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monograph by Xu Lingyun (许凌云) on Confucian ethics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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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 
齐鲁书社  
许凌云 著

《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
》

内容概要
《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命名为《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意在探讨儒家史学思想,而着重点又集中于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伦理精神。从前,承蒙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以“经史关系的流变”立项,这本著作便是该课题的学术成果。它与原先计划有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把经史关系集中于伦理的层面,二是把史的叙述改成抓几个关键点。这样处理可以缩短篇幅,论述亦较为深入。
  《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重点探讨了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四位重量级的儒家史学大家。司马迁的史学理论标志羊儒家历史哲学的形成,刘知几的史学是儒家史学理论的系统总结,司马光的史学把儒家史学的政治伦理发展到极致,而章学诚的史学把儒家史学理论推到整个封建社会高峰。

目录
   导论
  一、以求是的精神评价儒家史学
  二、以经世的标准研究儒家史学
  三、继承和发扬古代史家的创新精神
  四、重视史家修养的优良传统
  第一章 儒家历史哲学的形成——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一、司马迁思想的时代特色
  二、儒家历史哲学的形成——司马迁的史学宗旨
  三、儒家伦理的历史印证——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四、贵在真实,难在通变——读《史记·陈涉世家》
  五、浅论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第二章 儒家史学理论的系统总结——刘知几的学术道路(上)
  一、开放和总结的时代
  二、为理念总结准备条件
  三、史官的深思:私撰《史通》
  第三章 儒家史学理论的系统总结——刘知几的学术道路(下)
  一、修史论经,著述传家
  二、事业成功的原因
  附论:
  一、朱敬则的史学思想
  二、评吴兢的《贞观政要》
  第四章 政治伦理史学的样板——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史学思想
  二、论《通鉴》书法
  第五章 把儒家史学理论推向高峰——章学诚史学理论研究
  一、章学诚的史学理论
  二、章学诚的史家修养论
  后记   

