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结论,同时在邹衍那个时代思想是比较自由的,对于各种学说也有比较宽容的态度,所以我国在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很多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九州”学说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之后没有人再就这个观点去继续探索世界,大家反而长期停留在原来的“天下”观念中。

“九州”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到了西汉的时候从禹贡的“九州”向其北、西、东三个方向扩展出了幽州、营州和并州,出现了尧舜的“十二州”。葛剑雄指出在这个概念中出现尧舜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在任何一种新学说产生的时候往往很难被人采纳或信从,那么如果把这种学说寄托在一个古代圣人或名人身上就易于被接受了。在秦朝和汉朝初期的时候也没有建立起“州“,当时的行政单位是“郡”,直到汉武帝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大使得“郡”级单位达到100多个,造成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困难,于是决定将所有的“郡”划分为十三个刺史部,由中央派员进行管理。但这是监察区域划分,而不是行政区域划分,一直到东汉以后才成为行政区划,“州”逐渐从一个理念变为现实。

儒家对天下提出了“五服”的概念,即以国君住的地方“王畿”为中心,每隔五百里画一个方块为一服,共有五服,采用分封制进行管理,并实行不同的交赋和进贡政策,但这个理念不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情况和政治统治的实际需求,太理想化了,没有产生过实际的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东汉的张衡提出了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浑天说”,可以说与人类探索太空与天地关系的科学实际又进了一步了,但可惜后人没再顺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
(二)“中国”概念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概念在书面上能够从《诗经》、《史记》上看到,但在实物上只能从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找到。葛剑雄教授展示了距今1300多年的何尊铭文中出现的“中国”一词的片段,并分别讲解了“中”字和“国”字象形文字的演变。最原始的“中”字更像是一面旗帜,有传递信息的意义,之后又引申为“中心”、“中央”的意思。“国”的意思是指有人口在土地上耕种,并用武器保卫土地,且对这个地域用围墙围起来以更安全,这也可以认为是最早的居民点。 “中国”的意思是中央的国,中间的国,最重要的国,王在的地方才有资格叫中国,从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转变为与我们现在所指的“中国”的关键点,是发生在东周。东周期时礼崩乐坏,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称为霸主,力量和统治范围不断扩大,因此诸侯对只有周王住的地方能叫中国的说法产生不满,因此大的霸主自己眼里的地方就是中国,到后来全部就都变成中国。葛教授认为自此中国的概念也就逐渐变大,秦朝统一后,整个秦朝就是中国。虽然之后秦被汉取代,以及之后的历朝历代的不断更迭,朝代的名称虽然改变,但“中国”却没有改变,所有的能够统治这一片的朝代都被看成是早期的中国一直延续下来的。

接着葛教授分析了“中国”的含义的演变过程。首先“中国”有其政治含义,等同于中原或中央王朝,甚至扩大到一些分裂政权也自称中国。其次“中国”、“中华”也有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汉族或汉族,对应于蛮、夷、戎、狄等。到了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在清朝廷看来仍然是英夷,与英国交往的事务称为办夷务。第三个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含义,其等同于汉族文化和华夏文化,在此指出这个只是中国文化的狭义概念,尽管汉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56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直到今天还是用的狭义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应该是多元的,我们把中国文化限制在华夏汉族,限制在汉字的文化是不合适的。最后谈到了“中国”还有其地理或地域含义,等同于“中原”,中国的地域概念从国君所在地这么小的范围发展到整个国家差不多用了三千年的时间,最终把中国定为我们国家的名称要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因此葛剑雄总结出中国概念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土疆域不断扩大、稳定直到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么一个过程。


(三)中国认识世界的过程

接下来,葛剑雄给大家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版图的变化,“天下”的范围随着“中国”范围的扩大而扩大。中国人地理概念的逐步增强,也认识到了世界上不止中国一个国家,但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与外国缺少直接接触,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葛剑雄以造纸术的传播为例说明历史上文化的传播往往处于偶然,很多时候中国各朝代还会禁止中国的文字、书籍或技术流传于外。

葛剑雄指出在经济上,中国仍认为自己物产丰富,富甲四方,鲜与外国进行正常贸易,而是实行朝贡贸易,这大大影响中外间的经济交流。现在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实际上不是中国想走的,而是外界主动想打通此路线进入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历代中央政府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条路线,直到清朝后期的19世纪6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来考察中国西北和中亚,才提出来在历史上这片区域曾有过一个重要的丝绸之路。对于朝贡活动中国一直以泱泱大国身份自居,秉承着“薄来厚往”的政策,所以很多国家对来中国朝贡的热情很高,因此中国还把以禁止某国来华朝贡作为予以其经济制裁的手段。与此同时,中国人很少外出贸易,一些朝代如明朝甚至是明确禁止海外贸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改变“中国是天下中心”的观念的。

鸦片战争以后终于有像林则徐、魏源这样的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最早提出了“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虽然看到了外国的长处,但是在观念上还是华、夷分开,尚未接受世界的概念。到了徐继畲编写《瀛寰志略》的时候更多的了解了世界,采用了美国人带来的地图和史料,在其书中出现了肯定华盛顿的文字,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人认识到了在中国之外也有与中国的尧舜一样优秀、能够相提并论的人了。

中国认识世界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葛剑雄将中国认识世界的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承认西方的物质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但这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不包括社会制度和文明。第二阶段是在考察和认识到了西方的制度后,认为西方先进的制度及文明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古已有之,仍然没有去认识世界。第三阶段终于意识到了西方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这些不过是器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特别是精神层面的还是坚守中国固有的,以张之洞为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个例子,这个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当然也有一部分有眼光的官员和学者进行了西体中用的探索,有人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认为首先应该学习西方的制度。

这种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层面上,从“理藩院”到“夷务”再到“洋务”,直到1862年正式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事务,这时候清朝政府才不得不承认跟外国的地位是同等的,但总体观念的变化还是很困难的。

葛教授引用鲁迅讲的一句话说明这一过程困难的原因,“中国人习惯于要么做奴隶,要么做主人,就是不会做朋友”,要是根本上不能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就不可能从天下观转成世界观。
(四)从认识世界到走向世界
葛剑雄最后提出要转变世界观,首先要了解世界的实际情况,其次要认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并不具有天然的优势,更不要认为中国曾经比世界各国都先进,这个观念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在没有交流比较的情况下,没法判断谁先进谁落后。第三要积极地走向世界,并向世界开放。人只有在交流的中间,在世界的中间,才能正确的认识自我,也才能通过走向世界,才能真正了解世界。虽然现在出国旅游考察已经很方便了,但是浮光掠影的走过一些国家还不能等同于了解,了解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国家也要自己开放促进这个交流,这就需要举办大型的国际性的活动,在此葛剑雄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人正确的理念不可能完全靠自己抽象,大多数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交流了解,这样才能真正从天下观念过渡到世界观念,把我们国家民族以及我们个人放在一个世界的范围里面看问题,认识我们的历史,认识世界的历史,这样一起走向共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