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ion on how research on history can return to a longue duré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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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缘何重回“长时段”研究

记者 张君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21日第8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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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学者

  周 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 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王献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最近,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等模仿《共产党宣言》,出版新著《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呼吁推动历史学抛弃过于碎片化的研究方式,重回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提倡的“长时段”分析,进而更有力地解释当下现实问题。这部著作一面世,便迅速在史学界引发广泛关注及思考。比如,微观叙事必然会走向碎片化吗?宏大叙事、“长时段”研究是否导致了“历史决定论”?掀起历史风暴的究竟是哪一只蝴蝶的翅膀?

  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就此讨论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走向。

 “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首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年鉴学派如何划分历史的“长短”?

  张正明:就像电波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一样,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其中,短时段主要指历史上的突发事件,例如政治革命、战争、自然灾难等。这些事件往往以传统的政治编年史形式被记录下来,但正如深海掀起的“浪花”,这些事件本身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尘埃”,对历史影响甚微。中时段指在一定时间之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比如人口增减、生产的消长等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现象。中时段的历史时长有一定弹性,短则20年、50年,长则百年。长时段属历史时间的最深层,是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自然环境、地域条件、文化传统等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在历史领域,“时间”对历史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中的时间观念有何特殊之处?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Zhu Wenzhe (朱文哲) on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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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与“满汉”:晚清民族主义起源探微

朱文哲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6-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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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内容提要:清初,满洲皇帝通过建构“满洲共同体”,消解了传统的“夷夏之辨”。鸦片战争期间,“外夷”入侵又冲击了清前期判别“夷”“夏”的准则和“夷夏之辨”的内涵,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夷夏之辨”模式认知“世界”的危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夷”被以条约的形式禁止,阻塞了传统“夷夏之辨”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不过“夷”在晚清的运行轨迹却因为这种阻塞发生了转变:指称更加明晰,内涵趋于僵化。清末满汉之争日趋激烈,“夷”又转为“满清”的象征符号,“夷夏之辨”再起并与西方传入近代民族主义相“会通”,形成“外拒白种,内覆满洲”的民族主义。“夷”之地位与内涵的转换是晚清民族主义内涵多歧的重要原因。关键词:晚清;民族主义;满汉;夷作者简介:朱文哲,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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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Xiaohu (张小虎) on archaeology and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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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中的伦理道德

—-我们该如何面对沉默的祖先

张小虎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2016-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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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内容提要:20世纪初,以研究古代社会为目标的科学的考古学传入中国。在认识早期中国历史的过程中,考古学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其发掘、研究过程中,考古学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古人类遗骸以及如何对待的问题。在考古学的科学研究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古人类遗骸之间,两者存在着科学与伦理道德(人文)难以和谐的矛盾。除了科学研究外,面对创造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祖先(古人),考古学家是否需要考虑给予他们最低程度的尊重与人文关怀?在尊重古人与科学研究之间如何平衡,尚需要考古学家的进一步探索。关键词:考古学  伦理道德  祖先  科学  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张小虎,陕西人,北京大学环境考古学博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文章来源:《西部考古》2012年刊。

致谢:感谢作者授权平台发布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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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ming article on the contribution of historiography to the innovation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from Nov.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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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史学研究助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2015-11-11 00:00

作者:教育部社科司司长 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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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致信祝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从社会发展、民族振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战略高度,精辟阐释了历史科学和史学研究的价值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辩证地指出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科学认识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重要性,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对历史学及史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和面对历史所秉持的郑重态度,并对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及与会的各国专家提出了真诚而殷切的期望。这为我们深化对历史科学的认识,深入推进历史学科建设,推动史学研究传承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和行动指南。

历史是人类探知世界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百科全书。史学研究通过探究人类社会过往,总结把握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凝练具体的普遍性规范,为人们提供镜鉴。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伴随着伟大的经济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史学研究异彩纷呈,流派迭出。观古今,察中外,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注入了活力,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智慧之源。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时代的战略高度强调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加强史学研究,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史学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发展、提炼中国经验、观察世界变化,对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意义重大。

坚持正确方向,筑牢中国史学研究之“本”。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之魂。一要坚持正确史观。史学工作者要保持浓厚的历史纵深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深刻认识历史曲折发展的客观规律,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本真,丰富历史智慧,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服务。二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要保持清醒头脑,勇担正本清源的重任,把握正确导向,加强正面研究宣传,辩证、求实、科学地做出评判。

联系实际,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坚持问题导向,提升问题意识,推动方法论创新,是推动史学思想理论创新体系建设的本质意涵。一要立足中国实践。当前,史学研究要深化对中国制度选择、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的探索与认知,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科学、全面、准确地阐释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为发展充分反映当代中国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二要回应重大关切。史学研究要抓住关系全局的重大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好中长期规划,明确主攻方向,强化战略思维,开展前瞻性研究,培育原创性理论成果,参与高水平史学智库建设,不断挖掘、总结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三要注重方法创新。要整合资源,深化协同,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注重传播,增强中国史学研究话语权。坚持大众化方向,增进互鉴互信,丰富传播路径,是构建史学学术话语创新体系的内在要求。一是向大众“细说”历史。要以真实可信与通俗易懂为标准,大力开展普及性史学创作。要加强和媒体更有效的合作,提升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感召力。二是推动交流互鉴。坚持中国特色与世界前沿的有机统一,加强对国际史学领域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的及时追踪与深入研究,以我为主,消化吸收有益成果,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三是拓展优化对外学术传播网络与载体。积极组建和参与相关国际史学研究机构,打造享誉中外的史学出版机构和出版品牌,构筑以我为主、开放包容的国际史学对话平台,着力涵养和增强引领国际史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责任编辑:李贝]