章节摘录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他那部不朽的名著《史记》里,把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又将“号为霸王”的项羽编人“本纪”,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可是历代史家,多不识太史公的苦心,他们纵然对《史记》不乏褒扬之论,但对司马迁这一有心的安排颇多微词。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武帝以前之事,多录《史记》原文,却把陈、项归进列传。刘知几撰《史通》,大兴问罪之师,怪《陈涉世家》其称不当,“名实无准”(《史通·世家》),讥《项羽本纪》“纪名传体”(《史通·列传》),“再三乖谬”(《史通·本纪》)。解放以后,人们肯定了司马迁列陈涉为“世家”的进步意义,有的同志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说司马迁“列陈涉为世家,是希望这革命传统,永远继承下去,以鼓舞被压迫的人民,敢于向封建统治者作斗争。”意思是说,司马迁明确地为农民领袖立传,从而为后世人民提供历史经验。我们认为,这一贬一褒,都有违于历史实际。司马迁写《陈涉世家》、《项羽本纪》,既非偶然疏忽而自乱体例,也不是有意为农民领袖立传。他这样着意安排,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非常贴切的。司马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错,他是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史记》在我国古代史学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他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熔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于一炉,完成这部气魄雄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成为历史家竞相学习、仿效的楷模,“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他不愧为中国史学之父。不错,他是卓越的文学家。他以卓绝的艺术才华,为我国传记文学开拓了一代新风。有人说,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都是特别卓的艺术精华,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此种精华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司马把古代散文推向鼎盛使之光照千古,仅此一点,司马迁也永不朽了。司马迁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这思想源于历史的索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也源于现实实践的感受,有理性思索,有感情的抒发,情理相益,活托出司马迁这位思想家真实、美好、善良的心。一部《史记》,这精深而广博的历智慧,形象而高超的文学笔法,都是在展示司马迁那丰厚而邃的思想见解,都是揭示史家的跳动着的心。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绝唱、无韵《离骚》,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
  面对着司马迁和他这部《史记》,人们自然会做出种种的评价。有人视为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以卓越的见识,独创体裁,求实的精神,强烈的爱憎,优美的文字,为中国史学和文学建造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它矗立在世界文化之林,影响深远。有人视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司马迁以其顽强的精神、杰出的才华、辉煌的成就,无论是学术贡献,还是人格、风格,都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学者奋发图强,积极进取,谱写中华文化的锦绣篇章。有人视为一座明亮的灯塔,它的道德智慧和生命之光,照亮了历代学者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他们的心。
  造成曲笔为史的原因很多,具体分析起来,有下述几十方面:
  其一,社会的原因。主要指统治者的权势和好恶。在封建社会里,少数比较开明和有远见的统治者,为长治久安计,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提倡过“直笔”、“实录”,这样的“世事”为史家直书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多数统治者是讳疾忌医,扬善隐恶。或者当写到与己无关的事情允许直书,而一旦涉及自己利害时则要曲笔。总之,对统治者来说,只能为其歌功颂德,不能端言其过。一旦直言,或身膏斧钺,或书填坑窖,这是一般情况。对此,知几有真情实感。当时!“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知几为人“介直自守”,“无所傅会,取摈当时”。在这种情况下,直书必然遭祸,曲笔反而尊荣。所以,“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对一般史家来说,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这是邪曲可以保吉,正直每易遭祸的血淋淋的社会现实给史家提供的教训。这种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人生态度当然不是刘知几所赞成的,但他认为“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直书》)我们亦不必过多指责“曲笔求全”的史家,只能批判逼迫史家曲笔的当权者和那个社会制度。
  其二,史家主观动机所致。曲笔之士为名利驱使,曲笔阿时,谀言媚主,或为一己之私利,报个人恩怨,爱憎由己,高下在心。比如,《后汉书》曲诋更始,记述他“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在于“独成光武之美”,用雪伯叔之怨,以达曲笔阿时、谀言媚主之目的。为了对本朝当权者阿谀奉承,有的史家不惜篡改历史,对本朝虚美隐恶,对敌国肆意诋毁。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当普遍。比如沈约写《宋书》,为了回护本朝,多所忌讳,对晋宋革易之际,写来“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有逼夺之迹”。(《廿二史札记》卷九)对宋、齐嬗变篡夺事迹,既为宋讳,又为齐讳。如此史臣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便隐埋了事实真相,也混淆了是非界限。所谓忠臣叛逆,亦一无定准,全由史臣所在王朝统治者的好恶而定。
  贞观年间所修正史,亦颇多曲笔。知几指出:“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曲笔》)这是为一家一姓之私利篡改历史。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指出过类似情况,认为“似此之类,历世有之”。曲笔恶习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无法医治的一个顽症。社会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为其服务的文人学者,这些文人学者又要依附在这个制度下去追逐名利,他们相互为用,于是曲笔恶习亦绵绵不绝。
  史学为社会政治服务在中国古代是早巳形成了的传统,这就是史学经世的传统。封建统治者重视修史,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以作为自身统治的借鉴。司马光修《通鉴》以资政道的指导思想既明确又强烈。首先,他特别考虑到请帝王作他的读者。他患旧史繁多,虽然也念及“布衣之士,读之不遍”,但更关心的则是“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书成进上,又切切恳求宋神宗“察其忠愿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应该指出,在封建社会里,给皇帝写教科书,以教育君主,影响君主施政立策,这个社会功用并不算小。其次,他修书的着眼点起初仅仅是“历代君臣事迹”,后来规模扩大,乃是“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意思是说,为了资政道,《通鉴》一书始终突出了政治史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说,它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通史。再次,司马光对《通鉴》所寄的厚望是,君王读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进资冶通鉴表》)这就落实到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个中国古代“以古为镜”、“以史为鉴”的传统上来了。上述几点结合起来,可以清楚看出,司马光编撰《通鉴》时刻想到以史为鉴的思想目标。宋神宗在为《通鉴》作的序文中,借《诗》、《书》、《春秋》之意,为司马光的史学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明得失也好,垂鉴戒也罢,这都是前代史学早巳叫响的口号,而“存王道”则是宋代政治对宋代史学所赋予的特殊使命。神宗认为,司马光所著史书,“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所以赐其书名为“资治通鉴”,以表示对该书经世作用的充分肯定。后世阐发《通鉴》经世价值的,不可胜计。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冶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这种评论,抑或太过,但《通鉴》确实能给现实政治提供历史经验。
  其五,明人伦。
  所谓“人伦”,这里指儒家的人伦道德。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史学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制约,长期以来,经学曾经是史学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是史书通过历史经验反复阐明的史义。具体到司马光撰《通鉴》来说,他想通过史书阐扬儒家伦理道德,反之,儒家伦理首先是其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指导。
  这实际上是一个儒学同史学的关系问题。儒学与史学的关系,宋代以降,表现为理学与史学的关系。末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学的思辨成果,建立了本体论与伦理学、认识论与道德修养高度一致的理论体系。这种道德本体论的人生哲学把人的道德修养、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的最高理想都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道德本体沦的人生哲学。这一哲理化的儒学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成了中国文化总体结构的核心。它逐渐向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渗透,首先渗透到史学之中。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宋儒治史都走上了一条以总结古今帝王治乱兴衰的历史为内容的道路,借以为统治者提供方略。理学之贯通天地古今的宇宙观、历史观是史家观察、撰述历史的理论基础。理学家认为天理决定历史兴衰的变化、天理就是封建纲常名分的观点,则是史家总结历史兴衰得失的理论指导。司马光认为维护纲常名分的等级制度,是使“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的根本办法。史家根据所谓“天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件,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兴衰。当然,理学的求理,不能离开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理学家以天理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永恒,论证纲常名教道德为天理的体现,这就少不了历史的说明。缺乏历史的验证,理学的说教就没有落脚点,也很难为封建君主所接受,理学的价值难以为封建君主所认可。因此,史学的理学化是理学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