Historian Lü Wenhao (吕文浩) discussing sociologists 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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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学家

吕文浩

来源:《团结报》“史学版”201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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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四后三十年间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大都有一种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他们在阅读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许多栖身于学院的专业学者所写的各种思想性的杂论。这些论著既有深厚的专业研究根底,却又不是发表于专业期刊的精深研究成果。它们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发言,面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一般读者,往往发表在像《新青年》、《每周评论》、《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华年》、《新经济》、《世纪评论》、《观察》、《新路》、《周论》这样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上。

 

要深入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就不能不对这些这种思想性的杂论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要将这些文献的内涵和意义分析清楚,就不能不对相关学科的学术渊源有所梳理。只有把思想史的宽阔视野和具体学科的学术史分析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获得比较全面的理解。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是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对较为开放的舆论环境密不可分的。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学术的体制化进程获得长足发展,大学、研究所、专业性的学会组织、学术期刊等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化组织纷纷成立,它们将过去以“学而优而仕”作为进身之阶的知识分子吸纳过来,使其成为第一代现代意义的专业知识分子。五四前后至1949年大约三十年间,中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对全国各地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和思想钳制,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时时刺激着新生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神经。这些情况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应运而生,富于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借助于这些思想平台发表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见解。这些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门类,几乎涵盖中国现代学术建制中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科。文史学者胡适、傅斯年、蒋廷黻、雷海宗、林同济、陶希圣等的言论与活动久已为人所熟知,社会科学学者如陶孟和、马寅初、钱端升、潘光旦、黄文山、陈序经、费孝通等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上的思想见解在当时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甚至于像丁文江、翁文灏等地质学界的领袖学者也都发表了不少思想言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缺少了这些人物的身影,那勾画出来的思想史图景必然是单调的、干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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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 and abstracts of the latest issu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历史研究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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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目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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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历史再解读

程平山

摘要:周幽王乱政,以杀太子宜臼来实现废嫡立庶,计划不成,却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宜臼奔西申,申侯立其为王。幽王、伯盘死于戎人之乱,虢公翰立余臣于携,是为携王,周二王并立。二王并立时期,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戎人祸乱继续并势大难平,携王统治无力,四方诸侯兴起。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携王。三十年,晋文侯立平王为周王。虢公翰立携王是周幽王之乱的继续,晋文侯立平王是拨乱反正恢复旧秩序。关于二王并立,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实时记录,基本上反映了事件真相;《左传》中周人的评价与清华简《系年》的记载隐晦曲折,是周平王即位后真实的周史。三者互补,既有事件真相的实时记录,又有真实的历史撰述与修撰者的思想,使人们对有关历史有了全方面、多角度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平王 携王 二王并立 历史事实

 

作者程平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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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Xiaobing (唐小兵)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awareness of Qing intellectual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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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谈清代知识人的道德意识

作者:唐小兵

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10日2016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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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研究兴趣在于明代中期到1950年代的思想、学术以及文化的历史,他的著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不久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借着他来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作“近世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讲座的机会,笔者采访了王汎森先生。在访谈中,王先生就该书所涉及的“道德严格主义”、“清代知识人的自我压抑”做了更为充分的阐释,对我们理解明末至清代知识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性格大有助益。

 

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

您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讨论了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现象,指出清初知识人在道德上存在一种执拗的紧张。此前您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有一章《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专门讨论知识人通过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来表达自身的一种政治态度和心志,同时也是为了自我保护。这种道德严格主义与清初的明遗民群体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否到了康雍乾时期及以后,就渐渐松弛了?

 

王汎森:这问题很好,但不容易回答,我来简单地提一下。我认为历史在发展的时候过程中,人们对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通常是到事情有结局才会看得清。如歌德所说,“轰然一响,堕入万丈深坑”,亡国使明遗民有了反思的支点,就好像瓶子的盖子塞起来了一样。

 

我讲道德严格主义,不一定是在亡国之后才有,事实上有一些反思从晚明就已经开始,包括对心学过度带来的流弊和商业文化的反思等。但这种反思的态度,随着明朝的灭亡,我觉得是加强了。明末那种多元的、奔放的文化,在他们看起来是腐败的,过度享乐主义、过度颓废、过度追求新奇,忽略儒家的纲常等方面,由于亡国来了一次总反省。像戏曲《桃花扇》一开始,亡国的哀音感觉就呼之欲出了,又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要将以前种种罪案持向佛前忏悔,因为张岱认为他早期的生活就是晚明文人的那种生活,变得是“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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